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 此语引注[1]之引文，出自《彼岸书》“安慰”一章，中年医生与一女郎对话。女郎认为自由
与独立是人类世世代代追求的目标，医生指自由与独立乃少数个人之理想，是某些社会阶层在
特别幸运的环境下养成的倾向，卢梭之言，是以先验命题为事实，误特例为常理。同理，爱鱼
者取鱼之骨架，指某些细骨虽实际完全无用，然其未稍有发展成足与翼之倾向，然后举飞鱼为
证，谓“鱼类”非但天生欲飞，而且有时的确飞行。论者，如卢梭，谈人、历史、民族，多以飞
鱼立论，理想非不崇高，于人非不厚爱，惜盘空远取、不切实际，非仅自取失败，而且贻害无
穷。——译注
[143] 《论意志自由》（‘Letter 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致其弟亚历山大书。《全集三十
卷》，卷ⅩⅩ，页437-438。——译注
[144] 《彼岸书》，《全集三十卷》，卷Ⅵ，页131。
[145] 《彼岸书》，卷Ⅵ，页29。
[146] 同上，卷Ⅵ，页51。
[147] 《致老友书》，《全集三十卷》，卷ⅩⅩ，页584。
[148] 同上，卷ⅩⅩ，页578。
[149] 《彼岸书》，《全集三十卷》，卷Ⅵ，页472。
[150] 《致老友书》，《全集三十卷》，卷ⅩⅩ，页578。
[151] 《法意书简》，第十四信，《全集三十卷》，卷Ⅴ，页211。
[152] 《彼岸书》，《全集三十卷》，卷Ⅵ，页104。
[153] 胡斯（John Hus或Huss，1372/1373-1415），波希米亚人，述作于中世纪与宗教改革之间
的过渡期，为十五世纪最重要的捷克宗教改革家，心仪威克里夫（Wycliff）之说（在圣餐里，
面包与酒仍是面包与酒，石化为圣体；圣经为基督教教义惟一来源；教皇无权代理教徒等）。
胡斯毕生陷入基督教一三七八年起的内部“大分裂”及其间牵涉的政争，于一四一五年在康斯坦
茨全教大会（1414-1418）中被诬为异端，受火刑而死。胡斯死，其波希米亚徒众群起抗争，绩
倡改革；与教皇对立，兵戎相见，经过宗教改革高潮期、“三十年战争”。二十世纪的捷克新教
仍有其余绪。——译注
[154] 《法意书简》第十四，《全集三十卷》，卷Ⅴ，页215-217。
[155] 《彼岸书》，《全集三十卷》，卷Ⅵ，页58-59。
[156] 《彼岸书》，卷Ⅵ，页110。
[157] 同上，卷Ⅵ，页53。
[158] 《致老友书》，同上，卷ⅩⅩ，页576。
[159] 《往事与随想》，《全集三十卷》，卷Ⅵ，页70。
[160] 《法意书简》第四，《全集三十卷》，卷Ⅴ，页62。
[161] 《彼岸书》，同上，卷Ⅵ，页36，91。
[162] 同上，卷Ⅵ，页130。
[163] 同上，卷Ⅵ，页131。
[164] 同上，卷Ⅵ，页119。
[165] 同上，卷Ⅵ，第120。
[166] 《致老友书》，同上，卷ⅩⅩ，页588。
[167] 同上。
[168] 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ecurity），法国大革命“国民会议”于一七九三年四
月初成立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先由丹东主持，六月以后，山岳党人取得政权，即由罗伯斯庇
尔主持，以雅各宾分子主持，是恐怖统治（一七九三年九月至一七九四年七月）期间的独裁机
构。——译注
[169] 《致老友书》，《全集三十卷》，卷ⅩⅩ，页588-589。
[170] 一八六〇年代初期，俄国革命气氛日益浓厚，配合一八六三年波兰之叛，愈加激烈，开始
有革命团体出现，且付诸个人小型恐怖活动。一八六六年，卡拉科佐夫谋刺亚历山大二世，未
成。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有惟农民之斧头能解决问题之说。——译注
[171] 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有一派主张民主原则并非绝对价值，应从属于
党的需要，一切考虑，包括个人尊严，不得妨碍革命目标。见伯林《自由四论》附录，页207。
——译注
[172] 赫尔岑曾评论西方与俄国的对比：“那些政府……无论沦入多么低级的境地，斯宾诺莎犹
未至于遭受充军之刑，莱辛也不曾挨鞭子或没入军籍。”（《彼岸书》，《全集三十卷》，卷
Ⅵ，页15）在二十世纪，这种比较的力量看不出来。译按：赫尔岑由此认为，对道德力量与对
