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十二节中有关人们的“自然本能或先天知识，把信念安放在他.2
成于1853年末。1854年，他题名为《监禁与流放》的一个选本用英语出
版（这个标题也许是受了西尔维奥·佩里科的《我的监狱》的启发）。
它立刻大获成功；受此鼓舞，他继续写作。到1855年春天，他已完成了
前四部分，并于1857年一起出版。他对第四部分进行修改，为它增加了
几章新的内容，并着手写第五部分。他在1858年完成了第六部分的大部
分内容。记述其私生活的内容——他的爱情和婚后最初几年的生活——
写于1857年：直到这时他才能够让自己回忆这些事情。此后是七年的中
断。在1860至1864年期间，他在伦敦发表了一些单独成篇的文章，例如
讨论罗伯特·欧文、演员什切普金、画家伊万诺夫和加里波第（《卡米
西亚的俄国人》）的各篇。这些文章虽然通常也被放在他的回忆录中，
但当初他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前四部分的第一个完整版本出版于1861
年。最后几部分——第八部分和第七部分的绝大多数内容——写于
1865-1867年。
赫尔岑有意没有发表其中的一些内容：他的个人悲剧的细节是在死
后才出版的。生前他只发表了题为“海洋之夜”这一章的一部分。他还删
去了他在维雅特卡同麦德维捷娃以及他在莫斯科同农奴姑娘卡特琳娜的
故事——他向娜塔丽坦白这些事情，给他们的关系造成了第一道阴影，
而且此后这道阴影再也没有完全消失。他生前无法忍受这些事被形诸文
字。他也省略了“德国移民”的一章，其中包括他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
无所顾忌的评论，以及对他在俄国激进派中的某些老友的消遣性和讽刺
性的记述。他对公开揭露革命者家丑的做法有着真诚的厌恶，明确表示
他不会拿盟友开玩笑以供他们共同的敌人取乐。这本回忆录的第一个权
威版本是由米哈伊尔·莱姆克编的第一部赫尔岑全集，它于1917年的俄
国革命前开始出版，并在革命后的几年内出齐。最完整的版本是把赫尔
岑著作搜罗一尽的全集，它堪称苏联学术一座漂亮的里程碑 261 。
这些回忆录构成了与赫尔岑的主要活动——革命派记者的工作，他
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一幅生动但残缺不全的背景。
它的大多数内容，都曾发表于国外出版的所有俄语杂志中最著名的杂志
《钟声》上，这是赫尔岑和奥加廖夫从1857年到1867年先在伦敦，后来
在日内瓦编辑的一份杂志，上面印有“Vivos voco”（唤醒生命）这句箴
言（来自席勒）。《钟声》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它是第一份有系统地从
事反对俄国独裁制度的革命宣传的杂志，在写作风格上融知识、真诚和
明白晓畅于一体。它不但把俄国和俄国殖民地的人，而且把波兰人和另
一些受压迫民族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它通过秘密渠道传入俄国，国
家的高官都定期阅读它，据说甚至包括沙皇本人。赫尔岑利用从秘密通
信和私人消息获得的大量信息，讲述俄国官僚的种种劣迹，揭露具体的
丑闻——各种行贿案、司法腐败、官员和大人物的专横与虚伪。《钟
声》指名道姓，提供书面证据，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揭露俄罗斯生活
的阴暗面。
俄国游客为了一睹这位反对沙皇的神秘领袖而造访伦敦。在希望见
他一面的众多访客中，包括俄罗斯帝国的将军、高官和皇室大臣。他们
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有些人是为了同他握手以表达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和尼古拉去世后，他在政治和文学上都达到了声
誉的顶峰。赫尔岑公开呼吁 262 新沙皇解放农奴，“自上而下”发动大胆
激进的变革，1858年在这方面采取了具体步骤之后，他对亚历山大二世
所发的赞美以“噢！加利利人 263 ，你终于胜利了！”为结语， 264 在俄罗
斯内外都造成一种幻觉，以为一个新的自由时代终于露出曙光，在沙皇
和反对者之间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实际的合作。这种精神状态
并没有维持多久。但是赫尔岑的声誉高于在西方的所有其他俄国人：在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他是所有真诚、开明、坚持人道主义的俄国
人的公认领袖。
赫尔岑打破了进步的欧洲人——米什莱也许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构成俄罗斯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大皮
