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与当时的俄国诗人和画家们交好。阿赫玛托娃告诉我——实际上我
已经知道了——曼德尔施塔姆与她相爱过，把他最优美的一首诗献给
她。我很熟悉沙罗美·尼古拉耶芙娜（和她丈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
哈尔佩恩），给阿赫玛托娃说了一些她们的生活、友情和观点。她问了
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妻子薇拉，我那时还不认识。我只是1965年在牛
津才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她谈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巴黎的访
问，提到她与阿梅迪奥·莫迪利亚尼的友谊，后者为她画的肖像画挂在
壁炉上方——这仅是其中的一幅（其他的在大封锁期间都给毁掉了）。
她说起在黑海边度过的童年，她把那里称为一块未受洗的异教土地，在
那儿，人们觉得贴近一种古代的、带有些希腊因素又有种野蛮人味道
的、完全非俄罗斯的文化。她谈到第一任丈夫，著名诗人古米廖夫，他
尽力扶植她——他认为一个诗人应该与另一个诗人结婚的说法是荒诞不
经的，偶尔会尖刻地批评她的作品，但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羞辱过她。
有一次，当他从阿比西尼亚旅行（他几首最奇异辉煌的诗的主题）回来
时，她到圣彼得堡的火车站去见他（几年后她在牛津用同样的话给我和
季米特里·奥博连斯基又讲了一遍这个故事）。他看上去很严肃：他提
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写诗了吗？”“是的。”“那就读一读吧！”她读
了。“不错，不错，”他连声说，眉头舒展开来，然后他们回家了。从那
以后，他把她当成诗人看了。她确信古米廖夫没有参与被指控的保皇党
人阴谋。许多作家都替古米廖夫向高尔基求助，但高尔基不喜欢古米廖
夫，从一些记述来看，他没有为古米廖夫去说情。古米廖夫被捕时，阿
赫玛托娃已很久没有见过他——此前几年他们已离婚了。说到古米廖夫
死时的惨状，她双眼噙满了泪水。
沉默一阵后，她问我是否愿意听她读她的诗。在读之前，她说她要
先背诵拜伦《唐璜》中的两段，因为这与她后面要读的诗有关。虽然我
对《唐璜》很熟悉，但我很难判断她选的是哪两段，因为虽然她读的是
英语，但她的发音使我只能听懂一两个单词。她闭上双眼，凭借记忆深
情地背诵那些句子。我站了起来，向窗外望去，以掩饰我的尴尬。也
许，我事后想到，这就跟我们现在读古典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一样。我们
也会被那些句子感动，但我们读起来，它们原来的作者和听众也会觉得
完全听不明白。接着，她开始读自己的诗，从《六书》中选出来的《耶
稣纪年》、《白色的鸟群》——“类似这样但远比我写得好的诗，却成
为毁灭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诗人的罪名，我爱他，他也爱我……”——
她指的是古米廖夫还是曼德尔施塔姆，我不好去问，因为她已哽咽，无
法再读下去了。后来，她接着读当时尚未完成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
诗》。她的朗读存有录音，不必我来描述。即便在那时，我都已意识到
我正在聆听的是一首天才之作。我想当时我还无法像现在一样完全理解
这首诗的多重内涵和绝妙之处，以及其中包含的高度个人化的暗示。她
毫不掩饰，这首诗是她为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生所作的总结性诗歌，
献给圣彼得堡这座成为她生命一部分的城市的过去，其形式如同《第十
二夜》中假面人物的狂欢游行；献给她的朋友们，献给他们的生活和命
运，也包括她自己的——作为一种大限将至之前的“西缅之颂”
82 。《来
自未来的客人》的诗句和第三个献辞当时还没有写出来。这是一篇神秘
而深撼人心的作品：它很快被铺天盖地的评论掩埋。
然后，她看着手稿朗读《安魂曲》。她突然停下来，谈起1937年和
1938年，当时她的丈夫和儿子被捕并被送进劳改营（这已经是第二次
