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腻描写，而这封信本身就是一篇关于文学情感的杰作。
他对那些孤独和不幸的思想家给予最深切的理解，这些思想家对人
们的生活准则、挫折、孤独和疏离有深刻的理解。其中，他最喜欢的是
帕斯卡、让——雅克·卢梭——孤寂的思想家总是进行痛苦的道德和精
神上的自我探究，而非理性的自我审视。他对蒲鲁东给予肯定和赞扬，
认为普鲁东对工人或下层阶级很了解，知道他们的需求和受苦的原因，
这是因为他本人是真正理解他们的；不像天才马克思，只给出一些适合
工人的理论模型而未付诸任何实际行动。他对英国经验主义持肯定态
度，同时对人类苦难抱有非英国式的浪漫观点，这赋予他的作品一种，
在我看来是任何其他英语作品都表达不出来的不安。他的表达从不是完
全客观的：因此，在数页严肃的、牛津式的阐述和论证之后，突然间出
现一条敏锐、有创意、极富个性的评论——正如他所做的评述：“从德
国马克思主义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就像我们送走了马而迎来骡子一
般。”
65 在这意外的、经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言语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
听出他的心声。在他的个人文章中，通常有一些非常新鲜而极其直接的
东西。的确，他的作品真实可信，就像手工制品一样：平衡、不夸张、
精雕细琢，从不机械或遵照一个模式。他的著作给人的印象就是好像这
个题目从来没有被写过似的。他写给学生的东西也是一样：从不夸张，
从不依照惯例，它们为敏锐的心理洞察的火光照亮，令人信服。就是这
个直接的品质，加之所有其他属性，使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和不可抗拒
的魅力。
战争中断了他的写作。他听从莱昂内尔·柯蒂斯的建议，成为一名
特殊的防空部队成员，这使他的讽刺力得以完全施展开来。随后他转到
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成为彼得王朝战争内阁的一名成员。他写了一本小
册子来回应贬低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人（它作为内部读物出版） 66 。战
后，他作为研究员又回到全灵学院，开始创作一系列关于政治思想的文
章和著作。1951年，他被授予纳菲尔德学院的研究员资格，1967年他当
选为全灵学院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
他告诉我，几年后，他的一些从黑山来的、做走私生意的亲戚来拜
访他——我想应该是在巴尔干的某些地方走私。他们对他说：“你是牛
津的教授，而一个黑山人做这个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补充说，
亲戚们是对的；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教授。他认为行政职务的责任
很重，他经常强迫自己工作；虽然他会出席委员会、参加考察，但从中
完全得不到愉悦和满足感。他喜欢的是阅读、写作及教书。他与学生的
关系非常好，与同事们相处融洽。对他而言，个人生活比单位里的繁忙
工作要重要得多。全灵学院比纳菲尔德学院更适合他，因为对他时间的
要求更少一些。但他对纳菲尔德学院很感激，因为它在他陷入困境时伸
出了援手；而且一些挚友也是在那里结交的。照看学院的花园给他带来
了真正的愉悦。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隐居。他大概很赞同帕斯卡的观点，
认为很多疾病是由于人们不能安静地待在屋子里造成的。
与英国人相比，在某些方面他更喜欢接触美国人：就像很多内向、
沉默寡言的学者一样，他为那种开放、反应强烈、热情、天然而不受拘
束的坦率，以及美国学生和同事们的毫无偏见的态度所感动；也为他们
在求解知识或政治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追求真理的深切而真实的渴望、他
们努力了解他的思想和言论的做法而感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感到尤
其高兴。在他长达七年的教授生活中，他都渴望得到解放。但他并没有
不满意。的确，在他人生的最后三四年里，我觉得他更轻松了、表现得
更为本真。在他看来，友谊以及对妻子的爱和奉献是最重要的。他告诉
