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他们开始议论共同认识的人、意大利旅行等话题。我已记不得这位
年轻女士说的是什么了。随后我们来到画室，在那儿聚集了至少四五十
个来自新学院的在读的或已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被认为适合前来拜见这
位大作家。
她站在学生面前，沉默而紧张，凝视着远处的某个地方，迟迟不说
话——那简直有些像是一次处决或者像个非常害羞的主教准备确认一班
的男生或大学生。最后她终于开口了。
“有谁读过《简爱》？”她问道，眼睛先是看着屋顶，然后是窗户，
试图不看学生们的脸。
一位男生举起了手。“能讲讲情节吗？”伍尔夫夫人问。
男生尽量讲了，用了十分钟或更长的时间。
“那有人读过《呼啸山庄》吗？”
同样的过程重复着。
“那《月亮宝石》呢？”也有人读过。
“你们喜欢侦探小说吗？”答案五花八门。之后她看起来是完全没有
主意了，说道：“对不起，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让我们放松自然
点。”之后我们照做了。
将近晚上十点钟，费希尔夫人宣布她要去睡觉，但愿意留下的客人
尽管留下。费希尔先生问伍尔夫夫人她否喜欢韩德尔、莫扎特、海顿、
贝多芬。她说都喜欢——“你的爱好真是广泛，”他说道。之后我们分成
了几个小组，她和两三位年轻女士在一个角落里亲切交谈，也许她的表
亲玛丽也在那里。后来我们就都去睡觉了。
过了很久，我想是在1938年，伍尔夫夫人邀请我到她在泰维斯托克
广场的家中用晚餐。她在明信片上写道：“若你敲响我灰色的小门，我
会打开它。”
到场的除我之外，就只有伦纳德、本·尼科尔森和萨莉·格雷夫斯。
她是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侄女，婚后变成奇尔弗夫人，后来成为牛津玛
格丽特夫人学院的院长。伍尔夫夫人明显对她很热情，而且还盘问她年
轻人之间是否有自由的恋爱：有女同性恋之说吗（是奇尔弗夫人告诉我
的）？还有类似的问题。我倒认为她也同样盘问过她侄女——她有种对
当时的英国知之甚少的感觉。
伍尔夫夫人开始描述皇家公主到邓肯·格兰特的画室的一次拜访
——我想应该是碧翠丝公主，并讲到那次拜访多么令人高兴。伦纳德用
他颤抖的双手摸索着点燃了气炉，说道：“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
想。皇室成员与大家一样，他们与普通人并没什么不同。”“你大错了，
伦纳德，”她说，“他们的确不同，相当美好和奇妙，根本就不像普通
人！我在那个场合非常激动，一点也不为此觉得难为情。”说完后她转
向本·尼科尔森——总有某个人是伍尔夫夫人明显喜欢捉弄的。她说
道：“本（他是英镑的副主管），告诉我们你进白金汉宫或温莎城堡时
穿正装裤子吗？你鞠躬鞠得很低吗？你下跪吗？你在皇室和你说话前开
口吗？你问问题吗？你离开国王时退着出来吗？”等等。
本尽可能地回答了她的问题，神情严肃，不过最后他终于爆发了，
说道：“弗吉尼亚，你总是捉弄我。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问可怜的休·沃波
尔他的车是否镶着金边？”
然后她转向我：“你进来时拿的是什么书？我看见了。”
我说那是亨利·詹姆斯关于霍桑的书。
“我想你是神经不正常了吧，伯林先生？我看你并不像喜欢做梦或
幻想的人，你是这样吗？”
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希望那时我含混地逃脱了那种窘
境。她谈到了神魔的存在。虽然我没法重复她的谈话，但那的确充满了
美妙的想象和类比，听起来比我所遇到的任何人的谈话都要吸引人。而
帕斯捷尔纳克是唯一相似的人。
“亨利·詹姆斯，”她说，“当然，现在大家都读他的书，但当我遇到
他时，他只是一个冷酷的老怪物。我没有读很多现代小说，甚至那些我
和伦纳德出版的也没读。我们出版了那本斯蒂芬·斯彭德说写得非常好
的劳伦斯的小说《在某省》。我认为写得相当得体，但精彩吗？不。你
读过或者看到过《大教堂谋杀案》吗？我倒更喜欢它。”
“我读到一半时就停下了，我受不了它，”伦纳德说，“托马斯·艾略
特真是蒙人，都是些宗教的荒谬。”
我记不得太多，但和这个不是很有同情心，也不是很和善但非常出
色的天才作家一起，我度过了在我生命中非常有意义的三个小时。我现
