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十二节中有关人们的“自然本能或先天知识，把信念安放在他.10
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人生目标，于是宣扬新康德主义者的普遍价值。卡
尔·李卜克内西也是如此，人们不能指责他缺乏革命激情。这更为接近
索雷尔的立场，因此把他跟现代的革命抗议行动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反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否定的。他知
道，即使对理性的信仰是虚幻的，也只能用理性的方法，用知识和有关
自我的知识，以及对历史、心理或社会行为的合理解释，才能够发现和
确定这一点。他并不希望终止发明和技术；他不是勒德分子，他清楚，
砸烂机器只会使无知、匮乏和贫穷永难消除。他也许会同意，现代反叛
者提供的治疗方案是虚幻的，但这不会让他心烦。他并没有建议具体的
经济或社会政策。他就像后拿破仑时代黑格尔的反对者一样，诉诸爱、
团结和社群；到了适当的时候，这可以给右派和左派双方的“超议会”反
对派提供精神食粮。假如法农，或第三世界的好战分子，或激进学生，
不是治病高手，他也许会认为他们就是疾病本身。这正是赫尔岑在谈到
自己和自己那一代虚无主义者时所持的观点。他毕生致力于辨别和区分
出纯洁与污浊、医生与病人，他要找出能够成为社会拯救者的英雄主义
的少数——工人，或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或法西斯分子，或布尔什维克
——这种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他是否会在殖民地人民或美国黑人或学生
中——他们神奇地摆脱了其社会的虚伪价值的玷污——找到他们？我们
不好说。但是，至少他谈到的危险是真实的。近来的种种事件表明，他
对病症的诊断，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已经过时。
他几乎就是他自己强烈否定的那种人：一个异化的知识分子，一个
同行动者无关的孤独的思想家——他同工人没有建立任何联系，从未变
成任何活跃的生产者合作组织的成员。对他来说，创造的标志是雕凿岩
石，是开凿出来的大理石，但是他的产品却只有文字。他内心相信家庭
生活，却有二十五年时间没有家庭。这个行动的鼓吹者，只有在书店
里、在词语供应者和脱离工人及艺术家生活的空谈家中间才感到自在。
他一直是个怪僻的、自我中心的人，是个局外人中的局外人。可以有把
握地说，这是一个他很难逃脱的讽刺。
他没有纪念碑。阿累维告诉我们，在他去世十年后，罗兰·马塞
尔，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给阿累维说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不久前遇
见法西斯意大利的驻法大使，这个人对他讲，他的政府闻听索雷尔的坟
墓已经年久失修。这个法西斯政府要提供经费给这位出众的思想家建一
座纪念碑。不久后苏联大使也代表苏联政府，带着同样的建议来找过
他。阿累维答应跟索雷尔的家人联系。在拖了很久之后，他收到了回
信，信中说，他的家人认为那座坟墓是他们的私事，此外再没有说别的
什么。这让阿累维感到高兴。这是一条干脆的、不客气的最后信息。它
说不定就来自索雷尔本人。
这个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和实用主义策略的预言家，只赞扬绝对价
值和彻底的独立性。他是一个致力于打碎自己那个启蒙时代全部定制中
的神圣教义和信仰的现代的第欧根尼。索雷尔依然值得一读。他撰文进
行评论和反对的世界，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无论他是否像他希望
的那样，是个“严肃、令人敬畏和高贵的人”
422 ，或者像不时表现出来
的那样，是个刚愎自用、教条而执着的人，怀着永远年轻的道德激情
（这种热烈的、不太成熟的强烈感情，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为何会让
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革命者感到亲切），他的思想从每个角落来到我们
中间。它们标志着对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体系内怡然自得这一理性主义理
想的反叛。在这个体系内，所有终极问题都被简化为可以用适当的手段
加以解决的技术问题，让今天的年轻人产生道德反感的，正是这种封闭
世界的景观。第一个用清晰的语言表达这一点的就是索雷尔。他的话依
然具有颠覆力。
民族主义 423
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
一
