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17
深为佩服。一八八三年，有个激进青年写道：“屠格涅夫去世。要是谢
德林 315 也过世，我们自己也真可以活埋算了。……在我们眼里，这些
人就是议会、生命、自由！”
316 在屠格涅夫丧礼当天非法刊印的一册追
悼献辞里，某恐怖组织一位遭受通缉的成员写道：“生为绅士、教养与
性格为贵族、信念为渐进主义者的屠格涅夫也许……同情、甚至致力于
俄国的革命而不自知。”
317 警察在屠格涅夫丧礼中采取的特殊预防措
施，分明并非全属多余。
三
如今，萨图尔努斯不该再以子女为食物；子女也不该再像堪察
加土著那样吞噬父母了。
赫尔岑 318
我们常听说，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往往发生于一个社会既逐渐觉
得一种生活形式及其建制在束缚并阻碍社会中最蓬勃旺盛的生产力——
经济或社会、艺术或思想生产力——而那生活形式又力不足以抵制这些
生产力的时候。此际，各种不同气质、阶级、条件的人和团体就联合起
来反抗现有社会秩序。这就发生了激变动乱——革命，而革命有时候获
得了有限的成功。革命走到一个关口，原来推动革命者的某些要求或利
益得到满足，其满足的程度，使他们如果继续战斗，就无利可图。他们
停下来，或者不很确定地奋斗。当初的同盟于是解体。最激情与最专
志，尤其目的与理想距实现程度最远者，希望继续推进。半途而废，他
们觉得是一种出卖。满足的集团，没那么有幻想的人，或者害怕旧桎梏
会换成压迫性更重的桎梏的人，则往往就此踌躇不前。于是，他们陷入
腹背夹击之地。保守派最上则视他们为软骨头盟友，最下则视他们为逃
兵与叛徒。激进派视他们为卑怯无用的同盟——经常，更视其为叛帮背
教与变节之徒。
这种人需要很大勇气，才抵得住各极端力量的吸引，在乱局里主张
温和。这些人里，有的看到、不得不看到一件事体的许多面，有的则察
觉，一个以太过无情的手段促进的人性理想，有变成其相反物的危险：
自由，变成以自由为名而行压迫；平等，变成以维护平等为名而久居不
去的新寡头体制；公道，变成要打破一切不妥协，人类爱则变成怨恨所
有反对以残暴手段达成人类爱之人。中间立场素来是个八面受敌、险象
环生、忘恩负义的立场。战况惨烈之际还想对两边说话的人，落入一种
复杂的处境，亦即往往被诠释为软弱、骑墙、机会主义、怯懦。但是，
这种诠释固然可以应用于许多人身上，却不适于伊拉斯谟，不适于蒙
田，不适于同意对侵略荷兰的法国人协谈的斯宾诺莎，不适于吉伦特党
几位精华代表，不适于一八四八年受挫的自由主义者中的某几位，也不
适于欧洲左派里心志强毅、一八七一年不肯加入巴黎公社的成员。孟什
维克党人在一九一七年不追随列宁、失意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在一九三二
年不变成共产主义者，并非由于软弱或怯懦。
这类不愿意打破自己原则、不愿意背弃自己信仰的理想目标的温和
人士，其对双方爱憎交杂的困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生活的
一个常见特征。这个特征，有一部分历史渊源就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
的立场里。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敌人往往来自右边——君主主义
者、教士、支持政治或经济寡头体制的贵族。盖此辈掌权治事，对人的
贫穷、无知、不公、剥削及堕落，若非推波助澜，即是无动于衷。自由
主义者的自然倾向素来是，至今也仍是往左斜，偏向宽仁与人性的一
派，与任何打破人类藩篱者亲近。甚至在无可避免的决裂以后，他们也
还深不情愿相信左派会是真正的敌人。一些左派盟友诉诸残酷的暴力，
他们在道德上可能觉得不堪；他们抗议，说这种方法会扭曲或破坏大家
的共同目标。一七九二年的吉伦特党人、一八四八年的海涅与拉马丁等
自由主义者，都被逼入这个立场；马志尼以及路易·布朗最足以代表的
许多社会主义者，也都厌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手法。这些危机过去
