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十二节中有关人们的“自然本能或先天知识，把信念安放在他.11
潜在地）有这样一个群体或阶级，他们在寻找着一个忠诚或自我认同的
对象，或者也许在寻找一种权力基础，而早先的凝聚力——部族的、宗
教的、封建的、王朝的或军事的——已不再能够提供这种基础。例如，
法国或西班牙的君主制的集权政策能够提供这种基础，而日耳曼各国的
统治者就没有提供。在某些情况下，造成这种条件的，是出现了反对旧
的世俗或教权统治者、寻求社会控制权的社会阶级。如果除此之外，再
加上民族文化已经发端的社会遭到侵略甚至外人的蔑视，那么民族主义
生长的土壤也许就算齐备了。
不过，还有一个条件似乎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社会要想发展出民
族主义，至少在其某些最敏感的成员中间，它要形成自身是一个民族的
形象，或至少是个民族的胚胎，所依据的是一些普遍起着统一作用的因
素——语言、种族起源、共同的历史（真实的或想像的）——这些观念
和情感，在受过较好的教育、社会和历史意识较强的人中间，较为清
晰，而在大多数民众的意识中则要模糊得多，甚至全然不存在。当这种
民族形象受到忽视或侮辱时，会在某些人中间引起仇恨，也会使其中一
些人变成一个自觉的知识阶级，特别是当他们面临共同的敌人时，不论
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某种宗教、某个政府或外部的诋毁者。这是一
些为人民著书立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所遭受的冤屈的人
——诗人、小说家、史学家、批评家、神学家、哲学家，等等。所以，
对法国在所有生活领域的霸权的反抗，最初是出现在美学和文艺批评这
些遥远的领域（我不想在此讨论是什么具体因素激起了英格兰或瑞士对
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最初反抗这个问题）。在日耳曼各国，它变成一种社
会和政治力量，一个培养民族主义的基地。在日耳曼人中间，它采取的
形式是作家们的自觉努力，他们试图把自己（和别人）从他们感到令人
窒息的环境中解放出来——首先是从法国美学立法者的专制教条中解放
出来，因为它钳制着精神的自由发展。
不过，除了趾高气扬的法国人外，还有本国的暴君，社会的而不仅
仅是美学的暴君。反对压迫性的、庸俗的社会的各种陈规陋习的个人尊
严意识蓬勃兴起，它以“狂飙突进”为旗号，其直接目标是推倒社会生活
的一切壁垒与藩篱，包括下层的奴颜婢膝和上层的残忍、专横跋扈与压
迫，各种谎言以及所有方面的“虚伪的胡言乱语”，就像柏克所说的那
样。一切法律——据说是由上帝、自然或君主所颁布，因而被赋予权威
并要求普遍服从的规则——的正确性现在开始受到质疑。人们要求自我
表达的自由，即创造性意志的自由表达，这种意志在艺术家中间最为纯
粹和强大，但也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在赫尔德看来，这种生命活力体现
在各民族集体天赋的创造物之中：传说、英雄史诗、神话、法律、习
俗、歌谣、舞蹈、宗教和世俗的象征、庙宇、教堂和礼仪——创造所有
这些表达和沟通形式的，不是单个的作者或特定的团体，而是集体的、
与个人无关的想像力，是整个共同体的意志在各个不同的意识层面上的
活动。因此他认为，使社会作为一个独特的有机体而发展的那些亲密而
无形的纽带，就是由此产生的。
既在个人身上，也在整个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创造能力的信念，取代
了无时间性的客观真理和永恒的模式——人们惟有遵循它们，才能够使
幸福、美德、正义或他们的本性得到真正的实现——的信念。由此出现
了一种关于人和社会的新观点，它强调生命力、运动和变化，强调个体
或群体之间差异的而非相似的方面，强调多样性、独特性和个性的魅力
与价值。这一观点把世界设想为一个花园，其中的每一棵树、每一朵
花，都以自己特有的姿态成长，并同环境以及它自身的个性所产生的抱
负结合在一起，因而不能根据其他有机体的形态和目标加以判断。这就
腰斩了占统治地位的philosophia perennis（永恒哲学），即对一般性、
同一性、普遍性、不分时空适用于一切人与事的客观永恒规律和法则的
永久正确性的信念，即为自然科学和数学的胜利所激发的法国启蒙运动
领袖所倡导的世俗的或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德国的文
化，不论宗教的还是文学的，关注内心，倾向于神秘主义，非常闭塞，
充其量是对西方苍白无力的模仿，表现出一幅可怜的景象。
我想说，这种关键的对比，至少在一开始，不过是少数德国诗人和
文学批评家头脑中的想像。然而正是这些作家最强烈地感到，在腓特烈
大帝领导的西化改革过程中，他们被日耳曼尤其是普鲁士正在经历的社
会转型所抛弃。他们被排除在一切真正的权力之外，无法让自己适应强
加在传统生活方式上的官僚机构，他们痛苦地感到，自己基本的基督教
和新教的道德观念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科学倾向不相容，而且受着两百个
小诸侯的专制统治的折磨。于是他们中间最有才华和独立性的人，用不
断高涨的反叛对动摇他们世界的做法——这始于路易十四的大军加给他
们祖辈的屈辱——做出了反应。他们把具有洞察永不衰竭、难以言表的
精神生活多样性的真正能力的德国传统的深刻与诗意，同法国思想家的
世界中那些浅陋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和虚弱而无人情味的晦暗表现进
行对比。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源，至少在德国，这场运动赞美不受
民族以理性方法发现的法则束缚的集体意志，赞美创造性的民族的精神
生活，个人可以参与到这种民族的活动（或是非人格的意志）中，但它
又是难以观察或描述的。民族的政治生命就是这种集体意志的表现，这
