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十二节中有关人们的“自然本能或先天知识，把信念安放在他.5
远的生命力，更有益于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基于这个原因，可以把他算
做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先知之一，他说过许多新颖而正确的、至今依
然十分重要的话。这位“共产主义拉比”、海涅和米什莱的朋友、马克思
在其难得的幽默时刻所说的“蠢驴摩西·赫斯”，有资格享有不朽的名
声。
狄斯累利、马克思及对认同的追求
一
凡是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有充分意识的犹太，都对历史十分着迷。他
们比其他任何生存至今的群体都有着更漫长的回忆，他们意识到作为一
个共同体的更悠久的连续性。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的纽带，已经证明比迫
害和贬低他们的人所使用的武器更强大，而且比一种狡猾的武器——他
们自己的兄弟和犹太同胞的劝说——也更强大；这些人有时以真诚和聪
明的办法力求证明，犹太人只是被一种共同的宗教或共同的苦难团结在
一起，他们的差异大于他们的共性，因此更为开明的生活方式——自由
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将使他们
作为一个群体和平地消失在他们的社会和民族环境之中；因为，譬如
说，同一位论派（Unitarians）、佛教徒、素食主义者或任何遍布世界
的、有某种共同的但并不总是热情坚持的信念的其他群体相比，他们的
团结强不了多少。假如真是如此，也就不可能存在足够的理由或足够的
愿望过一种共同体的生活，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最终建立一个以色列国。
无论有其他什么因素进入这个独特的混合体——至少让世界上的其他人
立刻承认他们是犹太民族，尽管犹太人自己并不总是这样做——历史的
意识——对历史之连续性的意识——都是最为强大的因素之一。
十九世纪的俄国革命家赫尔岑说过，他自己祖国的强大不在于其历
史，它乏善可陈，而在于其版图——它的虽然野蛮却极为广袤的领土。
犹太人也可以合理地说，他们历来缺少的恰恰就是版图——生存和发展
的足够土地，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历史实在太多了。已故的刘易斯·纳米
尔曾告诉我，有位尊贵的英国贵族问他，他这个犹太人为何写英国史而
不写犹太史，他答道：“德比！根本就没有现代犹太史。只有犹太人的
殉道史，这引不起我的兴趣。”这种回答很典型，而且无疑是要让那个
没头脑的贵族安分守已。但是它也确实包含着某种真理。从第二神庙
（Second Temple）被毁到相对较晚近的时期，把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
主要渠道，其实就是一部迫害和殉难、软弱和英雄主义的故事，是不间
断的抗争，它比任何其他人类群体所曾从事的斗争都更为古怪。不过从
犹太史学家的角度看，这项工作因为一个事实而变得较为容易：主要是
由于基督教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穆斯林的系统而一致的迫害，迫使犹
太人进入了一些界线分明的犹太人聚居区、定居点或类似的地方，所以
他们的共同体的历史虽然惨痛，但也很容易辨认、描述和分析。至少在
十八世纪以前，欧洲的情况似乎一直就是如此。个别犹太人离开他们的
群体，生活在非犹太人中间。有时他们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有时他们暗
中举行他们祖先宗教的全部或一部分仪式，或像斯宾诺莎那样，成为公
开的异教徒，受到自己群体的唾弃，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则对他们报
之以小心翼翼的尊重，但他们从未完全认同于这个社会。这种人并不
多。因此，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或在文艺复兴时代和稍后，谁是犹太
人谁不是犹太人的问题，并不是个严肃的历史问题。
如果我们给犹太人的历史大体上断一下代，我们可以说至少存在着
三个重要时期：（1）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小亚细亚或北非还
有少数殖民地的时期；（2）中世纪流离失所的时期，这时他们生活在
孤立的群体中，因此他们的命运，至少从理论上说，并不十分难以把
握；（3）获得解放以后的时期。历史学家的真正困难即来自这个时
期：犹太人的历史是什么，不是什么？谁属于这个历史，谁不属于这个