在仍这么看待她，当我重读她中期的作品时，我就更认为她是天才。
埃德蒙·威尔逊在牛津
我第一次见到埃德蒙·威尔逊，我想是在1946年早春的某个时候，
从莫斯科回来结束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我在华盛顿待过，我的朋友俄国作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和他的表兄
弗拉基米尔都是威尔逊的朋友，纳博科夫猜想威尔逊也许愿意结识我
（我曾说过我非常欣赏《阿克瑟尔的城堡》和《三重思想家》），愿意
跟我谈谈俄国文学和其他话题。但威尔逊拒绝见我。他断定希望见他的
英国官员全都为了将他拉入英国的宣传机器。他是个敏感的孤立主义
者：他认为英国再一次试图将美国拖入一场可怕的、完全不必要的战争
中，这加剧了他本来就很强烈的仇英心理，因此他不愿意见这个国家的
任何一个代表。但是，当战争结束后，他显然觉得自己被拐骗去支持英
国行动的危险已经消除，于是就邀请我在纽约的普林斯顿俱乐部共进午
餐。
我当时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我不知道我想象中的著名文学评论家
会长什么样子，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粗壮、红脸、大腹便便的人，外
表跟胡佛总统有点像。但是他一开口讲话，差不多在我们入座之前，我
就把除他谈话以外的东西全忘了。他讲话的声音有些古怪，像是被憋住
似的，句子断断续续，似乎思想在内部挤压着、颠簸着，争先恐后地要
跑出来，形成了短促爆发和断音，点缀着温和、低沉、连唱般的叙述。
他以一种动人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来谈论他那一代的美国作家，谈论
但丁，也谈论俄国诗人普希金对他的意义。他讲述了1935年对苏联的访
问，以及这次访问对他的惊人影响，因为，跟许多其他美国知识界人士
一样，他曾经将共产主义政权理想化。
他那次访问的高潮部分是他与D.S.米尔斯基的会面。米尔斯基是一
个在俄国文学领域用英语写作的极富创造力的出色作家，他在英国成了
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后来回到俄国，并很快出版了一本书抨击英国作
家和知识界人士，其中有一些还曾是他的朋友。威尔逊发现他在莫斯科
处于非常可怜和不幸的境况中（两年后他被捕，待在监狱里直到去
世）。米尔斯基的潦倒和可怜的处境给威尔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痛苦地谈了很久他自己政治迷恋的消逝。然后他概括地谈论俄国文
学，特别是契诃夫和果戈理，以及我所听过的其他任何人谈论的任何文
学话题。我彻底被他迷住了，我为能够认识这位极具天赋又有良好道德
的人感到很荣幸，并与他成了朋友。直到1949年我才又回到美国，在哈
佛大学任教，并于那一年在威尔逊和妻子埃琳娜位于韦尔弗利特的居所
里，与他度过了一个晚上。在20世纪50年代，我曾多次去看望他们俩。
他1954年来到英国，在机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想去牛津并在那
里跟我待上一两天。我表示欢迎。我当时尚未结婚，一直住在全灵学
院。威尔逊在一个不是特别好的学院宿舍（他在他的日记 68 中用很尖锐
的话描述了这一点）里跟我待了两个晚上。他显然还处在仇英情绪中。
第一天上午，在午餐前，我们走着去参观牛津的学院。当我们路过基督
教堂学院时，他看着图书馆——那个有些破旧的建筑（它还没有翻新，
后来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重新装修了），说：“哦，大多数建筑
看起来都很糟糕，我看它们都快倒了。”而他看起来很高兴。“我认为在
英国有很多事情都跟这些建筑一样，”他继续说道，“我想你的国家需要
倒下一些东西。”
然后他开始了长时间的对学术生活和学者们的总体批判，认为他们
是（经典的、中世纪的和现代的）文学和艺术中生动而真实的东西的谋
杀者。我问他是否没有学者是他喜欢或欣赏的。他说还是有一些的：其
中一个是他在普林斯顿的老师，叫克里斯蒂安·高斯，他很欣赏他的课
和他本人；另一个是诺曼·肯普·史密斯，他曾是普林斯顿的哲学教授，
