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十二节中有关人们的“自然本能或先天知识，把信念安放在他.9
乎也不关心贫困和苦难问题，反对破坏工厂，因为这是故意破坏人们的
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如果有人谴责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革命恐怖，诅咒
雅各宾党人——马克思将其视为自己的先驱，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列
宁——是暴君和空想家，他是没有资格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索雷尔谴
责道德感情不纯洁、出自受资产阶级毒害的动机的行动。他说：“贫穷
的知识分子很乐意看到富商被送上断头台，他们这种强烈的妒嫉是一种
恶劣的感情，它至少不是社会主义的感情。”
404 他只关心维持英雄主义
的生命力、勇气和强健，如果胜利使胜利者失去敌人，这些东西也会消
失的。
索雷尔清楚自己的立场很古怪，他在揭露其同盟的弱点和混乱中体
验着一种恶作剧的快感。他宣布，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
就会死亡。他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影响任何活跃的社会或政治团体。他一
直忠于自己的誓言：做个孤独和独立的人，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如果说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和他相似的人，那就是维也纳的评论家和记者卡尔
·克劳斯了，他也关心着道德观念，关心着生命和文学风格的维持。 405
甚至赞赏活力、风格、拿破仑品质、“生命力”的萧伯纳，也比考茨基、
普列汉诺夫、马克斯·阿德勒、西德尼·韦伯这类博学的理论家和欧洲社
会主义的另一些大人物更类似于索雷尔。在他看来，后面这些人代表着
他深恶痛绝的一切——枯燥乏味、小聪明、当今的诡辩派；他们是把每
一次生命冲动都变成抽象公式、变成乌托邦蓝图和学究垃圾的学者和注
释家。他对他们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而他们的回报则是对他完全置之
不理。
饶勒斯把索雷尔称为工团主义的形而上学家。事实上索雷尔相信，
人类的每一颗灵魂中都隐藏着形而上学的余烬。如果有人能让它死灰复
燃，它就会变成一场熊熊大火，把中庸之道、陈规陋习、懦弱表现、机
会主义以及同阶级敌人的腐败交易烧个精光。只有解放生产者，即工
人，尤其是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才能拯救社会。工团主义的奠基人
是正确的：必须保护工人不受专家、意识形态宣传者和教授的支配——
柏拉图的邪恶理想中的知识精英，即巴枯宁所说的（他心里想到的是马
克思）“书呆子治国”（pedantcracy）。索雷尔问道：“你能想像还有什么
事情比教授的统治更可怕吗？”
406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往往
倾向于变成无根的知识分子或没有祖国的犹太人——没有家园，没有自
己的人，“没有祖先的坟墓需要保护，没有遗迹需要守卫以防野蛮人的
破坏”。 407
这当然是极右派的粗暴言论：德·迈斯特、卡莱尔、德国民族主义
者、法国反德雷福斯派、反犹太的沙文主义者的言论，莫拉和巴雷斯、
德鲁蒙和戴鲁莱德的言论。然而有时这也是傅立叶和卡贝、蒲鲁东和巴
枯宁的言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在许多国家的
真正盟友，以及苏联和东欧那些猛烈抨击批判的知识分子和没有根基的
世界主义者的人，也都说过这种言论。同这种思想和言论风格最为接近
的，莫过于所谓的左翼纳粹——格雷格尔·斯特拉瑟及其在希特勒时代
初期的追随者，还有法国的德阿和拉罗谢尔等人。
这是欧洲激进主义传统中一种反智的、反启蒙的潮流，它有时同民
粹主义、民族主义或新的中世纪主义结合在一起，其源头可追溯至卢
梭、赫尔德和费希特，它进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反犹太的和其他反自由
主义的运动，创造出一些怪异的混合物，有时公开反对各种不同的社会
主义和革命思潮，有时又同它们结成不稳定的同盟。陷入对民主和资产
阶级共和国，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理性主义观念和自由主义价值的仇恨不