个人的承认，“是欧洲生活的重大人性原则之一”。在俄国，则彼得大帝以来取法西欧，凡能模
仿之处，模仿殆尽，惟个人仍受压制，言论自由仍被视为无礼、独立仍被视为颠覆——“道德上
对权力的抑制，本能上对人权、思想权利、真理权利的承认”，并未输入。
[173] 《彼岸书》，《全集三十卷》，卷Ⅵ，页126。
[174] Caliban，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精灵，具有智力，貌丑，性狡黠、残忍而实际，作风粗
鄙，行事悖德邪门，但整体不失诗质魅力，《暴风雨》中由他发言之处，全用韶文。——译注
[175] 《致奥加廖夫书》，一八六八年五月一至二日。
[176] 《往事与随想》，《全集三十卷》，卷Ⅵ，页351。
[177] “革命观念在俄国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Ideas in Russia’），《全
集三十卷》，卷Ⅶ，页15。卢格颇以此说为侮辱，一八五四年获得此文德文版，在短评中严厉
抗议。见P.Nerrlich编《卢格一八二五至一八八〇年间书信与日记》（Arnold Ruges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 tter aus den Jahren 1825-1880；Berlin，1886），卷二，页147-148。
[178] 伯林所指列宁言论为何，待考。不过，列宁关于赫尔岑的议论，自以一九一二年（赫尔岑
百龄）《社会民主党人报》29号所刊“纪念赫尔岑”短文最著名。列宁夹叙夹议，想“阐明这位在
俄国革命的准备期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大意谓赫尔岑早年即觉醒而展开革命
鼓动，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而且“在国外创立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
他的伟大功绩”。但他究竟是“地主贵族中的人”，虽鼓吹农民的解放，却曾寄希望于“上层”改
革，向亚历山大写了许多“现在读起来真是令人作呕”的“甜言蜜语的书信”。一八四八年绝望于
西欧革命以后，仍和他去国之年（一八四七）一样，不能在“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因
此“精神破产”，落入“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无所寄托。他咒骂一八四八年出卖革命的自由
主义，但“没有识破它的阶级本质”，此后，也没有了解“马克思以前各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
主实质”，遂更不了解历来“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期间，他还把“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
味”的村社制度错认为社会主义。所幸，他的怀疑论其实是“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
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所以，逝世前一年（一八六九），他终仍弃绝自由主义，视线“转向国
际，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转向已经开始集合无产阶级‘队伍’……的那个‘劳工世界’的国
际”。依列宁之见，此后，经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与“无产阶级这个惟一彻底革命的阶
级”有如一脉相承。——译注
[179] 赫尔岑绝望于西欧自由理想以后，返取俄国农村公社，以其为社会主义典范及俄国未来政
治与社会制度的基础，artel即其中一种。关于artel的性质，说法甚多，赫尔岑自言有第一手知
识，并极称其独立自主（官方无法干涉）与和谐互助；artel由不同公社来的建筑工、木匠及其
余各种匠人组成，约数百人，时间一二年不等。期满，工人根据年来工作，依公决而分配所得
产物；日常事务，亦由artel之组成分子共同负责，外界势力如政府、警察无法控制。见《致米
