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十二节中有关人们的“自然本能或先天知识，把信念安放在他.6
反对卡莱尔、罗斯金、金斯利和威廉·莫里斯——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
深刻的分歧——以同样的愤怒加以谴责的市场社会。姑且不论其他人，
这些认真的基督教徒，这些敏感而苛刻的年轻贵族，怎么能够不仅接受
他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而且忠实地追随着他，让这个聪明的黎凡特
341 操纵家充当他们的领袖呢？他不过是个唯利是图的雇佣兵队长，他
不讲原则，没有理想，就像个没有灵魂的妖精，那些不留情面的传记作
者和史学家，不是一再把狄斯累利描述成这种人吗？这是个恶魔般的形
象，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是一切美好和正确事物的死对头，例如格拉德
斯通和阿盖尔公爵就是这样看他的。他就是约翰·曼内斯勋爵和乔治·本
廷克勋爵要养在怀中的那条毒蛇；他就是那些年轻的托利党老爷，不顾
其父母的警告，绝无二心追随的人。
但是没有必要对这些事过于困惑。狄斯累利的小说提供了一切必要
的证据，证明了他的真诚；他对贵族制度、种族、天才人物的信念，他
对工业剥削的仇恨，他相信血统和土地（在德国民族主义者败坏了这些
字眼之前），他对历史、土地和连续性，对古老的制度——不管这些东
西多么不合理、多么荒唐和反动——的仰慕，至少都是出自真心。他在
面对英国和世界时，用他本人的历史或伪历史的想像力塑造出的人格，
就是以这些东西为材料的。和当时一些被同化的犹太人——不管受过洗
的还是没受过洗的——不同，他对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不恼火。没
有谁会注意不到，他几乎是在过分固执地吹嘘自己的犹太人出身，不管
有无理由，他总是提到这件事，尽管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有一定风险，而
且有损于他的古怪但真诚的基督教信仰。他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这个
事实，无疑对他的事业形成了一定的障碍：他的克服之道是对它进行夸
张，令人吃惊地称之为一种高贵的出身。他需要这样做，以便觉得他可
以同自己的家庭所选择的国家的领袖们平等地打交道。所以他才在他的
小说中表现出反常的幻想。
他上中学时，显然是或接近于是嘲讽和迫害的对象。在他早期的小
说《维维安·格雷》的著名段落里，学校的助教在提到那位主角，即他
本人时，说他是个“会煽风点火的陌生人”
342 （他并不掩盖自己的小说
有着很大的自传性质），这给了我们理解的线索。更有甚者：
人们称他们是我的兄弟，但是大自然却使这种不断重复的说法
成了谎言。在我们之间没有相似之处。他们的蓝眼睛，他们的亚麻
色头发，他们的白面孔，和我的威尼斯人脸庞都没有什么关系。不
管我走到哪儿，我环顾四周，总看到一个与我不同的种族。在我的
体格和我生活于其中的严酷气候之间，不存在相通之处。
这是《康塔利尼·佛拉芒》 343 中的一段话，它很能说明问题。他和
这些人如何相处？那些把自己置于他之上的是些什么人？格奥尔格·布
兰代斯把他们说成是一个“诺曼骑士团，他们的父辈是劫匪和波罗的海
的海盗”。
他出生于其中的这些萨克森人和诺曼人混杂在一起的人群，具
有比他更纯洁的血统吗？不，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种族、严格
受到隔离而未同其他种族混杂的游牧种族的直系后裔，当英格兰居
民还半裸着身子，吃着树上的橡果时，他们就已经发展出了高级的
文明。他有着纯洁的血液；但说来也怪，他们说他的种族是较为低
等的，他们却采用了构成这个阿拉伯家园上的种族的特性的大多数
律法和诸多习惯。他们盗用了他祖先的全部宗教和全部文学。
犹太人的遗产是后来所有文明社会的基础。他们崇敬犹太民族的文
献和安息日，它的神圣历史，它的“诗篇、挽歌和赞美诗”，而且“把一
个犹太女人的儿子当做他们的神。他们的节日，他们的赞美诗，他们的
半吊子文明，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上帝，都要归功于这个种族，而他们
却轻蔑地把它排斥在他们的社会和他们的议会之外，仿佛他们自己是从
地里冒出来的。他百思不得其解”
344 。
我不必复述狄斯累利的许多传记作者，尤其是其中的犹太作者曾经
引用过的全部段落，以及当他谈到古代希伯来人或一般的犹太人时所发
出的全部肺腑之言。他早期的幻想小说《阿尔罗伊奇遇记》（The
