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18
实际发挥作用的情形，尤其生动，最富启示。
是故《俄国思想家》之胜，殊不限于俄国及所论俄国人物与观念，
亦为伯林著作与思想大体添一异彩。“刺猬与狐狸”论托尔斯泰，早已脍
炙人口，论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民粹主义、屠格涅夫等文，各
有口碑，单篇视之，皆为研究者与开心者必读之作，总而观之，则自有
连峰成脉之妙。
伯林著作等身，论者已多。其知人、论世、说理，稳健持衡，详切
洞达，不轻褒贬，而优劣铨次与价值取舍，审慎精微之中自有严明不疑
者在，实有心人也。至其行文，汪洋恣肆，雄健酣畅，左右逢源，在英
语学界尤独树一帜，开卷展读，佳景满目，又如舟趁急流，欲罢不能，
诚人生一乐。若想以他种语文追摹，不免心手相失之憾，令人掷笔与
叹，每三复鼓勇，始敢继续煞风景。译文拙陋，原文修辞与体气之胜，
愧不能传。开读此书，在译者个人知识与眼界里是一大里程碑，希望对
读者也有大益。
原文有注，译者在自认必要之处，就个人所知，另加译注，以便利
有需要的读者，书中援引著作片段，有译者或伯林插入说明之处，用方
括弧括出。
原注多处征引俄文书籍或文章标题，这部分的中译，概出方清河兄
手笔，铭感不尽。“刺猬与狐狸”所引法文之首段（即该章注[57]），承
锦堂兄先译为英文，助我了解，特此致谢。翻译过程中，钱永祥兄不时
促励并提供资料，居功匪浅。忆自1985年除夕起笔，历十八月而具形
状，其间与书中人物同其大梦，于我是岁月暗换，然现实仍是活生生的
现实，日间上班，入夜则伏案，快然自足而多疏家务，多谢吾妻玉玲担
待。
彭淮栋
一九八七年三月
编后记
一
《俄国思想家》一书采用的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彭淮栋
中译本。此次出版，责任编委和编者对书中所涉及的人名、书名和其他
专有名词，按大陆学术界通行译法进行统一。对原译者所加的注释作了
个别技术处理，并酌情增加了少量编者注。原译文中个别字句，也依据
英文原作进行了修订。谨此说明。
二〇〇〇年七月
二
《俄国思想家》大陆版问世后，我们请俄罗斯文学专家汪介之教授
进行了通读，对书中仍存在的不少译名问题按大陆通行译法进行统一。
特此说明，并向汪介之教授表示感谢。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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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由四论》（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1969；New York，1970）和《维科与赫尔
德》（Vico and Herder, London and New York，1976）。其余选集都以别种语文的译本出版。
[2] 请参考Henry Hardy，《以赛亚·伯林著作目录》（'A Bibliography of Isaiah Berlin'），刊于
Lycidas（牛津Wolfson学院杂志），No.3（1975），页41-45；其增补与订正，见Lycidas,
No.4（1976），页42。
[3] 伯林同属这个范围的其他论述，读者也许有兴趣，备列如下。简短的电台广播谈话，得三
篇：《成为神话的人——别林斯基》（'The Man Who Became a Myth-Belinsky'），刊于
Listener，38（1947）；《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Plekhanov’），Listener，56（1956），后以《俄国社会主义之父》（'Father of Russian
Socialism'）为题，重刊于New Leader（美国），4 February 1957；以及《俄国知识阶层的角
色》（‘The Role of the Intelligentisa’）为题，刊于Listener，79（1968）。Foreign Affairs有三
篇，谈现代俄国，不严格属于这范围，但与本书所收诸文颇有可以合勘之处，如《斯大林元帅
与治术》（'Generalissimo Stalin and the Art of Government'），Foreign Affairs，30（1952）；
《俄文化中之沉寂》（'The Silence in Russian Culture'），与《苏联知识阶层》（‘The Soviet
Intelligentsia’），二文都刊于Foreign Affairs，36（1957）。关于书评，以及其余比较小规模的
作品，请读者参考注[2]所述书目。
[4] 这两篇导言，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言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
[5] 西拉（Scylla）为麦西拿海峡（Seraits of Messina）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布狄
斯（Charybdis）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
