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ge）举行]，后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三节目部播出；《俄.2

College）举行]，后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三节目部播出；《俄.2

守主义者；在变革了的宪章与宪法背后，他们发现社会主义的幽

灵，吓得面无人色；这原也无足为异——将有所失，自有所惧。但

我们“俄国人”处境全然不同。我们对一切公共事务的态度都单纯、

天真得多。自由主义者惟恐失去自由——我们尚无自由可失；他们

忧虑政府干预工业——我们的政府任意事事干预；他们害怕丧失人

权——我们仍待争取人权。

我们仍然漫无秩序的存在里充满了极端的矛盾，我们的法律与

宪法概念仍欠稳定，这一方面有利于最无限的专制、农奴制度及凡

事以军事解决，一方面也造成彼得一世与亚历山大二世比较不难采

行其革命性步骤的条件。租屋而宿者本来就比自居其家者容易迁

移。

欧洲正在沉没，因为它丢不掉它的载货——长久涉险的征伐里

累积而来的无限宝藏。我们的东西则全是人造的压舱物；取出来，

弃之于船外，就扬帆直奔海阔天空之境了！当此一切政党皆成不合

时宜之物，当此人人或抱希望或怀绝望而指向逐渐逼近的经济革命

风雷之际，我们生龙活虎，进入历史。眼望邻人，我们也不禁害怕

这即将临头的暴风雨，我们也像他们，认为对这场危难最好莫置一

辞……但是，你不必害怕，你尽可安心，因为你的地产上有一枚避

雷针——土地公社制！ 13

易言之，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的完全缺乏，与一八四八年以后黑暗

的七年，非但不曾引起绝望或冷漠，反使多位俄国思想家觉悟本国与欧

洲比较自由的建制完全相反；而且，极其矛盾，这种相反被视为俄国人

可以乐观的基础。由此，又跃生无比强烈的希望——指望一个惟俄国命

定得享的独特幸福与光荣未来 14 。

赫尔岑之事实分析，十分正确。俄国并无中产阶级可言，新闻业者

波列沃依，别林斯基与屠格涅夫那位言论甚著而雅好文学的茶商友人包

特金，以及别林斯基本人，是显著的例外；急剧的自由改革所需的社会

条件并不存在，遑论革命条件。不过，自由分子如卡维林一干人，甚至

别林斯基，也痛加惋叹的这项事实，仍带来其本身的补偿。在欧洲，一

场国际革命爆发而失败，造成理想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满腔幻灭与绝

望，导致某些人走向犬儒式的超脱，某些人冷漠认命，或向宗教或往政

治反动队伍里寻求慰藉；其情其景，极似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而产

生“路标派”

15 所号召的忏悔与精神价值。在俄国，则卡特科夫变为保守

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正教、包特金离弃激进主义、巴枯

宁签署一分言不由衷的“自白”