Wondrous Tale of Alroy）中的英雄，为犹太人收复自己古老的土地，征
服了整个小亚细亚，最后光荣地死去。在《科宁斯贝》中，神秘而无所
不能的人物西多尼亚，仁慈而强大，除了无所不知以外，是一个使犹太
人和阿拉伯人结成血亲的“纯粹亚洲种族”
345 的代表，这使得狄斯累利
把阿拉伯人称为只是“马背上的犹太人”。 346 西多尼亚解释说，犹太人
战胜了时间和迫害，是因为他们有高加索人的血统 347 和聪明的律法，
把他们和低等种族隔离开来。 348 他以赞许的口吻拿他们和“鼻梁较平的
法兰克人”进行了比较，后者“喧闹不已，表现出轻飘飘的自负（一个有
可能是在北方森林至今难以清除的泥淖中诞生的种族）”。 349 在《洛扎
尔》（Lothair）里有着狂热的奇怪幻觉。在《坦科瑞德》中，当“阿拉
伯的天使”以神秘的话语向这位巴勒斯坦的英雄说话时，有神灵现形。
350 这部小说，狄斯累利的得意之作，较之他的所有其他作品更多地渗
透着这样一种观点：凡是东方的，就是好的、高贵的、精美的，注定会
赢得胜利。这不是任何简单意义上的犹太民族主义。认为狄斯累利是个
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时代错置之嫌，而且没有道理。 351 他借助于东方的
传奇，是为了满足建立一种人格、一种他本人的内在形象的需要，只有
这样，他才能够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并在历史和社会中有一
番作为。
这就是我的题目中“对认同的追求”的含义。作为一个二流文学家的
儿子，一个有意大利人长相的陌生人，他显然不属于组成十九世纪英国
政治社会的任何正常的社会群体，假如他不甘于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没有
地位，没有归属，是个外国人，即卡莱尔所谓的“最棒的希伯来巫师”，
352 或雷蒙德所说的“没有英国人心灵”的外国冒险家， 353 那么如果不做
出重大的心理自我调整，他不可能顺利上路。所以，他必须为自己设计
一个角色，找到某一类他认为值得自我认同的人。一种神秘的、潜意识
的精神技巧完成了这项任务：“人们将会感到一个伟大种族的影响”。因
此，“消灭犹太人是不可能的”。 354 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贵族：他们的同
胞是被品种不良的暴发户打败和毁灭的古代乡绅，这些暴发户就是柏克
笔下的那些功利主义者、投机家、经济学家、没有心肝的工业剥削者，
他们在矿山和工厂败坏了其同胞的肉体和灵魂；这些市侩小人没有历史
意识，不知自己扎根于何处，他们是无神论者、功利主义者、曼彻斯特
的个人主义者、远离一切精神价值的唯物主义者，对于把人们联系在一
起并把他们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一无所知。他用自己旺盛的想
像力培养出的这种幻觉，借助于盎格鲁传统、柏克和浪漫主义者的信念
而日益强大，它变成了一种神话的来源之一，而且至今仍属于英国保守
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培养这种壮丽幻觉的过程中，狄斯累利对大英帝国，尤其是它的
东方属地印度和就要得到的对埃及的治权，展开了丰富的想像，这与重
经验和处世谨慎的英国思想相去甚远。这种色彩斑斓的幻想和更为传统
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影响着英国的政治思想，在至关重要的几十年里塑
造着这种思想。当狄斯累利主持维多利亚女王荣登印度女皇宝座的崇高
仪式时，那些帝国的华丽装饰、大象和朝拜仪式，以及所有那些东方的
壮丽景观，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务实的严酷统治，并且激发了后期帝国主
义空洞说辞的时期，这给人留下的难以抗拒的印象是，这里面有一些东
西是来自狄斯累利真诚的东方主义。在荷兰、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的
帝国主义中，是不存在这种东西的——也不是本土的不列颠草民所能理
解的。狄斯累利和女王的关系也是如此，在他的对手看来如此寡廉鲜耻
的恭维话，正是这种幻觉的自然流露。在他讨好女王的表现中，且不说
玩世不恭，无疑也有大量讥讽的成分。但是这同样是来自他对丰功伟业
的渴望，那些精明务实甚至无情的人——甚至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
需要用它来安慰自己，以弥补公共生活空洞的本质。就像所有那些过着
