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幻想之后，接下来他会清醒地认识到，他描述给自己和他人的这
个世界也许并不完全像他所坚持认为的那个样子。他的世界里充满了大
量为信念而牺牲的英雄和烈士，当然还有他热忱帮助的那些受压迫的
人，包括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我不知道这些运动的成员究
竟是怎样看待他的，但看到有人如此热心、大公无私地愿意为自己服
务，他们应该感到幸运，何况他还动员来了好多自己的朋友。这些朋友
虽然困惑，但对他绝对忠诚——忠诚得不去思考，只是追随，从而被他
裹进各种各样的不太可能出现的困境当中，或在公众场所，或在陌生之
地，追求一些往往是乌托邦式的目标。
奥伯伦不但心灵纯洁，慷慨大方，行为可敬，耽于奇妙的切斯特顿
式幻想，而且非常热心、道德感强，对朋友的思想和命运、感情、情
绪、欢乐和不幸等总能迅速反应。他的政治信念是如此坚定和富有激
情，以至于对赞成《雅尔塔协定》的人，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愉快地与之
谈话；他认为那些容忍铁幕东边极权政体的人不是傻子就是恶棍，因而
不愿搭理他们，但对友谊的诉求甚至超越了这些阻碍。虽然他在政治上
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黑白分明，但这从未蒙蔽他的双眼，他能看清所遇
到并逐渐认识的人们的本性。无论所遇之人政治或宗教观念多么可悲，
他通常都能认同他们的诚实、善良和心灵的纯洁。但是，他有时也会被
骗，并且他的信任也会遭到背叛，尤其是那些他帮助过的人，不止一次
无耻地压榨他或不怀好意地指使他。可他竟没怨恨，也没有心生愤恨。
他完全与怨恨或是恶意这些东西扯不上关系。但是，如果我的话容易让
人想到一个孤僻的梦想家的性格——只顾自己、远离尘世、只生活在自
己所幻想的封建中世纪里，那么我就难以描述奥伯伦的真正形象。他绝
对不是道貌岸然或假装正经、高尚但缺乏幽默感的人，而且他与这个世
界并不是对立的。与堂吉诃德不同，他对于不协调以及实际上荒谬可笑
的事物，即便在他骑士般的游侠行为中，也保持着敏锐的感知。他很清
楚自己竞选议员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对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活
动进行了娱乐般的、自贬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他明白，对于自己所
支持的波兰和乌克兰团体，他能做的很少；并且他周围的许多人，也并
不像他对自己和他人宣称的那样值得支持；他也知道，整个事业虽然在
道义上很伟大，但在这个世界上严肃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其基础并不牢
靠。
也许，正是这种浪漫特质，让他倾力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向这
个世界索要它无法给予的东西，从而达到了精神的最高境界；也让他讽
刺性地保持清醒，认识到这些诉求很难真正实现。而这种对现实的清醒
认识，使得当他察觉到其他人（包括他所喜欢和尊敬的人）对他的宣传
充耳不闻，或是把他看成政治上的低能者时，他都不会动摇或被激怒，
无论他们个人是否喜欢他，或是否被他所坚持的正直感动。他准备好了
看轻自己的努力，同时坚持努力。他想象中的那个世界，是他如此激
动、如此英勇和痛苦地生活过的半封建的、怀旧的、历史上的浪漫世
界，这已成为他的第二本性；他虽有敏锐的自我意识，能够承受现实打
破梦想的痛苦，但这也许已成为他的基本特点和天性。
他富有天赋，举止文雅，有着良好的教养，在憎恨所有事情上采取
妥协和中庸的态度。他强烈反对功利主义者，那些人不但极端追求个人
利益，而且蔑视不像他们那样做的人。相对于撒谎者、野蛮人或是狡猾
奸诈的冒险者，他更反感庸俗者、警察、胆小懦弱者和吹毛求疵者。他
极其欣赏个性、冲动和无比的勇气。他具有18世纪那种良好教养。除了
语言天赋，他对语言学的冷门领域颇有研究，尤其是关于半湮没的当地
人（巴斯克人或热那亚人或马耳他人或卢萨蒂亚人，或达尔玛提亚人，
或大希腊的希腊异族人）的语言和方言，并且对偏僻之地的历史知识有
着丰厚储备，从而滋养了他被过去导向的想象力和他敏锐的审美感。他
的生活令人愉快地混乱，他在英格兰和意大利居住的房子美妙而独特，
这些都彰显出他无懈可击的品位；而他的行为，不管是微醺或清醒时，
也同样如此。他会开很棒的玩笑。他从未说过让人畏缩的话。他有时会
显得有些单调或呆滞，但从不会局促不安。他是一个忠诚而又亲切的朋
友，对待那些为他工作的人也很好。