16 ；但俄国既未遭革命，亦无与欧洲程度

相当的失意觉醒，遂导向一种与西欧大相径庭的演变。最重要的一点

是，改革的热情——革命的狂热，借公众压力、煽动及谋反，即可促成

变局的信念——并未减弱，反见增强。不过，政治革命之败，在西方万

目昭昭，因此政治革命论分明不若先前令人信服。此后三十年中，惘惘

不平而志存反叛的俄国知识分子，就转而留心本国内在处境独特之处；

早先，全由西方输入且惟经矫揉，才能与国人土生顽冥难合之物互相接

植的现成解决法，从此变为自创学说与行动模式，细心设法适应俄国独

具的特殊问题。他们甚愿学习，而且不止于学习——他们更有心成为西

欧先进思想家最专诚、最勤奋的信徒；但是，自此以往，黑格尔与德国

唯心主义者的教言，穆勒、斯宾塞及孔德的教言，皆须加以转化，使其

合乎俄国的特殊需要。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尽可满怀横霸

的实证主义与唯物主义，而其人之根植于俄国土壤（且不无以此自豪之

意），仍远深于一八四〇年代信奉道地世界大同理想之士，例如，远深

于虚构的罗亭；世人推想的罗亭原型巴枯宁，尽其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对

德国的恐惧，亦未足比伦。

预防革命爆发方面，政府为预防“革命病”染及俄国而采取的措施，

无疑占有决定性角色，然此“道德检疫”（moral quarantine）之重要后

果，还在于削弱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防疫，有迫使俄国知识分

子反躬自省之效；逃避眼前的痛苦问题而以模糊半解之道往西方寻求万

灵药，比先前困难了。于是，他们以一种锐利直截之势，清算国内的道

德与政治账目：与西方自由主义齐步并进的希望既日趋渺茫，俄国的进

步运动遂一变而渐转内省与不妥协。至大且显目的事实是，进步分子并

未发生内心的崩溃，革命派与改革派的见解虽日近民族主义路数，格调

则往往阴郁有加，偏爱自觉的粗豪与反美学形式，以及过度唯物的、粗

糙的、功利的形式，而且因为由别林斯基晚期作品而非由赫尔岑作品汲

取灵感，遂依旧自信、乐观。即在其最低落时期——一八四八年后

的“七年长夜”——他们也未曾发生法国与德国在此数年中甚为显著的僵

滞与冷漠。然而其能如此，代价是知识阶层内部发生深刻分裂。新起之

士，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左翼民粹主义者，其与西方自由主义者或本国

自由主义者之隔阂不合，更甚于前辈。退步年代里，即一八四八至一八

五六年间，划界之势日益真实；斯拉夫派与西化派间前此很容易往来穿

越的接壤边境，遽成隔墙；双方阵营——“两面而一心的雅奴斯”