半虚幻的生活，但没有完全与现实隔绝的人一样，狄斯累利知道其中有
些事只是装装样子，而且正如他本人所说，对《阿尔罗伊》不能过于当
真，因为它不过是一本传奇小说。但是它也渗透着他的本质。他对自己
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关系的看法是一种想像的产物，他对它深信不移，即
使在他意识到其中纯粹编造的因素时也是如此。他确实半真半假地把维
多利亚视为一个伟大的女皇，把他自己视为她的宰相；她是再世的亚述
女王塞米勒米丝和女泰坦、东方的女皇和仙女之王。
对他来说，他自己的崛起肯定有点神奇和难以置信；当他在这场童
话剧中出场时，他也被它改造了；他的嘲笑并没有使它在他眼里失去真
实性；这就像信徒创造了自己的信仰的笑话一样。如果他不是多多少少
相信这个他用魔法变出的世界，他也不可能让自己的把戏演到底。催眠
术士把自己也搞得昏昏欲睡了。若是认识不到这一点，他的生平也就变
得不可理解了。像他的一些传记作者经常做的那样只描写他的表面姿态
是不够的；必须把握他的内心动机，而这同他为自己编造的身份认同是
分不开的，尽管在格莱斯顿派的阿盖尔公爵看来，它只是个华而不实的
伪装。塞西尔·罗斯曾提到，阿盖尔公爵在议论狄斯累利时，说他是个
没有主见、没有可让他与之决裂的传统的犹太人，他“和他并不持有的
偏见随便调情，表达着并非属于他本人的热情，除非它们涉及到他个人
的愤恨”
355 。我以为这是个错误的诊断：狄斯累利也许没有别人的偏
见，但热情确实是他本人制造的；如果说他没有自己的传统，他却编造
了传统，而且最后还相信了它们，靠它们活着。当然，凡是像狄斯累利
那种建立在拜伦式的幻想之上的生活，在非常明智并缺少同情的观察家
看来，注定是“骗人的”、“政治上不诚实的”、不道德的和玩世不恭的，
但是当狄斯累利在《科宁斯贝》中说，“一个纯洁的种族是大自然的真
正贵族”
356 时，他显然是相信这些话的。他赞扬种族、民族和传统，他
厌恶自由派的世界主义，厌恶无神论、理性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确是出
自他真诚的信念。他能够避免自己的立场的反常因素的惟一办法，就是
在一出变形幻术的表演中掩盖自己。
人类的理性是多么有限，只有最深刻的探索者最清楚。作为人
类行动和人类进步之标志的许多伟大成就，我们并不归功于人类的
理性。围攻特洛伊城的并不是理性；从沙漠中派出撒拉森人征服了
世界的也不是理性；鼓舞着十字军的，造就了耶稣会的，皆非理
性；最要紧的，创造了法国革命的不是理性。人只有怀着激情行动
时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绝对不是不可战胜的，但当他借助于想像力
时除外。甚至摩门也比边沁有更多的信徒。
这些话引自《科宁斯贝》。 357 “摩门比边沁有更多的信徒。”这当
然是非理性主义者的信条。这使他能够说：“我从来就不乐于承认，我
的家世不像卡文迪什家族一样优秀，甚至不比他们更优秀。”这是他在
1847年竞选时的高论；还有：“当一个人的祖先可能与示巴女王关系密
切时，想像力就会把他称为冒险家。”
358 他的宗教情感——没有这种情
感，他涉足于托利党的英国就难以解释——有着同样的来源：在牛津的
演说中，他针对达尔文和赫胥黎说，他本人不站在猿猴一边，而是站在
天使一边。我敢说这不是在开玩笑。这是他的典型风格：言谈风趣而刻
薄，不想让人严肃看待，却是出自内心的信仰。有一些人，他们只能用
不正经的语言表达自己怀有甚深感情的事情。这种巧妙的反讽也许是防
御性的，但并不因此就是浅薄无聊的。
狄斯累利不能以他真实的身份活动，在这个有着强烈的等级意识的
社会里，作为一个身世暧昧的人，他编造了一个精彩的童话，用这个外
壳把英国精神包裹起来，从而对人和事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出
身，在他还是个学童时就令他烦恼，他的敌人也不断当众揭他的短（包
括格莱斯顿在内，他谈到过狄斯累利对犹太人事业想入非非，并把他称
为“秘密的犹太人”），但他并没有无视或掩盖这种出身，他走得更远。
他没完没了地谈它，夸大它的重要性，在他的小说里毫不相干地介绍
它，在他作为乔治·本廷克勋爵的生活中，添加上大量的犹太人的故
事，不过他本人也同意，这和本廷克的行为或看法毫不相干：对于犹太
人的流离失所是因为说谎而受到了惩罚这种信条，他以序言的方式进行
了长篇大论的驳斥，认为从神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它都是没有根据的，
他写道：
劳苦大众遵照犹太人的律法，每七天休息一次；他们深入阅读
犹太人的历史，唱着犹太诗人的颂歌和哀歌，“作为他们的楷模”；