了）；谈起监狱外日夜守候的女人们，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等待着丈
夫、兄弟、父亲、儿子的消息，等着被准许给他们送食物或信件——但
音讯皆无，那时死亡之幕笼罩在苏联城市的上空，数百万无辜者正在经
受着折磨和屠杀。她说话的声音异常平静，就像在陈述一个事实，有时
会停下来说：“不，我不能再说下去了，这不太好。你来自人的社会，
而我们这里被区分为人和……”接着又是一段长长的沉默。“就算现
在……”她又一次沉默了。我问起曼德尔施塔姆：她的声音哽住了，眼
里充满泪水，恳求我不要提他：“自从他打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一记耳
光之后，一切都完了……”过了许久她才缓过劲来，接着用一种全然不
同的语调说：“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喜欢我。当我们在塔什干的时候，他
穿着淡紫色的衬衣，谈论着我们回来之后能一起度过的好时光。他是一
个有天赋的、有趣的作家，也是一个脾气火暴、魅力十足的恶棍。他现
在死了。他无所不能，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他是一个可恶的反犹主义
者，是个狂野的冒险家，一个坏朋友。他只喜欢年轻人，喜欢权势和活
力。他没有写完《彼得大帝》，因为他说他只会写年轻时的彼得；对那
些老人他该怎么处理呢？他是一个多洛霍夫式的人物。他叫我安娜什
卡。这让我有些尴尬，但我确实很喜欢他，尽管他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
最好的诗人之死。我深爱着这位诗人，他也深爱着我。”（她的用语跟
刚才一模一样。两相对照，现在我知道她指的是谁了。）
这时大概到了凌晨三点，她没有要我离开的意思。我也听得入神，
不想动身。门开了，她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走了进来。他对他妈妈很平
淡，妈妈对他充满深情。他解释说，他是列宁格勒著名历史学家叶夫根
尼·塔尔列的学生，他现在的研究领域是古代中亚部落史（他并没有提
到他原来在劳改集中营里）。他对卡扎尔人、哈萨克人和更早民族的早
期历史有兴趣。他曾被准许参加囚犯组成的高射炮部队，刚从德国回
来。他似乎对能够再次在列宁格勒生活和工作感到高兴和自信，给我端
来了一盘煮土豆，那是他们拿得出的东西，阿赫玛托娃为自己没有什么
东西招待客人而表歉意。我请求她让我抄下《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和
《安魂曲》。“没有必要，”她说，“我的一部诗选明年2月出版，都收在
里面了，我会往牛津给你寄一本。”我们知道，这是党控制的另一种方
式。她被日丹诺夫指责（这话并非他的首创）为“半是娼妓，半是修女”
83 ，同时受谴责的还有其他“形式主义者”和“堕落分子”，以及发表他们
作品的两种期刊。
列夫·古米廖夫离开后，她问我读过什么：我还没有答话，她就数
落起契诃夫的“泥浆色世界”，他那枯燥无味的戏剧，他的作品缺乏英雄
主义和牺牲精神，缺乏深度、厚重和崇高——我后来给帕斯捷尔纳克说
这是情感诽谤，她说在契诃夫那里“剑光从未闪烁”。我说托尔斯泰喜欢
契诃夫的作品。“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被逼致死？”她问道，“她一离开
卡列宁，一切都变了：在托尔斯泰眼里，她突然之间成了茶花女那样的
堕落女人，一个娼妓。当然也有一些精彩篇章，但基本的道德倾向让人
恶心。谁惩罚了安娜？是上帝？不，是社会，是托尔斯泰一直在批判的
这个伪善的社会。最终他告诉我们安娜甚至厌弃了渥伦斯基。托尔斯泰
在撒谎：他知道还有比那更好的结局。安娜·卡列尼娜的道德观念就是
托尔斯泰妻子的道德观念，是他那些在莫斯科的姨妈的道德观念。他比
谁都更清楚，但他强迫自己可耻地遵守低俗下贱的陈规陋习。这一切都
是他个人生活和人生际遇的直接表现。当他还沉浸在婚姻的幸福中时，
写下了《战争与和平》以歌颂家庭生活。当他开始憎恶索菲娅·安德烈
耶芙娜，却不能同她离婚的时候——因为离婚会受到社会的谴责，或许
也会受到乡下人的谴责，他写下了《安娜·卡列尼娜》，并因安娜离开
卡列宁而惩罚她。当他上了年纪，对农家姑娘的性欲不再强烈时，他就
写了《克鲁采奏鸣曲》，主张完全禁欲。”
或许这种总结并不特别严肃，但阿赫玛托娃对托尔斯泰说教的厌恶
