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运动快速发展，侵入了《心灵》，并拥有自己的内部刊物
《分析》。这令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老一辈牛津哲学家，如普里查德、约
瑟夫、乔基姆，感到非常苦恼甚至绝望。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乔基姆
是温和的大陆唯心主义最一丝不苟、最有教养的最后代表之一，他活在
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布莱德利的世界中，视这次运
动为脱离传统而不予理睬，认为它暂时退回了原始落后的非理性状态
——这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的观点，而科林伍德和穆尔则更激烈地
表述了相同的看法。但科林伍德认为艾耶尔是一个比约瑟夫、普里查德
及其弟子们更值得尊敬也的确更危险的对手。至于普里查德，他蔑视这
种长期存在、反复发生的谬误，而且对它没有任何兴趣，认为它远比他
年轻时伟大的哲学家（布莱德利和鲍桑葵）就反对的实在论哲学还要粗
糙得多。但是，他沉浸于试图（如他所说的）“解决问题”的忧虑之中，
痛苦地意识到，他自己不能对那些折磨他的认识论（来源于库克·威尔
逊）和伦理（来源于康德和新教传统）问题做出充分阐述；因此，他没
有时间理会晚辈们的困惑和错误，他认为其中多数都是在浪费时间，并
且他对其中任何人都不甚感兴趣。
最感痛苦的人很可能是约瑟夫。他具有敏锐的传统意识，觉得自己
有责任去保护他从他深深敬仰的大师库克·威尔逊承袭来的好传统——
虽然他的弟子很努力（即使他们仍健在），但威尔逊的名气和声望都未
超出牛津范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某种意义上的唯理论者，还有库
克·威尔逊，约瑟夫在有生之年都在为之辩护。与实在论形而上学势不
两立的死敌不再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学生普里查德的意见，认为唯心主
义者已经走到尽头了；死敌应该是经验论者和怀疑论者，他们以“谬论
之父”休谟为首，随后是密尔、威廉·詹姆斯、罗素及其他颠覆真理和道
德的作家。约瑟夫以驳斥和根除他们的学说为己任，他毕生致力于为哲
学花园铲除杂草；我相信，有好些次，他认为他受命的恢复古老真理的
伟大使命终于完成了（至少在英语国家）。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
代初，他惊恐地看到丛生的杂草再次出现了——尤其是在牛津，草籽主
要从剑桥飘来——拉姆齐、布雷思维特、艾耶尔及其同盟者传播着谬
论，并受到美国各种实用主义者的煽动和支持。所有这些陈腐的异端邪
说再次四处播散，明显地影响了年轻人，就好像这些邪说的浅薄和华而
不实从未被库克·威尔逊忠诚的弟子们反复揭露一样。他在新学院花园
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是对罗素及其同僚的一次猛烈抨击。我以为，他
是在绝望的精神状态中死去的——真理被淹没在谎言的海洋里，这是一
场他自己从未解释明白的灾难。
奥斯汀就是这些危险的经验论者之一，虽然在这一阶段他不是一个
好斗的争论者；当然他的经验论也没有因为恪守任何特定的传统而受到
压制。他不是空谈理论的人。他不赞同这些运动，不希望为了一个学派
的利益而破坏另一个学派。当看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一件件地分别处
理，而不是把问题看作系统性再解释的一部分。至于他所做的努力（当
然他确实试图创立一个有关哲学方法的连贯学说）则是很久以后的事。
我想在这一时期，即战前，我从未听他讲过，明确支持任何类型的系统
观点。我不知道他在莫德林学院的学生能否证实我所说的，但我认为，
他似乎在致力于一些作为当时牛津正常课程的一部分而没有明显革命意
图的论题。当然，他思路清晰、头脑敏锐、富有创造力，并且他讲话
时，他和所评论或讲解的主题之间显得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传统评论
的积累、没有特定学说的羁绊——因此，他常常使人产生一种问题由他
第一次明晰提出来的感觉：那些似乎模糊、老套的东西，或书中的传统
规则都突然消失了，问题突然被释放而凸显出来，清晰明确、意义重大