他们怀着恭敬的感激之情双膝跪地，每天都承认造物主和他们之间
惟一的交流媒介就是犹太种族。然而他们却把那个种族当做最邪恶
的人…… 359
正像他们对待希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恢复之前的“雅典种族”一样。
这些题外话可以在他著作的任何地方冒出来。犹太人的观念令他越来越
着迷：在他看来，世界上到处居住着想像中的犹太人：不仅有无所不能
的、有点儿邪恶的西多尼亚，《坦科瑞德》中怪异的人物，还有一批奇
怪和令人吃惊的人物：早期的耶稣会士和德国教授、俄罗斯外交官、意
大利的作曲家和女高音——他们全是犹太人：他们操控着所有的绳索，
他们统治着所有的国家。“只有种族；没有其他的真理。”西多尼亚如是
说。 360 “进步和反动不过是迷惑大众的用语。……只有种族。”他在身
为本廷克勋爵的生涯中说， 361 而且犹太人是种族的精华。他陷在这种
种族观念、其实是有关他自己出身的观念中不能自拔。他谴责“人人生
而平等这种有害的现代信条”
362 、世界主义的信念、与“低等种族”融合
的信念。不是社会主义或国际主义，而是“宗教、财产和天生的贵
族”——这才是犹太人的“偏见”。 363 犹太人确实变成了革命者，例如在
1848年就是如此，但这仅仅是因为“无情无义的基督教世界”施加于他们
的迫害。他宣布，一个特定种族的政治平等是个地方性的制度问题，它
完全取决于政治考虑和环境；但是如今以世界主义的博爱形式流行的人
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如果可以据此采取行动的话，就会毒化伟大的种
族，毁灭这个世界的所有天才。 364
假如“伟大的盎格鲁——萨克逊共和国”允许自己“与黑人和有色人
种混杂在一起”，他们就会衰落，“被他们赶走的土著很可能重新征服他
们，然后成为他们的主人”
365 。然而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试图抗拒
无情的自然法则是徒劳的，它规定了优秀种族绝不会被低等种族所消灭
或同化。”
366 这就是犹太人得以幸存的原因：“只有伟大的种族，能够
经受它那样的磨难而幸存下来。”
367 狄斯累利代表犹太人发出的宣言，
其基础是他们的“阿拉伯”信仰和他们神圣历史的荣耀。可争议的问题
是，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和苏格兰）那样尊重历史和《圣经》
文本知识的社会，不可能产生这种主张。费希特和阿恩特、戈比诺和达
尼列夫斯基，都把他们的种族主义或生物学的妄想建立在非常不同的基
础上。
政治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所有关心集权制和工业化对社
会整合的破坏作用的人，都为“异化者”的问题而烦恼，而狄斯累利是这
些人中间最麻烦和最有才华的人物之一。在十九世纪出现的所有失去根
基的个人和群体中间，犹太人也许是最醒目和最可悲的例子。显然，如
果不想让他们被逼得精神反常，或是让他们把别人逼得精神反常，就必
须找一条让他们脱离困境的出路。同化、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保留古
老犹太教的朴拙而纯洁信仰的加倍努力，都是人们所提供的办法。本杰
明·狄斯累利，维多利亚时代最没有维多利亚风格的人，一个出于自己
的天性但又利用纯粹的意志和想像力来压抑这种天性的人，他的一生是
最生动的例子之一，反映着对一种可行的思想体系、一种行动计划、尤
其是对一种团体效忠意识的不顾一切的追求，他可以使自己认同于这个
团体，他可以用它的名义发言和行动，因为他无法面对只是自言自语这
种可怕的前景——当然，他没有把握的是，假如他努力寻找自己的东
西，他也能找到一个答案。即使找不到答案，也要编造出一个来。狄斯
累利对英国、欧洲、犹太人和他本人的看法，都是大胆的浪漫主义幻
想。他曾经说：“当我想读一本小说时，我就写一本小说。”
368 他的一
生是一次不懈的努力，他要过一种传奇生活，他要用它来笼罩别人的思
想。
三
我不会在狄斯累利的对立面卡尔·马克思身上花费太多的笔墨，因
为人们对他的事迹了解得较多。如人们所知，卡尔·马克思走了一条与
狄斯累利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丝毫也不蔑视理性，而是希望把它运用于
人类事务。他相信自己是个科学家，恩格斯也说，他是社会科学领域的
达尔文。他希望对什么因素让社会如此发展、人类过去为何总是失败、
将来他们如何能够而且必然成功地获得和平、和谐和合作，尤其是理解
自我——这是理性的自我定向的前提——进行理性的分析。
这和狄斯累利的思想模式相去甚远；事实上，那正是他深恶痛绝的
