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十二节中有关人们的“自然本能或先天知识，把信念安放在他
们的感觉之中”的段落。“这张桌子，我们看上去是白色的，我们感到它
是坚硬的，并相信它存在，但是它独立于我们的知觉，它是外在于我们
认知它的心灵的事物。”
246 雅各比又说，“我们相信自己的感觉，因此
相信存在着一个可感知的世界。同样，我们相信我们内在的感觉，因此
相信存在着一个感觉之外的世界。”
247 在他看来这可以从休谟的前提中
得出；这种信念（他丝毫没有提及休谟遇到的唯我论难题）对于他就像
对于哈曼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变为Offenbarung（启示），即不需要理性
的帮助便直接揭示出来的真理。他然后把这跟柏拉图或斯宾诺莎的普遍
命题和抽象概念做了对比，他们是唯心论的逻辑严密的虚构体系的建筑
师，这种体系意味着实在感的死亡。
雅各比从敌人的资源中汲取营养的方式，可以用他看待休谟对设计
论的著名反驳作为例子。雅各比独具特色地以哈曼的方式把它颠倒过
来，以便加强他本人的信仰（Glaube）观。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
认为 248 ，既然这是一种类比论证，因此根据前提，它不能被用于独一
无二的事物，即神。类比法只适用于包含着另一些实际的或可能的成分
的那类实体。让我引用沃尔海姆在其讨论休谟宗教观的著作中对这一论
证的简明扼要的表述吧：
我们能够从一个具体事件推知其原因的惟一事例，是一系列事
件中的一个事件的情况，换言之，假如一个事件在人类的经验中是
独一无二的，我们就不能把一个原因赋予这个事件。但不言而喻的
是，“自然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宗教假
设……变成了无根据的推理。 249
这也正是休谟对他《对话录》中所谓“宗教假设”进行三方面批判时
的主旨所在。
雅各比由衷地欢迎这种推理模式。他同意普遍知识是建立在他所说
的“比较”上，但既然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就不可能拿什么东西和他进行
比较。上帝不是一个一般概念。但是雅各比断言，我自己的心灵也不是
这样的概念：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完全个人化的，无法从任何外在的起
点达到它。这就是为何我知道上帝的原因，我是通过直接的感觉知道
的，就像我知道自己一样。不是用类比或其他推理方式，也不是像我对
自我身份的认知那样，用记忆或任何其他间接方式。对于我本人来说，
我不是一个能够被描述的观念，我对自身之存在的确定性，与我对知道
我自己是谁的确定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知识是其他一切认识的基础：它
是直接的和先验的；难怪在日常感觉经验或逻辑范畴的昏暗世界里寻找
自我的休谟和康德找不到它。
这种为了支持信仰而篡改休谟的经验主义和怀疑论的做法，是这个
教条主义的宗教先验论团体全部策略的典型表现：他们把休谟作为外来
的专家，一个消灭他们深恶痛绝的东西——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家关于知
识和实在的理论——的专家。在雅各比看来，实在是由他有时所谓
的“Wesenheitsgefühl”——对本质事物的直接感觉——揭示的，他把这种
能力称为上帝的恩赐。他把信仰说成是salto mortale（凡人的飞跃），信
念的飞跃，没有它，我们就会继续被囚禁在逻辑、数学或形而上学建构
的虚幻世界中——哈曼所说的空中楼阁，它远离实在，许多可敬的思想
家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因此，休谟的怀疑论能够拯救我们。而且
雅各比告诉我们，这能使他获得不朽的英名。
四
总结一下这种特殊的关系吧：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反对者是否需要用
休谟来确立自己的立场，是值得怀疑的。然而这却是个历史事实，他们
的奠基人，哈曼和雅各比，对他针对他们的主要敌人——自然神论者
——提出的反驳论证都十分着迷，与彻底的无神论者相比，他们更痛恨
这种人，这大概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至少没有把真诚的信徒对上帝
的直接认知庸俗化。他们简单地从休谟的著作中取出他们需要的东西。