我他喜欢住在乡下，因为那里的邻里关系比在学术飞地这个人为环境中
的人际关系，更自然、更令人满意、更像人类时时处处的生活。
他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生病，就是被最终诊断为致命的心脏病突
发。他在1975年2月19日去世，五十六年前他是在同月同日从多佛踏上
英国的土地。
莫里斯·鲍拉
莫里斯·鲍拉是一位学者、批评家和行政官员，也是当时英国最有
智慧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宽厚仁爱，他强大的人格魅力有着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和想法。根据在切尔滕纳姆的一位同辈
的说法，到1916年离校参军时，他已经完全成熟。他总是带着深厚的感
情，以尊重的口吻谈起他的父亲，他像父亲一样坚定；但又不完全像父
亲，他在性情上还有反叛的一面。当他1919年来到新学院时，便成为那
些智力超群的同辈们的自然领导者，激烈地与组成战前牛津观点的传统
智慧和道德准则对抗。自那以后，他对所有现存规则保持批判态度。
鲍拉热爱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喜欢太阳、大海、温暖、光明，憎恶
身体、精神、道德和政治上的阴冷及黑暗。他一生都喜欢自由、个性、
独立，憎恨那些阻碍和压抑人性活力的势力，无论自我压抑的禁欲主义
取得了什么样的精神成就。他对地中海及其文化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他喜欢幸福快乐、生气勃勃、大自然和文明最丰硕的果实、人类感情的
完全释放，而不愿意受到摩尼教罪恶观念的束缚。因此，他很难同情那
些在生命力量面前畏缩的人——那些小心谨慎、喜欢算计、墨守成规的
人，那些在激情和活力前退缩、太容易被热烈和直率所吓倒的过分拘谨
或故作正经的人。因此他难以忍受学术界、政府和商业界的大多数平庸
之辈，也难以忍受文化圈子里那些在他看来是浅薄、古板、他不赞同的
人。他相信生命的丰盛。浪漫主义的夸张——比如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
期在围绕德国诗人施特凡·格奥尔格形成的圈子中发现的——对他的吸
引力远甚于英国人的沉默寡言。他有跟前辈们（如温斯顿·丘吉尔、托
马斯·比彻姆）类似的性格，他仰慕才华横溢、光辉灿烂、能言善辩、
恢宏的格调，也不害怕管弦乐的宏大，他不喜欢布鲁姆斯伯里的室内音
乐。他在古典的世界里发现了理想愿景：希腊是他始终如一的爱。他的
第一本也是最好的一本著作就是对荷马的研究，这也是他最后一本著作
的主题，直到完成此书他才离世。 67 尽管他的文学兴趣非常广泛——从
中非的诗歌到当时最年轻诗人的创作——但他倾注最深感情的还是希腊
抒情诗人品达、索福克勒斯。在他看来，默里和维拉莫维茨不仅仅是学
者和其他文学的批评家。
凭借机智灵敏的头脑、强有力的个性、冲动的内心、满溢的快乐、
才华横溢又具讽刺精神的个性，以及对所有沉郁、自负和懦弱的轻蔑，
他很快在朋友和熟人圈中广受欢迎。然而，他终生为某种程度的不自信
困扰：他需要不断地树立信心。他做事很有条理，有信心和能力做好艰
苦和条理性的工作（这也是他大部分时间在从事的工作），尊重专业
化，讨厌浅薄；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由于极度缺乏自信而采
用的防御武器。而且，他那最贴近内心的浪漫主义价值观的拜伦式讽刺
也起到了同样的防御作用。新学院严厉的哲学导师霍勒斯·威廉·布林德
利·约瑟夫，打击了他对自己智慧和能力的信心，而他的另一位哲学导
师阿利克·史密斯——对他帮助很大，后来他们成了终生的朋友——也
不能完全使他重建信心。
鲍拉将生活视为需要跨越的一系列跳栏，需要不断克服障碍：有许
多著作、文章、评论要写，有许多学生要教，有很多课要讲，还要参加
各种委员会，甚至出席各种社交场合。要迎接这么多挑战，绝不亚于真
正的磨难：满怀敌意的批评家的攻击、人际关系的疏远、健康所受的威
胁。在几个他所能信任的忠诚密友陪伴下，他才得到放松，并常常表现
得从容、文雅、平和。但是外部世界充满了在奔跑中需要跨越的障碍；
他有时会跌倒和受伤：他冷静地对待这些挫折，然后立即精神饱满地转
向下一项任务。因此，也许他需要和渴望得到认可，并且从获得的许多
荣誉中他得到了相应的快乐。他出版的作品在风格和内容上是单调、平
淡、清晰、有序的，有时是传统的，这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真实、卓越
的才华缺乏信心。他的私人信件、私人文章和所有的谈话都与他的出版