却是真的。她把他看成是一个极为虚荣的利己主义者，一个爱和自由的
敌人。她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和他一样对屠格涅夫不屑一顾。陀
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是卡夫卡（“他写书献给我并写关于我的故事。”1965
年她在牛津告诉我，“乔伊斯和艾略特都是很棒的诗人，但他们要逊色
于卡夫卡”）。她谈起普希金，说他当然理解一切：“他是怎么知道，又
怎能知道所有东西的呢？这个头发卷曲的沙皇村年轻人，胳膊下夹着帕
尔尼的诗集？”她说起普希金的《埃及之夜》，说起故事中那个脸色苍
白的陌生人按观众提出的主题即兴赋诗。她毫不怀疑这个人物的原型就
是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普希金与他的关系好坏参半。波兰问题
使他们分道扬镳，但他常能发现他同时代人中的天才人物。勃洛克有点
相像，有着独到的慧眼和超凡的天赋，他也可算是一位即兴诗人。她
说，勃洛克偶尔也会写诗称赞她，但从来没有喜欢过她，但俄国所有的
女教师都相信并且还会继续相信，他们之间有过一段恋情——“文学史
学家也会这么看——这可能都源自我1914年写的题献给他的《拜访诗
人》那首诗，或许源自我讲‘灰眼睛国王’之死的那首诗，尽管这首诗写
在勃洛克死前十多年。还有其他一些诗。但他不喜欢我们中的任何
人”——她谈起阿克梅派诗人，特别是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和她自
己——又说勃洛克也不喜欢帕斯捷尔纳克。
接着她谈到了她所深爱的帕斯捷尔纳克。她说，只有当帕斯捷尔纳
克处于低潮的时候，他才会表达与她在一起的愿望。然后他会到她这里
来，常常会在一些感情投入之后发一阵子狂，精疲力尽，他的妻子会很
快赶来把他领回去。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都很容易陷入恋爱。帕
斯捷尔纳克偶尔会向她求婚，但阿赫玛托娃都没有严肃考虑过。他们从
来都不可能真正地爱上对方。虽然没有恋爱，但他们都深爱和敬慕对
方，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死后，他们都成了孤身一人。得知对方
还活着并且还在创作，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莫大的安慰。他们彼此批评
对方，但从不允许其他任何人这样做。她敬慕茨维塔耶娃。“玛丽娜是
一个比我还优秀的诗人，”她对我说。但是现在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
耶娃都已经走了，她和帕斯捷尔纳克还在沙漠中孤独地活着，尽管他们
被无数苏联男女的热爱和忠诚所包围，这些人用心体会他们的诗歌，传
抄着、传播着、朗诵着。这给他们带来了自豪和快乐，但他们都还在流
放中。他们深沉的爱国主义不带一丝民族主义的色彩，都接受不了流亡
的想法。帕斯捷尔纳克希望去西方访问，但如果因此不能返回祖国，他
就不会去。阿赫玛托娃对我说她哪儿都不想去了：她打算终老在自己的
祖国，无论将遭受怎样的苦难。她从来没有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对西方
丰富的艺术和思想文化抱有奇妙的想象——一个金色的世界，充满创造
性的生活——都希望去看一看并与之进行交流。
黑夜悄悄流走，阿赫玛托娃变得越来越活泼。她问及我的个人生
活，我毫无保留地作了回答，似乎她有绝对的权力知道。她回报给我的
是精彩的叙述，包括她在黑海之滨的童年生活，她与古米廖夫、希列伊
科、普宁的婚姻，她与年轻时的同伴的关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的圣彼得堡。仅仅依据这一点，那些意象和符号的序列、假面戏剧、
《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的所有假面舞会，及她对《唐璜》和即兴喜
剧的反应，都可以得到理解。阿赫玛托娃再次谈到沙罗美·尼古拉耶芙
娜·哈尔佩恩，她的美貌、魅力、才智，她不能为二三流诗人所容（“这
些人现在成了四流诗人”）；谈到在“迷路狗”表演歌舞的那些夜晚，以
及在哈哈镜剧场的演出；谈到她对象征主义的故作神秘的反感，虽然波
