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提示的作品有已经出版的，也有尚未出版的（并且在公开场合是
找不到的）。没有一个作家不受感动，或不因这种诚挚的敬意受到鼓
舞。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是独特的，这种万众瞩目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
会让西方诗人艳羡。大多数俄国人觉得俄罗斯的特点是开放、热烈、自
然、“博大”，西方人则是干巴巴、精明、文雅、羞怯、世故——这很大
程度上是被斯拉夫文化崇拜者和民粹主义者夸大了。虽然存在这样的对
比，但很多人仍然相信西方文化并没有枯竭，而是充满了多样性和自由
创造的个性，不像被突然的镇压行动所打断的苏联日常生活那样愈加灰
暗。我所说的一切——大约三十年前 75 我说过了——都不会动摇这种热
切的信念。
不管怎么说，著名诗人这个时候在苏联是英雄人物。很可能现在也
是这样的。可以肯定的是，识字率大幅提高，俄罗斯乃至外国经典作品
广泛流传，特别是被翻译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不同语言，引起的公
众反应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可能到现在也还是。很多证据表明，那
个时候，大多数外国名著的书迷认为英国和法国的生活与狄更斯或巴尔
扎克的描写很相近。他们对于这些小说家生活的熟悉程度，在感情和道
德上的参与，对小说人物命运孩童般的着迷，在我看来要比英国、法国
或美国这些国家小说读者的反应更直接、鲜活、生动，也更富有想象
力。把作家当作英雄的俄国式崇拜——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与此有
密切关系。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或许已经大不相同了。我可以作证
的就是，1945年秋季，人满为患的书店里，货架上的书总是供不应求，
政府职员表现出如饥似渴的阅读兴趣——简直就是狂热——甚至像《真
理报》和《消息报》这样的报纸在报亭一露面，不出几分钟就销售一
空，这些事实都进一步证明了苏联公众对文艺的饥渴。严格的书刊审查
以及更多别的措施，打击了充斥西方火车站报刊摊的那些色情书刊、粗
制滥造的惊险小说，使苏联读者和剧院观众比我们更纯洁、更直率和更
朴素。我注意到，上演莎士比亚、谢里丹或格里鲍耶多夫的戏剧时，观
众（其中一些明显是乡下人）很容易为舞台上的演出所触动，演员所说
的台词——例如，格里鲍耶多夫诗剧《聪明误》中压韵的对句——马上
会引来赞成或不赞成的大声议论；有时，观众情绪之强烈，在西方来访
者看来既新鲜又令人感动。这些人或许和欧里庇得斯或莎士比亚写作时
代的那类普通观众没有什么区别。在剧场里，从我邻座同我说的话看，
他们仍然用聪明伶俐的青少年那种机敏的想象和无邪的眼睛来看这个世
界，他们正是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心中理想的公众。或许恰恰是由于
缺少这种公众的反响，才使得一些西方先锋派艺术显得死板、乏味、矫
揉造作。由此来看，托尔斯泰对不少现代文学艺术提出的指责，虽然显
得笼统、武断、固执己见，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苏联公众对任何可信、
新鲜，甚至真实事物的超强接受力和兴趣——批评性和非批评性的，和
官方作家提供的低劣精神食粮形成了巨大反差，这让我吃惊。我对各个
层面上的平淡、沉闷和循规蹈矩并不感到意外。在官方层面，包括评论
界，的确如此；但在剧场和电影院里、在演讲中、在足球比赛中、在火
车上、在有轨电车上、在书店里，却不是这样。
在我动身去莫斯科前，在那里待过的英国外交官向我提出忠告，说
要见苏联平民是很困难的。他们说，在官方的外交招待会上会遇到一定
数量经过精心挑选的高级官僚，这些人一般来说会重复党的话，避免同
外国人进行任何真正的接触，至少是避免同来自西方的那些人接触；芭
蕾舞舞蹈家和演员偶尔也会被允许参加这样的招待会，因为他们被认为
是艺术家中脑子最单纯的、最没有思想的人，最不可能受到非正统思想
的影响，或出卖什么情报。简言之，我的印象就是，撇除语言障碍不
说，对与外国人尤其是那些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发生联系的恐惧，加
上关于共产党员不准参加这类活动的特殊命令，使得西方使团从文化上
被隔绝起来；使团人员（以及大多数新闻记者和其他外国人）生活在动
物园里，各个笼子里的人可以相互联系，但却被一堵高墙与外面的世界
隔绝开来。我发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但与我的预期不完全
