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2
瘫痪。不过，现下形势大妙，我们永远不会尽知所有运作中的因果链：
原因的数目无限大，原因本身又无限小；历史学家从中择取数目小得荒
唐可笑的原因，然后，将一切归系于这武断选出的小部分。
然则理想的历史科学应如何运作？利用一种微积分学，取微分、无
限小——无限小的人类与非人类行动与事件——而求其积分，历史的连
续体就不会再因为被碎裂成武断的切片而遭扭曲 80 。托尔斯泰阐述这个
微积分概念，澄明透彻，遣词用字一如其素常，简洁、生动、精确。柏
格森以实在理论著名于世，说实在是一连续不断的流动（flux），被自
然科学以人为手段打碎，而被扭曲、被剥去周流不殆与生生之意。柏格
森此说，与托尔斯泰十分相近，但繁言长论，莫知涯际，而且喜欢于不
必要处搬弄术语，殊不如托尔斯泰昭畅而切理。
这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直觉主义的人生观。人事之如何发生，我
们所以无知，并非由于第一原因天然不可知，而只是由于第一原因繁复
之至，其终极单位又颇为细小，而且我们没有能力看到、听到、记忆
到、记录到、串连到足够的可用资料。原则上，囿于经验的人类也可能
全知，但实际当然不可能。人类的自大、我们种种荒唐的错觉，本源在
此，别无什么更深、更有趣的出处。
我们并不自由，但是，我若不相信自由，即无法生活。我们怎么
办？托尔斯泰至终没有任何清楚结论，只得出一个与柏克差相近似的看
法：我们最好就以我们事实上对世事的了解，作为我们对世事的了解
——一如天机自发、正常、单纯、未被理论污染、未被科学权威之尘雾
所蒙蔽的人民实际上那样去了解人生，不要偏取各门伪科学来推翻这种
以常识为本的信念。常识至少具备禁得住长久经验测试的优点，伪科学
则因为以贫乏得荒谬可笑的资料为根据，不过陷阱、错觉而已。托尔斯
泰以此立场，反驳一切乐观的理性主义、一切自然科学、一切自由主义
的进步理论、德国的军事技术、法国的社会学，以及种种信心十足的社
会工程。他发明一个凡事以自己单纯、俄国式、未经调教的本能为依
归，而鄙视或忽视德国、法国、意大利专家的库图佐夫，理由在此；将
库图佐夫提升成民族英雄，理由也在此（库图佐夫的民族英雄地位迄今
不坠，部分就是托尔斯泰如此刻画他的结果）。
一八六八年，《战争与和平》末篇刊完，阿赫沙鲁默夫即有评
语：“他的人物是真实的，不只是难以理解的命运手中的卒子而已；至
于作者的理论，则别具匠心，可惜不得要领。”
81 此语成为俄国文学批
评家的普遍看法，外国的文学批评家也大多作如是观。俄国左翼知识分
子抨击托尔斯泰的“社会冷漠”，指责他把一切高贵的社会冲动贬抑为无
知与愚蠢偏执狂的混合物，并以一种“贵族的”犬儒看法，将人生视为一
片无法开垦致用的沼泽。如前所述，福楼拜与屠格涅夫认为他素性不
改，妄谈哲学，殊为不幸。惟一严肃看待托尔斯泰所谈义理，并试图提
出一种理性的反驳者，是历史学家卡列耶夫 82 。卡列耶夫耐心且温和指
出，以个人生活之现实与社会蚁丘之生活相互对照，固然迷人，但托尔
斯泰结论不对前提。人既是一粒自营其“自身”有意识生活的原子，同时
也是某个历史潮流的无意识媒介——这巨大的整体由众多相当微不足道
的元素构成，而他是这些元素之一。卡列耶夫告诉我们，《战争与和
平》是“一部以哲学二元论为主题的史诗”，其中之二元即上述“人类的
两种生活”；托尔斯泰力言历史并非由天真历史学家假定的“力量”或“心
灵活动”所促成，也是十分精当之论。心存形而上学的作家喜欢说“英
雄”、“历史力量”、“道德力量”、“民族主义”、“理性”之类抽象物是人事
之动力，或者，将这些抽象东西理想化，以至于犯下两项大罪：既空撰
不存在之物以解释具体事件，复陷溺于个人、民族、阶级或形而上偏
见。据卡列耶夫所见，作此指斥，是托尔斯泰最高明卓绝之处。
至此，托尔斯泰之言，甚为精到，卡列耶夫判定他比绝大多数历史
学家显出更深刻的洞识——“更伟大的现实主义”。所谓取历史的极小事
件而求其积分，也是中肯之论，而且正是他自己所行之事，因为他在他
