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印象（出版书）》
作者：[英]以赛亚·伯林
译者：林振义/王洁
内容简介：
该书收录伯林对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17位20世纪知识界与政界杰出人物的观察文章，除罗斯福外均系作者亲身接触。书中特别记述1945年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956年与安娜·阿赫玛托娃在苏联的会面场景，后记揭示伯林人格中俄国人、英国人和犹太人三重特质。
以赛亚·伯林1909年生于里加犹太家庭，1921年移居英国，曾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夫森学院首任院长，二战期间从事外交工作，代表著作包括《俄国思想家》《自由论》《苏联的心灵》等。
这些人，除罗斯福外，伯林都亲自见过，对他们非常熟悉。伯林以自然天成的幽默感、睿智轻松的语言、不带恶意的勃勃兴致向讲述了他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个人印象。书中还详细描写了1945年和1956年在前苏联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感人至深。后记尤为传神，伯林概述了他个人人格的三条主线：俄国人、英国人和犹太人。
温斯顿·丘吉尔在去唐宁街途中，1940年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哈伊姆·魏茨曼在1945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前的草地上，1932年
伊扎克·萨德赫
刘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最高法院办公室
理查德·佩尔斯
休伯特·亨德森
约翰·兰肖·奥斯汀在1952年
约翰·普拉门纳兹
莫里斯·鲍拉在牛津，1950年
戴维·塞西尔爵士和伯林合影，牛津大津新学院回廊，1950年
弗吉尼亚·伍尔夫
埃德蒙·威尔逊，1953年前后
奥伯伦·赫伯特在萨默塞特郡皮克斯顿花园的家中
奥尔德斯·赫胥黎
安娜·阿赫玛托娃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一个公共朗读会上，1946年
第一版自序
这本书收集的文章类似18世纪流行的所谓颂词，即纪念逝去名人的
演讲词。除了两篇文章外，所有文章都是应邀而作。这两篇例外即关于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刘易斯·纳米尔的回忆，同样，《与俄罗斯作家的会
面》一文并非约稿，成文缘由是我相信自己有话要说，就我所知，这些
话在其他地方还没有说过。
这些颂词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内容，主要取决于文章的主
旨。因此，关于莫里斯·鲍拉和约翰·普拉门纳兹的回忆是牛津追悼会上
的悼词；《哈伊姆·魏茨曼》一文也是在伦敦类似场合下的一个公共演
讲；对理查德·佩尔斯、休伯特·亨德森、约翰·兰肖·奥斯汀、奥尔德斯·
赫胥黎、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奥伯伦·赫伯特的回忆，是受学术期刊
或纪念文集的编辑邀请而作。《爱因斯坦和以色列》一文，是在纪念他
诞辰一百周年的研讨会上宣读的开场白，我的意图是展现他对社会现实
和真理重要性的敏锐感受。某些人把爱因斯坦当成一位圣洁内向、透过
模糊的理想主义迷雾看待世界的思想家来尊崇，对这些人而言，这种敏
锐感受令人失望。关于丘吉尔的文章最初是对他战时回忆录第二卷的评
论，命笔之时正值他成为下院反对党领袖，开始受到来自大西洋两岸广
泛而激烈的抨击，其中某些指责很有道理。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他在
1940年拯救英国（实际上是拯救绝大部分人类）免受希特勒祸害的作
用，未得到充分纪念，理应受到足够重视。出于同样想法，关于富兰克
林·罗斯福总统，我希望提醒读者，对我们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仍很年
轻的一代人而言，当时欧洲被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佛朗哥、萨