现在已退休居住在苏格兰。（威尔逊曾在1945年访问英国时去看望过
他，他对英国的访问在《导游书以外的欧洲》中的英国部分能够找
到。）除了这两个，他短时间内想不起来还有其他人。
他继续谴责（我不知道这是牛津诱发的负面情绪，还是他一贯的态
度）：他认为没有比在大学里工作更糟糕的事情了，特别是如果这份工
作跟文学研究有关的话。他听说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正谋求成为或已
经成为某个学校的教授，是哈佛吧？这简直是笨蛋才想要的（我曾经读
过威尔逊的令人难忘的滑稽模仿文《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鸡蛋
卷》，知道这个诗人不是他所喜欢的）。然后是哈佛可笑的泰德·斯宾
塞，斯宾塞想找到他，但在还没有搭上线之前就死去了；还有斯宾塞的
门生哈里·列文，那是一个聪明人，阅读广泛，总有很多有趣的事可
讲，威尔逊认为他要是没有选择在哈佛教书，是会成为一个人物的，但
哈佛将他变成了一个埋首琐事的学究式教师、一个枯燥无味的学者，将
什么事都变得琐细乏味。“哦，但是我无法解释这件事，”他说，“我跟
他讲过豪威尔斯，但他完全不认为豪威尔斯有什么好的。”他继续说，
尽管如此，哈里·列文不算很差劲，他也许感觉敏锐，也很有趣，但在
豪威尔斯这件事上是可笑的。在我印象中，威尔逊和列文是朋友（事实
上我感觉他们肯定是），我被他说列文的这些话吓了一跳。我很欣赏列
文，认为他关于司汤达的文章是篇杰作。但他好不收敛。他的下一个目
标是佩里·米勒；然后是C.S.刘易斯；他毫不留情地说个没完。也许丁尼
生在谈论丘顿·科林斯并称其为文学圈的寄生虫时，也用过这种方式。
我想不出理由他不会以相似的方式来谈论我，这显然就是他的一部分。
我喜欢他的本色。
他问我是否在午餐或晚餐时会见到更多的牛津学者。我跟他说午餐
时不用担心，客人是斯蒂芬·斯彭德和另一个文学界人士（我记不得是
谁了）。但如果他想在全灵学院进晚餐的话，他应该会碰到更多学者。
我问他是否想在饭店里吃晚餐？他说，不，他想看看濒死的英国学术界
到底有多么陈旧、腐朽和保守。我记得他的原话。“从现在开始不会太
久了，”他预言，“我想我们现在就在这条道上了。”我没有请他展开这
个话题，而是尽力将他引到别的话题上。但没用。他继续说，在英国、
在伦敦，作家及文学圈的其他一些人形成了多个派系，各派系里的人相
互戒备，都在设法把别人挤出去；这里没有真正的文学圈子；伊夫林·
沃跟彼得·昆内尔（一个举止得体大方的作家）水火不相容；他们都在
说西里尔·康诺利的坏话；奥登则被完全孤立了；没有人为麦克尼斯或
安格斯?威尔逊说一句好话，等等。在我看来，这些看法大多很荒谬。
为了让他不再继续谈这个话题，我问他——后来证明这个问题很不明智
——他上一次访问英国的情况怎么样。但那时已到午餐时间了，我们就
没有继续谈论下去。他看起来挺喜欢这些客人，他批评了《党派评论》
的作家们，说菲利普·拉夫虽然很有才能，但却用文学手法来表达政治
观点，其他作家也是这样；他赞扬了普里契特，说他是少数思想自由且
言之有物的评论家之一。
午餐过后他记起我先前的问题，跟我谈论了他前一次访问伦敦时发
生的事情。当时他是以一个类似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这里的，英国情报
部安排官员哈米什·汉密尔顿（知名的出版人，也是半个美国人）陪同
他。汉密尔顿组织了一次英国文学精英的聚餐。威尔逊在晚会上看到了
T.S.艾略特、西特韦尔三姐弟中的一两个人、西里尔·康诺利、西格弗里
德·萨松、哈罗德·尼科尔森、彼得·昆内尔，我想还有罗莎蒙德·莱曼。
他不想跟他们中的任何人说话。“T.S.艾略特，”他说，“是个很有才华的
诗人，但他某些地方却像个恶棍。虽不常见，但我看到他时没法跟他待
在一起。我不想见到他，虽然我认为他的一些诗作写得非常好，很吸引
我，但仅是他的诗而已。”他认为西特韦尔姐弟无趣而把他们打发走
了。在那里，他唯一可以与之说话的人是坎普顿·麦肯齐——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战前和战时，他们之前交流过生活中的故事——他认为这个老
冒险家的外表、举止和谈话都相当迷人。
我逐渐明白过来，威尔逊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上一代文学界，而非现
在的英国文学界。他喜欢的那些人都是爱德华时代的，是一些身强体