一观点是政治浪漫主义（即民族主义）的本质。
让我再说一遍，尽管在我看来，民族主义首先是受到伤害的社会做
出的反应，不过这虽然是民族主义肯定自身的必要条件，却不是一个充
足的理由。自从渺远的古代以来，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施加的伤害，
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导致民族主义的反应。引起这种反应还需要更多的
东西——一种新的人生观，受伤害的社会或被政治和社会变迁抛在一边
的阶级和群体使自己认同于这种人生观，他们以此为中心团结在一起，
努力恢复他们的集体生活。所以，只有认识到彼得大帝在国内推行剧烈
而迅速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后果，才能够理解俄国的斯拉夫主义和民粹派
运动，这正如腓特烈大帝在较小范围内在普鲁士所做的事情与德国民族
主义的关系一样。这些事情就是：技术革命的后果或新市场的开拓和旧
市场的衰败，各阶层的生活因此而被打乱；受过教育但因心理原因难以
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丧失了使用其技能的机会；最后，就德国而言，外
部强敌的占领或殖民统治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特别是其中
最敏感、最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艺术家、思想家或无论什么职业的
人，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迷惘状况中。于是人们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综
合，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便为他们对和他们的信念及生活方式相对立
的势力做出的反抗加以解释和辩解，并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为自己提供
一个自我认同的新中心。
在我们这个不乏社会和经济动荡的时代，这种现象实在是太常见
了。在种族纽带以及共同的历史经验没有强大到产生民族感情的地方，
这种新的中心可能是某个社会阶层、政党、教会，或最常见的是一个权
力和权威中心——国家本身，不论它是不是多民族的。在它举起的旗帜
之下，所有那些传统生活方式被打断的人——无地的农民、破产的地主
或店主、失业的知识分子、各行各业的失败者——能够聚集和重新组合
在一起。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种象征还是实体，它们都无法像作
为一种统一的强大动力的民族那样采取行动；当民族和其他献身对象
——种族、宗教、阶级——结合在一起时，它的感召力才是无比强大
的。
第一批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德国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
受伤害的文化自豪感与一种哲学和历史幻象结合在一起，试图消弭伤痛
并创造一个反抗的内在中心。最初是一小批受过教育、心怀不满的仇法
分子；后来，在法国军队和拿破仑的“一体化”所制造的灾难的影响下，
出现了一场广泛的民众运动，这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第一个高潮，其中便
包含着狂放的学生沙文主义、焚烧书籍以及对叛国者的秘密审讯，巫师
的弟子失去了控制，让歌德和黑格尔这些冷静的思想家也产生了反感。
另一些民族紧随其后，部分原因是受德国人的说辞影响，部分原因是它
们的环境与德国人非常相似，所以产生了相似的病症和同样危险的药
方。在德国之后是意大利和波兰，然后是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各民族和爱
尔兰；法国战败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在亚洲和非
洲的共和国和独裁国家，在法国和英国，在比利时和科西嘉，在加拿
大、西班牙和塞浦路斯，民族主义正在地区的和种族的群体中燃烧，天
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地方。
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十九世纪的预言家预见到任何这类事情。若是
有什么人提到过它，十有八九也认为它太不确定，以致不值得考虑。我
们时代这种至关重要的发展的高度可能性受到忽视，其原因何在？
五
自由派的理性主义思想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几十年间做过这
样一些假设：自由主义民主政体是最令人满意——或至少是不令人满意
的程度最低——的人类组织形式；民族国家是——或至少从历史的角度
看，已经成为——独立、自治的人类社会的正常单位；最后，一旦多民
族帝国（赫尔德指责它是胡拼乱凑的政治怪物）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
分，具有共同语言、习俗、记忆、观念的人们对统一的渴望将最终得到
满足，获得解放的、自决的民族国家的社会（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青
年德意志、青年波兰、青年俄罗斯）将开始生存，它们会在一种未被侵
略性民族主义（它本身是一种由压迫引起的病态表现）所玷污的爱国主
义的激励下，和平地生活并彼此和睦相处，不会再受到过去奴役时代的
非理性遗产的妨碍。马志尼运动的一个代表曾应邀出席第一国际工人协
会的会议，不管马克思可能多么不喜欢，但这一事实在这方面意义重