靴，另一方面是愚昧、沉默、懒散的广大野蛮农民，此外再没有别的东
西。他在这方面的功绩，超过了巴枯宁甚至屠格涅夫（其小说是西方了
解俄国的主要来源）。俄罗斯的这种形象，是对俄国专制主义的主要牺
牲者波兰民族有着广泛同情的副产品。波兰流亡者中的一些人，自发地
对赫尔岑的真诚表示敬意，即使仅仅因为他是个少见的俄国人，他由衷
地喜欢和赞赏作为个人的波兰人，怀着同情和他们一起工作。他把俄国
的解放事业等同于所有受俄国压迫的民族的事业。其实，正是这种坚定
地避开沙文主义的做法，是《钟声》最后倒闭和赫尔岑本人在政治上无
所做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俄国以外，赫尔岑把最深的爱给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他同意
大利流亡者马志尼、加里波第、萨菲和奥尔西尼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他
虽然支持法国的每一次自由主义的开端，对法国的态度却有些暧昧。这
有许多原因。就像托克维尔（他并不喜欢此人）一样，他厌恶一切集权
制、官僚制和等级制的现象，一切屈从于严厉的形式或统治的东西。在
他看来，法国是秩序、纪律和国家崇拜的化身，是统一的化身，是把所
有事情塞进原则或统一模式的专制主义抽象公式的化身。它属于主要的
奴役国家——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中的一员，他不断拿这些国家
同分权的、压不垮的、不修边幅的和“真正民主的”意大利人做比较，认
为他们和自由的俄罗斯精神有着最深的亲和性，俄罗斯的这种精神就体
现在农村公社之中，它具备本能的正义和人类价值的意识。根据这种理
想，即使英国人在他看来也不像法规森严的法国那样令人反感：他正是
怀着这种心情，同浪漫的斯拉夫反对派接近。此外，他无法忘记1848年
法国资产阶级在巴黎背叛了革命，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对工人的处决和对
罗马革命的镇压，以及法国的激进派政治家——拉马丁、马拉斯特、勒
德鲁·罗兰和菲利克斯·皮阿——的虚伪、软弱和空话连篇。
他对法国在英国的主要流亡者的生活和表现的记述堪称杰作，他对
每一个政治移民那些注定毫无结果的可笑而徒劳的表现，做了消遣性的
描写，既有点同情，也有点轻蔑，这些人不断向一群因为距离太远或太
厌烦而听不进去的听众，做着滔滔不绝的自我辩解。不过他对其个别成
员却抱有好感：他有一段时间曾是蒲鲁东的紧密盟友，尽管他们存在分
歧，但他一向尊敬他；他认为路易·布朗是个诚实而无畏的民主派，他
同维克多·雨果也交情不错；他喜欢并赞赏米什莱。在后来的岁月里，
他至少造访过一个巴黎的政治沙龙——诚然，那是个波兰人的沙龙——
而且显然十分愉快：龚古尔兄弟在那里和他会面，并且在他们的日记中
对他的露面和谈话做了生动的描述。 265 虽然他本人是半个德国人，或
者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他就像他的朋友巴枯宁一样，强烈地厌恶他所认
为的德国人那种不可救药的市侩作风、尤其是他们既有喜欢盲目服从权
威的倾向，又有乐于公开相互诋毁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习气。他对赫尔维
格的仇恨——他知道赫尔维格是马克思和瓦格纳的朋友；还有马克思对
他所深爱的瑞士自然主义者卡尔·弗格特的猛烈攻击，大概对这种态度
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他最亲密的朋友中，至少有三个人是纯粹的德国
人。对于他来说，歌德和席勒的重要性远大于任何俄国作家。但是在他
对德国流亡者的描述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真正恶毒的语气，这非常不同
于他在描述伦敦——假如我们相信赫尔岑的话，这个城市对他们的荒唐
表现和献身精神一概漠不关心——另一些外国移民的古怪行为时，表现
出的那种让人愉快的戏谑意识。
至于他的东道主英国人，他们很少出现在他的笔下。赫尔岑同穆
勒、卡莱尔和欧文见过面。他在英国的第一个夜晚，就是和英国主人一
起度过的。他与一两名激进派报纸的编辑（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林顿
和考文，曾帮助他传播自己的观点、同欧洲大陆的革命者和俄国的秘密
宣传渠道保持联络）以及议会中有激进倾向的议员，包括地位次要的大
臣，有着很好的交往。不过大体上说，他同英国人的交往似乎比他同时
代的同胞卡尔·马克思还要少。他喜欢英国，赞赏她的宪政制度，他在
《往事与随想》中比较过法国人和英国人，或是英国人和德国人，对英
国人的民族性格表现出机敏而令人发笑的见识。但是他做不到全心全意
地喜欢他们：在他看来他们太孤芳自赏，太冷漠，太缺乏想像力，太不
关心最符合他心意的那些道德、社会和美学问题，太物质主义，太容易