了，大家言归于好，恢复普通一般的政治战事，温和人士的希望又复活
重振。温和派所陷入的险恶困境，可以看成由几阵突然而不能持久的错
乱所引起。但是，在俄国，自一八六〇年代，以迄一九一七年革命，这
股不安的感觉在几个压制与恐怖的阶段里愈变愈痛苦，而且成为一种长
期状况——成为社会上整个开明阶层心中长久潜伏、无时或已的痼疾。
自由主义者的两难式，因此竟成无从解决的困局。他们希望摧灭他们觉
得完全邪恶的当道体制。他们相信理性、世俗主义、个人权利、言论与
结社及意见的自由，各集团与种族及国家的自由，更大的社会与经济平
等，以及最重要的公道。有人极端之至，至于不顾性命，欲以暴力推翻
现状。他们敬佩这些人无私的奉献、动机的纯洁，以及其殉道精神。但
他们又害怕，恐怖主义或雅各宾手法引生的损失可能无法弥补，而且大
于任何可能的益处。他们畏惧极左派的狂热与野蛮，害怕它们对他们所
知的惟一文化的蔑视，以及对乌托邦妄念的盲目信仰——无政府主义、
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都是乌托邦妄念。
这些俄国人敬事西方文明，有如皈依者奉持一个新信仰。他们绝然
无法设想，更不能许可人家破坏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对过去所有人
——甚至沙皇制度下的过去的所有人——都具有无限价值的许多东西。
陷在两军之间、迭遭双方指斥以后，他们再三重申他们温和且理性的说
辞，而并不能真正指望任何一方听入耳里。他们始终固守改革主义与非
革命的立场。他们有很多人滋生了复杂的罪恶感：他们比较深刻同情靠
左那派人的目标，但是，遭斥于其中的激进分子以后，善于自我批判、
心胸开放的他们往往就怀疑自己立场的有效性；他们怀疑，他们纳闷，
他们时时忍不住要抛弃他们的开明原则，去皈依革命信仰，甚而顺从狂
热分子的支配，以求心安。毕竟，要是舒展四肢，躺入舒适的独断之
床，他们就能免掉游移不决的折磨，不用苦苦猜疑极左派的简单解决法
最后可能和右派的民族主义、精英主义或神秘主义一样不理性、一样充
满压制性。此外，他们认为，尽管处处缺点，左派比起僵化、官僚、丧
心无情的右派，仍然代表一种比较人性的信仰——别的不谈，站在被迫
害者一边，就永远胜于附和迫害者。但是，有一个信念，他们从未抛
弃：邪恶的手段会破坏善良的目的。捺熄现有的自由、文明习惯、理性
行为，以为它们像凤凰，今天消灭，明天会以更纯粹、更光耀的形式升
起，他们知道是个可怕的陷阱和妄念。一八六九年，赫尔岑告诉他那位
无政府主义老友巴枯宁，为恐人智的成果被敌人滥用，而钳制人智，而
遏止科学、发明、理性进步，直到人被一场整体革命之火洗净——直到
我们“自由”——才放开它们，纯是一项自我毁灭的谬误而已。在他这最
后一篇宏壮的文章里，赫尔岑写道：“你不能因为多数人缺乏理解力、
少数人滥用理解力，就要抑制人智……狂喊闭上书本、抛弃科学，唆使
人从事某种愚蠢的毁灭战争——这是最盲狂而贻害莫大的一种煽动。跟
着来的，就是最野蛮的激情的爆发……行不通！让邪恶的激情肆行放
纵，绝非成就伟大革命之道……谁要偏爱粗暴的武力与破坏，而不以渐
渐发展的方式解决事情，我都不相信他严肃认真……”
319 然后，他写出
一个世人未能充分记省的句子：“要张开眼睛，不要挖掉眼睛。”
320 巴
枯宁宣称要先扫清地面；地面扫清，再看着办。赫尔岑在这种说法里闻
到黑暗的野蛮时代的气息。赫尔岑的反应，代表了他整个同辈俄国人的
心声，而屠格涅夫生平最后二十年中所感、所写，也是这心声。他宣称
他是欧洲人；西方文化是他所知的仅有文化；这是他年轻时代高举迈进
的旗帜，至今仍是他的旗帜。 321 《烟》里的波图金说：“我忠于欧洲，
说得精确一点，我忠于……文明……这个字眼纯洁且神圣，其他字眼
如‘人民’，或者……或者‘光荣’，都有血腥味……”说这句话的波图金就
是他的代言人。对于政治上的神秘主义与无理性主义，无论其为民粹主
义与斯拉夫主义、保守派或无政府主义的神秘主义与无理性主义，他的
谴责始终是绝对的。
不过，除此以外，这些“四十年代人”就没有十分把握了：支持过头
的左派，会违背文明气质；反对左派、对它的命运无动于衷、任它遭受
反动势力打击，似乎更不可思议。这些温和人士不顾种种证据，希望那