物非常不一样。那些仅仅通过他的出版作品来了解他的人，完全体会不
到他的天赋。
作为一名谈话者，他可能是无人能及的。他的智慧表现在口头上且
与日俱增：语句简短尖刻，而且集中火力、切中要害；比喻、双关、隐
喻、打油诗似乎在一连串绝妙想象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有时会发展成
极其夸张、滑稽的幻想。他独有的语调、惯用语、声音、句子结构都成
为具有吸引力的典范，其魅力折服了许多人，也影响了他们的讲话、写
作，也许还有情感。对某些牛津培养出来的、我们这一时代最著名的作
家，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但他的影响还要更深远：他敢于讲出别人想到
或觉察到、但囿于规章制度或个人禁忌而不愿讲的话。莫里斯·鲍拉突
破了某些社会和心理障碍，在20世纪20和30年代，那些受到他自由的谈
吐吸引而聚集在他周围的年轻人，也让他们自己的心灵得到了自由。
鲍拉是一股强大的解放势力：他谈话的范围极广，艺术、人性、诗
歌、文明、私生活，无所不涉，他无视既定的规则，对朋友热情赞扬，
对敌人肆意谴责，这些都产生了令人陶醉的效果。有些人，特别是一些
年长的教师，对如此的自由言论感到惊奇。它们完全被误解了。无论内
容如何没有意义，结果都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力。它夸大了错误、虚
伪、荒谬；达到了宣泄的效果；它有利于真理、人类情感并使人精神振
奋。作为主人（无论在自己的房间还是他人的房间，他永远是主人），
他有着积极的个性；他性格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些谈话中没有任
何有害、颓废或使人痛苦的内容，无论它如何无礼、轻率、夸张或无视
公正。
作为学者，特别是作为一名批评家，鲍拉有其局限性。他最宝贵的
品质就是对所有年代、所有民族的文学，尤其是诗歌，都怀有难以抑制
的热爱。革命之前，也就是在他的学生时代，他曾穿越俄罗斯来到他在
中国的家；在俄国旅行的经历，使他对俄罗斯诗歌产生了终生兴趣。他
学习俄国的文学语言，并且几乎独自在英国快乐（而成功）地分析了俄
罗斯诗人最晦涩的一些诗句，如同他分析品达或阿尔凯奥斯的诗一样。
他阅读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著作，对世界文学有一定的了
解，这片苍穹缀满了天才人物的作品，他一直在努力揭示它们的特性。
他是少数几个同时被帕斯捷尔纳克和夸西莫多、聂鲁达和塞弗里斯熟知
并高度评价的英国人之一，并以此为傲。对他来说，所有这些只是针对
陷入四面楚歌的庸俗、迂腐的学问、狭隘的心胸而进行的战争的一部
分。然而他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波士顿所有听说过他的人都可以证明
这一点。比如，当英格兰只是受到一点轻微批评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
爱国主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任何公共职位可以提供给
他，这件事使他非常苦恼。而没有被聘为牛津大学希腊文系教授（哈佛
大学及其他著名大学发出了邀请），也让他非常失望。但是后来他将此
视为塞翁失马。因为他之后当选为瓦德汉姆学院院长，这弥补了他之前
的遗憾，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弥补遗憾。
忠诚或许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品质，也是他自己所拥有的品质。在他
不那么世俗的后半生中，他在牛津特别是瓦德汉姆学院全心地工作。他
为瓦德汉姆学院作出了很大贡献，而学院也给了他很多。他以瓦德汉姆
学院的学生（包括高年级的和低年级的）为傲；在学院人数快速增长的
同时，他似乎跟每个本科生都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他指导和帮助他们，
并暗中施行许多善举。在他后半生中，待在教员休息室或招待同事和学
生，是他感到最快乐的事；年长或年轻的朋友环绕身边，享受可信赖的
喜爱和忠诚，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
在瓦德汉姆的任期结束后，他将热情和精力投向了牛津大学：他担
任过学监、七日理事会及许多其他委员会的委员，担任过学校新闻代
表，最后担任副校长。在年轻时他被认为是一名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