小说里创造了一些个人，这些个人并非琐屑角色，他们的性格与行
动“总摄”了无数彼此“推动历史”的其他人。这就是微积分——当然，不
是以科学手段，而是以“艺术与心理”手段完成的微积分。
托尔斯泰憎恶抽象，固有其理，然恶之太过，终至于不仅否认历史
和化学一样是自然科学（这项否认是正确的），更根本否认历史是一门
科学，是一种本身自具适当概念与概括的活动。后面这项否认若是真
理，势将废去一切历史。托尔斯泰指前代历史学家所举的非个人“力
量”与“目的”是神话，是令人歧误的危险神话。此说至当，但是，除非
容许我们径问某群个人——归根究底，当然个人才是真实之物——为何
有某种作为行径，而不必先就群中的个人一一完成心理分析，然后一
一“积分”，否则，我们将根本无法思考历史或社会。不过，我们确实使
用了径问因由之法，而且用起来获益甚丰；使用社会观察、历史推论以
及类似手段，我们能够大有发现；卡列耶夫认为，否认这些手段能作成
许多发现，等于否认我们有任何多多少少尚称可靠的标准来分别历史之
真伪。作这种否认，的确纯属成见，的确只是热狂的蒙昧主义。卡列耶
夫断言，造成社会形式者是人，并无可疑，但这些形式——人的生活方
式——也转而影响出生于其中之人；个人意志或不可谓全能，但也并非
完全无能，而且其中某些人的意志比别人的意志有效。拿破仑可能不是
半神，但也不是一个没有他也会照样发生的过程的附带现象；“重要人
物”不如其本身或愚蠢历史学家所想的那么重要，但也不是幻影；个
人，除了托尔斯泰认为真实的私密内在生活以外，还有社会目的，有些
个人甚至怀抱强烈的意志，而且这些意志有时转变了群体的生活。托尔
斯泰所谓牢固无情、无关人类任何思想或愿望而自行运作实现的定律，
本身就是个暴虐逼人的神话；定律，至少在社会科学里，只是统计上的
概然事物，而不是可憎且牢固无情之“力”。卡列耶夫指出，以定律为可
憎且牢固无情之“力”的观念，托尔斯泰在其他场合——当他认为对手太
天真、太聪明、陷入某种可怖的形而上学而难以自拔时——也曾以无比
精彩、嫉恶如仇之笔，揭发为无知无明。但是说如果不是人创造历史，
则是历史本身创造历史，而如果是历史本身创造历史，则人，尤其他们
之中的“伟大”人物，就只是“标签”。又说，惟有社会这个蜂窝，惟有人
类这堆蚁丘的无意识生活，才有纯正的意义或价值或“真实”——这话不
是完全不合历史、完全独断的伦理怀疑主义，更是什么？揆诸经验证
据，此说有何可取？
卡列耶夫的异议非常合理，为托尔斯泰史观所受反驳中最通情达
理、条理明晰者。不过，在某一层次上，卡列耶夫也挂漏了要点。托尔
斯泰的基本急务，不是要揭破以某种形而上图式为根据的历史著作，不
是要暴露以作者本人特嗜的某一因素来解释太多事情的历史著作的谬误
（揭露这些谬误，卡列耶夫赞成），也不是要反驳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的
可能性（这项反驳，卡列耶夫认为不合理），然后自建一家之言，与之
抗衡争胜。盖托尔斯泰对历史的关心，其来源深于对历史方法的抽象兴
趣，而且不只是想在哲学上对某几类史学惯例作风提出异议而已。他这
关心，似乎还有更切实属于他个人的起源，似乎发源于一个痛烈的内在
冲突：他的实际经验与他的信念之间的冲突；他的生命慧见，与他关于
人生、他自己应当如何、他那些慧见如何才能持久的理论之间的冲突；
他太诚实、太聪敏，而无法漠视直接资料及其诠释之间的冲突——前人
一切看法都幼稚荒唐，他不要他自己的诠释也弄得那么幼稚荒唐。他的
气质与才智使他毕生拳拳固执的一大信念，就是认为，关于某件世事如
何如何发生、为何如此发生、为何在它发生之时发生，而其如此发生以
及在那时发生，又为何是幸、为何是不幸，前人所做一切理性神正论的
解释都是怪妄的荒唐尝试，都是一句锐利、诚实言语即足以戳破的下劣
欺人之谈。
关于托尔斯泰，举世历来的最精到批评，出于俄国批评家艾亨鲍姆
之手 83 。艾亨鲍姆主要的论点，认为托尔斯泰的最大困扰是缺乏积极信
念：在《安娜·卡列尼娜》某著名片段中，列文之兄告诉他，说他——
列文——没有积极的信念；又说，便是徒以人为、“几何”式均齐对称为