莱特文在最近的一篇关于休谟的文章 250 中正确地指出，“每一位大哲学
家都被赋予了相反的性格”。莱辛、赫尔德和歌德对斯宾诺莎就是这样
做的，他在充当了法国唯物主义的秘密鼓吹者后，又被改造成一个泛神
论的先验论者和德国绝对唯心主义之父。休谟被一些人描述成“最具破
坏性的怀疑论者，他不但撕下了传统哲学的伪装，而且证明一切知识都
是幻觉”，另一些人则把他改造成了“一个固执的经验主义者，他相信人
类能够获得无可争议的真理”。 251
这些解释，以及另一些解释，都可以从休谟的著作中找到支持。柏
克不相信哲学的抽象概念，他相信自然、出色的感觉、历史和文明，他
敌视绝对原则和无条件的普遍命题，他反对打着永恒原则的旗号，或根
据变化无常的民众情绪进行激进的变革——这些态度都有休谟的来源，
正像它们也有孟德斯鸠和胡克的来源一样。穆勒及其后的罗素，把他们
对科学方法的信任，他们对教条主义、先验主义和神学家的错误类比的
否定，他们对接受错误信念的倾向和赞成永恒原则的习惯表现出的疑
虑，归功于休谟，他们同意可能性是最接近于难以达到的经验确定性的
近似物，他们对非理性主义的痛恨，他们对较为冷静的感情的赞扬，他
们的自然主义和温和的功利主义倾向，也统统被归功于休谟。但是对哈
曼及其门徒来说，休谟只是一个比康德更具破坏力的陈旧的理性主义的
批判者。在他们看来，他似乎终于颠覆了不变的经验范畴的观点和任何
形式的二元论，即存在着两个世界的学说，不管它是笛卡尔的、莱布尼
茨的还是康德的。只有一个世界，即直接面对的实在的世界；虽然休谟
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他们的认识大为不同，但是认识到它的统一性，认
识到柏拉图的谬论——它是把实在同日常经验区分开的一切尝试的基础
——对于他们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
对于这些神秘的唯名论者来说，在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并不存
在一道墙。上帝用他们所理解的符号向他们说话，那是自然、历史和经
文中的符号，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向上帝的话语敞开着。他们是用信仰武
装起来的人，不需要他们看到就在他们面前的有关实在的证明或证据。
他们听到树林在低语，奔流的小溪在诉说，岩石在讲道，（稍做修改
后）他们也在万物中看到了上帝。在他们眼里，这些东西并不是隐喻：
他们所崇拜的上帝是人格化的上帝，他们把泛神论视为无神论的一种。
哈曼及其盟友不想让无所不在的信仰的力量受到任何阻碍，这种信仰不
容忍任何规则，不服从任何定律，它与人类智巧的贫乏世界——制度化
的秩序、功利主义的算计、受到逻辑和证据制约的自然科学的人为建
构，普鲁士国王及其廷臣、边沁、巴黎的激进思想家、也许还有休谟所
追求的秩序井然的组织——的距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启蒙运动的理
想，至少对它的德国反对者之一伦茨来说，比苟延残喘的生活强不了多
少。霍尔巴赫的学说给年轻的歌德留下的印象是，它死气沉沉，如僵尸
一般，是一切活力、自由和想像的终结。这些浪漫主义先驱中的一些人
认为，他们在休谟的怀疑论中找到了反对这些精神敌人的最具毁灭力的
武器。休谟清除了为理性主义大厦的坚实基础提供保障所必需的先验规
律（事实上，在他之后的哲学家尽管煞费苦心，原来的信念再也没能恢
复）。但是对于我正在讨论的这些思想家来说，消除这种先验的地基似
乎有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作用：为宗教信仰的获胜清理出地盘。
从休谟和他的世界观中，不可能衍生出更多的东西了。他对几位德
国反常规的思想家发生影响的故事，顶多只能算是对他的哲学解释的一
个脚注，尽管可能是个极不寻常的脚注。对于十九和二十世纪欧洲的非
理性主义思想——不论它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的历史来说，它有着
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对理性的这种反叛标志着一些现代的起点。头脑
冷静、通达事理、性情温和且有讥讽意识的休谟，有着坚定的现实感、
文笔流畅而又严谨的休谟，竟会在这场放浪形骸、狂躁喧嚣的运动中得
到半个经典作家的地位，成为它的奠基人之一——即使严格说来不是正
统的奠基人（不过，哈曼对一切尤其是对正统的来源，都持一种自相矛
盾的态度）——而他对这场运动的所有领袖可以说一无所知，每念及
此，不免让人纳闷。也许事情只能如此，因为他几乎不可能赞成他们或