凶残的反智主义（俄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告诉屠格涅夫，这反智主义像
一场传染病，正在年轻人里流播），那对绘画、音乐、书籍的轻鄙，那
日益高涨的政治恐怖主义，是暂时的，是由于不成熟、由于欠缺教育而
来的放纵；它们是长期受挫的结果；产生它们的压力一旦消除，它们就
会消失。因此，他们稍作解释，轻轻放过了极左派的狂暴语言与暴力行
为，而继续支持他们忧心忡忡的同盟关系。
这痛苦的冲突，在那半世纪里成为俄国自由主义者长期困境的这个
冲突，如今已成为举世所共有。我们得弄清楚，今天，为反叛挂帅的，
不是巴札洛夫之流。在某一层次上，巴札洛夫之流已经赢了。计量方法
胜利前进、以科技管理来组织人类生活、只信赖功利后果的计算来评估
对众多人类有影响的政策：这是巴札洛夫，而不是基尔沙诺夫之流。道
德冷静的成本效益算术解脱了正派人士的良心不安，因为他们不再认为
他们施用科学计算的对象是过着具体的个人生活、能感受具体的个人的
死亡之痛的人类——今天，这是得势当道者，而不是反对者的典型做
法。一切有关质的、难以精确的、无法分析的，但对人类很珍贵的东
西，都遭怀疑，而且被贬归于巴札洛夫所谓过时、直觉、前科学的垃圾
堆。这刺激了反理性主义的右派与非理性主义的左派，使他们同样激烈
反对站在两者中间的技术官僚体制。极左与极右立场相反，但一致认为
这种把社会生活理性化的作法，对于他们双方都视为最深刻的人性价
值，是个可怕的威胁。使屠格涅夫生于今日，他想描写或许也想取悦的
激进青年，将是有心把人类从柏克叹恨的“诡辩家、经济学家、计算家”
322 ——忽视或鄙视人所以为人之理、人所赖以生活之道者——手里拯
救出来的人。我们当代的新反叛者——以其能自成一说的理路而论——
偏爱一种模糊的古老、自然法则。他们要建设一个大家彼此把人当人的
社会，人人各自有其自我表达的权利，无论那表达多么不合金科玉律、
狂野放肆；人不是一部中央控制、包举世界、自我推动的机械里的生产
或消费单位。巴札洛夫的苗裔掩有天下，今天为人类准备革命工事的，
是落败、见斥的“无用之人”的后代，罗亭与基尔沙诺夫与涅日丹诺夫的
后代，契诃夫那些迷糊、可悲的学生和愤世嫉俗、穷愁潦倒的医生的后
代。
不过，此中与屠格涅夫的困境确实仍有类似之处：这些现代叛徒同
巴札洛夫、皮萨列夫及巴枯宁一样，相信首要课题为清扫、为毁尽现有
制度；其余，不干他们的事。未来必须自求多福。宁取无政府，不要监
牢；没有中间立场。这激烈的呐喊在我们当代的舒宾、基尔沙诺夫、波
图金心里掀起了类似昔日的反应。我们当代的舒宾、基尔沙诺夫和波图
金也是一群中间偏左、数目微少、犹豫不决、自我批判、并非事事勇敢
的人。在道德上，他们既排斥右派的强硬面目。对左派的歇斯底里、粗
心横暴与煽动，也心怀憎厌。他们像由屠格涅夫说出心声的一八四〇年
代人一样，对左派既怕又迷。他们变色失声于左派苦行僧般暴烈的非理
性，但是，对于自称代表青年与丧失人权者的人，对于自称因义愤而挺
身为贫民与社会地位受剥削或压制者战斗的人，又不愿全盘拒斥其立
场。这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的现代传人非常残缺难全、有时痛心疾首的处
境。
“我的作品在某一派人心里激起愤怒，理由我明白。”一百年前，屠
格涅夫写道。“我的名字蒙污了……但是，这真说得上丝毫重要么？二
十年后，谁复记得茶杯里的这些风波，甚至，我这蒙不蒙污的名字，谁
会记得？”
323 今天，屠格涅夫的名字依旧蒙污未雪。他的艺术声誉，无
人怀疑；作为社会思想家，他也仍是聚讼不休的主题。他一部又一部小
说里诊断的状况，即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信徒的痛苦困境，一个曾经被
认为俄国独有的困境，如今已是举世熟见。他摇摆不定的立场、他对反
动派的畏怖、他对野蛮激进分子的疑惧，以及其中夹杂的他那种一心要
得到狂热青年了解与认可的渴切之情，今天也处处可见。他在观念、阶
级之间，最重要的，他在上下世代之间的冲突里既比较同情抗议的一
方，却又不能毫无保留地靠向任何一方的那种依违失据，如今更触目皆
是。屠格涅夫以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那个居心良好、耿耿忧惧、自我