他在皮克斯顿的生活，他对所拥有的广阔但总体上并不富饶的土地
的管理，他在乡下的情趣，他打猎和通过他母亲表现出来的慷慨好客，
是他为尽力维系旧世界的传统所作的努力。在这个世界中，他呼吸更自
由，痛苦少一些。他对母亲非常忠诚，或者说太忠诚了，在母亲去世之
后，他也很快离开了人世。他有了挫败、凄凉，以及深刻的孤独感。他
那深刻、天真、不会因任何真正的怀疑而苦恼的信仰（如果像我一样不
信这种信仰的人提起它），以及指引他整个人生的至高价值观，保护着
他，使他远离极端的绝望。尤其是，他是一个非凡的好人，这一点通过
他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体现出来。我并非他的密友，但我了解他，热
爱他，敬佩他，并且哀悼他的去世，怀念随他一起消逝的幻想世界。
奥尔德斯·赫胥黎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圣保罗学校八年级古典和历史的中高级课程
安排得非常精巧。但这不是那些严肃、忧郁、缺乏想象力的大师们（这
里有一个例外：一位古怪、热忱、不是很有名气的同僚，也是利顿·斯
特拉奇的追随者）所直接促成的。虽然他们中最有素养的大师给我们推
荐了萧伯纳、威尔斯、切斯特顿、吉尔伯特·默里、弗莱克、爱德华·托
马斯、萨松和《伦敦信使报》，但是我们读的是乔伊斯、弗班克、爱德
华·卡本特、温德姆·刘易斯、席勒的“逻辑”
71 、哈夫洛克·霭理士、艾略
特和《规范》；在阿瑟·考尔德——马歇尔（他大哥当时在美国，很喜
欢这些人的作品）的推动下，还读了H.L.门肯、卡尔·桑德堡、舍伍德·
安德森的作品；我们也对谷克多、《转变》以及早期的超现实主义很有
兴趣。我们不喜欢德斯蒙德·麦卡锡编辑的《人生与文学》，认为它平
淡且保守。我们的思想解放者主要是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埃兹拉
·庞德和奥尔德斯·赫胥黎。
我不能宣称自己的思想是被任何一个人所解放的；如果我当时思想
禁锢，那我也必然是被他们所束缚的。但是，文学家们——由他们的领
袖人物伏尔泰领导——在18世纪拯救了很多思想受压抑的人；拜伦或乔
治·桑、易卜生、波德莱尔、尼采、王尔德、纪德，也许还有威尔斯或
拉塞尔这么做；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则受小说家、诗人和关注时代中心问
题的评论家们的影响而找到了自我。有时，社会和道德勇气能够比情感
或创造力更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有一个同僚，他是一个特别诚实、有智
慧和道德责任感的人，以前被某种不确定的社会地位和他父亲所信仰而
令他痛苦的清教徒主义所禁锢和折磨；他读了奥尔德斯·赫胥黎（特别
是《点对点》和一两个小故事）后，获得了道德自由（跟其他人通过心
理分析，或阿纳托尔·法朗士，或生活在阿拉伯人中一样）。在他看
来，光明驱走了黑暗，禁止的东西被明白地说了出来，私密的身体经验
（过去常常使他非常难受、使他有一种犯罪感，并且很难见到这样的介
绍）被详尽地介绍出来了。从那时开始，我的朋友在智识上进步极大，
并最终成为当时最受尊敬和成果最丰富的知识界人士之一。赫胥黎虽然
常被人批评缺乏个性和创造力，但他是少数能如此自由快乐地表达思想
的作家之一，他使已经能够看穿萧伯纳或切斯特顿的读者们极为佩服和
兴奋；因此，赫胥黎作品非常吸引我这一代的年轻人。他取得如此成就
的背景是，当时质朴的道德信仰相对比较少；虽然它们为科技成就的辉
煌所遮蔽，但它们一直在那里，很容易辨认，像一个单调、持久、连续
的固定低音，通过精巧的智识展示，在十七八岁年轻人的心里留下深刻
印象——不管年轻人认为自己的青春期是如何复杂、颓废，他们中的大
多数仍然是热切的，道德上也容易受到影响。
这种固定低音——赫胥黎道德和精神哲学的简单重复的模式——在
他后期小说里变得越来越具有强迫性，毁灭了意气风发的、令人愉快
的、“现代的”、新古典主义音乐的高音，虽然小说本身写得非常好，但
我怀疑其影响已经减小了。20世纪40和50年代那些严肃、高贵、仁慈、
隐忍的人物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和欣赏。但是，这种转化的力量（即影
响）属于“愤世嫉俗”、否认上帝的早期的赫胥黎，是家长和老师们所害
怕和不认同的东西，是令人讨厌的无政府主义——那些诚恳的、伴有甜
蜜伤感的段落，特别是关于音乐的段落，被年轻读者们高兴地完全接受
了，这些年轻人认为自己沉迷于打破战后时期旧俗的那种最危险和最奇
异的罪恶行为。赫胥黎是我们年轻人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
我1935年（或1936年）在剑桥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罗斯柴尔德
