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
先例，既无意评估其中所提理论，也不谈这些理论与托尔斯泰此后生活
与思想有何关系。纵使如此，李昂也已近乎独一无二 52 。至于主要以托
尔斯泰为先知与导师者，则多专注于大师幡然改宗，基本上不再自视为
作家，而以人类导师自居，成为崇敬与朝圣对象以后的晚期义理。依通
常所论，托尔斯泰此生截然二分：先是不朽杰作的作者，后为宣扬个人
与社会新生之先知；先是贵族作家，是难以睦处、难以亲近、困惑忧虑
的天才小说家，然后成为贤哲——独断、刚愎、毁誉过实，但影响巨
大，尤其在他本国，一个具有独特重要性的世界人物。经常有人在他的
前期里溯取他后期的根，觉得这前期充满后期克己生活的先兆。世人认
为重要的，是他的后期，于是针对后期托尔斯泰的方方面面，作哲学、
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
然而此中其实有矛盾。《战争与和平》写作前后，托尔斯泰对历史
与历史真理问题的兴趣都很热烈，几乎可谓魂牵梦绕。托尔斯泰视此问
题为整件大事之中心——为《战争与和平》全书枢纽，凡读其日记与书
信、凡读此小说者，无人可以怀疑。“庸医伎俩”、“浅薄”、“思想薄
弱”——作家中，最难用这些措词来形容的其实正是托尔斯泰：偏见、
刚愎、高傲，容或有之，自欺、不知收敛，亦属可能；道德或精神疏
失，这一点他也比他的敌人更清楚；但是，所谓思想无能——亦即缺乏
批判力，流于空洞——亦即依托某种荒谬肤浅的义理而流荡不返、而损
伤写实性的生活描述与分析，以及所谓眼力不足，对包特金或费特都能
识破的某些时髦理论迷恋不悟，这些罪名，其失实丧真，则迹近荒唐可
笑。至少，在本世纪，凡神志清醒者，无人会再异想天开，要否认托尔
斯泰的思想力量，他戳穿任何习套伪饰的惊人能力，亦即，他那腐蚀力
极强的怀疑主义。为了他这种怀疑主义，维亚泽姆斯基伯爵还曾杜撰俄
文妙词netovshchik（虚无主义者） 53 ——日后，沃居埃与索雷尔封他以
虚无主义之名，固十分自然，而实本此先例。托尔斯泰所遭受批评家的
这种对待，确实有些错谬之处。他以极不合乎历史，甚至可说以反历史
之道，摒斥一切以社会或个人的成长，以“过去之根”（‘roots’in the
past）解释或辩白人类行动或性格的努力，同时，对于历史，他又沉潜
专注、毕生如一——以此等兴趣心力，在艺术与哲学上得到的结果，居
然激起一些素常明智且富于同情的批评家发出这般可怪的贬斥评论。这
里面，确实大有值得留意之处。
三
托尔斯泰对历史的兴趣，起自早年。这股兴趣，似乎并非起于对一
般所谓过去的兴趣，而是由于他欲图透达第一因，欲图了解世事如何发
生，以及为何这样而不那样发生。由于禀性善疑，凡不能充分解答上述
问题的说法，他都予嫌猜，甚至摒斥，而且寻源究底，不计代价。这是
托尔斯泰终身一贯的态度，殊难指为“弄巧”、“浅薄”之征。与上述欲望
俱生的，是他对具体、经验、可证之事那种无可救药的爱好，且因有此
好，故本能上不信任抽象、无从触摸、超自然之物——一言以蔽之，这
就是他早年就已偏好的，与浪漫主义、抽象条理、形而上学都难以相善
的科学与实证路数。他时时地地寻求“硬实”的事物——寻求能以未被脱
离具体现实的理论所腐化，能以未被神学、诗、形而上学等超世神秘说
法所玷污的正常智力来掌握并验证的事实。他辗转困惑于世世代代年轻
人都面对的终极问题——善与恶、宇宙及其中居民的起源与目的、一切
人事的起因；但是，神学家与形而上学的解答，他认为荒谬——只为了
他们所用以具陈其答案的措辞言语，他就认为他们的答案荒谬，因为他
深心固认一般常识所知的日常世界是惟一的真实世界，而那些措辞对这
个世界并没有明显的指涉关连。他向来有此固执，只是曾经不自知而
已。历史，只有历史，只有时间与空间里的具体事件的总和——由实际
芸芸众生的彼此关系，以及他们和一个实际、三度空间、亲身体验的具
体环境的关系加起来的实际经验总和——才是真理所在，才是可能构成
真正答案的材料。这些真正的答案，无待于一般人类并不拥有的特殊感
