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君主论》，第18章。[95] 《君主论》，第8章。.2
[239] 1781年5月10日信，《通信集》，vol.4，p.294。
[240] 我采用的版本是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s Werke（《雅各比著作集》），（Leipzig，
1812，1815），vol.2，pp.1-310。
[241] 《雅各比著作集》，vol.2，p.1。
[242] P.Merlan，‘Kant，Hamann-Jacobi and Schelling on Hume’（莫兰：“康德、哈曼、雅各比和
谢林论休谟”），Rivista critica di storia della filosofia 22（1967），484。
[243] 怀特海和斯托特也做过类似的论证，而且还有后来的一些阐述者。
[244] 1783年致哈曼的信，《通信集》，vol.5，p.56。
[245] 《人性论》，p.629。
[246] 《人类理解研究》，p.151。
[247] 《雅各比著作集》，vol.2，p.152。
[248] 《人类理解研究》，pp.144-8。
[249] Richard Wollheim（ed.），Hume on Religion（沃尔海姆编：《休谟论宗教》），London，
1963，pp.23-4。
[250] Shirley Letwin，‘Hume：Inventor of a New Task for Philosophy’（莱特文：“休谟：一项哲学
新任务的发明者”），Political Theory 3（1975），134。
[251] 同上。
[252] 见P.A.Sergeenko论托尔斯泰的著作，Tolstoy i ego sovermenniki（塞尔琴科：《托尔斯泰及
其同时代的人》），Moscow，1911，p.13。
[253] 塞尔琴科（见226页注1，pp.13-4）说，托尔斯泰在1908年告诉他，他清楚地记得1861年3
月造访赫尔岑的伦敦寓所时的情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回忆说，他个头不太高，是个健壮的
小个子，‘充满朝气，善解人意，聪明且兴致盎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解释说（像通常一样，
他用恰当的手势来澄清含义）：‘赫尔岑立刻和我交谈起来，仿佛我们早就认识一样。我发现他
有十分迷人的个性……我还从未见过这样有吸引力的人。他比当时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政
治家都高明。’”
[254] 有证据表明她曾按照不为东正教所承认的路德教仪式同他结婚，虽然这一证据并不确凿。
[255] A.I.Herzen，Sobranie sochinenii v tridtsati tomakh（赫尔岑：《文集》），Mos-cow，1954-
65，vol.8，p.86。以下引用的赫尔岑著作皆指这个版本，简称《文集》。
[256] 《文集》，vol.8，p.64。
[257] 关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起源以及赫尔岑在其中的作用，这里无法做出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解
释。出版于革命前后的一些没有翻译过来的俄语著作研究过这个题目。到目前为止，最细致和
最具原则性的研究，是Martin Malia，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1812-
1855（玛丽亚：《赫尔岑和俄国社会主义的诞生，1812-1855》），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61。
[258] 对这个著名且几乎普遍持有的观点最明确的表述，见E.H.Carr，The Ro-mantic Exiles（卡
尔：《浪漫的流亡者》），London，1933。此书叙述生动，文献详实。Malia的著作（见231页
注6）避免了这个错误。
[259] 赫尔岑没有英国好友，虽然不乏帮手、同盟和赞赏者。其中一位是激进派记者林顿，赫尔
岑曾为他的《英吉利共和国》（English Republic）写过文章。他对赫尔岑的描述是：“矮个子，
体格健壮，晚年有些发胖，大脑袋上蓄起了长长的栗色头发和胡须。他举止优雅高贵，又具有
讥讽和机智的强大力量……说话简洁明快，令人着迷，他是个敏锐而又深刻的思想家，有着‘野
蛮人’的热情天性，但是慷慨且有人情味。……他好客，乐于社交……一个很好的谈话对手，坦
率而开朗。”见W.L.Linton，Memories（林顿：《回忆录》），London，1895，pp.146-7。他在
《欧洲共和国》（European Republics，London，1893）中还提到，西班牙激进分子艾米利奥·卡
斯特拉称留着漂亮头发和胡须的赫尔岑，看上去像个哥特人，但是他开朗活泼，才华过人，“无
与伦比的高雅”，有着南方人“奇妙的多重性”（pp.275-6）。屠格涅夫和赫尔岑是最早一批能在
欧洲社交圈里自由走动的俄国人。他们给人的印象虽然不一定足够强烈，但在消除阴暗的“斯拉
夫灵魂”的神话上却起了很大作用。这种神话过了很长时间才消失；也许至今仍未完全销声匿
迹。
[260] “（《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往事与随想》”，他在写于六十年代初的一封信中