拉查和很多东欧及巴尔干半岛的独裁者所统治，政治天空着实黑暗无
比，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政策没有带来一丝希望；很多人还没有对建立一
个社会和道德方面都算健康的世界的可能性感到绝望，对于那些人而
言，在我们很多人看来，仅有的一丝希望之光来自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新
政。同样，这篇文章主要写于战后随即发生的争论期间。
最后一篇是为本书所写的新文，涉及1945年和1956年我的俄罗斯之
行。我主要希望描述我所会晤并结识的两位天才作家的观点和性格，这
是我过去从未发现的，甚至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和利季娅·丘科夫
斯卡娅的回忆录里（这是我们能见到的对一个恐怖时期作家和艺术家生
活最详细和最感人的描述）也没有见过。我的文章（有一部分在牛津大
学瓦德汉姆学院赞助的鲍拉讲座上发表过），可看成是对她们的回忆录
的一点补充。
我希望表达对我的朋友诺尔·安南为这本合集作序的深切谢意。我
想告诉他及读者的是，我非常清楚，承担作序这一任务不可避免地需要
投入多少感性、良知、时间、艰苦劳动，需要有解决事实和友情、知识
和道义上的得体之间冲突的能力。我想感谢他答应为本书作序的极大好
意。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向本版文集的编辑表达深沉而日益增长的
谢意。任何作者都难以遇到一位比他更好、更公正、一丝不苟、精力充
沛的编辑。我想感谢亨利·哈代博士挖掘整理出这本时间跨度巨大的论
文集，并且厘清了有时必定不是无足轻重的冲突——其中某些冲突是由
作者的癖好造成的。
以赛亚·伯林
1980年6月
编者序
这本书是我搜集整理、准备重印的五卷伯林著作之一，其中大部分
已发表的文章过去从未以合集形式 1 出现。他的很多作品以前都是分散
的，通常散落于不明之处，大部分都已绝版，只有六篇文章被收集重印
2 。这五卷作品，加上包含在其中一卷（《反潮流》）上的全部作品的
目录 3 ，以及此后我所出版的很多他以前未发表的著作 4 ，使他的全部
作品比过去更容易为人共享了。
本卷中的文章是对20世纪名人的颂词或回忆录。除了罗斯福和爱因
斯坦外，作者与其他名人都有私交，还有一篇叙述了他1945年和1956年
在莫斯科（1945年他在英国驻俄使馆工作）和列宁格勒与鲍里斯·帕斯
捷尔纳克、安娜·阿赫玛托娃及其他俄国作家的会晤。第一版所收文章
最初出版细节如下。《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以及《菲利克斯·法
兰克福特在牛津》，仅有的两篇主人公在世时发表的文章之一）第一次
刊登在1949年《大西洋月刊》卷184第3期（标题“丘吉尔先生”）和《谷
山杂志》第981期（标题“丘吉尔先生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1964年伦敦的约翰·默里将此文重印成书，标题为“丘吉尔先生在1940
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一文1955年登在《政治季刊》第
26号上，并以“欧洲人眼中的罗斯福”为标题刊登在《大西洋月刊》卷
196第1期上。《哈伊姆·魏茨曼》一文是赫伯特·塞缪尔讲座第二讲，
1958年由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爱因斯坦和以色列》刊登
在1979年11月8日的《纽约书评》杂志上，这是1979年3月14日纪念爱因
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开幕式演讲的主要部分，演讲全文收入杰拉尔
德·霍尔顿和耶胡达·埃尔卡纳（编）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历史和文
化视角》，耶路撒冷百年研讨会（普林斯顿，1982：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社）。《刘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1966年收录于马丁·吉尔伯特（编）
的《冲突的世纪》（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和《遭遇》杂志卷17第5