能事的共产主义，也胜于他——列文——那种完全的怀疑主义 84 此语其
实可以回施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本人，而且也适用于其兄弟尼古拉·尼
古拉耶维奇对他的抨击。托尔斯泰生平述作固然甚少不带自传成分，不
过，列文之兄所言无论能否径视为托尔斯泰夫子自道，艾亨鲍姆之说似
乎都大体成立。托尔斯泰天生本非灵视家（visionary），他充分见得天
地间千般万种事物繁复多样，而且以无匹的清明眼光，掌握其个别本
质，以及其真伪分野。有徒逞快慰之理论者，企图收集、联系、“综
合”、揭露深藏的下层（substrata）与隐匿的内在关系，认为这些下层与
内在关系虽不见于肉眼，却保证万物浑然归一。他们以此证明万有“终
究”相关互属，其中没有散置无着的头绪。一切这类学理教条，他都鄙
夷，而且不费工夫，一语点破。他的天才，就在于善能体悟每一事物本
身独具的特性，亦即那种使一对象独特分别于他物，但似乎难以言喻的
个别性质。然而他又渴望有一普遍的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在显然多
样、彼此排斥，但构成世界内容的点滴碎片里，他渴望察出其相近之
处、共同起源、单一目的或者统一性。 85 他像一切见解非常透辟、想像
非常丰富、目光非常明彻，将事物解剖或碾碎以探取毁无可毁的核心，
并且由于相信有此核心存在而认为自己的破坏活动（他们无论如何都无
法克制的活动）有道理的分析家一样，继续不断把对手岌岌欠稳的建构
视为不值智者之物，而以冷酷的鄙蔑，全数打杀，并且时时刻刻希望，
在假冒与诈欺——体衰质弱的十八与十九世纪哲学流派——既破之
后，“真实的”统一立即浮现。当探求或许竟是徒劳、当核心与统一原则
或许永远无从发现的疑念日益萦怀困心，其人即以日益狞猛的手段、用
愈趋无情且精巧的手法，处决愈来愈多僭称真理的学说，以期驱除自己
这个疑念。托尔斯泰渐由文学转向问难式的述作以后，这趋势即日益突
出。心中深处既知原则上永远没有终定的解决，托尔斯泰激怒之余，更
加蛮悍抨击各种虚谬的解决法，指责其提供虚伪的慰藉——以及侮辱智
慧。 86 托尔斯泰纯属智性的天才做起这种致命的活动，显得伟大而且格
外胜任；而终其一生，他又都在寻找一座足以抵住他的破坏机、他的地
雷与破坏槌的坚强结构；他希望受阻于一个无可摇撼的障碍，希望有些
无懈可击的堡垒能抵住他狂猛的炮弹。他想要有一块终定、无懈可击、
不能再简化的固实真理磐石，在上面建措他毕生希望找到的颠扑不破的
人生诠释。卡列耶夫那种出色的讲理、试探性的方法，以及他温和的学
院式规谏，同托尔斯泰要求的磐石极不相像。
这项绝望的探索，所得到的，只是《战争与和平》里关于历史变迁
的单薄、“实证”义理而已；又因为托尔斯泰的攻击武器远优于他的防御
武器，在对这部小说具有合理批判性与适度敏感力的一般读者心目中，
他的历史哲学——微粒整合说——往往就显得陈腐且做作。于是，《战
争与和平》问世当时，以及年深月久之后，谈论此书者绝多倾向阿赫沙
鲁默夫之说，认为托尔斯泰的天才在于他的作家特质，在于能创造一个
比人生更真实的世界；至于理论研讨，托尔斯泰即使视为书中最重要成
分，其实既无助于发明此书本身的性格或价值，也不能为我们照见此书
的创作过程。后世有心理学派批评家承认此说，论定作者本人经常不知
道自己活动的来源：他看不见他天才的泉源，他的创作过程大致是一个
无意识的过程；创作过程涉及一些无意识的动机与方法，作者本人明言
的创作目的，只是他心里就这些真正的动机与方法做成的合理化而已，
因此，对于不动情绪、致力于就此书起源与演变作“科学”分析——亦即
自然主义分析——的艺术与文学研究者，这个合理化徒然形成阻挠而
已。
上述观点，我们无论作何感想，托尔斯泰遭受这种待遇，都有几分
历史弄人的讽刺。原来，他正是如此看待学院派史学，而以深得伏尔泰
真髓的讽刺法嘲弄他们。不过，托尔斯泰得此待遇，仍然大有天理昭
昭、报应不爽的况味。他本人哲学说理中的批判成分所以远胜于建设成
分，似乎由于他的现实感（认为个人、个人之间的关系才真实）惯于打
