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15
道、应然；一边是纯真，另一边是教育；一边是自发，一边是义务；一
边是强迫他人的不义，一边是任由他人自行其道的不义——托尔斯泰毕
生摇摆挣扎。不仅他如此，“走入民间”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与理想主义学生，莫不皆然。他们走入民间，却又拿不定自己是去教、
还是去学；他们不惜牺牲自己性命去争取的“人民福利”是“人民”事实上
欲求之利，还是只有他们改革者才知道的人民之利；“人民”应该欲求
——如果他们同他们的斗士一般有教育而且明智就会欲求而实际上却因
愚昧而常加摒斥且激烈抗拒的，是什么？
由于这些矛盾，由于他一直承认自己未能调和或修饰这些矛盾，因
此，他的生平，以及他那些道德痛苦、一心说教的艺术作品，都带上了
一层特殊意义。他厉斥同代自由人士的妥协与借口，指其为软弱与逃
避。他相信，基督的原则如何付诸实际的种种问题，必定有一最终的解
决。有人说，他常谈的某些趋势与目标可能既真实却无法得兼。这说
法，他也摒斥。历史主义对道德责任；寂静主义对反抗邪恶的义务；目
的论或因果秩序，对机会与无理性力量的变化作用；一边称颂精神和
谐、朴简、人民大众，一边心仪少数精英之文化及其艺术；既不屑于社
会上文明人等的腐化，又力言此等人士有将人民大众提升于与己相齐的
水平的直接义务；一面执著于热烈、质朴、片面信仰之生产动力与破伪
除妄作用，一面因眼光锐利而有感于事实之复杂、复因启蒙以后的怀疑
主义而不免行动无力——以上一切理路，在托尔斯泰的思想里都有充分
发挥。他如此多方执著，表现出来，就是他体系里一连串的不连贯——
可能因为矛盾事实上存在，而导致现实生活里的冲突 229 。只要看见任
何真理，托尔斯泰就没有能力压抑、屈真为伪，也没有能力乞助于辩证
或其余比较“深”的思想层次来将之搪塞了事——无论这“不能”会引起什
么、导向何处、毁掉多少他最热切渴望相信的东西。众所周知，托尔斯
泰视真理为最高美德。另外也有人说真理是最高美德。他们对真理的称
颂，同样令人感念。但是，为真理而令人感念，固然难能可贵，其中真
正足堪缅怀者，又寥寥可数，而托尔斯泰足当其一。他牺牲所有，供奉
于真理；他舍尽幸福、友谊、爱情、平静、道德与思想上的把握，最
后，还献上他的生命。而她回报他的，只是怀疑、不安全、自菲自薄，
以及无从解决的矛盾。
在这层意义上，他会严厉否认他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烈士与英雄，但
他仍然是——也许可以列为这个传统里天资最丰富的一位烈士英雄。这
好像是吊诡之论；不过，我们要知道，他整个一生，见证了一项命题
——他此生最后几年全心否定的一项命题：真理很少是完全单纯或清晰
的，而且不像凡常观察者眼中所见那么浅显。
父与子
屠格涅夫与自由的困境
据我所见，你不很了解俄国大众。这个大众的性格是俄国社会决定
的。这个社会包藏、囚禁着沸腾而急待爆发的力量；但这些力量被沉重
的压制所窒，不能逃脱，遂产生悒郁、恨苦沮丧和冷漠。只在文学里，
在我们鞑靼式的检查制度下，还有些生命与向前的运动。此所以作家志
业尊严崇高，此所以文才微薄，亦能成功……此所以我们的作家无论天
资何其贫寒，只要表现所谓自由潮流，即广受瞩目……大众……视俄国
作家为其仅有的领袖、辩护者，以及将他们从黑暗的君主专制、正教，
以及民族生活方式里拯救出来的救星…… 230
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一封信》，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五日）一八
八三年十月九日，屠格涅夫如生前所愿，在圣彼得堡与他仰慕的批评家
朋友别林斯基比邻而葬。他先停灵巴黎火车东站，举行简短仪式，埃内
斯特·勒南与埃德蒙·阿布莅临致辞，随即移柩返国。至于葬礼，则出席
者有帝国政府、知识阶层、工人组织代表——也许是这些团体在俄国和