勋爵家里见到了赫胥黎。我原本以为会被他吓住，或会被斥责，但事实
上他非常客气，对在场的每个人都很亲切。大家一起玩脑力游戏——在
我看来，人们几乎在每顿饭后都会玩，而大家很高兴用这种方式来展示
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赫胥黎对这种活动平静地表示赞同，但他不去竞
争，并保持亲切和疏远的态度。当游戏终于结束后，他用一直以来的低
沉、单调的声音开始说话，谈论关于人类和思想的话题；感觉他好像是
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描述他们，把他们看成奇怪但有趣的物种——古
怪，但并不比被他看作某种博物馆或百科全书的世界上的很多其他物种
更古怪。他说话平静、诚恳、使人放松，而且语言非常简洁。他的谈话
中没有恶意，也没有丝毫的故意嘲弄，只有一些最友善、最温和、最无
害的反语和笑话。他喜欢描写预言家和秘法家，但甚至是对他不太喜欢
的凯泽林伯爵、邬斯宾斯基、葛吉夫这样的人，他也给了应得的或其实
是更好的评价；甚至对米德尔顿·默里也比在《点对点》中对他的评价
要更为真诚和温和。赫胥黎讲得很好：他需要专心的听众和安静，但他
并没有自我陶醉或盛气凌人，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他平静的力量，
这里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个人都变得平静、严肃、专注和满足。我所
试图描绘的场景也许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由于所拥有的高贵品质，赫胥
黎（跟一些非常好的人和具有才华的作家一样）好像是一个无趣的或传
教士似的人物。但从我跟他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来看，实际情况完全不
是这样。他道德高尚、极为正直，正是这些罕见的品质（就跟与他完全
不同的G.E.莫尔所具有的品质一样），而非卓越和独特，完全弥补了他
缺乏光彩的性格，也弥补了他讲话时的平静、安稳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单
调（我们都很喜欢且以尊敬的态度聆听）。
赫胥黎所写的社会生活几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摧毁，他的主要兴
趣看起来已从外部世界转向了人的内心生活。对所有这些，他的方法是
严谨的经验主义，直接联系到在演讲或写作中记录下来的个人经历的事
实。这只在以下意义上才是推测性的和想象的：在他看来宝贵的人类经
验的范围常常被设想得过于狭隘；他所喜欢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
系的假设和思想（比传统生理学或心理学更好地阐明所谓超自然的现
象）与他认为不适合的模式联系在一起。他有一个努力目标，就是使读
者、科学家和外行们认识到被人为分类的不同领域之间迄今为止没有被
充分考察和描述的（身体的和思想的、感官上的和精神上的、内在的和
外在的）关系。他的大多数作品——小说、散文、演讲、论文——都围
绕这个主题来展开。从“人道主义者”这个被严重滥用的词的最真和最高
尚的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对（18世纪哲学家所认为的）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物体很感兴趣，他关心人类本身。他对人类的希望寄
托在自我认识的提高上：害怕由于人口爆炸或暴力，人类会毁掉自己；
从这个角度讲，只有更多的自我认识——尤其是，在他看来由科学和宗
教共同花费如此多精力寻求的、对思想和身体力量紧密关系的理解，以
及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作用的理解——能够拯救他们。
他对所有试图将事实碎片系统化的人都予以怀疑，这种事实被赋予
神秘主义者和有远见的人，即他所认为特别敏感、有才能或幸运，且视
野能够通过专心而刻苦的训练得以培养和扩展的人。他意识到没有超自
然的恩赐；他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他所有的
作品，不管激发他写作的原因是马尔萨斯式的恐怖，还是强制和暴力带
来的仇恨，或是他所谓的盲从（对某些单一价值或规范盲目崇拜，把其
他价值或规范排斥在外，就像超过合理限度的批评和讨论一样），或是
印度教和佛教经典，或是西方神秘主义者和有精神或心理洞察力的作者
——曼·德·比朗、卡夫卡、布洛奇（赫胥黎是一个不寻常的创造才能的