观念史是个丰富的领域，然而由其性质所定，又是个不明确的领
域，所以，更为精确的学科中的专家，对它自然会持怀疑的态度，然而
它也有让人惊喜和得到回报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这样的发现：我们自己
的文化中一些人们最熟悉的价值，其出现的时间要比人们最初以为的时
间晚很多。在古代或中世纪的世界，正直和诚实不属于得到赞美的品德
之列，实际上很少被人提及，那时人们赞美的是客观真理，是做事正
当，不管是如何做到的。多样性是可取的，整齐划一则是单调、沉闷而
乏味的，是自由扩展的人类精神的镣铐，就像歌德对霍尔巴赫的《自然
的体系》的描述一样，“暗淡无光，死气沉沉”——这种观点与传统的观
点，即真理只有一个，谬误多种多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后一种
观点在十七世纪末以前——不会更早——很少受到挑战。不是作为避免
破坏性冲突的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固有价值的宽容；今天人们所讨
论的自由和人权的观念；天才就是不受束缚的意志对规则的挑战，以及
在任何层面对理性的藐视——所有这些都是出现于十八世纪西方的思想
和情感的巨大变化中的要素，其后果体现在今天生活各领域里十分明显
的对革命的各种反动之中。这是一个我不会直接加以讨论的大题目，我
只打算专注于它的一个角落。
二
各位都知道，史学研究在十九世纪有了巨大的发展。对此有许多解
释：自然科学迅速胜利的发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由此产生的大工业的
兴起，使生活和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新兴的国家、阶级和统治者
的追本溯源；文艺复兴的世俗化和宗教改革导致的历史久远的宗教和社
会制度的解体；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对历史变迁的现象和新生事物给予关
注。激发历史研究，其实是所有起源研究的因素，多得不胜枚举。人们
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事情在不断进步，或至少人类社会的生活是运动和
变化的。难怪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家，都致力于发现支配社会变迁的规
律。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既然已经证明能够解释自
然和外部世界的规律，那么它在人类世界也能履行这一职责。如果这种
规律是能够发现的，它们肯定既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未来。有关人类
未来的预言，一定会从神秘的先知和《圣经》启示录的解释者、从占星
家和浅薄的巫师那儿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严密的科学知识的领域。
这种愿望激励着新的历史哲学家，导致了社会研究的一个全新领
域。新的先知试图断定，他们关于过去和未来的预言有着科学上的正确
性。他们中间有些人所写的很多东西，是铺张而狂放不羁的、有时甚至
是自大狂的想像力的产物，或至少是高度思辨的，不过大体上说，他们
留下的记录要比人们通常想像的更值得尊敬。孔多塞也许过于乐观了，
他预言一门有关人类的综合而系统的自然科学将会得到发展，人类事务
中起因于懒惰、无知和非理性的罪恶、污秽和不幸，也将随之消失。在
1794年身陷囹圄的黑暗中，他描绘了一幅美好而幸福的新世界的绚丽图
画：在理智和道德上获得解放的人们把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组织，形成
了一个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社会，导致了艺术和科学的不断进步，以及永
久和平。这显然过于乐观了，但是，关于数学尤其是统计学技术运用于
社会问题的成效，却是个既有创见又十分重要的预言。
圣西门是个天才，众所周知，他预见到技术专家治国的制度不可避
免的胜利。他谈到科学、金融和工业组织即将来临的联合，在这个受科
学家辅佐的生产者的新世界里，教士的灌输将被一批新的宣传者所取
代，他们是打动人们感情的艺术家、诗人和新的世俗宗教的教士，没有
这种宗教，新的工业世界不可能正常运转。他的弟子奥古斯特·孔德，
呼吁并预言建立一种威权主义的宗教，由它来教育和控制理性的但不是
民主的或自由的社会及其受过科学训练的公民。我很难夸大这种预言的
正确性：技术手段与世俗教士的绝对权威的结合，在我们今天实现得太
成功了。偏见、无知和迷信，以及它们在非理性的和压迫人的法律中，
在经济、政治、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体现，将被这场新的启蒙运动所清