平会面的第一兼最后一次。时局扰攘。前两年，恐怖主义行动达于极
盛，亚历山大二世遇刺；阴谋魁首或问吊、或发配西伯利亚，但骚动仍
巨，尤以学生为然。政府甚恐出殡行列变成政治示威。报界接获内政部
密函，只刊布官方的葬礼消息，而不许透露曾经得到这些提示。圣彼得
堡市政当局与工人组织致送花环，都不许标明身分。一场托尔斯泰要忆
谈他老友兼对手的文学集会，因政府命令而取消。送葬途中，有革命传
单散发，官方未加理睬，葬礼于是似乎一路无惊，顺利了事。但是，这
些预防措施、丧事里的不安气氛，可能会令亨利·詹姆斯、乔治·摩尔、
莫理斯·巴林以及绝大多数也许至今仍然对屠格涅夫抱持同样看法的人
吃惊：世人向多视他为美丽散文的作家，是乡间生活怀旧牧歌的作者；
是挽歌诗人——专事眷恋日渐荒败的别墅，以及别墅中无能又令人不禁
心仪的居主，而哀悼其残晖余魅；是罕有伦比的小说家，以神奇高才，
写气氛与感觉之幽韵曲致，咏自然与爱情之诗，而列当时首席作家之
列。在当日法国人的回忆录里，他是他朋友龚古尔所称的le doux
géant：和善的巨人——温良、迷人、无限平易可亲；是令人出神的谈
家，在俄国朋辈间，有“塞壬”之号 231 ；是福楼拜与都德、乔治·桑与左
拉及莫泊桑敬仰的朋友；是他生平那位歌唱家知己维亚尔多公馆常客里
最受欢迎、最讨喜的一位。不过，俄国政府的恐惧，其来有自。两年
前，他们不欢迎屠格涅夫访问俄国，更不乐意他与大学生会晤，而且以
毫不暧昧的措辞，向他传达此意。大胆不在他特质之内；他缩短他的访
问，返回巴黎。
俄国政府紧张，并不足怪，盖屠格涅夫不只是心理观察家，也不只
是纤美的风格家而已。他其实与当时每一位重要的俄国作家一样，深刻
痛切关怀他国家的状况与命运。关于数目微小而影响巨大的俄国自由与
激进青年精英的社会与政治发展——关于这群精英与批评这群精英的
人，他的小说构成了最佳编年史。依圣彼得堡当局看法，他的著作绝不
安全。不过，他不像同代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是传道
家，也不想对他那一代人怒吼。他心力所重，主在体会、了解。无论是
他能同情共鸣，或者他困惑或厌恶的人和事物，他都用心入乎其观点、
理想、气质之中，以求了解。赫尔德所谓Einfühlen（移情），屠格涅夫
高度发达，能渗入与他相外，甚至与他尖锐相斥的信念、感觉及态度。
这天赋，勒南在悼词里特加赞美 232 ，而某些俄国青年革命分子也坦承
他对他们的刻画精确且公正。生平大部分岁月里，他都痛切关心俄国教
育阶层在道德与政治、社会与个人方面的争论，尤其斯拉夫民族主义者
与仰慕西方者、保守派与自由派、自由派与激进派、温和人士与狂热分
子、现实主义者与灵视派（visionaries），以及最重要者，老年与年轻
一辈之间深刻且惨烈的冲突。他试图站立一旁，以客观之眼观看战局。
他并非次次成功，不过，因为他是个锐利且敏动的观察家，作为一个
人，作为一个作家，都善于自我批评、善于隐身幕后，更因为他不急于
以己见束缚读者、不急于说教、不切切使人改变信念，结果，比起他通
常被相提并论的另两位自我中心、厉色严辞的文学巨人，他竟是更高明
的先知，对于他那时代以来传遍世界的社会问题，更悟识其于初生始萌
之际。屠格涅夫去世多年后，自承为其“狂热”仰慕者的激进小说家柯罗
连科曾作评语，说，屠格涅夫“以苦心的手法触摸当代重大问题里最显
露的神经……而给人刺激”，他引起热爱、敬意及剧烈批评，是“暴风中
心……不过，他也尝到了胜利的喜悦：他了解别人、别人也了解他”
233
。我想讨论的，就是屠格涅夫作品相当受忽视、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却最
直接互通的这一面。
一
气质上，屠格涅夫不以政治为荣心之事。自然、人际关系、感觉之
品质——他最了解的是这些。这些，以及其在艺术里的表达。他爱艺术
与美的一切表现，此爱之深，不下于古往今来任何人。对于有意求取艺
术以外的意识形态、说教或功利目的，尤其，对于以艺术为阶级斗争之
利器，如一八六〇年代激进分子的主张，他有所嫌恶。他经常被描述为