但没有答案。分析问题的方法像手术刀一样锋利，而且把握十足、技术
娴熟。
当他理解别人对他所讲的内容时，他总是（至少在当时）使用对方
的术语来回答，从不假装问题不清楚，需要转换为他自己的语言，某些
属于他自己的特殊术语。私下里，他从不使用任何修辞技巧，并表现出
一种特殊能力，能够将对方谈话中那些真实有趣的观点和那些虚假无
趣、喋喋不休的理念或神经兮兮的困惑区别开来。他在公开场合往往相
反：反对意见能使他斗志昂扬，在课堂或社团会议上，他争强好胜。但
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在私下交谈中，至少在那些他感到轻松和没有威
胁感的人面前，他从不这样。我并不是说他不固执己见，实际上，这是
他的天性。但是他耐心、彬彬有礼地进行辩论，如果未能说服别人，就
会三番五次地回到论题，并提出极富想象力的新事例和第一手的论据，
无论它们是否令人信服，都令人精神振奋。在这整个时期，除了把哲学
视为一种教育手段，他仍然怀疑它的价值。但是他根本离不开哲学：在
20世纪30年代，无论我们何时会面，他总是能找到机会提出一些哲学问
题，与其说他留下了一些论证充分的坚定观点，不如说他留下了布满沿
途的哲学疑问，使听众无法舒服自在地墨守成规。我认为他在战后变得
更加武断独裁，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设想出完整的辩论计划且对任何反
驳都胜券在握之前，他从不提出自己的观点，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
我认为对他公允的一条批评是，他拒绝进步，而不去直面可能驳倒自己
的哪怕是最小风险。尽管如此，他私下里并不是完全如此（仅就我自己
来说）。20世纪30年代，他的自豪感和对自己立场的意识体现得并非如
此突出，他也不把哲学设想为他用以完成改变无知者和被误解者这一使
命的一套学说和方法。直到后期，他的哲学活动才变成有计划的传播真
理的运动。
1936年，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出版时，奥斯汀先表
示出对它的极度欣赏，然后开始对它加以批判。在我们下午散步的时
候，他逐页、逐句地进行批判，并不希望讨好别人（据我的记忆，第一
章之后他就没有继续下去了）。当然，后来他的好斗行为明显减弱，至
少涉及他同代人的作品（我们从中得到滋养的《心灵》或《分析》上的
文章）时是如此。1936年，也就是在他到莫德林学院一年后，一天晚上
他来到我在全灵学院的房间，问我在读什么书。问我是否读过苏联哲
学，其中是否有值得一读的？他去苏联旅游过，并留有深刻印象。他注
意到那里身着灰色服装、面色冷淡的男女，他们生活简朴、作风严峻、
甘于奉献，察觉到民族主义（他对此不赞同）的滋长和对努力反抗强大
对手的伟人（如马克思和列宁）的崇拜（他对他们也很欣赏）。我认
为，他对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赞赏是短暂的。他后来最欣赏的精神品格的
典范，是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并不是因为他特别赞赏他们的观点，而
是因为他认为，一旦一个人确信自己的学说值得追求，他就应当坚持到
底，无论结果如何，绝不会由于害怕被人视为怪异或囿于俗见而踯躅不
前。如果实际上该逻辑结果站不住脚，他将能够根据无可辩驳的证据撤
消或修改他的学说；但如果对于一个假说，没能坚持探索直到得出全面
的逻辑结论，真理将永远被怯懦的体面所打败。他说过，无所畏惧，顶
着抱怨、警告和批评，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道路前行的思想家，是令人
钦佩和值得效仿的典范；狂热离奇胜过懦弱畏缩，想象力胜过乏味的理
智。
苏联思想怎么样？我回答说，除了拉尔夫·福克斯（唯一一位奥斯
汀读过或认为值得一读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我还没有读过
真正值得推荐给他的当代共产主义思想家的作品。但一两年前我读过一
本关于哲学思想的书很有趣，《心灵与世界秩序》，是哈佛大学教授
C.I.刘易斯写的，在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他。这本书对牛津（及当时其他
英国大学）哲学的孤立和自我中心多有说及，我和同事们确实对美国哲
学了解得太少了。我在布莱克威尔书店的柜台上偶然碰到这本书，打开
后觉得它很有趣。我买了这本书，读后认为它对康德伦理学的实用主义