期（1966年11月）。《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牛津》是华莱士·门德尔
森（编）的《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颂词》（纽约，1964：雷纳尔）
的约稿。《理查德·佩尔斯》刊登在1958年的《巴利奥学院年报》上。
《休伯特·亨德森在全灵学院》是《牛津经济学文集》1953年为纪念亨
德森而出版的第5期增刊中的一部分。《约翰·兰肖·奥斯汀和牛津哲学的
早期起源》是以赛亚·伯林勋爵等所著《论约翰·兰肖·奥斯汀文集》（牛
津，1973：克拉仁顿出版社）的约稿。《约翰·佩特罗夫·普拉门纳兹》
是1975年在牛津大学圣玛丽教堂普拉门纳兹追悼会上的演讲，当年由全
灵学院内部出版。《莫里斯·鲍拉》一文是1971年在圣玛丽教堂鲍拉追
悼会上的演讲，当年由瓦德汉姆学院内部出版。《奥伯伦·赫伯特》是
约翰·乔利夫（编）的《奥伯伦·赫伯特：拼凑肖像》（提斯波利，
1976：坎普顿·罗素）的书稿。《奥德尔斯·赫胥黎》是朱利安·赫胥黎
（编）的《奥尔德斯·赫胥黎》（伦敦，1965：查托和文达斯）的书
稿。《1945年和1956年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一文是1980年5月13日鲍
拉讲座的删节版，于本书最初发表——正如作者所言，此文是专门为本
书所写的。
本次第二版增加了1980年后发表的四篇文章。《伊扎克·萨德赫》
最初发表在《中流》杂志卷39第4期（1993年5月），这是我应作者要
求，将他关于萨德赫的两篇短文编撰而成的：一篇先前未发表，另一篇
《论伊扎克·萨德赫》（以色列电台英语频道的一个简短演讲广播），
1986年9月5日以希伯来语译文发表在《迪法拉报》（Davar）上。《埃
德蒙·威尔逊在牛津》刊登在《耶鲁评论》卷76（1987年）。《回忆弗
吉尼亚·伍尔夫》发表在《一百名作家》（1989年）一书中，标题是“作
家们回忆：弗吉尼亚·伍尔夫”。《戴维·塞西尔》发表在《1985-1986年
与1986-1987年年报》和《1987年委员和会员名单》（伦敦，1987年：
皇家文学学会）上。
除了一些必要的订正并增加几条文献外，这里重印的文集实际上保
留了最初的形式。在这个新版本中，我又进一步做了基础订正，增加了
一些文献。
有几篇性质相同的文章未予收录，大部分比本书中的文章短，或者
内容上与本书有重复。主要的人物有哈伊姆·魏茨曼、迈耶·维斯戈尔、
米歇尔·蒂皮特、伦道夫·丘吉尔、雅克·赫佐格、阿瑟·莱宁、雅各布·塔
尔蒙、特迪·科莱克、以赛亚胡·莱博维茨、纳胡姆·戈德曼、马丁·库
珀、戴维·本——古里安、亚当·范·特罗特、约翰·普拉门纳兹、耶胡迪·
梅纽因、亚历山大和沙罗美·哈尔佩恩和H.L.A.哈特。全部细节可参见前
面提到的书目 5 。
对十七年前我准备第一版时得到的帮助，我仍然感激。另外，以赛
亚·伯林一如既往地耐心回答我的询问；他的秘书帕特·乌特钦给了我不
可或缺的帮助。弗吉尼亚·卢埃林·史密斯对《1945年和1956年与俄罗斯
作家的会面》一文给予帮助。我也要感谢兹维·德罗尔、 6 利·聂尔和约
拉姆·萨德赫在我写作《伊扎克·萨德赫》时给予的帮助，以及海伦·麦科
迪、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和威尔·苏尔肯对第二版的帮助。
亨利·哈代
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7年7月
附言
以赛亚·伯林于1997年11月5日去世。本版《个人印象》那时已出付
印样，但没有印刷。本书正文没有改动，我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在书后
加了一篇跋。1979年5月，伯林因对自由观念的贡献，在耶路撒冷被授
予耶路撒冷奖。这篇跋是获奖感言的精简版，感人而见解敏锐，此前曾
发表于《犹太季刊》总第27期（1979年夏/秋季号），以及《保守犹太
主义》总第33期（1979年冬季号）。我和我询问过的人似乎一直都认
为，这篇感言是这本书的一部分，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篇自传性的个人印
象。我不止一次建议伯林，应该在这个天然的情境中重现它，但伯林总
是给出他那富有个性的答复，说生前将这篇感言收入文集似乎太个人