疑问的自由主义角色——复杂真理的见证人，如今已成为世界性的人
物。这类人物，每当战况过炽，若非塞住耳朵，不听可怕的金钱交鸣，
就是设法鼓吹停战、挽救人命、避免浑沌。
至于屠格涅夫所谓茶杯里的风波，今天，这风波非但没有被人遗
忘，反而已经波及全世界。如果人的内在生活、观念与道德困境对人类
历史进程的解释有其重要意义，则虽不问文学特质，屠格涅夫的小说，
尤其《父与子》，仍是了解俄国过去与我们当前世界的一项基本文献
——其作用犹如阿里斯托芬戏剧之于古代雅典、西塞罗书信之于罗马、
狄更斯或乔治·艾略特小说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屠格涅夫可能珍爱巴札洛夫；他在他面前颤栗，则可确言。他了解
而且相当同情新雅各宾主义者的立场，但他想到他们的蹂躏肆虐，仍无
法忍受。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他写道：“我们都同样轻信，也同样残
酷；同样嗜血，同样渴求黄金、污蔑……同样渴急着，要为阿里斯托芬
两千年前讥讽的那种瞎说，而挨受毫无意义的痛苦……”
324 艺术呢？美
呢？“对，这些是宏壮的字眼……光裸的维纳斯不像罗马或一七八九年
那些原则那么容易受疑问 325 ——但是，她，以及歌德和贝多芬的作
品，也会坏朽。冷眼的伊希斯”——他给自然的称呼——“不慌不忙。她
迟早要占上风……她不懂艺术或自由，正如她不知善为何物……”
326 不
过，人何必一定要这么热心帮助她把一切化为尘土呢？教育，惟有教
育，能抑阻这痛苦的过程，因为文明离枯竭之境尚远。
在黑格尔的精神盛宴里，俄国人是晚到之客，文明、人道的文化，
对于俄国人，意义有过于对这些东西已经厌足失趣的土生土长西方人。
比起他的朋友福楼拜与勒南，屠格涅夫更热情追随人性文化，也更有觉
于其脆弱。但是，他又不像他们；在平庸凡俗的资产阶级后面，他察觉
这文化还有个狂暴得多的敌人——由于确信有个更公道的新世界会出
现，而一心要把他的世界整个消灭的年轻一辈偶像破坏者。他对这些罗
伯斯庇尔的了解，深于托尔斯泰，甚至有过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拒斥
他们的做法，认为他们的目标天真且可怖；不过，如果反对他们，会含
有协助并安慰将军或官僚的意思，他就不愿反对他们。他没有献议任何
清楚的出路，他只提出渐进主义与教育，只建议理性。契诃夫曾说，作
家的正务不在提供解决，只需信实描写一个状况、充分彰显一个问题的
所有层面，信实、充分到读者无法再规避这状况与问题。屠格涅夫提出
的疑点，至今犹未平息。自他以来，道德敏感、诚实、思想负责之人在
意见尖锐对立的时代里的两难处境，已经深剧有加，举世同感。他认为
他那个当时还不十分欧洲的国家里的“教育阶层”才有的困境，在我们这
时代已经成为每个阶级里的人的困境。这困境，他洞烛于其初萌之际，
并且用了无比明锐的灵见、诗心、真理，加以描述。
附录
编辑家苏沃林曾经记下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席话。关于一八七〇
年代与一八八〇年代俄国政治气氛，尤其当时日益高涨的政治恐怖主义
浪潮。这段记载有如现身说法，读者或有兴趣一读。苏沃林与陀思妥耶
夫斯基都是专制政体的忠实支持者，自由主义者视他们为强硬且无可救
药的反动分子，不无道理。苏沃林的期刊《新时代》（Novoe
vremya），是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俄国国内编辑最精良、势力
最强大的极左杂志。苏沃林的政治立场尤其使他这页日记入木三分 327
：
姆洛德茨基谋刺洛里斯·梅利科夫 328 那天，我同陀思妥耶夫斯
基见过面。
他住在一间寒陋的小公寓里。我进门，只见他坐在客室里一张
小圆桌边卷烟；他的面容，像刚从一间俄国澡堂的蒸汽里冒出来的
人……我大概没有藏好我的惊讶，因为他瞥我一眼，同我打了个招
呼，就说道：“老毛病又发作了。看到你，很高兴，非常高兴。”然
后，继续卷他的烟。那件谋刺案子，他和我都毫无所闻，不过，我
们聊着，马上谈到一般的政治犯治罪和“近来”冬宫的一场爆炸。关