（没有比他更玩世不恭的人），而现在他逐渐被人们认为是最勤奋、最
高效、最进步的学术权威之一。他有非常强烈的学院精神：他在英国学
术院担任院长的日子是他生命中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在他的开明领导
下，学术院得以繁荣发展。但他对牛津更加忠诚，牛津的发展给予他更
强烈和持久的骄傲。牛津和瓦德汉姆是他的家和生命，他的灵魂与之关
系密切。在所获得的许多荣誉中，他自己所在的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博士
头衔是他最满意的一个：他同事的看法对他而言头等重要。快到退休
时，他对学院让他可以继续住在校内而深怀感激。他的继任是一位老朋
友，这让他感觉到了友爱和关注。
身体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和耳聋剥夺了他许多快乐，其中主要的是做
委员会委员和参与日常管理事务，也让他错过了很多现在难以获得的社
交生活乐趣。然而他仍然保持着勇气和快乐，并决定最大程度地利用自
己剩余的机会。他的对荒谬事物的感觉仍然十分敏锐：他丰富的想象力
成为他的主要支柱。新面孔们继续满足他对生活的喜好。最重要的是，
他现在很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他了解年轻人的思想和心灵，理解他们
对反抗权威的渴望，他本能地分享了他们反抗强加于人的无益规则的渴
望并勇敢地支持他们到底。年轻人感受到了他的心思并给予他回应，这
使他非常快乐。
他的注意力不在政治上。但从性格上来说，他是一个激进分子，是
一个不遵守传统规范的人。他真的厌恶保守观点，既不喜欢也不尊重任
何坚决拥护既定制度的行为。他很同情参与1926年大罢工的工会：在牛
津的一次会议上，他猛烈批评了1934年陶尔斐斯在维也纳对社会主义者
的镇压；他厌恶（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压制和镇压，对独裁者尤其
深恶痛绝。与休·盖茨克尔的友谊是他快乐的一个源泉。如果谁在他面
前表达出他认为退步或错误的政治意见，他不会沉默，而会表现出愤
怒。他并不喜欢由此导致的争论，但认为逃避是不光彩的；他具有高度
的公民勇气。他支持所有自由主义事业，特别是寻求自由或独立的少数
派，越不受欢迎他就越支持。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他每年都参加
希腊游览，这也是他的一个主要乐趣；但当希腊的军事政权接管国家
后，他就放弃了这项活动。
他对宗教的态度更加复杂难懂：他对宗教经历有好感，毫不同情实
证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的信条。但是试图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他在这方面
的看法却是愚蠢和自大的。他当院长时，据说几乎从没有错过一次礼
拜。
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夜晚，是在跟同事和学生们的欢乐聚会上度过
的。他死于心脏病，这最后一次聚会也许加速了心脏病的恶化；如果是
这样的话，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在活着时，他就希望生命能在成为一个
痛苦的包袱之前干脆利落地结束。
在他的盛名时期，他是自乔伊特以来人们议论最多的牛津学者，不
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值得人们关注和纪念。
戴维·塞西尔
戴维·塞西尔是索尔兹伯里侯爵四世的次子，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的大部分时间在位于海特费尔德的家中度过。在他小孩子的记忆中，那
时家里总是有许多谈话——犀利、清晰而风趣。他讲起那时每次讨论都
是围坐在好客的父母的餐桌前进行的，氛围完全自由，可以自发地讨论
任何事情，尤其是当罗伯特叔叔、休叔叔（伟大的维多利亚时期首相的
政治之子）、威廉（未来的埃克塞特主教）在场时更是这样。他们谈论
政治、历史、宗教、英国内阁成员的故事、议会轶事（包括严肃的和滑
稽的），详尽分析公众人物间的人际关系——所有这些都是这个享有盛
誉的家族每日的精神食粮。
当他们那经常到访的表兄——首相阿瑟·贝尔福在场时，谈话变得
尤其生动、热烈、率性和亲密，但也不时有一些对道德和宗教信仰原则
等问题的讨论。接触这些使得戴维·塞西尔与生俱来的敏锐、热情和聪
