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也从来并不相信：充其量，这只是出于礼貌或厌世的资产阶级的无
聊。甚至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朋友们都坚信西方有一个金色的文化王
国，在那里天才的作家和评论家已经并且正在创造着他们看不到的杰
作。这个信念很普遍。我在1945年和1956年见到的大多数作家，像左琴
科、马沙克、谢芙琳娜、茹科夫斯基、因培尔、谢尔文斯基、卡希尔等
人，并且不仅仅是作家，还有像普罗科菲耶夫、涅高兹、萨莫苏德这样
的音乐家，像爱森斯坦和泰罗夫这样的导演，还有一些我在公众场合、
在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VOKS）举办的官方宴会上以及少数几次在
他们自己家里见到的画家和评论家，还有我在科学院一次会议上遇到的
一位哲学家——那次是我受邀发表演讲，主持人不是别人，正是从荣誉
和权力巅峰跌落之前的卡冈诺维奇，所有这些人不仅仅极为关心——实
际上是十分渴望得到欧洲艺术和文学进展的消息（极少关注美国的情
况），而且确信那里从未停息地产生着出色的艺术、文学和思想著作，
苏联严苛的检查让他们什么都看不到。所有未知的东西都震撼人心，被
夸张放大。我无意贬低西方成就，但我想指出我们的文化进展并没有他
们想象的那样令人自豪。可能一些移居西方的人仍然期待着这种丰富的
文化生活，否则就有幻灭感。反对“无根世界人”的活动显然部分来自对
这种极端亲西方情感的反对，首先可能起自那些返乡的苏军士兵——他
们既有曾经的战俘也有占领军——对西方生活的谣言，同样还起自苏联
报刊和广播对西方文化一贯的粗野诽谤的自然反应。俄罗斯民族主义被
用作对知识群体中不健康情趣的解毒剂，它时常为凶残的反犹主义宣传
所强化，这反过来却在知识阶层中引发了强烈的、在我看来根深蒂固的
亲犹太和亲西方的情感。到1956年，对西方的无知少多了，可能相应地
对西方的热情也少多了，但还是远超过合乎情理的热情。
帕斯捷尔纳克回到莫斯科后，我几乎每周都去拜访他，对他的了解
也逐渐深入。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人们难以形容的特有活力和飞扬的想象
才能。我不打算描述他在外表、声音和仪态方面的改变。他谈到书籍和
作家；我希望当时全部记了下来。隔了这些年，我只记得在现代西方作
家中他最喜欢普鲁斯特，深深为他的作品所吸引。他喜欢《尤利西斯》
——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读到乔伊斯后来的作品。几年后，当我给他往
莫斯科带去两三本卡夫卡作品的英文版时，他没有产生兴趣，后来他告
诉我他把书送给了阿赫玛托娃，她很赞赏这些作品。他谈到法国象征主
义者，谈到维尔哈伦和里尔克，这两个人他都见过。对里尔克，不管是
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作家，他都很推崇。他熟读莎士比亚，对自己的翻
译作品特别是《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莉叶》很不满意。在早先的
谈话中，他说：“我曾试图完全把握莎士比亚，但并不成功。”他随后举
了几处他自认为的失败译文，可惜我都给忘了。战争期间的一个晚上，
他告诉我他正在听英国广播电台，听正在朗诵的诗歌——他理解英语口
语有困难，但他认为广播里的诗歌是精彩的。他自问道：“这是谁写
的？”——似乎有些熟悉。“什么，是我写的？”他自言自语道；但实际
上是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片断。
他说，他是在托尔斯泰的阴影里长大的。他的父亲很了解托尔斯
泰，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比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更伟大，堪与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比肩。他的画家父亲曾在1910年
带他到阿斯塔波沃去看临终前的托尔斯泰。他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关键
性的事情：俄罗斯和托尔斯泰是同一回事。至于俄罗斯诗人，勃洛克当
然是他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天才，但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从他身上找到
默契。别雷更接近他，是一个充满奇妙和前所未有洞见的人，一个富有
魅力的、在东正教传统中被称为圣愚的人。他认为勃留索夫是一个自制
的、精巧的、机械的音乐盒，是一个聪明的、精于算计的取巧者，根本
算不上一个诗人。他没有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他对茨维塔耶娃最感亲