历史？东方的共同体的社会、思想和宗教史显然是，俄罗斯——波兰的
犹太人聚居地的历史也是。然而对西方的犹太人我们该说些什么？作为
一个共同体来追溯他们的制度史是可能的吗？在英国，他们这段时期的
历史是最幸运的，平淡无奇，引不起纳米尔这类人的兴趣，他们喜欢色
彩和变化，喜欢复杂的个性和环境的作用。正如黑格尔所言，幸福的时
期是历史卷册中的空白页。
然而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犹太血缘或犹太信仰的个人的经历，
也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吗？大多数研究犹太史的学者都提到这样一些人
物，如纳克索斯的约瑟夫或斯宾诺莎，而研究意大利史的学者却很少把
红衣主教马萨林、阿尔贝罗尼或玛丽·德·梅迪契算做意大利的历史人
物。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直到近代以前，很少出现身份认同这个严肃
的问题：普卢塔克并没有遇到自己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的问题；约瑟夫
斯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怀疑；斯宾诺莎从来不自问他是否真是荷兰人。欧
洲民族国家打破了各种团体，以及它们要求人们的完全效忠，使这幅画
面发生了变化，引起了忠诚问题上的冲突。对犹太人来说，这种危机的
出现要晚于他们的邻居。当犹太人聚居区的大门被打开，犹太人先是小
心翼翼、然后更有信心和更加成功地同有着其他信仰的同胞公民融合在
一起，越来越多地分享着他们共同的私人和公共生活，此时这一点才变
得十分明显。在近代史上，我们如何在犹太人本身的历史同他们所属的
社会的历史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我们都很熟悉那些多少有点病态的清
单，上面列明了犹太人的辩护者所说的他们对整个文化的贡献，以此提
醒那些贬低他们的人，基督教文明从中受益良多。海涅、菲利克斯·门
德尔松和李嘉图的生平和成就，是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吗？如果以他们
改宗为由把他们排除在外，那么——随便举几个上个世纪的例子——我
们对拉萨尔、梅耶尔比尔、毕沙罗又该说些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改宗基
督教，但他们同规范的犹太人生活有什么特殊关系？我们并不把培根、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或罗素称为基督教思想家；然而，我们能把胡塞
尔、柏格森或弗洛伊德，算做某种特殊意义上的犹太思想家吗？
这个问题引出了一个古老的话题，作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和建立犹
太人国家的共同结果，它如今直接来到我们面前——“犹太人是什
么？”的问题。他同自己社会中其他人是什么关系？从什么意义上说这
是“他的社会”？从什么意义上说不是？他同这个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差
异，是不是类似于另一些更常见的差异，例如那些使通常被视为单一社
会整体——国家或民族——中的人分成不同阶级、职业、信仰等社会团
体的差异？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对于那些得以从古老的囚室中走出来重见天日
的人，对于走出了西方世界的犹太人聚居区的限制——或无其名有其实
的这类地方——的人，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紧迫。这种解放来得太突然：
还没有人为调适问题做好准备。有些人在一个陌生的、更为广阔的世界
这个前景面前退缩了，他们更喜欢呆在有着古老限制的狭小的阴影中。
还有些最热情、最有抱负、最有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的人，满怀殷切的
希望走向光明。有些人成功地同自己的新同胞融为一体，改变了自己的
信仰或至少是自己的习惯，显然没有付出多大的痛苦或精神代价，譬如
十八世纪英国的犹太银行家吉登，他的名字今天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
还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或那些杰出的银行家和铁路建设者，圣西
门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弟子们。另一些人，出于不同的原因，但经常是