官或能力，即可悟得。这当然就是使十八世纪那些反神学与反形而上思
想家生机蓬勃的那股经验主义探讨精神。有此现实精神，生来不能为幻
影所惑的托尔斯泰未习诸家之学以前，已经成为他们的天然传人。他有
如茹尔丹先生 54 ，在知道散文是何物以前很久，就已用散文言谈，而且
终身是先验主义之敌。他成长于黑格尔哲学全盛期。黑格尔哲学固然以
历史发展解释一切，但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之至理并非经验主义研究方法
所得进窥。托尔斯泰时代的历史主义影响了当世一切富于探讨精神的
人，青少年时期的他，无疑也在影响之内，但是，对于其中的形而上内
容，他本能即予拒斥，而且在书信里形容黑格尔作品混杂陈腔滥调，为
不可理喻的胡言呓语。世事何以这样而不那样发生，其中奥秘，惟历史
——可借经验发现的资料的总和——才能解开；因此，也惟有历史能照
明他与十九世纪所有思想家都困心苦索的根本伦理问题。当务之急为
何？人生应如何？我们因何在此？我们应如何安身立命、应有何作为？
历史关系的研究，与必需以经验可证之道解答这些proklyatye voprosy
55
的要求，在托尔斯泰心中融合为一，表现于其早岁日记书札，颇为鲜明
生动。
在他早年日记中，我们发现，他数次取来叶卡捷琳娜的上论 56 ，与
她声称那些上论所根据的孟德斯鸠的文字，并观互校 57 。他阅读休谟与
梯也尔 58 ，兼及卢梭、斯特恩与狄更斯 59 。他念念不忘哲学原理只能
依其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来了解 60 。他曾写道：“为今日欧洲撰写纯正
的历史，这是值得毕生以赴的目标。”
61 又写道：“树叶比树根悦人眼
目。”
62 ——言下之意，这是肤浅的世界观。不过，与此同时，他也生
出一股痛切的失望感。他觉得，以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而论，历史提出
了它自己无力满足的主张，因为它和形而上学一样，妄想成为它不是之
物——妄图僭居为一门能够获得确定结论的科学。人由于无法以理性原
则解决哲学问题，遂图以历史解决。然而历史是“最落后的科学中的一
门——一门已经迷失其恰当目标的科学”
63 。而所以如此，理由是历史
不会——因为无法——解决世世代代人类都辗转苦思的重大问题。在寻
求解决问题的途中，人类先后相承相继而累积事实知识。事实知识之累
积，不过纯属副产品，是一种“枝节问题”，却被误为本身自成目的之事
来研究。托尔斯泰又说：“历史永远不会向我们透露科学、艺术、道德
之间，善与恶之间，宗教与公民美德之间有何关系、何时发生关系……
它会告诉我们（而且说得不正确）的是，匈奴人来自何处、生活于何
时、其势力基础奠定于何人，等等。”据托尔斯泰友人纳扎里耶夫所
述，一八四六年冬，托尔斯泰对他说：“历史不过寓言与无用琐事之集
合，其中填塞的尽是没有必要的数字与专有名词。伊戈尔死了、奥列格
遭蛇咬了——这些不是无稽杂谈，更是什么？伊凡一五六二年八月二十
一日再婚，娶杰米留克之女；一五七二年四婚，娶安娜·阿列克谢耶夫
娜·柯尔托夫斯卡娅……谁要知道这码子事？”
64
历史不曾透露原因，只平白呈现一连串未加解释的事件。“一切都
塞入历史学家发明的标准模型里，伊凡诺夫教授现在在讲授伊凡雷帝。
一五六〇年以后，伊凡雷帝由智德兼备的人变成疯狂残酷的暴君。如何
变的？因何有此一变？——连问也不能问……”
65 半世纪以后的一九〇
八年，他向古谢夫宣称：“历史要是符合真相，将是美事一件。”
66
历史可以（而且应该）合乎科学，乃十九世纪之常谈命题；不过，
把“科学”一词诠释为意指自然科学，然后试图将历史变成这种特殊意义
之科学者，人数不多。这些人里，策略最强硬的是孔德。孔德效法其师
圣西门，欲变历史为社会学。其所得结果之荒唐妄诞，此处毋庸赘述。
思想家中，最郑重计划而认真行事的，也许当推马克思。达尔文创新进