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维尔哈伦都对她印象深刻。维亚切斯拉夫·伊
凡诺夫是一个无比优秀和雅致的人，他的趣味和判断力绝对没有问题，
批评能力极为出色，但在她看来，他的诗作冷漠而缺乏同情心。安德烈
·别雷也是这样。至于贝尔蒙特，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忽视——他当然是
自负和自大得可笑，但很有天赋。索洛古勃善变，但有趣而富于原创
性。简朴而讲究的沙皇村学校校长因诺肯季·安年斯基要比这些人更伟
大，他教会她很多东西，甚至比他的弟子古米廖夫教她的还要多，他去
世的时候大多数编辑和批评家对他都没有怎么注意，他是一位被遗忘了
的大师：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古米廖夫，没有曼德尔施塔姆，没有罗
津斯基，没有帕斯捷尔纳克，没有阿赫玛托娃。她谈到音乐，谈到贝多
芬最后三部小提琴奏鸣曲的庄严和优美——帕斯捷尔纳克认为它们比贝
多芬身后公演的四重奏更伟大，她认同这一点，并以全部的天性感受乐
章中蕴含的剧烈情感变化。帕斯捷尔纳克把巴赫和肖邦画等号，这在她
看来显得奇怪而迷人。她发现同他谈音乐要比谈诗歌更容易些。
她说到了自己的孤独和孤立，既有人际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战后
的列宁格勒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朋友们的坟场：就像一场森林大火之后的
残迹——剩下的几棵烧焦的树使它显得愈发荒凉。她有些忠实的朋友
——罗津斯基、日尔蒙斯基、卡德兹夫、阿尔多夫夫妇、奥尔加·贝尔
格霍兹、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艾玛·格尔斯坦（她既没有提到迦尔
洵，也没有提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我那时对他们的情况还一无
所知）——但支撑她的，不是这些朋友，而是文学和关于过去的意象：
普希金的圣彼得堡；拜伦、普希金、莫扎特、莫里哀作品中的唐璜；意
大利文艺复兴的巨幅全景画。她靠翻译过活。她曾请求允许她翻译鲁宾
斯的书信，而不是罗曼·罗兰的，最终获得同意。我见过它们吗？我问
她是如何理解文艺复兴的，是一段被不完美的人类所栖居的真实历史，
还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的理想化幻象？她回答说当然是后者。所有的诗
与艺术，对她来说——这里她引用了曼德尔施塔姆的一句话——都是一
种怀旧的形式，都是对普世文化的渴望，正如歌德和施莱格尔认为的那
样，是关于已经变成艺术和思想的事物，关于本性、爱、死亡、绝望与
殉难，关于一种不受历史限制，没有任何例外的真实。她再次谈起革命
之前的圣彼得堡，那是哺育了她的城市；谈起此后包裹着她的漫漫长
夜。她的声音平静而连贯，没有丝毫的自怜，就像一个放逐中的女王，
高傲、郁郁寡欢、难以接近。
她向我讲述她人生中一个又一个悲剧，远远超出了人们曾经向我所
作的描述，回想起来历历在目、令人心痛。我问她是否想为她的文学生
涯留下一个记录。她回答说她的诗就是记录，特别是那首《没有主人公
的叙事诗》，她又给我朗读了一遍这首诗。我再次恳求她让我记下来。
她还是婉谢了。我们的谈话徜徉于文学和艺术之间，触及了彼此生活的
隐私，持续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我取道列宁格勒和赫尔辛基从苏联回国
时，顺路又拜访了她一次。我在1946年1月5日下午去向她道别，她送了
我一本她的诗选，扉页上写着一首新诗——这首诗后来成为组诗《诗五
首》中的第二首。我发现这首诗一开始的叙述，灵感直接来自我们早先
的那次会面。在《诗五首》和别的诗中，还能见到许多我们会面的影
子。 84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诗歌的时候，关于会面的暗示对我而言是清楚
的：但阿赫玛托娃的密友维克托·日尔蒙斯基院士，一个杰出的文学学
者，她身后出版的个人诗集苏联版的编辑之一，通过与我的书信交流，
准确地证实了我的印象。他曾经与作者阅读了文本：她既对他谈了三篇
题献、其日期及含义，也谈了《来自未来的客人》。日尔蒙斯基带着一