健、具有男子气概、虽有时显得粗糙（甚至有点缺乏教养）却充满活力
的文学家——而这正是坎普顿·麦肯齐所属于的那一类人。德斯蒙德·麦
卡锡曾跟戴维·塞西尔和我描述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参加过的一
次宴会——那是在一个叫“改革”（也许那时叫“旅行者”）的伦敦俱乐部
举办的典型晚宴。在场的人有鲁德亚德·吉卜林、H.G.威尔斯、马克斯·
比尔博姆、希莱尔·贝洛克、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阿诺德·本涅
特、萧伯纳，还有亨利·詹姆斯和年轻的休·沃波尔。宴会中的谈话不涉
及文学或艺术、友谊、自然、道德、人际关系、死亡——这些是布鲁姆
斯伯里团体谈的话题。他们完全不谈论任何模糊的、有关审美的话题。
谈话很热烈，他们讲贵族、出版商、桃色事件、愚蠢的冒险行为、社会
丑闻以及名人轶事等等，夹杂着很多笑声、双关语、打油诗、相互冲
撞，以及有关钱、女人和外国人的笑话，还会喝很多酒。那里的气氛是
一种活跃、幽默、有点粗俗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的男性俱乐部的氛围。他
们是当时最著名的作家，布鲁姆斯伯里的人根本不喜欢也不欣赏这些
人，认为他们是“瞎子领路者”。我认为，埃德蒙·威尔逊，就他准确无
误的品质感和道德的执着来说，跟这些大师们很相似。我不认为他会喜
欢跟弗吉尼亚·伍尔夫喝茶，或与利顿·斯特拉奇共度一个夜晚。
因此，在伦敦的文学聚会完全不适合他。在跟E.M.福斯特敷衍了几
句关于简·奥斯汀的话之后，他跟哈米什·汉密尔顿说他想尽快离开。于
是他在跟坎普顿·麦肯齐聊天之后很快就离开了，这让某些受邀请的人
很失望（汉密尔顿后来这么跟我说）。他所想做的只是去苏格兰看望他
的导师——肯普·史密斯。哈米什·汉密尔顿，也许从来没听说过这位康
德学派的学者，尽他所能安排了去苏格兰的旅行。威尔逊确实去看望了
导师，告诉我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共同回顾了曾经在一起的
快乐日子，谈论了欧洲学术标准下降的情况。然后他返回伦敦，并在车
站见了周到而不知疲倦的汉密尔顿，他劝威尔逊坐出租车回酒店。那是
晚上了，威尔逊确信（他是这么告诉我的）汉密尔顿的主要焦虑是不想
让他看到伦敦街上数量众多的妓女（这是别人跟他说的）。他尽量躲开
汉密尔顿，从那时开始汉密尔顿就成为了那些他强烈、毫无道理地不喜
欢的人之一（就这一点汉密尔顿回应了他；他在后来见到我时跟我说，
威尔逊是他所见过的最让人讨厌和最难以相处的人之一）。威尔逊确实
坐进了出租车，但五分钟后就下车了，然后确实在街上特别是在公园路
上走了走，并确实看到了妓女。他觉得他已经把那些被送过来陪同他的
官员打败了，他认为他们跟俄国秘密警察一个样。
我尽量劝解他，说哈米什·汉密尔顿想做的是表达某种礼节，这里
的文化认为那是他的责任。威尔逊一点也不这么想：他认为汉密尔顿肯
定是试图在伦敦误导他，阻止他见那些不适合的、但他实际上很可能想
见的人。这个想法——他认为在英格兰有一个大阴谋，类似苏联，不让
他见不适宜的人——使他很恼火。我问他是否不喜欢在伦敦见到的每个
文学界人士。他说：“不，我最喜欢伊夫林·沃和西里尔·康诺利。”为什
么？“因为我认为他们是如此可恶。”这也许指的是后来的见面，因为我
不知道伊夫林·沃战时是否在伦敦，那时他在军队服役。他也喜欢安格
斯·威尔逊，认为这是一个像美国人一样真心实意的人，让人感觉轻
松。唯美主义、谨小慎微、傲慢自大、派系分割、单薄、尖声尖调、毫
无生气、在生活和文学中过于关注自己的情感——他（不亚于戴维·赫
伯特·劳伦斯）认为这都是布鲁姆斯伯里的特性——这些都让他很不舒
服。他认为整个英国文学界都有这些毛病。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说约翰·
博因顿·普里斯特利——我认为，普里斯特利也许属于他所认为的布鲁
姆斯伯里这类学者。他不能忍受赫胥黎·奥尔德斯或朱利安的思想。
夜晚降临，我们到全灵学院公共餐厅用晚餐。用餐时他的一边坐着
我，另一边坐着全灵学院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A.L.罗斯。虽然罗斯想
跟他说话，但他几乎不跟罗斯搭腔。他突兀地转向我，跟我谈起我们在