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
[6] 收于《自由四论》，语见172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一九八六年八月。——译注
[7] 《彼岸书》第一章，一八四七年底作于罗马，章名“暴风雨前”，时赫尔岑离俄未久，矢志反
对祖国政府暴政，又倾慕西学，景仰自由主义者，希望扫除欧洲旧秩序。全章历数古来至近代
各种虚谬与不合时宜之学说理想，一一打落，谈笑风生。次章题名“暴风雨后”，一八四八年七
月作于巴黎，当时作者已在二月革命及连串改革失败之后，信念破灭，充满沉痛绝望。——译
注
[8] 一八二三至一八二六年，恰达耶夫旅游欧洲，事后，以法文写成一卷《哲学书简》（Lettres
Philosophiques，1827-1831），根据他当时皈依的罗马天主教观点，严厉抨击俄国历史与文化传
统。一八三六年，第一篇书简译成俄文，发表于《望远镜》评论（Telescop）。《望远镜》因
此被禁，当局并宣布恰达耶夫精神失常，需要医治，而强制监护于莫斯科。按：俄国斯拉夫主
义者与西化派之间的思想争论，即是由恰达耶夫触发。——译注
[9] 十九世纪，俄国大学中崇尚西方思想，学生流行讨论会与读书会之类有形或无形组织，畅论
政治与社会。赫尔岑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三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由席勒的“心灵浪漫主义”转
向“头脑的唯心论”，信奉谢林的自然哲学，后来，将谢林的泛灵唯心论结合于圣西门的乌托邦
社会主义，产生一种由世界精神演进实现自由与公道的历史哲学。一八三三年春，与好友奥加
廖夫及若干同学以“反政府思想”与“秘密结社”罪名被捕，审问九个月，判决放逐六年，先在如
今的基洛夫，然后在莫斯科附近，生活尚称自由，条件是为政府担任文书，并编纂官报。——
译注
[10] 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以成员彼得拉舍夫斯基为名，是一群社会主义者，成员中包括陀思
妥耶夫斯基。他们在一八四九年被捕，原判死刑，改判为放逐或充军。——译注
[11] F.I.Dan，《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起源》（Proiskhozhdenie bolshevizma；New York，1946），
引言，页36，39。
[12] 《钟声》（Kolokol），210期（1 December 1865）；F.I.Dan引用，书同上。
[13]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Sobranie sochinenii v tridtsati tomakh；Moscow，1954-1965），
卷五，页13-14。
[14] 亦即寄望并肯定俄国农民为俄国与欧洲未来文明的指导。赫尔岑《致米什莱的公开信》
（'An Open Letter to Jules Michelet'）一文说之甚明。——译注
[15] 《路标》（Vekhi）为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一些早先的激进分子）出版于一九〇
九年的论文集，批评俄国知识阶层缺乏政治意识、不信宗教、道德低落、教育浅薄等过失。
——译注
[16] 巴枯宁一八四九年被捕，由萨克森当局交予奥地利监禁，一八五一年五月解返俄国，写出
谲词连篇的《自白》（Confession，1921年出版），文中颇多忏悔前非与卑屈求饶之语，并且表
现他对斯拉夫民族的忠诚与他对德国人的痛恨，甚获沙皇称许，但仍然系狱六年，于一八五七
年发配西伯利亚。——译注
[17] 雅奴斯（Janus）为罗马神癨，使一切有好的开始，主一日、一月、一年之始[英文“一
月”（January）源出其名]，集会、军队开拔，多乞灵于他，引伸则有门神之意，刻像于门楣、
门柱。他在罗马的主庙有两个门，门间立像，像有双面，一面青年、一面老年，一般也都具双
面，一有胡须、一无胡须。此处“两面而一心的雅奴斯”为赫尔岑语，形容当时俄国西化派与斯
拉夫派之间的关系。——译注
[18] 一八五〇年代起，诸阵营之间，以及各阵营内部的争议逐渐不能遵守社会行为与知识讨论
的规范，变成个人化的叫嚣怒骂，亦即人身攻击。——译注
[19] 时在一八五九年。
[20] 《在国外》（'Za rubezhom'），《全集》（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Moscow/Leningrad，
1933-1941），卷十四，页162。
[21] 即所谓“官定国族性”，为尼古拉一世统治意识形态的正式表达，由乌瓦罗夫制订于一八三
三年。“官定国族性”为一官定爱国公式，基本原则有三：一、东正教义：肯定官定教会及其在
俄国的重要地位，人生与社会的伦理与理想都应以此为究竟来源；二、君主专制：肯定并维护
君主的绝对权力，作为俄国所以成其为国家的必要基础；三、民族至上：维护俄国民族的固有
特性——其中之一为专忱效忠沙皇王朝及其政府。——译注
[22] N.K.Shilder，《尼古拉一世，其生平与统治时期》（Imperator Nikolay Pervyi, ego zhizn'i