破一切大而无当、对此现实意识之种种发现漠视不顾的理论，而他本身
又证明不足以提供一个基础，来对事实做某种更圆满的通诠。此外，现
实的事实与圆满的通诠无法兼得，可能就是“二元论”之根，可能就
是“人类的两种生活”无法调和的本因。没有证据显示托尔斯泰曾经想到
这一点。
因此，托尔斯泰既相信个人生活的属性是惟一真实之物，又认为个
人生活属性之分析不足以解释历史进程（人类社会的行为）。其间的冲
突，他至终不能解决；在一个更深刻且更切身的层次上，这冲突与他作
为作家、作为一个人的禀赋和理想（他毕生深信、毕生希望造达，并且
偶尔相信自己已经造达的种种境界）之间的冲突并驾齐驱，可以互考。
请回想一下，我们在前面把艺术家区分为刺猬与狐狸：托尔斯泰体
悟到现实的繁复，体悟到现实是各别单体的集合，并且以古来几无伦比
的清明与透辟，识得这些各别单体的本质，但他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
元的整体。对于生命的千变万化——人与人、事与事、状况与状况的差
别、对比与冲突，自有作者以来，无人显露他这等洞识力，也无人如此
妙悟各人、各事、各状况的绝对独特，而且如此直露表达，出以如此精
确的具体意象。无人比托尔斯泰善于表达一个感觉的独特韵味、准确特
质——其“往复荡漾”、起伏高下、细微动静（屠格涅夫讥笑他逞奇弄怪
之处），也没有人比他精于表达一个眼神、一丝念头、一缕情绪，乃至
于一个特殊状况、一整体时期，以及个人、家庭、社群、整个民族生活
的内在外在质地与“触感”（feel）。他小说世界中的一人一物所以有那
种脍炙人口的逼真，良由他具有惊人能力，凡写人表物，必得其最完满
的个体本质，并且兼呈其诸多层次，而未尝只呈现某股意识流中一项轮
廓漫漶的资料（无论何其生动的资料）、一个大略、一个影子、一个印
象，凡经他表出者，都不是读者需要在心中再事推理始能了解之物，也
不是依赖读者在心中推理始能尽展奥妙之物，而是置于自然、不扭曲物
相的天光下，同时从所有可能视角远观近玩而得，并且具有绝对特定时
空关系位置的固实对象——一个所有面貌都充分具现于感官或想像之
前、所有微妙变态都一一明锐且坚实呈露的事件。
他的信念，却与此相反。他鼓吹一个无所不包的灵见。他宣扬的不
是多样，而是单纯，不是多层次意识，而是将多层次化简成某个单一层
次——在《战争与和平》中，以好人，以单一、自发、开放的灵魂为一
切的标准。后来，他根据农民的标准来化简一切，或者取一种单纯、与
任何复杂的神学或形而上学都离异无涉的基督教伦理，亦即某种单纯、
准功利主义的标准，而据此标准，为万物之间寻找直接的关连，用这一
简单的尺度，使一切物事相互评较。托尔斯泰之天才，原在于能重现难
以重视之物，而精确入妙：巧摄个体完整、难以移写之个性，灵现如
神，引使读者切悟客体直即目前之本相，而非仅见一平白应付之描述；
为造此境，他运用能凝定某一经验特质的象喻，而力避一般语词，俾免
其因为偏利于事物通性而漏失个别差异——“感觉的振动”——以至于特
殊经验与类似事例浑连不分。但是，这位作家，尤其在他最后的宗教阶
段里，竟然极力辩陈，简直可说色厉辞激，宣扬与此恰恰相反之事。一
切事物，只要不符合某种非常概括、非常单纯的标准，都必须排斥。而
他所举的标准，是农民喜不喜欢，或者福音书是不是断定为好。
托尔斯泰无法摆脱经验资料。再说，他当然毕生坚信经验资料为惟
一真实之物。但是，他也怀抱着形而上意味极深的信念，认为有一个体
系在，经验资料“必定”归属于这个体系——无论表面上是否如此。这剧
烈的冲突，即本能判断与理论信念——他的天赋与他的见解——之间的
这项冲突，反映了道德生活的现实与主宰一切的定律之间一项永难解决
的冲突。托尔斯泰说：道德生活带来责任感、喜悦、哀伤、罪恶感、成
就感——但这些全是幻觉；至于主宰一切的定律，我们所能得知者不过
是它们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故凡自称知道这些定律、凡自称依循这些
定律行事的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无非撒谎欺人——但这些定律仍是惟一