如是说；谦虚并不是他的美德之一。见《文集》，vol.27，p.394（1863年12月16日的信）。
[261] 前引书（见228页注4）。
[262] 《文集》，vol.12，pp.272-4。
[263] 加利利人，指基督。——译注
[264] 《文集》，vol.13，pp.195-7。
[265] 见Journal，8 February 1865。标题是“夏尔·埃德蒙家中的晚餐”——“他说话时喉咙里不时
发出轻轻的嘲笑声。他的声音亲切，抑扬顿挫，富于音乐感，人们以为他的粗脖子会粗声粗
气，其实不然。他的思想细致而优雅，尖刻而机敏，总是十分明确，并用一些恰到好处的措辞
加以阐述，虽然是出自一个开明而机智的外国人之口，却总是表现出极为恰当的法语水平。他
谈到巴枯宁，他在狱中度过的十一个月，他从阿穆尔河逃出西伯利亚，取道加利福尼亚返回伦
敦的经过，在热泪盈眶的热烈拥抱后，他（向赫尔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里能搞到牡蛎
吗？’”赫尔岑讲的沙皇尼古拉的故事也让龚古尔兄弟开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位皇帝在欧
帕托利亚陷落后，深夜在他空荡荡的宫殿里散步，迈着《唐·璜》中那个司令官石塑般沉重而神
秘的步伐。然后他又说了一些有关英国风俗习惯的奇闻轶事——“他喜欢这个国家，因为她是一
片自由的土地。”——用来说明它的可笑之处，它的等级意识，不可救药的传统主义，尤其是主
仆关系。龚古尔兄弟还提到赫尔岑为说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差异而提出的精辟见解。他们
可靠地讲述了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如何挽救赫尔岑的俄国财产的过程。
[266] 正统的苏联学者从这种观点中发现，他终于接近了马克思的观点。
[267] 《文集》，vol.6，p.94。
[268] 1888年2月13日致N.N.Gay的信。另见1888年2月9日致N.G.Chertkov的信。
[269] 1860年8月4日的日记。
[270] 1896年5月17的日记。但是他在1905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正在读赫尔岑的《来自
彼岸》，并且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如此低三下四……他们无法理解他”。
[271] 1896年5月7日的日记。
[272] 1862年7月22日—23日（?）的信。
[273] 1862年8月7日写给他姑妈托尔斯塔娅公爵夫人的信。
[274] M.Gorky，Istoriya russkoi literatury（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oscow，1939，
p.206。
[275] Edmund Silberner对此表示过怀疑，见他的‘Der junge Moses Hess im Lichte bisher
unerschlossener Quellen’（西尔伯纳：“从过去未被利用的原始文献看青年赫斯”），International
Reivew of Social History 3（1958），43-70，239-68。
[276] 在科隆的1854年警察档案里，记录着西比尔·皮什是个街头妓女，赫斯的家人似乎也相信
这种说法。西尔伯纳在他为赫斯所写的传记中对此有所怀疑，他发现那份证据并不确凿。我们
只知道西比尔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赫斯是在父亲去世后才娶了她，也许是因为担心对他
造成太深的伤害。
[277] 赫斯的道德性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主人翁所体现
的“可靠的好人”极为相似。犹太共产主义者是最后的这样一种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在他们身
上找到所有与他的理想相似的品质。
[278] 西尔伯纳在他论述赫斯的非常有启发性的文章〔载Historia Judaica 13（1951），3-28〕中
认为，尽管这本书赞成废除私人继承权，赞成公有制，但它的理论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他认为
赫斯的理论不同于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我不敢说自己领会了这一点。不错，赫斯没
有走得像卡贝那样远，但是他至少是个——譬如说——和路易·布朗一样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比
傅立叶主义者和蒲鲁东还要社会主义。
[279] 他这时（1843）的观点十分明确地反映在两篇文章中：‘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Philosophie der That’（“他者的哲学”），刊于一本
名为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的文集中，另外也反映在他发表在巴黎的Vorw!?rts上
的文章，见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和Der Sprecher，ed.Karl Grün in Wesel。