于大众对这些罪行的怪异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所批评。社会似
乎同情它们，或者，说得更真一点，不很清楚该怎么看它们。他
说：“假想一下，你和我站在达奇亚罗的店铺橱窗前面看图片。有
个人站在我们不远处，假装也在看图片。他好像在等什么，不断四
下张望。突然，另外一人赶到他身边，说：‘冬宫很快就爆炸，我
装好了。’我们听见这句话。你必须假想我们听见——这些人兴奋
到根本不留心环境，也不注意自己的话声传多远。我们会怎么行
动？我们会到冬宫去示警，我们会去报警，或者找个巡警逮捕他们
么？你会么？”
“不会。”
“我也不会。为什么不去呢？这到底是可怕的事情，是犯罪，
我们应该阻止 329 。你进来以前，我一边卷烟，一边就这么想。我
再三考虑可能使我去告发的理由。都是重大、扎实的理由。接着，
我考虑可能阻止我这么做的理由。后面这些全是绝对琐屑的理由。
只不过怕被看成线民而已。我想像我会怎么出首，他们会给我什么
脸色，会怎么审问我，也许还要跟谁谁谁对质，得个奖赏，或者，
倒占了同谋的嫌疑。报纸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凶手’。这是我
的事么？这是警察的事呀。是他们该做的，他们拿薪水，就是要做
这些事来的。自由派永远不会原谅我，他们会折磨我，逼得我走头
无路。这正常么？我们的社会一切都不正常，才会发生这些事，而
且，出了事，没人知道该怎么讲——别说最困难的状况，连最单纯
的状况，也人人束手。我可能要写写这种情形。我可以谈很多对社
会或政府有益和有害的事情。但是，这也不行。最重要的事情，我
们都不许谈。”
这主题，他娓娓谈来，情绪感荡。他又说，他要写一部小说，
以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为主角。他要让他进修道院，让他当革命分
子；然后，他会犯下一宗政治罪行，会被处死。他会寻找真理，而
在寻找过程中自然变成革命党…… 330
译后记
彼得大帝（1682-1725）秉其雄杰的权威人格力量，以霹雳手段，
输入西学，在政治、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教育、行为、习俗、日
常生活等一切方面改造他的国家，欲使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他所以如
此，并非怀抱仁义，亦非有爱于民，更非崇慕知识文化，而是繁法严
刑，以急功致用为原则，强兵教战。急行军的结果，对外开疆拓土，暴
临异邦，霸业速成，但对内造成俄国意识的深刻分裂和交战，西化与传
统之争、上层阶级与一般人民的隔阂，以及所有强迫改革必定引起的种
种适应困境，代代讼论，无时或已。
彼得强国之道，主在役使教会，威诱贵族，而化民为奴，以取资
用。人民的陷落，成全了国家，上位者盘踞那块大地，心态与治事方式
正同外国占领军一般无二。所谓“没有人民的国家”，一语道尽其中奥
妙。主政者逆取而逆守，有意无意中彻底实现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虚其心，实其腹”的专制实训。
人民（十九世纪为农奴）不堪其苦，转死沟壑之余，在彼得时代与
叶卡捷琳娜时代（1762-1794）两次起事，俱遭敉平，而各次起事之
后，桎梏有增无减。人民从此逐渐认命，发挥了人类历史上几乎独一无
二的隐忍精神，不平而不鸣，紧贴土地，默默服轭，久而似乎竟成自
然。他们的不变应万变，是耐力韧性的神奇表现，但人性与行为不免扭
曲变形。后世改革者与革命者对他们既困惑，又懊恼。十九世纪中叶前
后的斯拉夫主义者对他们极尽神秘化之能事，在他们的原始与隐忍里看
到俄国人民与大地之母圆融合一的天然智慧。托尔斯泰面临弥天盖地的
非人疾苦，以农民为师，认为农民忍苦无言且少怨，是高贵的大智若
愚，是人类幸福法门。统治王朝至终以代天牧民的大家长自居，至十九
世纪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还可以认为代议制度是“当代
最大骗局”，自由、平等、思想自由、民权是舶来品，是骗术，普及教