一样。在我短暂停留期间，我见到的不仅仅是在所有招待会上都会出现
的一群经过严格管教的芭蕾舞演员和文学官僚，还有几位真正的天才作
家、音乐家和制片人，他们中间有两位是天才诗人。这些人中有一位是
我最希望见到的，就是帕斯捷尔纳克，我对他的诗歌和散文十分欣赏。
要是找不到理由的话，我是无法去结识他的。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他的
姊妹们，她们住在伦敦，其中一位请我带一双靴子给他的诗人哥哥。这
就是借口，我极为乐意办这件事。
我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刚好赶上大使馆组织的一次宴会，庆祝它的俄
文新闻刊物《英国同盟》创刊一周年，苏联作家受邀参加。席上的主宾
是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利，他那时被认为是苏联当局的铁杆朋友；他
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我似乎回忆起来了，他的两部戏剧那时正在莫斯科
上演。那个晚上，普里斯特利看起来有点不高兴：我认为，他是被过多
安排的集体农庄和工厂之行弄得精疲力竭——他告诉我，虽然他受到了
很好的接待，他还是发现这些官方参观十分乏味；除此之外，他的版税
被终止了。他通过翻译的谈话极为矫揉造作，总的看来，他并不快乐，
很疲劳，盼着回去休息。不管怎么说，大使馆的翻译私下里对我说的就
是这样；他提出要送主宾回旅馆，并问我可否设法填补普里斯特利早早
离去留下的尴尬空白。我欣然同意，发现自己就坐在著名导演泰罗夫，
以及同样有名的文学史学家、评论家、翻译家和很有灵气的儿童文学家
K.茹科夫斯基中间。我对面就是全苏联最著名的导演谢尔盖·爱森斯
坦。他看起来有些沮丧：我后来听说，个中原因不难找到。 76 我问他什
么时候觉得最幸福。他回答说，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在他作为一位创造
性艺术家的生活中是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很多其他人也是这样。他意犹
未尽地说，那个时候可以不受惩罚地做荒唐和令人惊奇的事情。他特别
愉快地回忆，在20年代初，他们有一次把猪涂上油脂放到莫斯科剧院的
观众席中。猪到处乱跑，跳上座位，吓着了观众；人们尖叫，猪号
叫。“这正是我们的超现实主义场景所需要的。在那些日子里，活跃的
大多数人都愉快地生活和工作着。我们年轻、目空一切，充满思想。不
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形式主义者，抑或是未来主义者，都没有
关系——画家、作家或音乐家——我们全都会面、争吵，有时候非常激
烈，还会彼此激励。我们真的很快乐，也创作出了一些东西。”
泰罗夫说的几乎相同。他怀念地谈起了20年代的实验剧院，谈起瓦
赫坦戈夫和梅耶荷德的天才；谈起了短命的俄罗斯当代运动的大胆和活
力，在他看来，这远比皮斯卡托、布莱希特或戈登·克雷格在舞台上取
得的成就更为有趣。我问他是什么终结了这场运动。他说：“世事无
常，但这是一个精彩的时代；不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或聂米罗维奇的口
味，但绝对精彩。”他说，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现在受的教育不
够，不能理解契诃夫的人物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
态度、举止、口音，他们的整个文化、眼界、习惯，这是当前处于上升
阶段的演员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没有人比契诃夫的遗孀奥尔嘉·克
尼佩尔对此有更多的认识，当然也没有人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有更
多的认识；从那些日子里活下来的最伟大的演员卡恰洛夫是出类拔萃
的，但老得很快；随着现代主义的逝去和自然主义的衰朽，他也很快要
退休了，或许有新的事情发生？他怀疑地说：“刚才我对你说‘世事无
常’，但也世事无变。这甚至更糟糕。”接着他陷入了阴郁的沉默。
泰罗夫说的都对。卡恰洛夫当然是我平生见到过的最好的演员。当
他扮演契诃夫《樱桃园》中的加耶夫站在舞台上时（在最初的演出中他
扮演学生），他确实迷住了观众，其他演员也无法转移观众的目光：他
的声音优美，他的动作富于魅力和表达力，使得观众希望一直盯着他，
永远听他说下去。这可能会打破戏剧的平衡，但是那天晚上卡恰洛夫的
表演，就像我一个月后看到的乌兰诺娃在普罗科菲耶夫的舞剧《灰姑
娘》中的舞蹈（和多年前看到的夏里亚宾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