除——持这种信念的人即使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也无损于他们对西欧
发展的新道路的洞察力。边沁和麦考利所预告的，也正是这个理性的、
横扫一切的新秩序的景观，它困扰着穆勒和托克维尔，而卡莱尔和狄斯
累利，罗斯金和梭罗，以及他们之前十九世纪初的早期德国浪漫派，则
对它深恶痛绝。至于傅立叶，他在说了不少废话的同时，也向商业和制
造业的罪恶发出怒吼，说它们是肆无忌惮的经济竞争的产物，这种竞争
会使那些渴望增加自己利润的人任意毁坏或玷污人类的劳动成果；他力
陈对庞大人群的集中控制的增长将导致奴役和异化；他鼓吹结束压迫，
认为有必要以细心的职业指导合理地疏导各种激情、能力和爱好，使它
沿着一个自由的、创造性的方向发展。傅立叶被归入可笑的幻想家之
列，但他这些想法并不荒唐，他所预言的很多事情在今天已经成了老生
常谈。
托克维尔曾不安地预感到民主的平等主义的一律与单调，现在所有
的人，对他为了减轻其后果而开出的药方不管有何想法，都认识到他的
预言不幸是正确的。我也不清楚有谁会否认，不管卡尔·马克思有什么
错误，他表现出了一种独有的预见力，辨认出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些在同
代人看来并非显而易见的作用因素：生产资料集中和统一到私人手中，
工业化的无情推进，当时仍在胚胎期的大工商业的兴起和大发展，以及
由此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冲突不可避免的尖锐化。而且，在揭示政治的与
道德的、哲学的与宗教的、自由的与科学的伪装——它们掩盖着上述冲
突的一些最野蛮的表现及其社会和知识后果——方面，他也并非没有成
功。这是一些主要的先知，还有另一些人。颇有才华但刚愎自用的巴枯
宁，比他的伟大对手马克思更准确地预见到了将会出现被剥夺者的伟大
起义的形势，而且预见到它们更容易发生的地方，不是处在经济进步上
升曲线中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社会，而是这样的国家：那里的大多数人
口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在社会动荡中几乎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即在资本
主义最薄弱的落后农业经济——譬如西班牙和俄国——中，处在令人绝
望的贫困境地的纯朴农民。他说不定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
亚洲和非洲发生巨大社会动荡的原因。我还可以说：诗人海涅在向路易
·菲利普早期统治下的法国人说，他认识到总有一天，他们的德国邻居
将会在历史的记忆和怨恨以及形而上学和道德幻想的共同激励下向他们
发起进攻，并把西方文化的伟大业绩连根拔起：“就像早期的基督教徒
一样，不管是肉体折磨还是肉体快乐，都不能使他们屈服；恐惧和贪婪
都不能束缚住他们”，这些陶醉于意识形态之中的野蛮人，将把欧洲变
成一片荒漠。拉萨尔曾宣扬并且可能预见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今
天的各种人民民主制，不管你把它们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
义，都是马克思在他关于哥达纲领的笔记中彻底谴责过的一种杂种政
体。
大约十年以后，雅可布·布克哈特预言，军事——工业综合体必然
会控制西方衰落的各国；马克斯·韦伯丝毫也不怀疑官僚制度的力量会
不断壮大。涂尔干发出了社会失范之可能性的警告；接下来是扎米亚
京、赫胥黎和奥威尔的梦魇，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一半是讽刺家，
一半是预言家。有些言论仍然属于纯粹的预言，而另一些言论，特别是
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以及海涅所说的那些支配着种族主义者和新异端的
非理性主义者的想像力的野蛮人，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期而至。十
九世纪还产生了其他大量的乌托邦思想和预测，比如自由主义的、社会
主义的、技术统治论的，以及充满着新的中世纪乡愁的，它们渴望着过
去那种基本上是凭空想像的共同体——这些体系中的大多数已被公正地
遗忘了。在这个得到精心论证、有统计学支持的未来学和空想的巨大行
列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空白。有一场支配着欧洲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
的运动，它是这样普遍，这样为人熟知，只有依靠故意的想像，人们才
能够设想一个它不起作用的世界：它有自己的党派和敌人，有它的民主
的、贵族的和君主制的派系，它激励着实干家、艺术家、知识精英和大