能自拔的索雷尔，最初是间接地、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则更为强烈和公
开地培养着这种思潮，直到1910年造成了他同左派盟友的决裂。
他所受到的虔诚的教育，他在传统的、过时的法国外省生活中的深
厚根基，他未曾明言但有深刻体验的爱国主义，无疑都起着作用：终其
一生，他对传统法国社会的道德堕落和解体忧心忡忡，这也强化了他对
那些在他看来越过了西方传统文化限制的人的根本的反感和敌视。他的
反智主义和反犹主义，与蒲鲁东及巴雷斯有着同样的根源。不过柏格森
的哲学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索雷尔和他的朋友贝玑一起去聆听柏格森
的讲座，并且和贝玑一样，受到了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正是从柏格森那儿，他得出了从一个世纪前仇法的德国浪漫派那儿
同样可以发现的认识：与个人和社会中非理性的以及无意识的力量相
比，理性是个很脆弱的工具。柏格森关于不可分析的élan vital（生命冲
动）的学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内在的力量是不能用理性来理
解或表述的，它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冲向空洞而不可知的未来，并且塑
造着生物的成长和人类的活动。不是理论知识，而是行动，只有行动，
能够使人理解现实。行动不是达到预先决定的目标的手段，它是它自身
的决策者和铺路人。假如预测成为可能，就会使行动遭到扼杀。我们对
自己的处境有一种内在的感觉，它和外在的观点，即从事分类、建立明
确结构的冷静思考，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同它是无法调和的。理智的作
用是冻结和歪曲。人们不能用静止来解释运动，用空间来解释时间，用
机械模式来解释创造性过程，也不能用停滞和僵死的东西解释活着的东
西——这是被柏格森复活并发展的一种陈旧的浪漫主义教条。现实必须
用直觉、用形象的手段去把握，就像艺术家理解的那样，而不能用概念
或论证或笛卡尔的推理去把握。这就是培育索雷尔著名的社会神话理论
——只有它可以使生命变成社会运动——的土壤。
这种神话理论可能还有另一个来源——同柏格森截然对立的现代社
会学奠基人埃米尔·涂尔干的教导。他是个理性而刻板的实证主义者，
他和孔德一样认为，只有科学能回答我们的问题；科学做不到的事情，
别的方法也做不到；他毫不动摇地反对柏格森深刻的反理性主义。涂尔
干成了第三共和国的主要意识形态宣传家，他教导人们说，社会成员之
间如果没有高度的团结，社会是不可能维持稳定的。而这种团结又取决
于同适当的礼节和仪式联系在一起的主导性社会神话的流行。宗教在过
去一直是自然地表达着这种团结意识的最强大的形式。在涂尔干看来，
神话并不是有关现实的错误信念。它们不是与所有事情都有关的信念，
而是对某种事物的信念——对来自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中重大转折事件
的信念，对共同的传统和共同语言中共同符号的信念，尤其是对被宗教
和历史神圣化了的符号的信念。神话的功能是凝聚社会，创造一个受规
则和习惯支配的结构，没有它们，个人就会痛苦地感到孤独，就会感到
焦虑，就会觉得若有所失；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法纪的废弛和社会混乱。
对于涂尔干，神话说到底是对一种准生物的需要做出的功利的、自发和
自然的（假如不是伪发明的）反应。他把自己对神话功能的说明，当做
一个柏克式的经验发现，即它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索雷尔憎恶
功利主义，特别是谨慎的共和主义学究对社会和平与凝聚力的追求，把
它们视为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利益试图扑灭阶级战争的努力。
在索雷尔看来，神话的功能不是稳定，而是引导活力和激发行动。
它们发挥这种作用，是因为它们体现着一种生命运动的动态观点，它们
由于不理性而更加强大，所以并不接受大学里那些聪明人的批判和驳
斥。神话是由各种形象组成的，它们都有“温暖人心的色彩”
408 ，它们
对人的感染力，不是像理性那样，也不像自觉的教育或上司的命令，而
是像灵魂中的酵母，它创造着热情，激励着行动，而且如果需要的话，
引起骚乱。神话不需要具备历史的真实性；它们引领我们的情怀，调动
我们的意志，赋予我们的所作所为以目的；最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乌托
邦。自柏拉图以来，乌托邦都是在描述不可能的事情，是远离现实、逃