表演）一样，在我的记忆里都是用以判断后来的所有演出的无法超越的
高峰。就舞台上的表现力而言，在我看来在20世纪没有人能与这些俄罗
斯人比肩。
坐在我右邻座的评论家K.茹科夫斯基以少见的风趣和愉快谈论起俄
国和英国作家。他说，他被尊贵的客人断然拒绝，让他回忆起美国记者
多萝西·汤普森对俄国的访问。同她一块儿来的，有她的丈夫辛克莱·刘
易斯，他在30年代的俄国名气很大：“我们几个人到他在宾馆的房间里
去拜访他——我们想告诉他，他的精彩小说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他背
对我们坐着，在打字机上打字，并没有立即转过头看我们；他一句话也
没有说。这有某种庄严的气氛。”我竭力让他相信，他的作品被说英语
的国家里的俄罗斯学者比如莫里斯·鲍拉（他在回忆录里叙述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同他会面的情况）、奥利弗·埃尔顿（我当时知道的唯一
一个对俄国文学有兴趣的英语作家）阅读和深深欣赏。茹科夫斯基给我
说起他对英国的两次访问，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那时候他很穷，打临
时工挣几个先令——他通过阅读卡莱尔的作品《过去与现在》、《旧衣
新裁》学习英语，第二本书花了他一便士，他当时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来
给我看。在那些日子里，他是诗歌书店的常客，书店有名的老板诗人哈
罗德·门罗引他为朋友，并把他介绍给许多英国文人，包括奥斯卡·王尔
德的朋友罗伯特·罗斯，给他留下了愉快的记忆。他说，他在诗歌书店
感到很轻松，但在英国任何别的地方就不行了；像赫尔岑那样，他欣赏
英国的社会结构和英国人的行为举止，觉得很有趣，但同他一样在英国
也没有朋友。他喜欢特罗洛普，“多么了不起的牧师啊！迷人、古怪
——在古老的俄国没有那样的东西；在这里他们陷入怠惰、愚蠢和贪
婪。他们是悲惨的一伙人。革命以来他们有过一段困难时期，目前要好
得多：他们至少还可以读书和写作；一些人是体面和可敬的人。但是你
永远见不到我们的牧师——你为什么想去见呢？我肯定，英国的牧师仍
然是世界上最讨人喜欢的人。”然后，他对我说了他的第二次访问，那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俄国记者代表团成员来报道英国的战
争努力。在一个周末，他们在诺斯利市受到德比爵士的款待，他发现与
爵士的共同点很少，他极为有趣但并不恭敬地讲述了这次款待。
茹科夫斯基是一位悟性很高的作家，革命前他就成名了。他是一个
左翼人士，对革命表示欢迎；像任何一个心灵独立的知识分子一样，他
也受到苏联当局的困扰。在专制之下，有不止一种方式来保持个人的精
神健全：他以性格上一种讽刺性的超然、谨小慎微和坦然淡定做到了这
一点。他决定把自己局限在风平浪静的19世纪俄国和英国文学，致力于
儿童文学和翻译，这至少使他和家人免于他几个最亲近的朋友所遭受的
厄运。他说，他渴望阅读特罗洛普的自传；如果我可以满足他的话，作
为回报，他愿意为我做几乎任何事情。他的朋友艾薇·利特维诺夫当时
正住在莫斯科——她是前外交部长和驻美国大使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
的妻子，找不到自己那本书，考虑到与外国的所有关系都受到极度怀
疑，她认为从英国订购是不安全的；我能否给他搞一本？几个月后我给
他弄到了，他很高兴。我说，作为交换，我最希望的是去拜访鲍里斯·
帕斯捷尔纳克。他住在别列杰尔金诺作家村，茹科夫斯基在那里也有一
套别墅。茹科夫斯基说自己很欣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但他与这位诗
人的关系有些别扭——他对涅克拉索夫平民诗歌和19世纪后期平民主义
作家的兴趣，常常激怒帕斯捷尔纳克——这是一位与苏维埃制度不协调
的纯粹诗人，对任何形式的应命（参与现实）文学都特别反感。不过他
此刻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尚好，愿意安排一次会面，并且也热忱地邀
请我当天到他那里看看。
我很快就发现，这即便不说是鲁莽，也是有勇气的行为：与外国人
接触是被坚决禁止的。西方国家大使馆的人员都被苏联当局特别是被斯
大林视为间谍。认识到这个事实，我后来在与苏联公民私下见面时就小
心翼翼，有时候觉悟得太晚了——这种会面使他们处于一定的危险之
中，而这种危险并不是所有愿意见我的人能完全意识到的；有些人意识
到了，知道同我会面有危险，但他们宁可如此，因为他们渴望接触西方
生活。其他人小心谨慎，我尊重他们理由充分的恐惧。我竭力少见一些
人，尤其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被他们在国外的声誉保护的人，唯恐