东西。不过他们的社会处境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的。马克思是两代犹太拉
比的直系后裔。他的父亲和狄斯累利的父亲一样，都属于第一代获得解
放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温顺的守礼之民，而他们的儿子对此似乎有着强
烈的反感，尽管他们对父亲即使没有深怀敬意，也一向很有感情。马克
思已受洗为基督徒，所以他没有受到犹太人在德国无所作为的困扰。然
而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躲不开社会主义和激进派同伙的反犹
主义嘲笑——他为此受到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奚落，他几乎不
可能意识不到蒲鲁东对犹太人的强烈仇恨，或阿诺德·卢格和尤根·杜林
的反犹太观点。他猛烈抨击这些人，但是他并不提及自己的犹太人出
身。他对此保持缄默。他同犹太人的惟一一次接触，见于他在1843年给
卢格的信 369 ，其中写道：“这里（科隆）的犹太人首领刚来看过我，让
我在犹太人向议会请愿的事上帮助他们。我会为他们做这件事的，虽然
犹太人的信仰令我厌恶。”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犹太人的请愿难免
遭到拒绝，由此引起的不满的加剧，也许会成为对基督教国家的打击。
马克思研究者告诉我们，他只有一次提到自己的出身：在1864年写给他
在荷兰的叔叔利昂·菲利普的一封信里，他很偶然地提到了狄斯累利是
个来自“我们共同血统”的人。 370 仅此而已。他偶尔漫不经心地谈到过
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犹太人的境况，在这个世纪的早些时候，狄斯累利
也谈到过他们，说他们已经被基督教传教士以每人二十个皮阿斯特的价
格转变了信仰。他向犹太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拉茨题献过一本《资本
论》。除此以外，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毫不妥协的敌视。在写于1844年
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他说犹太人的世俗道德观就是自私自利，
他们的世俗信仰就是讨价还价，他们的世俗上帝就是金钱。犹太人的真
正上帝是汇票。“钱就是犹太人的上帝，在它面前不可能有别的神。”
371
实际上这是在重复《神圣家族》的论点。他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反对犹
太人的解放进行的批驳不得要领，令人吃惊的倒是他的严厉用语，它类
似于后来的许多反犹作品，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是德国的、法国
的、俄罗斯的还是英国的，是沙文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
的；不管是过去的还是我们这个变本加厉的时代的。
在1845年的《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谈到了以“肮脏的犹太形
式”表现出来的错误的实践观。 372 他把巴黎交易所称为“进行股票交易
的犹太教堂”，并提出第十位缪斯是希伯来人——“股票交易指数缪
斯”。他不失时机地强调富尔德家族、罗特希尔德家族和巴黎其他金融
家的犹太人出身。1856年，他在给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
说，“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个犹太人，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个耶稣会士。”当
他议论拉萨尔时（拉萨尔一直没有接受基督徒洗礼，而且也不隐瞒自己
的犹太人情怀），他的语气达到了仇恨的顶峰。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
里， 373 他把拉萨尔称为“犹太鬼”，并且提出这样的假设，由于犹太人
在逃离埃及时造成的种族混杂，黑人的血一定流进入了他的血管。 374
在另一封里，他抱怨拉萨尔那种典型的“犹太人牢骚”。 375 在提到拉萨
尔时，通常是用“伊兹希”或“伊兹希男爵”这种称呼（确实有一个人叫这
个名字，他是一位十八世纪的银行家，海涅曾对他大加嘲讽。不过这个