自我满足。他对他们的判断虽然总是很机智，有时甚至鞭辟入里，但也
免不了一些老生常谈。他讲述过一个法国人因为在温莎大公园里杀死了
政治对手而在伦敦受到的审判，他虽然写得相当出色，但也不过像是一
幅风俗画，一幅有趣的出色漫画。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甚至德
国人，更不用说波兰人，更接近他。他和英国人无法建立真正的私交。
当他思考人类时，他并没有想到他们。
除了他的中心工作之外，他也把精力用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他把
他们托付给一个德国女士玛尔维达·冯·梅森伯格，她后来成了尼采和罗
曼·罗兰的朋友。他的私生活同他的密友奥加廖夫及其妻子密不可分，
后者充当了他的女管家。虽然这两个朋友的相互奉献始终如一，回忆录
中却很少谈到这种关系令人好奇的感情后果。
至于其他的方面，他过着一种富足和有教养的文人生活，他是俄国
人，具体说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的一员，失去了故土，无法安顿下来。
这种生活充满了偶然的希望甚至狂喜，随后是漫长的痛苦和自我批判，
尤其是无所不在的、痛切的思乡之情。除了客观原因外，也许正是这种
情况，使他倾向于把俄国农民理想化，幻想解决当时主要社会问题——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剥削、压迫者和受压迫者都失去人性——的办法，
就是维护俄国的农村公社。他从中看到了发展一种非工业化的、半无政
府的社会主义的种子。在他看来，只有这种解决办法（显然受到傅立
叶、蒲鲁东和乔治·桑的观点的影响），可以摆脱从卡贝到马克思的西
方共产主义所要求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兵营式的纪律，或是平庸的、半
社会主义的信条中包含的那种同样令人窒息的、而且在他看来更为庸俗
的理想，还有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以及英国费边分子鼓吹的
对发达工业制度的进步作用的信念。他有时也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人生
将尽之际，他开始承认有组织的城市工人的历史意义。但是无论如何，
他依然坚持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信念，认为它可以把对个人自由的追求
同集体活动和责任协调起来。他至死都抱着一种浪漫主义观点，认为一
个公正的新社会制度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赫尔岑的思想既不连贯也不系统。他中年时的风格已经失去了年轻
时令人信服的机智，传达着一种从未在他身上消失的思乡之情，对盲目
的偶然性的意识令他困惑，虽然他对人生价值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黑
格尔影响的痕迹几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的荒谬性令我们伤
心……虽然有人以为世界上的一切最终都会是美好、公正和和谐的。有
关自然和历史的深刻的抽象智慧把我们迷惑得太深了；该是认识到这一
点的时候了：自然和历史充满了偶然和无意义，充满了混乱和失
误。”这是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典型心情；他的表述没有章法，只
是各种片断、插曲和孤立事件的堆砌，事实和诗意的遐想混杂在一起，
这并非偶然。
他的心情变化无常。有时他相信需要来一场横扫一切的大革命风
暴，即使它采取野蛮的侵略形式，有可能摧毁他所珍爱的一切价值。有
时他又指责他的老友巴枯宁——他逃出俄国监狱后，在伦敦与赫尔岑会
合——迅速发动革命的要求；因为巴枯宁没有认识到，用监狱的石头建
不起自由人的住所；他不了解十九世纪普通的欧洲人身上还有旧秩序留
下的奴隶制的深刻印记，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能够建立起新
秩序的，不是获得解放的奴隶，而是在自由中成长起来的新人。历史自
有其节奏。只有耐心和渐进主义——不是彼得大帝式的草率和粗暴——
能够带来持久的变革。在这种时刻，他怀疑未来属于自由的和无政府的
农民，或是属于大胆而无情的计划者；也许只有产业工人，能够成为不
可避免的新集体主义经济制度的继承人。 266 但很快他又陷入原来的失
望情绪，怀疑普通人是否真想得到自由：在每一代人中间，也许只有很
少的人想这样做，而大多数人只需要一个好政府，并不在乎它掌握在谁
的手里。他预见到了埃米尔·法盖对卢梭的箴言——“人生而自由，但无
往不在枷锁中”——的嘲弄：“同样有理由说，羊生来是食肉动物，却无
处不在吃草。”赫尔岑采用了类似的“reductio ad absurdum”（归谬法）。
