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出版书）》
作者：[英]以赛亚·伯林
译者：冯克利
内容简介：
该书属“人文与社会译丛”系列，收录伯林1955至1979年间发表于《观念史辞典》《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刊物的14篇论文，涵盖对马基雅维利、维科、孟德斯鸠、哈曼、赫尔岑、索雷尔等思想史“异见者”的研究。
书中通过分析反启蒙运动等议题，揭示这些思想家挑战传统观念的原创性。伯林重构了他们的理论脉络，展现其对自由宽容理念和生活多样性理想的捍卫。该书包含作者弁言、新增的约瑟夫·德·迈斯特研究文章及完整作品目录，附有伯林作品编目与索引。
作者弁言
对于这些讨论观念史的文章，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不过，对于我
在这些文章所论及的题目上所持的观点，罗杰·豪舍尔（Roger
Hausheer）提供了满怀同情而又清晰的说明。如果不借此机会向他致
谢，未免失敬。一个作者不可能寄望于批评家有更多的理解、细心和彬
彬有礼了。我要向这位大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以赛亚·伯林
1978年9月
编者的话
本书是我把以赛亚·伯林已发表的大部分文章编辑成册加以再版的
五本文集之一，这些文章过去都没有结集出版过。 1 他的许多作品散见
于各处，经常是发表在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而且大部分都已绝版。只
有六篇文章曾结集再版。 2 这五本文集，再加上收在本书中的一份他的
全部已出版作品的目录，以及我后来出版的各卷（其中许多都是未刊
稿） 3 ，使他的全部作品比过去更易于得到人们的了解。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全是论述观念史的。出于不同的理由，我删去了
九篇本来应收在本书中的属于同一领域的文章。其中有：《二十世纪的
政治观念》和《穆勒与人生的目的》，它们已经重新发表在《自由四
论》中；《维柯的哲学观念》和《赫尔德与启蒙运动》修订后单独成
书，即《维柯与赫尔德》；《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现已收入《现
实感》；《西方乌托邦观念的衰落》、《欧洲统一的潮涨潮落》、《浪
漫主义的意志崇拜：对一个理想世界的反叛》和《曲木：关于民族主义
的一则笔记》收入《人性的曲木：观念史文集》（实际它是本书的姊妹
篇）；以及本书初版之后发现的三篇文章，和过去未发表过的一篇论约
瑟夫·德·迈斯特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可以在本书后面的编目中找到。
本卷文章最初发表的具体情况如下。《反启蒙运动》原刊于《观念
史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1968-73：
Scribner’s），《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见于迈龙·吉尔莫尔所编《马基
雅维利研究》（Myron P.Gilmore，ed.，Studies on Machiavelli，
Florence，1972：Sansoni）；《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是“泰克西纳纪
念讲座”的讲稿，由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维柯的知识
观》原题为《评维柯的知识观》，原刊于塔哥里亚索佐和怀特编《维
柯：国际会议录》（Giorgio Taglia-cozzo and Hayden V.White，ed.，
Ciambattista Vico：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Balitmore，1969：John
Hopkins Press）；《维柯和启蒙运动的理想》原发表在《社会研究》第
43卷（Social Re-search 43，1976）；《孟德斯鸠》见于《不列颠学会公
报》第41辑（Proceedings of British Academy 41，1955）；《休谟和德
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是为莫里斯所编的《大卫·休谟：二百周年纪念
文集》（G.P.Morice，ed.，David Hume：Bicentennial Papers，Edingburgh，1977：Edingburgh University Press）所写的专稿；《赫尔岑和
他的回忆录》是为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Alexander 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By Constance Garnett，Lon-don，1968：Chatto
and Windus；New York，1968：Knopf）所写的序言；《赫斯的生平与
观点》是“沃尔夫纪念讲座”的讲稿（Lu-cien Wolf Memorial Lecture，
Cambridge，1959：Heffer，for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狄斯累利、马克思及对认同的追求》原刊于《英国犹太