名字用在这里却是作为贬低犹太人的一个绰号。在古斯塔夫·弗雷塔格
的《借方和贷方》一书中，伊兹希是个骗子、放高利贷者，而且和拉萨
尔一样，是个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因此至少可以说，马克思——恩格
斯学会的一份1943年的出版物断言“马克思以最强烈的语气谴责反犹太
主义”是有些牵强的。十分清楚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他完全不在乎的问
题。他的女婿龙格在1881年为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冯·威斯特法伦所写的
讣告刊于社会主义杂志《正义》， 376 其中谈到了由于她的家人反对她
嫁给马克思，她进行过艰苦的反抗，并把这归因于种族偏见。这让马克
思勃然大怒。他写信给自己的女儿、龙格的妻子说，在威斯特法伦家里
不存在这种偏见，并且说如果龙格先生绝不再提他的名字，他将不胜感
激。在莱因兰地区的开明贵族中间，没有反犹情绪并非完全不可能。海
涅和赫斯的证言却很难让这种说法站住脚。就算威斯特法伦一家完全没
有受反犹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面对这种事情时做出的反应也似乎过于
强烈了。这显然是个痛苦的敏感领域。似乎很清楚的是，马克思是个有
着坚强的意志和行动果断的人，他决定一劳永逸地从自己的心中消除这
种怀疑、不安和自我追问的根源，而波尔纳、海涅、拉萨尔等许多人，
包括改革派犹太教的创始人和——直到他用犹太复国主义的想法解决了
这个问题之前——第一位德国共产主义者摩西·赫斯（他的出身和思想
形成与马克思本人相似），都曾被这件事所烦恼。
马克思轻率地把这个问题一脚踢开，他决定不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
问题看待。假如他没有真诚地远离犹太教，他无疑会发现更难以做到这
一点。但是他也面对年轻的狄斯累利遇到过的困难：他不但想描述社
会，他还要改造它。他要留名青史。他是一名战士，他希望摧毁他认为
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当时的德国，在受到法国的羞辱——不仅有拿破
仑的统治，而且在过去二百年里从未间断过——之后，比英国、荷兰、
意大利甚至法国有着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马克思出生之前，极端
的德国沙文主义就采取了病态的反犹主义形式。就像德国其他地方一
样，它也出现在莱因兰。反犹情绪并不局限于宗教上的不宽容。在阿恩
特、雅恩、格雷斯和费希特强有力的宣传下，这种情绪变成了公开的种
族主义。拉萨尔曾经说过，如果他不是生为犹太人，他十有八九也会成
为一名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有社会野心、时常表现出让人不堪
忍受的卖弄和虚荣的拉萨尔，作为一个德国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组织者
成就非凡，他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在人格上的这种完全的诚实无欺。这使
他能够对德国工人发挥一种其他人再也难以产生的道德影响。……
“Juedischer Selbsthass”（“犹太人的自我仇恨”，它同自我批判或现
实主义的分析相反）这种说法，恰恰是由一个德国的犹太作家泰奥多尔
·莱辛发明的，他把它描述为一种有着海涅的读者所熟知的那些特殊表
现的感情。毕竟在德国有一个犹太人的政党 377 ，虽然很小，而且今天
也被人公正地遗忘了，他们同意希特勒对犹太人性格的评价，声称生为
犹太人是他们自己最大的不幸。犹太人自暴自弃的最强烈的表现形式，
大概可以在一个受到纳粹青睐的犹太作家那儿找到，他就是一度大名鼎
鼎的奥托·威宁格，一个受着犹太人自我仇恨煎熬的人。神经质地歪曲
这个问题的表现，在拉特瑙的日记中也有令人痛苦的证据，他赞赏那些
最终把他杀害的反犹太民族主义者；在西蒙·维尔那些高尚而痛苦的文
章中，以及在一些依然在世的犹太作家——提到他们的名字未免有失厚
道——的作品中，都存在着这种病症。这就是马克思长大成人的早期阶
段的气氛。不过，同一些与往往会伴随其终身的心病做斗争的人相比，
马克思有着更强韧的性格。改宗的犹太知识分子，仍然在种族上被其国
民视为犹太人，只要民族主义依然是他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在政治上就