他们的观点。面对这场无所拘束的精神热情的风暴，他除了自己惯常的
嫌恶外，很难会有什么其他感觉。此外，假如他知道他们坚持认为从他
的思想中受益匪浅，他或许会把这视为一个有违他的意愿的、不受欢迎
的结果，然而这大概是他们的思想的一个并非完全不可预料的结果。这
样的结果，即使最为清醒而严谨、最有自我保护意识和通达的思想家，
也并非总能完全避免。
赫尔岑和他的回忆录
亚历山大·赫尔岑就像狄德罗一样，是位天才的业余学者，他的观
点和活动改变了自己国家社会思想的方向。也像狄德罗一样，他是位善
谈者，他操着同样流利的俄语和法语，同自己的密友，或是在莫斯科的
沙龙里谈天说地——总是新思如潮，形象迭出；在后人看来（正像狄德
罗一样），其中或许不乏废话：他没有博斯维尔或爱克曼记录下他的谈
话，他也不是个能够忍受这种关系的人。他的文风基本上属于谈话体，
理所当然地也就兼有谈话的优点和缺陷：流畅、自发、易流于天生讲故
事者那种强调的语气和夸张，但又总能回到故事或论证的主线上来。尤
为重要的是，他的文风充满了口语的活力——他所欣赏的法国哲人们那
种字斟句酌的文章，或他学习过的德国人那种可怕的哲学文体，似乎都
没有对他产生影响；我们能大量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在文章中，在小
册子中，在自传中，更不用说在他给友人的信函和便条中。
思想开明、富有想像力，并且有着自我批判精神的赫尔岑，也是一
位天资卓越的社会观察家。即使在讲究清晰表达的十九世纪，他对自己
所见所闻的记录，也是难得一见的。他有一颗敏锐、容易激动而又极具
反讽意味的头脑，有着炽热的诗人气质，能够写下动人的抒情篇章——
这些品质在他对人物、事件、观念、私人交往和政治形势的一系列生动
记述中，以及他对自己周围整个生活形态的描述中，结合在一起，相得
益彰。他是位极其细致、敏感和聪明的人，言谈入木三分，并且喜欢论
战。他自认为是“揭开表象和习俗伪装”的专家，形象地把自己称为社会
和道德内核的破坏性的发现者。托尔斯泰对赫尔岑的观点没有什么共
鸣，对当时的文人也从无溢美之辞，对同属于自己的阶层和国家的文人
就更是如此。但他在临终之际也说，他从未遇到过任何人像赫尔岑那
样，“罕见地把迸发出火花的深度与才华结合在一起”。 252 这种天赋使
他的许多文章、政论、日常记录、偶尔写下的笔记和评论，尤其是写给
亲友或政治友人的通信，至今仍让人展卷不忍释手，尽管其中所谈到的
问题，大都销声匿迹，只有史学家才会对它们发生兴趣。
关于赫尔岑的著述虽然已有很多——不仅在俄国——但是他的传记
作家，并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感到轻松：他留下了一部无与伦比的
关于他自己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堪与他同时代的同
胞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媲美的文学巨著。他们
也不是完全不明白这一点。他的终生好友屠格涅夫（他们之间起伏不定
的私交，对于两人的生活都有重要意义；但这段复杂而有趣的故事，从
未得到过充分的说明），称赞他既是位作家，也是个革命派的记者。杰
出的评论家别林斯基，在他们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时代，便发现、讲
述和赞扬过他的文学天才。甚至易怒而多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把他
排除在那些他视为亲西方的俄国革命者而深恶痛绝的人之外，他承认赫
尔岑的文章具有诗意，直到生命终结，对他始终怀着十分友善的态度。
至于托尔斯泰，同赫尔岑的交往以及他的作品都令他感到愉快：在他们
在伦敦相遇五十年之后，他依然生动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253
这位杰出的作家，生前便是一位欧洲的知名人士，他是米什莱、马
志尼、加里波第和维克多·雨果的座上客，在自己的国家不仅被誉为革
命者，而且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直到今天他在西方仍不过是无名小
卒，这未免让人不解。从阅读他的文章——大多数仍无译本——中得到
的乐趣，使这种现象显得奇怪而毫无道理。
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即拿破仑在波罗金诺
战役后占领莫斯科并燃起毁城大火的前几个月。其父伊万·亚历山德洛
维奇·雅科夫列夫，是个同罗曼诺夫王朝有远亲关系的世家子。就像出
身富裕的其他俄国贵族子弟一样，他在国外生活了几年，旅途中遇上一