17 ——

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的架构，曾使别林斯基与赫尔岑一班激进分子，能

在疾言厉色但惺惺相惜、甚至情深意笃的气氛中与卡特科夫或霍米亚科

夫或阿克萨科夫兄弟争论。这架构至此不复存在 18 。当赫尔岑与契切林

（Chicherin）一八五九年相遇伦敦，赫尔岑已不以其为君子之争的对

手，而是以敌人相看，实不无理由。至于激进阵营本身，则经历了更痛

苦的两极化。六十年代，《钟声》所属的温和派，与圣彼得堡的激进

派，相争日烈。共同敌人——帝国的警察政府——仍在，而他们自身旧

日的团结已尽失元气。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赫尔岑伦敦之会 19 ，僵硬、尴

尬，甚至虚应形式。其后，又有左翼、右翼之分；对于以西方输入的自

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学说杂拌而成的万灵药，左翼丧失信心，而以愈加严

格批判之道看待西方理想，而且如同右派，向国内建制与适合国情的解

决法里寻求活法；即令如此，左翼右翼的对立鸿沟仍不断增阔。

直接的西方影响在一八九〇年代由俄国社会民主派以正统马克思主

义的形式重新得势，即可见革命的知识阶层并未因自由主义的希望在一

八四九至一八五一年间崩溃于欧洲而丧志不振。他们的信念与原则正因

当局的敌视而得保全，未遭折损；旧日西方同好因为太多成功但间杂幻

灭的妥协而普遍有流于软弱与模糊的危险，这个险境，在俄国的他们也

因而得免。结果，西方社会主义者近乎全面病疲虚脱之际，俄国的左翼

运动反能保存其理想与战斗精神。它弃绝自由主义，是本乎力量，而非

由于绝望。它已创造并养就自身顽强、激进、土生的传统，是蓄势待发

之师。在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间几番风暴中诞生的俄国激进主义能如

此独立发展，因素甚多，其中数端尤值回顾。

十二月之变，沙皇尼古拉一世毕生耿耿难以释怀。他自视为天定的

统治者，以拯救其人民于无神论、自由主义及革命之怖害为天职；他是

名实相符的独裁君主，以消灭一切形式的政治异端或对立为其政府首要

目标。但二十年相当程度的平静以后，再严厉的检查制度、再精敏的政

治警察，也会有某种程度的松弛；这段长期宴平，所受惟一干扰为波兰

之叛，但各地不见严重内乱之象，当局所遇最大险事，只是少数小型且

局部的农民骚动、三两群心态激进的大学生、一小撮主张西化的教授与

作家而已——其中偶尔有人作怪而维护罗马天主教，例如恰达耶夫，另

或有人皈依罗马，例如标新立异的去职希腊文教授兼救赎派神父贝哲

林。于是，四十年代中期，自由派刊物如《祖国纪事》（Otchestvennye

zapiski）、《现代人》（Sovremennik），鼓勇而开始登载某种文章——

在现有检查制度之前、在政治警察首长杜贝尔特将军（General Dubelt）

锐眼之下，这些自然不可能是公开反对政府的文章，但它们表面取西欧

或奥斯曼帝国局势为主题，落笔乍看不带激情，而在善读书于无字者眼

中，其实是以微言影射与谲辞指事，批判现行体制。所有进步人士萦心

瞩目的中心，当然是巴黎——天下最先进、最爱好自由者的归宿，社会

主义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勒鲁与卡贝、乔治·桑与蒲鲁东的老家，有一

派不久势必引领人类臻至自由与幸福的革命艺术与文学，其中心就是巴

黎。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四十年代一个典型自由派圈子的成员，其回

忆录中有此一段名文 20 ：

在俄国，万事似乎已经完结，盖上五个封印，投入邮局，只等

寄给一个不是预先决定要送的收件者；在法国，则似正值诸事待举

之际……时序渐近一八四八年，我们对法国的同情日趋浓烈。我们

满怀按捺不住的兴奋，注视着路易·菲力普在位最终数年那出戏的

逆转诡变。我们满腔激切的热情，捧读路易·布朗的《十年历史》

（The History of Ten Years）……路易·菲力普与基佐、杜夏德与梯

也尔——此辈几乎成了我们亲身结下的私敌，也许比杜贝尔特还更

危险的敌人。

当此时期，俄国检查制度显然达于最严厉境地。检查人员时或倾向

一种优柔怯进的右翼自由主义；“不忠不贞”的历史学家与新闻业者机巧

层出，更因坚行固持、无休无止，检查人员往往非其匹敌，因而难免挂

漏相当数量的“危险思想”。编辑布尔加林与格列奇是专制独裁的热心门

犬，充任着政治警察之代理人，常以密报，向其奴主镘发这种忽略。教