真实之物。世人常取果戈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正常，同托尔斯泰
的“清醒”相对照，实则比较之下，前二人是相当完整的人格，都具有连
贯的看法与单一的灵见。不过，上述的冲突，产生了《战争与和平》。
此书之结体，固然妙造坚实，但是，每当托尔斯泰记得，或者应该说，
每当他提醒——即未能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就
必定有一道深邃的裂隙豁然展开。这裂隙，我们捧读《战争与和平》之
际切莫失察。
四
理论甚少凭空而生。因此，托尔斯泰的历史灵见，其根何在的问题
乃是个合理问题。凡托尔斯泰论述历史的文字，都带有他自身独特人格
的表记——论述抽象题目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没有的一种第一手特质。写
抽象事物，他是业余，而非本行，不过请记住，他处身于重大事务的世
界之中，他是他的国家、他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而且完全知
道、完全了解那个国家和那个时代；他生活在一个理论与观念异常热闹
争鸣的环境里；他博观详考，写成《战争与和平》（虽然几位俄国学者
已经显示，他在此书中取材之广与选材之精，俱不如一般所想） 87 ；他
广泛游历，在德国与法国会晤过许多位高名重的公共人物。
他博极群言，而且受其读物影响，俱无可疑。他获益于卢梭颇多；
他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他的反历史取径，导源于卢梭之处，与导源于狄
德罗及法国启蒙运动之处，分量大概不相上下。尤其值得一提，他倾向
于以永恒、逻辑、道德及形而上范畴处理社会问题，而不像德国历史学
派在社会成长、在社会对变动不居的历史环境的反应里寻索社会问题的
本质。他终身景仰卢梭，晚年仍推崇《爱弥儿》为历来关于教育的最佳
著作 88 。他逐渐将土地及其耕耘者——农民——理想化。他这股趋势，
卢梭纵非实际发轫之人，亦必有推波助澜之功。依托尔斯泰所见，简朴
的农民是“自然”美德的蕴藏所，美德储量之富，几乎等如卢梭所谓“高
贵的野蛮人”。托尔斯泰本人，有一面是质理粗糙、朴拙无文的农民，
具浓厚的道德主义与清教主义禀性，疑忌且憎恶富裕、权势、幸福之
辈；他又有地道的汪达尔气息（vandalism），时或暴发成盲目、十足俄
国式的狂肆，力斥西方的圆熟世故与干练优雅，而夸扬“美德”与单纯的
品味、“健康的”道德生活，以及尚武而反自由的野蛮精神（卢梭对雅各
宾观念的特殊贡献之一）——他这一面，也必定曾因阅读卢梭而强化。
他赋予家庭生活一种极高价值，并且倡言心优于脑、道德价值优于思想
或美学价值——这些，或许也有卢梭的影响在。凡此皆经有识者标出。
诸家之论，切合实情，而且发人深省，但未能解说托尔斯泰的历史理
论。卢梭之学，颇非以历史为主，其中很难索得托尔斯泰历史理论的踪
迹。卢梭以社会契约里的权力转移理论，解释人对他人的统治权利。关
于这点，托尔斯泰就曾加以充满鄙蔑的驳斥。
如果考虑托尔斯泰同时代的浪漫与保守的斯拉夫主义者对他的影
响，我们即能稍稍比较接近他历史理论的真正来源。写作《战争与和
平》的六十年代中期，他与其中数人，尤其波戈金与萨马林，过从甚
密，而且与他们一同敌视当时蔚为风尚的科学历史理论，即孔德及其信
徒的形而上学的实证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皮萨列夫，连同巴克尔与穆
勒与斯宾塞比较唯物的观点，以及一般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英国经
验主义传统带有法国与德国科学唯物论的色彩，后面这几位家数各异，
但殊途而同归于此传统。斯拉夫主义者（诸作深受托尔斯泰钦佩的丘特
切夫或许最值一提）可能使他不相信以自然科学为范型所塑成的历史理