转化是独特新颖且富于成效的。奥斯汀借了书后，几乎立刻就离开了。
虽然他通常会在每天晚上拉小提琴，弹奏无伴奏的巴赫变奏曲，但他告
诉我说他那天不拉小提琴了而是马上开始阅读这本书。三天后他向我提
议，我们应该针对这本书开一门课，他对此书同样印象深刻。
我可能对此误解了，但我想在牛津这是第一次为一位当代思想家开
设课程或专题讨论会。那时，奥斯汀作为一名教师的声望已相当大，不
少本科生每周都到我们全灵学院来听课。当时我对如何进行联合授课毫
无概念，以为授课者之间先要就原文提出的观点进行对话，这样他们能
彼此表现出牛津大学讨论哲学问题时常有的对他人近乎夸张的尊重。奥
斯汀一开场就请我阐述主题。我选择刘易斯具体的可感特性——刘易斯
称之为“感受性”（qualia）——理论谈了想法。奥斯汀严肃地瞪着我
说：“你不介意再重复一遍吧？”我重新讲了一次。奥斯汀慢吞吞地
说：“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完全是废话。”那时我意识到，这里没有
客气的、与假想敌人的击剑练习，只有你死我活的战斗——死的那个是
我。毫无疑问，奥斯汀在我们课堂上的表现，至少对某些听课的人有深
远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显赫的职业哲学家，足以证明奥斯
汀这种表现的超乎寻常的力量和效果。毋庸置疑，这种表现类似于莫尔
在亚里士多德学会和心灵协会联合会议上的年度课程。奥斯汀坚定地反
击聪明或愚蠢的批评和反对，沉着、严厉、令人敬畏。这个过程中，他
使得课堂上真诚的哲学家们被唯名论观点的简洁和明晰所激励鼓舞（他
反对刘易斯，支持唯名论），而不是被压制或挫败。“如果这张纸上有
三个朱红色的斑点，那么有几种朱红色呢？”“一种，”我说。奥斯汀
说：“我认为是三种。”这学期的其余时间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上课
时，奥斯汀就像一位难对付的哈佛法学院教授。他在课堂上发问，如果
因为害怕每个人都不敢说话，他就会伸出一根纤长的手指，缓慢地来回
晃动一会儿，然后就像一把手枪的枪口，突然随便指着某个人，神经质
地大声说：“你来回答！”有时，被提问者会被吓得说不出话来。奥斯汀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自己来回答，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讨论状态。尽管
有时候会有点让人害怕，但听课人数丝毫未减，大家对他的课仍然兴趣
强烈。那个学期我们一直在讨论唯名论。这是我上过的最好课程。对我
而言，这也标志着奥斯汀真正开始了作为一名独立思想家的生涯。
1936年夏末，奥斯汀向我建议举办定期的哲学讨论会，讨论我们俩
和同时代的牛津哲学家们所感兴趣的论题。他希望这一小组不要正式集
会，不要抱有任何公布我们“成果”（如果我们有的话）的想法，除了净
化心灵和追求真理之外，不要抱有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商定邀请艾耶
尔、麦克纳布和伍兹利（这三位当时都在牛津教授哲学），也同意斯图
尔特·汉普希尔（已当选为全灵学院研究员）和唐纳德·麦金农（已成为
基布尔学院研究员）加入。会议是在1936年到1937年的某个时间（我想
是在1937年春）开始的，持续到1939年夏（间断过几次）。每次都是礼
拜四晚餐后，在我全灵学院的房间里举行。回想起来，这些会议是我参
加过的最富成效的哲学讨论会。论题没有经过仔细准备，事先不一定预
告，但我认为我们这一周大概会知道下一周要讨论什么论题。主要论题
有四类：认知，如普赖斯和布罗德讨论的感觉材料理论；先验真理，即
看起来必然为真或假，但明显不能还原为规则或定义的命题；反事实命
题的证实和逻辑特性，我想那个时候我们称之为没有实现的假说或反真
实性；个人同一性的性质和标准，以及我们对于其他思想家的认识的话
题。
当我提出把知觉作为一个论题的时候，我应该已经说过，我们讨论
的主要是现象论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实证理论，艾耶尔对此有特征鲜明
的、众所周知的强烈主张。奥斯汀抨击了所有关于感觉材料的术语，并
质问感觉材料同一性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某人的视野里有七条虎皮状的
黄黑相间条纹，那么它是包含七个黑色和七个黄色的感觉材料（或者是
由七个黑色和七个黄色的感觉材料构成），还是一个连续的条纹材料？