心理上的原因——天性中的某种与自己的意愿相反的不屈性格——觉得
没有能力同化，或无法做到那些大大改变自己习惯的人所必须达到的调
适程度，他们有时驶离此岸，却没有碇泊于彼岸，一直呆在两岸之间，
他们受着诱惑，却不甘屈服，成了复杂而痛苦的人物；他们漂浮在水
中，或者换个比喻，他们彷徨于无人之地，把他们和同胞分开的那种个
人品性中的自恋、咄咄逼人的傲慢和过度的自尊，向他们阵阵袭来。他
们不时被自怨自艾所折磨，觉得自己成了这个新社会中某些人嘲讽和厌
恶的对象，而他们本来最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承认和尊重。这就是被迫进
入异族文化者的人所共知的处境，当然这并不限于犹太人。例如，不管
是谁，只要读过半意大利人、半德国人的犹太音乐家费鲁西奥·布索尼
的书信，都会认识到，他的生命被这种矛盾撕裂了。希莱尔·贝洛克那
些夸张的粗暴风格，可归因于他在英国社会中不稳定的地位，虽然他并
未意识到这一点。还有许多不太知名的人士，即美国所谓的“归化群
体”（hyphenated group
331 ），尚未完全融入外国新生活的新移民。不
过，这种不适感最生动的事例，还要算一切流浪族群中最著名、最有天
才的群体——失去了自己的信仰的严格约束这一支撑结构的西方犹太
人，他们面对一个谈不上友好的新世界，它神奇而危险，每前进一步都
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后退的危险同样大，无知、焦虑、野心、危险、希
望、恐惧，都在刺激着他们的想像力。过于急切地想进入一个显然不属
于自己的传统，会导致自我挫败，导致过于热情地希望马上得到接受，
希望丛生，然后是背叛：导致单相思、挫折、怨恨和悲痛，虽然这也可
以强化感受力，而且就像牡蛎中的砂砾一样，能够引起造就天才珍珠的
痛苦。
这就是希望走进外部世界的第一代天才而有抱负的犹太人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路德维希·波尔纳和海因里希·海涅的故事， 332 对于他们，这
种不正常的身份变成了一种困惑。他们越是坚持自己属于德国人，是德
国文化的真正传人，只关心德国的价值，或至少关心把启蒙的成果传播
到他们的同胞中，他们在这些德国人眼里就越不像德国人。对于处境安
全的人来说，追求安全是一种反常表现，这常使他们恼怒。在溜进了欧
洲世界大门的犹太人中间，性情温和不事声张者，引不起人们的注意，
他们的子女同邻居和平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精神更为大胆的人则是破
门而入，引起不愉快的注视，虽然勉强得到了承认，在他们的新环境中
却从未觉得完全心安理得。他们为了保持步伐，为了战胜自己的无能，
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的真实信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在
俱乐部中的合格身份，不断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他们越是抵抗，就越
是证明了他们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性质，证明了它难以用任何简单的办
法加以解决。
在这篇文章中，我要谈谈这种历史和心理困境的两个重要代表：我
选出这两个人来阐明我的看法，他们都是有影响的大人物，都有异乎寻
常的才华。他们在一些明显的方面彼此大不相同，但他们都具备我所接
触过的某些特殊品质，而且他们有着共同的处境。
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最早让人普遍注意到这样一种主张：在人类
的基本需要——就像食物、住所、安全、生儿育女、群体生活一样基本
的需要——中，也包括归属一个被某种纽带——尤其是语言、共同的回
忆、长期生活于同一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群体的需要，这个群
体还附带着一些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属性：种族、血缘、宗教信仰、共
同的使命感等等。不管我们揭示出多少在赫尔德思想中属于和平和人道
主义的信念由于被夸大和曲解而造成的可怕结果，无可怀疑的是，法国
大革命之后的欧洲，却是一个受自觉的内聚原则支配的世界，一个以往
相对受压制的群体——民族的、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等等——纷纷
涌现的世界。在这个民族、种族和语言上的少数群体，以及阶级、政
党、社会等级纷纷自我觉醒的时代，个人属于哪一个群体、哪儿是他天
然家园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尖锐了。犹太人在人道主义、平等、宽