切，他和她之间有着多年的友谊。
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跟他很熟，曾经是亲密的
朋友，向他学习过。他说，马雅可夫斯基当然是破除旧形式的巨人，他
不像其他共产主义者，他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位重要
诗人，不是一个丘特切夫或勃洛克那样不朽的神，甚至不是像费特或别
雷那样的半神。他已经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他生活的年代需要他，他
是无可替代的，那些时代呼唤并涌现出来的诗人，他们生逢其时，阿谢
耶夫、遭到清洗的可怜的克留耶夫、谢尔文斯基，甚至还有叶赛宁。他
们满足了时代的迫切需要，他们的天才之作对于他们国家诗歌的发展至
关重要，而之后他们就不再辉煌。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些人中最伟大的
一位——《穿裤子的云》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喊叫得过了头：他把
自己的才华吹得太大，直到把牛皮吹爆。多彩气球的悲哀碎片仍散在俄
罗斯文学的道路上。他有天分，有价值，但粗糙而不成熟，最终成了一
位海报艺术家。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经历对他来说，无论是作为一个男
人还是作为一位诗人，都是灾难性的。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喜欢马雅可夫
斯基这个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俄国的爱国主义者——他感到他与祖国的历史
联系非常深。他一再告诉我，他对在别列杰尔金诺作家村度过夏天是多
么自豪，因为那里曾经是伟大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尤利·萨马林地产
的一部分。传统的真实路线从传说中的萨德柯开始，通向斯特罗加诺夫
家族和科丘别伊家族，通向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丘特切夫、普希
金、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再通向阿克萨科夫家族、托尔斯泰、费
特、蒲宁、安年斯基——特别是通向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而不是自由
知识分子，正如托尔斯泰所坚持的，后者并不知道人靠什么生存。这种
希望被看成是一名深深扎根俄罗斯土地的俄罗斯作家的强烈的、痴迷的
愿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自己犹太血统的反感。他不愿讨论这个话
题——不是因为他觉得难堪，而是并不喜欢：他希望犹太人被同化，不
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除了直系亲属，他对亲戚没有兴趣，一直都是
这样。他说他是一个虔信的基督徒——虽然有些特殊。在所知的犹太作
家中，他崇拜海涅、赫尔曼·科恩（他在马堡读书期间的新康德主义哲
学导师），他显然认为科恩的观念——特别是历史哲学——是深邃的、
令人信服的。我注意到如果我提到犹太或巴勒斯坦，他就很不自在：在
这方面，他与他的画家父亲很不一样。我曾经问阿赫玛托娃她亲密的犹
太朋友——曼德尔施塔姆、日尔蒙斯基或艾玛·格尔斯坦——是否对这
个问题敏感：她说他们都不怎么喜欢他们出身其中的犹太中产阶级，但
并不会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去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他的艺术趣味是年轻时候就形成的，他对那个时期的大师们保持着
尊崇。他对斯克里亚宾的怀念令我尊重——他一度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作
曲家。我很难忘记帕斯捷尔纳克和涅高兹（著名音乐家、帕斯捷尔纳克
妻子季娜伊达的前夫）对于斯克里亚宾的赞美——他们都受到他的音乐
的影响，还有对于象征主义画家弗鲁别利以及尼古拉·罗列赫的赞美
——他们将这两位画家置于所有的当代画家之上。无论是毕加索和马蒂
斯、布拉克和波纳尔、克莱和蒙德里安，还是康定斯基或马勒维奇，比
起这两位画家来似乎都不算什么。
从一定意义上说，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
19世纪最后的绝响——帕斯捷尔纳克和风格独特的曼德尔施塔姆或许可
以占据世纪之交的位置。只有他们才可被称为第二次俄罗斯文艺复兴运
动硕果仅存的最后代表，尽管阿克梅派诗人企图把象征主义贬低到19世