育部长乌瓦罗夫伯爵，即“东正教义、君主专制、民族至上”著名三言口

号 21 的作者，其人固无自由主义偏好之实，却也颇不愿博取顽固反动派

之名，因此，对于不甚高涨喧哗的独立论述，乐得视若无睹。衡以西方

标准，俄国检查制度可算格外严苛。例如，由别林斯基的书信，即可明

见检查人员删削割裂其文章的程度。但自由派杂志巧尽智计，卒得存活

于圣彼得堡——凡记得一八二五年后数年间情势，而且知晓这位皇帝性

情者，皆知其得以存活，已足出色。自由的界限当然狭隘至极。流亡国

外者的作品姑且不论，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文献，是别林斯基致果

戈里的公开信。信中宣斥果戈里的《与友人书简选》。此信在俄国到一

九一七年始见全文问世。所以如此，无足为奇，因为信中以格外弘辩直

野之辞历驳当局、痛责教会与社会制度、力斥皇帝及其官员的武断权

威，兼向果戈里问罪，指其非独中伤自由与文明之大义，亦且丑诋其饱

受奴役与困顿无助之祖国的性格与需求。这篇辞激气烈的名文，作于一

八四七年，手稿辗转流传，远出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境外。陀思妥耶夫斯

基获死罪，两年后几遭处决，大致即因他在不满分子的一场隐秘集会中

宣读此信。据安年科夫所述，一八四三年，首都有人公开讨论颠覆性的

法国学说：警察官员利普兰季发现书局公开展售当局悬禁的西方文籍。

一八四七年，赫尔岑、别林斯基及屠格涅夫会晤巴枯宁及其余俄国政治

亡民于巴黎——他们的新道德与新政治经验在激进派俄国报章上获有若

干回响。检查制度的宽容，在本年达于极点。到一八四八年革命，即结

束一切宽容，长久不再。

此中掌故，如今耳熟能详，席尔德尝记其事 22 。路易·菲力普去

位、共和国宣布成立，尼古拉皇帝得讯，顿觉其欧洲旧制度岌岌不稳的

最恶预感即将成真，决心立即行动。依据格理姆（几可确言为伪造）之

记述，尼古拉乍闻巴黎噩耗，便即催驾赶赴其子（日后的沙皇亚历山大

二世）宫殿；其子正在该处举行四旬节前夕舞会。尼古拉冲入舞厅，以

威严紧急的手势制止舞者，一面高喊“诸位，备鞍上马罢，法国宣布成

立共和国了！”然后，由朝臣簇拥，疾出舞厅。这段戏剧插曲无论确曾

发生与否——格理姆并不相信——其写当时一般气氛，都十分传神。约

当此时，彼得·沃尔康斯基亲王告知巴纳耶夫，谓沙皇似乎立志在欧洲

发动一场预防战争，惟以资财缺乏而作罢。议虽未行，仍增遣重兵守

卫“西疆”，即波兰。一八三一年起义既遭惨酷镇压，一八四六年加里西

亚农民起事后又受严厉控制，国破民困，本年并未大兴风浪，但仍有高

呼波兰自由之声。巴黎及别处凡有自由派集会，俄国专制政府当然一一

攻讦；自由派的集会，在帕斯克维奇 23 蹂躏下的华沙虽未唤起任何回

响，沙皇仍疑惧该地处处谋反。的确，当局所以视逮捕巴枯宁为无比要

事，主因之一，即在沙皇相信巴枯宁与波兰移民过从密切，并涉嫌与彼

等图谋在波兰再行举事——过从密切，乃是实情，图谋举事，则属子

虚。不过，巴枯宁的公开言论过无节制，可能便于旁人推想其事而绘声

绘影。关于沙皇的担忧，巴枯宁入狱之日似乎全然不觉，因此也似乎始

终不知自己系狱所为何来。他的自白书甚富想像，复极随和大方，而独

未包含这项不存在的波兰阴谋。柏林变起，沙皇立即发布文告，宣称叛

变与混乱幸未波及俄罗斯帝国固若金汤的疆界，朕将竭力防阻政治瘟疫

扩延，以及确信忠贞臣民此际必将尽起勤王以免君上与教会遭难。由御

前大臣尼瑟洛得伯爵的敦促，《圣彼得堡杂志》出版一篇对沙皇文告的

评论，以灵感之笔，欲图减轻沙皇文告剑拔弩张的口气。无论其对欧洲

之效果如何，这篇评论的涵义，在俄国似乎瞒不了谁。时人已知尼古拉

亲手起草文告，且在泪眼中对柯尔夫男爵读过。柯尔夫显然也几乎落泪

24 ，并自认其受命拟作的草稿微不足道，而当下毁弃。法定储君亚历山

大向御林军官会议宣读文告，激动不能自已。宪兵队首领奥尔洛夫亲王

感动之深，亦不稍逊。文告掀起一片汹涌的由衷爱国情绪，只未能持久

而已。沙皇的政策相当符合群情，至少上层与官僚阶级如此。一八四九

年，俄军由帕斯克维奇指挥，荡平匈牙利革命；奥地利帝国其余省区及

普鲁士境内的革命得以平定，俄国也有重大影响。俄国在欧洲的权势，

以及其在俄国境外一切自由分子与立宪主义者胸中激起的恐惧与怨恨，

都达于极顶。这时期民主人士眼中的俄国，颇似我们当代的法西斯强

权，是自由与启蒙的大敌，黑暗、残酷与压迫的储存所，为其放逐子民

所最常宣斥、最猛烈宣斥之士，是一股由无数间谍与线人助虐的邪恶力

量，而且暗中操纵不利于欧洲一切民族自由与个人自由成长的政治演

变。自由分子的激愤浪潮，使尼古拉更加深信，他的以身作则与运用施