避具体问题、躲进理论和抽象观念中的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幻想。而索雷
尔的神话，通过向人们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自我观，是改变真正的事
实之间的关系的方法：正如皈依新信仰的人，会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
界及其器物一样。乌托邦是“智力的产物；它是理论家的作品，他们在
观察和讨论事实之后，力求建立一个据以衡量现存社会的模式……它是
一个可以被拆解的建构”。 409 它的部件可以取下来，装到别的结构中去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人为的东西。但是神话是
利用想像力即刻把握到的整体，它们实际上是以形象的方式表达的政治
抱负，强烈的情怀“使其温暖人心”。它们揭示单凭文字无法揭示的、过
去认识不到的、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潜力，从而促使人们齐心协力去实
现它们。这种努力本身，在一个无止境的动态过程、一种扶摇向上的运
动中，孕育着新的活力、新的努力和威武气概，他称之为“给直接行动
的愿望赋予了现实的方面”
410 。
索雷尔认为，基督教徒有关来世近在眼前的观点，就是这样一种神
话——在它的引导下，人们接受了殉道的精神。加尔文教派相信基督教
的复兴，就是一种新的秩序观，它不是现世的，但它在信徒中却成功地
引发了反抗世俗人道主义的运动。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使法国外省城镇
的公民聚会充满热情，它的生命力来自一种模糊但令人激动的形象，一
种能使人表现忠诚和激发特殊行动的形象。然而它是一种神话，除了表
现为一首赞歌、一面旗帜外，它不能被改写成一个具体的纲领、一组明
确的目标。“当群众起来时，就会有一种形象形成，它就构成一个社会
神话。”
411 这就是意大利复兴运动向马志尼的追随者呈现出的面貌。利
用神话，社会主义可以被转化成一首社会诗篇，它能够用行动来谱写，
但不能用文字、不能用仅仅为了让人理解的论文来表达。1792年法国的
革命军队受到一个神话的激励，所以它获胜了。保皇党缺少这种神话，
所以他们失败了。希腊人在一个充满神话的世界里生活并繁荣昌盛，直
到他们先被诡辩家然后又被无根的东方世界主义者所败坏，这些人大量
拥入希腊并毁灭了她。这同现状的类比关系是再清楚不过了。
索雷尔的神话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与实
践相统一的理性主义学说比起来，它同卢瓦齐或提勒尔的现代派心理主
义、威廉·詹姆士的意志学说以及费英格的“‘仿佛’哲学”（philosophy
of‘as if’）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人民”的概念，“民族”（folk）——善
良、简朴、诚实，但尚未苏醒，就像不管是激进的还是反动的民粹派所
理解的那样——的概念，以及民族主义思想中那个同其腐败或怯懦的代
表——巴雷斯所说的“la terre et les morts”（土地与亡灵）——相反的永
恒的“真正民族”的概念——这些就是索雷尔的神话，而不是涂尔干的神
话。毫无同情心的批评者也许会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概念
也是如此，如无产阶级真实的、以辩证方式理解的利益，是同它的现实
的“经验主义”愿望相反的；甚至还有无阶级社会这个概念，假如它的轮
廓一直模糊不清的话。神话的功能就是创造“一种英雄主义的心理状
态”。索雷尔坚持它的非理性性质，这也许就是列宁说过三言两语之后
便对他置之不理的原因。
工人的神话是什么呢？什么东西可以把他们提升到一种英雄伟业的
境界，使他们超越其单调生活的平淡常规呢？索雷尔相信，它是已经在
鼓舞着法国工团主义活动家——他们在费尔南德·佩罗蒂埃那儿找到了
自己的领袖，他正确地使他们摆脱了民主政治的玷污——的东西，即总
罢工的神话。切不可把工团主义的总罢工与通常的产业或“政治”罢工相
混淆，后者仅仅是一种从主子那儿争取更好条件或更高工资的努力，它
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个有产者和工资奴隶所共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工
团主义总罢工的神话是彻底推翻只计算盈亏，把人及其能力当成商品，
当成官僚操纵的物质的整个邪恶世界的号召。这是个有着虚幻的共识和
社会和谐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专家的世界，不管他们给什么
样的主子服务，他们都把人当成统计学的对象，当成顺从的“人力资