慧较早地开始发展。他同时还获得了各种观点，拥有了准确和清晰表达
的能力，还能将抽象观点与公众、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迁联系在一起，
将个体特点和信条与它们的公共环境和历史地位联系在一起——所有这
些都是一个自然而不受拘束的过程。
家里书随处可见，散文与诗歌都有。他有空时就读书，并没有规律
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次序。就这样，他熟知了克拉伦登、狄更斯、斯
宾塞、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卡莱尔、兰姆、拜伦、雪莱、麦考利、
狄斯累利。就读伊顿公学期间，他读了大量他们的著作、文章和段落。
当他还在学校读书时，各种证据表明，他魅力非凡、举止自如、诙谐愉
悦，对人类的天赋和弱点都坦然接受。但他是个书生气很重的男孩，这
对他在伊顿公学并不特别有好处。因此，他并不喜欢在伊顿的那些岁
月。跟他同时代的爱德华·萨克维尔——韦斯特（后来成为了著名的乐
评家）回忆道，塞西尔是从离开伊顿公学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后
才得以真正发展的。在伊顿公学，文化方面对他影响最深的也许是奥尔
德斯·赫胥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临时校长），赫胥黎时刻关注着
诗歌领域，这对他来说很新鲜；而塞西尔一生都喜爱英国诗歌，特别是
基督教诗歌。
在牛津大学，塞西尔对英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斯图亚特
王朝和托利党的崛起，后者与他家族的命运有着紧密联系——他那博学
而敏锐的历史学导师基思·费林对他学习历史给予了很大鼓舞，他认为
塞西尔是他所认识的最聪明和最有吸引力的学生之一。的确，塞西尔具
有天生的魅力和聪明的才智，他思路清晰、头脑精明，对他所读所写的
均持有批判精神，对人（不只是思想）和想象力（不只是智慧）均有着
无穷的兴趣。这些特征在他身上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很明显。
他总是能在这等级分明的英国社会，对自己的出身和社会地位有一
个清楚的认识。他曾经讲过英国的贵族很难成为有创意的艺术家或作
家，这是因为，除非他们的成长环境很不寻常，他们都容易被培养成无
所不能的人；他认为，这给创造性艺术创作所需要的隐逸和专注设置了
障碍——托尔斯泰、拜伦或许还有雪莱都是例外。他认为，那些跟他受
相似的教育长大的人，更倾向于对他们周围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感兴趣，
很难致力于艰难的、需要终生投入的事情。他毕生着迷于各种各样的个
体经验，以及各种书籍，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小说、诗歌、故事和随笔。
这样，他除了去描述它们及其所表达的生活，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自
己理解的角度传达它们的思想；而这就没有为他所渴望的那种自我修
炼、全神贯注的创造性工作留下任何余地。
在他的历史课得了牛津大学第一名后，他尝试申请全灵学院，但他
没能成功，而是被聘为瓦德汉姆学院的研究员，他在那里从1924年待到
1930年。他教英国文学（有时也教历史），这个时候他开始运用他理解
他人思想的非凡能力。他发掘学生们的想法，让他们精确了解他们自己
的所想、所感和所究，也了解他们自己的身世和目标，反过来，他向学
生们讲述自己思考、理解、认识前文提过的作家及其作品而产生的生动
而充满想象力的具体感觉。他能从看似发育不良的种子中看到特别的花
朵，这种能力使他（特别是他成为新学院教师后，他1939年到1970年是
教授）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大批学生也成长为牛津大学或其
他学校英国文学方面的著名老师，他们一直都特别喜爱和钦佩他。在牛
津大学文学领域最杰出的人物中，就有至少五位认为在学术和情感上都
极大地受益于塞西尔——这个善解人意和鼓舞人心的教师。他的讲座一
直非常受欢迎，直到学术风潮改变。
他的兴趣不在学术上，然而他从未轻视细枝末节的学问，也不蔑视
最细心的文本及文献调查，更不用说对过去思想的创造性重构了：他对
此很重视，并把当时牛津大学最著名的文学学者看作大师和密友——
C.S.路易斯、J.R.R.托尔金、海伦·加德纳、F.P.威尔逊、海伦·达比歇