纪，宣称他们自己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诗人。这场运动基本上与现代运
动无关，与他们同时代的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艾略特、乔伊斯无
关，即便他们受到尊重。这一运动在俄国因诸多的政治事件而夭折。
帕斯捷尔纳克热爱俄罗斯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原谅祖国的所有缺
点，除了斯大林统治的暴行；即便如此，他还是把1945年视为黎明前的
黑暗，他尽力用眼睛搜寻晨曦——他在《日瓦戈医生》最后几章表达了
这个希望。他相信自己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分担它
的希望、恐惧和梦想，表达它的声音，就像丘特切夫、托尔斯泰、陀思
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勃洛克以不同风格所做的那样（这时候我才知道
他并不认可涅克拉索夫）。在我访问莫斯科期间，他同我谈话，那时我
们总是单独相处，光洁的桌子上没有一本书或一片纸，他一再重复说他
相信他与祖国的心灵是贴近的，并且坚决而反复地否认高尔基和马雅可
夫斯基在这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前者。他觉得他有一些话要对俄国的领
导人说，一些只有他能够说出来的极为重要的话，虽然这在我看来显得
模糊不清而又前言不搭后语——他经常提到这一点。这也许是由于我缺
乏理解力——但安娜·阿赫玛托娃曾对我说过，当他用这种先知式的语
调说话时，她也听不懂他究竟要说什么。
正是在那时，他以一种亢奋的情绪向我谈起他就曼德尔施塔姆被捕
与斯大林电话交谈的事。那次著名的对话有很多不同的流传版本，并且
仍在流传。我只能靠记忆来复述他1945年给我讲述的这段往事。据说他
当时正和妻子、儿子在莫斯科的公寓里，旁边没有别的人，电话铃响了
起来，一个声音告诉他这是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斯大林同志想和他通
话。他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恶作剧，就把电话挂了。但电话铃又响了，
电话里的声音不知为何让他确信这电话是真的。斯大林问他是不是鲍里
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说正是他。斯大林问
他，当曼德尔施塔姆朗诵一首讥讽他斯大林本人的诗歌时他是否在场。
80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在他看来，他在不在场无关紧要，但能和斯大
林通话，他感到十分荣幸；他说他知道这一天会到来，还说必须就一些
最重要的问题面谈。斯大林接着问他曼德尔施塔姆是否称得上是一位大
师：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们是风格很不相同的诗人；他赞赏曼德尔
施塔姆的诗作，但感到它没有吸引力；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问题的关
键。
在他对我重述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帕斯捷尔纳克又开始了他关于世
界历史重大转折点的形而上学臆想；他想和斯大林谈的就是这个——他
这样做是至关重要的。我能想象他也是用这种语调与斯大林说的。斯大
林再一次问他，当曼德尔施塔姆朗读那首讽刺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
尔纳克再次回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和斯大林见面，越快越好，一切都
取决于此，他们必须谈谈关于生死的终极问题。“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
姆的朋友，我懂得应该如何为他辩护，”斯大林说完就挂了电话。帕斯
捷尔纳克试着打回去，但不出意料，未能接通。显然这件事一直深深地
困扰着他。他至少在另外两个场合对我重复了这个故事。很显然他也用
其他形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其他来访者。他多方设法解救曼德尔施塔
姆，特别是向布哈林求助，可能保护了曼德尔施塔姆一段时间——几年
之后曼德尔施塔姆还是被处决了——但帕斯捷尔纳克明显感到，如果他
换一种应对方式，无须讲什么理由，就能对曼德尔施塔姆 81 更有利。只
要是一个没有被自大或愚蠢蒙住眼睛的人都会这样觉得。
说完这个故事他又谈起了其他受害者：皮利尼亚克（总是向窗外张
望）焦急地等待一个特使来，让他在一封谴责一个被控于1936年叛国的
人的公开信上签名，但没有任何人来，这下他意识到自己也完了。帕斯
捷尔纳克又谈起1941年茨维塔耶娃自杀的情形。他认为这原本是可以避