化论，点化了生物学与解剖学的类比，使之盛极一时，诱人心目。马克
思规抚其意，力索历史进化之通则。他的尝试，在诸家间声势最壮，也
最不成功。托尔斯泰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战争与和平》写作期间，
他对马克思其人其学显然毫无所知），清楚看出，历史如果是一门科
学，我们必定可能发现并且具陈一套历史准则，持这套准则，与经验观
察之资料联合运用，则预测未来（以及“回溯”过去）即切实可行如地质
学或天文学。但是，历史其实不曾达到这等境界，他比马克思及其信徒
更明白，而且一本他习惯的独断方式，直言不讳，更补以各种论点，明
示这个目标无望达成。他还以一项看法，论定此事，认为这种科学希望
如获实现，将会结束我们所谓的人类生命：“我们如果承认人类生命能
用理性加以规矩编制，生命的可能性也就毁灭了。”（伯林按：此处的
生命，指与意志自由之自觉相随而起的自发活动。） 67 实则，即使是自
然科学中最不发达的一门所需具备的那种可靠定律，历史研究的技巧再
如何谨慎，也不可能发现。不过，令托尔斯泰局促不安的，又非仅历史
这种“不科学”的本质而已。他进一步认为，凡历史写作，似乎都命定要
做武断的材料拣择与武断的重点分配。但对于这一点，他无法说服自己
相信其合理。决定人类生命之因素千般百种，历史学家只由其中择取某
个单面，例如政治或经济层面，而曰社会变迁之首要与有效原因在此，
如此，将一切事件都带有的宗教、“精神”以及其他众多层面——质言
之，繁复不可胜数的层面——置于何地？我们亦如何能不论定，说现有
历史只代表了托尔斯泰所谓“诸民族真实历史之实际构成因素的百分之
零点零零一”？一般所写历史，多以“政治”——公众——事件为首要事
件，而遗忘精神——“内在”——事件；然而，一望可知，“内在”事件才
是人类最真实、最直接的经验；追根究底，生命由而且只由“内在”事件
构成。所以，因循蹈故的政治历史学家全是一派浅薄胡言。
整个五十年代里，托尔斯泰念念不忘要写一部历史小说。他主要目
标之一，就是要取个人与群体生活的“真实”质地，与历史学家所提
的“不真实”图像对照争胜。《战争与和平》全书，再三取“实
相”——“真实发生之事”——与日后官方公告战事的扭曲媒介作鲜明的
并观互考，甚至与亲历战局者的回忆作尖锐的并置比较；当事人原来的
记忆已经被他们自己诡变悖实（由于自动作合理化与形式化而难免诡变
悖实）的心灵粉饰修改过了。托尔斯泰不断使《战争与和平》几位主角
涉入这一点特别显著可见的情境。
奥斯特利茨之役，尼古拉·罗斯托夫目睹大军事家巴格拉齐翁公爵
率部驰赴敌军进逼的熊格拉朋村。巴格拉齐翁、他的幕僚、快马向他报
信的军官，或者其余任何人，一概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确实发生何事，
以及其事何处发生、为何发生。实际的混乱战局，与俄国军官心中的混
乱战局，都没有因为巴格拉齐翁出现而稍得澄清。不过，他上阵，仍使
军心大振；他的勇气、他的冷静、他的露面，造成了他自己第一个受骗
的幻觉，亦即，他以为战事与“他”的韬略、“他”的部署有些关连，以
为“他”的权威隐隐然左右着战局的发展；这幻觉反过来又对他周围的士
气产生显著影响。于是，尽管人人皆知，他对此役变化与后果的关系还
不如躬亲实战而互相射击、残杀、进退的无名小兵，事后书写如仪的战
报仍然不免将俄国这边的一切行动与事件归因于他；或誉或毁、或胜或
败，都将归他一人。
此点，安德烈公爵也有所知。他知此最明之处，是他在波罗金诺身
受重伤之时。稍早，当他设法谒见似乎引导俄国命运的几个“重要”人
物，他已开始悟及这个真理；然后，他逐渐深信，亚历山大的主要参
谋，即著名改革者斯佩兰斯基，连同他那班朋友，甚至亚历山大本人，
当他们以为自己的活动、言论、备忘录、诏令、决议、法律是引发历史
变迁、决定世人与各国命运的因素，他们正是按部就班在自我欺蒙；揆
诸实际，他们都微不足道，他们的一切，都只是在虚空里推磨子而犹妄
自尊大。于是，托尔斯泰提出一项著名的诡论：军人或政治家位居权威