让他们陷入危险境地。即便如此，我或许也在不经意间损害了我偶然碰
见的无辜的人们，或者因为他们有时候向我保证见面不会给他们带来危
险，但事实证明他们的保证错了。不管我什么时候听到他们中一些人后
来的遭遇，我的良心都感到不安，责备自己没有抵制住诱惑，去会见一
些我曾经遇到的最纯洁、讨人喜欢、机灵、令人感动的人——他们拥有
异于常人的智力品质，对国外的生活很好奇，急于同一个说着他们语言
的外国来访者建立纯粹的人际关系，在他们看来，这个外国人理解他
们，他们也理解他。我没有听说出现监禁或更糟的情况，但我知道有些
人由于同我会见而遭到骚扰和迫害。这一点很难说清楚，因为受害者常
常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受到惩罚。只能希望幸存者不要因为所受伤
害过于怨恨外国访客，我们或许在无意中成为他们受到伤害的原因之
一。
在我遇到茹科夫斯基的那个晚宴一周之后，安排了对别列杰尔金诺
的访问。同时，在为普里斯特利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对他的出席我仍然
心存感激，因为这帮我打开了门），我遇到一位匈牙利裔的美国舞蹈家
阿菲诺格诺娃夫人，她是在1941年莫斯科空袭中“光荣”牺牲的一位剧作
家的遗孀，她显然是被许可——也许是受命——为有文化兴趣的外国访
客组织沙龙。不管怎么说，她邀请了我，我在那里见到了几位作家。他
们中间最有名的就是诗人伊利亚·谢尔文斯基。（“谢尔文斯基曾红过，
谢天谢地，他很快就过时了，”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对我说。）他曾经天
真地建议，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想象性写作的正确类型，那么
发展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文学或许同样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矛盾——
这是对想象力更自由的使用，同样充满对苏维埃制度的绝对忠诚。他最
近受到官方的严厉斥责，我见到他时他显然还很紧张。他问我是否同意
五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是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斯、王尔德和萧伯纳；
接下来或许就是弥尔顿和彭斯。我说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当然没什么疑
问，还没等我说完，他就问我他们感兴趣的格林伍德和奥尔德里奇怎么
样，问我是否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我意识到这些是当代作家的名字，
但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写了什么作品——这或许是因为我战
争期间大多数时候在国外的缘故。
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我后来发现奥尔德里奇是一位澳大利亚共产
主义作家，格林伍德曾经写过一本叫《施舍之爱》的流行小说；他们的
作品被译为俄语，出版了很多版本。普通的苏联读者对其他社会群体的
价值标准了解很少。受党的中央委员会文化部指导的一家官方文学社
团，决定所要翻译的作品和发行范围，那个时候当代英国作品事实上主
要以A.J.克罗宁的《哈特的城堡》、萨默塞特·毛姆和普里斯特利的两三
部戏剧，以及（似乎是）格林伍德和奥尔德里奇的小说为代表。格林厄
姆·格林、C.P.斯诺、艾丽丝·默多克和“愤青”——这个流派的作品此后
被大量翻译——的时代尚未出现。
给我的印象是，当我说我对他提到的两位作者一无所知时，我的主
人认为我有点不老实，因为我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理人，因此只好对左
翼作家的优点视而不见，很有点像他们自己被迫真的或假装忽视大多数
流亡国外的俄国作家和作曲家一样。“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在西方被称
为循规蹈矩者。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发现每当我们偏离了
党的指导的时候，结果总是党是对的而我们错了。情况总是这样。不仅
仅是在于他们说他们更了解情况：他们确实是；而且他们看得更远：他
们的眼光要比我们更敏锐，视野更开阔。”谢尔文斯基用激烈的语气大
声说道，好像他是在向广大听众发表演讲似的。房间里其余的人看起来
很不安：这些话似乎是有意对着隐蔽的麦克风说的，如果没有这个麦克
风，我们的会面肯定可以更自然一些。在独裁体制下，公开表达意见和