源”，忘记了在这些统计数字背后有活着的人，更重要的不是他们平常
的人类需要——在索雷尔看来这算不上什么——而在于他们是自由的道
德主体，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共同抵抗、创造和塑造这个世界。
索雷尔的敌人并非始终如一：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敌人是民族主
义煽动家，他们执拗地发出雅各宾式的叛逆呐喊，充满幻想地寻找着恶
棍，恶毒地教唆暴民去反对犹太人。 412 他们失败之后，胜利者——知
识分子的“反教会”，由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学术暴君所领导的
不宽容、不人道、共和主义的“政治学究”党——日益成为他发泄愤怒的
主要对象。总罢工是不断提升的好战精神和“暴力”的极致，这时的工人
通过集中了集体意志的行动，步调一致地离开他们的工厂和车间，然后
万众一心奋起一击，让那个该死的制度，那个使他们陷进涂尔干或孔德
的囚室和等级制之中、完全丧失人类本性的制度，遭到总体的、粉碎性
的、永久的、“拿破仑式的”失败。这就是人类的伟大起义，光明之子反
抗黑暗之子，自由战士反抗商人、知识分子和政客——资本主义世界那
群可悲的主子、平民中的得志者、被人收买和接纳到等级制中的人、专
业人员和社会计划人员、右翼或左翼中的权力和地位的追逐者、鼓吹以
贪婪和竞争为基础或以合理组织的压迫为基础的社会的人——的起义。
索雷尔真相信这种最后的解放行动能够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发生
吗？他真的期待工人会相信这种事吗？这不好说。他对1904年在比利时
为确保具体的让步而爆发的总罢工（在他最相信工团主义的时期），尤
其是1905年流产的俄国革命，没有说过任何好话。在他看来，这是贝玑
的神话退化成了纯政治。此外，假如他相信敌人被削弱，生产者阶级也
会如此，那么全面的胜利就会导致冲突的消失，于是便不会再有努力和
创造了吗？然而，没有神话，发动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不可能
的。通过经验论证对总罢工的可能性或可取性所做的否定是不相干的。
人们不免要怀疑，这不是作为一种行动理论，更不是作为一个要在现实
世界中加以落实的计划而提出来的。
工人的武器就是暴力。虽然暴力出现在索雷尔最著名的著作（他曾
以讥讽的语气称其为“我的标准著作”
413 ）的题目中，但是他从未说清
楚它的性质。阶级冲突是社会的正常状态，剥削者不断用武力来镇压生
产者，即工人。武力未必存在于公开的强制中，而是存在于以制度手段
进行的控制和压迫之中；这种制度无论是不是出自设计，它实际上正像
马克思及其弟子表明的那样，加强了有产阶级的权力。必须反抗这种压
力。用武力反抗武力，有可能像雅各宾党人的革命那样，导致用一具枷
锁取代另一具枷锁，用新的主子替换旧的主子。布朗基主义的暴动只能
导致国家的强制——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仅仅是它的代表的专政，他们
不过是资本家专政的继承人。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很容易变成压迫人的暴
君：这是索雷尔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的观点。加缪在同萨特论战时又使
它复活。武力的本来含义就是镇压，而反对武力的暴力的含义则是解
放。工人只有让资本家心存恐惧，才能打破他们的权力，打破用来对付
工人的武力。
其实这就是无产阶级暴力的功能：不是进犯，而是抵抗。暴力就是
打碎锁链，是新生的前奏。不用暴力，或许有可能为工人、穷人、受压
迫者保障更合理的生活，更好的物质条件，更高的生活、安全甚至正义
的标准。但是生活的更新，青春活力的恢复，创造力的解放，向荷马时
代的简朴生活、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精神和《旧约》中的崇高境界的回
归，向高乃依的英雄、克伦威尔的铁甲军、法国革命军队的回归，是不
能没有暴力这件自由的武器而只用劝说就能获得的。
如何能够把暴力的使用与武力的使用区分开，他也从来没有说清
楚。它仅仅被设想为和平谈判之外的惟一选择，而这种谈判是以工人和
雇主有着共同的利益为前提，因而否定了阶级战争的现实。马克思也说
过，为了清除无产阶级从旧世界染上的尘埃，使他们适应一个新的世
界，革命是必要的。赫尔岑也谈到过涤荡一切的革命风暴。蒲鲁东和巴
枯宁都有这类启示录式的言论。甚至考茨基也曾宣布，革命把人们从低
贱的状态提升到一种更高的人生观。革命的理念让索雷尔着迷。对于
他，相信革命暴力，痛恨武力，首先就要求工人进行严格的自我隔离。
索雷尔热情地赞成组织bourses de travail（劳工联合会）的工团主义者，