[280] 恩格斯在一篇发表于欧文派杂志《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No.21，18
November 1843）的文章中说，赫斯是第一位变成共产主义者的青年黑格尔派。见Kar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Collected Works（《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London/New York/Moscow，
1975，vol.3（1975），p.406。
[281] Rom und Jerusalem，die Nationalit!?tsfrage（《罗马和耶路撒冷：论国籍问题》），
Leipzig，1862（以下略为R.J.），信函5，p.25。下面再引用R.J.中的信时，只注明编号和页码，
如V 25。
[282] 并非完全如此。在R.J.中，赫斯提到了这时的一份手稿，其中主张必须把自决作为解决犹
太人问题的办法。这份草稿下落不明：赫斯很有可能把它合并在了R.J.一书中。但是的确有一份
这个时期的残稿保留了下来，它的发现者爱德蒙·西尔伯纳充满善意地告诉我，它宣布犹太民族
需要一个家园。这证明赫斯并没有像人们有可能猜疑的那样，不自觉地把他第一次产生犹太人
国家这种想法的时间提前了。不过在当时，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大胆的幻想。年轻的拉萨尔当时
也曾不经意地思考过一个新犹太国的概念。十八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不乏各种离奇的政治方案。
但是，尽管偶然有这种思绪，这时的赫斯完全是个反民族主义者，他自觉地反对这些不断在他
面前浮现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只是在后来才接受了它们。
[283] Cologne，1841年9月2日。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批判全集》），Abteilung 1，Band 1.2，Berlin，
1929，pp.260-1。
[284] 见264页注28。
[285] 在他们早先所作但生前没有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是如此。见Eduard
Bernstein，‘Vorbemerkung’（伯恩施坦：“绪论”），in Documente des Sozialis-mus，Berlin，
1901-5，vol.3，p.17f。
[286] 这位女士其实（正像西尔伯纳查实的那样）是赫斯的一个真实的朋友，不过在十九世纪，
这是表达政治思想的一种常见方式。
[287] I 1（见269页注30）。
[288] V 27-8。
[289] V 27。
[290] 同上。
[291] V 28。
[292] V 28。
[293] IV 14。
[294] 同上。
[295] IV 15。
[296] V 31。
[297] XII 110。
[298] IV 17。
[299] IV 17。
[300] V 26。
[301] V 28-9。
[302] V 23。
[303] VI 42。
[304] 大概他还可以加上法国的、俄国的和其他许多国家的。
[305] 他的著作继续用不知所指的“M.Hess”署名。译按：这里的“M”既可指“莫里
茨”（Moritz），也可指“摩西”（Moses）。另据《旧约·出埃及记》，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的先
知也叫“摩西”。
[306] VI 42。
[307] 结茅节（the Feast of the Tabernacles），犹太人节日，为纪念先祖在旷野中风餐露宿的生
活而设。——译注
[308] R.J.，附注9，p.234。
[309] 这可以说是对七十多年后发生的事情的最准确的预言之一。
[310] V 29-30。
[311] XII 121。
[312] VI附注5。
[313] IV 17。
[314] 同上。
[315] VII 50。
[316] R.J.passim，eg.VII 52，VIII 63。
[317] VIII 66。
[318] VIII 65。
[319] VIII 67。
[320] IX 74。
[321] 卡利舍尔的Drishath Zion的出版早于《罗马和耶路撒冷》几个月；就像牛顿和莱布尼茨一
样，这两位作者对彼此的思想路线也所知甚少。
[322] R.J.附注9，p.234。
[323] 转引自Theodor Zlocisti，Moses Hess，Der Vork!?mpfer des Sozialismus und Zi-onismus
1812-1875（兹洛斯蒂：《赫斯：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1812-1875》），Berlin，
1921，p.312。
[324] Jüdische Zeit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 und Leben（《犹太人经济与生活杂志》）1（1862），
252。
[325] Allgemeine Zeitung des Judenthums（《犹太人通报》）26（1862），610。可进一步参见另