美国的共同朋友——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和他的妻子、尼古拉
斯·纳博科夫和他的妻子们、剧作家山姆·贝尔曼、玛丽·麦卡锡（威尔逊
娶了她）、康拉德·艾肯、阿瑟·施莱辛格、贾奇·勒尼德·汉德等等。然
后他不情愿地转向另一边，听罗斯说话，只作“嗯”、“哦”之类的回应。
喝完咖啡，我们回到我的房间，他抱怨晚餐时罗斯滔滔不绝地对他进行
英国民族主义宣传，而他不想在牛津受文化沙文主义的影响。我想后来
当罗斯到美国访问并见到他时，他们也许相处得要好一些——但他这次
处于一种抱怨的情绪中，而且根本不想停下来。
他又讲到这次“虚伪的盛宴”——他说他知道全灵学院的侍者为什么
会这么快撤走盘子，快得他一盘食物都没吃完过，那是因为他们都有阶
级意识，仇恨主人，服务时就尽可能态度粗鲁，希望尽快从他们憎恨的
位置上离开。他说，他注意到，阶级意识在那栋古老的大楼里非常猖
獗。我没有同他争论——我想，跟其他问题一样，他在这一点上也对自
己的想法极为确定。当然，他所说的显然是一派胡言。大多数侍者当时
是（也许现在仍是）当地最保守的居民；他们是古老的学院传统的忠实
继承者，是老派的仆从（如果曾有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然
是在那个时候——拒绝加入工会，因为这是对他们所认为的自己的地位
和特别职责的侮辱。
显然，威尔逊那天——跟其他很多天一样——一直很生气，特别是
接触或谈到有关英国的问题时。虽然我很喜欢他，一生始终对他怀有欣
赏和尊敬之情，并对我们的友谊一直感到骄傲，但是我也知道，一旦他
开始说话，跟他争论就是没用的。晚餐过后，我邀请了我的同事戴维·
塞西尔、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及她的评论家丈夫约翰·贝利、哲学家斯
图尔特·汉普希尔跟他一起见面聊天。那不是一个愉快的晚上。他与屋
里的每个人作对。他把贝利错认为了评论家汉弗莱·豪斯（他也许跟豪
斯相处得还不错），几乎不搭理贝利等人。他变得无精打采，对他人的
话以“哼”、“嗯”、“哦”作答，高兴时呵呵两声，喝了很多威士忌，用厌
恶的眼神看着大家。虽然非常礼貌和善意的艾丽丝尽量让谈话进行下
去，有趣的谈话者约翰·贝利也在尽力，但这只老熊还是躲在他的洞穴
里，时不时恶意地瞪着他人，以喝酒来打发自己的无聊时光。于是这个
晚上早早地结束了。在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了一些没什么意思的话——
跟文学打交道的贵族是无能的，牧师都是脸色苍白的教士——跟所有的
话题都搭不上边。我想我为什么没能邀请少数很有胆量的学者中的一
位，比如阿兰·约翰·珀西瓦尔·泰勒（他希望见到泰勒，因为他喜欢泰勒
的激烈论战）？我说我认识并喜欢泰勒，尽管我们之间有一些冷谈，因
为他对我刚出版的一本书写了一篇表示轻蔑的评论，但我还是乐意给他
们安排一次见面——我在第二天就这么做了。
泰勒对我们都很友善。威尔逊说他对在泰勒的莫德林学院房间里的
会面感到很愉快。但之后泰勒带他去听史蒂文·伦西曼关于拜占庭的演
讲，那让他感到很厌烦；他又一次听到了布鲁姆斯伯里那种过度讲究
的、在他看来非常压抑又有些尖锐和单薄的声音，他难以忍受（我真不
知道他到底听了多少）那种声音。我也为他安排了与犹太历史学家塞西
尔·罗斯的会面，因为那时他对犹太历史很感兴趣，并正在学习希伯来
语——这是在他的书《死海古卷》出版前不久。会面进行得很好，特别
是我之前提醒他罗斯虽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很有见地的研究古物的
人，但他却有些让人讨厌。这些温和的、有点贬义的词已经足以让威尔
逊喜欢上他了。他嘀咕着说，他被人们（就是在说我）阻止与自己欣赏
的人见面，因为那些人就是想要“黑”他们——想的越多，就越偏执。
他一旦形成了社会和心理上的假设，就会特别倔强地一直认定这个
假设，而不顾所有证据。他告诉我，在英国他所真正想见的人，除了他
的老朋友西尔维斯特·盖茨（他很多年前在哈佛就认识他了），还有康
诺利（又是因为康诺利说话时是如此怀有恶意）、泰勒、罗斯和安格斯
·威尔逊。其他人都让他厌烦。“坎普顿·麦肯齐呢？肯普·史密斯
呢？”“是的，他们也不错，但这已经是全部了。”他说，他最讨厌的英
国人是温斯顿·丘吉尔，他只是一个典型的低等的美国新闻记者。如果
不是因为西尔维斯特·盖茨和我，他是不会到英国来的。牛津不是还有