些尴尬向我解释为什么写给我的最后献辞——照他的说法，这个献辞在
俄国广为读者所知——在正式版本中去掉了。我很理解这样做的理由。
日尔蒙斯基是一个十分谨慎的学者，是一个勇敢而诚实的人，曾为坚持
原则而受苦。他向我解释说，他迫于政治环境而忽略了阿赫玛托娃关于
这方面的具体说明，为此而苦恼。我试图说服他这无所谓：阿赫玛托娃
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她的自传，她的生活环境阐明了她诗句的意义，
这比很多其他诗人的情况要好一些。不过，事实不可能被完全遗忘——
正如在其他有着严格审查制度的国家，口头传统很可能把这些知识保留
下来了。这种传统可能朝不同方向发展，可能不会脱离传说和寓言，但
如果他希望让那些小圈子里感兴趣的人知道真相，他完全可以写一个说
明留给我或其他某个西方人，等到安全的时候出版出来。我怀疑他是否
听进去了我的忠告，但他一直为他在审查制度下当一名编辑的无力感到
伤心，再三致歉。他访问伦敦期间每次见面都这样。
我的拜访给阿赫玛托娃带来的影响，对我而言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
偶然的事实，即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我之前，她仅接待过一个外
国访客 85 。我认为，我是第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说俄语的人，可以给她
带来隔绝了很多年的世界的消息。她的才智、批判能力和讽刺性的幽
默，与引人注目而有时有远见和预见的现实感，似乎是并行不悖的。在
我这里，她似乎看到了一位不祥的、可能是致命的世界末日的信使——
对未来的悲剧性暗示给她造成了深远影响，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她创
造才能新的喷发。
我1956年再次访问苏联的时候没有见到她。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
虽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希望见到我，她的儿子在我见到他之后又被逮
捕，前不久刚刚从劳改集中营释放回来，她因此对见外国人非常敏感，
特别是她把我1945年的拜访看成是她受到党的强烈指责的部分原因。帕
斯捷尔纳克说，他怀疑我的访问是否给她造成了伤害，但因为她确信已
然造成伤害，并且被劝告要避免有害的交往，她就不可能见我了。但是
她希望我给她打个电话——这是安全的，她的所有电话都受到监听，他
的电话也一样。他告诉她，他在莫斯科见到了我的妻子和我，认为我的
妻子讨人喜欢，并为她不能见到我的妻子而遗憾。安娜·安德烈耶夫娜
在莫斯科待不了多久了，我很快给她打了电话。
“你住在哪里？”他问我。“在英国大使馆。”“你决不能从那里给她
打电话——你必须用公用电话——不能用我的电话。”
那天晚些时候，我打通了她的电话。“是的，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
你同你妻子在莫斯科。我不能去看你，你对此一定会理解的。我们可以
这样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你结婚多长时间了？”“时间不长，”我
说。“那你结婚的准确时间是什么时候？”“今年4月。”“是英国人还是美
国人？”“不，她有一半法国血统，一半俄国血统。”“我明白了。”接着
是长时间的沉默。“我很遗憾你不能来看我，帕斯捷尔纳克说你妻子很
迷人。”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你是否看到了我翻译的朝鲜诗集？里面有
苏尔科夫的导言？你可以想象我懂多少朝鲜语；这是一本诗选，不是我
自己选的。我会送你一本。”
此后，她给我讲了一些自己作为一名受责难的作家的经历：讲了曾
被她认作是可靠朋友的一些人所抛弃，也讲了其他许多人的高尚和勇
气。她重读了她曾那么严厉抨击过的契诃夫的作品，说至少在《第六病
室》中他准确地描述了她和其他人的处境。“帕斯捷尔纳克（当向我说
起来的时候，她总是这么称呼他，这长期以来就是俄国人之间的习惯，
从来不说‘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可能已经给你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能见