容、国际主义的大旗下获得解放，人们正是以这些启蒙主义的理想为号
召，反抗国王和僧侣、无知和特权。然而正如一切研究历史的人所发现
的，大革命和随后的战争，也使民族、阶级、各种运动和个人的势力挣
脱了枷锁。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牺牲者被允许进入的欧洲，是一个充斥着
以往受压制的群体之间为自由和自决而激烈斗争的世界，一个受着民族
主义的支配，为地位、权力和财富而残酷竞争的世界。历史上最受歧视
的少数，怀着迫不及待的愿望，要同人类受尊敬的成员融为一体。犹太
人接受世俗教育的十八世纪伟大的鼓吹者摩西·门德尔松，希望他们达
到和他们邻居一样的社会、教育和文化水平：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他的
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成了基督徒这一事实，并不十分令人惊奇；他们
到底相信多少基督教信条，一向就不很确定。但十分清楚的是，他们希
望与人类中令人羡慕的成员，与其中的上等人、有教养的和获得了解放
的人融为一体。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民族的、所谓“有机”的团结，都
属于当时的口头禅。对于处在这种发展之外的某些人来说，有时这就像
沐浴在金色阳光之中。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心理现象：局外人总要把他
们一直凝视着的边界之外的境域理想化。出生在定居群体的可靠的安全
环境中，把它视为自己的天然家园的人，有着更强烈的社会现实感：他
们以合理的正常眼光看待公共生活，没有必要逃避到政治幻想或浪漫主
义的发明中去。而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斥、不能参与社会核心生
活的少数人中间，最容易看到这种理想化倾向。对于支配的多数，他们
很容易产生过分的怨恨或轻蔑，或过于强烈的赞美和崇拜，或两者兼而
有之，这都会导致反常的眼光和——作为过度敏感的产物——对事实的
神经质歪曲。
人们时常从某些政治领袖身上看到这种现象，他们是来自他们所领
导的社会之外，或至少是来自它的边缘地区、它的外围。拿破仑的法兰
西观念并不是法国人的观念，甘必大来自南方边疆，斯大林是格鲁吉亚
人；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吉卜林来自印度，德·瓦勒拉只是半个爱尔兰
人，罗森堡来自爱沙尼亚，泰奥多尔·赫茨尔和雅伯廷斯基，还有托洛
茨基，都是来自犹太人被同化的边缘地带——这些人都有着火热的眼
光，不管高贵还是低俗，充满理想还是心术邪恶，它源于他们的自尊心
受到的伤害，他们的民族意识受到的侮辱，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其他社
会、其他文明的压力最强大的民族边缘。休·特莱弗·罗普尔正确地指
出，最狂热的民族主义是出现在不同民族和文化汇合、产生磨擦最剧烈
的中心地带，例如维也纳——此外还可以补充上塑造了赫尔德的波罗的
海地区、独立的萨伏伊公国，法国沙文主义之父德·迈斯特就是在那儿
出生和成长；或巴雷斯和戴高乐的家乡洛林。以充满信仰的眼光看待人
民或民族，而不管事实如何，这样的理念，正是在这些边远地区产生和
茁壮成长的。
所以，在一个刚获得解放的群体的成员中看到这个过程，是不必感
到奇怪的。这个群体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数，渴望着使自己变得和多数一
样，他们看到自己终于得到了承认，得到了平等的地位，就像是在做白
日梦一样；那些更热情的人，甚至要从被解放的奴隶地位上升到决定他
人命运的主人地位。但是，这些受排挤的群体中的成员，他们的想像力
即使没有达到这种想入非非的高度，也渴望着摆脱他们反常的、往往低
贱的社会地位。这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受压制的民族为自决和独
立、正在崛起的帝国为侵略和荣耀、好战阶层、宗教团体、各种教派和
其他一些人类团体为得到社会和经济承认，自觉地要求平等或优势地位
而进行的各种斗争。这是一种形式。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教会和反教
会运动的历史，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冲突的历史，都是我们今
天十分熟悉的现象。
不过，这种对承认的追求还有另一种形式：为摆脱受压迫或受伤害
的社会群体的软弱与耻辱，努力让自己认同于没有其原来处境中的各种
缺陷的其他社会群体或运动：这包括试图获得一种新的身份，与此相伴