人历史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 22，1968-9，London，1970：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威尔第的“素朴”》发表在《威尔第研究国际会议录》
（Atti del 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verdiani，1966，Parma，
1969：Istituto di Studi Verd-iani）；《乔治·索雷尔》最早刊于1971年12
月31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后经扩充收入阿伯拉姆斯基所编《卡
尔纪念文集》（Chimen Abramsky，ed.，Essays in Honour of E.H.Carr，
London，1974：Macmillan）；《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
力》发表于《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 46，1979）。在此我要感谢
各出版机构允许我重印这些文章。
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过一些人的慷慨协助。罗杰·豪舍尔
不但写了序言，并且提供了德语资料方面的帮助，尤其是有关哈曼和赫
斯的两篇。David Robey帮助编辑了马基雅维利，Edward Larrissy帮助编
辑了布莱克，已故的Robert Shackleton帮助编辑了孟德斯鸠，Robert
Wokler帮助编辑了卢梭，Barry Stroud帮助编辑了休谟，Aileen Kelly帮
助编辑了赫尔岑，Lord Blake和Vernon Bogdanor帮助编辑了狄斯累利，
Terrell Carver帮助编辑了马克思，Jeremy Jennings帮助编辑了索雷尔。
没有这些学者的协助，我是完不成这项工作的，因此我将对他们铭记不
忘。以赛亚·伯林以始终不变的谦和态度，回答着我不停的询问，他的
秘书Pat Utechin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和支持。最后，我还要感谢Keith
Thomas爵士，他指出了原稿中的一些错讹之处。
亨利·哈代
1997年6月于牛津沃尔夫森学院
序言
罗杰·豪舍尔
有两种狂妄表现：排斥理性，或只承认理性。
帕斯卡尔
假如头脑清楚的人以为凡是混乱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他就大错特错
了：他的任务是，当遇到这种事情时，他要拨开迷雾，勾勒出朦胧之中
模糊难辨的轮廓。
约翰·S.穆勒
在我们这个时代，分歧是出在人性上，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局限和可
能性的描述上。历史学至今没有搞清楚“人性”的局限和含义。
C.赖特·米尔斯
一
以赛亚·伯林讨论观念史的文章，并不是根据某种观点写成的。他
不打算用它们直接去澄清或支持（或攻击和破坏）任何一种历史或政治
学说。它们涉及的范围包括像马克思、狄斯累利和索雷尔这样一些截然
不同的人物，以及一些相距甚远的题目，如民族主义和知识理论。它们
完全是探索性的和非教条的，不是给定答案，而是提出一些初步的、常
常有着深刻的悬而未决性质的问题。伯林和任何思想家相比，大概更不
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简单的真理，然后用它来解释和改造这个世界。但
他的文章既非漫无目的随风倒的产物，亦不是一些应时之作，相互没有
关联，只在最初发表时才有意义。因为它们全都来自一个核心观点，一
个歧路丛生而又复杂、从而无法达到完美的观点，它涉及人类及其各种
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它们在许多隐蔽的和出人
预料的层面，微妙而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伯林一再根据某些有血有肉的
历史人物，提出并阐述他在哲学文章中较抽象地讨论过的一些重要问
题。这些问题不仅处在他对观念的毕生关切的中心，它们本身也有着重
大的内在意义和重要性，而且位于今天人们的关切范围的前列。
他的文章至少以两种方式勇敢地逆流而上。其中多篇讨论的是一些
有伟大创见的知识分子，他们或是受到同代人和后来若干代学者的严重
忽视，或是受到那些人自以为是的污蔑。对于这些被忽略和误解的思想
家，至少因为他们敢于反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正统，就应当消除他
们被人遗忘和轻视的状态，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这当然就是伯林的学术
任务。例如，他论述维柯、赫斯和索雷尔的三篇文章，仅仅基于这个原
因就应被人们铭记。然而，这些文章极具创见，令人耳目一新，还因为
它使我们感到一些新观念胚胎的逐渐诞生，以及现代世界的一些核心概
念自十八世纪以来的浮现过程。在评价像维柯、哈曼、赫尔德、赫尔岑
和索雷尔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和眼光不凡的人时，伯林具有一种独一无
二的领悟力，能够感受到在一个时代的思想貌似合理的表面背后，人类
精神的更深层的骚动和变化，以及晦暗而不安的孕育期。那时存在着一
些微弱但不时充满热忱的异见，它们受到当时人们的忽略、误解或嘲