尔、兰斯洛特·帕特里克·威尔金森、内维尔·科格希尔——他们也非常喜
欢他并尊重他的看法。但他的心并不在学问上。他对文学研究的真正目
标有非常明确的看法，至少如他所想，尽管他并不排斥其他可能性。他
不喜欢从历史、传记、社会学及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待一个作家，也反
对根据上述标准去解释自己的作品。他站在美学的角度，就像T.S.艾略
特一样，他认为艺术作品闪耀着光芒，而了解艺术家的生平使其增色甚
微。跟普鲁斯特一样，他反对圣伯夫的方法。他不在乎埃德蒙·威尔
逊，或艾弗·阿姆斯特朗·理查兹的语义学，或弗兰克·雷蒙斯·利维斯的
文化道德主义（利维斯曾猛烈地抨击过他）。这并非他所欲为，即使他
承认这本身并不错。他认为一个评论家或一个文学教师的任务，是将作
者的创造过程弄清楚并传达出来，尤其是那些特别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过
程，不论它们是遵循规则，是偏离范例，是有悖于其他表达方式，还是
由自己创造出的。他觉得这个任务就好像一个在音乐艺术学校里讲授作
曲的教师，描述贝多芬奏鸣曲的创作过程，或瓦格纳管弦乐力量的组织
及其与创造的关系。这就需要富于想象的洞察力和必要的精准知识，而
洞察力本身就能显示出一篇作品的本质，传达其独特的品质、内在的情
绪、诗意的想象和变化的形式——这些是作品意义的一部分，也是艺术
家达到艺术效果的方法。正是他与注意对象之间毫无障碍的愿望，以及
相应的对文学理论和美学体系（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方法学的理
论）的厌恶，赋予塞西尔的教学和写作以独特个性。也正是这种个性使
得塞西尔常常能够支持独特的方式，并建议学生沿着自己的思路或想象
继续走下去。他从不试图灌输或强加正确的方法；这跟他的一些不那么
优秀的同事不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末期，他们看起来很喜欢
进行灌输。
塞西尔的著作，反映了他最浓厚的文学和生活兴趣，表明他最喜爱
的是英国人生活和文字中最具英国特色的东西，以及在他看来，最具备
英国最可贵品质的任何英国之外的事物：亲历生活的感受、内心深处的
感触、对宁静乡村生活的诗情画意、对独居生活和它在英国社会生活方
方面面所扮演的角色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相互作用的复杂的自我关
注，尤其当这些观察是真实的并涉及个人隐私时，还有由灾难和错误价
值观造成的扭曲与破坏。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受伤的鹿》（1929）写
得很漂亮，它对一个忧郁、内省、半孤独的、感情丰富的、在这个国家
度过一生的基督教诗人给予了深切同情。塞西尔与不舒适、与世隔绝、
充满幻想、精神富足的生活，以及它们带来的深深的、难以抑制的抒情
冲动有着天然联系——这正是考珀、格雷、兰姆、勃朗特姐妹（正如他
1934年的《维多利亚早期小说家》中所写）、一个世纪前的多萝西·奥
斯本（《两个安静的生命》，1948）所感受的——这通过《诗歌和短篇
小说家》（1949）中最好的篇章，通过他关于沃尔特·德拉·玛丽的文
章，尤其通过他关于托马斯·哈代的令人感受深刻、富于创意的出色演
讲体现出来了，后者大概是他著作中最出色的部分。
但他并没有受到这个流派的局限：他很风趣地描述了司各特早期对
社会阶级的冲突以及对动荡社会中的个人冲突的领会，这跟卢卡奇毫无
关系。他在1955年关于沃尔特·佩特的演讲又是另一种东西——是对观
察生活的美学方式的极度欣赏，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在不利的社会
环境中为之辩护，就像他在就职演说中所做的。跟当时潮流不同的是，
在1949年和1957年，他宣称艺术的中心目标是传递快乐，不是指导、干
预、解释、赞扬或谴责一个运动、思想或政权，不是为了将一个教会、
团体、国家、阶级变得更好，而是用光辉照耀人们的心灵，这种光辉是
上帝赋予艺术家来散发的，赋予读者或听者来接受、理解和感到愉快
的，而人们也因此离神圣的上帝更近了。
他生命中的真爱当然是简·奥斯汀。在1935年，他还是一个自由作
家的时候，他就写了关于她的文章。1978年从牛津大学退休后，他又写
了《简·奥斯汀肖像》，那是他对她最完整的研究。她的任何事情都吸
引着他：她对人类心灵的清晰、公平、深刻的理解，她对认知的人类及
他们所生活世界真正本质始终不渝的追求，她平静的良好感觉和坚定的
正直评判，她的沉着目光，她的轻快考究的语调，她对每个词的精确运