了，也许也太自我了；但等他过世，我就可以按照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处
置它。令我深感难过的是，现在我能自由地在书后加上这篇跋了。
亨利·哈代
1997年11月
序言
在今天的英国，颂词 7 作为一种文体已不是很受欢迎，仅仅用于追
思仪式上称赞逝者的美德。现在更常用的是传略和访谈，其目的不是称
颂赞扬，而是批评打击。比弗布鲁克欣赏这种潮流，称之为“枪打出头
鸟”
8 。新闻记者像斗牛一样，刺探并瞅准别人的弱点，插上短剑 9 ，将
可怜的公牛引向自我暴露的厄运。专业采访者陶醉于这种特殊技能。他
们一致认为，这对受访者有积极作用：他可能不那么让人肃然起敬，但
至少真实可信。
知识分子鄙视新闻记者，但他们采取的招数与新闻记者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家们对大量的人类经验实践进行了归纳 10 处理，结果，历史就
像是一个牧场，畜群被非人的客观力量所驱使——它们也不知何故——
大声反刍着在牧场上走过。批评家们像暗礁中的螃蟹，快速躲进后现代
主义的岩穴里，不去考虑人们现实中是如何说话写作的；或者把一位在
世的艺术家替换成其作品里一个虚构人物。难怪大众会购买传记。然
而，又有多少两卷本的大部头传记只是枯燥无趣的文献堆砌，让人觉得
如鲠在喉？那些敢于用美德和罪恶的原色来刻画人物的传记作家，似乎
常常囿于声调严厉的小说家之父亨利·格林多年前提出的“不说死者坏
话”
11 的准则。而那些保持沉默的传记作家则表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
避免因涉嫌诽谤而自找麻烦。
以赛亚·伯林无视当前这种种潮流。他的思想理论往往涉及全人
类，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与人类休戚相关。伯林为激发自己兴趣的人物所
写的文章，都是赞美的杰作。他像西拉之子耶稣 12 一样希冀我们讴歌名
人。但吸引伯林的，不是名人的声望，而是他们的天赋。崇拜英雄并不
使他感到羞愧。他丝毫无意像上帝那样，将英雄逝去和麻雀坠亡相提并
论。英雄们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世界因为他们而进步，变得更加友善，
威胁也有所减少。了解一位伟人，目的是改变人们关于人类能做什么、
可以成为什么的想法。伯林发现，视雪莱为凡人，以及与帕斯捷尔纳克
或斯特拉文斯基、弗吉尼亚·伍尔夫或毕加索、罗素或爱因斯坦等人交
往，使他兴致勃勃。但他关注的并不局限于天才们。有时，那些想法褊
狭、行为古怪、冒犯好人 13 的家伙，也会吸引伯林，激发他去寻找精确
的词句，贴切地描述其品质和怪癖。这类人不必是猛士或明星。一个集
某些罕见奇才于一身的无名学者，也会让伯林觉得世界很美好。他喜欢
人们表现出引人入胜的品质：朴素值得称道，诙谐也值得赞美。他严肃
朴实的朋友约翰·奥斯汀发现，生活中很少有哪种乐趣可以与毫无保留
地赞扬别人相媲美。与凯恩斯批评起人来的毫不留情相比，伯林赞美他
所仰慕的名人时乐此不疲的劲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如果把这些赞美的杰作当成传统的颂词，那就错了。与他所有的
作品一样，这些作品乍看起来只为博得一乐，背后却隐含着他真正富于
创造力的思想。伟大的科学家取得了改变物理学或生物学进程的突破，
新闻会给以报道；经济学家由于提出了将其知识领域内所有变量合理却
矛盾地联系起来的理论，而受到赞扬。据说，这些便是增进知识的途
径。但是伯林并非在这种意义上增加了我们的知识。观念史之所以一直
受到歪曲和误解，完全是因为它被浓缩成了抽象的概念。伯林想传递给
我们的信息，恰恰不是一篇关于观念史的抽象论文。当然，他撰写过自
由理论和历史传记方面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中的评论，本身并不足以阐
明他自己所增添的对生命的诠释。
这种诠释便是多元主义。一提到那个晦暗的词汇，想象力便无从施
展！“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阉割力
的陈词滥调。使用“多元主义”这个词时，大多数人的意思是，社会是由
大量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行动的少数派组成的。因为这些群体之间
的利益互相冲突，他们必须学会容忍他人的存在。国家本身是真正需要
具备最大限度宽容的组织，虽然它不得不在政治上表达社会中最广泛的