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认为这些理论未能为人类的作为与苦
难提出一个合乎真理实情的说明。单论一事，它们就已不足为法，它们
忽略人的“内在”经验，将他视如与物质世界其余成分受到相同力量左右
的自然物，并且听信法国百科全书派一面之辞，研究社会行为，如同研
究蜂巢或蚁丘，却因自己所造定律无法解释活生生的芸芸众生的行为，
而满口怨言。此外，这些浪漫的中世纪主义者可能也强化了托尔斯泰天
生的反智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以及他由于认为非理性动机既支配人类、
又使他们自欺，而对人类的非理性动机的那种深具怀疑与悲观意味的看
法——简言之，他们可能使他与生俱来的保守看法变本加厉。这保守精
神很早就使托尔斯泰深深招忌于五十与六十年代的俄国激进知识分子，
并且致使他们忐忑不安，认为即使以他对政治制度的无比大胆抗议，即
使以他的异端论调与他毁灭性的虚无主义，他到底仍是个伯爵，是个官
吏，是个反动派，非我同志，既未真正启蒙，亦非由衷反叛。
不过，托尔斯泰与斯拉夫主义者可能敌忾同仇，但他们的积极观点
南辕北辙。斯拉夫主义的义理对黑格尔及其诠释者大献口惠，其本身主
要却导源于德国唯心论，而尤其得助于谢林之说：真知无法借理性获
得；惟一可致真知之道，是与宇宙的中心原则作一种想像的自我认同，
如灵感神动的艺术家及思想家，与世界灵魂合而为一。有些斯拉夫主义
者将此义理视同正教的天启真理与俄罗斯国教的神秘传统，而将它遗传
给下一代的俄国象征主义诗人与哲学家。托尔斯泰的立场与此互成极
端。他相信，耐心的经验观察是惟一致知之道，只不过，如此获致的知
识往往不够而已；单纯之人所知往往较学问之士切近真理——原因不在
单纯之人是神明感悟的灵应媒介，而在他们对人与自然的观察比较不为
空洞理论所蔽。斯拉夫主义的眼光以形而上的妄念与漫无节制的神秘经
验趋向、或者以诗与神学的生命诠释为中心，因而嫌恶一般所谓政治学
或经济学，并且走向神秘的民族主义（西方反工业的浪漫主义可为类
比）；而托尔斯泰凡有述作，笔端无不挟带一种硬实锐利的常识锋刃，
上述妄念与趋向及诠释，都迎刃而自动溃散。此外，斯拉夫主义者是历
史方法的崇拜者，认为个别建制与抽象科学的真正性质都只在时间中的
无形成长里透露消息，故只有历史的方法能揭得这个真性质。凡此，无
一可能在十分顽强、十分实际的托尔斯泰身上获得同情的回响，在中年
萦心现实的托尔斯泰身上，尤其不可能。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与斯
拉夫主义（甚至泛斯拉夫主义）观念论者的土地精神容或有些共通之处
——以单纯的乡野智慧反衬过度聪明的西方人所犯种种荒谬——但《战
争与和平》初稿里的彼埃尔·别祖霍夫是个十二月起事分子，流放而老
死西伯利亚；在他一切精神流浪里，我们无法设想他终于会在任何形而
上体系里，更遑论在正教或任何其他固有教会里寻得慰藉。斯拉夫主义
者识破西方社会科学与心理科学的虚张声势，此点，托尔斯泰有所同
情，但是，他们的积极义理，他兴趣乏乏。他反对无法理解的神秘事
物，反对古代的朦胧，反对任何迷信崇拜。《战争与和平》以带有敌意
的手法刻画共济会，即是他此生这个一贯态度的表征。他对蒲鲁东作品
的兴趣，以及一八六一年走访流亡中的蒲鲁东，只有更增强他这个态
度。蒲鲁东混乱的非理性主义、清教徒式的严谨、对权威与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的憎恶，以及他的卢梭主义与激烈语调，显然颇得他意。说他从
蒲鲁东同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La Guerre et la paix）借得自己小说
的题目，委实非仅可能而已。
古典的德国唯心论者对托尔斯泰或无直接影响，但至少有一位德国
思想家，他曾表示钦佩。而他何以心仪叔本华，确实也不难见得。这位
孤特的思想家以郁黯之笔，刻画无能的人类意志奔命似的冲撞强硬固定