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我的引文即来源于它：Israel Cohen，‘Moses Hess：Rebel and Prophet’（柯
恩：“反叛者和预言家赫斯”），Zionist Quarterly（Fall 1951），45-56，特别是pp.51-2。
[326] 赫斯作为政治预言家的证据，可以参见Helmut Hirsch，‘Tribun und Proph-et.Moses Hess als
Pariser Korrespondent der Illinois Staats-Zeitung’（希尔什：“作为《伊利诺斯州报》驻巴黎记者的
赫斯”），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1957），209-30。另见同一位作者的Denker
und K!?mpfer（《思想家和斗士》），Frankfurt，1955。
[327] 赫斯最早的传记作者不这样认为，而称他是一个现代原子论的先驱，见前引书（291页注
72），p.412。
[328] 这篇文章写于1957年。
[329] 例如Auguste Cornu，他在Moses Hess et la gauche Hégéienne（柯尔努：《赫斯和黑格尔左
派》，Paris，1934）中，把赫斯视为马克思的一个次要的、头脑有些迟钝的先驱，马克思主义
已经使他的观点过时。他后来的著作在这个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这也是卢卡奇的观
点，见他的‘Moses Hess und die Probleme de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赫斯和唯心主义辩证法
问题”），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2（1926），105-
55。Irma Goitein在她的Probleme der Gesellschaft und des Staates bei Moses Hess（格伊坦：《赫
斯论社会和国家问题》，Leip-zig，1931）中，表现出了更好的见识。
[330] V 28，参见277页注44。
[331] 这个词的字面含义是“带连字符的群体”，如Italian-American（意大利裔美国人）、
German-American（德裔美国人）等等。——译注
[332] 海涅当然认为自己属于犹太人群体，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波尔纳，至少在他受洗成为基督教
徒之前。不过即使在这之后，在他对古老的犹太宗教、尤其是《旧约》的冷嘲热讽和感情依恋
这两种情绪交替出现时，他也绝对没有像当时另一些改宗者，如斯塔尔或门德尔松的女儿及其
兄弟那样，明确地让自己在精神上同它一刀两断。
[333] 在我看来，安德烈·莫洛亚在他的本杰明·狄斯累利传中，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他的著作
《狄斯累利传》（La Vie de Disraèli，Paris，1927）对作者本人的揭示多于传主。
[334] 我把这一见识归功于伊加尔·阿龙。
[335] ‘On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Mr.Disraeli’（“关于狄斯累利先生的生平和著作”），见Isaac
Disraeli，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London，1881，vol.1，p.viii。
[336] Lucian Wolf，‘The Disraeli Family’（沃尔夫：“狄斯累利家族”），The Times，20（p.6）
and 21（p.12）December 1904；后收入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
5（1902-5），202-18。
[337] Cecil Roth，Benjamin Disraeli：Earl of Beaconsfield（罗斯：《本杰明·狄斯累利：比坎斯菲
尔德伯爵》），New York，1952，chap.1。
[338] Robert Blake，Disraeli（布莱克：《狄斯累利》），London，1966，p.4。
[339]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论代议制政府》），Chapber 7，note。
[340] W.L.Courtney，Life of John Stuart Mill（考特尼：《穆勒传》），London，1889，p.147。
另见J.S.Mill，Autobiography，London，1873，p.289。
[341] 黎凡特：指地中海东部和爱琴海沿岸地区。——译注
[342] Book I，chapter 4，p.9。所注页码均指Bradenham版的The Novels and Tales of Benjamin
Disraeli（《本杰明·狄斯累利小说集》），London，1926-7。
[343] Contarini Fleming，part 1，chapter 2，p.5。
[344] Georg Brandes，Lord Beaconsfield：A Study（布兰德斯：《比坎斯菲尔德勋爵研究》），
Trans.Mrs George Sturge，London，1880，pp.45，41，42。