私下表达意见是不一样的；或许是出于对自身地位的不安全感，但谢尔
文斯基的发作是过于笨拙和夸张了：随后就是一阵尴尬的沉默。那时我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争辩说，自由讨论——即便是关于政治问
题的自由讨论，对于民主制度也是没有危害的。“我们是一个科学调控
的社会，”一位曾经给列宁做过秘书、后来嫁给一个著名苏联作家的健
美女士说，“如果说在物理学中没有自由思想的余地——一个怀疑运动
定律的人显然是无知或愚蠢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些发现了历史社
会定律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允许社会领域中的自由思想呢？犯错误的自
由就不是自由；你似乎认为我们缺少政治讨论的自由；我简直不理解你
说的是什么。真理是明摆着的：我们这里要比你们西方更自由。”这里
既引用了列宁的话，也引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话。当我说我记得奥古斯特
·孔德著作中有这类命题，这也是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者的论题，但马
克思或恩格斯肯定不会接受他们的观点时，房间里人颇为扫兴，于是我
们就转到了无害的文学闲谈。我得到了教训。只要斯大林当政，关于思
想的争论，从一些人那里得到的都是可以预料的答案，而那些保持沉默
的人受到威胁。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阿菲诺格诺娃女士或她的客人。我
的行事方式显然很不老练，他们的反应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
几天后，在与作曲家分居的妻子莉娜·伊万诺夫娜·普罗科菲耶夫的
陪同下，我坐火车来到了别列杰尔金诺。我听说，这块地方是高尔基主
张提供给知名作家居住的，使他们有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环境。这个好
心的方案虽然很有创造性艺术家的气质，但它并不总能带来和谐共存：
即便是像我这么一个对情况一无所知的陌生人，也能感受到某些人际的
和政治的紧张。我沿着林荫道走着，这些路通向作家们的房子。在路
上，我们被一个挖沟人拦住了；他跳将出来，说他的名字叫亚兹维斯
基，问了我们的名字后，说了好一阵子他写的一部著名小说《宗教法庭
的火焰》，热切地把这部小说推荐给我们；说我们应该读一读他的一部
更棒的小说，他现在还正在创作，是关于伊万三世和中世纪俄罗斯的。
他祝我们走运，就去挖他的沟了。我的同伴认为这有些不礼貌，但我被
这不期而遇、直率、开放而让人彻底轻松的独白迷住了。它没有正式场
合中普遍存在的客套和应酬，纯朴而直率——尽管很幼稚，是讨人喜欢
的。
那是初秋一个温暖而阳光明媚的下午。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妻子和
儿子列昂尼德正围坐在别墅后面小花园里一张粗陋的木桌旁。诗人热烈
欢迎我们。他的朋友、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曾这样描述他，说他
看起来像是一个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从他的许多照片和他父亲的画像
中，我们已经很熟悉他的脸庞：黝黑、忧郁、富于表情，带有鲜明的民
族特征。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声音低沉而单调，始终保持同一声调，
发出一种介于蜂鸣和风笛低音之间的声音，那些见过他的人几乎都提到
了他的这个特点：每一个元音都拉得老长，就像柴可夫斯基歌剧中凄婉
哀怨的咏叹调一样，只不过底气和力道更足罢了。
我笨手笨脚地把我手里的靴子递给他，说这双靴子是他姐姐莉迪娅
让我捎给他的。“不，不，这都是干什么呢？”他说，看起来很窘迫，似
乎我递给他的是一件施舍品，“肯定搞错了，它一定是给我弟弟的。”我
也极为窘迫。他的妻子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试图让我放松，问我英
国是否正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没有等我回答，帕斯捷尔纳克就插话
说：“我30年代，就是1935年，到巴黎参加反法西斯大会，返回途中路
过伦敦。让我给你说说当时发生的事吧。那是夏天，我在乡下，两位或
许是来自内务部人民委员会（NKVD）——我认为肯定不是作家协会
——的官员拜访我。那时我们还不很害怕这样的拜访。其中一位对我