大。这种信念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家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创立者
所认同，并具体体现在国联的建立上。至于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们认
为民族主义是历史的反动，但他们并不要求完全废除民族边界；如果阶
级剥削被社会主义革命所消灭，他们设想自由的民族社会仍可继续生活
在一起，直到被当做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完全消亡，或者此后也还会存
在。
这些意识形态都没有估计到民族情绪以及比这更严重的侵略性民族
主义的发展。我以为，被忽视的是一个也许只有涂尔干才明确意识到的
事实，即工业进步所需要并产生的集中化和官僚制的“理性化”，破坏了
人们过去笃信的传统等级制和社会生活秩序，这使大量的人失去了社会
和情感上的安全感，导致了异化、精神失落和不断加剧的失范等显著现
象，因此需要用巧妙的社会政策创造出心理上的等价物，以代替作为旧
秩序基础的、已经消失的文化、政治和宗教价值。社会主义者相信，阶
级的团结、被剥削者四海一家的感情，以及将会从革命中诞生的一个正
义与理性社会的前景，会提供这种不可缺少的社会粘合剂；在一定程度
上也确实如此。此外，一些穷人、无家可归者和被剥夺者移居到了新大
陆，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填补这一空白的不是行业协会，不是政党，
也不是索雷尔打算提供的革命神话，而是旧的传统纽带、语言、土地、
真实的或想像的历史记忆，以及各种制度或领袖，它们的作用是使人们
自视为一个共同体（Gemein-schaft）的观念得到落实——这些符号或代
言人的力量，已经证明远比社会主义者或开明的自由派所愿意相信的更
强大。这种民族乃最高权威的观念，有时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或救世的
狂热之中，取代了教会、国王、法治或其他终极价值的来源，从而缓解
了群体意识受到伤害所引起的痛苦，不论它是由谁造成的——入侵之敌
或本地资本家，帝国主义剥削者或矫揉造作、冷酷无情的官僚组织。
政党和政客无疑有意利用这种情绪，不过它虽然被人利用，却不是
由那些有目的地利用它的人发明的。它存在着，并且自有其独立的力
量，它可以与其他力量结合起来，最为有效的是与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
权力结合起来，对抗被视为异己的或敌对的势力；或是与国内的某些宗
教、政治和经济的群体、阶级以及运动相结合，社会上有大量的人并非
本能地认同于后者。它朝着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在这些发展中
得到利用，成为世俗化、工业化、现代化以及资源合理利用的一件武
器；或是在对一个真实的或想像的过去的诉求中，在对某个已经消失
的、异教的或新的中世纪乐园、对一种更勇敢、更简朴、更纯洁的生活
幻象的诉求中得到利用；或是作为对血统或某种古代信仰的呼唤，用以
反对外国人、世界主义者或“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精于算计的人”，他们
不理解民族的真正灵魂或它的根源，败坏了它的遗产。
未治愈的精神创伤（无论它是由什么引起的）与作为生者、死者和
尚未出世者的社会的民族形象（当发展到一种病态的极端时即可证明它
的邪恶）结合在一起，有着爆炸性的威力，我认为，那些不管在其他方
面多么聪明，却忽视了这种威力的人，都表现出对社会现实没有足够的
把握能力。在我看来，这在今天就像过去二百年一样正确。不错，现代
民族主义是诞生于德国的土壤，但是无论何处，只要存在着与现代化进
程对传统德国社会的影响足够相似的条件，民族主义就会得到发展。我
不打算说这种意识形态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它根本就不会出现。迄今尚
未有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的想像力是遵循着可以发现的规律，或是
能够预见观念的运动。假如这些观念没有出现，历史完全可能走上另一
个方向。德国人受到的伤害可以一直存在，但是由此出现的止痛药，即
雷蒙·阿隆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也许可以有所不同——假如这真的发
生了，事情就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然而这种观念毕竟已经诞生，也导
致了它所导致的各种后果；并且我认为，拒不承认它们的本质与重要
性，是某种意识形态顽固性的表现。
人们为何没有理解它？部分原因大概是“辉格党的解释”得到了启蒙
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史学家如此广泛的传播；这是一幅人所熟知
的画面：一方是黑暗势力——教会、资本主义、传统、权威、等级制、
剥削、特权，另一方是光明的力量，是为理性、知识，为消除人与人之
间的壁垒，为平等和人权（特别是劳动大众的人权），为个人与社会的
自由，为减少不幸、压迫和野蛮现象而从事的斗争，以及对人们的共同
之处而不是差异的强调。然而，用最简单的话说，差异不比人类的同一
性，不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更缺少真实性。起源于这种
差异的民族感情，同时发生于这种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分界线的
两侧，这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情况一样。被忽视的
差异要肯定自身的存在，并终于起来反抗为了某种假想或一厢情愿的同
一性而压制它们的努力。一个科学地组织起来并受理性支配的单一世界
系统的理想，是启蒙运动计划的核心。当伊曼纽尔·康德（几乎不可能