育应止于读、写与算术，逾此则不必要，而且危险，治术应以使民畏惧
为主，“使民畏上帝，畏沙皇，以收治效”。作家高尔基到乡村寻找整个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声声赞扬的善良的、爱好真理的农民，一路只见随机
装傻、小聪明、“真理又不能当饭吃”、“莫怕魔鬼，要提防人”、“诚实
的人和愚蠢的人一样，都有害”（赫尔岑所见相同，但他知道这是长期
逼成的本能防身术，在他们毫无申冤机会，不公不义的社会与司法制度
下，装傻、认命、顺受，乃至于故意欲盖弥彰的小奸小坏，是博人一笑
而放过他们的惟一求存之道）。共产革命，理想连年不获实现，初仍归
因于农民积习，继则猜疑，斯大林及其官僚卒认为农民耐苦其表、隐忍
其貌，实内怀腹诽、包藏滑巧、居心叵测，于是径以性贱视之。农民
（奴）是俄国近代一切政治、社会、经济、思想问题的枢纽，而其意象
多变如此。他们陷在黑暗里（所谓“黑暗的人”，dark people），许多人
或有心、或口称为他们带来光明，而其人所取的农民意象，以及他们就
此所作的发挥运用，正是测试真伪普罗米修斯的试金石。
当权者见利之浅，贼伤人道以外，实为自竭国力。知识分子首先操
危虑患。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曾留学莱比锡的公务员拉季谢夫
（Aleksander Nikolayevich Radishchev，1749-1802）作《圣彼得堡到莫
斯科之旅》（Puteshestvie iz Peterburgav Moskvu，1790），以想像的游
记，呈现遍地的社会不公、人民的困厄与非人处境，是为俄国改革与革
命思想传统之发轫。拉季谢夫所求，如同一切革命运动初期，是体制内
的改革，例如揭露农奴制度、独裁、思想检查之弊，供上位者参考，但
立遭开明专制的女皇逮捕并处死刑，后来改为放逐西伯利亚十年，而奠
定了近代俄国政府处理改革分子的第一个模式。
体制内改革之路既绝，则开体制外革命之路。小群出身贵族、拿破
仑战争期间曾随俄军攻入西欧与巴黎而目睹西方文明声华的军官，一八
二五年十二月发动政变，推翻沙皇，采立宪体制。其事暴起暴落，起事
者既未引人民为奥援，人民也不了解个群青年意欲何为。这也树立了十
九世纪俄国革命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革命是小小一群上绝于顽冥统治
阶级、下隔于广大愚黯民众的知识阶层的孤独专业。
十二月党人虽败，而影响深远，消息传开，当时十四岁的赫尔岑与
好友奥加廖夫散步莫斯科郊外的雀山（后改名列宁山），俯眺城中灯
火，相誓奉献此生，为人类自由平等奋斗。知识阶层其余分子在启蒙以
后，相继走上这条路。
同时，俄国在欧洲与列强抗礼，纵横捭阖，炙手可热，至克里米亚
战争师败国辱，始知外强中干。知识阶层有的以战败为农奴制度罪恶的
应得回报，有的力倡战败对俄国有益。先是恰达耶夫游历西欧，撰《哲
学书简》抨击俄国历史文化。一八三六年，第一书简以俄文发表，当局
立刻以精神失常为名，将恰达耶夫强制监禁治疗（俄国处理改革分子的
第二模式）。一八五四年，恰达耶夫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为文，有此句
子：
谈论俄国者，往往以为自己谈着一个与其余国家一样的国家；
其实全非如此。俄国自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屈服于单】单一个人
的意志、喜怒好恶、奇想怪念之下，而此人是彼得或伊凡，都无关
紧要——他无论姓啥名谁，都是武断的化身。俄国的走向与人类社
会一切法则相反，以奴役自己、奴役所有邻近民族为惟一能事。职
是之故，强迫她改弦更张、另取新路，不但对其他民族有益，对她
本身也是一福。
革命多由改革无望而激成。求改革，智者愿效其谋，若继以革命，
即成勇者乐致其死，不可抑遏。其酵母全无，尚可无事（无论久暂），
一旦发生，则酝酿膨胀。贾谊曾谓“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
宣之使言”，而沙皇及其官僚虑不及此，专以防川塞口为事。赫尔岑回
忆录即指出：“在俄国，一切邪事恶端都能肆行滋长，久不受制，而稍