什莱的公开信》。按，米什莱一八五一年为文批评俄国，赫尔岑起而反驳，将沙皇及其压制且
落后的制度与俄国人民分开讨论，力言默默忍受暴政的俄国人民纯洁、无辜、神圣：“俄国的未
来寓于农民，正如法国的再生寓于工人。”赫尔岑生长富贵家庭，目睹政府及他本身阶级的无能
与苛虐，非常能了解农奴何以有那些著名的懒惰、冷漠、狡滑、酗酒行为。正义感极其锐利，
同情之余，不免溢美，认为农奴在虐政里养成的这些自保习性底下，其实纯良如赤子。此外，
赫尔岑对于农村公社里的多种弊端，也没有充分认识。赫尔岑终身善于打破一切学说主义的妄
念，惟有自己这项执迷未能祛除。不过，将农民（或所谓被压迫与受屈辱者）美化、理想化，
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思想的一贯主题，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未能免俗。别林斯基、
屠格涅夫、契诃夫及高尔基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民粹主义大学生在一八七四年夏季“走入民
间”，灵感大半得自赫尔岑，他引他们注意到村社组成。——译注
[180] 《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致米什莱书》（'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Letter to
Monsieur J.Michelet'），《全集三十卷》，卷Ⅶ，页330。
[181] 《致〈平等〉杂志委员会》（'Letter to the Committee of the Journal L'Egalité'），《作品》
（Oeuvres），J.Guillaume编，卷五（Paris，1911），页15。
[182] 卢格在他关于巴枯宁的回忆里所引的句子，见《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
April/May 1876年。
[183] 《对圣伊米尔谷工人的三次演说》（‘Three Lectures to the Workers of Val de SaintImier’），收于J.Guillaume编《作品》，卷五，页231-232。
[184] 巴枯宁，《拿鞭子的德国帝国与社会革命》（‘The Knouto-German Empire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选集》（Izbrannye sochineniya），卷二（Petrograd/Moscow，1922），页235-
236。
[185] 同上，页236-238。
[186] 见他一八六九年的宣传小册子《革命问题的一个陈述》（'A State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Question'）；巴枯宁《演讲与宣言》（Rechi i vozzvaniya；Moscow，1906），页235-245。
[187] 十七世纪，俄国农奴处境非人（以后皆如此），不堪沙皇、贵族、地主及教士剥削荼毒，
乱象频生。一六六七年，拉辛聚合逃亡农奴、哥萨克人及投机之徒起事，在里海击败一支舰
队，劫掠俄国船只，侵入波斯，回头沿伏尔加河烧毁，声明对地主、贵族及教士宣战。一六七
一年被捕，不久处死。一七七三年，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普加乔夫自称真命沙皇，起事于乌拉
尔山区，宣言废止农奴制度、税赋及征兵制。乌拉尔山区、伏尔加河流域及里海一带农奴与下
层各行人民群起来附，杀掠地主与教士。莫斯科震动，征剿无功。一七七四年，伏尔加河流域
饥荒，普加乔夫声势大弱，旋遭部属出卖，解往莫斯科，受车裂之刑。以上二人叛乱不成，但
抗暴英雄之名都长留民间。——译注
[188] V.A.Polonsky编，《巴枯宁传记资料》（Materialy dlya diografii M.Bakunina），卷三
（Moscow，1928），页43。
[189] 同上，页121。
[190] 同上，页122-。
[191] 在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日致屠格涅夫的一封信里，赫尔岑有‘fatras bakuninskoi