指责他有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倾向）宣称“用人性的曲木造不出笔直的东
西”时，他的所言并不荒唐。
我还要提出一点。在我看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思想有着
令人吃惊的欧洲中心论特点。那个时代的甚至最富有想像力、最激进的
政治思想家，在谈到非洲或亚洲的居民时，他们的想法中通常都奇怪地
有一种冷淡而抽象的东西。他们几乎完全根据欧洲人对待他们的态度来
思考亚洲人和非洲人。无论帝国主义者还是仁慈的家长专制主义者，或
自由主义者和受到征服和剥削伤害的社会主义者，对非洲和亚洲各民族
的讨论，总是把他们作为欧洲人的庇护对象或牺牲品，但很少（即或有
之）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把他们视为有着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民族；他
们具有只能从其自身的实际特性和环境加以理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或者，即使这些本土文化的存在得到了承认，比如说印度或波斯、中国
或日本，在讨论这些社会未来的需要时，它们也多半受到忽视。结果，
在这些大陆何以会发展出不断加剧的民族主义的观点，便不可能得到严
肃的考虑。甚至列宁在思考这些地方的民族运动时，也只把它们看做反
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器；认为支持它们只会加速或延缓欧洲走向革命的
进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和他的革命同伴相信世界权力的中
心是在欧洲，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会自动地解放世界各地的工人，亚洲
或非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府将由此而被消灭，它们的臣民将加入到
一个完成了社会解放的国际世界新秩序之中。因此，列宁对各种共同体
本身的生活不感兴趣，他在这个方面继承了马克思；譬如说，马克思在
有关印度和中国，或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有关爱尔兰的著述中，并没有
就它们的未来阐述过什么教诲。
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可能至少部分地说明了一个事
实：这些大陆的反帝主义，还有民族主义的勃兴，一直没有人做出预
见。直到1904年日本人战胜俄国造成的巨大冲击之前，欧洲以外的任何
人民，都没有使自身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得到过西方的社会或政
治理论家的关注，它的内在属性、它的历史、问题、未来的潜力，对于
研究公共事务、历史以及人类一般发展的学者来说，构不成一个具有根
本重要性的领域。这一点，就像其他因素一样，也许有助于解释以往的
未来学中这个奇怪的空白。记住以下事实是有益的：俄国革命虽然真正
摆脱了任何民族主义因素，甚至在同盟国开始干涉之后依然如此——确
实可以公正地把它描述为有着完全反民族主义的特征。但这种情况并没
有持续下去。在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前和入侵期间，斯大林不得不对民族
情绪做出的让步，此后对纯粹俄罗斯历史中的英雄的赞美，表明了为促
进苏维埃国家的目标需要动员这种情绪的程度。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兴起的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一观点也同样成立。
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至少在西方世界以外，不与
民族主义感情结盟的任何政治运动都不可能获胜。我不得不再说一遍，
我既非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因此我并不声称自己提供了对这种
现象的一种解释。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并指出有必要对这个已给我们
的世界造成重大影响的浪漫主义反叛的派生物给予更多的关注。
伯林作品编目
AC Against the Current
CC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CTH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FEL Four Essays on Liberty
PI Personal Impressions
PSM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PT Russian Thinkers
SR The Sense of Reality
VH Vico and Herder
在更新编目时我没有改动1979年本书第一版时的作品编号，以免混
乱。后来发现的更早的作品被编为“45a”、“166b”等。
1928
1（unattributed）‘The Collected Poems of G. K.Chesterton'，review of
The Collected Poems of G.K.Chesterton，Pauline 46（1928），13-15
1a‘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John Armstrong（O. P.）'，Debater（St
Paul’s School）No 9（March 1928），4