[345] Book 4，chapter 10，p.232。
[346] Tancred，book 4，chapter 3，p.263-7。
[347] Coningsby，book，4，chapter 15，pp.263-7。
[348] 同上，chapter 10，p.232。
[349] Trancred，book 3，chapter 7，p.233。
[350] Book 4，chapter 7，pp.299-300。
[351] 奥地利记者什鲁米基（Chlumiecki）讲述的故事——狄斯累利是一篇犹太复国主义文章的
作者，只是在俾斯麦的劝说下，他才没有提交给柏林大会——似乎极不可信，因此没有必要做
更严格的检讨。见罗斯：《本杰明·狄斯累利：比坎斯菲尔德伯爵》，pp.159-62。
[352] Thomas Carlyle，‘Shooting Niagara：and After？’（卡莱尔：“击中尼亚加拉，然后
呢？”），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London，1899，vol.5，p.11。
[353] E.T.Raymond（E.R.Thompson的笔名），Disraeli：The Alien Patriot（雷蒙德：《狄斯累
利：外来的爱国者》），London，1926，p.5。
[354] Lord George Bentinck：A Political Biography（《本廷克勋爵的政治传记》），London，
1852，pp.495，494。
[355] 《本杰明·狄斯累利：比坎斯菲尔德伯爵》，p.85。
[356] Book 4，chapter 10，p.232。
[357] Book 4，chapter 13，p.253。
[358] 《本杰明·狄斯累利：比坎斯菲尔德伯爵》，p.60。
[359] 《本廷克勋爵的政治传记》，pp.482-3。
[360] Tancred，book 2，chapter 14，153。
[361] 《本廷克勋爵的政治传记》，p.331。
[362] 同上，p.496。
[363] 同上，p.497。
[364] 同上，p.496。
[365] 同上。
[366] 《本廷克勋爵的政治传记》，p.495。
[367] 同上，p.490。
[368] 见Wilfrid Meynell，The Man Disraeli（梅内尔：《狄斯累利其人》），London，1927，
p.220。
[369] 1843年3月13日的信，见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Werke（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集》），East Berlin，1956-，vol.27（1973），p.418。
[370] 1864年11月29日的信，《著作集》，vol.31（1975），p.432。
[371] 《著作集》，vol.1（1974），p.374。
[372] 《著作集》，vol.3（1969），p.5。
[373] 1862年7月30日。《著作集》，vol.30（1974），pp.257-9。
[374] 同上，p.259：“他的头形和他的发型都显示出，他是当摩西离开埃及时追随他的那些黑人
的后裔（不然的话就是他母亲或祖母和一个黑鬼有染）。这种有着黑人血统的犹太人和德国人
的结合，必会生出一个奇怪的杂种。这家伙的纠缠不休也是黑人式的。”
[375] 《著作集》，vol.30（1974），p.164。
[376] La Justice，7 December 1881。
[377] 前引书（见315页注5），p.x。
[378] 第1幕第3场。
[379] J.S.Mill，On Liberty（穆勒：《论自由》），London，1962，p.195。
[380] 见Schillers Werkes（《席勒著作集》），ed.Ernst Jenny，vol.10，Basel，1946，pp.208-
321。
[381] 《席勒著作集》，p.232。
[382] 同上，p.238。
[383] 《席勒著作集》，p.242。
[384] 同上，p.237。
[385] 《席勒著作集》，pp.257-8。
[386] 《伊戈尔王子》（Prince Igor）为俄国作曲家鲍罗廷的歌剧。——译注
[387] Arrigo Boito，‘Mendelssohn in Italia’（博伊托：“门德尔松在意大利”），Tutti gli scritti，
ed.Piero Nardi，Verona，1942，p.1256。
[388]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鲁克纳可被称为“素朴的人”。不过只能从一般意义上，而不是从席勒
的意义上这样说。在席勒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布鲁克纳的充满幻觉的神秘主义，他把感性和
自我超越的企图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就像弗兰克和坎特鲁姆更为突出的情况一样），是可以想
像的最深刻的感伤的表现。Gesamtkunst-werk（总体艺术创作）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它有着把一
切因素统一在一起的徒劳渴望。
[389] G.D.H.Cole，The Second International（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vol.3）[柯尔：《第
