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ge）举行]，后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三节目部播出；《俄
国民粹主义》（‘Russian Populism’）是范求理（Franco Venturi）所著
《革命之根》（Roots of Revolution）一书的导言（London，1960：
Weidenfeld and Nicolson；New York，1960：Knopf），又刊于《文汇》
十五卷一期（July 1960）；《托尔斯泰与启蒙》（'Tolstoy and
Enlightenment'）是一九六〇年国际笔会赫蒙·欧德纪念演讲
（P.E.N.Hermon Ould Memorial Lecture）讲词，初刊于《文汇》十六卷
二期（February 1961），再刊于《比刀剑更有力》（Mightier Than The
Sword, London，1964：Macmillan）；《父与子》（‘Fathers and
Children’）是一九七〇年罗曼尼斯讲座（Romanes Lecture）讲词，一九
七二年由伦敦克拉伦顿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印行（一九七三年修
订重印），并在《纽约书评》刊出（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8
October，1 and 15 November 1973），又作为罗斯玛丽·埃德蒙兹
（Rosemary Edmonds）所译屠格涅夫《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的
导言（Harmondsworth，1975：Penguin）。感谢有关各方惠允重印这些
文章。《辉煌的十年》、《俄国民粹主义》及《托尔斯泰与启蒙》原无
脚注，此处仍旧。俄文作品之英译，若另无声明，概出伯林手笔。
熟知作者在此领域中作品的人，曾注意到两篇重要文章未收。其一
为赫尔岑《彼岸书》（From the Other Shore）与《俄国人民与社会主
义》（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 London 1956）英译本导言；其
二，为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所译赫尔岑回忆录《往事
与随想》（My Past and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1968；
Dwight MacDonald编辑并缩简，New York 1973，London 1974）的导
言。不过，二论所涵盖，与本册有关赫尔岑的两篇文章大致相同。本册
不选前者，后者归入思想史的一册，同样得宜。 3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此处只能先择最重要者。首先，这第一册的详
尽编辑，是凯利博士的功劳，没有她在俄国语言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方
面的专精知识，这工作不可能完成。在一段异常繁忙的期间里，她不惜
时日，研究解答我的提问。对她，我受惠既巨，感激亦深。关于我不断
坚持整个文集合出，伯林本人一直相当怀疑、而且愈来愈怀疑值不值
得。但是，对这点，以及对我经常过嫌苛求的细节探访，他仍一贯周到
体贴、亲切和悦，慨赐教益。关于《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莱
斯莉·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的协助堪称珍贵。伯林的秘书帕特·
乌捷欣（Pat Utechin）制作索引，也在所有阶段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协
助与鼓舞。
亨利·哈代
一九七七年二月
附言
上面这篇前言写成以来，已有两本文集以精装本问世：一为《概念
与范畴：哲学论文集》（Concepts and Categories：Philosophical Essays,
London，1978；New York，1979），一为《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1979）。
本文注[2]所指的伯林著作最新目录，收在上述后面一册里。
前页所提赫尔岑《彼岸书》与《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有平装重
印的译本，伯林所写导论亦经修订，附入其中。
《俄国思想家》曾由霍加思出版社（Hogarth Press）再版，有所增
补。我们这本新版的《俄国思想家》，另外又作过几处小小订正。
亨利·哈代
一九七九年四月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
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解释俄国革命，罗素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
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
耶夫斯基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
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
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
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
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
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
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
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
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
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鹜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
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
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
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
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
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
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对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研究上，他的《自由
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
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
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
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制幻想”（great despotic
vision）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
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
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
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
（the postRenaissance world）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
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
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
行”（live through）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
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
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主题的
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
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
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
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
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
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
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
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
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
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
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
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
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化的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
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
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
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
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
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责任，使人不必
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责任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
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
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
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
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
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
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
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
活之钥，寓于温和（moderation）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
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
（synthesis）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
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
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
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
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
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
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
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
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
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
且在根本层次上不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
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马基雅维利与赫尔
德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
后果的思想家素来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
的幽闭恐怖症（claustrophobia）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顺从
（conformity）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
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
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
（agoraphobia）：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
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
——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
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
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
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
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
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
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
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
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
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
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
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
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
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
造成一个立宪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
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
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
欧洲的历史哲学（historiosophical）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
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
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
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
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
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
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
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
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
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
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
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
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
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
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
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intellectual consistency）主要意
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suffer through）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
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
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象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
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
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
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
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行
为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
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
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
后，一八六〇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
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
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inhuman fanaticism）的至高例
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
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
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
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
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
理想牺牲的摩洛神（moloch）。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
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
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
（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
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
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
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