感觉材料的平均大小是多少？平均寿命是多长？何时能认为单个感觉材
料变色、褪色或消失？或者，是否有与色调、色饱和度，或音色、音调
一样多的数据？如何计量？是否有“最小的可感物”，它们是否因观察者
而异？除了如何分析观察者这个当时熟知的问题外，所有这些问题都是
新的。
艾耶尔为实证主义辩护，他希望知道，如果放弃现象论，将用什么
来取代它。奥斯汀是否假定存在无定形的基质，或是原始而粗糙的洛克
式感觉意义上的，或如某些当代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主张或预设存在
同样不可证实的、形而上学的实体，但比洛克更糊涂，远不如洛克连贯
和诚实）所主张的？我不记得奥斯汀曾经尝试对这些问题提供任何正面
的答案，或者至少形成了任何自己的学说；毋庸置疑，他更喜欢对别人
提供的解决方案进行批判。我记得，在一次质疑攻击中，关于纯粹现象
论的还原论命题的论述被奥斯汀驳倒四五次之后，艾耶尔大声说：“你
就像一只自己并不想跑而只喜欢咬别的狗的灰狗，害得它们一个都不能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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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身上肯定有某些这样的东西。我不记得，他在战前是否完全
从现象论的困境走出来了。但即使在那时，他确实开始说他看不出关于
外部世界所用的日常语言有那么多错误。例如，光幻觉引起的问题（如
重影、棍棒在水中弯曲、透视错觉等等）应归因于哲学家的语言含糊和
错误分析，而不是难以置信的非经验的信念。在这一点上，他反对洛克
和休谟，欣赏贝克莱，认为贝克莱是正确的。“真正”弯曲的棍棒当然不
同于“在水中弯曲”的棍棒，而且发现了光的折射定律之后，就不必发生
混淆：弯曲是一回事，看起来弯曲是另一回事；如果将一根棍棒投入水
中却不显得弯曲，那才是真正令人惊奇的。感觉材料语言是一种子语
言，它用于特定目的（如描述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或用于医生请患者描
述他们的症状等），是由日常语言引申出的人为用途，这种语言足以满
足多数日常需要，且本身没有误导倾向。
可以想象，艾耶尔以及我们当中的其他一些人，坚决抵制对莫尔和
罗素、布罗德和普赖斯观点的正面攻击，抵制对知觉理论的英国学派整
个架构和术语的抛弃。这些讨论催生了“牛津分析”，这与其说是奥斯汀
特定论文的结果，不如说是对我们全体当时呼吁研究普通语言用法的回
应。据我回忆，当时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援引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学说，
即使“蓝皮书”已在剑桥传开，我想它进入牛津是在1937年前后。
类似的方法被用于讨论反事实陈述句（它们的外延及它们与实证原
则 60 的关系），同样也用于讨论个人同一性及其与记忆的联系。如果我
没记错，关于后者我们选择的主要例子就是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
的男主角。一位旅行商人名叫格里高尔·萨姆沙，他有一天早晨醒来发
现自己变成了一只怪异的甲虫，但还清晰地记得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时的
生活。我们是将萨姆沙看成一个长着甲虫身子的人呢，还是看成一只有
着人的记忆和意识的甲虫？奥斯汀说：“都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应该不知道怎么说才对。这正是只要我们一开口，‘言语就会失效’的
时候。现实的确如此。我们需要新的词语。原有的已不再适用，它们表
达的意思没法包含这种情况。”由此，我们谈到了说话者在分析他自己
观点时与分析别人观点时的不对称或显著的不对称。奥斯汀和艾耶尔从
各自的不同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逐渐成为持有两种不可调和观点
的对手。在我看来，正是在那些星期四的晚上，在不断地对比、反驳艾
耶尔及其支持者的实证主义和还原论的过程中，奥斯汀形成了自己独有
的哲学主张。我并不是指奥斯汀和艾耶尔完全控制了讨论会，而其余人
大多数时候都在当听众。我们所有人都谈论了很多 61 ，但是如果我问自