随的还有某种新的服饰，一套新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不会压疼旧的创
伤和身为奴隶时枷锁留下的疤痕的新盔甲，这当然是军队、纪律和制服
的特点。那些在自己原来的处境中感到失落和无助的人，在得到了可以
为之而战的新名号，尤其是能够同过去真正的或想像的荣耀联系在一起
的事业时，就会变成勇敢而纪律严明的战士，爱尔兰人在被征服的爱尔
兰情绪低落，在英国或美国的军队里却骁勇善战。受着奥地利压迫的波
希米亚人，在捷克军团里却士气高昂。当赫茨尔要求他那些优柔寡断的
追随者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尽可能穿戴整齐，以加强这个时刻
——将会使一群无组织的个人在精神和物质上转变为一场民族运动的时
刻——的庄严和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时，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来自东
欧的代表，包括魏茨曼在内，并不很自信，他们以讥讽和怀疑的态度看
待赫茨尔的仪式要求。魏茨曼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要想获得新的
身份，清除掉身上奴役和低贱的标记，就需要有自由人的举止、习惯和
风格——这是过去受压迫群体中众多成员的天然愿望，因为这个群体如
今正站在——或至少他们希望如此——享有平等、尊严的新生活的门槛
上，今后可以施展自已一直受到压抑的才华。这就是拿破仑的胜利给莱
因兰的犹太人带来的新希望，这是一场暴风骤雨，它摧毁了古老的封建
樊篱，打破了犹太人聚居区，使他们充分享有了人的地位。这是海涅亲
身经历过的一个新起点，就像他对待所有事情一样，他对此既赞美又嘲
讽。这场由外国事件引起的变革之风，也开始在英国劲吹。我打算用两
个大不相同的人物——本杰明·狄斯累利和卡尔·马克思——的反应加以
说明的，便是这种处境的心理特点。
二
首先，他们之间看上去肯定有着十分鲜明的差别：前者是个有点儿
狂热的人物，一个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社会和政治冒险家，他衣着
华丽，矫揉造作：戴手套的手指上还戴着戒指，外族人白皙的面孔周围
披着精心梳理的鬈发。他穿着做工考究的背心，他的华而不实的辩才，
他的妙语，他的恶毒，他的哗众取宠，他的社交和政治天才，既令人赞
羡又让人怀疑，甚至让一些人害怕和厌恶，一个江湖骗子式的人物，率
领着一群由公爵、伯爵、顽固的乡绅和健壮的农民组成的盲从者，这构
成了整个十九世纪一种最奇特的现象。另一位则是坚忍不拔而又贫困潦
倒的人，是具有颠覆性的小册子作家，一个严厉、孤独、充满幻想的流
亡者，对富豪权贵发出猛烈的诅咒；一个无情的密谋者，为剥削阶级和
劳动者的敌人准备着坟墓；一个独自在大英博物馆里一心做研究的人，
他用自己的笔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超过了国家元首、军人和实干家
的作为。不过他们两人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我希望这能引起人们的注
意。
他们的家世并非完全不同。他们皆非出身于显贵之家。狄斯累利的
祖先似乎来自意大利，在此之前，假如同意塞西尔·罗斯不无道理的猜
测，则是来自黎凡特。至于卡尔·马克思，他父母双方的祖先都是德
国、匈牙利和波兰的犹太拉比。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他的出生地特利
尔城的拉比。马克思的父亲是拉比梅耶尔·哈勒维·马克思（又名莱维·马
克思）的儿子，他与摩西·利沃的女儿结婚。而摩西·利沃的父亲赫舍尔·
利沃，在1723年当选为特利尔城的拉比；他的另一些祖先是帕多瓦、克
拉科夫和美因茨的拉比。卡尔最早的已知祖先，在十五世纪初从德国移
民到意大利。他的外祖父是从匈牙利移民到荷兰，在那儿成了尼日梅根
的拉比。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赫舍尔·马克思，即卡尔·马克思的父亲。
另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银行家，他是如今那家遍布世界的
电器公司的创办人的祖父。就他们两人的情况而言，其家庭在社会方面
都受益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所提供的机会。
这两个伟大的——虽然未必完全旗鼓相当——天才人物的父亲，在
心理上也有某种相似之处。伊萨克·狄斯累利拒绝遵照其父本杰明的意
愿经商，从所有的方面看，他都是个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二流文人，
一个供人消遣的各种奇闻轶事和风趣英语小品的作者。他是个天性善良