tsarstvovanie, St Petersburg，1903），“卷二注解与补遗”（‘Primechaniya i prilozheniya ko vtoromu
tomu'），页619-621。
[23] Count Ivan Fedorovich Paskevich（1782-1856），俄国将军，奥斯特利茨一役与拿破仑作战
成名；一八三一年，以残酷手段压平波兰之叛，其后即担任波兰总督。——译注
[24] Shilder，同注[16]。
[25] 晚近苏联关于这位大批评家生平的故事里，有一则说，他去世之时，当局对他发出拘捕
令。杜贝尔特后来确实说可惜别林斯基先死，“我们本来要让他在牢里烂掉”[M.K.Lemke，《尼
古拉一世（一八二六—一八五五）时代的警察与文学》（Nikolaevskie zhandarmy i literatura
1826-1855 godov），第二版，St Petersburg，1909，页196]。不过，据Lemke论定，并无签发拘
捕令之事。拘捕令之说，起于别林斯基曾受邀走访杜贝尔特。“第三厅”邀请别林斯基来晤，主
要是想藉此取得别林斯基笔迹样品，与当时流传的一封匿名颠覆信的笔迹相验（见Lemke同
书，页187-190）。
[26] Shilder，同注[13]。
[27] 西卡马尔托夫把教育沙卡马特（Shakhmat，为棋语，将死、困死之意），圣彼得堡流行的
一句双关语。
[28] 参考。“至一八四八年为止，我们的大学具有纯粹民主的体质”；“政府不干涉大学”，学生
学所欲学，自由思考。见《童年、青年与放逐》（Childhood, Youth and Exile），J.D.Duff译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第一部分第六章。按：此书即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
与第二部分的英译。——译注
[29] N.I.Grech，《生平记事》（Zapiski o moei zhizni；Moscow，1930）。
[30] G.I.Uspensky，《作品集》（Sochineniya, St Petersburg，1889），卷一，页175-176。
[31] 见M.K.Lemke之记述，同注[19]，页431。
[32] 《俄国革命观念之发展》（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Paris，
1851）。
[33] 赫尔岑：《全集》（见注[7]），卷十，页335。
[34] 《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卷》（Delo petrashevtsev；Moscow/Leningrad，1937，1941，1951）。
[35]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政治与社会动荡不安，民心多怨，企求改革。科贝特先因替民兵被
扣薪饷之事疾呼，判处入狱（1809-1812）。出狱后，继续批评当局。当局提供贿赂，欲其停
笔。恐因拒绝而再获罪，科贝特于一八一七年去国赴美，在美国写作（1819-1820）。《英文文
法》（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即此时期作品之一，托文法课本之名，寄教育民众之
实，取材于当时英国的政治事件，置于课文例句之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
《科贝特》（Cobbe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一书中，曾举一例：“Sidmouth写
（writes）一封传阅函件；Sidmouth为了（wrote）一封传阅函件；Sidmouth将要写（will write）
一封传阅函件。”这例句妙处之一，是以Sidmouth为主词，之二，是以三个“写”字的现在、过
去、未来时式，暗示Sidmouth不断签发密令，遂行其虐政。按：Sidmouth即Henry
Addington（1757-1844），曾任英国下议院议长（1789-1801）、财政大臣（1801-1804）、内政
部长（1812-1821），性格强硬，高压对付民间改革运动，加强地方首长权力以控制局势。一八
一九年八月十六日，六万民众手无寸铁，集会于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要求改革，解除民困。
当地首长召兵镇压，民众死十一人、伤五百余人，而召兵者事后无罪，史称彼得卢大屠杀
（Peterloo Massacre），为英国社会运动史上几乎仅见的流血事件。一般认为Sidmouth的措施要
对此事负主要责任。——译注
[36] Shilder，同注[13]，卷二。
[37] A.I.Koshelev，《记事》（Zapiski；Berlin，1884），页81-84。
[38] 十九世纪俄国工业虽极落后，但工业方面的研究资料甚至仍多于农业与农奴资料。此外，
研究工业与农业者，都将重点置于政府法令与政策，而不及于工农业与业者本身。所以如此，
知识界专务西方观念外，尚有一重大客观障碍：一八一八年，公共教育部曾下一命令，严禁杂
志或个人表达任何维护或反对农民权利的看法。此令等于不准讨论农民问题，至一八一六年农