demagogii’（“巴枯宁煽言惑众的大杂烩”）一语，可谓允当。
[192] 巴枯宁，《国家主义与无政府》，收于A.Lehning编《巴枯宁档案》（Archives
Bakounine），卷三（Leiden，1967），页358。
[193] 同上，页317。
[194] “我生性并非江湖郎中，”他在写给沙皇的信里说，“不过，这不自然而且不幸的困境（以
事实言，我自己要对这困境负责）有时候使我不由自主，变成江湖郎中。”《巴枯宁传记资
料》，卷一（Moscow，1923），页159。
[195] eudaimonia，希腊文，意为“生气活泼的精神幸福”。eu为“好”、“善”，daimōn
为“灵”、“神”、“内在力量”等。此为亚里士多德用语，意指幸福。人有臻至充分的理性生活的
潜力；一个人将这潜力实现于极致，并且充分表现他各种能力，斯之谓eudaimonia。如此寻求
自我实现，是人的本质；个体充分实现其本质（理性），即是个体之“善”。见Peter A.Angeles编
《哲学辞典》（Dictionery of Philosophy；New York：Barnes＆Noble Books，
1981），‘eudaimonia’与‘good’条。——译注
[196] 赫尔岑三岁的女儿与巴枯宁友善，呼其为“俄国熊”，赫尔岑也习惯跟着她叫他“俄国熊”。
[197] Richard Pipes所著《旧体制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Weidenfeld and
Nicolson初印，1974；Peregrine Books，1977；Penguin Books，1979），其第十章“知识阶
层”（'The Intelligentsia'）说之甚详（页249-280）。intelligentsia一词起源于俄国，但字根为法文
intelligence与德文Intelligenz。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以此词指社会中受过教育、经过启蒙、主
张进步的分子。此词一八六〇年代进入俄国，俄人加以拉丁化，成intelligentsia，并有广狭、旧
新二义。广义（旧义）指受过教育的阶级里享有公共位望的成员。不过，久而久之，此词从描
述性与客观性，变成以规范性与主观性为主。一八七〇年代，抱持激进的哲学、政治、社会见
解的年轻人坚持他们才能拥有intelligentsia之名。演变至一八九〇年代，“一个俄国人只受过教
育、在公众生活里扮有一角，已不足intelligentsia资格，还必须坚决反对旧体制的整个政治与经
济制度”。易言之，入知识阶层，等于当个革命分子。不过，intelligentsia指涉范围极为混乱。
激进派给予此词的专限定义并不可取。许多抱持自由主义或甚至保守主义原则的人士也反抗当
道独裁体制，但也不接受革命的意识形态。排除这些人于intelligentsia之外，违反史实。为求切
实，Pipes以“谋求公众福利的献身感”为标准：“Intelligentsia的成员，或者一个intelligent，不只
完全关心其个人福祉，至少还同等关怀、甚至更加关怀社会的福祉，并且愿意尽力谋求社会的
利益。在此定义之下，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与阶级身分是次要的。一受有良好教育且生活富裕之
人自然比较能了解国家差错何在，并有所作为，但他未必肯立起而行。同时，单纯、半识字的
工人，若努力掌握其社会如何作用，并致力于谋求社会福利，即是知识阶层之一员。是故，十
九世纪末期，俄国有‘劳工阶级的知识阶层成员’、甚至‘农民知识阶层成员’之说。”——译注
[198] Anacharsis为古国锡西厄王Saulius（公元前六世纪）之弟，但有些史家怀疑其存在。
Saulius派他出使希腊，极受尊重，希腊人称他代表“锡西厄人的雄辩”。据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记
载，安纳卡西斯遍游异国，返回锡西厄，或因试图引进外国信仰，或因恋慕希腊习俗，而丧生
于锡西厄人之手。——译注
[199] 主要是新约“马太福音”5-7的“山上宝训”；“不要抵抗邪恶”，语出5：39。——译注
[200] 希波克拉底（460-377BC），希腊名医，对医学发展、理想及伦理有长远影响，一般称为
医学之父。其传世《全集》中（许多为后人所托），有一套医科教师与学生守则，通称“希波克