免的，只要当局不是那么绝情。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跑来要他在
一封谴责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公开信上签名。当帕斯捷尔纳克拒绝签名
并解释了原因之后，那个家伙热泪盈眶，说诗人是他见过的最高贵最圣
洁的人，并热烈地拥抱了他，然后直接到秘密警察那儿告发他。
帕斯捷尔纳克接着说，虽然共产党在战争期间，不只是在俄国还在
其他国家起了积极作用，但他发现与党保持任何形式关系的念头变得越
来越让他厌烦：俄罗斯是艘大船，奴隶船，党员是监工，抽打着划桨的
奴隶。他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当时在莫斯科的英联邦外交官（这人我应
该认识），一个略通俄语并自称是诗人的人，常常来拜访他，为什么这
个人老是说，在任何可能或不可能的场合帕斯捷尔纳克都应该与党走得
更近一些？他不需要从世界另一边来的绅士告诉他应当做什么——他问
我能否转告那个家伙：他的来访不受欢迎。我答应照办，但后来并未这
样做，部分是因为我担心帕斯捷尔纳克本已岌岌可危的处境会更加危
险。那位英联邦外交官后来很快离开了苏联，他的朋友们告诉我，他后
来改变了想法。
帕斯捷尔纳克也指责我，不是因为我试图强加给他什么政治或其他
观点，而是由于另一些他认为同样糟糕的东西。我们都在俄国，举目望
去，周边的每件事都是那么恶心，令人震惊，简直就像一个令人作呕的
猪圈，而我看上去还挺兴奋的。“你四处闲逛，”他说，“看什么都觉得
迷惑。”他认为我并不比其他外国来访者好到哪里去，那些人什么也看
不见，被荒唐的假象所蒙蔽，指责贫穷而悲惨的本地人。
帕斯捷尔纳克对指责他本人迁就党或国家的要求极端敏感。他看上
去很害怕别人认为，只有他活了下来，这可能是因为他干了一些取悦当
局的勾当，为躲避迫害而出卖良心，作出一些卑鄙的妥协。他一再提起
这个话题，大费周章地进行解释，说凡是知道他的人没有谁会认为他做
了错事。有一天，他问我是否听别人提起他的战时诗集《在早班车上》
是他向正统观念示好的一个姿态。我老实回答说我没听谁提起过，我认
为这种看法是荒谬的。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他的挚友，也是他最敬佩的人。她告诉我，战
争结束时她从塔什干回列宁格勒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曾访问了别列杰尔
金诺。她刚到没几个小时，就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口信，说他不能来看
她——他发烧了——卧病在床呢——没办法来看她。第二天又传来了相
同的口信。第三天他来了，气色非常好，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他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问她，是否读过他那本最新发表的诗集。他问的时候脸上
带着痛苦的表情，于是她就机灵地回答说没有，还没有看。帕斯捷尔纳
克的脸上立刻云开日出，如释重负，他们谈得很愉快。不用说，他显然
为那些诗感到害臊。他似乎认为写那种“市民诗歌”是一种敷衍，没有什
么比那种题材更让他反感了。
不过，在1945年，他仍然对俄罗斯的伟大复兴抱有希望，这复兴是
战争这一涤旧焕新的大风暴的结果——一场横扫一切的、以自己的方式
表现出来的大风暴，就像十月革命那样具有改天换地的力量，是一场超
越我们微不足道的道德范畴的巨变。他认为，很难对这样巨大的突变作
出评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反复思考，尽可能理解它们。它们超越了善
与恶，接受或拒绝，怀疑或肯定。它们必须被视为一种自然力的根本变
化，是地震和海啸，超越了一切道德和历史范畴。于是，那些关于背
叛、清洗、对无辜者进行大屠杀的噩梦，以及紧随其后的令人恐惧的战
争，对他来说都成了一种序曲；某种必然的、闻所未闻的精神胜利将随
之而来。
此后的十一年里我再没有见过他。到1956年，他与他的国家政治当
局之间的疏远结束了。一提到它和它的代表人物，他总是不寒而栗。那
时候，他的朋友奥尔嘉·伊万斯卡娅已经被捕，经过严刑拷打后被投入
劳改营关了五年。“你们的鲍里斯，”国家安全首脑阿巴库莫夫曾问
她，“你们的鲍里斯讨厌我们，不是吗？”“他们是对的，”帕斯捷尔纳克
说，“她无法否认也没有否认。”我和涅高兹还有他与和前妻所生的一个
儿子一起去别列杰尔金诺。涅高兹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帕斯捷尔纳克是
一个圣徒：他太不谙世故了——他指望当局能准许出版《日瓦戈医生》
的想法显然太荒唐了——牺牲作者倒更有可能。帕斯捷尔纳克是几十年
来俄国出现的最伟大的作家，因而他也会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被政府摧