和率直的人，正是这些特点，而不是他的文学才华，使他赢得了司各
特、洛克哈特、拜伦、萨缪尔·罗杰斯这些杰出文人的庇护，以及出版
商约翰·莫雷二世的友情，成为当时伦敦文学圈里一个受欢迎的人物。
他是个好客的主人，几乎可以算是一个乡绅， 333 一个对查理二世很有
感情的开明的托利党人。他对一再要求他履行伦敦犹太教堂里的行政工
作感到不快，轻松地脱离了这个地方和犹太人群体。他似乎和任何热烈
的信仰都不沾边。要说的话，他很可能是启蒙世纪的自然神论者，对生
为一名犹太人既不十分高兴，也不十分反感。他是个轻松快活的人，不
受精神问题的困扰——在那个文明的时代和气氛中，这是众多自由主义
不可知论者共有的心态。他的朋友沙朗·特纳，劝说他让自己的孩子改
宗基督教，他这样做了，就像后来许多人为了子女在世上生活顺利而做
的一样。他看不出有何理由去承受或让别人承受负担。他的儿子本杰明
于1817年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同年，赫舍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父
亲，也被路德教接受，受洗时改名“海因里希”。就像伊萨克·狄斯累利
一样，老马克思也出生于正统家庭——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特利尔的拉
比，然而他也是在反教会作家伏尔泰和卢梭的熏陶下长大的。拿破仑失
败后，普鲁士恢复了莱因兰的治权，禁止犹太人从事律师业，此时他三
十四或三十五岁。由于他希望继续从业，而且显然已放弃犹太教信仰很
久，他很可能认为新教与许多启蒙运动发起人的那种内容不详的自然神
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他也毫无痛苦地跨过了边界，在1824年让卡
尔和其他的儿子一起受洗为基督徒。他希望和自己的同胞和睦相处。他
偏爱卡尔，为他倔强的性格而担忧，热切盼望他今后一帆风顺，不要惹
恼大人物。他和善、谨慎，做事很守规矩，是个普鲁士的模范公民，就
像伊萨克·狄斯累利是个英国的模范公民一样。这两位体面的中产阶级
父亲为世界提供的儿子，却有着与他们的性情大不相同的内在冲动。儿
子们热情、傲慢，性情刚烈，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对自己周围的大多
数人有点儿不屑一顾。他们立志要有所做为，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
自己的抱负。就这两家人而言，是感情的纽带把父与子联系在一起。本
杰明·狄斯累利在谈到伊萨克时总是满怀深情；卡尔·马克思终其一生都
把父亲的一幅画像带在身边，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如此亲密，甚至连恩
格斯也不例外。他在1837年写给父亲的那封著名的信，是我们所能看到
的最彻底的、当然也是惟一的自白。他两人对待自己的母亲都较为冷
淡。至于这说明了什么，我只能留给心理学家去考虑了。
马克思和狄斯累利在世界观上，正像他们在环境和性情方面一样，
有着深刻的差别。可是他们显然也有相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有着支配
自己社会的强烈欲望。马克思希望改造它，而狄斯累利希望被它接受并
领导它。他们在年轻时都写过风格夸张的浪漫篇章，他们以各自的方式
反抗自己出生的环境；他们都发现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马克
思认为它是革命的推动者，而狄斯累利认为它是地主阶级给予关怀的对
象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军。 334
对于基督教信仰，马克思早在他的大学时代就明确予以拒绝。对于
狄斯累利它有着很大的意义。至少他并不嘲讽一般的宗教，尤其不嘲讽
基督教。他一生似乎信仰他自己的一种有点儿神秘主义和文学化的基督
教，这是一种有着历史连续性意识，并因为传统而变得神圣的宗教，柏
克和柯勒律治大加复兴的正是这种传统。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几乎每一
个人视为犹太人，而且他无论何时都大体上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他的外
貌或举止不太像常见的英国人，如同马克思不像常见的德国人一样。他
们都是局外人，他们都努力使自己摆脱身世带来的不利。狄斯累利走的
是一条路，马克思走的是另一条路。
狄斯累利根本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英国人，这一
点是很清楚的。那么他是什么人？别人无需回答这个问题。对他们来
说，他是个古怪的家伙，是赞美或轻蔑、妒忌或嘲笑的对象，在有些人