说：‘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有一个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要在巴黎召开，
你受邀去参加，我们希望你明天就出发。你将经停柏林，在那里待几个
小时，可以见见你想见的任何人：你会在后天到达巴黎，晚上在大会上
演讲。’我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出访，他们说他们来办。他们给了我一
套大礼服和几条带条纹的裤子、一件板袖翼领的衬衣和几双很合脚的黑
漆皮鞋。但我获准穿着普通的衣服前往。我后来得知，是安德烈·马尔
罗，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一直坚持邀请我。他对苏联当局解释说，
不送我和巴别尔去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因为我们在西方知名度很
高，那时欧洲和美国自由派人士感兴趣的苏联作家还不是很多。于是，
虽然我一开始没有出现在苏联代表团的名单里——我怎么可能出现在这
个名单里呢？但他们还是同意了。”
他去了柏林，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姐姐约瑟芬和姐夫，并且说他赶到
大会的时候，许多重要知名的人物——德莱塞、纪德、马尔罗、福斯
特、阿拉贡、奥登、斯彭德、罗莎蒙德·莱曼和其他贵宾都已经到
了。“我做了演讲。我说：‘我知道这是一次作家的聚会，目的是组织起
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我给你们说的只有一件事情，不要搞组织。组
织是对艺术的扼杀。只有个人独立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1789年、1848
年还是1917年，作家们都没有组织起来去拥护或反对什么。不要组织，
我恳求你们，不要搞组织。’我想他们一定很奇怪，但我还能说什么别
的吗？我原以为说了这话回国后会惹出麻烦，但没有人再与我提起过这
件事。 77 随后我到了伦敦，在那里见到了我的朋友罗蒙诺索夫，一个极
为迷人的人物，正如他的姓氏那样，是一位科学家——一位工程师。我
坐我们的一艘船返回列宁格勒，与谢尔巴科夫住一个舱，当时他是苏联
作家协会书记，颇具影响力 78 。我没日没夜地唠叨。他央求我停下来让
他睡觉。但我还是不停地说。巴黎和伦敦唤醒了沉睡的我，我无法停下
来。他求我可怜他一会儿，但我毫无所动。想必他一定认为我精神错乱
了；或许我该感激他作出的这个判断。”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明说，被认
为有点疯或至少行为非常古怪，可能帮助他在大清洗中逃过了一劫。但
在场的其他人说他们完全明白这一点，以后会解释给我听。
帕斯捷尔纳克问我是否读过他的散文，特别是他的那篇我十分欣赏
的《柳威尔斯的童年》。我说我读过了。“我能从你的表情看出来，”他
不容分说，“你一定认为这些作品做作、令人头疼、自以为是、现代得
让人恶心——不，不，不要否认，你确实是这么想的，你的想法完全正
确。我为写出这样的东西而汗颜——我说的不是我的诗歌，而是我的散
文——它受了那些年里流行的象征主义运动中最脆弱、最混乱的东西的
影响，充满了离奇的混乱——当然安德烈·别雷是一个天才，《彼得
堡》、《柯吉克·列达耶夫》都包含了精彩的内容——这些我都知道，
你不必告诉我——但是他的影响是致命的，乔伊斯是另外一回事，我那
时写的所有东西都像着了魔似的，言不由衷、支离破碎、矫揉造作、毫
无价值；但我现在正在写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新的、全新的，
清新、典雅、比例得当，具有经典作品所必须的纯粹和简约——这是温
克尔曼要求的，也是歌德要求的。这将是我留在世上的最后一部作品，
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是的，这正是我希望人们牢牢记住的作
品；我将用我的余生全力写好它。”
我不敢担保这些话全是一字不差的原话，但我所记得的就是这样。
那部精心构思的作品就是后来的《日瓦格医生》。他在1945年完成了前
几章的草稿，他要求我读一下，并捎带给他在牛津的姐姐；我照办了，
但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整部小说的计划。说到这里，他沉默了一阵
子，我们谁也没有说话。然后，他告诉我们他是多么喜欢格鲁吉亚、格
鲁吉亚的作家、亚什维利、塔比泽和格鲁吉亚的酒，在那里他经常得到
充足供应。他友好地询问我西方的现状；是否知道赫伯特·里德和他的
个人主义学说？他解释说，个人主义理论基本上来自于康德及其解释者
赫尔曼·科恩的道德哲学——特别是个人自由的思想。他对科恩很熟