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同意与阶级敌人在任何程度上展开合作，都是他们
自己这一方的损失。有关负责的、人道的雇主和通情达理、热爱和平的
工人的言论，都令他作呕。分享利润、由厂主和普通人组成工厂委员
会、承认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对于这项事业是致命的。在总体战中，
容不下天下一家的想法。
暴力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意义？它是否意味着占领工厂、夺取权力、
从肉体上消灭警察和有产阶级的其他帮凶，搞得血流成河？索雷尔始终
语焉不详。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某个时刻同饶勒斯（当时索雷尔仍对他抱
有好感）一起进军的工人的行动，是他提到的正确运用无产阶级暴力的
极少数事例之一。增强好战精神但不会在工人内部导致权力结构形成的
任何事情，都得到他的赞成。暴力和武力的区别，似乎完全取决于它的
作用和动机的性质。武力给人带上锁链，暴力打碎锁链。武力，不管是
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奴役人；暴力，永远是公开的，带来自由。这是道
德的和形而上学的概念，不是经验的概念。索雷尔是个道德至上论者，
他的价值根植于一个最古老的人类传统之中。卢梭、费希特、蒲鲁东、
福楼拜，是索雷尔最信任的现代先驱；作为理性化的破坏者、阶级战争
和无产阶级革命鼓吹者的马克思，也可算在他们中间；但是作为社会科
学家、历史决定论者、政治运动纲领的作者的马克思，则不是。
四
这种神话理论及其推理，这种对人类思想和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的
强调，是现代科学运动的一个后果，是把科学范畴和方法运用于人类行
为的一个结果。直到十九世纪很晚近的时期，一直决定着社会和政治哲
学家之中心思想的那些相对简单的人性模式，逐渐被一幅日趋复杂和不
稳定的图画覆盖了，它是由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一些关于行为起
源的令人不安的新假说。各种理论的兴起——根据这些理论，人是由非
理性因素决定的，其中一些因素以极为误导的方式反映在人的意识中
——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实际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及其原因和条件（只有
科学研究能够揭示它们，它们严格地限制着自由意志的范围，甚至会使
它完全消失）。这种自然主义立场造成的结果是，它减少了自觉理性的
作用，行动者一直错误地以为（在别人看来也是），他们自己的动机就
是来自这种自觉的理性。这也许是导致古典政治学衰落的决定性原因，
这种古典理论假设，在各种可能性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由选择的
人，其动机是他们自己和别人都可以理解的，并且就此而言，是可以用
探寻其决定的理性论证得到证实的。戳穿“伪装”，通过探索隐蔽的因素
——心理的、经济的、人类学的——的真实作用深入到它们内部，使较
为简单的人性模式（从霍布斯到J.S.穆勒的政治学说都是根据这种模式
进行阐述的）发生了变化，也使重点从政治学的论证转移到了更为决定
论的描述性学科，这始于托克维尔、泰纳和马克思，并得到了韦伯、涂
尔干、勒庞、塔尔德、帕累托和弗洛伊德及其今天的弟子的继承。
索雷尔虽然拒斥决定论，但是他的神话理论也属于这个发展过程。
他的社会心理学，是马克思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詹姆士的心理学
的一个奇特混合体，不管人们是否了解，一旦他们认识到自己是由阶级
冲突（他把这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塑造的，他们就能够利用在恰当的神
话鼓励下得到强化的意志，自由地发展他们本性中创造性的一面，其前
提是他们不仅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以集体的方式，作为一个阶级采取
行动。即使是天才的个人——特别是艺术家——也不可能完全作为个人
采取行动，尽管他能够以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反抗社会条件，从事
创造。在他看来，对于这个晦暗的过程，詹姆士、克罗齐和勒南，似乎
比社会环境决定论者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但是，索雷尔并不是个很有条