267 人们对自由的欲望，不会超过鱼儿想飞的欲望。存在着少数飞鱼这
个事实，并不能证明所有的鱼生来就想飞，或它们并不十分满足于呆在
水下，永远脱离阳光。然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乐观主义，认为有的地方
——在俄罗斯——生活着一些没有分裂的人，天性未改的农民，还没有
受到西方人的腐败和世故的侵蚀。
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这种受卢梭启发的信念，也变得越来越不
可靠了。他有着太强的现实感。不管他和他的社会主义朋友做出多少努
力，他做不到完全自欺欺人。他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怀疑主义
和对自己的怀疑主义的怀疑之间摇摆不定，他的道德力量，完全是因为
他对一切不公正、一切专横、一切平庸现象的仇恨，尤其是因为他对反
动派的野蛮行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虚伪无法做到丝毫的妥协。这种态
度保护着他，鼓励着他的是他对这些罪恶注定消失的信念，还有他对自
己的孩子和挚友的爱，对人生多变和人类性格的好笑情不自禁感到的愉
快。
大体上说，他的悲观主义与日俱增。他最初有着理想主义的人生
观，不太在乎它和现实——不管是尼古拉的俄国，还是西方腐败的宪政
制度——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年轻时曾赞扬雅各宾的激进主义，谴责它
在俄国的敌人——盲目的保守主义、斯拉夫怀乡病、他的朋友格拉诺夫
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谨小慎微的渐进主义，以及黑格尔派劝人耐心和理性
地服从不可逃避的历史节奏的做法，他认为这似乎是为了确保新兴资产
阶级的胜利。他出国前的态度是勇敢的乐观主义，后来他没有改变观
点，而是变得更冷静了，倾向于采取更为清醒和批判的眼光。他在1847
年就想到，一切真正的变革必然是缓慢的；传统的力量（他一度给予嘲
讽，到英国后又加以赞赏）是非常强大的；人们的可塑性并不像十八世
纪的人想像的那样大，他们也并非真的追求自由，他们只追求安全和满
足；共产主义不过是被颠倒过来的沙皇制度，是用一条枷锁取代了另一
条枷锁。政治理想和口号会变得空洞，虔诚的狂热分子打着这种旗号，
愉快地屠杀他们的同胞。他对开明的精英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从原则上说
可以填平不再抱有信心（这成了后来俄国思想中一个令人困惑的话
题），因为觉醒的人民，出于无法改变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有可能厌恶
和拒绝文明的礼物，因为这种礼物对他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即
使这些看法只有一少部分正确，变革就是可行的或可取的吗？于是赫尔
岑日益强烈地意识到，有些障碍是难以克服的，有些限制是难以逾越
的，于是才有了他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才有了他在六十年代中期深
藏于内心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
一些苏联学者把这种态度解释成他开始接近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承认了社会发展的无情规律——具体地说就是工业化的不可避免，
尤其是无产阶级将要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他生前，或在后来的半个世纪
里，赫尔岑在俄国的左翼批评者并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对他们来说，
不管是对是错，这些信念似乎是对保守主义和背叛者表示同情。因为在
五十和六十年代，俄国已经成长起来新一代激进分子，他们的背景是一
个正处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落后国家，这个过程缓慢、分散而又低
效。这些人有着复杂的社会出身，对1848年软弱的自由派的妥协充满蔑
视，对西方的自由前景也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决定采用更为无情的方
式；只有科学能够证明的东西，他们才会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打算变成
铁石心肠，为了打败同样无情的压迫者的政权，必要时甚至可以变成残
酷的无耻之徒；他们对四十年代那一代“软弱分子”的唯美主义和对文明
价值的执着，感到深恶痛绝。
赫尔岑认识到，这些“虚无主义者”（在屠格涅夫对这种冲突第一次