众。然而十分奇怪的是，在我所了解的重要思想家中，谁也没有预见到
它会在未来起到更大的支配作用。然而，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
今世界上，它是最强大的运动之一，在某些地区甚至是惟一最强大的运
动；有些没有预见到这一发展的人，为此付出了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
这就是民族主义运动。有影响的思想家，至少据我所知，都没有预见到
它的未来——至少没有一个思想家明确地预言过它。我所知道的惟一例
外，就是被人低估了的摩西·赫斯，1862年，他在《罗马和耶路撒冷》
一书中断言，犹太人肩负着把共产主义和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使
命。但这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布道，而且除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
者外，该书基本上一直无人阅读。
没有必要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今天，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绝大
多数主权国家的很多行动，都是受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甚至
超过了国际联盟时期它们的前辈。然而我猜想，这一事实会让十九世纪
的绝大多数预言者感到惊讶，不论他们多么聪明，有着多么好的政治直
觉。这是因为那时的大多数社会和政治评论家，不论他们自己是不是民
族主义者，一般都倾向于预见这种情绪将会衰落。大体上说，民族主义
在欧洲被认为是个趋于消失的东西。大多数人希望成为与他们自己所认
同的民族相一致的国家的公民，这被认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愿望，或至
少是一种历史——政治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而民族意识的增长则是这
种发展的原因和结果，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作为一种情绪和意识形态的
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正确地说）并不等于民族意识。
至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归属一个易于确认的群体的需要，便被视
为人类的一种自然要求：家庭、氏族、部落、等级、社会阶层、阶级、
宗教组织、政党，最后是民族和国家，都是满足人类这种基本需要的历
史形式。也许没有哪种形式像食物或住所、安全或繁衍后代一样为人类
的生存所必需，但有一种形式却是必不可少的，人们为说明这种形式的
历史发展，提出形形色色的学说：从柏拉图和波里比乌斯到马基雅维
利、波舒埃、维柯、杜尔哥、赫尔德、圣西门、黑格尔、孔德和马克
思，以及他们的现代继承者。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风俗、经历、
记忆，长期居住在同一疆域，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个社会。这种同质
性强化了一个群体与相邻人民的差异，强化了部族、文化或民族团结的
存在，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意识，即他们不同于那些有着不同风俗和真实
的或神话的起源的群体，而这种意识又时常伴随着在行动上对其他群体
的反感或蔑视；人们认为这既解释了民族国家，也为它提供了正当的理
由。不列颠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在
十九世纪前便达到了这种状态；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巴尔干
和波罗的海各地的人民则还没有建成民族国家。瑞士人提供了他们自己
独特的解决方式。除了支持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这些君主制的多民
族帝国的人，或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也许还有一些信奉教皇至上论的天主教徒，人们都认为国家的疆域和民
族相一致总的说来是可取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不管他们赞成与否，
都认为这是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有些人希望或担心它被别的