纯粹的美学家、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而且被控以逃避主义与缺乏公民
意识之罪——在部分俄国人的见解里，这是一种可鄙的不负责任的自我
耽溺。然而这些描述并不适合他。论深刻且热烈入世，他的作品固不如
放逐西伯利亚以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亦不如后期的托尔斯泰，但仍然
关怀社会分析，以至革命分子与批评革命分子者，尤其这些批评者中的
自由派，都能从他的小说借得军火弹药。亚历山大二世初曾钦慕屠格涅
夫早期作品，终则仍对他深恶痛绝。
在本文所论这方面，屠格涅夫是他那个时代与他那个阶级的典型。
他比当时辗转焦心的伟大道德家敏感而戒慎，而且不若彼等之耿耿苦虑
与不能宽容，但是，对俄国独裁政治种种恐怖现象，他的反应同样痛
烈。如此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受教育者人数既微，又与难以称为公民，
俯仰于不堪言说的贫穷、压迫、无知状况中的同胞大众相隔绝，公共良
心迟早必生一场重大危机。此中事实，世人耳熟能详：几次拿破仑战争
突然将俄国拖入欧洲，使俄国比先前更直接接触了西方的启蒙运动。出
身地主的军官与属下发生相当程度的袍泽情谊，盖双方都亢奋着一股共
通的澎湃爱国情感。此事暂时打破了俄国社会的僵硬阶层划分。索此社
会中之突出形貌，约有数端：一个半文盲、由国家支配、大体腐化的教
会；一批人数微小、西化不完全、素养贫乏的官僚——这批官僚拼力压
抑并控制大群原始、半中世纪、社会与经济俱欠开发，但精力旺盛而潜
能未得培育，在桎梏里困挣的人民；一股遐迩传遍的自卑感——面对西
方文明，三教九流都自觉社会与思想不如人；此外，上位者任意威福、
在下者作令人欲呕的屈从与谄媚，造成一个扭曲变相的社会，凡稍具独
立、创意或性格的人，都难找到任何正常发展的出路。
以此，似即足以说明本世纪上半叶所谓“多余人”的由来了。“多余
人”是新兴抗议文学的主角，为极少数受有教育而道德敏感之人中的一
员，在自身家国中不获安心立命之所，反躬自苦之余，逃入妄想或幻
觉、犬儒作风、绝望，终则往往沦于自我毁灭或自暴自弃。一个人类
——农奴——被视为“神赐财产”（baptized property）的制度，其可悲与
堕落，令他感到痛切的耻辱与炽烈的义愤，而面对不公、愚蠢与腐败当
道，他又自感无能为力，因此，郁积的想像力与道德感被迫走入检查制
度尚未完全封闭的仅有管道——文学与艺术。于是，产生了一项尽人皆
知的事实：在俄国，社会与政治思想家变成诗人与小说家，具有创造力
的作家则成为政论家。绝对的专制体制下，对建制的任何抗议，无论缘
由或目的为何，基本上都是一种政治行动。结果，文学成为他们把人生
的核心社会与政治问题争个透彻的战场。在原生地——德国或法国——
只限于学院或美学圈子的文学或美学问题，在俄国成为整个一代原来对
文学或艺术本身并无优先兴趣的有教养的青年执着苦思的个人与社会问
题。例如，支持纯艺术理论者与相信艺术有社会功能者之间的争论，乃
七月王朝期间法国相当小部分批评家关心之事，在俄国竟变成一重大道
德与政治问题，演为进步对反动，启蒙对蒙昧主义，道德操持、社会责
任与人性感觉对独裁专制、虔敬、传统、妥协与服从固有权威之争。
他那一时代最热烈、影响力最大的声音，是激进批评家别林斯基的
声音。这个穷困、肺疾缠身、家世寒微、教育贫乏而诚正不阿、性格强
毅的人，成为他那一时代的萨伏那洛拉 234 ——一个提倡理论与实践合
一、文学与人生合一的火热道德家。他的批评天才、他对困扰激进新青
年的社会与道德问题核心的本能洞识，使他成为那些青年的天然领袖。
在他和他的读者，他的文学论著是一种连续无辍、殚精竭思、不屈不挠
的尝试——寻求人生目的之真理，探索何事可信、应有何作为。别林斯
基之人格，激情慷慨、用志不分。其立场固曾经过数次剧变，但每有改
变，皆因他已尽心痛切体会其信念，且本其炽烈、毫无机巧之天性，付
诸行动，而信念不符所期，迫使他一再另取信念，重新开始。这再仆再
起之业，随他英年早逝，方告结束。正义与真理的寻求者——这一点，