别指望有所做为。必须消灭这个问题。不管是否出于自觉，马克思终其
一生都低估了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民族主义——这种幻觉使他的门徒在
二十世纪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做出了错误的分析，他们中的许
多人为此付出了性命，它也导致了对我们这个时代历史进程的许多错误
的诊断和预测。尽管马克思有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观点，但是他没有正确
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和性质，低估了它的作用，正像他低估了作为社会
中一个独立因素的宗教的力量一样。这是他的伟大体系中的主要弱点之
一。
我们再次看到了为逃避不堪忍受的现实所做的努力。狄斯累利在面
对类似的困境时，让自己认同于英国的地主贵族和绅士，他向那些乡绅
和大地主施展魔法，直到他们接受了他的变形记。就像他一样，马克思
也穿上一件制服，这使他能够摆脱自己原有的紧身衣，加入并改变一场
运动和一个政党，它们没有他在其中长大成人的那个社会群体的创伤。
简言之，正像全世界都知道的，马克思让自己认同于一股社会力量，没
有财产的工人这一伟大的国际主义阶级，他能够以它的名义吼出自己的
诅咒，他的著作将武装这个阶级，使它取得必然的胜利，因为在他看
来，这种胜利是由他真心相信的东西所承诺的：行动的理性、建立一个
和谐、合理的有机社会、结束使人类的言行受到扭曲的自我毁灭的斗争
——一句话，它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中的个人——没有技
能的工厂工人、矿工或无土地的劳动者——没有什么亲切感，就像狄斯
累利对英国上层阶级的核心人物一样。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只是狄斯累
利和马克思各自选中的研究对象；它是他们的臣属，是他们放置盟约的
柜子；他们使自己成为它的诗人、它的牧师，尽管马克思声称有科学家
的身份；然而他们仍然是处在这个群体之外的观察家、分析家、鼓动
家、盟友、赞美者和领袖，但他们不是它的成员，不是它的血亲。
在马克思那儿，无产阶级始终是个抽象的范畴。马克思了解贫困，
他知道屈辱的滋味；他准确地把握住了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现代工业化
的动力，看透了它的伪装和虚饰，在这一点上他前无古人。他用因为义
愤和仇恨而犀利无比的眼光，和一定的智力及预见力，看清了他那个时
代资本家的思想和活动，不管是在总体上还是具体的事例上，对于充分
发达的工业社会，过去还从来没有得出过这样的认识。但是，当他谈论
无产阶级时，他所谈论的并不是真实的工人，而是抽象的人类，有时甚
至仅仅是义愤填膺的他本人。当他否认各阶级之间可以做到休战或妥协
时，当他向相互理解的呼吁发出谴责，并预言后来者一定居上，今天趾
高气扬当老爷的敌人在革命之日到来时必将被彻底粉碎时，他所说出的
似乎是一群贱民数百年来受到的压迫，而不是那个最近崛起的阶级受到
的压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政府、法官和警察——是无归宿的世界
主义者、革命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迫害者，而后者则是受屈辱的人类的复
仇者。正是这些观点，赋予了他的话以激情和现实性，也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他的话深深打动了那些和他一样的人：一个遍布世界的知识分子
群体中的疏离者；资产阶级或贵族的反叛子弟，被他们自己的阶级所支
持的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和丑陋现象所激怒的人。马克思过去是向这
些人说话，现在仍在向他们说话，他虽然表面上是以工业化国家的工厂
里的操作工的名义向全人类发言，但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直接的作用。马
克思的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本人做了特殊说明之后才被构
建起来的一个阶级。它在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作用，类似于它的对立面
——《科宁斯贝》、《坦科瑞德》、《康塔利尼·佛拉芒》中的种族精