1b The Truro Prize Essay（1928）（on freedom），Debater（St
Paul’s School）No 10（November 1928），3，and No 11（July 1929），
2-4
1929
2‘Pelicans’en va-t-en guerre：a tale of war and peace'，Pelican Record
424 19（1929），34-6
2a（unattributed）Review of Oliver Elton，C. E.Montague：A
Memoir，Peli-can Record 19（1929），85-6
1930
2b（under pseudonym‘Albert Alfred Apricott'）‘Music Chronicle'，
Oxford Outlook
425 10（1930），616-27
3‘Some Procrustations'，Oxford Outlook 10（1930），491-502
4 Editorial，Oxford Outlook 10（1930），561-5
5 Review of Ernst Benkard，Undying Faces，Oxford Outlook
10（1930），628-30
1931
6（under pseudonym‘A. A.A.'：cf.2b）‘Music Chronicle'，Oxford
Out-look 11（1931），49-53
7（under pseudonym‘A. A.A.'：cf.2b）‘Music Chronicle'，Oxford
Out-look 11（1931），131-5
8（unattributed）‘Oglethorpe University，Ga'，Pelican Record
20（1931），34-40
9 Editorial，Oxford Outlook 11（1931）1-2
10‘Alexander Blok'，editorial，Oxford Outlook 11（1931），736；
see also ibid.,p. 225
11 Translation of Alexander Blok，‘The Collapse of Humanism'，
Oxford Out-look 11（1931），89-112
1932
12‘Music Chronicle'，Oxford Outlook 12（1932），61-5
13‘Music Chronicle'，Oxford Outlook 12（1932），133-8
14 Review of Leonard Woolf，After the Deluge，Oxford Outlook
12（1932），68-70
1933
15 Review of Havelock Ellis，Views and Reviews：First Series，
Criterion 12（1933），295-8
1934
16‘Music in Decline'，review of Constant Lambert，Music
Ho！,Spectator 152（1934），745-6
1935
16a‘Impressionist Philosophy'，review of Henri Bergson，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trans. R.A.Andra and C.Brereton，
London Mercury 32（1935），489-90
17‘Musiciens D’Autrefois'，review of Bernard van Dieren，Down
Among the Dead Men，Spectator 155（1935），732（letter，906）
17a‘The Second Confucius'，review of 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Lon-don Mercury 31（1934-5），387-8
1936
18‘The Future of Music'，review of Cecil Gray，Predicaments，or
Music and the Future，Spectator 157（1936），317-8
18a‘Gramophone Notes'，Oxford Magazine 54（1935-6），
370（unattrib-uted），717；55（1936-7），182
19‘Obscurum Per Obscurius'，review of T. A.Jackson，Dialectics，
Specta-tor 156（1936），888
19a‘Plato'，review of G. M.A.Grube，Plato’s Thought，and Vladimir
So-lovyev，Plato，trans.Richard Gill，with a note on Solovyev by Janko
Lavrin，London Mercury 33（1935-6），452-3
1937
20‘Induction and Hypothesi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 16（1937），63-102
21‘The Father of Anarchism'，review of E. H.Carr，Michael
Bakunin，Spectator 159（1937），1186
21a‘Gramophone Notes'，Oxford Magazine 55（1936-7），568
21b‘The Mass in D'，review of a performance of Beethoven’s Missa
Solem-nis，Oxford Magazine 55（1936-7），558-9
21c（unattributed）‘Toscanini'，Oxford Magazine 55（1936-7），
719-20
22 Review of Julius Weinberg，An Examination of Logical