残；这个政府是沙皇政权的继承者。不管新旧俄罗斯多么不同，在对作
家和艺术家的怀疑和迫害上，二者如出一辄。涅高兹的前妻季娜伊达
——如今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曾经告诉涅高兹，帕斯捷尔纳克准
备在什么地方公开出版他的小说。涅高兹曾劝他打消念头，但他的话不
管用。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对我提起这件事，我会不会——这很重要——
不仅重要，还可能事关生死，在那时候谁敢保证呢？——我会不会说服
他罢手？涅高兹是对的，帕斯捷尔纳克可能确实需要保重身体。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家。帕斯捷尔纳克在门口等着，
他让涅高兹先进屋，然后一边热烈地拥抱我，一边说，在我们分别的这
十一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大多数都很可恶。他顿了顿，接着说：“你
肯定有些话要对我说？”我极为不明智（简直就是不可原谅地愚蠢）地
说：“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很高兴地看到你别来无恙，最重要的是
你挺过来了。对我们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迹。”（我心里想的是过
去几年斯大林对犹太人的迫害。）他的脸沉了下来，非常生气地看着我
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想什么呢？列昂尼多维奇。”“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他的声调都变了，有点吓人
——“不要抵赖。我能看透你的想法，比看我自己的更清楚！”“我在想
什么呢？”我又问，他的话让我越来越感到不安。“你在想——我知道你
在想——我为‘他们’干了一些事。”“我希望你明白，鲍里斯——列昂尼
多维奇，”我回答，“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也从来没有听别人这么
说过，哪怕是愚蠢的玩笑。”最后他看来是相信了我，但仍显得心烦意
乱。直到我让他相信，在文明世界里人们都很尊敬他，不仅作为一个作
家，也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这时他才逐渐恢复常态。“至少，”他
说，“我可以像海涅一样说：‘作为诗人，我也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
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我将被人们铭记。’”
他把我带进书房，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的书，”他
说，“都在这里了。这是我的封笔之作。请指教。”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一
天我都在读《日瓦戈医生》。两三天后，当我再见他时，我问他想怎么
办。他告诉我，已经把书稿交给了一个在苏联电台意大利语部工作的意
大利共产党员，这人同时还为意共的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工作。他已经
授权这家出版社出版。他希望他的小说、他的绝笔，也是他作品中最真
实、最完全的（他的诗与它没法相比。虽然他认为小说里的诗是他写过
的最好的诗）——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够传遍全世界，“用我的语言把人
心点燃”（他引用普希金著名的诗篇《先知》）。
这天的某个时刻，当有名的故事高手安德罗尼科夫正对客人津津乐
道地说起意大利悲剧演员萨尔维尼时，季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把我拉
到一旁，眼泪汪汪地求我劝说帕斯捷尔纳克不要把《日瓦戈医生》拿到
国外出版：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为此受难；我应该很清楚“他们”会干出
什么事来。我被这个请求所打动，立即与帕斯捷尔纳克谈起这件事。我
说我可以把他的小说制成缩微胶片，埋在世界各地——埋在牛津，埋在
瓦尔帕莱索，在塔斯马尼亚，在海地，在温哥华，在开普敦，在日本
——这样即使爆发一场核战争，这些胶片也能留下来；他真的打算和苏
联当局对抗，考虑过后果吗？
那一周我第二次与他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对我真有点发火了。他
说，我说的当然是好意，他感激我对他和家人安全的关心（他说这些时
略带一些讽刺的意味），但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说我比十一年前