做了生动描写的小说《父与子》发表后，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把
他视为过时的贵族中的业余文人，对他发动的大肆批评和歪曲，同他本
人年轻时对亚历山大一世政权中无能的改革者的厌恶并没有太大的不
同。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的处境更易于忍受。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的
误解让托尔斯泰高兴，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俄国查禁赫尔岑的著作，
是政府方面典型的蠢行；政府极力想阻止年轻人陷入革命的泥沼，在他
们还根本看不到这些书、仍然走在正道上时，就把他们抓起来发配到西
伯利亚或是投入监狱；赫尔岑就是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他看到了这
种危险，他发出警告，尤其是在《致一位老同志的信》中。托尔斯泰指
出，这是“革命虚无主义”——与赫尔岑的杰出分析相比，托尔斯泰对它
发出了更为严厉的谴责——最好的解毒剂。“假如没有把（赫尔岑）与
年轻一代隔绝，我们俄罗斯人过去二十年的生活就会有所不同。”
268 托
尔斯泰接着说，查禁他的著作既是一种罪行，在那些不希望暴力革命的
人看来，也是一项愚蠢的政策。
托尔斯泰有时就不是这么大度了。在距他们会面还有六个月的1860
年，他在阅读赫尔岑的著作时既欣赏又愤怒：“赫尔岑是个头脑不集中
的人，而且有着病态的自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过他的宽厚、才
干、善良和优雅的思想，都是俄国式的。”
269 不同的通信一次次记录下
托尔斯泰阅读赫尔岑的事实，有时他还以极大的赞赏态度向家人朗读。
1896年，当他有一次处在最愤怒和反理性主义的心情中时，他说：“尽
管他才华横溢，他说过什么新鲜或有用的观点？”
270 ——他是为了证
明，俄国严厉的书报检查使四十年代的那一代人无法畅所欲言，赫尔岑
在巴黎可以无拘无束地写作，却“没有说出句有用的话”。 271
最令托尔斯泰愤怒的是赫尔岑的社会主义。在写给他的姑妈亚历山
德拉·托尔斯塔娅的一封信里，他说他瞧不起俄国警察怀疑他藏匿于家
中的赫尔岑的各种声明。 272 在托尔斯泰眼里，赫尔岑相信政治是一件
武器这个事实，就足以使他受到谴责。从1862年开始，托尔斯泰宣布，
他对自由主义改革以及通过法制和制度变革改善人类生活的信念持敌视
态度。赫尔岑也处在这种诅咒的范围之内。此外，托尔斯泰似乎感到，
他对赫尔岑和他的公众地位缺乏个人同情——甚至是一种妒忌。当托尔
斯泰处在强烈的失望和愤怒之中，声言要永远离开俄国（他大概并不是
十分认真）时，他说不管自己会做些什么，他不会加入赫尔岑的行列，
或是在他的旗帜下前进：“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
273
他很瞧不起赫尔岑的革命性情和本能。赫尔岑对俄国具体的革命学
说和方案不管有多少怀疑——在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他——他毕生都相
信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有着道德的和社会的必要性与不可避免性——一
次暴力转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公正的、社会主义的制度。确实，大暴
乱会毁灭他本人所信奉的价值，尤其是他和他这类人须臾不可缺少的自
由，对于这种可能性，甚至是高度的可能性，他并没有闭眼不看。但
是，他不仅承认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不可避免，而且承认它的历史正义
性。他的道德观，他对人类价值的尊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都使他有
别于六十年代更为年轻的激进派。但是，虽然他不喜欢政治狂热，不管
它是来自左派还是右派，他并没有变成一个谨慎的、改良主义的自由宪
政主义者。甚至在他持渐进主义观点的时期，他依然是个煽动家，是个
彻底的平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正是他这种思想，使他赢得了俄国民
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米哈伊洛夫斯基还是列宁——的承
认和敬意。
在1863年波兰反抗俄国的起义中，他坚定不移地支持波兰，这并不
是他的谨慎和中庸使然。俄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其镇压行为，甚至
使他失去了俄国自由派的同情。《钟声》发行量在下降。新的“坚定
的”革命者需要他的钱，但是他们坦言，他们把他视为自由派的老古