位符滕堡小官员的女儿露易莎·哈格，并把她带回莫斯科。她是个举止
得体、温顺但没有什么特点的姑娘，比他年轻许多。由于某种原因，也
许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相称，他从未按东正教的仪式与她成婚。雅
科夫列夫是东正教徒，而她却一直保持着路德教信仰。 254 他是个特立
独行、傲慢不群的人，而且变得越来越性情乖戾和愤世嫉俗。他在1812
年战争前退休，法国人入侵时，他正住在莫斯科的家中。在占领期间，
他得到他在巴黎认识的莫蒂埃元帅的赏识，同意为拿破仑捎信给亚历山
大皇帝，作为回报，他得以使自己的家人安全离开那座被毁的城市。由
于这一过失，他被遣回自己的庄园，过了很久才允许他重新回到莫斯
科。
他在阿尔巴特街的那所昏暗的大宅子里，培养自己的儿子亚历山
大，为他取了赫尔岑这个姓，似乎是要强调他是非正常的私通生下的孩
子，是心血来潮的产物。露易莎·哈格从未得到正式妻子的身份，不过
孩子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受到当时俄国贵族青年的正规教育，也
就是说，照顾他的是一群保姆和农奴，由德语和法语私人教师为他授
课，他们都是那位神经质的、脾气暴躁的、关怀备至但又多疑的父亲仔
细挑选出的。为培养他的才华可谓不遗余力。他是个活泼而富有想像力
的孩子，学习知识既轻松又热情。他的父亲以自己的方式爱他：其程度
显然超过了他十年前出生并且同样不合法的另一个的儿子，他为其取
名“伊戈尔”（即“乔治”）。不过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是个情绪低落
的失败者，没有能力跟自己的家人、事实上是跟任何人沟通。伊万·雅
科夫列夫精明、可敬，既谈不上冷漠，也谈不上不公正，恰似托尔斯泰
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困难”人物，老鲍尔孔康基亲王一样，在
他儿子的记忆中，他是个自寻烦恼，心情郁闷，封闭而半僵化的人。他
紧闭所有的门窗，连自己的几个老友和兄弟也不接触，实际上家里看不
到任何外人。他的儿子后来形容他是“两种不可调和的事物，即十八世
纪同俄国生活相遇”
255 ——给俄国贵族中许多较为敏感的人造成毁灭的
文化冲突——的产物。
这孩子从父亲那种压迫性的、令他害怕的关心中逃开，如释重负地
跑到母亲和仆人的房间里；她慈祥而随和，因丈夫的压制和自己的异族
背景而忍气吞声，在家里只能百依百顺地接受自己的地位。至于那些仆
人，他们都是来自雅科夫列夫庄园的家奴，已经学会了对主人的这个儿
子和可能的继承人俯首帖耳。赫尔岑本人在后来的年代里，把他最深的
社会情感（他的朋友、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对此有非常准确的诊断），
他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关切，归因于自己儿时的这种野蛮的环境。他是
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受着家人的溺爱，但是由于听到仆人的闲言碎语，
而且至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父亲同一位军中老友的交谈，使他了解了自
己反常的身世和母亲的地位。根据他本人的说法，这让他深受打击：这
也许是他一生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给他讲授俄国文学和历史的是位年轻的大学生，这是个新浪漫主义
运动的热忱追随者，这场运动，尤其是它的德国形式，当时开始支配了
俄国的精神生活。他学习法语（他的父亲用法语书写比用俄语还要流
利）、德语（他同母亲用德语交谈）和欧洲史而不是俄国史——他的家
庭教师是一位法国大革命后移居俄国的法国流亡者。这个法国人并不暴
露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赫尔岑告诉我们——直到有一天他的学生
问他路易十六为何被处死时，他换了一种语气说，“因为他是祖国的叛
徒。”
256 他发现这孩子有所反应，便放弃了拘谨的态度，公开向他谈论
人的自由和平等。赫尔岑是个孤僻的孩子，一度受到溺爱，言行拘谨，
现在却有了活力和焦虑。他在父亲的大书房里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其是
启蒙运动的法文书籍。尼古拉皇帝把十二月党人密谋的领袖绞死那年，
他十四岁。他后来说，这一事变是他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不管是不是这