奴解放令前不久才失效。其间惟一例外为普希金所著《普加乔夫的历史》（History of
Pugachv），由于亲自检查普氏作品的尼古拉一世失察，而未遭禁止或删削。车尔尼雪夫斯基以
前，俄国知识阶层心中的“俄国人民”及其特性一直是个抽象观念，上述两项历史与现实因素有
重大作用。见Michael B.Petrovich著《十九世纪史学里的农民》（‘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收于Wayne S.Vucinich编《十九世纪俄国的农民》（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页192-193。哈克斯豪
森（Baron August von Haxthausen），德国学者，一八四三年游历俄国，深入各地，写成《俄国
内部状况、人民生活、尤其农村组织之研究》三卷（Studien über dieinnern Zusta 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a 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sslands；1847-1852），观察翔实。俄
国首先发现农村公社者为斯拉夫主义者，但并无实地调查，而是由此书取材。——译注
[39] byt，意思接近“生活方式”。
[40] 阿基洛科斯残稿201，收于M.L.West编《抑扬格与希腊挽诗》（Iambi et Elegi Graeci）卷一
（Oxford，1971）。
[41]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普希金：一八八〇年六月六日，普希金铜像揭幕于莫斯科，为首座俄国
诗人雕像，“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举办三天庆祝。陀思妥耶夫斯基继屠格涅夫之后，在第三天
（八日）发表演说，借普希金作品，发抒自己对俄国命运与使命的看法，称普氏为先知，指其
尽得俄国人民神髓，是民族诗人。由普氏之天才，以及其所表现的俄国民族特征，可见俄国灵
魂、俄国人民之天性最有能力支持并实现人类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欧洲各族以压榨为事，
且其自然科学不足取，社会根基脆弱，崩溃在即，惟俄国灵魂圆融、精神统一、活力清新，能
不以刀剑、而以兄弟之情与博爱之心使全人类复合为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将这篇演说，以
及对读者的答辩，做为当年八月《作家日记》（The Journal of an Author）的专号。见《怪人之
梦与普希金讲演》（The Dream of a Queer Fellow＆The pushkin Speech；S.Koteliansky与
J.Middlton Murry英译，London：Unwin Books，1960；1972重印），页33-950，根据一般看
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做法相似，都将自己见解强托于普氏身上。——译注
[42] 为符合本文旨趣，我几乎完全只讨论《战争与和平》里明言陈述的历史哲学，至于《塞瓦
斯托波尔故事》、《哥萨克》、以十二月事变分子为主题而未出版的小说残篇，以及托尔斯泰
自己关于本文主题的零星沉思，我只讨论其中能与《战争与和平》观点互相印证之处。
[43] 见E.L.Bogoslovsky，《屠格涅夫论托尔斯泰》（Turgenev o L.Tolstom；Tiflis，1894），页
41；P.I.Biryukov，《托尔斯泰》（L.N.Tolstoy；Berlin，1921），卷二，页48-49，引用此语。
[44] 同上。译按：安泰为希腊神话中之巨人，海神波塞冬与地母盖亚之子，凡遇陌生人，皆令
与之角力，每获胜利，则杀死对方。他只要接触母亲（大地），即力量如新，源源不绝，因此
常保不败。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得知此项奥秘，格斗之际，将他高举空中，不使触地，随即掐
死。
[45] 致托尔斯泰书，一八八三年七月十一日。译按：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托尔斯泰抵达彼得
堡，立志专业写作。屠格涅夫写信要他“为了你自己，为了文学，来罢！”（参考Henry Gifford
著《托尔斯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西方思想家”译丛第[10]，页12）。一八八三年，屠格涅
夫临终前不久，再请求托尔斯泰莫做先知，专心文学。屠格涅夫自始即洞察托尔斯泰的才气与
潜力，不过，对托尔斯泰终身在道德与艺术、文学与人生之间种种痛苦的挣扎，似乎并不很能
理解，也无法体谅。
[46] Gustave Flaubert，《致屠格涅夫的未出版书信》（Lettres inédites No.Tourguéneff；
Monaco，1946），页218。
[47] A.A.Fet，《我的回忆》（Moi vospominaniya；Moscow，1890），第二部，页175。
[48] A.Vitmer（1812 god v'Voine i mire'；St Petersburg，1869）里，提出严厉批评。当代的