发现者），或是作曲家、雕塑家、画家，或是他所读过其作品的各种语
言的诗人——无论他的目标或他的心情怎么样，他总是会回到他后期的
唯一中心主题上来：20世纪人类的状况。一次又一次，他将两个方面进
行比较：一方面是使人类创造具备前所未闻的力量和优点的事物并过上
美妙生活（那是一个人类从未见识过的更宽广、更光明的未来）的新力
量；另一方面是，由于无知和由此而被非理性偶像和毁灭性的情感——
那是原则上所有人都可以控制和引导的力量，而一些人已经确实如此做
了——奴役，人类相互摧毁和全体毁灭的可能性。也许，从斯宾诺莎之
后就没有人如此狂热地、始终如一地完全相信这个原则了：仅仅知识本
身就能解放，不只是物理、历史、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知识，而且是一幅
十分宽广的知识全景画（包括公开的和神秘的力量），而这是这位博闻
强记的读者在荣誉和希望的交替中一直找寻的。
他后期的作品、小说和小册子——界限有时不太明确——在每个地
方都得到尊敬；尊敬，但并没有非常热情。那些认为他是翻版卢西安或
皮考克的人抱怨：在他的作品里，机智、精湛技巧、对事实和思想的综
合运用以及讽刺的眼光全都不见了；那个忧伤、聪明、住在加利福尼亚
的好人只是一个已在英国文学史上取得稳固地位的作者的高贵幻影。简
言之，有人说他变成了一个在俗的传教士，就像其他诗人和预言家一
样，已经被灵魂所抛弃了；因此，像牛顿和罗伯特·欧文、华兹华斯和
斯温伯恩一样，他到最后也是言之无物、听众越来越少，但仍兴致勃
勃、荣耀、不厌其烦地讲着。这些批评至少在一个基本概念上是错误
的：如果他是一个预言家的话，那么他是真正的预言家。狄德罗的《达
朗贝尔之梦》和《布干维尔游记附录》（特别是前者）展望了19世纪和
20世纪在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新发现，并大胆推断一些自然科学的重
大进展，而奥尔德斯·赫胥黎也是如此，他以一种置身事外的艺术家有
时所具备的对未来的敏锐感触，站在甚至超越了当代知识的前沿。他是
创立新心理物理学（目前还没有一个更恰当的术语来称呼这一领域，我
们权且称之为身心关系）的先驱，这一学科必定会成为本世纪或下世纪
的伟大进展。在这一领域，目前对神怪故事和宗教仪式、对社会和个人
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对语言学的生理学基础和逻辑基础的关系、对超自
然的心理现象以及心理治疗之类的研究，都才刚刚起步。
赫胥黎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自己站在淡出舞台的古老占星术和即
将到来的作为人类科学开端的新天文学的交界线上。他因此受到很多指
责：他背叛了原来的理性主义却转向一种混乱的神秘主义；为了逃避自
身痛苦和个人绝望，可悲地陷入了非理性主义；为了支撑朦胧、肤浅、
伪宗教思考使人舒适的晦涩，软弱地放弃了自己从前对清晰、准确、切
实的信仰。他平静而耐心地承受了这些指责。他非常明白人们说的是什
么：实际上，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准确画出一
幅关于这些态度的讽刺画。他坚持己见并非因为他不再具备从前那出众
的才智，而是因为他确信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里，人类将会取得最伟大
的变革性进步。
在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至少公开地）没有涉及其他话题，
只是谈论被科学和生活严格分隔的事物应该重新整合：人类要恢复与非
人的自然界的接触，必须有一种方案，解决人类在观察、评判、理论等
方面的不均衡发展问题，扭转感觉、“生魂”（vegetative soul）、人与支
票物共性的不和谐发展倾向。其他人也谈到了这一点。在现代，反对疏
离，不但是因脱离了自然进程，而且因缺乏社会和谐与共同目标。但显
然，赫胥黎不相信通过制度变革（不管是渐进的还是革命性的）来修复
这种结构的可能性；也不相信仅仅通过心理治疗就可以修补，虽然他认
为心理治疗很重要。他相信，在土著人和非欧洲文化中存在不同形式生
活的区域，或者说，无论如何那些区域并没有完全消失；对这些区域基
于传统和经验的重新发现，会提供一种比议会法案、社会革命、机械发
明，甚至他所深信的教育革新都更为简洁和明确的道路。从人类未来经
验的角度看，他所谈的很多内容也许有一天会看起来含糊不清或不真
实，而且也会有很多内容被证实具有误导性或不切实际，就像在先驱和
那些对未来之事有直觉的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一样。但我必须承认，我认
为他把自己的出色才智用在心理物理关系和心理（或是他更喜欢称为精