政治结构所取代，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自然”而永恒的现象。民
族主义，即把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提升为最高价值，必要时其他一
切考虑必须服从这种利益，这似乎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思想家特别易于产
生的一种意识形态。一些更为自由主义的评论家认为它是一个正在消失
的阶段，而民族意识的加剧要归因于专制统治者在顺从的教会支持下进
行的压制和武力镇压。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政治统一和自治的抱负似乎
正在顺利实现。这个大趋势不久也将使多民族帝国中的被压迫民族得到
解放。在此之后，作为受伤害的民族意识的一种病态怒火的民族主义便
会减弱：它因压迫而产生，也将随压迫一起消失。这一过程所花费的时
间似乎长于乐观派的预期，但是到了1919年，民族自治权的基本原则似
乎已经得到普遍接受。承认了民族独立权利的《凡尔赛公约》，尽管在
其他方面可能未达到目标，但毕竟解决了所谓的民族问题。当然还存在
着新兴民族国家中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权利的问题，但它们的权利可以由
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做出安排——确实，如果可以期待这些国家能够哪怕
只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某种道理的话，它就会认识到必须满足境
内各种族和文化群体对自治的渴望。另一些问题可能仍在困扰着人类
——殖民剥削、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无知、贫困、不公正、腐败、特
权等等，但大多数开明的自由派乃至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民族主义将会
衰落，因为各民族最深的创痛正在逐渐愈合。
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民
族感情本身就是虚假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特殊阶级
即资产阶级同旧贵族制度的残余结合在一起实行的经济统治，有意或无
意地导致了它的产生。它被当做一件武器来保护和促进社会的阶级统
治，而这种统治则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劳动力的剥削之上。生产过程本
身必将把工人组织成一股纪律严明的势力，它在规模、政治觉悟和力量
上不断壮大，待到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推翻他们的资本主义压迫者，因
为后者会被他们相互残杀的竞争所削弱，从而失去进行有组织抵抗的能
力。剥夺者将被剥夺，资本主义的丧钟将会敲响，由民族情绪、宗教和
议会制民主等诸多方面组成的整个意识形态，也会随之消亡。民族差异
也许依然存在，但是它们就像地方和种族特征一样，与全世界的工人，
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团结相比是无足轻重的，后者的自由结合将为了
全人类的利益而驾驭自然的力量。
这些观点共同的一点是，它们都相信民族主义是人类自决的渴望受
到挫折的暂时产物，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非人格的力量和由此产生的
意识形态的作用所导致的一个阶段。理论家对这些力量的本质的看法虽
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说，他们都认为民族主义的现象本身将随着其原
因的消失而消失，而这些原因将被启蒙不可抗拒的进步所摧毁，不论是
从道德还是技术角度来理解这种启蒙——理性或物质进步的胜利，或是
两者共同的胜利。它们被等同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或是等同于
争取社会平等、争取经济和政治民主以及现世成果的公正分配的斗争；
等同于世界贸易、科学和建立在理性原则上的道德观的胜利摧毁了民族
的壁垒，因此迟早会普遍实现的人类潜能将得到全面的实现。
面对这一切，单纯的民族群体的要求和理想将逐渐失去重要性，并
将与人类未成熟时期的其他遗物一起，被放入人种学的博物馆。至于已
实现独立和自治的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作为非理性主义者被打
入另册，和尼采的信徒、索雷尔的信徒以及新浪漫主义者一起失去意
义。对民族统一大体实现后高涨的民族主义人们很难视而不见，比如德
国1871年后的沙文主义、法国的整合主义、意大利的sacro egoismo（神