样，对俄国宪政自由事业中这些贵族烈士的回忆，后来变成了一种神圣
的象征，无论对于他还是他那个阶级的许多同代人都是如此，并且影响
了他后来的一生。他告诉我们，在此事过去几年后，他和好友尼克·奥
加廖夫站在俯瞰莫斯科的麻雀山上，发出庄严的、“汉尼拔式的”誓言：
要为这些人权战士复仇，要献身于他们为之牺牲的事业。
他顺理成章地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曾浸淫于席勒和歌德；他
又开始钻研德国的形而上学——康德，特别是谢林。然后是新兴的法国
历史学派——基佐和奥古斯丁·梯叶里，此外还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者：圣西门、傅立叶和勒鲁，以及另一些不顾书报检查制度走私进俄国
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他成了一个坚定而热情的激进分子。他和奥加廖夫
属于一个学生团体，他们阅读禁书，讨论危险的思想；为此他和其他大
多数“不可靠的”学生一起遭到逮捕，很可能是因为他委婉地拒绝了要他
接受的观点，结果被判了监禁。他的父亲费尽力量为他减刑，却无力不
让他的儿子被流放到靠近亚洲边界的边远小城。他在那儿其实并没有被
囚于牢房，而是在当地的官府里工作。
让他惊喜的是，这个检验能力的新环境使他十分快乐。他表现出行
政才干，成了一名胜任愉快的官员，大概还干劲十足——尽管后来他不
大乐于承认这一点。他帮助揭露了腐败蛮横的长官，他对此人既厌恶又
蔑视。在维雅特卡城，他同一个已婚女子坠入爱河，行为有失检点，后
来又深深体验到悔恨的煎熬。他阅读但丁，经历了一段虔诚的时光，然
后同他的最大的一位表妹娜塔丽开始了漫长而热情的通信，和他本人一
样，她也是个非婚生子，住在她的一位富裕而专横的姨妈的宅子里给她
做伴。由于父亲的不懈努力，他被送到弗拉基米尔市，在莫斯科友人的
帮助下，娜塔丽也跟他私奔。他们违背亲戚的意愿，在弗拉基米尔成
婚。后来他得到允许返回莫斯科，并被任命了彼得堡政府的一个职位。
不管他当时有什么抱负，他依然我行我素，致力于激进事业。由于
他的一封言辞不慎、批评警察行为的信被检查官拆看，他又被判流放，
这一次是去了诺夫格罗德。两年后，即1842年，他再次得到允许返回莫
斯科。这时他已被人视为新激进派知识分子中坚定的一员，一位值得尊
敬的事业的牺牲者。他开始给进步报刊写文章，中心话题始终如一：个
人受到的压制；政治和个人专制使得人们卑贱而堕落；社会习俗的枷
锁，黑暗的无知和政府的野蛮专横，俄罗斯帝国。
就像他这个圈子中的其他成员，如诗人和小说家屠格涅夫、评论家
别林斯基、未来的政治煽动家巴枯宁和卡特科夫（前者属于革命事业，
后者则属于反革命事业）、评论家安年科夫，以及他的好友奥加廖夫一
样，赫尔岑和当时的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都对黑格尔哲学如痴如醉。
他撰写引人入胜的政治和哲学文章和涉及社会问题的小说。这些东西发
表后，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讨论，给作者赢得了相当大的声望。他采取了
一种毫不妥协的立场。作为持异见的俄国贵族中的一个主要代表，他的
社会主义信念，更多地不是来自对资产阶级西方的自由放任经济的野蛮
和混乱的反对——俄国当时处在工业化初期，仍然是个半封建的、社会
和经济都很原始的社会——而是来自对当地社会问题的直接反应：百姓
的贫困、奴隶制、在所有方面都缺乏个人自由，以及不讲法律的野蛮官
僚制度。 257 此外，还有一种强大的、半野蛮社会的民族自豪感，它的
领袖清楚这个社会的落后，对文明的西方怀着一种混杂着羡慕、忌妒和
嫌恶的复杂感情。激进派相信沿着西方路线进行民主的和世俗化的改
革；而斯拉夫主义者则回到了神秘的民族主义，他们鼓吹必须恢复他们
认为被彼得一世的改革所摧毁的“有机”生活和信仰形态，他们认为这场
改革不过是鼓励了一种不计后果而又下贱的模仿——对没有信仰的、堕
落到不可救药程度的西方的模仿。赫尔岑是个极端的“西化派”，但是他
保持着同对手的联系——他把其中最杰出的人视为浪漫的反动派，他们
受到民族主义的误导，但是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属于可敬的同盟军。这
也许是因为他希望看到，人类感情尚未泯灭的全体俄国人一起反抗那个
罪恶的政权。
伊万·雅科夫列夫于1847年去世。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露
易莎·哈格和其子亚历山大·赫尔岑。赫尔岑对自己的能力信心百倍，心