神因素）控制这样的问题上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在这方面古代和现代
的印度人都超过了西方人。
他的警告（不管是在《美丽新世界》中——该书显然是描写对纯粹
科技进步的幻灭的最有影响著作，还是在其他小说和文章中）和预言，
即使是最平淡和最缺乏艺术感的那些预言，都足以创造一个新的风格。
那是一种令人害怕的悲观乌托邦空想，至今仍为很多无批判力的自由主
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信奉；在爱德华·哈利特·卡尔自负的评论中，它
被称为“进步中的古老信仰”。这些小说通过接近西方当代经验之骨（腐
烂之骨，他会说），造成了一种真正的不安。他是一种普遍而深刻的痼
疾的受害者。他准确无误地觉察到，很多问题的当代处方，过去和现在
都毫无用处，因为它们太实用，因而过于短视，或者所用的概念对于人
性——特别是对于他所写的那些（他认为非常重要）仍然隐藏着的、被
忽视的力量——来说过于肤浅、过于粗糙和短暂、过于粗俗和无礼。他
对当代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中的这个致命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的
作品中没有连篇累牍的劝导说教。他对人类的生存需求和需求变化有明
确的意识，我对此是确信的。如果我是正确的话，他那些作品——甚至
让他的仰慕者摇头、难过、不以为然的作品——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的
评价。
我很高兴于1961年在印度与他邂逅，当时他和我都作为代表出席在
新德里召开的会议。他谈了他经常讲到的话题，即作为预言家——能够
察觉常人用眼睛无法看到东西的人——的诗人在字面意义上对先知能力
的诉求。当然，在一个他因信仰而与之关系密切的国家，他受到了极大
尊敬。我们（赫胥黎、美国代表路易斯·昂特迈耶和我）参加了一个接
待会，有六七百名学生来此对他表示敬意并索要签名。他站在台上看着
下面的观众，感到有些突兀和尴尬，台下则鸦雀无声。这时，一个年轻
男孩打破了沉寂，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在印度人心中，泰姬陵是仅次
于甘地先生的最宝贵的财富。赫胥黎先生，为什么你在你的书《幽彼拉
多一默》中，是以一种轻蔑的语气提到它呢？我想问一下，先生，你现
在是否仍然坚持你令人不快的观点？”赫胥黎被逗乐了，同时隐约有点
不高兴。他回答说，也许他谈到泰姬陵时有些过于苛刻，但他并不愿意
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而审美是一个不确定的领域，趣味并不能用同一标
准来衡量。然后他逐渐从这个危险话题转移到了他中心的托尔斯泰主题
——人类今日生活的非自然状态。后来他有些怀疑自己也许并不公平，
所以我们决定再次访问阿格拉。我们是分开走的：他和他妻子跟著名的
印度小说家穆·拉·安纳德一起走，而我和我妻子在另外一辆车里。我们
在阿格拉会面，然后一起去法塔赫布尔·西格里，阿克巴的死城。赫胥
黎很喜欢那里。他用梦游者的缓慢、稳健、有点滑行的脚步在那里走
着，他的庄严和文雅很有魅力，很能打动人、令人愉快。
在去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途中，他讲述了自己1920年对印度的
访问，那时他是跟一个牛津同僚（一个杰出的人物，现在是印度上议院
的议员，这次也很欢迎他的到访）一起来的。他描述了尼赫鲁的父亲莫
逖拉尔，说他是一个外表优雅、举止得体的人，衬衫要送到巴黎去洗，
属于富有、热衷权势的贵族，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来利用甘地；但是贵
族们发现甘地比他们更聪明，企图控制这股伟大力量，或至少是甘地使
之成形的民众情绪的洪流被证实是根本没有用的，他们发现结果并不如
自己所愿——最后是甘地掌控了他们。赫胥黎以一种善意的嘲讽意味、
平稳的语调，以缓慢、从容、使人愉快的语气来描述这些著名的、专制
的婆罗门贵族与甘地的关系。他接着详尽叙述了他（在加利福利亚或印
度）使用的巧计和策略，以逃避那些胁迫自己生活的讨厌的人和事。他
很直率、平静，大家很容易与他交谈。几个星期前，他的房子和所有的
书被烧毁了，这件事好像一点也没有让他烦恼，也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已
经知道自己患有致命的疾病。他抱怨了他的视力（他的旧疾），但并没
有提到致命的癌症。
当他终于再次看到泰姬陵时，他变得温和了，认为它不像自己曾以
为的那么难看，相反，它是一座值得称赞的建筑（除了那些宣礼塔