那个英联邦外交官更啰唆，那个人曾试图让他改信共产主义；他与孩子
们谈过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他请我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
读过了这部小说，知道它（特别是它一经传播）对他意味着什么。我没
有话好说了。
过了一会儿，或许是为了活跃气氛，他说：“你知道，我现在不会
比你所认为的更不安全。比如，我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已经演出成功：
我给你说一个有趣的故事。”他使我想起来，他曾经把我介绍给苏联最
有名气的演员之一，利瓦诺夫（他补充说，他的真名叫波利瓦诺夫）。
利瓦诺夫对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哈姆雷特》非常热心，几年前曾想自
导自演。他得到了官方的允许，开始排练。这期间，他还应邀到克里姆
林宫参加由斯大林主持的正式宴会。斯大林的习惯，是在晚宴的某个时
候，挨桌走动，向人致意并碰杯。当他来到利瓦诺夫桌前的时候，演员
问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该怎么演《哈姆雷特》？”他希望斯
大林说些什么，什么话都行；然后他就可以拿着斯大林的话来用。正如
帕斯捷尔纳克所指出的，如果斯大林说“你必须以阴郁的方式来演出”，
利瓦诺夫可能就会告诉他的演员们说演得还不够阴郁，领导人明确指示
要阴郁些；他，利瓦诺夫，独自把握领导人的想法，导演和其他所有人
都要听他的。斯大林停下来说：“你是一个演员？在艺术剧院工作？那
么你应该向剧院的艺术指导提出你的问题；我不是戏剧方面的专
家。”沉默了一下，斯大林接着说：“那么，既然你向我提出了这个问
题，我也应该给出我的答案：《哈姆雷特》是一部颓废之作，压根儿就
不应该上演。”第二天排练就停下来了。直到斯大林去世很久以后，
《哈姆雷特》才演出。“你看，”他说，“形势变了，总是在变。”又是一
阵沉默。
然后我们就像往常一样谈起了法国文学。自十一年前我们分别后，
他设法搞到了萨特的《恶心》，并觉得它不忍卒读，它的淫秽描写令人
反感。经过四个世纪不断诞生创造天才之后，难道这个伟大的民族再也
产生不出伟大的文学作品了吗？阿拉贡趋炎附势，杜亚美和格埃诺无聊
透顶；马尔罗还在写作吗？我还没有回答，他午餐的客人之一，一个有
着天真和甜美表情的女人（这种表情可能在俄罗斯比在欧洲更常见
到），一个刚结束十五年的劳改营生涯而被放回来的教师（她仅仅因为
教授英语而被关），略带羞涩地问我奥尔德斯·赫胥黎在《针锋相对》
之后是否还写过别的作品；另外，弗吉尼亚·伍尔夫还在写作吗？——
她从未读过伍尔夫的作品，但从一份神秘出现在劳改营里的法国旧报纸
上，她觉得自己会喜欢。
很难形容我因能给这些人带来外部世界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消息而感
到的喜悦，这些消息是他们真正渴望了解的，而他们不可能从别的渠道
了解到。我把所有我知道的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作品告诉她和其他在场
的人，就好像在一座荒岛上对一群与文明隔绝了几十年的失事船民说话
一样。我所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新鲜、令人振奋和欣喜。格鲁
吉亚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朋友蒂奇安·塔比泽死于大清洗；他的
遗孀尼娜·塔比泽在场，她想知道在西方的剧院里莎士比亚、易卜生和
萧伯纳是否仍然声名显赫。我告诉她，人们对萧伯纳的兴趣已经减退
了，但是契诃夫受到极大的尊崇，他的剧目经常上演。我又说，阿赫玛
托娃曾对我表示她无法理解人们对契诃夫的推崇，认为他的世界完全是
灰暗的，阳光从未闪耀，剑光从未闪烁，一切都笼罩在可怕的灰暗迷雾
中，契诃夫的世界是一片泥潭，可怜的人们绝望地陷入其中，这是对生
命的嘲弄。帕斯捷尔纳克当即表示，阿赫玛托娃完全错了：“你见到她
时请转告她——我们不能自由地去列宁格勒，也许你能——你代表这里
在场的所有人告诉她，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在对读者进行说教：甚至屠格
涅夫都曾告诉读者说时间是一剂良药之类的话；只有契诃夫不这样。他
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完全融入艺术——他就是我们的福楼拜。”他
接着说，阿赫玛托娃肯定会对我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攻击托尔斯
泰。但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判断是对的：“他的小说是混乱
的，掺杂了沙文主义和歇斯底里的宗教，契诃夫却不是这样——告诉安
娜·阿赫玛托娃，就说是我说的！我深深地爱着她，但我从来不能说服