A.S.Norov, A.P.Pyatkovsky及S.Navalikhin也怒抨托尔斯泰之失。A.S.Norov曾亲与一八一二年之
役，举证事实稍有错误，然其批评掷地有声。后二人是几乎毫无可取的文学批评家，但似乎也
验证了一些相关事实。
[49] 见V.B.Shklovsky，《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之取材与风格》（Mater'yal i stil'v
romane L'va Tolstogo‘Voina i mir’；Moscow，1928），多处可以参考。
[50] 《评〈战争与和平〉》（Razbor‘Voiny i mira’；St Petersburg，1868），页1-4。
[51] 例如Lin, Yakovenko, Zenkovsky教授及其他。
[52] 俄国作家N.I.Kareev与B.M.Eikhenbaum、法国学者E.Haumant与Albert Sorel的作品是可佩的
例外。至于以此题目为主的专篇论文，我只知道两篇有价值。第一篇为V.N.Pertsev的《托尔斯
泰的历史哲学》（‘Filosofiya istorii L.N.Tolstogo’），收于《〈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纪念
集》（'Voina i mir'：Sbornik pamyati L.N.Tolstogo），T.J.Polner与V.P.Obninsky编（Moscow，
1912）；此文对托尔斯泰隐晦、夸张与不连贯之处提出温和批评之后，以天真的概论做结。第
二篇是M.M.Rubinshtein的《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哲学》（‘Filosofiya istorii v
romane L.N.Tolstogo，“Voina i mir”’），刊于《俄国思想》（Russkaya mysl；July 1911），页
78-103；此文花费工夫较多，但我觉得最后仍毫无建树。班内特（Arnold Bennett）的评断很不
一样。我写完以上注解以后，才读到他这项评断：“‘结语’最后部分充满谁也搞不通的高明观
念。依批评家高见，这部分当然最好删去。的确，最好删掉；只不过托尔斯泰不能割爱。他这
本书就是为这部分而写的。”见Newman Flower所称三卷《班内特日记》（The Journals of Arnold
Bennett；London，1932-1933），卷二，1911-1921，页62）。至于托尔斯泰之史观与后世各类
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列宁、斯大林等人之史观的关联比附工作，向属难免，不过，此为政
治学或神学之癖嗜，非文学之常务。
[53] 见M.de Poulet的文章，刊登于《圣彼得堡时报》（Sankt-Peterburgskie Vedomosti，1869，
No.144）。
[54] 典出莫里哀喜剧《贵人迷》。茹尔丹为商人，但想做高级绅士，于是延聘舞师、乐师、剑
师、哲学家，教他礼仪才艺。哲师告诉他，人说话若非以诗，就是散文体。茹尔丹得知自己此
生从来说话就是用散文，以为获一新知，颇为欣喜。——译注
[55] 'Accursed questions'，——十九世纪俄国惯用语，泛指每个诚实人，尤其作家，早晚一定会
知觉到的道德与社会问题，知觉以后，或者正视而与之搏斗，或者置之不理，但置之不理就是
背弃同胞；此外，无论选择搏斗或脱逃，你都不得不明白你要为你的搏斗或脱逃负责。译按：
accursed questions，字义为“受诅咒的问题”、“不幸的问题”，等于平常所谓可恶的、倒楣的或讨
厌的问题。
[56] Nakaz，叶卡捷琳娜女皇对属下立法专家所下的指示。
[57] L.N.Tolstoy，《全集》（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G.Chertkov编（Moscow，
1934），卷四十六，页4-28。
[58] 同上，页97，113，114，117，-124，127。
[59] 同上，页126，127，130，132-134，167，176，269；82，110；140。
[60] 日记，一八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61] 日记，一八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62] N.N.Apostolov，《托尔斯泰谈历史》（Lev Tolstoy nad stranitsami istorii, Moscow，
1928），页20。
[63] 同上
[64] V.N.Nazariev，《过去的人》（‘Lyudi bylogo vremeni’），《当代人回忆录中的托尔斯泰》
（L.N.Tolstoyv vospominaniyakh sovremennikov, Moscow，1955），卷一，页52。
[65] 同上，页52-53。
[66] N.N.Gusev，《与托尔斯泰在一起的两年》（Dva goda s L.N.Tolstym, Moscow，1973），页
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