笑，但它们经常是以不连贯或表达不清楚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后来注定
会变成遍及世界的运动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起来反抗单一正统
思想的各种不同的抗议运动，它们的一些最强大的理想，便是直接或间
接地吸收自许多这类思想家的学说。伯林虽然十分清楚，这些不合常规
的思想家——尤其是哈曼、赫尔德和索雷尔——的某些观点可以说极其
愚蠢（他也确实这样认为），但是对于他们有可能而且确实也为我们提
供的那些深刻而痛苦的见解，却绝对不可轻易放弃。伯林似乎认为，我
们集体的发展每前进一步，我们都必须停下来，带着同情心倾听那些被
歪曲了的异见者发出的呼声，或是对其进行批判，不管它们是深思熟虑
之见还是粗陋不堪：忽视它们将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因为它们可能告诉
我们一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样做将导致一个更丰富（而且可能
更真实）的有关人是什么以及他能够是什么的认识。
因此，他的文章的许多主题，都涉及领悟到了某种观点的苦恼的
人。这种观点是如此新颖而复杂，使他们没有能力做到充分理解和表
述。他们本能地探索和理解这种观点，不十分明白自己正在做的、追求
的或努力表达的是些什么思想。这不免令人想到，人类自觉的行动也许
分为许多层次，一个有着创新性的知识眼光的人，他的某些观点，在他
的生前，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别人，也许从未变得清晰可辨。这是因
为，假如他留下了一些有关自己的所思所感的记录，他的追求——即他
的基本的、逐渐演化的和仍然有待澄清的目的——的全部意义和影响，
也许要在他去世数百年后，当对于他最早接触到的问题出现了精巧的语
汇和适当的方法时，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方面典型而最突出的例子是
维柯。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丰富启发的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
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开启了见识、感受力和理解力的新的、永恒的大
门。
二
在伯林全部作品的中心，存在着一些历久不衰的哲学问题。自我的
性质，意志，自由，人的同一性，人格和尊严；它们被滥用、侵害、侮
辱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它们不受侵害的恰当边界（无论这些边界如何划
定）；认识不到这些事情的真相，尤其是对其加以歪曲，强迫它们同各
种对其基本性质有太多否定的理论系统和模式相一致，由此可能或实际
造成的后果；“内在的”人性和外在的物质自然之间的差别，基本范畴和
适于研究它们的方法之间的差别——收在本书中的文章触及到了所有这
些问题，扩展和深化了我们的理解。此外，对于哲学一元论的热烈争
执，对于这样的教条——全部实在，我们关于它的所有知识的分支，构
成了一个合理的、和谐的整体，人类各种目的存在着终极的统一性或和
谐性——他都通过细致地考察一些极力要摧毁它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学
说，从许多角度做了讨论和批判。伯林专注于多元主义的出现，无论它
是在伦理、政治和审美价值的领域，还是在人类知识的领域；在他论政
治理论和历史哲学的著作中，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但同样十分重要的认识
论著作中，这种专注都居于中心位置，从伯林论观念史的文章所选择并
讨论的每个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这个领域
重要的发掘工作，使知识遗迹中的一些断壁残垣和怪异难解的材料得以
重见天日；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它们便不时暗示出一种欧洲意识的现
象学的若隐若显的轮廓，亦即新的转变性观点和一般世界观，以及同它
们相联系的概念和范畴，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在某些思想家和思想家群
体中的出现；由此澄清了一些不但令作为学院中一名哲学家或专业学
者，而且令作为一个人的他深感困惑的问题。
三
观念史是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在一个多半持敌视态度的世界里，
它仍然有待人们的承认，尽管在英语世界也出现了一些人们内心逐渐发
生变化的令人鼓舞的迹象。人们日益感到，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内容、
他们观察自身和形成理想所依据的基本观念所进行的探索，在研究人这
个问题上，可以比现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提供更多的启发；因
为许多这样的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仅仅是一套专业术语和对经验及计量
方法的运用。这些学科倾向于把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视为具有普