一个可笑的、趾高气昂的叫莫里斯·鲍拉的家伙——他与盖茨一起见过
威尔逊，这个人压根儿就不明白什么是文学？很明显，鲍拉热爱文学
——遗憾的是，威尔逊完全没有兴趣去谈论这个东西。他推想鲍拉是我
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啊？鲍拉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空洞无聊的，他
就是经常喊叫。他不能理解像西里尔·康诺利和伊夫林·沃这样的作家怎
么会被说成受惠于这个夸张的门外汉——他们至少很有才能，而鲍拉就
是一个滑稽的“英国佬”。他的嘲讽还在继续。这时他已经醉了，眼睛快
闭上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让他回到他的卧室里去。
第二天，他很安静、很绅士。我们谈论了俄国作家，谈了他在泰科
特威乐的生活——他劝我跟他一块儿去那里，他谈了希伯来的紧张局势
和匈牙利语的结构（他打算学这门语言），谈了他对W.H.奥登的诗的极
度欣赏，谈了《纽约客》在美国文化生活中的有趣位置，还谈了欧洲人
对美国文化、对像沃尔特·惠特曼那样的大诗人和赫尔曼·梅尔维尔、亨
利·詹姆斯那样的作家的怪异且傲气十足的态度（不只是可憎的英国
人，还有法国人甚至意大利人都这样）——这些文学家其实是得到认可
的，但在他看来，他们是美国人的事实总是被搪塞掉或使人感到遗憾。
但美国会让他们看到美国的成就。美国涌现出了一代优秀的年轻技术专
家和工程师，他们自信、富有才干、头脑清晰、整洁、穿着精干工服
（我记得这个怪怪的描绘），是精良设备的发明者；这些人在创建一个
新的、有独创性的、高度现实的文明，这种文明适应了目前人类的需
求，将会为人类开创更加令人惊叹的、更为舒适的生活，而这将会取代
迅速衰落的、狭隘、自高自大、肮脏的欧洲文化。不过，比起前一天
来，他的怪念头要温和得多，也少得多。当时威尔逊心情要平静和愉快
些，他非常放松。他解释说，他的生活就是（而且总是）文学和作家，
音乐 69 甚至美术都不甚被提及，虽然它们确实非常重要：马尔罗在雕塑
上极具才华。俄国大师们对他在生活和艺术上（还有其他对他来说重要
的东西，比如政治等）的思想影响是最大的。普希金开始比莎士比亚更
能打动他，但还是比不上但丁；奥威尔写的有关《李尔王》、托尔斯泰
的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说在伦敦和牛津见到“内八字”的那些人后，
他就更讨厌英国人了。他问我是否认识他的朋友詹森·爱泼斯坦。他说
他自己够愤世嫉俗了，但爱泼斯坦更甚——对人类怀着惊人的厌恶。他
喜欢爱泼斯坦，也喜欢他的这个特点。
之后他就离开了。他的来访说不上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尽管如此，
他后来还是与妻子埃琳娜一起回到牛津，并与我们夫妇待了两三天（那
时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小心地不邀请牛津学者们来见他，不管
他们对他有多么热切和欣赏。而我更喜欢在波士顿、伦敦和纽约跟他见
面。
在我眼里，他是一个伟大的评论家，一个高贵、令人感动的人，我
喜欢他、尊敬他，希望他对我有一个好的评价。在他去世前不久，在他
韦尔弗利特的房子的窗户上，他让我用钻石题写《圣经》中的一句话，
那是他为朋友们保留的特权，这令我非常感动。我选的那句话来自以赛
亚的一首诗。他坚持认为，我显然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就是以赛亚——这
又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幻想。他的这个想法非常顽固，正如他顽固地认为
我描写托尔斯泰的唯一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是一只想变成刺猬的狐狸，
而且确实相信自己能成为一只刺猬。对这个荒谬的说法，我未说半个不
字，这也未给他留下丝毫印象。他的看法是，我“像所有的犹太人”一
样，追求团结和形而上学的有机完整世界。我的实际想法恰恰相反。他
内心世界的观念抗拒所有的外部证据。他时而激烈地狂想，时而荒谬地
猜想，时而无理地爱憎。在很多地方，我和他的偏见是基本一致的，这