共识因素，但它也必须特别机敏地包容那些观点与社会共识相反的人
士。不仅仅是政府需要宽容，每一个有控制权的团体、机构、管理层，
尽管形式各异，都应该对少数派的感受做出反应。然而在实践中支持这
种理论有一个难处。当由于采取扶持政策使少数派发展壮大而自身受到
削弱或耗竭时，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政府，都无法抵制坚定而冷酷的利益
集团或党派。从多元主义受益之后，利益集团或党派便推翻这种理论，
通过接管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来排挤政府，然后温和地声称其他所有少数
派的利益应该服从他们的利益。当政府发号施令的权力受到挑战，又对
自己的合法性犹豫不决时，难道还不应该倒台吗？
以赛亚·伯林对多元主义的诠释非常深刻。他没有把时间花在判断
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抵制或屈服于压力集团上。吸引他的，是多元主
义的合理性，而不是其政治后果。不但要反对多元主义的敌人，更要提
防那些装扮成多元论者，而当明白了伯林言论的含义后却愤愤不平的
人。那些口头上赞成多元主义的人，无法理解伯林是多么令人烦扰。伯
林相信，追求一个良好目标往往会牺牲另一个良好目标。永远无法做到
施以仁慈却不减损公正。平等和自由都是良好的目标，但很难两全其
美。这一点让进步论者非常不满，他们愿意相信他们目前正在追求的目
标与自己珍视的其他目标并不冲突。然而伯林并不相信有什么万灵药或
一揽子解决方案。对不少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使边缘群体重新融入社会
的措施，伯林持怀疑态度。专横偏执的人士和规划者把同胞公民们驱来
赶去，安排他们后代的前途，打着效率和公平的旗号决定公民居住的地
点和方式，借宣布这些决定的必然性为其决定的暴虐进行辩护。伯林对
此深感不安。官僚们乐于制定各种规则条例，来操纵其他所有人的工
作。这令伯林怀疑，官僚们更想操纵耍弄百姓，绝对不会遂民之愿。但
即便在他看来，强势官员的目标肆意侮辱人类的天性，对于演变到反抗
效率原则的政治运动，伯林也未表示出很大热忱。他对民粹主义和工团
主义持保留态度，对二者关注少数派自由的程度感到疑虑。
他的这些保留意见未能使保守派感到一丝欣慰。伯林自己并不怀疑
政治中的理性或类似理论，在这一点上，他与迈克尔·欧克肖特不同。
对货币主义、赤字预算或其他统计学或社会学分析，他也许没有什么看
法，但并不认为将理性付诸政治的努力毫无价值可言。这些理论来自抽
象推理分析，如果付诸实践，可能缓解良好目标之间那些让人神伤的痛
苦冲突。生命并非一场将自己陷入两难窘境的漫长挣扎，达到平和的折
中平衡是可能的，这种折中也并不总是令人痛苦。平等和自由有时能够
达成妥协，有时无法达成。但是，伯林不同意那些否认这类纠纷可以调
解的观点。同样，参与性民粹主义也不是一种让他热血沸腾的政治组
织。然而，如果可以证实这是迈向更为平等的明显进步，他也不会拒绝
它。伯林也不同于温和的保守派，他认为平等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和神圣
价值之一，当其他神圣价值与平等相冲突而受损时，毫无疑问要牺牲掉
平等；但只要无法证明平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必须实现平等。
如果许多人食不果腹，而限制少数人的自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
必须让少数人失去自由。如果由此带来了痛苦，那也必须如此。应该坦
率地承认自由受到了限制——为了善行，决不应模棱两可，这便是伯林
的全部要求。他既不同情“所有文化都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保守观
念，也不赞成一些知识分子推崇的“艺术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必须不惜
代价地加以保护和培养”的想法。是毁坏罗马这样闪耀着历史珍宝之光
的城市，还是失去国家独立、让民众屈服于暴政？如果非要在二者之间
作出痛苦抉择，伯林会义无反顾地奋起抵抗，不惜将城市化为焦土。也
许有人猜想，由于同情屠格涅夫，伯林也会像他那样痛恨右翼、畏惧左
翼。倘若伯林面临屠格涅夫在19世纪的俄国所面临的那种抉择，这种猜