遍性的经验科学的客观对象，因而他们只是一些被遵守着统计学或因果
规律的力量所左右的消极而无感情的材料，因此这些学科倾向于排除或
至少减少某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人们的规定性肯定是来自他们的内心生
活、目标和理想，来自他们具有某种观点或观念，不管它多么晦暗不
明，也不管他们是谁，他们身居何处，来自什么地方以及在做什么。正
是因为他们拥有这种内心生活，使他们有别于动物和自然物体。观念史
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
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
其活动的看法。因此它极有可能对其实践者提出比任何其他学科更为广
阔而多样性的要求，或至少是一些更具体的、往往令人十分痛苦的要
求。批判观念时所必需的概念分析的严格逻辑方法，博学多闻，与创造
性艺术家相似的移情与再现的巨大想像力——即“进入”与自己完全不同
的生活形态，“从内部”对其加以理解的能力——以及出于本能的几乎神
秘莫测的预见力——这些从理想角度说观念史专家所应具备的能力，很
少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无疑部分地解释了真正的观念史家寥寥无
几，以及观念史本身要想成为具有公认资格的学科，仍需奋力争取承认
的原因。
但是，培育一个知识领域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以及由此造成的杰出
成就难得一见的结果，这些事本身还不足以解释它相对而言受到的忽
视。它这种暧昧的处境，是否还存在着一些更深层的、不那么明显的原
因？通过深入到我们一些最根深蒂固的假设的基础，能否发掘出一些长
久以来已被习惯性地遗忘了的事情，或是认识到它们更为牢不可破和持
久不变？或者，这会重新引起一些有关我们集体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转折
的令人痛苦的问题，即那些在今天有可能带来令人不安的新意义的问
题？我们最熟悉、最珍爱的一些信念的坚硬河床，有可能在我们眼前变
成流沙。无论如何，伯林的许多文章，或明或暗地使有关人类的一些最
古老最根深蒂固的假设（至少那些属于西方世界的）受到了质疑。观念
史对文化所能做到的事情，也许充其量只是心理分析声称能对个人所做
的事情，虽然这个比喻不甚恰当：它所分析和揭示的，当然不是行为的
动机和隐蔽源泉的根源和性质，而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
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其中有些与
十八世纪以前可能出现的情况相比，要更不稳定，更可能随历史而发生
变化。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部分
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和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
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自由的范围的认识。
伯林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和对一般观念的评价、批判与阐述。如果
我们想理解观念史对于他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他本人为这个领域所
做出的贡献的独特性质，我们必须对他培养出个人兴趣的哲学背景有所
了解。伯林本人一再谈及一个独到的见解，即至少在西方传统中，从柏
拉图到我们今天，所有学派中绝大多数体系性的思想家，不管是理性主
义者、唯心主义者、现象学家、实证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虽然他们
之间存在着许多尖锐分歧，但是都接受一个无争议的关键假设：真正的
实在，无论表面现象和它多么对立，本质上是一个合理的整体，其中的
万物，终极地说，是和谐一致的。他们以为，至少从原则上说，存在着
一个可以发现的真理体系，它涉及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问题，不管是
理论的还是实践的；获知这些真理只有一种或一组正确的方法；这些真
理，就像用来发现它们的方法一样，是普遍有效的。这些人的论证过程
通常采取以下形式：他们首先找出一组无可怀疑的特殊实体或难以改变
的命题，断定它们具有完全合乎逻辑的或本体论的地位，并指定发现它
们的恰当方法；最后，出于一种深藏在秩序本能和破坏本能中的心理嗜
好，把凡是不能被转化成他们选做牢不可破的模式的这些实体或命题的
东西，斥之为“失实”、混乱，有时甚至斥为“胡说”。笛卡尔有关清晰而
明确的观念的信条，莱布尼茨的“mathesis universalis”（普遍命题），后
来那些实证主义者的原子命题和拟定句式，或现象主义者和感觉素材的
理论家的感觉元素，皆是这种简化论倾向的实例。这种类型的思想家以
他们的信条为基础，倾向于竭力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实大加修正，把有
意义的或重要的东西扔进了他们的哲学篝火；很多无价之宝，经常就这
样被可怕地破坏或歪曲了。
我们必须以此为背景，来看待伯林对他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流
派之一的态度，它把罗素及其弟子的新实证主义，同他对人文研究尤其