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
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
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
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
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此人即赫尔
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
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
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言里 4 ，伯林
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
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
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
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
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
重，无法得兼。一八四〇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
派，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
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足堪伦比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
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
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
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
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
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
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
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
仰，来洗涤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
（equality）与优异（excellence）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
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
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
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
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
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
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
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
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
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
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
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
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
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
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
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
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
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
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
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
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
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
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
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现象与社会存在，但这虚无主义背后
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
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既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
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
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
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
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
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
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
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
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
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
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
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
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
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
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
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
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堂正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
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
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
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
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
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
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
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注）的信
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极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
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
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
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对于自由主义者作
为现有秩序不公之理由的确然事实，或者激进人士作为自身无情破坏之
理由的确然事实，屠格涅夫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
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
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科夫斯基，曾形容为
Sollen（应）与Sein（是）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
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
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
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SollenSein的选择变成这些对
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
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布狄斯 5 。我们如
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
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
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
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
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科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
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
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
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
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
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
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
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
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
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
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
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
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
演说《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里，他援引他未指
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
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
6 如伯林
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
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
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
深具伯林认为乃政治智慧本质之所在的观点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
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
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
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
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
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
（autonomy of the self），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certainties），两
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在二十世纪处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
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
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
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
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
恰达耶夫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
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明鉴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
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
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
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既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
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
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
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
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
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
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
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俄国与一八四八
论者通常不认为一八四八年在俄国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本年数场
革命，赫尔岑视如燠闷天气里具有起死回生功效的暴风雨 7 ，并未波及
俄罗斯帝国。帝国政府在十二月事变平定以后的急剧政策变革，似乎甚
具奇效。文坛风暴如一八三六年恰达耶夫事件 8 、赫尔岑及友人因之受
惩的学生横议 9 ，甚至一八四〇年代初期偏远省区数起次要农民动乱，
都轻易收拾；这个幅员广大而且仍在扩张的帝国一派平静，水波不兴。
昏庸愚妄与贪污腐化事情层出不穷；虽非尼古拉一世设计，但由他变本
加厉的官僚与军事高压控制，似乎仍然大奏其功。有效的独立思想与行
动，踪影全无。
先此十八年，即一八三〇年，巴黎事闻，曾为俄国激进分子注入了
新生命；乌托邦社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波兰之
叛，作用颇如后一世纪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成为各地民主人士凭以
号召旗鼓的重点。但叛事旋遭敉平，迨及一八四八年，大火余烬，至少
以公开的表现而论，实可谓灰飞烟灭——华沙如此，在圣彼得堡亦然。
西欧观察家无论同情与敌视，都认为专制独裁已屹立难摇。然而，远则
因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共产党宣言》庆祝革命社会主义之诞生，而导出
革命社会主义在嗣后俄国历史上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近则因西欧革命之
败对俄国舆论、尤其对俄国革命运动注定必有的影响，一八四八年对欧
洲的发展是个转折点，于俄国之发展亦同。然在当时，本年竟有此意
义，实难逆睹。政治观察家中的清醒明智者——如格拉诺夫斯基或科舍
廖夫——甚至忧虑连温和的改革也不可得；革命，更似悠邈难想。
或许巴枯宁及彼得拉舍夫斯基 10 圈中一二成员除外，一八四〇年
代，即令较为胆大无忌之士，似亦不可能有望俄国立即会有革命。意大
利、法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帝国的革命，率由多少有组织而公开反对
现存体制的党派发难。其革命党若非由激进派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构
成，即与激进派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协同行动，并且由属于已得公认之
政治与社会学说或宗派的杰出民主人士领导，兼又获得自由派中产阶级
相助，或者得到已经发展到各种阶段、由各种不同理想所推动但受挫的
全国性运动协助。诸国的革命，往往还颇得群情不满的工人与农民助
势。以上因素在俄国的表现或组织，与西方情况都毫不相伴。俄国的发
展与西欧的发展，能并观互见之处往往失之浮面，而且易滋误解，不
过，若必予比较，则欧洲的十八世纪最可拟类。十二月之变，当局酷厉
镇压，其后，至三十年代中期与四十年代初期，俄国自由派与激进派对
当局的抗衡日趋明目张胆，其反抗近似法国百科全书派或德国启蒙领袖
对教会与专制君主政体所作的游击战，与十九世纪西欧的群众组织及平
民运动则大相径庭。三十与四十年代俄国自由分子与激进分子，无论自
限于哲学或美学问题的斯坦凯维奇，或者心悬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赫尔岑
与奥加廖夫，都始终是孤立的启蒙人物——一小群高度自觉的知识精
英。他们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会客室或沙龙集会、争论、彼此相濡，
但没有平民支持，也不具备范围广大的政治或社会架构；既无政党形
式，甚至亦非法国大革命前那种不具形式但遐迩响应的中层阶级反对势
力。此时期中，零散无党的俄国知识分子并无中层阶级可资倚恃，亦无
法寄望农民相助。“人民但觉需要马铃薯，而毫不觉得需要一部宪法
——宪法只是受过教育但毫无势力的城市人欲求之物。”别林斯基一八
四六年致书友人，曾作此语。十三年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颇具其人
特色之言，与此说不谋而合：“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人民大众不是绝对
漠然无动于只有自由分子欲求并关怀的权利。”
11 此语施于当时或早先
大多数欧洲国家，难谓言中，然其反映俄国之落后，至为准确。在俄罗
斯帝国，由于经济发展尚未造成工业与劳工问题，尚未造成西方形态的
中层阶级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渺茫如梦。当这些条件终于实现，
并于十九世纪末数十年中加速成真，革命即不在远。故“俄国的一八四
八年”发生于一九〇五年，其时，西方的中层阶级已不复是革命或武力
取向的改革主义者；一九一七年自由派社会主义与集权社会主义之终于
决裂，以及随后俄国与欧洲攸关重大的分道扬镳，此半世纪之差，是强
力肇因。赫尔岑曾对蒯内断言：“你将循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我则
循社会主义走向自由。”
12 丹恩推其言下之意，认为赫尔岑隐指上述之
分道而言，或是笃论。关于本时期俄国与西方政治成熟程度之异，赫尔
岑流亡普特尼期间为其《法意书简》（letters from France and Italy）所
写导论，有生动描述。导论主题，即为西欧的一八四八年革命：
自由主义者——那些政治上的新教徒——反倒成为最可怕的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