拉底誓言”，医科学生毕业之际，常须依此立誓。誓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条列医科师生彼此的
义务；第二部分要医生善用能力与判断，例如非有益之药方不开，力避伤害，并谨慎生活、尽
忠执业等。——译注
[201] 此辈当指所谓“六十年代人”，即“四十年代人”下一代的社会主义激进与革命分子而言。别
林斯基对文学本身颇为尊重，但他在真理、历史进步、人性、观念的功能、社会本质，以及个
体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的看法有浓厚的政治化与道德化倾向，有喧宾夺主之势，后辈青年才气远
逊，以不学为高、以偏激为尚，断章取义，引其说为社会行动与革命文学理据。革命以后的苏
联政府亦择取其说，作为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基础。关于别林斯基被“粗糙化”的详
情，Rufus W.Mathewson, Jr.名著《俄国文学里的正面英雄》（The Positive Hero in Russian
Litera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1975再版）说之甚明，“别林斯基”一章所
论尤精，可以补足伯林此处以及下篇“别林斯基”未尽之义。——译注
[202] 纳杰日金所编刊物即为一八三六年因刊载恰达耶夫《哲学书简》而遭查禁的《望远镜》。
案发以后，他被放逐。——译注
[203] 语出弗吉妮亚·伍尔芙《现代小说》一文。“生命……是一个光环，一个半透明的封袋，从
意识之始至终，包着我们。”——译注
[204] 即前面《俄国与一八四八》所提到的《与友人书简选》。——译注
[205] 果戈里在名著《死魂灵》中立志揭露“世人闻所未闻的俄国灵魂富藏”，但书未成而身亡。
他梦想这笔富藏、盛称农奴之美德，但他基本理想是要使农奴永保欺侮既有状态，以保此美
德，似乎与沙皇政策殊途同归。《与友人书简选》更进一步，判定农民不应该受教育、教士的
话比一切书本更有用，并且，对地主再三致意，要他们发挥智慧，善持立场，使农民谨守本
分。在对待农奴方面，此书成为最直接明快的保守立场宣言。其中有一段以宗教立论（“俄国人
民是世界上最具宗教心的民族”），颇为有名，值得引述，以见一斑：他劝地主“在真理兼合法
层次履行地主职责。首先，召集农民，向他们解释你是什么、他们又是什么；说，你是他们上
面的地主，并非因为你要统治、当地主，而是因为你已经是地主，因为你生来就是地主，因为
你如果变换立场，上帝会惩罚你——因为人人必须以其本分、而非以他人身分服事上帝，正如
他们既然在权威下出生，就必须依出身而顺服那个权威，从一而终，因为没有哪个权威不是上
帝授予的。说完，你要当场出示福音书，让他们人人眼见为信。其次，告诉他们，你所以强迫
他们劳动工作，绝非因为你需钱享乐——为了证明此点，你要当他们面烧掉一些钞票，让他们
实际见得金钱对你毫无意义。告诉他们，你强迫他们工作，因为上帝规定人在劳苦和汗水里赚
取面包，说完，你要当下把《圣经》那段文字念给他们，好让他们明白。告诉他们全盘真相：
上帝要你为村中每个恶棍负责，所以你尽力确保他们不但为你、而且为他们自己而诚实工作；
因为你知道、他们也知道，只要农人懒惰，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会变成小偷、醉鬼，他会毁
掉他的灵魂，使你没法向上帝交代。讲完每一点，你都要当场拿《圣经》里的话来证实，用手
指把上面的字母一个一个指给他们看清楚；要他们在胸前画十字，打躬到地，并且亲吻写明这
些话的《圣经》。总而言之，教他们看清楚，你所做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是遵承上帝旨意，既
不是依照欧洲什么妄念，也不是依据你一己的狂想而来。”引自Nicholas V.Riasahovsky著《农民
问题》（‘Afterword：The Problem of the Peasant’），收于Wayne S.Vucinich编《十九世纪俄国的
农民》（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页276-277。——译注
[206] “该做什么”或“怎么办”，是响彻十九世纪俄国的大问题，赫尔岑（1874）、车尔尼雪夫斯
基（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女主角索尼娅问]、托尔斯泰（1882-1886）、列宁