是观念史的专注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仍在一般哲学领域教学和研究时所
写的一些文章中——《逻辑转化》、《证实》、《经验主义命题和假言
陈述》 4 ——伯林决定了断同逻辑实证主义的关系，对它当作检验标准
的一些基本信条提出了批评。这些文章既代表着向一种特殊的哲学研究
方法的告别，同时也包含一份秘密宣言的发端。伯林对于各种不可化简
地多样的经验和命题，对于不可能用一种命题来表述它们或把它们转化
成一种命题，或不可能根据某种基本类型的实体或“要素”（stuff）来分
析它们，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在这些文章中，这种感受力从逻辑和认识
论的角度得到了自由的表达。事物就是那样，我们确实无法用分析来消
除使它们各有特色的因素。
使这些文章特别令人着迷和重要的原因有二：它们是从他所批判的
哲学倾向的阵营内部写出来，它们反映着他本人的一些十分坚定的态
度，就此而言，它们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他在观念史上的强烈兴趣和他的
哲学作用观的理解。这些文章是对现代哲学一个重要学派的根本批判，
也是与它的决裂，但它们首先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局内人，一个充分了
解——也许是太充分了——自己所批判的知识运动的目的和方法，虽竭
尽全力仍无法接受它们的人所表达的思想。事实上人们很容易看到，伯
林对休谟、罗素、艾耶尔、早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维也纳小组的
哲学和新实证主义主流，以及他们要把一切搞得平平整整的化约论方法
的反对，类似于维柯这类哲学家对笛卡尔和当时的理性主义者的否定，
或哈曼和赫尔德这些思想家对法国启蒙运动教条所持的态度。因为他们
也是完全理解自己对手的目标和方法的思想家，伯林后来转而研究他
们，并给予他们深切的同情与理解。但是，他完全没有他们的片面热
情，与他们那种时常令人忐忑不安的蒙昧主义倾向相距甚远，更没有对
对手的优点视而不见：他承认逻辑实证主义在杜绝许多形而上学谬论的
根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时对自然科学的巨大
胜利发出颂扬，认为这是近代以来人类理智最为成功的惟一事业；他也
不时重申自己的信念，一切可以用经验科学的数量方法去探索的现象，
只要不去粗暴地对待或否定其最内在的性质，都应当被放在因果律或统
计规律的庇护之下。
在这个包括精神、道德、美学和政治经验的广阔而多变的领域里，
可以最深切地感到简单的化约论教条的不恰当性。在这个领域采用简单
的化约论概念，不但会造成严重的误导，而且经常贻害无穷。从某种角
度说，伯林的全部哲学著作，可以被视为针对人文研究领域采用不恰当
的模式和概念的做法而开展的一场漫长的战斗，时隐时现，但总是细
致、机警而坚定。人类绝对不应当被有着曲解作用的理论之镜所蒙蔽，
看不到他们直接就能搞清楚的自己真实的一面。例如，对于我们日益增
长的有关自然和外部世界的正确而精密的知识对人类经验的内在道德和
精神世界的冲击，他的许多文章提供了一种敏锐而细致的研究。就此而
言，论维柯的知识理论的篇章，论哈曼、休谟和索雷尔的文章，以及论
民族主义的文章，都可被看做同对“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5 的一些重要关
切相联系。因为伯林一再就两种致命的危险发出警告：一种危险是，信
奉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它们也许提出了新颖的真知灼见，但仍然是片
面而过于简单的，没有能力正确地对待足够多的事实，而是仅仅或主要
关注那些它们所阐述的事实，并且根据它们来看待其余的一切；另一种
危险是，把在一门学科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方法和步骤，移植到另一门与
它们格格不入、采用它们就会歪曲甚至破坏事实的学科。
伯林在讨论自己的朋友约翰·奥斯汀的文章 6 中的一段话，大概再好
不过地反映着他的著作中的自我揭露。在描述了奥斯汀的思想的原创性
和强大、他的勇敢和哲学多产、他把问题分解成细节的惊人能力之后，
他又告诉我们，奥斯汀为自己赢得了影响和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一段
漫不经心的评论：“他们都在谈论决定论，他们都说相信它。但我一生
中还从未遇到过一个决定论者，我是指这种人，他就像你我相信人终有
一死一样相信它。你遇到过这种人吗？”沉湎于自己的研究之中的哲学
家，或是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的自然科学家，可以自称是理论上的决定
论者，但是他们的道德行为和他们的实际生活，他们所说的话和他们做
出的判断，同他们表面的专业并不一致。
在伯林看来，哲学无法提供有关人性或宇宙的先验知识，它也无法
用逻辑转化的方式，为我们提供确定的和牢不可破的经验知识。因此，
当艾耶尔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的道路，继续维护、发展和更为细致地论述
他的关键信条，奥斯汀却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样，转向对日常语言的概
念进行严格而细致的分析时，伯林在他对一些关键性哲学问题的答案的