己说了什么或相信什么，我想除了批评实证原则和纯卡尔纳普式的逻辑
实证主义，很难说还有别的东西。所有我能回想起来的就是，大家的观
点每周都在变化，没有形成固定的派别；只是艾耶尔和奥斯汀很少（如
果有过的话）意见一致。
简言之，关于我应称之为先验陈述句的问题的讨论起因于1935年罗
素在剑桥伦理学俱乐部（奥斯汀和我都加入了该俱乐部）宣读的一篇关
于“经验论的局限性”的论文 62 。论文的内容是，当诸如“同一对象（或
表面，或我视野所及的部分，或由此替代的任何事物）在同一地方不会
同时为红色和绿色”之类的论述看来具有不容置疑的、不可能被证伪的
真实性时，它们的反命题似乎并不是自相矛盾的。这是因为，这些命题
的真看起来并不来自字面定义，而是来自颜色词语的意义，其用法是通
过指称行为习得或得以解释的——通过当时被称为“实指定义”的形式固
定下来。因此，把这些命题的反命题描述成荒谬、无意义或不可理喻的
似乎更好一些，而不能描述为术语上的矛盾。这引起了很多长篇的讨
论，涉及词语和非词语定义、卡尔纳普的句法属性与语义属性的关系、
语词——语词关系与词语——事物关系之间的差异等。
奥斯汀和艾耶尔方法之间的不同再次表现得非常清楚。如果艾耶尔
意识到一个特定理论引起了他所确信错误或荒谬的结果，例如无形实体
的存在，或其他对实证原则的明显违背，即使是以“轻微”的方式，他就
会感到整个论证过程必定是遵循了错误的方向。他会着手否决这些前
提，尽力想出一些能避免这些不良后果的新前提。而奥斯汀不管看到什
么东西，都随时准备接受。
后来他的一些批评者（至少在对话中）认为，奥斯汀这种哲学的自
发性和不受先入之见束缚的明显自由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事实上，这是
煞费苦心的苏格拉底式谋略，其中隐藏了一个他还没有准备公之于众的
发展完备的实证学说。我认为这些批评者的看法是不对的。1936年到
1939年，他在哲学上是思想开放的。的确，他那时对任何先定的学说都
充满了怀疑。如果说有他不怀疑的说法，那就是他似乎乐于提出那些他
认为正确或至少看似合理的观点，无论它们对《认识》或《分析》中作
家的系统观点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当然他在大肆抨击那些精心构建
的哲学教条时，难免会产生一丝恶意的快感——他确实喜欢咬其他的猎
狗。但在我看来，他当时及后来的主要目的是确立特定真理，旨在以后
能从中概括或推导出一些原则来。他当然希望“拯救现象”，在此意义
上，他追随了亚里士多德和贝克莱，而不是柏拉图和休谟。他不喜欢明
确清晰的二分法——比如普遍性和特殊性（正如刘易斯书中所区分
的），描述性语言和情绪性语言，经验真理和逻辑真理，可证实和不可
证实、可修正和不可修正的表达式——所有关于这些鲜明而彻底的对比
的断言，在他看来，都没有完成它们所预期的任务，即对词语的普通用
法进行分类。那时（后来也是这样），他认为意义的类型和区别常常在
日常语言中反映出来。日常语言不是绝对可靠的向导，它充其量用于指
示语言所描述或表达的主题，或指示某些以其他方式与此相关的事物。
这些重要区别，会被全有或全无之类的哲学思想提出的明确清晰的二分
法所抹杀，而这些哲学却引导出关于“有什么”和“人意味着什么”的人们
无法接受的教条来。因此，当罗素等人举出一些例子，如断言刘易斯
的“感受性”（颜色、声音、味道等）中具有不可还原的不兼容性的命
题，那些看起来既非分析也非经验的命题，或主张单个的反事实陈述句
尽管难以看出（即使在原则上）如何加以证实，仍不仅可以被人理解事
实上也会被人相信时，奥斯汀就会抓住这些例子，极力并且聪明地加以
挖掘。我想，他主要是想发现否定的例子，这些例子像扭曲模具一样，
轻易摧毁那些用以联系事物复杂难控特性的一般命题。他极度尊敬自然
科学，但他相信，学习各种行为、知识、信念、经验的唯一可靠方法，
是对关于实际用法的资料的耐心积累。在以某种确切可靠方式反映现
实，或作为克服混乱和错误的妙方的意义上，他当然不会视用法为神圣
不可侵犯的。但是如果用法被忽略了，风险则由我们承担：奥斯汀的确
怀有伯克式的信仰，即用法的差异通常反映了词义的差异，也反映了概
念的差异；这是一个定律，由此对于确定意义、概念、事件可能状态的
差别，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相对受到忽视的方法，有助于在发现真理
的过程中廓清混乱、消除障碍。最重要的是，哲学并非一套以粗略措辞
为养料的机制，而是有条不紊、明晰透彻、清清楚楚、剔除了虚妄的属
性。
在这个意义上，奥斯汀不太信任特定的哲学技术——一堆处理难题