先于别林斯基其余一切特质；所以，他能令青年激进分子慑迷，他以他
的箴规名训所创的言教，固有以致之，然其深为动人之生活所立之身
教，作用同样巨大。屠格涅夫早年有志于诗，曾得他鼓励，日后对他即
终身专诚服膺。别林斯基的形象，尤其去世以后，成为献身入世文人的
具体象征；自他以后，俄国作家无人完全不信写作的首要义务是为真理
作见证：一切人中，作家最无权利避而不见时代与社会的核心问题。艺
术家——尤其作家——脱离其民族最深刻关切之事，而专务创造美丽作
品，或一意追求个人目的，会见斥为自我毁灭的自我主义与轻浮行径；
他如此背叛他选定的志业，只是自我戕害、自竭资源而已。
别林斯基的判断，有一种痛心疾首的诚实严正——其内容如此，格
调尤然。这种诚实严正，渗透了他当代俄国人的道德意识，虽时或见
拒，而不曾见忘。屠格涅夫赋性审慎、公正、畏惧一切极端，处于危急
时刻，容易畏缩规避；多年以后，他的诗人朋友波隆斯基即曾向一位反
动教士部长形容他“和气而柔软如鼠……性情似妇人……没有性格”
235
。此言也许过甚，但他毕生确实很容易接受外来感染，而且容易顺服于
比较强毅之人。别林斯基一八四八年去世，然其无形之身影言行，屠格
涅夫终身为所魅附。或由软弱，或由爱好安逸，或因渴求平静生活，或
纯因性格温厚，屠格涅夫常觉忍不住要放弃为个人自由或人类尊严奋
斗，欲与敌人讲和。凡遇此刻，很可能就是别林斯基严峻而动人的形
象，如圣像一般，阻住他脱逃之路，将他召回这项神圣事业。对此谊兼
导师、不久人世的朋友，他第一件、也最能传于久远的献礼，是为《猎
人笔记》。当时以至今日的读者，皆以此杰作为古老而变迁中的俄国乡
村、为自然生命与农民生活的神奇描写。实则，屠格涅夫自视此书为他
对可恨农奴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抨击，是一声义愤的呐喊，专为灼痛统治
阶级之意识而发。一八七九年，牛津大学举他为荣誉法学博士，在此处
成礼 236 ，当时致词为他作介绍的布莱士称他为自由斗士，就曾使他颇
为欣慰。
对屠格涅夫此生发生主导影响者，别林斯基既非第一人、也不是最
后一人；第一位或许也是最具破坏力的，是他刚愎、歇斯底里、残酷、
爱挫深巨的寡母。她爱她儿子，而摧折了他的精神。即使衡以当时俄国
地主不算苛刻的人性标准，她也是野蛮怪物。孩提时代，屠格涅夫目睹
她施予农奴与仆婢的可憎暴行与羞辱。《旅长》中有一插曲，显然也根
据他外祖母杀害小农奴之事写成：她在盛怒之下，责打那个男孩；他倒
地；目睹此景，她更加恼恨，拿一只枕头将他闷死。 237 他的小说充满
这类回忆，而他也一辈子努力把它们排出他的体系。
在学校与大学里受教而知尊重西方文明的人，大致即因早年这类场
面的经历，而形成整个俄国知识阶层自始就有的特殊政治立场——终久
关注个人自由与尊严，痛恨俄国封建制度之残迹。时人在道德上，是一
大浑沌局面。一八四二年，屠格涅夫二十四岁，与别林斯基已成莫逆之
交；别林斯基曾言：“我们这时代切望信念，对真理如饥若渴，辗转苦
求”；“我们整个时代在问取、探求、寻索、苦恋真理……”
238 十三年以
后，屠格涅夫呼应此说：“有些时代，文学不能只谈艺术性，有比诗更
高的利益。”
239 又三年，当时还热衷于纯艺术理想的托尔斯泰向他提
议，出版一份以纯文学及艺术为主，与当代污秽的政治论战无关的期
刊。屠格涅夫答复他，当今时代所需，既不是“抒情的絮聒啁啾”，也不
是“树上清歌的鸟”
240 ；“你讨厌这片政治泥沼；不错，这玩意儿龌龊、
一派污尘、俗劣。但是，街上有脏东西、有灰尘，而我们到底还是不能
没有市镇。”
241
右派与左派批评家（尤其是着恼于他的政治小说者）素来将屠格涅
夫刻画为一位被拖入政治纷争，但情非所愿，根本仍始终与政治纷争格
格不入的纯粹艺术家。这幅传统画像，容易造成误解。一八五〇年代
起，他几部主要小说都深深关切他那一辈自由派人士困心苦思的核心社
会与政治问题。别林斯基剑拔弩张的人文精神，特别是他对一切黑暗、
腐化、压迫与虚伪事物的痛诋恶骂 242 ，对他眼光的影响，既深且久。
两三年前，在柏林大学，他聆听日后的无政府主义煽动家、当时与他从