中燃烧着（用费希特反映那一代人态度的一句话说）“来到这个世界，
就要有一番作为”的欲望，他决定移居国外。当时他是否希望或打算在
国外度过余生，我们不得而知，但后来情况变得就是如此。这一年他离
开俄国开始旅行，与他结伴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母亲、两个朋友和仆
人。他们穿越德国，于1847年的年底来到了他所向往的巴黎，文明世界
的首都。他立刻融入各国流亡者的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的生活之中，他
们在这座骚动不安的城市的思想和艺术活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1848
年，当欧洲各国相继爆发革命时，他发现自己同巴枯宁和蒲鲁东一起，
站在了革命社会主义中的极左派一边。有关其活动的流言蜚语传到了俄
国政府那儿，他接到了马上回国的命令。他拒绝服从。他和母亲在俄国
的财产被宣布没收。银行家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对这位年轻的俄国“男
爵”抱有好感，而且处在能对俄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地位上，经过他的努
力，赫尔岑收回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此后便没有经受过金钱匮乏的体
验。这使他获得了许多流亡者无从享受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也使他能
够为其他一些难民和激进事业提供资助。
他在革命前不久到达巴黎后，便开始为他的朋友主持的莫斯科期刊
撰稿，对巴黎的生活和文化状况进行深入而严厉的批判，尤其是对法国
资产阶级的堕落所做的辛辣的分析，其尖锐程度甚至他的同代人马克思
和海涅的著作也难望其项背。他的大多数莫斯科朋友读后都表示不快：
他们认为他的分析属于纸上空谈和不负责的极端主义，是典型的夸夸其
谈，不适合一个治理混乱的落后国家的需要，因为同它相比，西方中产
阶级的进步不管有什么缺陷，都是走向启蒙的重要一步。这些早期著作
——《马利尼大道来信》（Letters from Avenue Marigny）和随后的意大
利随记——所具有的品质，成了他后来所有著作的典型风格：流畅的描
述句，新鲜、晓畅而直接，穿插着一些生动但绝非无关的题外话，在同
一话题的许多关键处，还有真实的或想像出来的引语，还有让他那些民
族主义的俄国朋友感到不安的法语文风。由此造成的是一种即兴表演的
效果：一个聪明家伙的令人陶醉的谈话，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清醒头脑和
诚实，在观察和表达能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天分。文章弥漫着强烈的政治
激进主义气氛，又渗透着贵族特有的（甚至是更为典型的莫斯科人的）
那种态度，即对心胸狭小、精打细算、自我满足、铜臭气，总之是对一
切谨小慎微或倾向于妥协和中庸之道的事情的厌恶，而路易·菲利普和
基佐被他视为这种现象最令人厌恶的化身。
赫尔岑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散发着乐观的理想主义——一种对社
会、思想和道德方面享有自由的社会的向往，他像蒲鲁东、马克思和布
朗基一样，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看到它的起点；还有对激进革命的信
念，认为只有这样的革命能够创造出使他们获得解放的条件；然而他对
一切普遍公式、对所有政党的纲领和战斗呐喊，对那些伟大的、堂而皇
之的历史目标——进步、自由、平等、民族统一、历史权利、人类的团
结——又怀着深刻的不信任。在这些原则和口号的名义下，人类肯定很
快就会再度受到欺凌和杀戮，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谴责和毁灭。
就像黑格尔的左翼弟子中更为极端的分子，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马
克斯·施蒂纳一样，赫尔岑也在那些大而无当的抽象原则中看到了危
险，只要一听到它们的声音，人们就会陷入残酷却毫无意义的杀戮——
各种新的偶像的圣坛，在他看来，明天还会由牺牲者的鲜血来祭奠，就
像昨天或前天的牺牲者为过去的神癨——教会、君主、封建制度或神圣
的部落习俗，如今它们已经信誉扫地，成了人类进步的绊脚石——而流
的鲜血，同样没有任何道理和作用。