露人性热情之迹，若非下狱，就是发配西伯利亚。”易言之，只要不动
摇或质疑当局权力，贪污腐化，乃至一切公私之败德，可以为所欲为。
问题正在于，但凡人性或良知尚未泯灭者，都不能不有所疑。又因当局
之态度，革命者之主张固无论，改革者的建言亦多见斥。精力与理想丝
毫不得宣泄，革命传统遂如重力加速度运动，终而热极变质，丧失人性
大本，陷入一种纯粹而盲目的热情。所受阻碍愈巨，愈证明我的热情正
当且高贵。革命热情落得只余这项悲壮而空洞的根据，即流于为革命而
革命，但“破”而不求“立”了——“六十年代人”鄙弃知识与文明，则实是
无能于“立”。原来的改革或革命理想是解放人民。至此，尤其“走入民
间”的民粹主义运动式微以后，“革命”本身占领最高地位。人民被存而
不论，从来更成为革命党历史理论的工具。俄国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革
命历史，直可视为“人民”继数世纪以前沦为农奴以来的第二次沦陷史，
而且是更彻底的沦陷。
这是俄国革命运动获得世界而丧失灵魂的悲剧转折点。《俄国思想
家》并未直拈此点，但由“俄国与一八四八”、“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
自由”、“赫尔岑”、“民粹主义”及“父与子”诸章，这种演变，历历可索。
上引恰达耶夫之论，正作于这场质变之际，亦即唯心理想、知道事体复
杂的“四十年代人”失势，唯物务实而便宜行事的“六十年代人”滋盛的关
口。前者斥后者无理无明，且漫不负责，后者责前辈软弱无能且不知权
变。“六十年代人”主张，为实现革命，一己牺牲自属当然，即因此毁灭
世界，埋尽生灵，亦在所不惜。
革命或许必要，但此举以大我迁就小我，大公名义中潜伏的极端强
横的自私，已见端倪。革命阵营目标、手段俱生争执，而当局为应付
计，被迫拟订一些不诚无物，而且多数胎死腹中的枝节改革。轻可谓为
德不卒、重可谓收多于放的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令”，激进分子视为必
须不择手段以推翻现有体制的绝对明证。当局配合逐渐升高的反抗，逐
步加强控制，修订刑法，从惩罚实际犯行，到严禁批评、著作事前审
查、视犯意等于犯行，以及秘密警察全权执行司法，而制造了一个相当
成熟周延的现代压制体系模范。
以“新人”自居的“六十年代人”奉行勇者与强者哲学：人格雅纯而旷
日无成的上一代改革者是软弱的，而桎梏下的人民同样软弱，都不足与
谋共事。这辈事实（有用的事实）至上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之中有咄咄
逼人的优越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六六年《罪与罚》的主角拉斯科尼
可夫面对声声不断的“怎么办”问题，答曰：“自由和力量，但力量最重
要！让力量（即强者）自由踩过……这整个蚁丘（人类）……那就是目
标！”强者天生有资格裁决何种人等“无用”，而杀一无用之人，如灭一
蟑螂——为全人类幸福计，打杀一定比例的蟑螂，是逻辑上的必要。这
是此后在俄国成为金科玉律的幸福公式。“新人”另一位不朽代表，屠格
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认为农民是俄国前途所寄，而与活生生
的农民交谈，则语带轻蔑：“我们假定他该受鄙视。”巴札洛夫更借农夫
之口，阐明“主人的规矩愈严，对农民愈有益”。
以恐怖行动对抗恐怖统治，或许是势逼而然，但这些“强者”如此垄
断以天下为己任之意，如此看待芸芸众生，是心中生魔而不自知。但破
不立的革命分子后来以意志坚定、态度强硬、训练有素的职业革命家领
导暴力颠覆，复向西方借来唯物的历史理论，要为生民立命，搭着一场
民变的浪头，攫得政权。但是，在这过程里，强者的恐怖手段与武断思
想逐渐沦肌浃髓，成了革命政权的第二天性。这个以拉斯科尼可夫
的“力量”与巴札洛夫愈严愈好的“规矩”为心法真传的政权，袭用沙皇防
民之术以治“蚁丘”，可谓自然之至。赫尔岑所代表的“四十年代人”见暴
力而知警惕、见暴政即知其为暴政，“六十年代人”完全无此认识，行暴