是我对他产生深切同情和善意的理由，也正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最重
要原因。
他经常做出古怪判断、得出荒谬结论，但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道
主义者。当他突然改变话题时，谈话可能随处结束。我认为他在《纽约
客》杂志上关于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评论，是所有语言中写
得最好、最容易理解的；但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他对该小说中各种各
样的名字和象征的看法，却是相当古怪的。 70 他尽力将自己对异己文化
的深刻见地和奇特想象，与汹涌的偏见、仇恨和大量的胡言乱语搅合起
来；有时他离题万里，根本没有击中目标；然而他的大多数指责都言之
有理。他是约翰逊、圣佩夫、别林斯基、马修·阿诺德传统的最后一位
重要评论家。他的目标和实践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文化框架中考
察文学作品——这个框架包含着对作者人格、目标、社会和个人根源，
周围的道德、知识和政治环境，以及作者眼界的性质等方面的专注、犀
利、直截了当、发人沉思的观点——也是为了将作者、作品及其复杂的
背景呈现为一个错综的整体。在访问中他告诉我，现代的趋势是追求纯
粹的文学成就，经常故意对作者所处的生活和社会环境视而不见，对他
来说这缺少一切真实的内容。我热切赞同他的看法。对他来说，艺术散
发着光芒，但不仅是通过它自身的光线。他人是走了，但并没有离开他
的伙伴们。
奥伯伦·赫伯特
1946年早春，我还是一名政府职员，曾有机会到巴黎，作为来自英
国大使馆的客人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当时，大使馆由极其好客的达夫
和戴安娜·库珀主持。在巴黎最后一夜的晚宴上，我发现对面坐着一名
身穿制服的官员，他的金属肩章表明他是一名波兰军人。他个子高，身
体结实，有着一副优雅的罗马人的胸膛和头颅，看起来（如某人描述的
那样）像是温和的尼禄皇帝。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波兰人（这是我的推
断），他的英语发音非常纯正，词汇丰富而富于想象力。我问他一些诸
如曾在何处服过役的问题，这引发他以往昔更庄严的世界的风格，滔滔
不绝地开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忆。虽然我自己远非一个沉默寡言的
人，但这一次，倾听着我也很满足了。他生动鲜活、有些正式而又富于
感染力的讲述，如山洪般奔涌，会带走挡在前面的任何东西。虽然偶尔
会由于其他客人的提问或插话而偏离方向，但都只是暂时的，讲述的激
流总是会回归原路，冲开或是绕过前进方向上的任何障碍，直到全部讲
完他的战时历险记。
我非常高兴他在晚宴后继续与我交谈。就像“婚礼客人”一样，我被
这个陌生又显然富有才干的波兰人挽留下来，在主人已上床休息后很
久，他还一杯接一杯地与我对饮。我最后终于找到理由向我的卧室走
去，为了能睡上几个小时，汽车早上五点就要来接我去布伦。可这没成
功。我的新朋友一直跟在我后面，他坐到我的床边，继续谈论起来。有
人可能会觉得这有些过分，可我并没有这种感觉。我认为这是一个奇特
但却让人愉快的经历。
通过这一次接触，我知道他就是奥伯伦·赫伯特，也了解到在他懂
事前他的父亲就已去世，他非常爱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们。因为体检不合
格，他被自己国家的军队拒绝入伍，所以就参加了波兰军队。我也了解
到，就在不久前，他还差点在与加拿大士兵的摩擦中丧命。他有着惊人
的语言天赋，除了会波兰语、乌克兰语、荷兰语，还会法语、德语，以
及一点俄语（这足以表明他对这个国家体制的极端不满）和一些捷克
语；当然，还能说意大利语，毕竟他曾在他家位于波多菲诺的房子里待
过好多个月。他也掌握了一些热那亚语和普罗旺斯语。我们发现彼此有
许多共同的熟人，他准备逐个进行一番辛辣尖刻的简单描述。他用很多
地方传统统治阶层的古老标准来判断这些人，比如他们是否有勇气，道
德和才智是否突出，是否品格高尚，是否慷慨大方，是否具有个性美，
是否拥有个人魅力和良好教养，最重要的是，是否具有正确的政治理念