金字塔愈高之处，其去塔基必定愈远——塔基由凡常匹夫匹妇构成，而
匹夫匹妇的生活是历史的实际原料；因此，离塔基甚远的人物，即使尽
举其理论上的权威，他们对历史的影响仍然必定愈小。在讨论一八一二
年后莫斯科状况的一段著名文字里，托尔斯泰就说过，观察俄国在莫斯
科大火以后的英雄式成就，你可能会推论莫斯科居民全心全意牺牲小
我，或者志存救国，或者哀伤家国涂炭，个个满怀英雄气概、殉难精
神，或者绝望，等等；依托尔斯泰之意，当时实情并非如此。人民关心
的，是个人的切身利害。奔忙于平常事业而不学英雄作风，亦不以光明
历史舞台之演员自居者，最有大用于国家与群体。而欲图掌握大势、参
与历史、表演神奇难信之自我牺牲或英雄主义、参与重大事件者，最为
无用 68 。托尔斯泰眼中，最下劣者，是终日喋喋不休，为某种“其实无
人可负责任”之事相互攻讦诿过的空谈家。有些事情无人能有责任，因
为“知识树的果实不可品尝的圣诫，记载最明白之处，莫过于历史。无
意识的行动，才会结果。在历史事件中扮有一角的个人永远无法了解那
些事件的意义。他如果企图了解，将会毫无所得”
69 。想以理性手段“了
解”任何事情，都准定失败。彼埃尔·别祖霍夫茫行漫走，“失落”于波罗
金诺战场，寻觅他想像中的某种法度成式，诸如历史学家或画家笔下刻
画的战争模样。他只找到人类各种需求纷至沓来，而人人各自随机奔走
打点的凡常人世乱局 70 。这乱局，无论如何，至少是具体的，尚未被理
论或抽象观念所污染；因此，比起相信事件依循一套可得发现的定律成
规而演进的人，彼埃尔更切近事势真相——至少，以人所能见到的事势
而言，他比他们接近真貌。彼埃尔所见，只是络绎而至的“意外事件”，
诸事件之来处既无从迹索，其后果也无由预测——只是松松串起，样式
变化无穷，并无秩序可察的事件群。凡声称发现可用“科学”公式加以规
范之样式者，必属虚妄打诳。
托尔斯泰最辛辣的讥嘲、最入骨的讽刺，是针对以操纵人类事务的
官方专家自居者而发。以战争而言，他指的是西方军事理论家，如普菲
尔将军、贝尼格森将军和包路奇一流人物；在托尔斯泰笔下的得利沙会
议（Council of Drissa）里，他们无论辩护或反对某项战略或战术理论，
个个信口雌黄，这批人必定是骗徒，因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吻合变幻万
端的人类可能行为，也不可能恰中繁复细微、无从发现的原因与结果。
（历史试图记录的，就是这些因果形成的交互作用。）强谓能将这无限
繁复的变化缩入“科学”定律者，若非蓄意行骗之江湖郎中，就是盲人阵
里的瞎眼领队。托尔斯泰最严厉的审判于是顺理成章，落在理论大师、
伟大的拿破仑身上。拿破仑自认为，并且使别人着迷而相信，他以他优
越的智力，他以他灵光连闪的直觉，了解并控制了事件，或者以其余方
式正确解答了历史提出的问题。这项声称愈大，就是愈大的谎称。结
果，他成为这出大悲剧里最可悲、最可鄙的演员。
个人凭其本身资源，即能了解并控制事件走势，这就是托尔斯泰毅
然致力揭破的大幻觉。相信这个幻觉的人，都犯了可怕的错误。这些公
共人物，是半带自欺，又半明知自己行骗，在心虚气败、漫无目标之中
高谈作文以维持门面、避免正视苍凉真相的空心人，他们为了掩饰人类
的无能，以及其不著宏旨与盲目无明，而故弄机巧。这些空心人，这些
机巧旁边，就是真实世界，就是人所了解的生命洪流——日常生活的平
凡细节的照应打点。托尔斯泰取此真实生活——个体的实际、日常生
活、“活生生”经验——与历史学家变戏法变出来的全面观点互相对照，
对照之下，何者真实，何者为条理通贯或文饰巧造而终归虚伪的建构，
他胸中洞然。半世纪以后，弗吉妮亚·伍尔芙对她当代的公众先知，如
萧伯纳、威尔斯与班内特，提出著名的指责。 71 她指责他们是丝毫不解
生命之真实何在的盲目物质主义者；他们误认外在的偶然事件、个体灵
魂以外的无关紧要层面——所谓社会、经济、政治现实——才是纯正之
事，才是构成一切实然——现实——的因素，而不知道，平凡日常的络
绎不绝的私人资料，如个体经验，个体间的特殊关系，个体的色彩、气