追求中，日益进入了对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一切重要思想发展的具
体历史研究。这使他提出并深化了这样的观点：一个时期的大多数思想
和经验，是用柯林伍德所说的“一组绝对预设”加以组织的。
四
在伯林看来，哲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他本人在一系列重要而深
入的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哲学的目的》、《政治理论还存在
吗？》以及《科学史的概念》 7 这三篇文章，共同反映着（除了其他许
多认识之外）他对哲学在所有精神活动中积极而必不可少的作用的看
法，尤其是他对作为一项可以获得真正知识或自我知识的哲学工作的观
念史的看法。这种真正知识或自我知识自成一类，它启人心智，使人得
到解放，只有系统地研究人类思想史——文化、文明、思想运动和政治
运动的历史——才能发现。伯林区分出一类完全属于哲学的问题，也就
是说，不存在普遍得到确认的、现成的方法能够找出它们的答案。它们
之间可能大不相同，有些表现为有关事实或价值的问题，另一些则是涉
及它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用语和符号的问题。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
是，“在它们的架构之内不包含有关它们的解决方法的明确指导。”它们
因为无法通过系统地采用专业技能或程序加以解答，因此有别于另外两
类（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叠的）问题——常识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问
题，和数学、逻辑学及其他演绎学科中的形式问题。在伯林看来，思想
史主要是一个把各种争论归入这两种问题之一的过程。但是，当一组又
一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脱离了原来的哲学母体，变成独立的、成熟
的经验科学或正式学科时，有些无法化约、难以回答的哲学问题——在
这里，伯林与所有那些想用强大的哲学溶液化解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或
其中的大多数人，有着尖锐的分歧——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变得无足轻
重。
如果我们记得康德在经验的内容与我们组织和解释经验所使用的概
念和范畴之间做过的重要区分，有些这样的问题的性质也许会变得更为
清楚。如伯林所指出的，康德认为，我们用来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范畴
是普遍的和不变的，适用于理性和有知觉的一切人。关于人类的某些基
本真理，一旦被发现并做了恰当的分析，那么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固定
不变的。康德迈出的这关键性的一步，被那些更关心历史和美学问题而
不是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思想家来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他们领悟到康
德几乎没有系统地予以注意的事情，并就此做了大量的论述。这就是，
我们用来观察世界的一些基本范畴或“视角”虽然看起来一成不变，但另
一些却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变化，有时甚至变化甚大。一种文化所
观察和倾听、思索和感受的基本经验内容，也许没有变化或变化很小，
但是认识它们和使它们条理化所依据的模式——即观察它们的视角——
却是可以改变的。许多这样的基本范畴和模式就像人类本身一样古老，
而另一些则更不稳定而短暂，因此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它们。对这些
模式的研究和系统评判至关重要，因为这无异于一个事关我们的经验本
身的整个架构的问题。在这些模式中，有许多相互抵牾，有一些则因为
无法对经验的各个方面做出充分解释而引起障碍，结果被另一些模式所
取代，而这些模式又往往把被其取代的模式已为我们打开的大门关上。
我们的基本预设的恰当性——它们涵盖了多少、排除了多少我们的经
验；它们揭示了多少又遮蔽了多少我们的经验——应是哲学家和观念史
学家共同关心的焦点。
此外，观念史是发达文明一个较为晚近而又复杂的产儿。从起源上
说，大概可以认为它诞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是历史主义、多元主义、
相对主义以及以史学为基础的各种比较性学科——人类学、语用学、语
言学、词源学、美学、法理学、社会学、人种学——的一门近亲。它的
核心关注点是“了解你自己”这一古老格言向群体的历史整体、文明或文
化的广泛延伸，个体的自我便包含在它们中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的
产物。它尤其关心向我们说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经历了哪些
阶段和十分曲折的道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强调各种观念和情感、
思想和实践行为、哲学、政治、艺术和文学的互通性，而不像人类研究
中更为专业化的分支通常所做的那样，人为地分别对它们做出评价。它