董，是过时的人道主义观点的宣传家，在即将到来的残酷社会斗争中派
不上用场。他在六十年代末离开伦敦，打算在日内瓦创办一份法文版的
《钟声》。在这件事落空后，他走访佛罗伦萨的朋友，然后在1870年普
法战争爆发前夕回到了巴黎，在那儿死于胸膜炎。他在道德上和身体上
都已崩溃，但他并没有绝望，依然集中精力从事写作。他的遗体被运回
尼斯，葬在他妻子身边。一座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塑像至今仍矗立在他的
墓前。
赫尔岑的思想早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思想整体的一部分——自由派和
激进派，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声
称他是他们的前辈。但是，他留给今天的东西，并不是一种学说或信
条，它们只是一些文章，一些著名的书信，是由回忆、观察、道德热
忱、心理分析和政治论述构成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混合体，它们同杰出的
文学才华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名字成为不朽。他的遗产首先是一种热情
不熄的性情，和对自然的运动及其不可预见的各种可能性的意识，他对
此有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即使是他那丰富而多变的文风，也无从充
分表达。
他相信生活的终极目标就是生命本身；每日每时都有自己的目的，
而不是另一天或另一种经历的手段。他认为遥不可及的目标是梦想，相
信它们乃是致命的幻觉；为了遥远的目标而牺牲今天或当下可以预见的
未来，必然会导致人类的牺牲。他相信从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里找不到
价值，它们是由人创造的，而且随着世代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他相信
理性、科学方法、个人行动和通过经验发现的真理；然而他倾向于怀
疑，对普遍公式和规律、对有关人类事务的戒律的信仰，不过是为了摆
脱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多变，躲入我们的完美幻觉所构筑的虚
假安全之中，这种做法有时会造成血流成河，而且总是有违理性的。他
对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有着充分的自知之明。他以痛苦的、有时并非有意
的自我剖析为代价，获得了这些知识，他以不同寻常的生动准确和诗意
的语言讲述了他的看法。他的纯粹个人的信条，自他早年以来从未改
变：“艺术，个人幸福的夏日的阳光，这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惟一的东
西”，他在一段自我剖析的话中如是说，六十年代这曾让那些年轻的俄
国革命者深感惊讶。但即使是他们或他们的后代，也从来没有否认他的
艺术和思想成就。
赫斯的生平与观点
摩西·赫斯既是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前一
个运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事实上是他开创了后一个运动。当然，
这个显著的事实，是他得以留名后世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的原因。赫斯在
其动荡而奉献的一生中，做出了一些极有创见和含义丰富的判断，即使
在今天，它们仍没有得到我认为应有的承认。他是个在他那一代人中名
望不大的预言家，在他自己的国家更是藉藉无名，但是他说出了许多前
无古人的话，而且后来变得既重要又正确。具体说来，他从整个欧洲社
会的生活，尤其是欧洲犹太人的生活中，诊断出一种疾病的症候，他担
心它会变成一种致命的疾病，或尽管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很危险的。
他为此提出了救治方案，它们不管是否有效，毕竟是些能够实现的具体
建议，而不是顾影自怜的呼喊、空泛的辞藻或是含糊而无用的幻想。他
的观点在提出时，就像有些或所有类似的观点一样，被人们视而不见。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完全有失公正。我想提出的相反观点是，至少
在1848年后，赫斯是位深刻而独立的思想家，他比他的大多数批评者更
多地理解和阐明了他本人所讨论的问题，而那些批评者相反的诊断虽然
在当时受到青睐，却难以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不过，就算我在这件事上
搞错了，赫斯所提出的问题，他在提出问题时所采用的形式，在今天依
然极有活力，而且变得比他生前更为重要。就算他没有做足以引起我们