的小技巧。奥斯汀对语言和哲学的浓厚兴趣无疑与此有关，他极高的古
典学术修养满足了他收藏家般的过度好奇心，这有时会以牺牲真正的哲
学问题为代价。然而，他对能够反映实在结构的逻辑上完美的语言的学
说的含蓄拒斥，起源于与维特根斯坦相似的哲学视角。奥斯汀那时可能
已经看见了维特根斯坦的没公开发表但已私下传播的观点，虽然我认
为，他在战前并没有严肃地关注这些观点。当然，据我所知，他首次发
表的哲学论文——一篇体现了他的很多实证论观点的关于先验概念的文
章 63 ——跟他知晓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完全没有关系，除非或许通过约翰
·威兹德姆的文章（他肯定阅读过），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有一点非常
间接的关系。
参加星期四晚上讨论的人，偶尔会谈到道德问题。但从主题的严格
要求来看，这被当作是一种消遣，因此并不经常这么做。我们当然讨论
过自由意志，在讨论过程中，奥斯汀低声对我说（以免激怒当时的决定
论者弗雷迪·艾耶尔）：“他们都在谈论决定论，声称自己信仰决定论，
可我这辈子从来没遇见过一个决定论者，我是指真正信仰决定论的人，
就像你我都相信人都不免一死一样。你呢？”这点使我很喜欢他。在一
次散步时，他对我的问题的回答也让我喜欢他。我问道：“倘若一个孩
子想要见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拿破仑，我说‘这做不到’，孩子又说‘为什
么做不到？’我回答‘因为事情发生在过去，而且你在一百三十年前和现
在不可能都活着，你也没法保持年龄不变’，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个
孩子继续催问‘为什么不行呢？’于是我说‘因为我们用词语来表达人能同
时在两个位置或者“回到”过去，是没有意义的’，而这个精明的孩子
说‘如果这仅仅是词语的问题，那难道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改变我们的语
言用法吗？这样做我是不是就能够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看到拿破仑，并
且，我当然也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停留在现在？’——应该对那个孩子
说什么呢（我问奥斯汀）？是否简单地告诉他，这样做就混淆了物质和
形式的模态？”奥斯汀回答：“不要这样说。告诉这个孩子努力回到过
去。告诉他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这么做。让他尝试。让他尝试，然后再看
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跟上次战争之前一样，我认为奥斯汀了解哲
学的本质，即使他过于迂腐、过于谨慎，并在辩论前就严防死守——他
比大多数人都明白什么是哲学。
这些讨论颇有成效的原因有这么几个：参加讨论的人数少（从未超
过七人，而且通常少于七人）；参与者彼此了解，交谈非常自由，没有
炫耀的意图；参与者完全顺其自然，他们知道就算他们走的是一条通往
悬崖或沼泽的错路，那也无关紧要，因为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愿意，就能
在以后的会谈中沿原路返回。此外，奥斯汀和艾耶尔的知识时时更新、
力量强大，虽然他们处于几乎连续的冲突状态之中——艾耶尔像一枚势
不可挡的导弹，奥斯汀像一座岿然不动的堡垒——但结果并不是陷入僵
局，就我所知是最富有情趣、最自由自在和最生动活泼的哲学讨论。
约翰·佩特罗夫·普拉门纳兹
约翰·普拉门纳兹于1912年出生在黑山首都采蒂涅。他的父母都是
那个工业革命前半田园式的旧社会中的一员。虽然他一生几乎都在英国
生活，但他的想象和情感都为对故土的深深依恋所占据。在1917年，也
就是他五岁的时候，父亲带他到了法国。后来，很快又来到英国，在距
温彻斯特很近的克雷斯莫学校上学，他父亲认识那里的校长。他在那儿
待了十一年——虽然学校总是搬来搬去的——一直待到1930年进入牛津
大学奥里尔学院。他长期离开家庭，并且习惯了孤独，虽然有时他父母
叫他在假期里去马赛或维也纳看望他们。他在奥里尔学院读了四年书，
由于生病，他拿到一张疾病诊断书，而没能完成“哲学、政治和经济”专
业的论文；但一年后，他的历史课程得了第一名。他在1936年被选入全
灵学院，成为继迪尔在20世纪初因论文获选之后又一个因论文被选入全