悉，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马堡当学生的时候对科恩极为尊重。他
问我是否知道康德式的个人主义——勃洛克完全误解了他，并且在其诗
歌《康德》中把他变成了神秘主义者。他问我是否知道斯特凡·席曼斯
基，一位曾编辑过一些他的翻译作品的个人主义者？对于俄国的现状，
他无话可说。我意识到，俄国的钟已经在1928年左右停摆了（我注意
到，不管是他还是我曾经拜访过的其他作家都没有用过“苏联”这个
词）。那时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实际上都被切断了；例如，《苏联百科
全书》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描述，就没有提及他的晚年或作品。
他刚说到一半，著名的老作家莉迪娅·谢芙琳娜突然闯了进来，打
断了他的谈话。“我的遭遇跟他完全一样，”她说，“百科全书上那篇关
于我的文章的最后几行说：‘谢芙琳娜目前正处在一场心理和艺术的双
重危机中’——这句话二十年都没变。对俄国的读者来说，我现在仍处
在危机中，处在生命中止的危机中。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你和我，
我们就像是庞贝城里的人一样，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埋在了火山灰烬当
中。我们孤陋寡闻：我知道梅特林克和吉卜林去世了；但威尔斯、辛克
莱·刘易斯、乔伊斯、蒲宁、霍达谢维奇，他们还健在吗？”帕斯捷尔纳
克看起来有些尴尬，就把话题换到了法国作家上。他读过普鲁斯特——
他的法共朋友送给他普鲁斯特的全部作品——他说，他近来重新读了一
遍。他当时还没有听说过萨特和加缪 79 ，对海明威也不甚了解。（他
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安娜·安德烈耶娃[阿赫玛托娃]对他什么都知
道。”）他热情地要我到他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去看他——他从10月起会
在那里。
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偶尔也会连珠炮似的突然冒出几个词。他的
言语常常会越出语法结构的限制——前面几句还明白易懂，接下来便是
狂乱、生动、具体的意象，后面可能是几句晦涩难懂的话，然后会突然
间变得清晰明白起来。在任何时候，他的演讲都带着诗人气质，和他的
作品一样。有人曾说，有的人写诗的时候就是诗人，写散文的时候就是
一个散文作家；还有的人不管写什么东西都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位天才诗人。他平时谈话就像他的作品那样说
明了这一点，我无法描述它的品质。在我看来，唯一一个像他那样说话
的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是从我与她的几次相遇得出的判断。和
他一样，她的谈话也让人头脑兴奋，以同样令人愉悦的，甚至通常是令
人震惊的方式去颠覆人们对现实的一般看法。
我用“天才”这个词是有用意的。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让人
浮想联翩但又不明确的词。为了作答，我只能这样说：有人曾经问舞蹈
家尼金斯基怎么能跳得那么高。据说他回答道，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人们腾空时，大多数人会马上落地。“你干吗要马上落下来呢？为什
么不在落地之前多在空中停留一会儿？”他据说是这样说的。在我看
来，天才的标准之一，就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一些普通人做不到而且
也清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既不知道怎样去做，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自己做不到。帕斯捷尔纳克有时说话跳跃很大；他的用词就我所知
是最富有想象力的；既洒脱又非常感人。毫无疑问，有很多种文学天
才：（在我的经验里）艾略特、乔伊斯、叶芝、奥登、罗素就不这么说
话。
我不希望打扰主人太久。当我离开时，我已经被诗人的谈吐和个性
深深地打动，事实上是被完全征服了。我接着去了邻近的茹科夫斯基别
墅。虽然他富有魅力、友善、饶有趣味，是一位敏锐和有趣的谈话者，
但我脑子里还是想着一个小时前对谈的诗人。在茹科夫斯基的别墅，我
遇见了萨穆伊尔·马沙克。他是拜伦作品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儿童诗歌
作家，因为受到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保护而得以避开主流意识形态和政