味、品味、声音、运动、嗔妒、爱、恨、激情，难得闪现的洞识，使身
心变化的刹那，等等，才是实在。托尔斯泰与她在各方面都几乎全无相
似之处，不过，他也许是提出这类指责的第一人。
如此说来，则历史学家职司何事——描写而且只许描写终极的主观
经验资料（人类的个人生活），亦即，只许描写托尔斯泰所谓构成“真
实”生活的“思想、知识、诗、音乐、爱、友谊、嗔妒、激情”？
这正是屠格涅夫连年吁请托尔斯泰用心之事——屠格涅夫固然也召
唤其余作家从事这种描写，但他对托尔斯泰敦促最为殷切，因为托尔斯
泰的真正天才在此，他作为伟大俄国作家的命运也在此。这项请求，他
甚至在他终于皈依入教以前的中年时期，还以激怒之词断然回绝。那时
的他认为，致力此事，并非为实然（what there is）何在，以及实然因何
与如何生灭消长的问题寻求解答，反而是完全弃置问题，不复用心发现
人如何生活于社会、如何彼此影响、如何受环境影响以及其影响有何指
归。这种侧重个人经验、关系、问题与内在生活之分析与描写的艺术纯
粹主义，当时由福楼拜极力提倡，异日复有纪德与受其影响的英国法国
作家拥护并实践，而托尔斯泰恶其琐屑与虚谬。自己技巧超妙之处，正
在这种艺术；自己为世宗仰之因，也正在这种艺术，他并无怀疑，而仍
施之以绝对的谴责。在《战争与和平》撰写期间的一封信里，他语念痛
怨，自言并不怀疑大众最喜欢他笔下的社会与个人生活场面、他的淑女
绅士、他们小奸小坏的勾心斗角、赏心悦耳的交谈，以及他生花妙笔描
写的细微奇行怪事。但这些都是生活的琐屑“花朵”
72 ，非其“根底”。托
尔斯泰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因此必须知晓历史之所由构成，而且以历史
构造之重新创现为惟一要务。历史分明不是科学；社会学僭称科学，实
属欺世之学；历史之真则尚未发现，当世通行的观念——“原因”、“意
外事件”、“天才”——全无解释作用，不过以单薄的外衣，掩饰无知。
事件之全体（totality），我们称为历史。事件发生，为何如此发生？有
历史学家归因于个人行动，但这绝非答案，他们并未解释据称是事
件“原因”或“本源”的行动如何“引发”（cause）事件。托尔斯泰谐拟当时
一般学校教科书中的历史，写成一段尖刻的讽刺文字，十分典型，值得
全段照录 73 ：
路易十四是个非常骄傲又非常自信的人。他有某某某某情妇，
任用某某某某部长。他治理法国，政绩低劣。路易十四的继承人也
是软弱之徒，政绩也很坏。他有某某、某某宠臣，某某、某某情
妇。这以外，当时有些人从事述作。到十八世纪末，有一二十人聚
集巴黎，倡言人都自由且平等。为了这种说法，全体法国人开始你
杀我、我淹你。这些人杀掉了国王和另外许多人。这时候，法国出
了个天才——拿破仑。他八方征讨，四夷宾服，也就是说，他杀人
如麻，因为他是天才。为了某种缘故，他去非洲杀人，杀得极为痛
快，他这个人又机敏、又聪明，一回法国，就命令大家服从他，大
家也就服从了他。登基称帝以后，他到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杀
人，也杀人如麻。俄国有个皇帝，名叫亚历山大，这位皇帝决心重
建欧洲秩序，于是同拿破仑交战。但是，一八〇七年，他忽然同他
变成朋友，一八一一年又起争吵，两人这就又互开杀戒。拿破仑率
领六十万人马杀入俄国，攻陷莫斯科，然后，忽然逃离莫斯科，然
后，亚历山大皇帝在斯坦因与其他人定计襄助之下，联合欧洲，抵
抗这个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拿破仑的所有盟友忽然一齐与他为敌；
联军进击拿破仑新召来的队伍，大败拿破仑，进入巴黎，逼迫拿破
仑逊位，还把他送往厄尔巴岛，不过，没有剥夺他皇帝的尊严，而
且对他百般礼遇，虽然五年以前、一年以后人人视他为无法无天的
匪类。一直被法国人和盟国当成笑柄的路易十八开始当政。拿破仑
泪洒御林军前，逊位、流放。然后，精明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家（其