眼里他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另一些人则视他为庸俗的表演癖患者。但
是对他本人来说，他是一个问题。假如他想有所做为——他从不掩饰推
动自己前进的强烈野心——他就必须在存在着阶级压迫，虽然有工业革
命造成的迅速社会变迁但依然等级森严的英国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
置。他是什么人？他代表哪种利益、哪个阶级或社会阶层？他可以作为
一个有趣而古怪的半吊子文人随波逐流——《维维安·格雷》这部纪实
小说的作者，以活泼讥讽的笔调描述了当时的伦敦社会。他以局外人开
始，是奥斯卡·王尔德、普鲁斯特和伊夫林·沃的先驱；他令贵族着迷，
他们既喜欢他，又开他的玩笑；他是个有趣的年轻艺术家，政治小说的
创始人，出色的交谈者和共餐人，让男人觉有点儿鲁莽，但是令女人着
迷——他可以在这个轻松的世界里继续做下去，不必让自己认同于任何
特定的社会团体，当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家，他的眼光来自他与艺术素
材保持距离。但是这不能让他满足。他需要权力，他需要圈里人承认他
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即使不比他们优秀，至少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因
此他有着为自己确定认同的心理需要，这种认同可以保证他得到承认，
让他最大限度地自由发挥他的才华。于是，至少是在他的想像中，他适
时为自己确定了一种身份。他在自己的前面看到一个贵族社会，它自
由、傲慢、有权有势，不管他把它看得多么透，他依然以自我迷惑的眼
光，把它视为一个富裕而迷人的世界。他的小说清楚地表露了这一点。
一个人在其政治演说或通信中也许不诚实，但是其艺术作品却是他本人
的，表达着他真正的价值观之所在。他打算征服这个贵族世界，并不单
纯是因为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他很清楚，从现在和未来权力的角度看，
制造商和技术人员的阶层——为英国创造着财富的、仍在上升的中产阶
级——也许更重要。然而狄斯累利不能自拔地迷恋作为一个阶级和一种
原则的贵族。他希望得到它的承认，他赞美这个阶级，怀着至爱深情去
描述它，甚至在他最恶毒和冷嘲热讽的文字中也是如此。
狄斯累利总是向生活中非理性的一面靠拢。他是个真正的浪漫派，
这不仅表现在他作品的浮夸风格、他的卖弄姿态以及他在私生活和政治
生活中的许多虚荣表现上——可以说，这只是些较为表面的东西。他是
个更为深刻意义上的浪漫派，他相信支配着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真正力
量，是分析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它是独特的、神秘的、晦暗不明的和
难以捉摸的，超出了理性所及的范围。他深信杰出的个人——高居于芸
芸众生之上的天才人物——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民族命运的主人。
他相信英雄，丝毫也不亚于他的毁谤者卡莱尔。他讨厌平等、平庸和凡
夫俗子。他把历史视为一个掌握着隐蔽权力者的阴谋故事，并且为这种
想法而沾沾自喜。功利主义，清醒的观察，经验，数学推理，理性主
义，常识，科学理性令人吃惊的成就——十七世纪以来人类真正的荣耀
——在他看来都算不上什么。他对边沁或穆勒的蔑视，并非仅仅因为他
是保守派而他们不是。这种态度深深根植于他的一种特殊见解上，这使
他们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既沉闷又低俗，正像伯特兰·罗素的价值观在艾
略特（另一个“外来的”托利党人）眼里的情况一样。他真诚地相信直觉
和想像力高于理性和技巧。他相信人的性情、血缘、种族，相信天才人
物突如其来的冲动。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反理性主义者。艺术、爱和激
情，宗教的神秘因素，对他来说比铁路和自然科学的大发现，或英国的
工业实力，或社会变革，或任何通过测量、统计和演算得出的真理，更
有意义。一个持有这种人生观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的人，肯定会被贵族
阶层所迷惑，就像巴尔扎克、王尔德或普鲁斯特一样，许多出身于平民
或中产阶级，敏感、富有想像力和不甘卑贱的孩子，当其接触到一个似
乎——也许确实——更自由、更乐观、更自信的世界时，是必然会做出
这种反应的。
由于有这些特点，以及他迫不及待地想进入这个令人兴奋的社会，
并在里面有一番大的作为，狄斯累利便让自己驰骋于幻想之中，当然他