和宗教信仰。他以精细而夸张的言语和表情，自信、直接、坚定地使用
这些判断标准。我发现，他针对我们这些共同的朋友和熟人的判断，常
与我的判断大相径庭。他非常谦恭地听我的解释，但却没有太在意：显
然，他所认识的每个人，都在他以自己极强的想象力所构建出来的协调
的、色彩生动的世界中，有着各自的位置。但他的这个世界，有时在我
看来，却与我们大多数人所认知的现实世界有一定距离。
这次偶然的碰面让我们熟识了对方，并且萌生了友谊。我们偶尔在
伦敦和牛津碰面。有时，他想邀请我（那时我还是单身）去皮克斯顿，
但总是由于有事阻挠而难以成行。从我们第一次在巴黎会面，十年过去
了。我于1956年结了婚，就在那年九月份，我夫人和我以及一些朋友一
起来到波多菲诺。在那里，我们常去看玛丽·赫伯特和奥伯伦，他们对
我们所有人都很热情周到，我们也非常高兴与他们在一起。比在英国更
甚，在波多菲诺，奥伯伦堂吉诃德式的一面表现得无比明显。他有着高
贵的灵魂，对道德苛求，毫无畏惧地坚持着他对高尚的骑士品质及可以
使它们发扬光大的秩序的推崇，尽管这些品质就像他自己一样为现代社
会所排斥，但他却从这想象中的旧世界找到了避难所，在这里，他主张
的社会、道德和宗教规约都可以得到应用推广。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他
超越了所有事情，用那已经过时的概念来说，是一个绅士。他与自私、
卑鄙、琐碎、投机取巧等被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称为“低级行为”的东西完
全扯不上任何关系。在我看来，他对自己以极度个性化的方式支持的被
压迫者的事业怀有强烈的感情，这主要源于他那与自己侠义本能紧密交
织在一起的宗教信仰。堂吉诃德也许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
在一个平凡的社会中，他的一生就是对基督精神的极端崇信。堂吉诃德
和奥伯伦都不是现实主义者。然而，当一个人说“恐怕我只是一个现实
主义者”，他通常的意思不过是打算撒谎或是作出卑鄙的事情而已。奥
伯伦与这种事情相距十万八千里。那些在他看来显得古怪、有时还可笑
的事情，源于他无法对自己难以完全愉快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或是地方的
独特“现实”价值作出让步。
这一点在波多菲诺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利古里亚海岸的这部分居民
不具有夸张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冷漠、现实，不会有过度的情感，并
且只关注眼前利益，在这方面超过了意大利其他省份的居民。在某种意
义上，奥伯伦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也经常就此谈笑，但他对生活在一个
理想社会的嗜好使他去放大这个度假胜地的居民们的一些小阴谋，以及
自己与邻近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描述为极端的仇视或完美
的联盟。这种结果，如同斯科特、曼佐尼、玛丽·雷诺作品中描写的世
界一样，或有时甚至源于J.R.R.托尔金的想象，奥伯伦非常沉迷于这位
作家的作品。这么做，他就可以坦然地生活，而没有太多的道德烦恼。
他对生活的看法充满了（围绕教皇宝座的）阴谋与反阴谋、邪恶的政治
团体、秘密联盟和人们（这些人有时忙于波多菲诺或热那亚或罗马的地
方利益）的秘密行动，或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或金融诡计——这些诡
计让无情、邪恶的人引诱无辜者，导致他们毁灭。无论如何，就冲着利
古里亚当地人的伎俩，他相信自己无论如何都有能力看穿甚至挫败这些
诡计，以维护他自己或其他好人的利益。
所有这些，他都是带着极大的欢愉、想象，有时是让人迷惑的传奇
说法来讲述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听完的），同时也带着对其不完全的
现实性的突如其来的半吊子觉悟。在我看来，在（激励他一些“繁忙”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