中，塔列朗最出众，他第一个坐上那张有名的椅子 74 ，而扩张了法
国疆界）在维也纳会谈，弄得几国欢欣、几国惆怅。突然，这些外
交官和国王们又吵起架来，正要兵戎相见，拿破仑带一队人马进入
法国，恨他恨得要死的法国人又向他臣服。盟国君主们大为着恼，
又向法国人宣战。天才拿破仑不敌，被押解到圣赫勒拿岛，因为大
家突然认清他是歹徒。这么一放逐，拿破仑生别亲友和他心爱的法
国，在岛上苟延余生，把他惊天动地的事迹留给后世。不过，欧洲
产生了一场反动，君主们又开始凌虐人民。
托尔斯泰继续写道：
……今天的历史有如一个聋子在回答没有人向他提出的问
题……首要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的命运？……历史似乎先
已认定这力量理所当然是什么，而且说人人熟知。但尽管论者无不
极力认为这力量人人熟知，凡多读历史著作的人，仍不能不怀疑历
史学家人各一解、家各异说的这个力量是不是这么完全人人熟知。
他说，如此写法的政治历史学家并未解释任何事情；他们但将事件
归因于重要的个人据说对别人发生了的“力量”（power），而未陈明
这“力量”一词究何所指。然此力量究何所指，正是问题核心。依论者所
述，历史运动与某些人对别人所发生的“力量”有直接关系。然而何
谓“力量”？此“力量”从何而来？可否由一人传至另一人？这力量当然不
独指实体力量而言罢？亦非仅指道德力量而言罢？拿破仑可是二者兼
具？
至于与国史家相对的通史家，托尔斯泰认为他们徒然扩大问题范畴
而未澄清问题。通史家不拘一圈，而治多国之史，但是，某些人或某些
国家为何服从某人或某国，战争因何而起，胜者何以获胜，纯真之人为
何既相信谋杀为恶事，却又怀着热情与壮志彼此屠杀，而且因此荣称于
世；千军万马时或由东驰西、时又自西徂东，其故安在——凡此种种问
题，通史家举出神秘“力量”交会作用之大观全景，而并未能令人丝毫稍
更明白。对于持大人物或大观念的支配影响以立说者，托尔斯泰尤其着
恼。他们说，伟人是其当代运动的典型，所以，研究伟人性格，即
是“解释”了那些运动。狄德罗或博马舍的性格能不能“解释”西方的东
进？伊凡雷帝写给库尔布斯基公爵的书信，是否“解释”了俄国的西向扩
张？文化史家也不见得高明。他们只是多举一种因素，即所谓观念或典
籍之“力量”，以成其说，而于“力量”一类字词之含义，仍无概念。拿破
仑、斯塔尔夫人、斯坦因男爵、沙皇亚历山大，或者以上诸人共同，加
上《社会契约论》，何以即是法国人互相残杀之“因”？这说法，何能称
为“解释”？至于文化史家认为观念重要，则无疑由于人都有自卖自夸之
病：观念乃知识分子所卖之货——在补鞋匠，万物莫珍于皮革；教授往
往夸大其个人活动为统治世界的中心“力量”。
托尔斯泰还认为，政治理论家、道德家及形而上学家使上述问题更
为晦黯难明。自由主义者夸售的著名的社会契约观念，即是一例，此说
大谈民众将其意志（权力）“授予”个人或一群个人。然而这“授予”是何
种举动？此举可能具有道德或伦理意义，可能与何事宜开、何事应禁之
计有关，也可能与权利和义务、善和恶的世界有关，但是，视为君主如
何聚得“权力”——仿佛权力是商品似的——而造成某种结果的事实解释
（factual explanation），此说毫无意义。此说断定权力之授予使受者有
力，但这种套套逻辑太不能使问题分晓。何谓“权力”、何谓“授予”？谁
人赋予、如何造成这种赋予？ 75 这赋予的过程，与物理科学所讨论的任
何过程，似乎都迥然不同。赋予是一种行动，但难以理解；权力之赋
予、获得、使用，与饮食、思想、走路，全不相类。我们还是茫然不
解：obscurum per obscurius（译按：拉丁文，指以一件更隐晦不明之事
来解释一件本身已经隐晦难解之事）。
推翻法律家、道德家、政治哲学家——其中包括他敬爱的卢梭——
以后，托尔斯泰进而推翻自由主义的历史理论。依照自由主义的历史理
论，某些似乎微不足道的意外事件竟可能是一切事情的关键枢纽。于
是，托尔斯泰不惜笔墨，执意要证明，波罗金诺之役，拿破仑对实际战