二国际（社会主义思想史）》]，part.1，London，1956，p.387。
[390] 1903年4月28日信，见La critica（《批评》）25（1927），372。
[391]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对暴力的反思》，以下略为《反思》），Paris，1972，p.80。
[392] 《反思》，p.101。
[393] ‘Osservazioni intorno alla concezione materialista della storia’（克罗齐：“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的思考”），in Saggi di critica del marxismo，Palermo，1902，p.44。
[394] Les Illusions du progrès（《进步的幻象》），5th ed.，Paris，1947，p.133。
[395] 《反思》，p.14。
[396] La Ruine du monde antique（《古代世界的灭亡》），3rd ed.，Paris，1933，p.44。
[397] 《古代世界的灭亡》，p.44。
[398] ‘L’thique du socialisme’（“社会主义的伦理”），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7（1899）。
[399] 《反思》，p.173。
[400] 《反思》，p.168。据布伦塔诺教授说，马克思的这封信是1869年写给其英国友人比斯利
教授的，但它从来没有被人发现。信中的语调也不太像是马克思的，虽然据称伯恩施坦说它是
马克思的语气。见Mouvement socialiste（《社会主义运动》），1 September 1899，p.270。
[401] ‘La Crise du socialisme’（“社会主义的危机”），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18（1898），612。
[402] 索雷尔引用过这句话，见前引书（368页注10），p.296。
[403] 《反思》，p.110。
[404] Matériaux d’une théorie du prolétariat（《一种无产阶级理论的材料》），2nd ed.，Paris，
1921，p.98，note 1。
[405] 他在1897年12月27日写给克罗齐的信中说，马克思主义有“变成一种以语病为基础的神
话”的危险。La critica（《批评》）25（1927），50-2。
[406] Le Procès de Socrate（《苏格拉底的审判》），Paris，1889，p.183。
[407] 同上，p.158。
[408] 《反思》，p.184。
[409] 同上，p.38。
[410] 《反思》，p.149。
[411] 同上，p.36。
[412] 索雷尔在1901年就宣布，这注定会成为一件强大的武器。见De l’église et de l’état（《论教
会与国家》），Paris，1901，pp.54-5。
[413] 1921年3月25日致克罗齐的信，La critica（《批评》）28（1930），194。
[414] 转引自Michael Curtis，Three Against the Third Republic：Sorel，Barrès，and
Maurras（《反对第三共和的三个人：索雷尔、巴雷斯和莫拉》），Princeton，1959，p.53。
[415] 出自同让·瓦里奥的谈话，见后者的报道，L’clair（《闪电报》），11 Sep-tember 1922。转
引自Gaetan Pirou，Georges Sorel（《索雷尔传》），Paris，1927，p.53。
[416] J.Variot，Propos de Georges Sorel（瓦里奥：《索雷尔的话》），Paris，1935，p.55。
[417] 转引自Gaudens Megaro，Mussolini in the Making（麦加罗：《墨索里尼的诞生》），
London，1938，p.319。
[418] 《反思》，p.144。
[419] 一个浪漫主义的、强烈反民主的十九世纪俄国反动分子曾经说，当他想到在巴黎街头匆匆
赶路的衣冠楚楚的资产阶级时，他自问道：是不是因为这一点，头带羽饰头盔的亚历山大大
帝，才用铁骑踏平了阿贝拉的波斯人军队。索雷尔想必不会否定这种感情。
[420] 《一种无产阶级理论的材料》，p.53。
[421] 《反思》，p.19，note 1。
[422] 《反思》，p.170。
[423] 此文的若干论点也在《曲木：关于民族主义的一则笔记》（‘The Bent Twig：a Note on
Nationalism’，in Foreign Affairs 51，1972）一文中讨论过，但形式有所不同。
[424] 这是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的杂志，以赛亚·伯林是它的编辑之一，时间为第19卷4期（1929年
12月）到第20卷4期（1932年6月）。这期间的每一期杂志上都有未署名的文章，有些可能系伯
林所作。
[425] 以赛亚·伯林编辑了这本杂志的6期，从第10卷52期（1930年5月）到第12卷57期（1932年2
月），其中，第52期是与阿瑟·卡尔德·马歇尔合编，第55-7期是与理查德·古德曼合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