除了对抽象理想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这种怀疑态度外，赫尔岑还说
了一些更令人不安的话，他说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在较为自由和
文明的精英（他知道自己属于其中的一员）的人道主义价值同无声无息
的广大群众的实际需要、愿望和利益之间，存在着不断扩大而难以填平
的鸿沟。这些群众在西方仍然十分野蛮，在俄国或亚洲的平原上就更是
如此。旧世界显然已经摇摇欲坠，而且它也应当覆灭。它将被它的牺牲
者——对他们的主子的艺术和科学毫不关心的奴隶——所摧毁；事实
上，赫尔岑还在问：他们何必关心这种事情？难道它不是以他们的痛苦
和低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吗？这些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新野蛮人，对建立
在他们父辈骸骨上的旧世界，怀着理所当然的仇恨，会把他们的压迫者
的大厦，连同西方文明中那些最崇高最美丽的东西，连根掀翻。这场灾
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公正的，因为这种在其受益者眼里既高贵又有
价值的文明，给人类的绝大多数除了带来苦难和毫无意义的生活之外，
没有带来任何东西。然而他并没有妄言对于和他一样品尝丰盛的文明成
果的人来说，以上理由使这种前景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因此，俄国和西方的评论家经常断言，赫尔岑在巴黎变成了一个热
忱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他幻灭，又
产生出一种新的、更为悲观的现实主义。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的证
据。 258 甚至在1847年，怀疑主义的迹象，尤其是对人类能够得到多大
改造的悲观主义，以及对这些变革（无畏而聪明的革命者或改革家、他
那些西化的俄国朋友眼里的理想形象）的更深层的怀疑——完成了这些
变革，是否会导致一个更加公正和自由的制度，还是只会导致新的主子
对新的奴隶的统治呢？——不祥的征兆在大崩溃之前就能听到了。不
过，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个信心坚定和极为乐观的革命者。意大利和法
国工人的叛乱及其受到残酷镇压的场景，终身萦绕于赫尔岑的脑际。他
对1848-1849年事件，尤其是对巴黎7月暴动的第一手描述，堪称“贯彻
着信仰的”历史和社会学文献的杰作。他对这些起义中的人物描写以及
对他们的思考也是如此。这些文章和书信大多仍然没有译本。
赫尔岑既不能也不愿回到俄国。他成了一名瑞士公民，除了革命的
灾难之外，他又经历了一场个人的悲剧：他最亲密的新朋友之一，同时
也是马克思和瓦格纳的朋友，海涅半嘲讽地称为德国革命的“铁云雀”的
激进德国诗人格奥尔格·赫尔维格，勾引走了他深爱的妻子。赫尔岑对
爱情、友谊、性别平等，以及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不合理性，持有一种
进步的、有点像雪莱式的观点，在这场危机中受到考验，并且因此而破
碎了。他几乎因为悲痛和嫉妒而陷入疯狂：他的爱情，他的虚荣心，他
对全部人类关系之基础的更深层的假设，经受了致命的打击，此后他再
没有从这场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他做了几乎没有人曾经做过的事情：
他细致入微地记述自己的愤怒，他和自己的妻子、和赫尔维格及其妻子
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每一步，仿佛这些都是他记忆中的往事；他记下他们
之间的每一次谈话，每一时刻的愤怒、失望、冲动、爱、希望、忿恨、
轻蔑和痛苦的自暴自弃。他自己的道德和心理状态的每一种色调和细微
变化，都变得十分鲜明，其背景则是由流亡者和阴谋家组成的世界里的
一种公共生活，他们有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俄国人、奥地利
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在一个人生舞台上来去匆匆，而他总是处在这
个舞台的中心，是它的一个不能自拔的悲剧英雄。他的记录并没有失去
平衡——没有显而易见的歪曲——但仍然是彻头彻尾自我中心的。