理的思想家。他毕生绝望地追寻着一个阶级或团体，它能够把人类至少
是把法国从平庸和衰败中拯救出来，他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准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历史就是一出戏，其主角是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阶
级，他认为这种理论有着客观的正确性。
五
索雷尔的学说对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他在杂志上写
文章，同拉加戴尔、德莱塞尔和贝玑合作，为佩罗蒂埃提供住所，同巴
黎喜欢他的人们交谈，向他们发表演说。但是当有人问格里福勒，佩罗
蒂埃以来工团主义者中最有力的人物，是否读过索雷尔时，他却答
道：“我读过大仲马。”
414 在另一些人中间，索雷尔本人也正是他自己
最厌恶的那种人——他太知识分子气，思想太复杂，离工人的现实生活
太远。他寻找着《圣经》式或荷马式有史诗精神的英雄，他不断陷入失
望。在德雷福斯案件期间，他谴责反德雷福斯派，在他看来他们似乎是
在支持谎言、非正义和无耻的煽动。但是在德雷福斯派获胜后，他又厌
恶那些卑鄙的政治花招、犬儒主义者和人民之友的虚饰。饶勒斯的人道
精神和滔滔辩才，在他看来不过是为自己谋利的煽动术，是民主制的哗
众取宠，是蒙蔽工人眼睛的尘埃，比左拉的自吹自擂、法朗士的白银时
代或工人的假朋友的背信弃义强不到哪里去，其中最坏的家伙就是阿里
斯蒂德·布里安，他一度是总罢工的热情的支持者。
他继续住在宁静的塞纳河畔布洛涅。在十年的时间里，直到1912
年，他一直乘坐有轨电车去听柏格森的课，在星期四参加贝玑的《半月
备忘》杂志社里由他主导的聚会。他在那儿大量散发自己有关政治、经
济、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艺术和文学的小册子，把他的门徒搞得一
头雾水。他引用众多互不相关的读物，但是他在自己的听众的记忆中留
下的，只有他那些尖刻的谬论。贝玑恭敬地聆听着“索老”（le père
Sorel）的话，但是当索雷尔因为工团主义者和全体工人一起陷入了社会
民主主义的泥潭而感到失望，开始寻找新的无畏勇士以对抗政治的污
浊，过于猛烈地谴责激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间的犹太人时，他
也变得不能忍受了。索雷尔的反犹主义变得更加公开和恶毒，并且不友
好地转向朱利安·本达（一个柏格森和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强烈批评
者，不过贝玑对他极为赞赏），终于成了保皇派、莫拉领导的沙文主义
者和巴雷斯周围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的盟友，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些人
是独立的和好战的，没有受到共和主义枯萎病的传染，这对于贝玑来说
太能说明问题了，他要求索雷尔再也不要回来。索雷尔深受伤害。他喜
欢交谈胜过喜欢写作。有才华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听众是他所必需的。他
开始经常光顾一个谦卑的追随者的书店，像过去一样高谈阔论。
和所谓“蒲鲁东团伙”中的反动分子的调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1912年，索雷尔赞美当时还是个浮夸的社会主义好战分子的墨索里尼，
把他称为终有一天“会用自己的剑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的condottier（雇佣
兵队长）。 415 1914年，他一度又找回了自我。战争爆发时他感到被人
遗弃了；柏格森、贝玑和莫拉，甚至赫维，全都致力于保卫共和国。在
战争期间他意气消沉。他和在他看来具有批判和独立精神的克罗齐通
信。他还告诉友人阿累维说，这场战争不过是英美金融界和德国总参谋
部之间的一场厮杀。他好像不十分在乎哪一伙人会获胜。
战后，他在给克罗齐的信中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不过也许是
受到了帕累托的影响，他宣称墨索里尼是个“政治天才”。 416 列宁更令
他异常亢奋。他认为列宁是一个勇敢的和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振兴者，
是马克思以来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他把俄罗斯群众提升到了充满