的宇宙定律；他极言一切人类激情的虚妄、理性体系的荒谬、世人对行
动与感觉之无理性来源的懵然不解、以及众生之苦，从而认为，欲减轻
人类弱点，宜将人本身化归于极度寂静无为之境，在此境地，人既无激
情，遂不会受挫、受辱、受伤。这个传颂于世的义理反映了托尔斯泰的
后期看法——人之多苦，由于多欲，由于妄图多得以及高估本身能力；
此外，他也可能祖述叔本华之意，苦苦强调意志自由的幻觉与支配世界
的真实铁律间的习见对比，尤其力陈因为无法除灭这个幻觉而必然引起
的痛苦。依叔本华与托尔斯泰所见，人生之中心悲剧都寓于此；人应该
明白，最聪明、天赋最高的人所能控制之事也极其细微；世界历史是由
千万因素的有秩序运动所构成，对这些因素，他们可得而知者也极为稀
少；但凭迫不急待地相信必定有个秩序存在，就自称察觉到一个秩序，
最是胆大妄断的瞎说：你察觉的其实只是了无意义的一团浑沌——这团
浑沌的升华形式，亦即强烈地反映了人生之漫无秩序的缩影，就是战
争。
托尔斯泰最明言自承的文学渊源，当然是司汤达 89 。在他一九〇一
年与保罗·波义耳那场著名的会谈里，托尔斯泰举司汤达与卢梭为他受
惠最多的两位作家，并且说，他自己所知于战争的一切，都学自司汤达
《巴玛修道院》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述——书中，法布利斯曾纳闷战场
是否“全无理解力”。托尔斯泰又说，这个观念——“未经panache”，亦即
未经“夸饰”的战争——他兄长尼古拉曾与他谈过，他自己日后服役于克
里米亚战争，也获得亲身验证。托尔斯泰以简劲画面呈现战争事件插
曲，描述亲预其事者对战役的观感，最受现役军人众口交誉。这种干直
无饰的写法，托尔斯泰自称大半取法司汤达，诚属实言。不过，司汤达
背后有个更干直无饰、更具破坏力的人物，司汤达诠释社会生活的新方
法，至少部分可能源出此人。这位著名作家的作品，托尔斯泰当然熟
识，他受益于此人之处，也深于一般所料，因为二人观点之显著相近，
既难归结于偶然，也不可解释为时代思潮的神秘作用。此人就是著名的
梅斯特。他对托尔斯泰的影响，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者，以及至少一位梅
斯特批评家，都曾予点出 90 ，但详情全貌仍有待探讨。
五
《战争与和平》写成一半的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日，托尔斯泰在日
记中写下“我在阅读梅斯特”
91 ；一八六六年九月七日，他致函为他担任
总务助理之类职位的编者巴尔捷涅夫，请他寄来“梅斯特档案”，亦即梅
斯特的书信与札记。托尔斯泰为何研读这位如今相当乏人闻问的作者，
理由不一而足。梅斯特是十八世纪末年以写作反革命小册子而成名的萨
瓦保皇分子，世人通常将他列为信奉正统天主教的反动作家、波旁王朝
复辟的支柱，以及革命前现状尤其是教皇权威的辩护士。但他远不止此
而已。对于个人与社会的本性，他怀抱着冷峻而不主习套的、怨恨人类
的看法，而以干硬且讥讽的激烈笔意，论述人类野蛮且邪恶至于无可救
药的本性、永久杀戮之无可避免、战争之为神意所定，以及自我牺牲的
激情在人类事务中压倒一切的重大角色——他认为，创造军队或市民社
会者，即是这股激情，而不是天生的社会性或人为协同；他极言，文明
与秩序若想长存，就需要绝对权威、惩罚以及不断的压制。他作品的内
容与语气，接近尼采、邓南遮以及现代法西斯主义的先锋，而远于他自
己当代著有名望的保皇党员，使当时的正统主义者与拿破仑治下的法国
都为之震动。一八〇三年，他的主君，即当时流亡罗马、受拿破仑迫害
而随即被逼迁往萨丁岛的萨伏伊公国国君，派他为半官方代表，出使圣
彼得堡朝廷。梅斯特颇富社交魅力，而且敏感于环境，在俄国首都社会
造成重大印象，见称为练达廷臣、才子兼精明观察家。他由一八〇三年
留驻圣彼得堡至一八一七年，在向政府覆命，或在他与俄国贵族中的朋
辈与顾问往来之间，写就文笔细腻、往往出奇透辟且多先见之明的外交
急件与书信、私人通信以及种种有关俄国及其居民的零星札记，成为研
究拿破仑时期与随后年代里俄罗斯帝国统治阶级生活与见解的珍贵资