为，已挽回欧洲道德与政治毁灭之祸；他始终明见自己的责任；他无动

于谄媚或谩骂，履行责任，按部就班，不稍容情。

诸次革命，对俄国内部事务影响既速且巨。一切农地改革计划，尤

其一切宽待私有与国有农奴之议，遽尔搁置，更无论皇帝也曾厚寄同情

考虑的农奴解放计划。农奴制度为经济与社会罪恶之说，多年来已非仅

为自由派圈内之常谈。尼古拉宠信、并奉召出任其“农业总长”的基谢廖

夫伯爵也坚持此说；纵使无所不用其极以横阻积极改革的地主与反动官

僚，也早已认为，对农奴制度之恶再加怀疑，并无益处。但是，果戈里

不幸作《与友人书简选》，一二政府认可的学校教科书继起效法，而且

比最极端的斯拉夫派犹进一步，鼓吹农奴制度为神意许可的制度，谓其

基础与其余家庭主治的俄国建制一般，不容动摇——与沙皇的神授君权

同样神圣。筹划中的地方政府改革也自此中辍。“革命之多头怪兽”正威

胁帝国，故循俄国历史之常例，内在敌人须以严厉手段处理，俾儆效

尤。处理手段的第一步，便关连到检查制度。

布尔加林与格列奇源源不绝的告密，终于生效。柯尔夫男爵与孟西

柯夫亲王几乎同时编制备忘录，就检查制度之松解，以及报章期刊中所

见的危险自由格调，列举例证。皇帝自言震惊且恼怒此事未早侦知。孟

西柯夫辖下立即成立委员会，督导检查人员的活动，并加紧厉行现有规

定。委员会召见《现代人》与《祖国纪事》编辑，严责其“普遍的不健

全”。《祖国纪事》改变格调，一八四九年，编辑兼发行人克拉耶夫斯

基写成一篇“思想正确”的文章，声讨欧洲及其一切作为，并献媚政府，

其阿谀之工，即在当时的俄国，亦闻所未闻，在布尔加林曲意求宠的

《北方之蜂》中，也难得一见。至于《现代人》，最有力的投稿者为不

屈不移、宁死不默的别林斯基，已于一八四八年英年早逝 25 。赫尔岑与

巴枯宁在巴黎，格拉诺夫斯基过于温和，过于丧志，无意反抗。俄国国

内主要文学人物中，几乎惟余涅克拉索夫持续奋战。他与官方周旋，异

常灵活巧妙，又隐伏多月，卒得全身远害，甚至出书。因此，在非禁即

逐的四十年代激进分子，与饱嗜迫害而趋强硬、在五六十年代继踵奋斗

的更狂热的新世代之间，他成为活生生的环节。孟西柯夫委员会旋由一

秘密委员会取代（皇帝惯将重大问题交予秘密委员会办理；各秘密委员

会因不知彼此存在，职务往往相互矛盾），以“四月委员会第

二”（Second of April Committee）之名见知于世，主持者先为布图尔

林，后为安年科夫。这个委员会的职掌不是事先检查（事先检查仍由教

育部辖下的检查人员执行），而是细看已出版的文字，奉命向皇帝本人

回报任何“不健全”的蛛丝马迹，由皇帝本人执行必要的惩罚措施。这个

委员会透过无所不在的杜贝尔特，与政治警察勾连，行事盲目而热心无

度，不顾其他一切部门与机构，还曾因热心昏头，告发一首沙皇亲自许

可的讽刺诗 26 。如此，将为数不可谓多的报章期刊逐字精梳栉理，“四

月委员会第二”实际上扼杀了一切形式的政治与社会批评——剩下来

的，是对专制独裁与东正教无限忠贞的陈腔烂调。至此地步，即乌瓦罗

夫亦觉过当，乃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卸教育部长职位。继位者是默默无

闻的贵族西卡马尔托夫亲王 27 。此公曾奉备忘录于沙皇，指陈不满之主

源，谓其中之一无疑为横行俄国大学中自由的哲学思考 28 。皇帝采纳其

议，任为教育部长，明谕责成推动学界严格遵行东正教箴规，而特别着

重消灭哲学倾向与其余危险趋势，以期改革大学教学。这项中世纪训令

经他发挥神髓、逐字实行之后，导出的教育“整肃”，犹酷于十年前马格

尼茨基在喀山大学那场恶名昭彰的“净化”。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五年，是

十九世纪俄国蒙昧主义长夜里最黑暗的时辰。连柔懦而工媚、交瘁心力

于取悦当局，一八四八年曾由巴黎发信，以本肯多尔夫亦难比拟的鄙

蔑，对第二共和国最温和的自由措施横加挞伐的格列奇——连这位可怜

的人，在他写于五十年代的自传里 29 ，也以几近苦恨之语，怨刺新行双

重检查制度的荒唐愚妄。这场文学上的“白色恐怖”，最生动的描述，或

许可推民粹主义作家乌斯宾斯基回忆录中这段名文 30 ：

你动弹不得，甚至不能作梦；稍显思想之迹——稍露心中无惧

之象，便涉危险；你必须装出畏怖、颤抖模样，即使没有真实理由

要畏怖、颤抖——那几年，把俄国民众造就到这种地步。长年累月

的恐惧……处处弥漫，压垮了大众的意识，剥夺了他们思考的欲望

与能力……极目而望，不见毫芒之光——“你完了。”天和地、空气

和水、人与兽喊道——万物胆裂心惊，仓皇避祸，有洞就钻。

乌斯宾斯基所述，有其他证据可稽。最生动的，也许是恰达耶夫的