治风暴，在最黑暗的日子里设法活了下来。他是少数几个被允许会见外
国人的作家之一。我在莫斯科的几个星期里，他对我很友好，实际上他
是我有幸遇到的莫斯科知识分子中最仁慈、心眼儿最好的人之一；他随
意而痛苦地谈起了过去的恐怖，对未来不抱信心，更愿意谈英国和苏格
兰文学，这是他喜欢和了解的，但在我看来他没有什么兴趣去说这些。
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其中有一个作家，如果别人不说，我记不住他的
名字。我问他俄国文学界的情况：谁是最著名的作家？他提到许多作
家，其中有列夫·卡希尔。我说：“是Shvambraniya[一部成人幻想小说]
的作者吗？”他说：“正是。”“但那是一部乏味的小说，”我说，“我几年
前读过了——我认为它缺乏想象力，既枯燥又幼稚——你喜欢它
吗？”“是的，”他说，“我愿意读这部小说，我觉得它真诚，写得也不
坏。”我表示不赞同。几个小时后，天黑了下来，我说我不大认路，他
乐意陪我到车站。分手的时候，我对他说：“您一整天都对我很好，可
我很抱歉没有记住您的名字。”“列夫·卡希尔，”他说。我呆住了，羞
愧、悔恨、为自己的失态而窘迫。“但是，”我说，“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呢？Shvambraniya……”“我尊重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对我们作家
来说，碰到真话是很不容易的。”火车来之前，我一直在道歉。在我的
经验中，还从没有人表现得这么让人敬佩；此前或此后，我都没有再遇
到一位像他这样抛却了虚荣自负或自爱的作家。
等车期间，天下起了雨。站台上还有两个人，是一对年轻夫妇，我
们挤在一个棚子里，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几块
厚木板搭在一个旧的、废弃的栅栏上。我们交谈了几句——他们是学生
——男的说他学化学，女孩子是一名学习19世纪俄国历史特别是革命运
动史的学生。天完全黑了，站台上没有灯，我们甚至看不清彼此的脸；
这使他们觉得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很安全，谈得很自由。那个女孩
说，教科书上说上个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就是一个大监狱，没有思想或表
达的自由：虽然他们认为这是真的，但极端分子似乎经常逃掉，不带恐
怖主义的抗议那时通常并不意味着拷问和死亡，甚至连恐怖分子都给逃
掉了。我说：“为什么人们现在对社会问题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呢？”我
承认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全然不理解。那个男的说：“如果有人这样做
的话，他就会像被扫帚扫掉一样被消灭掉，我们都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
什么。从那以后没有人会再见到他或听到他的消息。”我们换了一个话
题。他们告诉我，现在年轻的俄国人最喜欢读的是19世纪的小说和故
事：不是契诃夫，也不是屠格涅夫，这些人在他们看来都过时了，谈的
都是他们少有兴趣的问题；也不是托尔斯泰——或许因为（正如他们所
说的）他们对战争中过分强调《战争与和平》是伟大的民族爱国史诗感
到厌倦。他们读的是能够找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迦尔洵的
书，以及更容易得到的外国杰作——斯汤达、福楼拜（不是巴尔扎克或
狄更斯）、海明威和某些意想不到的人物，比如欧·亨利。我说：“苏联
作家呢？肖洛霍夫、费定、法捷耶夫、葛拉德科夫、富尔曼诺夫怎么
样？”我一口气说出我脑子中想到的当代苏联作家的名字。女孩子
问：“你喜不喜欢呢？”那个年轻的男子说：“高尔基有时候要好些。我
过去喜欢罗曼·罗兰。我觉得你们国家是不是有伟大而绝妙的作家？”我
回答说：“没有，没有绝妙的。”但是他们似乎在怀疑，或许他们认为我
对英国作家特别嫉妒，或者是一个对资产阶级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共产主
义者。火车来了，我们上了不同的车厢——谈话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
像这些学生一样，很多俄国人（至少在那个时候）似乎相信在西方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文艺繁盛，他们接触不到。我对此表示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