Positivism，Criteri-on 17（1937），174-82
1938
23‘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usic'，review of Gerald Abraham，
A Hun-dred Years of Music，Spectator 161（1938），489-90
23a‘Gramophone Notes'，Oxford Magazine 56（1937-8），770-1；
57（1938-9），243
23b‘Laws of Musical Sound'，review of Sir James Jeans，Science and
Music，London Mercury 37（1937-8），356
23c‘Oxford Subscription Concert'，Oxford Magazine 56（1937-8），
470-1
23d Review of Constance Maund，Hume’s Theory of Knowledge，
Oxford Maga-zine 57（1938-9），224-5
1939
24 Karl Marx：His Life and Environment（London，1939：Thortnton
Butter-worth；Toronto，1939：Nelson）
2nd ed.（London，1948：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1959：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pr. with corrections（London and
New York，1960：Oxford University Press）；trans.French，German
3rd ed.（London and New York，1963：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63：Time Inc,;[Tokyo]，1963：Oxford University
Press/Ma-ruzen）；trans. Dutch，Finnish，German，Hebrew，Italian，
Japanese，Norwegian，Spanish，Swedish
4th ed.（Oxford and New York，1978：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1978：Book Club Associates；London，1995：Fontana
Press）；trans. Dutch，Italian，Japanese，Korean，Polish，Portuguese
25‘Verification'，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39（1938-
9），225-48；repr. in.G.H.R.Parkinson（ed.），The Theory of Meaning（London，1968：Oxford University Press），and CC；trans.Spanish
26 Review of Karl Britton，Communication，Mind 48（1939），518-
27
1940
26a‘Gramophone Notes'，Oxford Magazine 58（1939-40），306-7
1947
27‘The Man Who Became a Myth'，Listener 38（1947），23-5；repr.
with the subtitle‘Belinsky and his Influence o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in
John Morris（ed.），From the Third Programme：A Ten Years’Anthology（London，1956：Nonesuch Press）
27a Review of Ralph Parker，‘How do you do，Tovarich？'，Listener
38（1947），543，545
28 Review of 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Mind 56（1947），151-66 28a‘Digest’of 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British Book News 80（April 1947），210-1；repr.
in British Book News 1947（London，1949）
1948
29‘Karajan：A Study'，Observer，19 September 1948，2
30‘Russia and 1848'，Slavonic Review 26（1948），341-60；repr. in
Heinz Lubasz（ed.），Revolution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New
York/London，1966：Macmillan/Collier-Macmillan）（with revisions），
and RT；trans.Polish
30a Review of Bishop Fan S. Noli，Beethove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63（1948），565-6
30b Review of Henri Troyat，Firebrand：The Life of Dostoevsky，
Listener 40（1948），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