（1903）都曾以此问题为书名，其提法与解法也代表了各人、各时代改革者或革命派的思想路
数。——译注
[207] 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里，卡莱尔批评他同代的地主贵族和法国大革命前
的法国贵族一样不顾民瘼，怠忽天职（他认为贵族的天职是善用自己的权力，使自己成为一个
主动而负责的统治阶级），耽于无为，徒享特权，因此成为不务正业的玩票贵族
（dilettante）。后世称贵族为dilettante，多祖此意。——译注
[208] 费加罗角色早见于罗马时代喜剧，但近代由博马舍所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与《费加罗
的婚礼》两部戏剧而驰名。剧中，费加罗是巴托洛医生的理发师兼药剂师，人微位卑而慧黠善
良，智赚主人。《费加罗的婚礼》结尾，他与父母相认、娶美妻，并获赠巨资。全剧充满讽
刺，贵族与下层阶级的价值有明显对比。莫扎特后来由此剧汲取灵感，作成同名歌剧，更直言
批评贵族特权，可以视为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中社会动荡的先声。
[209] 集体平庸，穆勒所用原文为'collective mediocrity'，见其《论自由》（On Liberty），第二
章“论个体性——作为幸福的要素之一”（'Of Individuality, a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
[210] obshchina或mir，一般英译为village commune（村社），为俄国最悠久、最重要的农民组
织，据John Maynard在《俄国农民及其他研究》（The Russian Peasant and Other Studies）中的最
简明定义，指“地权公有，但由个人分享并耕作”。然其详细性质、起源、运作、功能，言人人
殊，久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界的激烈论题。obshchina的意义，赫尔岑有主观但不失经验基础的
描述，是《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即《致米什莱的公开信》）。至于专题研究，请参考
Francis M.Watters著《农民与村落公社》（‘The Peasant and the Village Commune’），极为完
备，收于《十九世纪俄国的农民》，页133-157。
[211] 一八七四年“走入民间”去唤醒农民革命意识的数千青年发现农民只为身家谋，只要鲜衣养
食以及地主身分。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令”颁布前，农民一直引颈■望，以为土地将全面免费放
领。“解放令”颁布，他们大失所望，但并未死心。除少数骚乱，仍继续在日渐恶化的处境中苦
等沙皇带来转机。见《十九世纪俄国的农民》“农民与解放”（‘The Peasant and the
Emancipation’），页41-71。所求有天壤之别，民粹主义青年严重受挫，其来有自。俄国农民由
种种条件积久而成的深重保守与现实性格，为论者所共见。韦伯研究俄国问题极有心得，在此
可以借重。他也注意到俄国农民对土地重新分配以外的任何改革全无兴趣。他们的要求“几乎纯
属经济层面的要求”。他怀疑“这些大众如何会有动机参加一个超出纯粹物质要求的运动”。根据
近代欧洲革命的经验，农民也可能起事，但“一旦其直接的经济要求获得满足，就会从最彻底的
激进主义转入一种冷感或政治反动状态”。自由人士可以发动农民来协助民主与议会等理想，但
沙皇也可能故示小惠，及时以“土地封住他们的嘴”；或者，即使农民自行夺得土地，“他们对宪
政改革的任何兴趣仍将就此烟消云散”。因此，韦伯认为农民在政治上不会是自由民主的忠诚支
持者。他们可能促成沙皇体制的推翻，但他们不足为议会建制的任何长期基础。但David
Bentham《韦伯与近代政治理论》（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社会、阶
级与国家：俄国”（'Soiety, Class and State：Russia'），页188-189（George Allen＆Unwin Ltd初