况所知之微，与他最下级的小兵一般无二。所以，他在决战前夕的感
冒，史家大作文章，但那场感冒对战局的实际发展不可能造成任何可观
的差异。他宏辞雄辩，说：指挥官所下命令或决策里，只有与后来实际
发生之事凑巧相合者，才好像特别攸关重大（而且才成为史家关注所
在）；其余还有很多完全相似、极为高明的命令与决策，当时在指挥官
眼中同样要紧且重大，但因受阻于事件之不利转折，无法实现，卒未实
现而遭遗忘，如今遂显得并无历史重要性。
收拾了以英雄为主题的历史理论，托尔斯泰用其更加尖刻的笔锋，
转向科学的社会学。科学的社会学自称已经发现历史定律。但这是不可
能之事。事件的关键原因甚多，人无法尽知，亦无能胜数。我们所知的
事实太少，而且还在所知事实之中，或者随意、或者依据自家主观好恶
而拣择。假设我们无所不知，则我们无疑可望如拉普拉斯所说的理想观
察者，能谋定历史洪流里各点各滴的行程。不过，我们当然无知得可
悲。与未入眼界、与无从纳入眼界之境（托尔斯泰极力强调无从纳入眼
界之境）相较，我们知识面之狭小，令人难信。意志之自由，是个无法
摆脱的幻觉，但诚如几位伟大哲学家所言，这的确是幻觉，而所以有此
幻觉，只为不知真正的事因。我们对一件行动的环境知道愈多，以及时
间上离该件行动愈久，即愈难弄清其所产生的后果；一件事实与我们生
活的实际世界的关系愈扎实深入，我们就愈难想像，如果不是发生那件
事实，情况可能如何转变。因为，那件事实，如今视之，似乎无可避免
要发生，不这么想，我们的世界秩序将会大乱。一项行动，我们愈将它
密切关连到它的情境脉络之中，行动者就愈显得不是自由行动，并且愈
不能为他的行动负责，而我们也会愈不想要他承担罪过。我们永远无法
把所有原因一一确指出来，也永远无法将人类所有行动一一归系于制约
它们的环境——这并不意指它们是自由的行动，只是说，我们永远无法
知道它们怎么是必然的行动。
同时代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必然“自欺”。托尔斯泰的中心义理在
某些方面与马克思此说并无不同，不过，马克思认为他所见之弊为资产
阶级专有之弊，而托尔斯泰认为此病是几乎一切人类同患之病。他这中
心义理所指之病是：有一自然律，自然界固为其所制，人类生活亦为其
所制；不过，人由于不能面对这个牢固无情的受制过程，遂试图将此过
程反解为一连串自由的抉择，或者，将英雄之德与英雄之恶赋予某些人
物，称其为“伟人”，而后将事件责任扣在他们身上。何谓伟人？伟人亦
凡夫俗子尔，只因过于无知且虚荣，遂甘负区区一身对社会生活的责
任，宁可承当一切以其名义为托词的残酷、不公、灾祸罪名，而不愿承
认说，在不顾他们的意志与理想而自有其路程的宇宙洪流里，他们既微
末且无能。
托尔斯泰以此点为中心而立论，是他所优为的一种笔法；他描述事
件的实际过程，同时，罗列自以为举足轻重而不可一世者必然对事件提
出的荒谬、自我中心解释，作为反衬；若有谦承自己无足轻重与无关紧
要者恍悟人类处境之真理，他即以绝妙笔墨，写其开悟情状。另外有几
段哲学文字，也以此为主旨。在这些文字里，托尔斯泰以严厉过于斯宾
诺莎的语言，但与他相似的用心，揭露各门伪科学的错误。其中，有个
特别生动的明喻 76 ，将伟人比作牧人养肥以供宰杀的公羊。这只公羊因
为果然长得比较丰肥，又也许被用为带领羊群的系铃羊，于是快然自视
为群羊领袖，而且以为群羊纯由服从我之意志而动静行止。他如此想，
群羊亦可能如此想。实则他中选，并不是要他扮演他相信他在扮演的角
色，而是要供人宰杀——设想这个宗旨者的目标，并非他、亦非其余羊
只所能蠡测。托尔斯泰眼中，拿破仑正是这么一只公羊，亚历山大、历
史上一切伟人，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这种公羊。
已有一位识见锐利的文学史家指出 77 ，为了支撑一己偏爱的论旨，
托尔斯泰有时几近蓄意忽略历史证据，并且多次刻意扭曲事实。其处理
库图佐夫，即是一例。至少，彼埃尔·别祖霍夫或卡拉塔耶夫等主角，