英——在狄斯累利那儿所起的作用。那是作者的声音，是一群被理想化
的人，他让自己认同于这个群体和它的不幸；是使他可以向目标开火的
阵地。这个体现着作者观点的阶级，不管谈到过多少它的具体内容，仍
然是理想化的。
让我重复一下我的论点。当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说话时，尤其是当他
断言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所以不可能取得调和，从
而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和人类的）历史时；当他坚持说没有共同的基
础，因此不可能通过诉诸共同的正义原则、共同的理性、共同的幸福愿
望——因为这纯属子虚乌有的东西——使人类化敌为友时；同样，当他
谴责求助于资产阶级的人性或责任感不过是受害者病态的幻觉时；当他
宣布发动根除资本主义的战争，预言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历史本身、是人
类理性对人类非理性的必然裁决时——当他说出所有这一切时（他确实
是说出这些话的第一人，因为清教徒和雅各宾党人至少从理论上同意劝
说和协商的可能性），人们不禁会认为，这些话是出自一个高傲而好战
的贱民之口，与其说他是无产阶级的朋友，不如说他是长期受屈辱的种
族中的一员。《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还有《资本论》
中的那些论战篇章，都是这样一个人的著作，他向统治体制挥动着拳
头，以古代希伯来先知的方式，代表选民发话，他宣布了资本主义的重
负、这种邪恶的制度的厄运，以及那些看不见历史的过程和目标、从而
必然自我毁灭和消亡的人将会受到的惩罚。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理想化，
尽管他本人宣称反对这种虚构。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着一种理想化的个
人形象，他渴望让自己认同于一个没有经受过他那些特殊伤害的群体。
这里我不想讨论马克思对工业社会和工业文化的分析的正确性。我
只想谈谈他这种分析在他本人的人格和困境中的心理根源。他的形象转
换是从一个激进的记者的角色变成了一群同他本人的处境相去甚远的人
的组织者和领袖，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他需要它，因为他是个局外人，
因为在一个对社会和民族身份有强烈意识的社会里，他的资格令人生
疑。他改宗基督教给他带来的，就像谢里丹的《少女的监护人》（The
Deunna）一剧中的路易莎所说的，是“《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
378 （狄斯累利也曾把这句妙语用于自己），因此他需要找到一个可靠
的立足之地，他可以从这里投出他的长矛，组织他的势力。马克思在其
一生确实会见过一些无产阶级的成员，但数量并不很多，而且他从未同
他们变得十分亲密。他向他们布道；他告诉他们应当去做什么；他感动
过英国的工会领袖；他领导着第一国际，但是他的朋友，那些能和他交
谈的人，都是和他本人一样的déclassés（没有阶级归属的人）：恩格
斯、弗莱利格拉特和海涅。尤其是海涅，因为他的祖先、他的社会观和
个人观，都与马克思很相似；他们对自己的出身都怀有不堪忍受的烦
恼，他们没有像狄斯累利那样，把这种烦恼变成一种夸张的傲慢，而是
视为一个令人心烦的事实（其他一些有才华而又极敏感的人也是如此，
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主角，也受到类似的祖先问题
的困扰）。不相信种族、传统、民族性和宗教的至关重要，更不希望用
它们创造一个偶像，是一回事；强烈否认它们的内在重要性，（不顾一
切地）把它们贬低成在历史中没有独立作用的上层建筑或副产品——随
着经济基础的必然变化，它们会像噩梦和不理性的幻想一样消失，聪明
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则是另一回事。
我并不认为狄斯累利或马克思说过的话全是假话或者暧昧不清。不
错，我确实认为，狄斯累利的社会和历史观中贯穿着一些奇思怪想，它
们是反常的，有时是荒谬的、极为反动的和危险的。我也确实认为，马
克思过于轻视非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了。但这并不是本文的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