版，1974；Cambridge：Polity Press二版，1985）。韦伯上述见解，出于他对一九〇五与一九一
七年俄国革命期间“议会政府”与“资产阶级民主”面临的各种困难条件的研究，不过，移用于一
八七〇年代民粹主义者所遭遇农民的问题，似乎同样中肯。
[212] L.H.Haimson收录俄国雅各宾主义理论家特卡乔夫在杂志上的一段话：“所以我们不能等
待。所以我们认定俄国真的不能不来一场革命，而且现在就来。我们不容推延，不容姑息。眼
前不做，就要留到长远的未来，而且可能留个永久！现在，条件有利于我们；十年、二十年以
后，将成无从措手之势。”特卡乔夫主张由一群受过训练、纪律严格、绝对服从领导的“职业革
命家”集团来执行这场革命。列宁认识马克思主义以前，已先受特卡乔夫这个观念影响。上引言
论，见Lichtheim《社会主义简史》，页159。
[213] 编者注：阿卡狄亚（Arcadia）为古希腊一地区，以居民生活淳朴、幸福而著称，引申为田
园牧歌式之同义词，有类于中国之桃花源。
[214] 数载研议，于一八六一年颁布的“解放令”本是当局迫于形势而作权宜运用，举棋不定，收
多于放，成为积怨蓄祸之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激进人士认为农民应得自由，拥有全部土地。
因此抨击“解放令”为一大骗局。于是，正如赫尔岑等“四十年代人”痛斥西欧自由主义者出卖一
八四八年革命，六十年代人如今指责“四十年代人”不够认真，出卖理想，没有尽力争取彻底改
革。赫尔岑指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辈挑剔成性。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赫尔岑为“长毛象的残骸”，过
时、无用。车尔尼雪夫斯基之语，见Richard Pipes《旧体制下的俄国》。
[215] 在Il populismo russo里——英文版名称为《革命之根》（Roots of Revolution；London，
1960）——Franco Venturi恰当地引述民粹主义者的统计（似乎相当近实的统计）：一八六〇年
代，农民与地主的比例为341：1，拥有土地之比为1：112，收入之比为2.5：97.5；至于工业，
城市工人与农民之比为1：100。以这些数字而言，马克思断定他的预测适用于西方经济，而不
必然适用于俄国经济，也许就不足为奇了，虽然他的俄国门徒忽视他这项让步，而坚持资本主
义已在俄国大步迈进，不久就会消除俄国与西方的差异。普列汉诺夫（他坚决否认车尔尼雪夫
斯基是民粹主义者）用心经营他们这个理论，列宁则据此理论而行动。
[216] 论者通常认为俄国有两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奴）是一国，地主与贵族是一国，除
了主奴关系，几乎毫不相通。农民为奴数百年，虽大小骚动不断，但大致习于宿命或世故而隐
忍，对一切器物与制度的改变，不问动机，多怀疑、冷漠、鄙视处之。知识分子有心接近，但
对农民的了解也虚幻不实，遂亦无功。《十九世纪俄国的农民》“文学里的农民”（‘The Peasant
in Literature’，页230-262）与“农民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Peasant’，页263-284）二章说此甚
详。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极力描写改革心切的列文所遭于农民的挫折，颇为真实生动。
宗教方面，俄国正教连续坐视农民沦于农奴，与专制独裁相互利用，为当局提供意识形态与宗
教根据，而成为国家统治工具。其教士固然不乏忠于牧民职守者，但多无知且腐化，酗酒、贪
财，是普遍现象，为村民所笑。农民亦绝多文盲，不能读经，虽虔诚且谨守仪式，但于教义近
完全无知（谨守仪式，也不是明白仪式意义，而是认为仪式有神秘的好处）。别林斯基曾说俄
国人最无宗教心，口念天主，而抓耳搔腮，更以圣像为锅盖。此语或许夸张，但契诃夫所谓“信
者甚多、解者甚少”，论者咸以为知言。
[217] 见《革命之根》。
[218] 托尔斯泰一九〇三年前后，作《莎士比亚与戏剧》一文，以基督教观点，认为莎士比
亚“不是艺术家”，技巧拙劣，作品旨趣“低级且不道德”，其名声全由历代无知批评家与读者吹
捧而来。见Frank Kermode编《近四世纪的莎士比亚批评》（Four Centuries of Shakespearian