——“像一个个烟囱顶帽”，他始终认为那是个错误）。那天晚上我们是
在一起度过的，法国作家让·格埃诺好像当时也在那里待了一会儿。格
埃诺是一个忧郁和有趣的理想主义者，不太可能——他也不打算这么做
——让谁精神振奋；因为供电出了点问题，酒店里灯光很暗。也许有人
会认为，如果这个场合算是高雅的话，那也一定是极为令人沮丧和压抑
的。但事实不是这样。赫胥黎直率、坦然，也不以自我为中心，他所谈
都是一些不寻常但又绝对真实的事情。他是如此真诚和有趣，以至于这
个场合十分令人愉悦，还使人——至少是我——产生了对他的持久喜爱
和近乎崇拜的尊敬。
赫胥黎花了很多时间来搜集事实。比起观点来，他更喜欢获知事实
——因为他能够自己形成观点。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像写一本百科全书
般写作。显然，他并没有因清教徒和禁欲主义者憎恨他作品中的个别色
情描写而耿耿于怀；他的谈话也并非充满奇怪、武断、抽象知识的雕虫
小技；他也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地位显赫的作家。他彬彬有礼、严肃认
真、充满魅力，他的举止和语言都充满人性，具有高贵的品质，跟20世
纪20年代人们对他的普遍印象毫不相关。与他的作品（就算在最佳状
态，也有一点机械感和缺乏创意）比起来，他本人似乎更有趣，尽管他
举止谨慎，但他的思想更直接、更自然、更打动人心，也更个性化、更
真实。但是在我余生中，都留在脑海里的将是，他是一个非常文雅、善
良、严谨的人，是所有我能想到的最特别的人之一。
1945年和1956年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
每一个追求连贯记忆的尝试，到头来都是作假。人们的记忆无法按
照顺序逐一重温旧事。书信和日记经常于事无补。
——阿赫玛托娃 72
一
1945年夏天，我还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当临时官员的时候，被告
知下一步要被派到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个月，说是那里缺人手，而我会俄
语，并且在（此前不久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多少了解一些美国对苏联
的官方和非官方态度，可以补缺到年底。战争结束了。波茨坦会议并没
有使胜利的盟友之间出现公开裂痕。虽然西方一些地区有不祥的预感，
但在华盛顿和伦敦官方圈子里总的情绪还是审慎乐观；在公众中间和媒
体上是满怀希望甚至是热忱：苏联人民在抗击希特勒的战争中表现出来
的非凡勇气和作出的令人吃惊的牺牲，为他们的国家赢得了广泛同情，
在1945年下半年，这让很多批评苏维埃体制及其做法的人三缄其口，人
们广泛而热切地期待着互相理解和全方位合作。我在这样一个苏英双方
充满美好感情的季节里，动身前往莫斯科。
从我家1920年离开（当时我十一岁），我就没有回过俄国，也从未
访问过莫斯科。我初秋时节来到这里，在衡平法院（Chancery）分到了
一张办公桌。虽然我每天早上要在大使馆报告工作，但我唯一的任务就
是阅读莫斯科的报刊，做新闻摘要和评论。这项工作并不费劲：与西方
报刊比起来，这里的刊物内容单调、重复而可以预知，实际上是千篇一
律。这样我就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就去参观博物馆、古迹和建筑、剧
院、书店，在大街上闲逛。与大多数从西方来的非共产主义访问者完全
不一样的是，我很幸运地会见了几位俄国作家，他们中至少有两位是杰
出的天才。在叙述我与他们的会面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苏联的十
五周时间里所看到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文艺界的情况。
俄国诗歌的繁荣始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艺术上许多大胆而具
有创造性、影响广泛的实验。新运动中的主要潮流，包括绘画和雕塑上
的符号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抽象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
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戏剧和芭蕾中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特别是
诗歌中的阿克梅派、自我未来派和立体未来派、意象派、“超感觉”等