注意的其他事情，我认为单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一
摩西·赫斯1812年出生在波恩市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其祖先可能来
自波兰。他的父母属于因法国的解放战争而获得解放的那一代德国犹太
人。在1795到1814年间，波恩处在法国人的统治下，犹太人聚居区的大
门一下子便四面敞开，其居民在遭受了数百年的驱逐之后，终于重见天
日。人身自由（或至少是这种自由一定程度的扩大）、经济机会、世俗
知识和自由主义观念，对于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孩子，其作用就像是
上头的烈酒。当1815年拿破仑终于失败后，莱因兰又被并入普鲁士，国
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试图走回头路，重新实施了大多数限制其国内犹太
人的原有的法律，这在刚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中间造成了一场危机。他
们中间的一些人，一想到要回到过去卑贱的地位，就感到无法忍受，于
是怀着不同程度的真诚信念皈依了基督教。激进的记者路德维希·波尔
纳，在一天之内便改换了姓名和信仰。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
克思也是如此。诗人海涅、法学家爱德华·甘斯、路德维希·斯塔尔（他
后来与人合作创建了保守党），以及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儿子，都
是最著名的改宗基督教的人。还有一些人从相反的方向做出反应。出于
虔诚和骄傲的双重原因，他们变得更加狂热地信奉自己古老的宗教。在
这些人中间就有赫斯的家庭成员。他父亲在1817年去了科隆，在那里建
了一家榨糖厂，很快便生意兴隆。后来他成了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首
领。他五岁大的独生子被留在了波恩，信仰虔诚的外祖父为他提供了传
统的犹太人教育，传授给他有关《圣经》、《犹太教法典》和中世纪文
献方面的坚实知识。在将近半个世纪后，赫斯对这位思想单纯的老商人
做过感人肺腑的记述：在他讲到耶路撒冷神庙被毁和犹太人的流离失所
时，泪水便会夺眶而出。毫无疑问，早年教育给赫斯留下了不可抹灭的
影响：犹太历史中的各种人物和象征倍伴了他一生。人们也许不禁会
想，假如卡尔·马克思，一个犹太拉比的孙子，也是以这种方式被培养
成人，而不是（像事实上那样）由他的父亲，一个伏尔泰的温和的信
徒，用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养育成人，那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
赫斯十四岁那年他母亲去世，此后他便住在父亲在科隆的宅子里。
他十八岁时，父亲不太情愿地让他进了波恩大学。他在那里有何表现，
未留下任何记载。事实上，他是否毕业都令人怀疑。至少可以说，这段
经历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我们对这时的他几乎一无所知；只有一个
例外：就像德国的其他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深受当时风靡
德国知识界的神秘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
他父亲想让他经营自己正在扩张的生意。莫里茨·赫斯——这是他
当时的名字——断然拒绝了。他对自己要做些什么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想
法。他只想服务于人类，帮助穷人，解放被压迫者，但无论如何不是赚
钱。因为在他眼里这是资产阶级私心的一种最令人憎恶的形式。他和父
亲吵了架，带着很少一点钱离开了父母的家。他要去看看世界，或至少
是看看欧洲。他去了英国，在那里饥肠辘辘。然后他又到了荷兰和法
国。1832年他在巴黎，可能是在贫穷的德国移民——他们大多数是左翼
流亡分子——中间，吸收了当时流行于这个较为自由的首都的激进思
想。 275 1830年的革命在欧洲自由派中间唤起了强烈的希望，巴黎正在
孕育着社会主义的宗派和思想，尤其是那些受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学说
影响的人，总的来说，这种学说呼吁人们正视并反抗残酷的竞争和私人
企业造成的罪恶及其必然给人类的灵与肉造成的冲突和伤害；它们呼吁
代之以集体事业的合作，这将以一种有计划的、和谐的方式，使人类释
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在人间创造出普遍的繁荣、公正和幸福。他们中间
的一些人是头脑混乱的空想家，另一些人则是严肃和非常实干的组织