灵学院的人。
此后他一直生活在牛津，而他的著作和影响力已经成为英国和牛津
大学知识分子历史的一部分。在他一生中，他总有一种流亡的感觉。他
从未完全把自己跟英国或牛津大学联系在一起，当他说“我们”的时候
——比如，“这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或“我们是这么看的”——他通常指
的是黑山人。他曾跟我说，他和一些英国人交上了朋友，跟两三个人在
一起时他会有家的感觉；但当聚会多于两三个人时，就会感觉英国人相
互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而自己则有种受排斥感。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
根植于一种遥远的文化，他在孩童时代突然离开故土——移民到国外的
陌生环境——使他被迫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孤立起来。那些认识他的人
可以证实这一点：就像约瑟夫·康拉德（某些地方跟他有些相似）一
样，他一生都表现出一种流亡贵族的自豪感和独立感。
“表现”这个词汇用在他身上其实是个错误：约翰·普拉门纳兹什么
也没表现，他很含蓄和沉默，据我所知，他从不自以为是或把个人意志
强加于人。他总是坦率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谦恭有礼是他重要的性
格特点。有时人们很难真正明白他的心思——那是有关他的遥远而不可
及的一些东西，但当你对他逐渐了解后，这些就都不存在了——他是一
个温暖和亲切的朋友。但不管友谊是否存在，他都没有对人的性格和动
机熟视无睹；他感觉敏锐——即使有点近视但可以看到许多。偶尔他也
会被有些人和事情所蒙蔽，但这种情况很少。总之，他并不急于做出判
断。他评论个人或社会现象时，有时会用一些幽默的讽刺，但基本上表
现得很宽容——这只有那些非常有教养和善良的人才能做到。当然，有
一些品质是他无法忍受的：他讨厌假冒、琐碎、卖弄、尖声刺耳、粗
俗、投机取巧；他厌恶粗鲁；他对缺乏礼貌的行为感到不安和难以理
解。他尤其珍视隐私和私人交往。他是温和、有尊严的，而且完全不喜
欢竞争。他对他人的性格感兴趣，对他人的情绪也很敏感，特别是对那
些像他一样在社会上孤独行走、对既定社会模式很难适应的人。他与这
些人交流更容易一些。批评者认为他们不善交际或缺乏吸引力，而他会
为他们辩护。我想，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能更好地理解孤独、不幸和
脆弱。战前，在全灵学院到处都是政治家和学者们对当前炙热的社会和
政治问题的热烈讨论；但约翰·普拉门纳兹总是避免类似的聚会，他对
这些问题的兴趣和对其他很多事情的兴趣一样浓厚，他对他们的理解有
时更敏锐，但他不喜欢喧闹、玩笑、对抗、诡辩、情绪高涨之类的东西
——不管是真还是假。他很少参加宴会。
学院的会议则是另一回事。他会认真对待这些会议；虽然他说得很
少，但只要他参加进来就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说话平静，让人信服，
从不虚辞夸饰。除非有重要内容要表达或提问，他一般不发言：他动机
单纯而且非常真诚，因此他看似简单的陈述或问题，却能透示辩论题目
的核心，并达到极好的效果。“正直”这个词大概是为他发明的。他的言
辞令人起敬，如果哪次他感觉被真正打动了，他几乎总像打了胜仗似的
欣喜。他的独立、他对真理的谨慎态度，以及他公正的判断力，对每个
他所属的团体而言都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道德资产。他在全灵学院时是这
样，听说在纳菲尔德学院时也是如此。
他提交的博士论文被审查人判定为不及格，原因据传是“缺乏判断
力”。这简直是一种讽刺。正是这篇论文让他被选入全灵学院。论文发
表后，水平是有目共睹的。后来一些年，他自己对这篇论文也持批评态
度。然而，在权威的评论家们看来，那大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牛津
大学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在众多的著作中，它也是第一
部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都能改变整个牛津大学政治理论讨论水平的著
作。他的这部著作提高了严肃的哲学辩论水平。因此说它不合格，大概