用，她随处的讽刺和看似平静的口吻，她在那些举止典雅、有教养而迂
腐的头脑和心灵中传达感受、激情与痛苦思想的能力。塞西尔嘲笑社会
批评家的狭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不提法国革命或工业革
命吗？不提穷人的状况吗？或拿破仑？或阶级斗争？或者不提改变她声
称所描写的社会中的一切的技术变革？只写了个人经历、人际关系、儿
童、青少年、婚姻、无数不可名状的感觉和暗示？似乎这还不够，不是
生活和艺术的本质？
他懂得和了解她笔下的英国，他也回应了那些对它作出天才般描写
的人。他对盖斯凯尔夫人的评价稍差一些，对当时的琼·里斯也是如
此。他认为乔治·艾略特是个天才，但对他来说太无美感和过于意识形
态了。为此他遭到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指责，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当然熟悉布卢姆斯伯里。他娶了德斯蒙德·麦卡锡在布卢姆斯伯
里腹地长大的女儿，也参加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聚会。他对团体成员们
的机智和不拘小节感到愉快。利顿·斯特拉奇对他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他认为斯特拉奇是传记的创始者，因为由斯特拉奇开始，传记才作
为一种与小说并列的有意识的艺术形式；而且在传记写作方面，他认为
自己是斯特拉奇的弟子。《年轻的墨尔本》和它的续集《M爵士》大概
是他最广为流传的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特拉奇。使辉格贵
族的显赫世界生机勃勃的因素的部分基础正在于，塞西尔熟知在战前他
自己的社会世界，可能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有点不合时宜，像托尔斯泰在
《战争与和平》中描写的社会一样。他们两人的书读起来都很有趣——
斯特拉奇也许会更具讽刺和恶作剧的意味、更残酷一些，会将事实以漫
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体裁是相似的：塞西尔更显生气勃勃、更和善、
更传统一些。他喜欢帕特里奇夫妇，认为E.M.福斯特聪明、有趣、灵
巧，但他不赞同他们的道德观——它们显然与他自己的宗教或更应该说
是世俗价值观有冲突。他把福斯特与屠格涅夫相比并不恰当，后者在他
看来同样有天赋（实际上更有天赋），同样聪明、有洞察力、有人情
味，但不如福斯特有抒情的想象力。
他以某种讽刺意味来看待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把它看成一个宗派，
一个封闭的、不切实际的小社会，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自己的信条和专
家，就像罗马天主教徒、马克思主义者或弗洛伊德学派者一样。但在布
卢姆斯伯里团体中，他最欣赏的，而且几乎不加批判来看待的，当然是
弗吉尼亚·伍尔夫。他认为她的小说表现出不可否认的天赋，但对他最
具意义的还是她的评论文集《普通读者》。这些评论文形成了他的理想
模式——揭示各式各样的实际创作过程，类似讲授作曲——在他的一生
中，他都对这种模式深信不疑并且都在尽力用它来写作。他把自己对伍
尔夫耀眼天赋的感受拿来跟他的终身朋友伊丽莎白·鲍恩分享，后者的
小说对他很有吸引力。他认为伊丽莎白·鲍恩，以及他的挚友、小说家
L.P.哈特利，以一种对生活品质的敏锐超越了其他的人，而这也是契诃
夫在极高程度上所拥有的天赋。相比较于福楼拜极度的愤世嫉俗或者陀
思妥耶夫斯基无休止的冲突和阴暗面，他更喜欢托尔斯泰——他特别喜
欢他那阳光普照的世界——“托尔斯泰确实是世上最聪明的人”，塞西尔
这样评价他。在他看来，人类最宝贵的品质，是自我理解的能力——应
该明白什么可以做而什么不可以。就算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天才
也没有完全拥有这种能力，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以及其他的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尽管在文学上有很大影响力，但这种能力一点
也没有。他无比精明、不易被蒙蔽，超脱地将这个文学标准视为消遣，
嘲笑这些成员在社会和艺术方面自命不凡（甚至对他的英雄，斯特拉奇