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确实热衷于此。他开始觉得自己远远高
出于广大民众——中下阶层、眼光局促的平民大众——之上，因为他不
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生来就是个杰出的大人物。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如
此，必须如此，因为他是精英，是一个古老种族中的一员，这个种族给
予了世界它最宝贵的财产——宗教、法律、社会制度，它的圣书，最后
还有它的完成了伟大立法者摩西的工作的救世主。他本人的家庭就属于
这个古老种族中最高贵、最值得骄傲的一员。这当然是个古老的种族；
关于他的祖先，狄斯累利在1849年编辑的他父亲的文集中告诉他的读
者：
我的祖父……是一个希伯来家庭的意大利后代，宗教迫害使这
些家庭不得不在十四世纪末离开西班牙半岛，在威尼斯共和国这片
更宽容的土地上找到了一方藏身之地。他的祖先已经放弃了自己的
哥特姓氏……，感谢雅各的上帝让他们安然度过了史无前例的审
判，保佑他们躲过了闻所未闻的危难，他们采用了“狄斯累利”这个
姓氏，一个过去和后来从未被其他家族采用的姓氏，以便他们的种
族可以永远被辨认出来。在圣马可雄狮的庇护下，他们一直没有受
到骚扰，作为商人兴旺发达了两百多年……。 335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里似乎一句实话都没有。鲁西安·沃尔夫
336 、塞西尔·罗斯 337 已经彻底戳穿了这些鬼话，布莱克勋爵在其出色的
传记中也接受了他们的发现。 338 这些话很可能是纯粹的虚构。没有任
何证据表明狄斯累利的家庭来自西班牙，他们也没有在威尼斯定居；他
的祖父是从教皇国，从靠近费拉拉的琴托来到英格兰的；他生前有两个
穷亲戚住在威尼斯的犹太人聚居区里，仅此而已。在西班牙或威尼斯，
没有任何关于早期狄斯累利家族的记载。他声称和自己有血亲的著名的
德·拉拉家族，也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恐怕他后面的叙述也是如此。
但是他显然让自己相信了这一切，这种信念让他精神振奋。现实太令人
窘迫了：他需要扮演一个角色，不然他没法登台亮相。他是当时最出色
的演员，假如他不相信自己编造的东西的真实性，他几乎不可能登上公
共舞台。他要作为一个贵族成员，率领那些公爵和男爵们反对制造商和
边沁主义者。他的对手，还有后来的许多观察者，都认为他比一个狡猾
的或玩世不恭的骗子强不了多少。但是这不可能完全符合事实。他肯定
在胡编乱造，但是如同有想像力的人一样，他被自己的编造深深打动
了。没有这些东西，他的成就和优势也并非不可理解。然而他是一个演
员，他和自己的表演融为一体了：面具和他的姿态合而为一：第二天性
代替了第一天性——不然的话，那些姿态就会显得太虚假，到头来可能
没有谁还会上当受骗。但是，尽管他的矫揉造作、长于辞令和外族人作
派，他一直信心十足。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十分自信：他的理念，他的政
治理想，他的宗教观，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都让一些人觉得华而不实
和舞台味十足，甚至十分邪恶，但是这些东西并非赝品。狄斯累利是个
冒险家和表演癖患者，不过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宗教上，他都不是个玩世
不恭的人或伪君子。
这里有些令人困惑之处。虽然托利党因为皮尔要求废除《谷物法》
而分裂之后，需要一个明白人以恢复自己的运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说，“保守党是最顽固的政党”； 339 当他为此而受到抨击时又说：“我从
来不想说保守党人全是顽固派，我只是想说，顽固派全是保守党人。”
340 ），虽然乡下豪绅甚至乡巴佬都认为他们需要这个有东方人长相、
说话迷人的家伙把他们从各种愚行和失误中拯救出来，但是他成了他们
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同那些和他极不相同的人，那些对他所赞成的一切
可能的偏见感到痛苦的人，能够令人吃惊地做到同舟共济，这个事实却
是难以解释的，除非他确实相信自己受到了召唤，要成为他们事业的拥
护者，真诚地信任他们的品质，把它们理想化为比辉格党和激进派所代
表的品质和利益更优秀的东西。不仅如此，他中年时最亲密的政治合作
者，是“青年英格兰”的成员，他们对有机的民族社会，对恢复基督教的
新封建秩序，对贵族地主为其臣属承担责任，怀有深刻的信念；这些年
轻人赞美勤劳创业，希望恢复已经破碎的信仰和共同体，他们有着献身
社会的觉悟，反对制造商和小店主那种阴暗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