行为。一八四八年，这位杰出之士已不再是“登录在案的疯子”，但仍居

莫斯科。他因一八三六年《望远镜》之祸而大名远播。经此不幸，他似

乎安然无恙。此人的傲骨、原创力、独立超拔，其谈吐之风度迷人与精

彩卓越，尤其他作为思想自由烈士的义声，即政敌亦为之心折。他的沙

龙多俄国及杰出异国访客出入，据这些人士证言，一八四八年沉重打击

之前，他一贯以不妥协、令人惊异的自由（无视于当时政治气氛）表达

他对西方的同情。斯拉夫主义中比较极端的成员，尤其诗人亚济科夫 31

，对他频施抨击，甚至一度向政治警察举发。第三厅（the Third

Department）以他望重名高，未敢撄锋，他也依然故我，仍在每周沙龙

交结俄国与外国名人。一八四七年，他还力抨果戈里《与友人书简

选》，在致亚历山大·屠格涅夫的信里，斥责此书为那位不幸天才的自

大狂征候。恰达耶夫并非自由主义者，更非革命派，若强为之名，他是

浪漫的保守主义者，罗马天主教与西方传统的仰慕者，出身贵族，而反

对斯拉夫派对东正教与拜占庭的眷恋。他是右派而非左派人物，但对当

局，他仍是个直承不讳且无所畏惧的批评者。个人主义、意志不挠、刚

正不阿、性格强毅，以及自重而不屈权威，是他博孕雅望的主因。一八

四九年，这位西方文明的游侠突然致书霍米亚科夫，说欧洲一片浑沌，

亟需俄国援手，并热切论赞皇帝粉碎匈牙利革命的果决主动。当日知识

分子本来颇有畏惧民间起事者，恰达耶夫此举或者即可归因于这种畏

惧，但是，这故事还有下回。一八五一年，赫尔岑在海外出版一书，书

中热烈称扬恰达耶夫 32 。恰达耶夫乍闻其事，即致函政治警察头子，自

言获称于此声名狼藉之恶棍，既恼且愤，然后，复以极尽卑屈之情，盛

誉沙皇为天假以扶正乾坤之工具。他的侄子兼心腹问他“如此无故平白

自贱何为”，他只说，人究竟“必须远害自保”。长年累月的压制，对奇

迹般幸免于西伯利亚或绞架的上一代反叛贵族，有其影响。以俄国这位

最自尊、最爱好自由的人，而有此显属犬儒式的自卑自贱，就是个充满

悲剧性的证据。

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也就在这种气氛里开审。此案令人感兴

趣的主因是，由西方观念直接影响而发的严重阴谋，当时仅此一宗而

已。赫尔岑闻讯，说这次事变“有如鸽子叨回诺亚方舟的橄榄枝”——洪

水以后闪现的第一道光明 33 。关于此案，当事人论列甚多——因同谋而

发配西伯利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其一。晚年厌弃一切激进主义与社会

主义（一切世俗主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明力图减轻自己的涉案分

量，而在《群魔》中将革命计谋做成他名垂千古的丑化。彼得拉舍夫斯

基事件调查委员之一的柯尔夫男爵日后尝言，案情并不若当初所称之严

重或广泛——主要只是“观念阴谋”（a conspiracy of ideas）。衡以后来

所出证据，尤其苏联政府出版的三卷文献 34 ，柯尔夫如此评断，值得怀

疑。当然，在某层次上，并无正式成形的阴谋。一群不满青年定期在两

三间房子里集会讨论改革的可能性，如此而已。又，彼得拉舍夫斯基本

人固然信奉傅立叶的观念[他在自家地产上为他的农民设立一座自治公

寓（phalanstery），而那些农民以其为魔鬼之作，立予焚毁之说，并无

证据支持]，但这些集团并没有全体一致接受的清晰原则体系为之统

一。例如，蒙贝里只想创建互助机构而已，且其所谋并非工人或农民之

福，而是其自身同类中层阶级成员之利；阿赫沙鲁默夫、伊夫洛波斯、

普列希契夫乃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米留科夫惟一罪行显然为翻译拉梅内

（Lamennais）。巴拉索格洛是温厚而善感的青年，局促难安于恐怖的

俄国社会秩序——恰似果戈里，果戈里欲循温和的民粹主义路线实行改

革与改善，其所取路数，近似比较浪漫的斯拉夫主义观念，去英国作家

科贝特或莫理斯（William Morris）等人的中世纪主义悬旧情怀亦不在

远。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百科全书辞典虽收入以科学报道为掩饰的“颠

覆”文章，其实只类似科贝特著名的文法 35 不过，尽管以上种种，这些

集团仍有别于激进文人如巴纳耶夫、科尔什、涅克拉索夫，甚至别林斯

基等人的随兴集合。无论怎么说，某些涉案者的集会，其特殊目的是共

思具体观念，以便酝酿一场对现存体制的反叛。

这些观念或许不可行，而且可能含有许多取自法国乌托邦主义者及