她。”但当我1965年在牛津再次见到阿赫玛托娃时，我想最好还是不要
把他的判断告诉她：她也许想反驳他呢；但帕斯捷尔纳克已经躺在坟墓
里了。实际上，阿赫玛托娃确曾带着动情的仰慕对我谈起陀思妥耶夫斯
基。
让我们回到1945年，描述一下我在列宁格勒与这位诗人（她厌
恶“女诗人”这个词）的会面吧！我听说列宁格勒“古籍书店”（苏联的称
呼）里的书要比莫斯科便宜不少；在列宁格勒封锁期间可怕的死亡率和
用书换取食物的可能性，曾给政府书店引来大量的图书，特别是那些旧
式知识分子的书籍。曾有传说，列宁格勒的一些居民，因为疾病和营养
不良身体虚弱得搬不动整本的书，于是就请朋友帮忙把诗集按篇章扯
开：整本书和书的散页就这样流进了书店的二手书柜台出售。我无论如
何也应该想法到列宁格勒去一趟，因为我很想再去看看这座我小时候住
过四年的城市；书的诱惑也让我很想去。在惯常的晚点之后，我被准许
在老式的阿斯托里亚宾馆住了两个晚上，和我同行的是英国议会驻苏联
的代表布伦达·特里普夫人——她是一个聪明而富有同情心的有机化学
家，我们在11月末的一个阴天抵达列宁格勒。
三
从1920年起我就没见过这个城市了，那时候我十一岁，我家被允许
搬回故乡里加，就是后来独立的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的首都。到了
列宁格勒，我对童年的回忆变得格外鲜活起来。看着眼前的街道、房
子、雕像、堤岸、市场，还有突然闪入眼帘的一家熟悉的小商店——人
们在里面制作俄式茶炊，我家曾住在小店的楼上，房子内院看起来破败
肮脏，一如革命初期的那几年——我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这些真景实
物勾起了我对一些特定事件和经历的回忆。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传说中的
城市，我自己成了这些依稀记忆的生动传说的一部分，同时还能从置身
事外的有利位置看着这一切。这座城市曾遭受严重破坏，但在1945年，
它依然保持着难以言传的美（十一年之后我再次见到它时，它完全得到
了修复）。
我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涅瓦大街尽头的作家书店。我希望这
家书店就像当年那样有两个部分：外间是给普通读者的，可以通过柜台
要书；里间是给熟悉的作家、记者和其他有特权的人的，开架自由取
阅。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和特里普夫人获准到里间。看书的时候，我
与一位正在翻看一本诗集的人聊了起来。他原来是一位知名的批评家和
文学史学家。我们谈论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向我描述列宁格勒封锁期间
可怕的考验，以及众多居民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他说，一些人死于
饥寒交迫，一些人活了下来，主要是年轻人，还有一些撤离了。我向他
问起在列宁格勒的作家们的命运。他说：“你指的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
娃吗？”阿赫玛托娃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过去的人物；莫里斯·鲍拉翻译
了她的一些诗，向我说起她，说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仿佛再不为
人所知了。“阿赫玛托娃还活着吗？”我问。“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
耶夫娜？”他说，“怎么啦？当然活着。她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丰坦卡运
河边的喷泉宫。你想见见她吗？”就好像突然被邀请去见克里斯蒂娜·罗
塞蒂小姐一样，我差点说不出话来。我结结巴巴地说我确实很想见
她。“我去给她打电话，”我的新相识说。他回来告诉我，她下午三点接
待我们，让我下午再来这间书店，我们一起去。我同特里普夫人返回阿
斯托里亚宾馆，问她是否愿意去见一见诗人——她说她去不了，她下午
很忙。
我在约定时间回到书店。批评家和我离开那里，向左拐，跨过阿尼
奇科夫桥，再次左转，沿着丰坦卡河的堤岸走。喷泉宫，原是舍列梅捷
夫伯爵的宫殿，是一座辉煌的晚期巴洛克建筑，围绕着一片空旷的院子
而建（有点像牛津或剑桥一个大学院的那种方院子），门上装饰着列宁
格勒那种著名的铁饰。我们爬过一条陡直昏暗的台阶到了楼上，被领进
阿赫玛托娃的住处。房间陈设极为简陋，我推断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在大
围城时期都被弄走了——不是被洗劫就是被卖掉。只剩下一张小桌子、
三四把椅子、一个木柜、一张沙发，壁炉里没有生火，上方挂着莫迪利
亚尼画的一幅画。一位仪态高贵、头发灰白的女士，肩上裹着一条白色