革命热情的史诗高度。列宁是彼得大帝或罗伯斯庇尔，托洛茨基是圣鞠
斯特；他们的苏维埃观念，在他看来是纯粹的工团主义：他按其表面价
值接受它，他对1920年墨索里尼痛斥“国家的一切形式和化身，昨天、
今天和明天的所有国家”的做法 417 ，大概也是这样理解的。他宣布，布
尔什维克党不断加剧的恐怖，同它打算镇压的武力相比，害处要小一
些；而且无论如何，这很可能是它的犹太成员的过错。……
他说，把国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就像“自己跳进水里以免
被雨水打湿的格里鲍依勒”
418 一样。他对墨索里尼还是很有好感，但是
他对列宁更加赞赏，还为列宁写了一首热情的赞美诗。这时已经没有几
个人听他说话了；他生活在孤独和贫困之中——他把太多的私产投在了
沙皇和奥地利的债券上。在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几周前，他默默无闻
地离开人世。据说，他最后的话是“拿破仑……”。
在他暮年的两位英雄中，列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墨索里尼在寻
找杰出知识分子时，宣布他是个精神之父。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在索雷尔
的著作中发现了有用的弹药：嘲笑自由民主，强烈的反智主义，诉诸非
理性因素的力量，鼓吹行动至上以及单纯的暴力和冲突，所有这些都很
合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口味。 419 和蒲鲁东相比，索雷尔并不更像是一个
法西斯主义者，但是他对行动、荣誉和挑衅行为的赞美，他对民主和平
等的深恶痛绝，他对自由派和犹太人的蔑视，所有这一切都和蒲鲁东品
牌的社会主义一样，同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语言和思想并非
没有关系。甚至他亲密的追随者也不会看不到这个事实（其中一些人还
受到它的影响）。他的观点同浪漫派布尔什维克主义左翼和法西斯主义
的共同特征在意识形态上的关系，实在是太明显了。他在最后出版的文
集中满怀希望地写道：“‘让知识分子见鬼去吧’！这句口号，往往被归到
布尔什维克头上，然而它有可能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号
令。”
420
在这一点上，人们也许禁不住要向索雷尔说一声“再见”了：他不过
是个议会民主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托洛茨基曾称之为“康德式的
——贵格派教徒的——自由主义的——素食主义者的废话”——的种种
罪恶的深刻而严厉的批判者；他是一个以意大利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为主
要读者的作家，而且已经被帕累托、莫斯卡和米歇尔斯所超过；他是克
罗齐的朋友，对墨索里尼也有过一点儿影响；他是左翼和右翼中一小撮
激进分子中的煽动家，一个安静地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浩繁卷册中快
要被人遗忘的极端分子。但是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阴魂依然不散。
六
索雷尔和尼采一样，宣扬需要一种新的创造者的文明，即现在所说
的对抗文化或另一种社会。十九世纪进步的左派相信科学，相信对自
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理性控制，他们以此为基础抨击传统、偏见、教
权主义、保守派或民族主义者的神话，抨击无法用理性论证加以捍卫的
一切——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获胜了。据说，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这个
技术官僚主导的后工业社会，是由一些利用娴熟的科学专家、理性的计
划者和技术官僚的人进行统治的。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显然大势已去的
趋同论，总是在告诉我们，“铁幕”两边的社会，在一切基本的方面都受
着相同力量的制约，不管其成员享有的个人自由有什么本质的或程度上
的不同。
这就是建立在对计划和专家的尊重之上的秩序，真正的或冒牌的民
主制度，令索雷尔深感恐惧和深恶痛绝的秩序。一个没有自己真正的道
德价值的消费者的社会，在越来越富足的条件下沉湎于庸俗无聊之事，
看不到崇高和道德的壮美，人类生活被官僚用他所说的“狭义的科学”加
以组织，以实证主义方式把伪科学的定理应用于社会——这都是他所厌