圣自我主义），或种族学说的兴起，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其他先兆。但
是，不管怎样解释，据我所知，十九世纪晚期或二十世纪早期的未来学
家们谁也没有把这些现象视为人类历史一个新阶段的先兆；这一论断对
于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同样正确。例如，卡尔
·考茨基曾经预言过的这个Kriege，Krisen，Katastro-phen（战争、危机
和灾难）的时代，他列出了各种原因，并从各方面做了描述，但即使民
族主义出现于其中，也只是作为一个副产品，作为一个“上层建筑”中的
因素。就我所知，甚至没有哪个思想家曾经暗示过，民族主义有可能主
宰我们这个世纪的过去三十多年，以至除非与它携手合作或至少不同它
作对，几乎任何运动或革命都没有成功的机会。在其他方面头脑敏锐的
社会思想家的这种令人不解的失察，在我看来是个需要解释的事实，或
至少需要得到比目前为止更广泛的讨论。我既非史学家也非社会心理学
家，也不是自告奋勇地要解释这种现象；我只想提出一些建议，它们也
许会对解释这一奇怪现象有所启发。
三
不过，在这样做之前，我想先谈谈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的欧洲民族主
义的起源。我这里所说的不是单纯的民族情绪，它也许可以追溯到有史
记载的最早期的部落情感。我指的是一种上升为自觉教义的民族情绪，
它是被社会评论家视为一种力量、一件武器的意识状态的产物、具体表
达和综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似乎不见于古代世界或基督教的
中世纪。罗马人可能瞧不起希腊人，西塞罗说过贬低犹太人的话，尤维
纳利斯也对东方人多有微辞，但这纯粹是对异族的憎恶。马基雅维利或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着热烈的爱国主义——这是在他们之前由来已久的
传统。我所说的民族主义，指的不是一种单纯的为先祖而骄傲的情怀：
我们同为卡德摩斯的子孙，我们都来自特洛伊，我们都是同上帝立约的
人的后裔，我们出身于征服者（法兰克人或北欧海盗）的种族，并以征
服者的权利统治着高卢——罗马人或凯尔特奴隶的后裔。
我所谓民族主义，是指更为明确、在意识形态上更重要也更危险的
东西，即这样一种信念：首先，人们属于某个特殊的人群，这个群体的
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群体；组成群体的个人的特征是由该群体的特征所
塑造的，离开群体便无从理解，因此对它的定义要根据共同的疆域、风
俗、法律、记忆、信念、语言、艺术及宗教的表达、社会制度、生活方
式等等，有人还加上了遗传、血缘关系、人种特征；正是这些因素塑造
了人类，塑造着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价值。
其次，一个社会的生活模式类似于一个生物有机体的生存模式；这
个有机体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东西，那些以词语、形象或人类的其他表现
形式所表达的最能反映其本质的东西，构成了它的共同目标；这些目标
是至高无上的；在与不是来自这个特定“有机体”的特有目标的其他价值
——不管它们是理智的、宗教的还是道德的，个人的还是普遍的——发
生冲突时，这些至高无上的价值都应当取得优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避免民族的衰落和毁灭。此外，把这种生活模式称为有机的，其意思
是，它们不可能是由个体或群体人为地建立的，不管他们多么有权有
势，除非他们亲自受到了这些在历史中发展的行动、思想和感情的方式
的浸润，因为正是这些心理的、感情的和物质的生活方式，这些应付现
实的方式，尤其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决定着所有其他的事情，并构
成了民族的有机体——民族——不管它是否采取了的国家形式。所以
说，使人性得以充分实现的基本人类单元不是个体，不是可以随心所欲
地解散、改变或背弃的志愿团体，而是民族；家庭、部族、宗族、教区
等次级单元的生存，只能取决于民族的建立和维持，因为它们的本质和
目的，即通常被称为它们的意义的东西，是来自民族的本质和目的；而
且对它们的揭示不是通过理性的分析，而是通过一种无需充分意识到的
特殊感悟，即对把人类个体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无法分析的有机整体
的独特关系的感悟，柏克认为这个有机整体就是社会，卢梭把它等同于
人民，黑格尔则将它视为国家，而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它是并且只能是
民族，不论它的社会结构或统治形式如何。
第三，从这种观念中又产生出了这样的观点：坚持某种特定的信