Criticism, New York：Avon Books，1965）。一八九八年，作《何谓艺术？》（What is Art？或
译《艺术论》），以基督教为艺术准则，并认为能感染人（主要指劳工、农民）者，才是艺
术。准此，莎士比亚、但丁、歌德、贝多芬等古今人物都在贬斥之列，瓦格纳每作瞎说呓语、
伪造艺术、是催眠家。——译注
[219] 在他所见，教育是“一种以人性对平等的需求，以颠扑不破的教育进步定律为基础的活
动”。据他的诠释，教育是知识的不断平等化：知识永远在增长，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所不知之
事；此外，每一代知道上一代教给它的事情，而不知道后代会想到的事情。这平等，是教人者
与受教育者间的平等；他认为，教人者与受教育双方对平等的欲求，本身就是进步的泉源——
他所谓进步，是“知识的增进”，而这知识是指关于人之实然与人之应然的知识而言。
[220] 托尔斯泰喜读狄更斯，曾举《大卫·科波菲尔》为影响他最重大的作品之一。儿童素为狄
更斯小说要角。《艰难时世》里，狄更斯借书中马戏团里的人性自然发挥与亲和圆融的人际关
系，表达他的社会理想，主张以良知、良能及直觉为法门的教育，讽刺并批判工业时代功利主
义事实至上的所谓进步教育方法，堪称绝唱。第二章“谋杀天真儿童”，写凡事只看“事实和计
算”的教师“有一支尺和一具天平，口袋里一张九九乘法表，随时随地测量人性，告诉你人性是
什么。人性只是数目字的问题，简单的算术题”。格拉德格林德要学生给“马”下定义，其定义之
荒唐，狄更斯写来极为传神，与下文托尔斯泰描写德国教师，手法相同。——译注
[221] 托尔斯泰一八六二年（三十四岁）娶索尼娅·安德列耶夫娜·别尔斯为妻。此后十五年，搁
置教育活动，专心家庭生活，大致可称幸福，得子女十三人，并大力经营亚斯纳亚·波里亚纳家
产事业，欣欣向荣，且重新操觚，写成《战争与和平》（1863-1869）与《安娜·卡列尼娜》
（1873-1877）两部长篇小说。——译注
[222] 托尔斯泰第一本叙事体作品为《童年》（1852），交由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发
表。交稿以前，对于自己有无作家才力，犹颇为疑惑。及接获涅克拉索夫赞语，“几乎乐极而痴
呆”。其后，三个《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问世（1855-1856），声名大噪，遂断定文学是他此生
惟一可能的志业。——译注
[223] Balaam为美索不达米亚先知，应摩押王巴勒（Balak）之召，诅咒以色列人。巴兰前往以
色列营地，但途中遇见耶和华所派天使，巴兰所骑驴子认出天使。巴兰继续前进，但不是去诅
咒，而是去祝福以色列人。事见旧约“民数记”页22-24。——译注
[224] 一八三二年夏，圣彼得堡发生霍乱时疫，期间，成群暴民攻击一所临时医院，杀害数名医
生，并使总督Peter Essen伯爵溃无所措。沙皇尼古拉一世亲驾广场，严词训斥，使五千余民众
慑服下跪（十九世纪的俄国大致仍分为两个社会，文化判然：一边是农民，一边是贵族、官
吏、地主、知识分子；对于后一个世界，农民冷漠、仇视鄙夷，兼而有之，惟对沙皇则一贯心
怀敬畏——并非敬畏特定的沙皇其人，而是敬畏作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代理者的偶像）。——译
注
[225] Wanda（Louise）Landowska（1879-1959），波兰籍大键琴理论家兼演奏家，为二十世纪
大键琴复兴之创始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为十七、十八世纪大键琴音乐的权威注释者，与
丈夫合著《古代音乐》（Musique ancienne，1909）一书。——译注
[226] 莫泊桑有一名言，说：艺术家之要务，不是使人欢乐、愉悦、动心、警醒，或使读者做
梦、反省、哭、笑、颤抖，而是“以最合乎你气质的形式，创造美的事物”。托尔斯泰引述此
语，义愤填膺。
[227] 《波利库什卡》是托尔斯泰盛产教育论文时期的作品，是他最佳短篇小说之一。米哈伊洛
夫斯基主张，依托尔斯泰的写法，主角之死，其究竟原因，是那位用心良好但虚荣且愚蠢的地
主任意干预她手下农民的生活所致。此说甚能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