而以为当然，其标榜“科学确定性”的继承者更精打细算其具有“逻辑必
然性”的幸福公式，暴政与否，已非其价值所计。[在这“科学确定
性”与“逻辑必然性”里，人不见了，成为抽象元素，或有待处理
之“物”，而真理、正义、健康、道德也随主管“科学”与运用逻辑者而另
有涵义。艺术家、思想家、作家不合这些新义，即是偏差或错失，是不
合格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斯大林这句名言，常有国人引用以说明文学
家的非凡使命，而不知其源出俄国“六十年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极
为狭隘功利的文学观，暗藏择人而噬的陷阱。思想知识可以塑造，灵魂
如何塑造？谁有权利、以什么标准塑造？为了保障所塑灵魂的正确，工
程师牌照当然应由掌握幸福奥秘的当政者核发。关于以人为物、为素材
（所谓the human material）而需由工程师处理塑造的思想渊源，伯林在
《自由四论》“历史的必然性”一文有详细说明。]
伯林在《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里说：“连法国大革命在内，不会
有任何事件在事前一世纪里经过这么多讨论与思索。”拉季谢夫以后一
世纪里俄国求变者席不暇暖而讨论思索并行动之事，就是恰达耶夫所
谓“强迫她改弦更张，另取新路”。赫尔岑曾言：“生命有其创变之道，
并不尽合人的理智辩证。”俄国大革命固如伯林所言，并未依循“四十年
代”人预期的路线发生，但也不是后来得权者谋定之物。我或许可以
说。他们努力诊断、努力处方，但大抵是一个诊断虽非全错，而下药颇
不对症（或崇尚偏方）的求变过程。至于六十年代人及后来的革命政
权，柏克《法国大革命之省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里的一些话，或可移评。“明智者对病，而非对病名下药；药应
施于恶疾之久远起因，而非施行于弊端所藉以作用的偶然工具及其赖以
出现的一时模式。不如此，你就是明于历史而昧于事实。”革命者自谓
历史真理在握，而实际——人民——渺无着落。所去者，病名而
已。“两个时代鲜有雷同的借口方式与作恶模式。……你绞死尸首或掘
坟发墓的当儿，它（邪恶）四处阔步，继续肆其毒害。家中满是盗贼，
而你以为吓你的是鬼魂幽灵。”
综观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历史与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整个西方思想
历程，可见伯林于赫尔岑何以独多慧解。代表“四十年代人”的赫尔岑虽
开风气，而无造势之力，亦无经纶之能，终至有心无成。他又恰在各种
理想高唱入云及革命需要行动之际，识破古往今来一切高贵理想与行动
名义所暗藏的坑人的陷阱，成为信徒背弃而史家冷落的寂寞先知。苏联
政权将他供入革命圣殿，而删削曲解他的作品与思想精神，实等于让他
吃冷猪肉。伯林独具双眼，出其真谛，赫尔岑地下有知，当庆有此知音
为作郑笺。
十九世纪是俄国的“天才的世纪”，思想之盛、人才之奇，在俄国空
前绝后，至于西方与全世界，亦足动心夺目（虽然他们思想甚少为土生
原则，多从外借用，饿不择食，复因本国并无学术传统，对借来的观念
缺乏严谨的勘验检证技术与能力，遂多轻信，而囫囵吞枣，或零拾牙
慧）。《俄国思想家》以人物为经，时代为纬，兼有人物研究的精彩趣
味、观念探讨的透辟议论、思想史的深广间架。书中讨论的人物对他们
周遭社会、政治与思想环境的反应超乎一时一地，其观念绝大多数有普
遍而永恒的意义，而且绝不只是学术讨论，其种种究竟归指，如一元与
多元主义、自由与决定论等伯林一向关心的重大主题，在二十世纪，以
及未来，都是攸关现实的根本问题，是思考人类问题者、处理政治社会
制度者在建立主张、下判断以及实行其抉择时或明或暗首先面临的活生
生问题。质言之，为人人价值取舍的基本假设，或明示或含蓄而已。伯
林以一个攸关重大的历史阶段与处处逼人上下求索的现实政治社会处境
为背景，详析而重现这些问题与假设在几位才智杰出之士心灵与识见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