赫尔岑终其一生对外部世界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很有分寸感，但这
种认识的手段却是他本人的浪漫化的人格，以及他的个人世界中那个给
人印象深刻的、不健全的自我。他的痛苦不管多么强烈，他对自己的悲
惨遭遇依然能够保持充分的艺术化的控制，而且在写作时也是如此。大
概正是这种反映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艺术化的自我主义，要对娜塔丽的
压抑感和他在讲述发生的事情时缺少节制负部分责任：赫尔岑完全想当
然地认为读者具有理解力，甚至认为他们对他本人即作者的精神和感情
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有着不加区分的兴趣。娜塔丽的信件以及她不顾一
切地逃到赫尔维格身边，便说明了赫尔岑自以为是的盲目性给她的脆弱
而又热情的性格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对娜塔丽和赫尔维
格的关系所知不多，她同他也许只有性爱，而他也一样。信件中夸张的
文学语言所掩盖的，要多于它们所暴露的。但是她显然感到自己不幸
福，难以自拔地受到情人的吸引。就算赫尔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它
的理解也是模模糊糊的。
他就像对待黑格尔或乔治·桑的思想一样，去占有同他最亲近的人
的感情，也就是说，他把自己需要的拿过来，把它注入自己的经验激流
之中。他慷慨地让别人分享他的经历，但这是出于他对个人自由和个人
生活与个人关系的绝对价值深切的、毕生持有的信念，他很少能够理解
或宽容自己身边完全独立的人物。他仔细描述自己的痛苦，极为详尽和
准确，他从不自我宽恕，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并不伤感，而且表现出
不可救药的自我专注。这是一份令人悲痛的文献。他生前并没把这个故
事完全公之于众，如今它却构成了他的回忆录的一部分。
自我表现——说出自己的话的需要，或许还有得到其他人、得到俄
国和欧洲承认的愿望，是赫尔岑天性中的第一需要。因此，甚至在他生
命中这段最黑暗的时期，他仍然用各种语言源源不断地写了大量有关政
治和社会问题的书信和文章；他尽力使蒲鲁东保持干劲，他同瑞士的激
进派和俄国的流亡者保持书信往来，他广泛地阅读，做笔记，了解各种
思想，参与辩论，作为一名政论家和左派及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不懈
地工作着。没过多久，娜塔丽便回到了尼斯他的身边，但很快就在他的
怀中去世。就在她死前不久，他的母亲和他的一个聋哑儿子乘坐的一艘
从马赛开出的船在暴风雨中沉没。他们的尸体没有找到。他的生活到达
了最黑暗的谷底。他离开尼斯，离开了那个因为和许多人的友情把他同
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法国和波兰的革命者组成的小圈子，和他的
三个儿子一起去了英国。美国距离太远，而且在他看来也许也太单调
了。英国离他在政治和个人生活中遭遇失败的地点，也许已经足够远
了，但它仍然属于欧洲。那时这个国家对待政治流亡者最宽宏大量，对
各种怪异的思想开明而宽容，或是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她为自己的公
民自由以及她对外国压迫的受害者的同情心而骄傲。他在1851年到达了
伦敦。
他和儿子在伦敦四处串门，游览郊区。在尼古拉一世的去世使他最
亲密的朋友奥加廖夫得以离开俄国时，他也来到伦敦他的身边。他们一
起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份名为《北极星》的俄语杂志，这是
第一份完全致力于毫不妥协地反抗沙皇俄国政权的机关刊物。《往事与
随想》最初的几章就发表在这上面。对可怕的1848-1851年的记忆困扰
着赫尔岑的思绪，毒化着他的血流：显然，让这段痛苦的往事有个了
断，放松精神，成了不可缺少的心理需要。这就是他要写的回忆录的第
一部分。生活在冷淡的陌生人中间难以言表的孤独感， 259 同时政治上
的反动势力似乎吞噬了整个世界，没有留下任何希望，于是回首往事便
成了对抗这种状况的鸦片。他不知不觉地沉湎于往事，在其中越陷越
深，并且发现这已经成了他的自由和力量的来源。
这就是他以《大卫·科波菲尔》为类比的这本书的写作背景。 260 他
在1852年的最后几个月开始动笔，写作过程时断时续。前三部分大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