是我们这代人的学术评定中最重大的失败。他那时当然也受到了伤害，
但最后还是忽略了它——因为并没有留下明显的创伤。
他的思想武器来自他导师威廉·高尔德·麦克拉根所信奉的严肃的、
前实证主义和前语言学的现实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也是20世纪30年代初
在牛津大学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它的方法是在陈述自己或他人主张，特
别是过去一些大思想家的主张时，用尽可能清晰的方式，避免一切含
糊、晦涩、夸饰和混淆；是揭示不一致性；是运用理性的方法来达到合
理、严格的结论。他深信并维护着这种方法，并且一生都在实践。他的
目的是阐明和批评那些作家的观点，对他而言，他们似乎无论何时何地
都在思考关于人类的最重要的话题。像马基亚维利一样，他发现了一扇
通往过去伟人们所在世界的大门，那里不受时间的影响；他向他们询
问，试图理解他们最基本的观念、他们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他们本人
曾经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他从不卖弄学问，也不吹毛求疵。即使
他研究的思想家在他看来是无知、糊涂甚至不诚实的，只要他们哪怕有
一点东西对人类的本质、目标、道德和政治经验或需求是重要的或深刻
的，他就会坚持研究下去。他发现行文清晰的作家如马基亚维利、霍布
斯或功利主义者，就算说不够和蔼，但至少是容易打交道的。他与那些
令人敬畏、深奥的理论家们斗争——在这些人身上他看到了天才之光，
比如黑格尔、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就像雅各与天使摔跤，一定要得
到祝福，才让天使走。
他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文章，是以英文写就的对这些思想家最为
清晰和最有价值的阐述。他以极大的坚韧态度反复阅读、一再重写这些
文章，认真对待来自朋友和同事们的评论，而他对自己的文章比别人要
更为苛刻。出现争议时，他会非常坚持自己的立场，但会回到文章或他
自己的评论中，加以审视。如果这些批评里有任何公正的意见，他会完
全认同并改变自己的看法。在他关于功利主义的著作的第二版中，就包
括了他自己对第一版的评论，严格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他人的说法。他的
目的不是去发现他人思想的不一致性，或只是解释和揭示错误，而是至
少要找到复杂的、难懂的真理中一些观点的起点，在他看来，他所尊敬
的那些思想家都是由某个角度出发来达到这些真理的。他的文章使整个
学科在英国变得更体面，也间接地影响到每一个讲英语的国家。
他不但深受学生爱戴，也受到那些著名对手们的尊敬，但他没担任
任何显赫的职务，也没有创办什么学校。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在他
语气平和又认真的散文里，以真理所需要的一切特质，来简单阐述他认
为真实的东西；他没有因为要附和某个体系而改动或修正自己的想法，
没有追求一致的历史或形而上学结构，从未因想使自己的想法得到重视
而夸大其辞或过于算计。因此，那些寻求体系和完整思想大厦，想依附
其上的人，到头来总不会满意。他没有野心要出名，或战胜对手、改变
他人信仰，或发起一项运动。他只想发现和说出真理。实质上，他的方
法是英国式的，而且具有他年轻时牛津当地的特点：但它们被添加上一
种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专家们（比如普里查德、罗斯以及其他人）非
常不同的气质和外表。他对人性以及人的目的和潜力的看法，不仅来自
对古典哲学家作品的阅读，同样来自他的教养和他对故乡、对那个处于
前封建制度的地区的风土人情的眷念；也来自他终生热爱的法国文学与
思想——比起英国文学来他更认同法国。他喜欢多恩、赫伯特、华兹华
斯，但孟德斯鸠的散文带给他一种自然的愉悦。18世纪的法国戏剧——
马里沃、让——巴蒂斯特·卢梭、博马舍等的作品——都使他热情高
涨。他在写给一份杂志的信中，为马里沃所受到的认为其肤浅和虚假的
批评作辩解，称赞马里沃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类羞怯天真的心理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