其他“不科学”来源的狂热成分，然其目的并非改革，而在推翻体制及建

立革命政府。例如，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A Writer's

Diary）及他其余作品中的描述，即可明见，论气质、论意图，史皮希

涅夫都是地道的革命煽动家，与巴枯宁（巴枯宁不喜欢他）同等相信谋

反之路。他参加这些讨论集团，怀有实际目的。《群魔》以斯塔夫罗金

为其化身，即强烈突出这一面。同理，杜洛夫与格列高里耶夫的确似乎

相信革命一触即发；他们明知不可能组成群众运动，而仍如魏特林与德

国共产主义工人集团，或许以及同时期的布朗基，寄望于组织一些训练

有素的革命小细胞，使其成为以革命为业的精英集团——俟时辰一到，

当被压迫者起而打破心虚骨软、阻止俄国人民争自由的朝臣与官僚大

军，这群精英即以有效而无情的行动夺取领导权。凡此，无疑多属空

谈，其时俄国并无丝毫仿佛有利于革命的形势。然而此辈之意图，其具

体且狂烈，一如巴贝夫及其友人。衡以这个控制严密的独裁国家的条

件，他们这种意图也是实际谋反的惟一可能手段。史皮希涅夫确实是共

产主义者，影响他的不仅有德沙米，也许还有马克思早期作品——例如

反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巴拉索格洛曾在法庭证词中说 36 ，引他加

入彼得拉舍夫斯基讨论小组的原因之一为，讨论小组力避自由派喋喋空

疏而漫无目标的议论，专注具体问题，并以直接行动为着眼而从事统计

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蔑称其谋反同伴为poliberal'nichat'（借自由主义

玩票），看来无非试图为自己洗刷而已。这个圈子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

之处，其实可能即为其吸引巴拉索格洛之处——讨论会气氛严肃紧张，

不像巴纳耶夫一干人、索洛古勃或赫尔岑热络的夜间雅集那般亲切自

由、快意言笑、不拘形式、宾至如归，纵论文学与思想（在这些雅集

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曾遭轻慢，引为奇耻大辱）。彼得拉舍夫斯基

为人行事强直热心而少悔，其本身集团与分属集团，甚至由此衍生的更

秘密集团——以及相与联结的“圈子”，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时代参加

的圈子——都是有所图而来。反谋于一八四九年四月泄败，彼得拉舍夫

斯基集团受审、流放。

一八四九年，到克里米亚战争最末数月尼古拉一世驾崩期间，不曾

闪现一丝自由思想之光。果戈里至死是个毫不悛改的反动派，屠格涅夫

甘冒不韪，在追思文章中，称扬其为讽刺天才，乃立遭收捕。巴枯宁系

狱，赫尔岑远适异域，别林斯基已物故，格拉诺夫斯基缄默、抑郁消

沉，并逐渐转向斯拉夫主义。一八五五年的莫斯科大学百年纪念，落得

惨淡不欢。至于斯拉夫派，虽拒斥自由革命及其一切作为，并继续反击

西方影响，也还是感受到官方压制的沉重手腕；阿克萨科夫兄弟、霍米

亚科夫、科舍廖夫及萨马林深受官方猜疑，一如十年前的伊凡·基列夫

斯基。秘密警察与特别委员会认为凡观念皆危险，其中，民族主义为奥

地利帝国境内受压迫的斯拉夫民族请命，推其意涵，等于自居于与王朝

原则及多种族帝国对立之地，其观念尤更危险。政府与反对党派之战并

非意识形态之战，故不同于一八七〇与一八八〇年代左派右派间的冲

突，亦不同于自由主义者、早期民粹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对斯特拉霍

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迈科夫、卡特科夫及列昂季耶夫等反动民族主义

者的冲突。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五年间，政府与“官方爱国主义”党（时人

呼其为党）似乎敌视思想，因而无意往思想界征求支持者；有毛遂自荐

者来，则怀鄙慢之心收纳，加以利用，偶予赏赐。尼古拉不喜一切思想

与思索，遂无意以观念反击观念；他如此深不信任他自己的官僚体系，

也许因为他觉得它根本也具有任何理性组织都必备的最起码思想活动。

刺猬与狐狸

英国化学家的头脑与印度佛教徒的灵魂的奇异结合。

沃居埃

一

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存世的断简残篇里，有此一句：“狐狸多知，

而刺猬有一大知。”