念，采用某种特定的政策，致力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过某种特定的生
活，最强有力的理由之一，甚至是惟一最强有力的理由，就是这些目
的、信念、政策和生活是“我们的”。这等于说，应当遵守这些规则、信
条或原则，不是因为它们通向美德、幸福、正义或自由，不是因为它们
出自神灵、教会、君主、议会或其他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威，也不是因为
它们自身就是好的或正确的，因而对既定条件下的所有人普遍有效；遵
守它们，是因为这些价值是“我的”群体——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即“我
的”民族——的价值；这些思想和感情，这些行为方式，是好的或正确
的，我将通过使自己认同于它们来达成完美或幸福，因为它们是我诞生
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的生活形式的要求，柏克所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把我
和它们连结在一起，它们贯穿于我的民族的过去和未来，脱离了它们，
我将成为——换个比喻说——脱离了树干的一片落叶、一根树枝，而只
有树才能给它们以生命。所以，如果我因为环境或自愿脱离了民族，我
将失去目标，我将枯萎消亡，充其量只剩下一缕乡愁，回忆着当年真正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时光，回忆着我在民族生活的模式里所起的作用，认
识到只有它曾赋予我的所作所为以意义和价值。
采用过这种生动感人的文风的，有赫尔德、柏克、费希特和米什
莱，此后是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的斯拉夫属地的沉睡的人民、沙皇统治
下被压迫民族中那些唤醒民族灵魂的人，最后它遍及世界。柏克曾断
言，个人也许是愚蠢的，但人类是聪明的；费希特在大约十二年后宣
称，个人必定消失，必定被吸收和融入人类，这两种说法之间有一定差
别。然而大方向是相同的，这种承载着价值的语言可能不时伪装成描述
句，其目的只是为阐明民族性或历史发展的观念。但是，它对行动所产
生的影响，以及使用它的人打算让它发挥的影响，却与自然法的语言、
人权的语言、阶级战争的语言或其他任何塑造我们世界观的语言一样巨
大。
最后，在无需感到奇怪的发展之后，极盛时期的民族主义便达到了
这样一种立场：假如满足我所归属的有机体的需要变得与实现其他群体
的目标不可调和，那么，我或者我不可分割地属于其中的社会便别无选
择，只能强迫那些群体屈服，必要时就诉诸武力。假如我的群体——让
我们称它为民族——想自由地实现其真正的本性，就必须清除道路上的
障碍。凡是阻碍着我所认为的我的——也就是说，我的民族的——最高
目标的东西，就不能允许它具有与这种目标同等的价值。可以用来给各
种生活、属性和愿望的价值、给不同民族群体的价值进行排序的更高准
则或标准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标准将是超民族的，它本身不是特定的
社会有机体所固有的，因此也不是它的一部分，它的正确性源于特定的
社会生活之外——一种普遍的标准，就像那些相信自然法或自然正义的
人对它们的理解一样。但是，既然一切价值和标准必然是内在于一个特
定的社会、一个民族有机体及其独特的历史之中，个人或他所属的组织
和团体只有据此才能——如果他真正理解自己——理解一切价值与目
的，那么这种对普遍性的诉求便是建立在对人和历史的性质的一种错误
看法上。这就是有机体论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有关忠诚，有关作为民族
价值之真正承载者的“人民”，有关整合主义、历史根源，有关La terre et
les morts（土地与亡灵）和民族意志的意识形态：它与那些用来描述把
自然科学方法用于人类事务的轻蔑用语中所包含的分裂与衰败的力量是
截然对立的，比如批判的、“分析的”理性，“冷酷的”理智，破坏性
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无灵魂的机械论，异己的影响，浅薄的经验
主义，无根的世界主义，关于自然、人、权利的抽象观念等等，它们忽
视了各种文化与传统之间的差异——总之，这份从哈曼和柏克开始开列
的敌人的完整分类表和目录单，其矛头直指启蒙运动及其全部成果，它
在费希特及其浪漫派追随者那里达到一个顶点，被德·迈斯特和博纳尔
系统化，在我们这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家的著作中，以及在
反理性主义者和法西斯作家的诅咒中，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们有意充满激情，但他们背后的语言和思想却很少完全清晰或前
后一贯。民族主义的倡导者有时似乎是在说，他的民族对个人提出更高