和伍尔夫也同样尖锐），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缺陷。
临近暮年时他做了很多其他事。他对马克斯·比尔博姆的一生做了
精彩描述（《马克斯》），就是在临终之时要遗孀向他求婚的那一位。
他还写了他自己的家庭和家里的房子，最初在20世纪50年代，然后是在
他的晚年，1973年。他写了他的岳父德斯蒙德·麦卡锡；他在1940年编
了赞美诗的选集，1935年编了自选集（《图书馆的镜子》）。他写了
《幻想与梦想》，是关于画家塞缪尔·帕尔默和伯恩·琼斯的事情（1969
年），且在美国做了关于他们的演讲。他对“当代运动”——T.S.艾略
特、乔伊斯、温德姆·刘易斯、埃兹拉·庞德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没
什么兴趣。新的学派——解构和它的继承者、形式主义、新弗洛伊德主
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在他看来或者是索然无味的学术习作，或者
是神秘主义鼓吹者头脑中模糊的奥秘。他非常高兴，并没有去揭穿它
们。
总之，他是他那个时代最聪慧、最具魅力、最有才华、最令人愉
悦、最机敏、最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之一。他埋头于那些自己喜欢、仰
慕和赞赏的事物，以伟大的天赋描写它们，阐述自己的理由。他快速而
准确地看穿了虚伪和哄骗。有人指出，他的作品具有无可争辩的魅力、
风格和特性，但是缺乏原创性，他虽然写得很好但他的观点经常是人们
已经熟知的。这个评价不公平。他文笔犀利、批判深刻，胜于更强壮的
钝笔。无论如何，他无疑是众人愿意结交的最可爱的人物。
回忆弗吉尼亚·伍尔夫
我记得那是在1933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受她的表兄赫伯特·艾伯特·
劳伦斯·费希尔之邀到他家过夜，他是新学院的学监。
费希尔夫人告诉我她不是很喜欢弗吉尼亚，认为她有些傲慢。但赫
伯特·费希尔就算撇开他们的亲密关系，他对她的评价也很高。晚宴设
在学监的住所，出席人员除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主人及费希尔夫人以
外，还有约翰·斯帕罗、一个全灵学院的研究员（那就是我）、理查德·
克罗斯曼——深受费希尔夫人青睐的人物、C.S.刘易斯——一位不喜欢
女性作伴尤其不认可女作家的人，以及一位来自于布雷斯诺学院的典型
的老师——他叫艾伦·卡尔，我想他是费希尔家的朋友。弗吉尼亚·伍尔
夫是我之前曾经甚至后来一生见过的最美的女士。她看上去极度不安和
茫然，她虽没有被家具绊倒，但却是很犹豫地走向桌子。我坐在费希尔
先生左侧，她坐在他的右侧。费希尔夫人在克罗斯曼和刘易斯之间，坐
在桌子的另一端。费希尔的女儿玛丽·费希尔（现在的本涅特夫人），
被她表亲的魅力折服了。她和她的朋友雷切尔·沃克也在座。
伍尔夫夫人仍显紧张，当坐在她旁边的布雷斯诺学院的绅士向她询
问伍尔夫先生是否会来时，她没有回答。这显然可以解释为伦纳德·伍
尔夫先生确信费希尔应在某种程度上对虚构1921年爱尔兰王室警吏团平
定爱尔兰叛乱这件事负责任，所以拒绝与如此恶劣的劳合·乔治内阁成
员同处一室。
伍尔夫夫人沉默，主人也沉默。为了打破僵局，他发问：“你平时
看书吗，弗吉尼亚？读小说吗？比如司各特。”她回答道：“不，不看，
司各特的小说简直就是一堆垃圾。我知道戴维·塞西尔刚刚做了关于他
的演讲，天知道他从他身上找到了些什么，我同样不喜欢那个演
讲。”说完之后，又是沉默。
“你散步吗，弗吉尼亚？”费希尔先生近乎绝望地问。“是的，我散
步。在伦敦比较少，大部分是在乡下。”
“散步时你注意最多的是什么？”
“我大多数时候注意到山上的羊群，它们看起来是那么虔诚。”
与此同时，桌子另一端的人们在高声谈话，在说他们是如何喜欢阿
宾汉姆学校（我不能担保我记忆里的具体用词没错）。
“我喜欢诚实的学校，”克罗斯曼说，“那儿没有像你们一样冒充懂
得艺术的人，但在我原来待的地方温彻斯特就有一些，不过并不是很
多。伊顿当然就更差些。”我想费希尔夫人一定认同他的观点。
刘易斯说他发现很难教那些莫德林学院里性格内向的人：“附庸风
雅，那很好：本杰明、普赖斯——琼斯，我感觉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诗
歌和散文，现代的和近代的，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觉得如释重负。”
他的音调、音量、情绪都使伍尔夫夫人畏缩，费希尔先生赶紧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