等，并没有被战争和革命所拘束，而是继续从新的视角汲取活力和灵
感。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艺术趣味是保守的，但那些给予布尔乔亚
趣味“当面一耳光”的东西受到了支持和鼓励：这为激动人心的宣言，为
所有艺术和评论上大胆而存在争议、富有天分的实验开辟了道路，这些
不久之后就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些作品在革命后幸存的文艺家
中，最具有原创性的诗人有：勃洛克、伊万诺夫、别雷、勃留索夫和稍
后一代的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赫列布尼克夫、曼德尔施塔
姆、阿赫玛托娃；最具有原创性的画家有：波诺瓦、罗列赫、索莫夫、
巴克斯特、拉里欧诺夫、冈察洛娃、康定斯基、夏卡尔、苏丁、克林、
马勒维奇、塔特林、利西茨基；最具有原创性的雕塑家有：阿尔奇片
科、伽勃、佩夫斯纳、利普契兹、查德金；最具有原创性的制片人 73
有：梅耶荷德、瓦赫坦戈夫、泰罗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最具有原
创性的小说家有：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巴别尔、皮利尼亚克。这些人
的名字在西方广为人知。他们并不是一座座孤立的山峰，而是被大片的
丘陵烘托着。俄国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与其他
国家艺术界的情况是不同的。小说家、诗人、艺术家、评论家、历史学
家、科学家之间互相借鉴，这造就了一种具有罕见活力的文化，形成了
欧洲文明中非同寻常的上升时期。
坦白地说，所有这些好得过了头，难以持续下去。战争和内战的破
坏、饥馑、独裁统治对各种生活和机构的系统性破坏，其政治后果就是
结束了诗人和艺术家自由创作的条件。经过实行新经济政策那一段相对
宽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变得强大起来，足以挑战并在20年代
后期粉碎所有这些非组织的革命性活动。社会需要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
无产阶级艺术。评论家阿维尔巴赫带领一帮马克思主义狂热分子，反对
所谓放纵的个人主义的文学异端，或所谓形式主义、颓废的唯美主义、
对西方卑躬屈膝、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迫害和清洗开始了。但因
为胜负难料，这在一段时期里给文学生活带来了某种不祥的动荡。终
于，在30年代初期，斯大林决定结束所有这些政治——文学争论，他显
然认为这些争论只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左翼狂热分子被清算了；再也
听不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或集体主义的创作和评论，也听不到各种形式
的反对声音。1934年，党（通过新成立的作家联盟）直接管理文学活
动。国家控制的正统观念带来了一片死寂：不再争论；人们的思想不再
躁动；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技术和教育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
这个敌人的物质成就。当务之急，是把没有受过教育的广大农民和工人
组织成为一个军事和技术上不可战胜的现代社会。新的革命秩序被千方
百计要毁掉它的敌对世界所包围。政治上的紧张气氛，容不得高水平的
文化和争论，也容不得关注公民自由和基本人权。旋律必须由体制权威
来确定；那些影响犹存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按照这个旋律起舞。
一些人表示顺从，一些人多多少少不顺从。一些人对国家监督感到
很压抑，其他人则接受甚至表示欢迎，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会赋予他们
一种被市侩而平庸的西方人所否定的地位。1932年出现了一些宽松迹
象，但并未成为现实。随后是恐怖：大清洗，这从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
之后的镇压和臭名昭著的政治公开审判开始，在1937年至1938年的叶若
夫恐怖——疯狂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个人和集团，后来是对所有人的滥