习于同一位德国哲学老师的巴枯宁向他宣讲黑格尔之道，而且一如别林
斯基昔日，拜服巴枯宁洋溢焕发的辩证才华。五年后，他在莫斯科与激
进青年政论家赫尔岑及其友人一晤而成知交。他与他们一样，痛恨一切
形态的奴役、不公与残酷，但他与其中某些人不同，无法自安于任何教
条式意识形态体系。他憎厌所有概括、抽象、绝对之事；他的眼光始终
细致、直锐、具体、无可救药地现实。学生时代在柏林呼吁的左翼右翼
黑格尔主义，友人争论不休的唯物论、社会主义、实证主义，因一八四
八年欧洲左派之可耻溃败而痛心失望并觉醒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所理想化
的俄国农村公社——这些，他后来认为纯属抽象东西，是代替现实之
物，许多人相信、少数人甚至奉为生活准绳，但是，这些教条，你要是
当了真，想付诸实践，则生活——表面崎岖不匀且形态漫无规则的真实
人类性格与活动，必会加以抵制，把它们粉碎。巴枯宁是好朋友、乐趣
盎然的伙伴，但他的妄想，无论斯拉夫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在屠格涅夫
思想里未曾留下一抹痕迹。赫尔岑可以另当别论，他是锐利、善讽、富
于想像的思想家，早年，他们甚多共同之处。然而，赫尔岑的民粹主义
社会主义，屠格涅夫认为是个悲情作祟的狂想，是一位无法长久没有生
命信仰、但早年的妄想已经毁于西方革命之败的人所怀的梦。旧日的社
会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等理想，在西方的反动势力面前既已无能为
力，他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新偶像来崇拜。于是，他祭起俄国农民这
件“羊皮大衣”，与利欲熏心的资本主义这只“金犊”分庭抗礼（“金
犊”与“羊皮大衣”都是屠格涅夫用语）。
屠格涅夫了解并同情他这位朋友的文化绝望。赫尔岑亦如卡莱尔与
福楼拜、司汤达与尼采、易卜生与瓦格纳，觉得自己在一个价值尽遭贬
辱的世界里日渐窒息。赫尔岑觉得，一切自由、尊严、独立、创意之
事，尽已灭顶于资产阶级平庸繁琐的浪潮之下；在买卖人类事物的腐
化、庸俗商人，以及他们那些为法国、英国、德国这几家巨大合股公司
奔走效命的卑劣、倨傲跟班操纵下，人生已经商业化；甚至意大利（他
写道），“欧洲最富诗质的国家”，当那个“肥胖、挂一副眼镜的小资产
阶级天才”加富尔毛遂自荐要包养她，她竟然无法自制，抛掉了对她痴
恋狂爱的情人马志尼，遗弃了她那位大力士般的丈夫加里波第，向他投
怀送抱 243 。俄国难道要把这具腐烂生蛆的尸体当成理想模范？一场惊
天动地剧变的时机当然成熟了——一场西方来的蛮人入侵，将会如一场
祛邪去病的暴风雨，换新空气。赫尔岑断言，这场暴风雨，只有一支避
雷针能防抵——资本主义无法污染、毁灭性个人主义之贪婪与恐怖及非
人都无法玷污的俄国农民公社。在这块根基上，还是能够建设一个由自
由、自治的人类构成的新社会。
凡此种种，屠格涅夫都视为激烈的夸张、个人绝望的戏剧化。当
然，德国人浮夸可笑，路易·拿破仑与巴黎那班趁乱得利之徒也可憎可
厌，但西方文明并未倾颓糜溃。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提不出
堪与比美的贡献的俄国人没有资格横加讥笑并拒之于门外。他指责赫尔
岑为疲乏无力且幻想已破之人，一八四九年以后寻找一个新神，竟在单
纯的俄国农民身上找到。 244 “你树起祭坛来奉祀这位默默无闻的新神，
因为世人对他几乎毫无所知，而我们无妨……祈祷、信奉、等待。但这
个神明根本做不来你所期望于他的事；你说这是一时、偶然、外力造
成；但你这位神明珍爱且崇拜你痛恨之物，而痛恨你珍爱之物；（他）
接受的，正是你为了他的利益而拒斥的东西，这一点，你避目不见，掩
耳不闻……”
245 “你必须一本初衷，致力于革命，致力于欧洲的理想。
不然，要是你如今认为革命与欧洲的理想全无意义，就必须拿出勇气，
与魔鬼四目正视，向‘整个欧洲’告罪——当面整个一体斥绝，不要这样