乃至最高的要求，是基于这一事实，即惟有民族的生存、目的和历史，
才给了他的全部所作所为以生命和意义。但是似乎也得承认，其他人同
他们自己的民族也处在同样的关系之中，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同样正
确，同样具有绝对性，而这可能与另一个民族（例如某个人自己的民
族）的目标或“使命”的完全实现发生冲突。这会导致理论上的文化相对
主义，而这与作为前提的绝对主义是不一致的；并且会为人人为敌的战
争打开方便之门。
试图避开这一点的民族主义者宣称，某个民族或种族，譬如日耳曼
人，优于其他民族，它的目标高于其他民族的目标，这可由一些客观
的、超民族的标准来衡量；它的特殊文化哺育的生灵，与这种文化之外
的人相比，人自身的真正目的在他们身上更接近于充分实现。费希特在
其晚期著作中就是这样说的（同样的论点也可以在当时的阿恩特和其他
德国民族主义者那里看到）。这就是黑格尔思想中每一个历史性的民族
在其命定的时代和地点承担着更高使命这种观点的含义。人们根本不可
能完全搞清楚，这些民族主义作家盛赞自己的民族，是因为它是他们自
己的民族呢，还是因为只有它的价值接近于某些客观的理想或标准（只
有那些足够幸运地受其指引的民族，才有可能充分理解它们），而其他
社会对其仍然茫然无知，甚至有可能永远如此，所以客观地说它们是劣
等民族。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界线经常模糊不清，但它们都导致一种集体
主义的自我崇拜，欧洲的，也许还有美洲的民族主义，一直倾向于强烈
地表达出这种情绪。
当然，民族并不是这种崇拜的惟一中心。类似的语言和辞藻在历史
上也曾被用来把个人的真正利益等同于他的教会、文化、等级、阶级以
及政党的利益；有时这些东西相互重叠，或是融合成一个统一的理想，
有时它们则相互发生冲突。不过历史地看，在所有这些献身和自我认同
的焦点中，有着最强大号召力的是民族国家。当它在1914年证明了要比
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团结强大得多时，它显示出了对公民的控制力，以
一种特别具有毁灭性的可悲方式表明了这一真理。
民族主义自十八世纪诞生以来，特别是当它与主张国家，具体说就
是民族国家，在所有领域至高无上的国家主义（étatisme）结合在一起
时，以及在它与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力量这些它过去不共戴天的敌人
结成同盟以后，它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过在我看来，在它的所有
表象后面，保留着我上面试图勾画的四个特征：坚信归属一个民族是压
倒一切的需要；坚信在构成一个民族的所有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关
系；坚信我们自己的价值，仅仅因为它是我们的；最后，在面对争夺权
威和忠诚的对手时，相信自己民族的权利至高无上。这些成分以不同的
程度和比例见于所有迅速成长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目前它们正在地球
上四处蔓延。
四
不错，有别于单纯的民族意识——对某个民族的归属感——的民族
主义，最初也许是针对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受到的居高临下的或蔑视的
态度做出的反应，是最有社会意识的成员的自尊受到伤害和屈辱感的结
果，这种感情理所当然地会引起愤怒和自我肯定。德国的反应中表现出
的典型的近代民族主义的经历，似乎可以支持这种观点——从托马修
斯、莱辛以及他们的十七世纪先驱在较为温和的文学爱国主义中对德国
文化的自觉维护，到赫尔德关于文化自主性的断言，直到拿破仑入侵及
此后在阿恩特、雅恩、克尔纳、歌勒斯等人那里爆发出的进攻性沙文主
义。但故事显然不是如此简单。语言、风俗以及居住于一片领土上的连
续性，自无可考的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不但针对部族或民族，而且针对
由宗教或由服从单一的制度化权威而形成的统一的大社会的外来入侵，
毕竟在全球各地十分频繁地发生。然而，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无论在
古代还是中世纪，这种情况都没有导致一种特定的民族主义反应；当波
斯人被希腊人打败时没有发生这种反应，当希腊人被罗马人击败、佛教
徒被穆斯林击败，当希腊——罗马人受到匈奴人或奥斯曼土耳其人蹂躏
时，也没有发生这种反应，更不用说各个大陆数不胜数的较小战争和征
服者对当地制度的毁坏了。
即使在我这个不敢以史学家或社会学家自居的人看来似乎也十分明
显，一个社会或至少是其精神领袖的集体感情受到的伤害，或许是产生
民族主义的一个条件，却不是它的充足条件；这个社会内部必须（至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