想是正确的。伯林发现反动统治令人憎恶，而恐怖主义的革命派则不堪
忍受。但在西方民主政治领域内，他任由自己的想象力纵横驰骋。
想把某种特定美德发扬到极致，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在不从
根本上贬损其他美德的前提下，往往不可能将一种美德发扬到极致。认
识这一点却非常难得。在伯林看来，人们会不切实际地希望确保他们事
实上永远能够同时追求所有的美好目标；于是对声称可以如此的政治思
想家言听计从。这些圣贤们声称，他们发现了一种更好的自由——积极
自由，它可以将人们对于公正、平等及自我实现机遇的渴望，与人们对
于自由、无拘无束生活的愿望协调起来。积极自由是一种理论的美称，
它认为如果人民受过启蒙，完全理解一个美好、公平、令人满意的社会
所需的条件，那么，不仅睿智的哲学家，而且国家（其实就是政府自
身）都能确定人民的真正需求。如果能够确定人民需求的说法是真的，
那么国家就有合理的理由忽视普通民众说的所愿或所憎之事。民众说出
来的仅仅是他们渺小个体的想法，他们那未成熟的可怜人格尚不足以完
全理解生活的所有可能性，经常为邪恶冲动所役使。就此而言，有谁愿
意成为酒鬼？又有谁不同意，对每个渴望完美生活的人来说，艺术非常
重要？然而嗜酒者太多，大部分民众毫不在乎艺术，于是国家就被迫实
施禁酒令，宣传艺术，只要它健康有益，可以启发人们关注美好未来。
人们往往服膺这种自由观，因为他们愿意相信关于善的一种常识性
观点——善必定是不可分裂的，真必定是美的而美必定是真的，真和善
的不同方面必定能够协调起来。但伯林认为，它们有时是无法调和的。
意识形态回答“应该怎么做”和“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人们倾向于相信
这些问题有毋庸置疑的答案。但实际上，这样的答案是不存在的。
之所以不存在这种答案，是因为生活远不是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
案。伯林的多元主义源于他对语言哲学和历史的理解，根基远比政治学
深厚。其他哲学家对约翰·奥斯汀剖析他们论述中的命题并揭示错误的
惊人能力感到厌烦。伯林记得艾耶尔对奥斯汀说过：“你像只猎犬，自
己不想跑，就咬伤别的猎犬，这样它们也不能跑了。”但伯林赞同奥斯
汀，不是由于他论辩之激烈，而是因为他像后来的维特根斯坦一样摒弃
这样的教条——人们能够组织起逻辑上完美的语言，以反映现实的条理
性。艾耶尔从实证原则出发，拒斥违背该原则的论断。与艾耶尔不同，
奥斯汀认为，分析知识、信念和经验的唯一途径是研究人们如何实际地
使用词语，他反对关于经验真理和逻辑真理的区分。这两个术语是伯林
所谓的“极端”（all or nothing）式哲学必不可少的。
奥斯汀也是一位理论家，他提出了语言的言外用法理论（施为表
达、归属表达和限定表达）。在解决哲学难题上，他相信体系和团队合
作，而伯林不太赞成这种想法。但奥斯汀的做法，并不是收集问题，再
将它们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单一体系之中。有些逻辑实证主义者面对一
个问题时，会用他们自己的术语进行重构，致使问题走样，或者当成一
个假问题而加以拒斥，而奥斯汀则原封不动地看待每一个问题。像约翰
逊博士一样，奥斯汀对违背全部经验的决定论教条有些蔑视，伯林对此
有同感。奥斯汀并不认为人类是挣扎在历史因果关系网络中、无法作为
自由个体而行动的苍蝇。
奥斯汀把语言看作是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行为，这种观点令人
振奋，也受到伯林认同。伯林的多元主义独立于牛津哲学之外，可以说
在他的人物写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有说服力。我们时代的其他任
何人都没有像伯林那样给观念赋予人格、肉身乃至生命。伯林成功地做
到了这一点。对他而言，这些观念不仅仅是抽象的东西，它们是活生生
的——否则它们怎么能存活？——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激励他们，
塑造其生活，影响其行动，并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正是人们创造了这些
观念并使之具体化。其中，有些是隐居在与世隔绝世界里的学者，他们
蔑视装腔作势、阴谋诡计和野心抱负等发迹、攫取的游戏。面对蛮横无
理，或辩论中只想置人于死地的反论，他们会非常厌烦而退避三舍。虽