就是出于假想的人物。托尔斯泰固然也自有不可争议的权利，把他自己
所钦慕的一切属性，例如谦抑，以及不被官僚、科学或其余理性至上的
种种盲目所陷泥，等等，赋予这些虚构角色。但是，库图佐夫实有其
人；《战争与和平》初稿依据信实资料，写此人为阴滑、老迈、虚弱的
骄奢淫逸之徒，腐败且工于谄媚的朝臣。定稿以后，他竟一变而为令人
难忘、无比单纯朴实、充满直觉智慧的俄国民族象征。
观察托尔斯泰转化此人的几个步骤，委实逗人深思。书中某段，托
尔斯泰写这位老人在菲里军营中为部属搅醒，关报法军撤退 78 。这一
段，可以列入古今文学中最动人的文字。读到这段文字，我们已经超迈
事实，置身一个想像境界，境中之历史与情绪气氛，证据稀薄，但在艺
术上是托尔斯泰全书机杼所必需的一种气氛。他再三信誓，自称终始专
忱，不曾违悖传达真相的神圣大义。但是，他如此神化库图佐夫，全然
不合史实。《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随机制宜，大大方方编派事
实，因为他耿耿固执以下两面对比的主题：一边为人人皆有、无比重要
但滋生错觉的意志自由经验、责任感，以及一般私人生活的价值；一边
是牢固无情的历史决定论的现实——对于历史决定论，人虽无直接经
验，但由无可反驳的理论根据而知其有真理。这项对比，与托尔斯泰心
力交瘁的许多内在冲突里的一项，即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这两个价值系
统间的冲突，又彼此呼应。一方面，个人与历史学家素常依循的价值都
倚为究竟根据的感觉与直接经验如果只是一大幻相，则务须本真理之
名，证实其为大幻相，不稍宽假；由此大幻导出之价值与解释，亦须揭
破，毁其信用。在某层次上，这正是托尔斯泰用力所在。他以哲学说法
知人论世之处，尤其如此。《战争与和平》中的重大公众场面，那些战
役、民族移动的描述、形而上学的专论，都是例子。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有与此完全相反的作法，既写大众生活之全貌大观，又标举个人经
验的经验价值，详陈现实生活所由构成的“思想、知识、诗、音乐、
爱、友谊、嗔妒、激情”，作为对照——以个人生活具体且多彩多姿的
现实，反衬科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苍白的抽象；他力斥“从吉本到巴克
尔”的历史学家误以一己的空洞范畴为现实事实。不过，欲能赋予这些
私人经验与关系一个优越地位，必须先有《战争与和平》精华文字所描
写的那种富于责任感、相信自由、相信人类能有天机自发的行动的人生
观。然而，若要正视真理，这种人生观又正是必须祛除的幻觉。
这可怕的两难困局，未曾得到任何终定解决。《战争与和平》最末
部分问世以前，他刊出一文 79 ，解释此书用意，文中即逡巡不决。惟己
一人涉事，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的，在肉体极限内，他自由举
起他的手臂。一旦涉及人我关系，他就不再自由，他就是牢固无情的洪
流的一部分。自由是真实的，但只限于琐屑的行动。有时候，连这线微
弱的希望之光也熄灭，因为托尔斯泰又宣称普遍定律没有例外，连细微
末节的例外，他也不能承认。因果决定论若非贯彻万事万物，就是一无
作用，而浑沌当令。人之行动可能似乎自由，不带社会关系，但它们并
不自由、无法自由，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科学无法摧毁自由的意识
（没有自由意识，就没有道德、没有艺术），但能反驳它。“力
量”与“意外事件”，不过是无知于因果之链而强为之名。但因果之链是
存在的，不管我们有无感觉；幸好我们感觉不到，要是感觉到它们的分
量，我们就寸步难行；生活的基础在快乐的无知；幻觉既去，人生势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