的披肩，款款起身欢迎我们。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气度无比雍容。她举止从容，道德
高尚，容貌端庄而又有些严肃。我鞠躬致意。这是应当的，她的仪容看
上去就像一位悲剧中的女王。我感谢她能接待我，并说西方的人们如果
知道她还健在会非常高兴，因为好多年来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是吗？
不过《都柏林评论》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评论，”她说，“我听说博
洛尼亚还有人以我的作品为题写了论文。”她身边还坐着一位朋友，是
一位看起来很有学问的女人，她们偶尔会友好地谈上几分钟。然后阿赫
玛托娃问我大空袭期间伦敦的情况：我尽我所能地回答她，因她那种高
高在上的、女王般的威仪而真切地感觉到局促不安。突然，我听到外面
似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起先我没理会——这可能是幻觉——但喊声越
来越大，“以赛亚”这个词听得很清楚。我走到窗前向外望去，我认出了
是伦道夫·丘吉尔。他站在大院子中间，像一个有点醉酒的大学生，正
在喊我的名字。我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回过神来，咕哝了一声对不起，
就跑下楼梯：我唯一的念头就是阻止他到这个房间来。我的那个批评家
同伴紧张地跟在我后面。我们来到院子里，丘吉尔过来向我热情地打招
呼。“X先生，”我机械地说，“我想你还没见过伦道夫·丘吉尔先生
吧？”批评家呆住了，他的表情从迷惑变为惊恐，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
开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但看到苏联还在出版他的作品，我断定这
次偶然的会面对他无妨。我不清楚自己是否被秘密警察跟踪，但毫无疑
问伦道夫·丘吉尔是被跟踪的；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在列宁格勒引起
各种谣言，说有一个国外派来的特使来劝说阿赫玛托娃离开俄国；说温
斯顿·丘吉尔终身都很崇拜诗人，专门派了一架飞机来接阿赫玛托娃去
英国，等等。
伦道夫是我的牛津大学同窗，毕业后我就没见过他了。我快速领他
离开喷泉宫后，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他作为北美报业联盟的
记者派驻莫斯科。他来列宁格勒也是为了工作。他到了阿斯托里亚宾
馆，第一件事就是想找个冰箱放他搞到的一罐鱼子酱：但他不懂俄语，
翻译又不见了，最后总算找到布伦达·特里普夫人帮了个忙。她帮他处
理了鱼子酱，在闲聊中告诉他我在列宁格勒。他说他认识我，并且觉得
我会是一个更优秀的翻译，不幸的是，布伦达·特里普夫人对他说我去
舍列梅捷夫宫殿了。接着就发生了刚才的事：因为他不知道我具体在哪
儿，就采用了当年在牛津基督教堂学院时屡试不爽的方法，我敢说，在
其他场合也管用。他带着胜利的微笑说，这招真灵。我以最快的速度摆
脱了他，从书店老板那儿弄到阿赫玛托娃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向她解释
我仓促离去的原因并道歉。我问是否还能去拜访她。“我今天晚上九点
等着你，”她回答道。
晚上我到她家的时候，一位女学者——她第二任丈夫亚述学家希列
伊科的一个学生——也在场，并问了我一大堆关于英国大学及其组织的
问题。阿赫玛托娃显然对此不感兴趣，大部分时间默不作声。快到午夜
时，那位亚述学者走了，阿赫玛托娃开始问我那些移居西方的老朋友的
情况——我可能认识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她告诉我，她敢肯定这一点；
她确认，在对私人关系的判断上，她的直觉从来没有错过，只要看上两
眼）。我确实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们谈起作曲家阿尔图尔·卢里
耶，战时我在美国见过他；他是她的一位密友，曾为她和曼德尔施塔姆
的一些诗谱过曲子。谈起诗人乔治·阿达莫维奇。谈起装饰艺术家鲍里
斯·安列普——我没见过他，对他所知不多，只知道他装饰过国家美术
馆前厅的地板，用的是名人图像，包括伯特兰·罗素、弗吉尼亚·伍尔
夫、葛丽泰·嘉宝、克莱夫·贝尔、利迪娅·罗帕柯娃等人。如果时间推到
二十年后，我还可以告诉她，安列普也把她的画像添了进去，并命名
为“怜悯”。她要是知道这些，会深深为之感动。她给我看1917年时安列
普送给她的一枚镶着黑宝石的戒指。
她问起沙罗美·哈尔佩恩，父姓安德罗尼科娃，她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在圣彼得堡很出名——是那个时候有名的美人，风趣、聪慧而富有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