然这些人非常值得钦佩，他们的价值标准给人深刻印象，但他们的做法
并不是反省生命的唯一途径，他们的价值观也不是人类的必然准则。以
赛亚·伯林把布鲁姆斯伯里派 14 的低声争论比作室内乐，而室内乐很像
布鲁姆斯伯里派的观点交流，此起彼伏，像一次永不挂断的电话交谈。
对此，伯林这位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的年轻教师感到欣喜。但这并不
是让人钦佩或受益的唯一生存形式。室内乐确实是一种简朴而严格的音
乐形式：贝多芬或巴赫都没有创作出比身后发表的四重奏或变奏曲更深
刻的作品来。交响乐、大合唱和歌剧需要一个庞大的管弦乐队及至少六
名的独奏者，它也会使我们感到高兴和惊讶。如果某些迂腐学究指责这
些音乐形式“庸俗或浮夸”，我们就会觉得荒谬。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世事有其自身合理性并受到自身规律的支
配呢？我们为什么不承认政治家不能成为学者，或者学者不能成为政治
家，正如很久以前教会把人划分为平信徒、在俗教士和修道士那样呢？
伯林写道：“生活可以透过许多窗子来看，没有一个窗子必然是清晰或
模糊的，比其他窗子看东西更为真实或更为歪曲。”布鲁姆斯伯里派有
权坚持自己的价值尺度，但他们错误地认为所有明智聪颖的人都要遵从
这个尺度。你大可认为自己发现了关于道德、历史、绘画和人际关系的
真理，但要说偌大世界上任何不接受这些结论的人都是白痴或无赖，这
就很荒唐了。因此，政治家必须展现出很不一样的品质，其生活遵从的
理想必定与后来的学者做出的诠释相去甚远。多元主义意味着接受众多
适应于不同环境、不同职业人群的理想。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政
治家。认定受某种观念影响的一类政治家，比按照不同观念行事的另一
类政治家糟糕，这是愚蠢的想法。在描写罗斯福时，伯林曾经对比了两
类政治家。第一类政治家原则单一、思想狂热，无视人民和环境，使之
屈从于自己的强大意志；第二类政治家有着敏锐的直觉，能意识到事物
的发展方向和民众的感受，并推断采取何种方式实现他们的愿望。伯林
写道：“我的区分标准，既非道德的，亦非价值观的，而是类型的。”每
一种类型里，都有品德高尚、富于魅力者，也有品行不端、声名狼藉
者。伯林把加里波第、托洛茨基、巴涅尔、戴高乐、伍德罗·威尔逊和
希特勒归为一类，而将俾斯麦、林肯、劳合·乔治、马萨里克、格莱斯
顿和罗斯福归为另一类。
我们马上可以看到，通常对政治所作的许多道德判断很不真实。仅
仅好人就能给他们的人民带来尊严和繁荣，这是不正确的。但所谓现实
主义者的说法，即政治上的良好目标几乎往往都是通过不良手段实现
的，也是错误的。体面可敬、认真负责的人常常无法治理好国家而自毁
名声；流氓恶棍、残暴狂徒却能在混乱无序的局面下实施法律、恢复秩
序，推翻人民欢迎的虚弱政府，代之以强有力的暴政。然而事实上，希
特勒这样的暴君是看着他们建立的帝国在自己眼前坍塌而一命呜呼的，
而本——古里安那样不屈不挠追求公平、独立的领袖，却率领他们的同
胞，冲出不公受欺的困境，在同胞的感恩戴德中长逝。伯林不是莫斯卡
或米契尔斯那样的政治现实主义者，这两位会开心地告诉读者，如果国
家要抵御外敌，社会要保持稳定，民众要过上幸福生活，就要为这样
的“表演”买门票，你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失去自由、无辜者死亡
和政敌被处决。这张门票太贵了，伯林和伊万·卡拉马佐夫一样，都只
好退掉门票 15 。他不是政党成员，不加入任何组织，对各种空想尽可能
兼容并包。他认为托尔斯泰和马克思都弄错了，其真理远远多于谬误，
理应深受尊敬。别林斯基从狂热地信仰一种主义转向另一种主义，致力
于按他的理解宣传真理，不能容忍任何他认为固执地过着错误生活的
人。别林斯基与伯林敬仰的政治家魏茨曼大相径庭。但若没有别林斯基
这样的人，人类将十分贫困。这是伯林选用颂词作为本书体例的原因。
这是一种表达不同生活类型的方式，也提醒我们某个乍看上去讨厌任性
的人，他身上却如何富于良好品质：某个有争议的人如何严格按照与自
己事业相符的标准生活。除非社会承认人们确实并应该按照不同的理想
生活，否则这个社会中的成员就不会是自由的。
像其他重要的思想家一样，以赛亚·伯林用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
风格写作。没有这种风格他便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近年来，当他用磁