杀——达到高潮。当时在党和国家具有巨大声望的高尔基还活着，起到
了一种缓冲作用。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为“革命的声音”的名望和声誉堪
比高尔基，他在1930年自杀了——高尔基六年之后去世。稍后，梅耶荷
德、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皮利尼亚克、克留耶夫、评论家D.S.米尔
斯基、格鲁吉亚诗人亚什维利和塔比泽——这里提到的只是最知名的人
物——遭到逮捕并被处死。几年后的1941年，刚从巴黎回来不久的女诗
人茨维塔耶娃自杀身亡。告密者和非法监视者的活动无孔不入。自我否
定、屈意招供、屈服于当局或主动合作，也常常不能使这些知名人物逃
脱毁灭的命运。至于其他方面，它给一些从恐怖时期幸存下来的人们，
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忘却的痛苦而又屈辱的回忆。
有关这个危险时期——这在俄国的历史上既不是第一次，可能也不
是最后一次——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记录，我们可以从N.曼德尔施塔
姆、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等人的回忆录，以及在另一层意义上从阿赫
玛托娃的诗歌《安魂曲》中看到。遭到流放和杀害的作家和艺术家数量
如此之多，以至于1939年的俄国文学、艺术和思想界，就像遭受了可怕
的狂轰乱炸，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矗立在满目疮
痍、荒无人烟的街道上。斯大林终于停止了各种迫害活动：有了呼吸空
间；19世纪的经典作品再次受到尊重，旧街名代替了革命的街名。但在
这个恢复期，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艺术实际上是一片空白。
接下来是德国的入侵，情况再次发生变化。这样一些在大清洗中幸
存下来并且努力保持形象的优秀作家，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洪流反应热
烈。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回到了文学中：所有战争诗歌，不仅仅是帕斯捷
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所写的诗歌，都源于深厚的情感。在所有俄罗斯人
都卷入民族团结高潮的那些日子里，关于清洗的噩梦被关于爱国的抵抗
和英雄般殉难的悲壮而令人解放的感觉所取代。俄国的作家，无论老
少，都表达了这一点，特别是他们中那些真正有风格的诗人，都被当作
偶像来崇拜，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令人惊讶的现象发生了：那些诗人的
作品曾经被当局看不顺眼，因而很少出版并且版本非常有限，现在他们
开始收到许多前线战士的来信，信中所引用的通常是他们那些表达个人
情感的、与政治几乎无关的诗句。据说，勃洛克、勃留索夫、索洛古
勃、叶赛宁、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被战士、军官甚至是政
治委员们广泛阅读和背诵。曾经长期生活在某种国内流放状态中的阿赫
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收到的前线来信数量惊人，这些来信引用他们
的诗歌，既有公开出版的，也有从未发表过的，多半以手抄本形式私下
流传；有索取亲笔签名的，有求证手稿真实性的，有寻求作者对各种问
题表态的。最终这一现象深深触动了一些党的领导人：这些作家作为爱
国声音——祖国有一天会感到骄傲——的价值，被文学界的官僚们逐渐
认识到了。结果是诗人们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人身安全也获得了保障。
在紧接着的战后岁月里，事实上直到生命的终结，老作家中最杰出
的人物发现他们的处境很奇怪，就是他们成了读者的崇拜对象，也得到
了当局半信半疑的宽容：一座小而逐渐消失的帕纳塞斯山 74 ，由年轻人
的倾慕支撑着。在各种私人聚会和派对上凭记忆背诵诗歌，在大庭广众
之下朗诵诗歌，在革命前的俄国都很普遍；新奇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和
阿赫玛托娃也都向我讲过，就是当他们对着济济一堂的听众朗读诗作
时，偶尔会在一个句子上停顿下来，现场经常会有许多观众马上提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