料。
他一八二一年去世，作有神学政治论文数篇，但他作品的定本，尤
其是称颂一时的，以柏拉图对话形式探讨人类政府本质与法则、兼论其
余政治与哲学问题的《圣彼得堡之夜》，以及他的《外交通信》与书
信，至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期始由儿子鲁道夫与另外一些人编全问
世。梅斯特对奥地利的坦率憎恨、他的反拿破仑主义、连同克里米亚战
争前后皮得蒙特王国日渐升高的重要地位，自然增加了世人对他人格与
他在此时期里的思想的兴趣。讨论他的书籍开始出现，在俄国文学与史
学界激起众多议论。托尔斯泰拥有《圣彼得堡之夜》，并有梅斯特的外
交通信与书信。这些作品，亚斯纳亚·波里亚纳的图书馆里亦可拣得。
十分明显，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大量运用这些资料 92 。包路奇
介入得利沙俄国参谋部辩论的一段著名描述，即是照录梅斯特一封书
信，几乎只字不易。瓦西里公爵在舍蕾尔夫人会客室与某“甚为可取之
人”以库图佐夫为题的谈话 93 ，显然也根据梅斯特一封信写成；点缀这
场谈话的法文片语，在此信中可以一一索得。此外，某说故事者向美貌
的海伦与一群欣羡的听众述说拿破仑在著名女令乔治小姐席上与翁齐安
公爵相遇的荒唐轶闻，托尔斯泰初稿里有“在安娜·巴甫洛夫娜处的梅斯
特”一条笔记，就是参考此事。再者，老保尔康斯基公爵逐房移床而眠
的习惯，大概典出梅斯特所述史特洛加诺夫公爵一个类似习惯的故事。
最后，梅斯特的名字赫然出现于小说之中——他与另外一些人一致认
为，将拿破仑的显赫王侯与高级将帅俘虏，会徒然造成外交难题，既增
困窘，且无意义。 94 日哈列夫一八〇七年邂逅梅斯特，事后对他盛加美
誉。S.P.Zhikharev，《当代记事》（Zapiski sovremennika, Moscow，
1934），卷二，页112-113。我们知道托尔斯泰使用过日哈列夫的回忆
录；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开章描述安娜·巴甫洛夫娜·舍蕾尔客厅
中的法国流亡名人，以及在别处论述当时彼得堡的时髦社交圈，都很能
掌握这些回忆录里的一些气氛。凡此回响与偶合，都经过托尔斯泰学者
仔细点检比对，托尔斯泰倚傍借用他人之多，已无可疑。
这些可以互勘的例子中，又有一种比较重要的类同。依梅斯特解
释，传说中的贺拉提乌斯兄弟所以制胜库里阿提乌斯兄弟 95 ，有如一切
胜利，是由于无形的士气因素；托尔斯泰也谈到这个未知数——军队及
其指挥官这种无从触摸的“精神”——在决定战争后果上的至高重要性。
对不可称量与不要计算因素的如此强调，正是梅斯特全面非理性主义的
本质所在。梅斯特比历来诸家更明白也更大胆断言，若与自然力相抗，
人智不过一薄弱工具而已；以理性解释人类行为，鲜能解明任何事情。
他主张，非理性因素，以其不受解释、又因不受解释而为理性的批判活
动所无法挫损，遂独能持久而生强力。他举例说明：非理性的建制，例
如世袭君主与婚姻，都能累世长存，而理性建制，如选举君主政体
（elective monarchy）或者“自由的”个人关系，无论何处，其冰消瓦
解，都迅若飚尘，而且其消失毫无明显“理由”。梅斯特认为一切层次的
生命都是野蛮的战斗，个人与国家如此，植物与动物亦然，而且不是为
了谋利取益而如此，盖生命所以即战争，发源于上帝所深植的某种原
始、神秘、嗜血、自殉渴望。理性之士试图由规划社会生活，来臻至和
平与幸福（和平与幸福绝难谓为人心的最深欲望，它们只是人心的漫画
像——自由理智——的最深欲望），而未计及迟早不免使它们的薄弱结
构像一切纸牌房子般崩塌的种种剧猛力量。战争本能之强大，理性人士
这些微弱的努力只如螳臂挡车。梅斯特视战场为众生一切层面的典型，
于是对自以为控制军队运动、自以为指挥战役动向的将军，大加讥嘲。
他断定，身处实际热烈战局者，无人能丝毫辨知其中事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