带记录他说的话、在定稿之前修订文本时，这种风格变得更具个人色
彩。这种方法对大多数作家是根本行不通的，但伯林的头脑如此非同寻
常，无论是在室内与一群朋友交谈，还是在讲坛上发表长篇演说，他都
会边想边说，结果一个从句接一个从句，谓语会长得变成一大串分词。
如果别人采取这种方式，就会变成对雄辩家西塞罗的拙劣模仿。伯林不
像雕刻着一大堆石块，把人类与基本自然力量联系起来的亨利·莫尔；
他很像点彩画家 16 修拉，在画布上涂上一连串的形容词、短语、类比、
阐述和诠释，最终，一个特定想法、一项行为准则、一种生活观念的所
有复杂性便展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刚刚理解了这个生活观念，他就采
用同样的办法来营造一种与之冲突或相辅的生活观念，通过对比使我们
更好地理解前者。当一个词不能表达明白时，他常常用两个词。他丝毫
不怕读者会在他迷宫般的句子中晕头转向，因为句子具有口语的节奏感
和跳跃感。伯林赞成他所谓的丘吉尔的约翰逊式散文。旧时代文体风格
的自发复兴，如哥特风格的复兴，不必搞成不伦不类的赝品，它可以是
真实的回归。丘吉尔的散文是对他自身及其历史观的描绘，色彩丰富、
鲜明生动、气势恢宏、光彩夺目、不拘细节、心系整个世界，不是为了
表述或反省个人生活，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及其国际地位的深情关
注。伯林的写作风格同样忠实地反映了他自己的价值观。
理所当然，这是因为他具有强烈鲜明的是非感。任何人都不该设想
多元论者是相对主义者。伯林像基督徒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忠于自己
的人生观。他提醒我们，不要指望一个观念像方程式那样精确无误。
除非认为所采用的范畴过于违背“事实”，我们不会抱怨对[他
所写]事实的“回避”或歪曲。诠释、叙述、归类、象征是人类不可
避免的自发活动，我们简单而笼统地称之为思考。只有在结果与我
们自己的社会、时代和传统相去甚远时，我们才会抱怨。
那并非传统智慧，更不是一种文化中的公认信仰，而恰恰是我们下
意识思考时所用的概念和范畴，这又取决于我们是谁、存在于何时何
地。那么，伯林自己的生活观是什么？他特别珍视的美德是什么？
伯林的内心一直关注精神生活和牛津大学。牛津赋予他学者地位，
他的回报，就是帮助牛津筹建一个研究生院，并承担起他在其他情况下
不愿承担的任务。他刻意去赞扬那些单纯质朴或孤独内向，与他自己性
情迥异的人，比如每天不在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里花上十四小时便觉
得荒废了一天的学者，还有脑子像海绵一样装满账目细节（比如建筑储
备基金所得的极低利息）的学院员工；这些人不可能是因为热情洋溢的
幽默语言而受他关注。他在生活中也实践着多元主义：他真诚地敬仰那
些像他一样毫无疑问属于知识分子，却更朴素而不苟言笑的人。然而，
即使身处这些人中间，他仍禁不住提醒我们：指望他们都表现出相同的
优良品质，是不切实际的。休伯特·亨德森和理查德·佩尔斯都是很好的
大学教师，但要是指责腼腆害羞的普拉门纳兹讨厌各种委员会和假日之
后休息室内对答争辩的喧闹声，难道不荒谬可笑吗？莫里斯·鲍拉喜欢
言辞激烈，不甘寂寞，追求享受，排斥朴素，热情洋溢，讨厌郁郁寡
欢，看重格物致知的欢乐，欣赏抵制权威和自视甚高的人，鄙视虔诚 17
和一本正经 18 的人。要谴责鲍拉这样喜欢吵吵闹闹的人，难道不是同样
滑稽可笑吗？大学还应重视高尚的精神。像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那样
的教授，热情兴奋地驱赶着呆板拘谨的自我意识——这是学术机构的致
命缺点——愿与年轻同事为友，不愿与那些头脑健全、自诩为学术生活
仲裁者的俗人为伍。对一个著名学府来说，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伯林对于牛津大学和精神生活的忠诚，在他描写约翰·奥斯汀的无
与伦比的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可与凯恩斯对早期信仰的回忆相提
并论。在那本回忆录里，他把奥斯汀刻画成为了追求真理而不分敌友、
不计后果、一往无前的人。只有当伯林后来结识了凯恩斯的导师G.E.莫
尔时才发现这一点。一定会有人把伯林对那个研讨班实际讨论内容的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