40 原文隐晦难解，其正确诠释，学者言人人殊。推

诸字面意思，可能只是说，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计防御。不过，

视为象喻，这句子却可以生出一层意思，而这层意思竟且标显了作家与

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间所以各成类别的最深刻差异中

的一项。各类之间，有一道巨壑：一边的人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

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

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

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另

一边的人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

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

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

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

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

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

内在识见。前一种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属于刺猬，后一种属于狐狸。我

们不必强求僵硬分类，但亦毋需过惧矛盾；我们可以说，根据前述旨

趣，但丁属于第一个、莎士比亚属于第二个范畴；柏拉图、卢克莱修、

帕斯卡尔、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是刺

猬，惟程度有别；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伊拉斯谟、莫里哀、

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则是狐狸。

当然，这项二分法，正如一切这种过于简化的分类，若强直径行，

即成矫揉、烦琐，终至荒谬。不过，这分类即使无助于严肃的批评，却

也不应见斥为纯属浅薄或轻浮。它和所有稍能体现真理的识别法一样，

提供了一个观察与比较的据点、一个从事纯正研究的出发点。据此，则

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比之剧，可以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普希

金为题的那篇演说 41 ，一时名论，全篇雄辩撼人、感人至深，却因为把

巨狐普希金——十九世纪头号狐狸——谬解为原身正是刺猬的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同类，于是竟把普希金转化扭曲成专志一念的先知、某种一元

普遍信息的专差，而那信息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宇宙的中心，与普

希金变化无穷的天才所涉猎的多种领域，相去正不可以道里计。所以，

凡敏感读者，鲜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说非但未能揭明普希金的天

才，反倒是照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天才。因此，若说以普希金与

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巨人各持一端，即能度得俄国文学的幅广，并非虚

言；而认为这类问题有用或有趣的人，取其余俄国作家，揆其与此两大

端之远近异同关系，即可以判得诸家特征，也的确不是妄谈。果戈里、

屠格涅夫、契诃夫、勃洛克等人对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系如何的

问题，能导出——或者，可说已经导致——成果丰硕、发人深省的批

评。不过，遇托尔斯泰而提此问题——问他属于第一或第二范畴，是一

元论或多元论者，是识见浑一或多方，是本质单一或异质成分混合——

就没有清晰而立即的答案了。施之于他，这问题似乎不尽允当，隐晦事

体，甚于拨云见日。不过，我们有此犹豫，并非由于所知不足。关于他

本人、关于他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托尔斯泰所告于世人，多于其余任何

俄国作家，几乎多于其余任何欧洲作家的自述；在任何道德层次上，他

的艺术都没有可以称为晦蔽不明之处；他的宇宙没有沉黯的角落，他的

小说天光澄澈；关于他本人，他已作解释，关于他的小说以及其建构方

法，他已有论辩，且解释与论辩之清晰、有力、明敏、澄澈，亦无不过

于其他任何作家。他是狐狸，还是刺猬？我们应持何说法？答案何以如

此出奇难觅？他近于莎士比亚或普希金，而远于但丁或陀思妥耶夫斯

基？或者他与诸家都完全不相类，因此这问题荒谬而无从解答？我们的

探讨似乎面临着窒碍。这神秘的窒碍是什么呢？

本文中，我不想就此问题完整具述一个答案，因为兹事体大，等于

要对托尔斯泰的整体艺术与思想作一场严谨的检验。因此，我自限于提

出一个想法，这想法是，前面所提的窒碍，究其起因，可能至少有一部

分由于托尔斯泰本人并不自觉有此问题，而且尽力使答案落空。我想提

供的假设是：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

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带他对他自身成就的诠释，又是一回事；结果，

他的理想导使他以及被他的说服天才所赚的人，对他与别人的作为，或

者对他与别人所应有的作为，提出了有系统的错误诠释。没有谁能埋怨

他，说他让读者怀疑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于别人和他自己的作为，

关于别人和他自己应该有的作为，他的看法染透了他一切议论作品——

在他的日记、载诸文字的余谈剩语、自传文章与故事、社会与宗教小册

子、文学批评、公私通信里，他这看法无处不见。不过，他的本质与信

念枘凿龃龉，而其冲突最为明显之处，就是他的历史观。他谈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