的研究焦点，是某个文化或时代特有的那些无所不在、占支配地位的形
成性观念及范畴，当然也包括某个文学流派和政治运动、某个艺术天才
或原创性思想家，只要这些事和人最早提出了问题，发展出了成为后来
数代人的共同世界观之一部分的观念。伯林不仅研究伟大的思想家：观
念史不是一系列大哲学家的故事，不是一种观念或理论体系引起另一种
体系，就像一个单性繁殖的过程一样。他所关心的是各种观念在不同类
型的知识人那儿的出现，他们形形色色，特立独行，经常与当时的主流
格格不入，与他们协助推翻的正统教义和公认前提相对立。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真实知识和启蒙教育一个较新的来源，
观念史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是对基本概念模式之起源的认识，以及这
些模式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模式来理解我们自己并获
得我们作为人类的认同。这些基本的、无所不在的预设，正是由于它们
有着高度的普遍性，是我们支配自己的大多数——人类的大多数——经
验所依靠的手段，因此通常是隐而不彰和未受审视的：观念史家的任
务，就是努力置身于其外，使它们成为反思和系统研究的对象，由此把
它们暴露在阳光之下，使它们能够得到公开的批判和评价。我们的许多
价值和观念，在做过适当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地找出并描述它们的起源
和演变之后，就会露出其真实的面目：它们不是从亘古不变的人性本质
中得出的永恒、客观、不可动摇、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是文化变迁中一
个漫长而脆弱、经常十分痛苦悲惨但终究可以理解的历史过程所结出的
果实。这种批判的讨论所采用的标准，其本身也必须是检验的对象，伯
林对它们的确切性质有什么看法，是我们下面还会谈到的一个问题。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伯林的全部著作是对一种哲学和真理观的漫
长而坚持不懈的否定，也是对研究人的真实能力和条件的一些方法的否
定——至少在西方传统中，两千多年来它们一直处在中心位置。他在生
活的早期便对这种观点的缺陷深有感触，不断调动丰富的资源并以极大
的热忱，以广阔的多样化视角和大量具体的历史细节，去揭露这些缺
陷，由此从许多出人预料的角度对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做出
了解释。
五
就一般观念的变化而言，自宗教改革以来，而且在我们今日世界仍
十分活跃的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变化，也许就是一系列持异议的思想
家对在西方处于中心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传统的反叛，它在1730年以
后，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又以更大的力量在德语世界，得到了清晰的表
达。许多现代思想运动和感情，都是来自这些真正改变了世界的观念潮
流，尤其是欧洲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许多唯
意志论的流派——存在主义只是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新表现——伯林
针对它们，写出了他的一些最精致、最具启发性的文章。在《反启蒙运
动》一文中，伯林评价了这些思想家的一些主要观念。无论从时代还是
地位上说，维柯在这个思想家群体中显然是个孤独者，这使他对他们大
多数关键信条的独到预见显得更加不同寻常。他的大敌一方面是笛卡尔
——他相信清晰而明确的观念，蔑视历史的和人文主义的一般研究，试
图用一种知识，即数学，来同化一切知识形式；另一方面是自然法的理
论家——他们的关键假设是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在一切地方和时间都
能找到的普遍人性。在哈曼和赫尔德以及后来许多直接或间接受他们的
激进创新影响的思想家看来，阴险的敌人是法国启蒙运动中那些想入非
非的教条主义“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他们所坚持的基本信条使
真理受到致命的歪曲，被其遮蔽的东西比它们阐明的还多。法国启蒙运
动的思想家之间虽然也有分歧，然而他们共同坚持某些几乎一直畅行无
阻的基本前提：人性无分地域时代，都是一样的；普遍适用的人类目
标、真正的目的和有效手段，至少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发现的；牛顿的科
学方法在说明非生物的自然界方面已被证明极为成功，在道德、政治、
经济以及一般人类关系的领域，也应当能够发现和采用类似的方法，从
而铲除邪恶和痛苦以及爱尔维修所谓的“涉及利益的谬误”。这些理性主
义思想家全都相信，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从原则上说可以找到一
个惟一的、对事实和价值问题同样正确的统一的知识体系。他们追求无
所不包的方案，普遍有效的统一架构，在这个架构中万事万物展现出系
统的——即符合逻辑或因果律的——相互关系，以及宏大而严密的结
构，它没有给自发的、出人意外的发展留出丝毫余地，其中发生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