明里暗里独独厚爱某个未来的俄国弥赛亚”——尤其不可以偏爱俄国农
民，俄国农民骨子里是最厉害的保守派，绝不关心自由理想。 246 屠格
涅夫从未丧失他清醒的现实主义。俄国生活里最轻微的颤动，他都有反
应；对于他所谓“俄国社会里文化教养阶层变化迅速的面貌”上的表情变
化 247 ，他尤其敏感。他声称自己不过是在记录莎士比亚所谓“时代的本
质与面貌”
248 。空谈家、理想主义者、斗士、懦夫、反动分子、激进分
子，他一概忠实描写，有时也使用尖酸的问难反讽，如《烟》所为，但
笔下通常无比谨慎，善能了解每一问题里相互重叠的层面，而且沉着耐
心、不急不乱，只偶尔稍带不加掩饰的反语或讥刺（自己的性格与观点
也不轻饶）。如此，他有时候竟也弄得无人不恼。
至今还以为他是个不作寄托、高高超越意识形态争战的艺术家的
人，也许要惊怪：俄国文学史，或许世界文学史上，不曾有人像屠格涅
夫这样同时受到左派与右派猛烈且持续的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
斯泰观点远更激烈，但他们是顽强可畏的人物、愤怒的先知，即使最痛
恨他们的敌手，对他们也敬畏交加。屠格涅夫一点也不顽强可畏；他亲
切、善于存疑、“和气而柔软如鼠”
249 、太谦恭讲礼、太缺自信，吓不
了谁。他不曾体具任何清晰的原则，没有鼓吹任何教条，对所谓个人与
社会的“可恶问题”，不提任何万灵药。亨利·詹姆斯曾说：“人生种种对
立面，他有所感觉，而且了解。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道德主义
的传统标准离他很远……与他交谈，所以会着迷，大半因为你呼吸到一
种使时髦口号……听起来很可笑的空气。”
250 在一个读者，尤其年轻读
者，至今都向作家求取道德指导的国家里，他竟拒绝载道。他也知道自
己如此矜默，会付出什么代价。他晓得俄国读者要人告诉他去相信什么
及如何生活，期望有人为他提供清楚对照的价值、截然分明的英雄与恶
棍。屠格涅夫写道，要是作者不提供，读者就不满意，怪罪作家，因为
他觉得要自己下决心、自己找路子，是恼人的事。 251 的确，托尔斯泰
从来不会让你疑惑他偏爱谁、谴责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来不掩饰他
认为得救之路何在。这几位伟大、痛苦的拉奥孔里 252 ，惟屠格涅夫始
终细谨而存疑；他让读者悬宕、陷入存疑状态；核心问题是提出来了，
但大多数至终未加解答——有些人认为屠格涅夫还有点沾沾以不解答为
得计。
当时、今日，没有一个社会对作家的要求比俄国更多。屠格涅夫被
指责为游移摇摆、姑息妥协、目的不坚、一人而兼太多说法。此事确实
令他耿耿难安。《罗亭》、《阿霞》、《前夜》，这几部一八五〇年代
的小说，“软弱”（weakness）是一大要义——诸书极写心地宽厚、理想
诚挚之人的失败：他们始终无能，未经奋斗，就向僵局势力投降。半以
巴枯宁为模子、半以自己为本而刻画的罗亭 253 ，是个理想高远之人，
健谈，举座陶醉，发抒的也是屠格涅夫能接受并辩解的观点。但他是纸
扎的人。面临需要勇气与决心的真正危机，他土崩瓦解。罗亭友人列日
涅夫为罗亭身后之辩护：他理想高贵，但他“没有血性、没有性格”。在
尾声一章（作者追补于此书后来一个版本），历经漫无目标的流浪以
后，罗亭一八四八年在巴黎死于巷战街垒之上——其死虽勇，但无大
用，不过，依屠格涅夫看法，仍是罗亭的原型——巴枯宁——做不到的
死法。不过，在他本国，罗亭连如此死法的机会也没有；纵使罗亭有血
性、有性格，在他当时的俄国社会里，他又能如何？这位“多余”之人，
俄国文学里所有令人同情、不堪大用、无能任事的空谈家始祖，处其当
时环境，应该，或者可能向可厌的贵妇及她的世界（他屈降苟存的世
界）宣战吗？读者未获指点。《前夜》女主角叶琳娜寻找一个英雄人
物，帮她逃出她父母及其环境的虚伪生活。她发觉，连她圈子里最精
华、最具天赋的俄国人也缺乏意志力、不能行动。她追随了直前无畏的
保加利亚反徒英沙罗夫。英沙罗夫单薄、干直，比起雕刻家舒宾或历史
学家别尔谢涅夫，少文而木讷。但是，他专注一念——将他的国家由土