恶和痛恨的。谁会起来反叛它？工人没有实现他的期望。他们没有对他
吹响的号角做出反应；他们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物质需要；他们的生活方
式依然令人失望地和小资产阶级差不多，那个阶级终有一天会成为法西
斯主义的主要征募对象，一个被索雷尔看做道德污染之最大来源的阶
级。他是作为一个失望者离开人世的。
但是，假如他今天还活着，激进骚动的浪潮很难不让他感到亢奋。
就像法农、黑豹党人和一些持异见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一样，他相信受侮
辱受压迫的人能够在革命暴力的行动中找回自我，获得自我认同和人的
尊严。虽然索雷尔并不赞成恐怖主义或破坏行为，但是用大胆的挑衅行
动去威胁懦弱的资产阶级（法农的说法是帝国主义主子），是同他的感
情和言辞十分合拍的。格瓦拉或法农对贫困、苦难和不平等的关切，不
处在索雷尔道德视野的中心，但是他们也许能实现他的骄傲的革命理
想，以绝对道德价值为动力的意志的理想。
压制性宽容的观念，认为一个禁止“英雄主义”精神状态的制度的宽
容，其本身就是一种压迫形式的信念，就反映着他的观点。新马克思主
义的辩证法认为，一切制度，甚至一切学说，都是人类实践的僵化了的
形式，因此是这种不停地涌现、不停地创造的实践——一场无止境的革
命——的障碍。就算他理解这种黑格尔式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晦涩用语，
他也许会认为这种辩证法不过是在煽动无政府状态。法兰克福学派和卢
卡奇（他年轻时受到索雷尔的影响）的形而上学，肯定会被他严厉斥责
为学院派书呆子、空想家或江湖骗子们最新的乌托邦和目的论药方。
在英国，反自由主义的批评家——温德姆·刘易斯和T.E.休姆——对
他的思想表现出一定兴趣。T.E.休姆翻译了《对暴力的反思》。他对自
我限制和自律的强调引起他们的共鸣。他和他们一样，痛恨无序、波希
米亚主义和不给自己设置障碍，把这看做自我放纵和衰败的征兆。但
是，被一位德国作家最近描述为富足的再洗礼派教徒的那些人，他们的
反叛也许对他有吸引力。他也许会对他们的性放纵感到不安；贞操对于
他来说是最高的美德；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张扬的作派，他们的吸毒嗜
好，他们放浪形骸的生活，也许会让他愤怒。他也许会谴责他们的新原
始主义和卢梭式的信念：贫穷和粗朴的生活比严格和文明的习惯更接近
于自然，因此也更为真实，道德上更纯洁。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和愚蠢
的，而且一生都向它发出抨击。但是西方社会目前的状态，在他看来也
许恰恰证明了维柯的预言：社会解体是第二次野蛮的前奏，随之而来的
将是一个新的、更有阳刚气质的文明，一个新的起点，人们将重新变得
简朴、虔诚和严肃。野蛮制度并不令他害怕。
他也许有理由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曾经说过，“假如社会主
义陷入不幸，它显然会踏上一条跟基督教新教一样的道路，因为它会在
自己的野蛮行为中冷却下来”， 421 这里的意思是说，它不可停步，必须
不断冲锋——野蛮毕竟是衰败的解毒药。今天，凡是像索雷尔那样摒弃
邪恶社会，赞美早期基督教徒和清教徒的拒绝精神，热切期待着工人成
为斯巴达人而不是雅典人的人，都会本能地相信这一点。仅仅这一点，
就在索雷尔与随和宽厚的、人道主义的饶勒斯之间，造成了一道难以填
平的鸿沟。对当前那些更为冷酷的活跃分子产生吸引力的，也正是他的
这种品质。
但是，他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最强大的惟一关系，是他对意志的
不屈不挠的强调。他相信绝对的道德目标，它独立于任何辩证的或其他
的历史模式；他相信在人们自身所能创造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自由而
自觉的集体意志协调一致的力量，来实现这些目标。这并不是对历史决
定论的一份不可变更的时间表有所意识，而是过去二十年里大多数政治
和文化反叛者的一种情绪。那些加入了革命组织的人，那些放弃它们的
人，其动机往往是出于他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体制的虚伪和不人道
（或是对他们失望地离开的革命政党的类似罪恶）在道德上感到义愤，
而不是出于形而上学的历史阶段论——他们不希望被抛在后面的社会变
迁。他们的反应是道德的而不是理智的，是意志的而不是理性的；这些
人反对现行的制度，是因为它不公正或野蛮，而不是因为它不符合理性
或已经过时。七十多年前，爱德华·伯恩施坦开始相信马克思主义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