者，他们认识到技术进步的革命性后果。美洲等地那些理想化的、十分
短命的共产主义殖民地来自前者，而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法国的新铁
路系统、许多部门的新技术观念和制度——从产业垄断到新政，从巨大
的卡特尔到国有企业、到五年计划和福利国家——则是来自后者。这些
流派中最激进的，是仍然处于地下的激进共产主义的传统，其鼓吹者是
被处决的革命家巴贝夫的坚定追随者，他宣布对私有财产的爱甚至拥有
私人财产，乃是万恶之源，没有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公正和自由是
不可能的，而这种平等又取决于彻底消灭继承权和一切私人财产。
赫斯热情地接受了这些学说，又为它补充上他自己的信仰，即费希
特和谢林的弟子所鼓吹的浪漫派直觉主义，还有他所理解的斯宾诺莎，
就像他这一代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他试图把这种奇怪的混合物塞
进当时伟大的主导哲学——黑格尔体系——的模子。在彻底贫困潦倒之
时，他徒步走回科隆与父亲和好，担任了家族榨糖厂的文书。不难想
见，这段经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他最后放弃了父亲的住宅，攒足了只够他生活几个月的钱，而且他
极想让自己的文章出现在形而上学论战中；部分地是由于书报检查的缘
故，这种论战取代了当时德国的政治讨论。他写了一本反映他全部世界
观的著作。这本充满了黑格尔主义陈词滥调的形而上学历史哲学著作出
版于1837年，标题是《一位斯宾诺莎的年轻信徒所写的神圣人类史》，
今天实际上已不值一阅。虽然书名表明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启发，其起点
是一种模糊的理性主义和对万物之统一性的信念，但这本书几乎没有谈
到那位十七世纪的大师；它的灵感更多地来自浪漫主义的新教神学，反
映着施莱尔马赫的精神。它的核心观点是，最初人类是生活在对精神和
物质不加区分的统一性之中——发明财产权以前的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状
态。作者又把这一时期细分为十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一个伟大领袖
的主宰。这种原始的统一性被基督教所打破，它最初是想把精神和物质
调和起来，但是在中世纪受到歪曲的形式中，精神被夸大了，因此导致
一种片面的神秘主义。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运动过程，就是让它回到
正确道路上来。意识到自身历史使命的现代人的任务，就是像德国的谢
林和法国的圣西门所宣扬的那样，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建立起理性的和谐
关系，尽管在作者看来前者过于强调精神，而后者则过于强调物质。这
种和谐的关系体现于一种新的分配制度——“社会的人道”（social
humanity），在这种制度中，私人财产的罪恶制度——贪得无厌的社会
形态——连同使人变成野兽、失去人性、只是个酒囊饭袋的竞争和劳动
分工，将最终被消灭。因此，希伯来先知——这个新世界的最可靠的预
言家——将最终得到证实。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必须服从道德命令，努
力过一种相互自我牺牲的神圣生活。赫斯提到犹太人，只是为了证明它
是被基督教所超越的一个原始阶段。他赞扬古代的犹太国家，认为它体
现着一种统一性——国家、教会、信仰、政治和社会生活浑然一体，只
有很少几条原则支配着整个人类生活。人曾经离开上帝，但他们还要回
到他身边，“古代律法会以改变了的形式再次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作
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将会消失，但这不会发生在他们从精神上征服世界
之前。他们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实他们的作用已经穷尽，基督教
已经使他们变得过时，他们只能离开历史的舞台。“这些被他们的上帝
选中的人必须永远消失，从他们的死亡中会产生出一个新的、更高贵的
生命。”
由形而上学、社会救世论（social messianism）和个人热情组成的
大杂烩，是当时德国的大学正在向哲学听众灌输的众多历史——神学体
系的常见内容。同这种大杂烩相比，赫斯的思想既不更糟，也不更好。
大多数这样的著作在精神和意图上都有着深刻的宗教性质。它们试图在
艺术或科学中找到拯救个人或民族的道路，因为正统的基督教教会好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