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有此大志，他的乡土战到最后一个农民、最后一
个乞丐，他都与之同心赴事。伊琳娜追随他，因为她的世界里惟他完整
未败，因为他的理想有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为奥援。
屠格涅夫在当时迅速往左移动的激进刊物《现代人》上发表《前
夜》。支配《现代人》的一群人固然与托尔斯泰性情不合，与屠格涅夫
也同样不投契；他嫌他们是呆板、狭隘的教条家，对艺术全无了解、是
美的敌人、对人际关系没有兴趣（人际关系是他的一切），不过，他认
为他们勇敢而坚强，是拿一个目标——俄国人民的解放——来判断一切
的狂热分子。他们拒绝妥协，他们一心一意要求得一场激进的解决。农
奴之解放，令屠格涅夫和他自由派朋友深为感动，而在这些人心目中，
那解放并不是新时代的开始，却是一招可怜的骗术。在新的经济安排
下，农民还是落在地主的桎梏里。只有“农民的斧头”——人民大众的武
装起事，才能使农民自由。《现代人》文学编辑杜勃罗留波夫评论《前
夜》，称赞那位保加利亚人是正面英雄：他不惜生命，要把土耳其人逐
出他的国家。我们呢？我们俄国人（他宣布）也有我们的土耳其人——
只不过，是内部的土耳其人而已：宫廷、贵族、将军、官吏、新兴资产
阶级，等等，以暴力与大众之无知为武器的压迫者与剥削者。我们的英
沙罗夫何在？屠格涅夫说起前夜：真的一天何时破晓？如果这么一天尚
未破晓，正是因为善良启蒙了的青年——屠格涅夫小说里的舒宾与别尔
谢涅夫——无能。他们瘫痪了。他们满口精致文雅的辞藻，但他们终必
屈从于他们社会的平庸凡俗生活的习套，因为他们被家庭、建制与经济
的关系网络牢牢连在既有秩序上，而他们又拿不出决心把这张网完全打
破。杜勃罗留波夫在他那篇文章的最后定稿里说：“你坐在一个空箱子
里，想从里面倒翻箱子，多么费功夫！要是由外面来，一推就翻了。”
254 英沙罗夫站在箱子外面——土耳其侵略者是箱子。真正有心之士，
必须走出俄国箱子，与整个荒唐的结构断绝一切关系，然后从外面推倒
它。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兀坐伦敦，虚耗时日，揭发俄罗斯帝国里随处可
见的不公、腐败或失政例子；这，非但不能削弱那个帝国，反而可能促
使它消除这些缺点而享国更久。真正的要务是摧毁这整个非人制度。杜
勃罗留波夫的劝告很明白：有心人必须努力抛弃这箱子——与当前这个
样子的俄国脱离一切接触，因为别无法子取得一个阿基米德点来把它推
翻。英沙罗夫做法确当，要待更大的工作完成，再报私仇——处决那些
刑讯并杀害他双亲的人。不可浪费精力去汲汲从事点点滴滴的揭斥，或
者只把个人救离残酷与不公。这，只是自由主义的无聊事，只是逃避根
本工作。“我们”和“他们”毫无共通之处。“他们”——包括屠格涅夫——
寻求自由、通融。“我们”要摧毁、要革命、要新的人生基础；此外没有
什么能毁掉当道的黑暗。这，依激进分子所见，就是屠格涅夫这部小说
的清楚意涵；他和他那班朋友则显然太怯懦畏事，不敢直拈出来。
此书如此诠释，屠格涅夫烦恼，简直惊恐。他试图教人取消这篇评
论。他说：要是该文刊出，他会不知道怎么办、往哪里跑。不过，这些
人，他还是着迷。他厌恶这些“涅瓦河边的但以理”们阴郁的清教主
义。“涅瓦河边的但以理”是赫尔岑给他们的称呼 255 ；他认为他们愤世
嫉俗、凶狠，他无法忍受他们粗糙而反美学的功利主义，也无法忍受他
们排斥他珍爱之物——自由的文化、艺术、文明的人类关系。但是，屠
格涅夫又认为他们年轻、勇敢、不惜舍命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反动
分子、警察、国家。他想同杜勃罗留波夫攀交情，不断找他聊天。一
日，他们在《现代人》办公室相遇，杜勃罗留波夫突然对他说：“伊凡·
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别再交谈，我厌烦了。”
256 说罢，走到办公室老远
一个角落里。屠格涅夫没有马上放弃。他的迷人是出了名的；他使尽浑
身解数，要讨这位冷酷的青年欢心。没有用；他一见屠格涅夫走近，就
直瞪墙壁，不然，干脆拂袖而去。编辑同仁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还偏爱
并仰慕屠格涅夫；杜勃罗留波夫对他说：“你要是喜欢，尽管同他说话
好了。”又特别添一句：“坏盟友不是盟友。”
257 此语颇具列宁神韵；早
期那班激进分子，也许就数杜勃罗留波夫最富布尔什维克气质。屠格涅
夫是一八五〇年代到一八六〇年代俄国最著名的作家，也是欧洲声誉巨
大而且日渐隆盛的惟一俄国作家。他坚持了一段日子，最后，面对杜勃
罗留波夫深重难息的敌意，终于死心。他们公开决裂。他靠向左翼视为
最大死敌的卡特科夫主持编务的保守杂志 258 。
同时，政治气氛愈来愈风狂雨暴。解放农奴的一八六一年，恐怖主
义的“土地与自由联盟”成立。措辞激烈，号召农民造反的宣言开始传
布。激进派领袖被控以叛乱罪，有的下狱、有的流放。首都火灾四起，
当局指责大学生为祸首。屠格涅夫没有挺身为他们辩护。激进分子的呼
唤，他们的横暴讽刺，他认为纯是汪达尔主义；他们的革命目标，他觉
得是危险的乌托邦主义。然而，他也感觉到有个新东西在兴起——某种
巨大的社会突变。他明言自己处处感觉到这巨变。这巨变，他既厌恶、
又着迷。现存体制——以及他和他那一辈自由主义信仰的许多事物——
有一种新而且可畏的敌人正在出生。屠格涅夫的好奇心总是强过他的恐
惧：他一心想了解这些新雅各宾分子。这些人粗糙、狂热、敌意、轻慢
无礼，但道德未丧、满怀自信，而且，在一个狭隘但纯正的层次上，他
们可谓理性、不计私利。他无法硬忍着不睬他们。他觉得他们是新而目
光锐利的一代，未受古老的浪漫神话蒙惑；最重要的是，他们年轻，他
的国家的未来握在他们手里；而凡他觉得生动鲜活、热烈、令人恼烦的
任何事情，他素来不愿意不闻不问。毕竟，他们想打击的恶事，确是恶
事；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敌人也是他的敌人；这些年轻人见解错误而
顽固、野蛮、鄙薄他自己这类自由人士，但他们是反击专制制度的斗士
与殉道者。对他们，他由困惑而好奇、兼又害怕而目眩神迷。此后，他
终身念念不忘，要为自己解释他们——或许，也是向他们解释他自己。
二
年轻人对中年人：“你有内涵而没有力量。”中年人对年轻
人：“你有力量而没有内涵。”
取自当代一场交谈 259
这是屠格涅夫最出名、政治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小说《父与子》的
话题。当时那班神秘、盛气腾腾的新青年，他宣称他处处感觉到他们的
形影。他们在他心里激起的感受，他发现很难分析。《父与子》之作，
即是试图为他所得于这些人的意象披上血肉与实质。多年以后，他写信
给一个朋友，说：“有一种——请别见笑——有一种命运，这东西强过
作者自己，是一个独立于他之外的东西。我知道一点：当初，我并没有
什么先入之见、没有什么既定的‘笔势’；我天真地写，好像自己也被一
路浮现出来的东西吓坏了。”
260 他说，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巴札洛夫，
是以他在俄国火车上遇见的一位俄国医生为模型而塑成。不过，巴札洛
夫也有别林斯基某些特征。他和别林斯基一样，是穷军医的儿子，而且
具有几分别林斯基的唐突、他的直接与不宽容，一看到伪善与故作正经
的蛛丝马迹，一听到夸大不实的保守主义滥调或推诿避事的自由主义时
髦话，就当下发作。此外，尽管屠格涅夫连连否认，巴札洛夫还有几分
杜勃罗留波夫那种凶狠、好斗的反美学主义。
小说中心题目是老年人与年轻人、自由分子与激进分子、传统文明
与新而粗豪的实证主义间的对抗（这实证主义，除开理性人所需之物，
其余一概不取）。青年医学研究者巴札洛夫应他同学兼弟子阿尔卡季·
基尔沙诺夫之邀，到乡下来，住在阿尔卡季父亲的公馆里。这位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