你：他自己也有困难的时候，但没有像我的处境这么让人苦恼。谁知道
我们这辈子还能不能见面呢！你还会给我打电话吗？”我答应说会的，
但等我再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我被告知她已经离开了莫斯科，帕斯捷尔
纳克强烈反对我试图往列宁格勒给她打电话的想法。
1965年我们在牛津再次见面时，阿赫玛托娃给我详细描述了当局对
她的指责。她告诉我，斯大林本人曾对这样一个事实大发雷霆：她这样
一个不关心政治、很少出版作品的作家，一个在革命早期设法低调以求
安全的人，竟然冒着被投入劳改集中营或被处决的风险，在没有正式许
可的情况下会见外国人，而且不仅仅是一名外国人，还是一名资本主义
政府的雇员。“这么说我们的修女现在接受外国间谍的拜访了。”据传他
是这么说的。他接着说了一些下流话，语言之难听她一开始都不知道该
怎么转述给我。我从没有在任何情报机构工作过，不过这一点无关紧
要：在斯大林看来，所有外国大使馆或使团的人都是间谍。“当然，”她
接着说，“这个老头子那时已经神志不清。那些看到他对我的事暴跳如
雷的人，毫不怀疑他是一个给别人带来苦难的迫害狂，这是其中一个人
后来告诉我的。”我1946年1月6日离开列宁格勒的那一天，穿制服的人
站在她楼梯的入口处，他们把一个麦克风安装在她房间的天花板上，这
显然不是为了收集情报，而是恐吓她。她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几个月
后，日丹诺夫宣布取消她和左琴科作协会员的资格。她把她的不幸归因
于斯大林个人的妄想狂。她在牛津对我说，她确信我们——就是说，她
和我——不经意间，仅仅由于我们的见面这个事实，就开启了冷战，由
此改变了人类历史。她说的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并且像阿曼达·海特在
她书中所证明的 86 ，始终对此深信不疑，认为她自己和我命中注定要在
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冲突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事实上，这在她当时
的一首诗中也有所表现）。我不敢反驳她说，即便斯大林当时的暴怒是
真的，即便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她也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我们的会面
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因为她会觉得这是对她作为一位凶事预言家的悲
剧形象的侮辱，是对她诗歌中表现出的历史——形而上学视野的侮辱。
于是，我沉默了。
然后她谈到去年到意大利的旅行，当时她去接受陶尔米纳文学奖。
她说回国后就遭到了苏联秘密警察的调查，问她对罗马有何印象：她在
作家中听到过反对苏联的态度吗？她会见了苏联流亡者吗？她回答说，
在她看来，罗马似乎是一个异教与基督教仍然处于争斗之中的城
市。“什么战争？”她被问道，“提到美国了吗？”当被问到英国或牛津，
问到在谢尔登剧院同她一起接受荣誉的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或者其他
受奖者是否有什么政治记录时，类似的问题摆在她面前，她该如何回答
呢？最好的方式，不就是把她自己局限在谈论对当年亚历山大一世在拿
破仑战争尾声接受默顿学院荣誉学位时送的豪华洗礼盆的兴趣吗？无论
有什么事等着她，她都会回去的，因为她是俄国人。苏联政权是她祖国
的现行体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意长眠于此。作为一名俄国人理当如
此。
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俄罗斯文学。她说，她的国家在她一生中不断
带给她的严酷考验，催生了极有深度的优美诗歌，从20世纪30年代以
来，多半还没有发表。她说她不愿谈到那些作品在苏联出版的当代苏联
诗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当时碰巧也在英国，给她发来贺电祝贺她获得
牛津荣誉博士学位。电报来的时候我在场——她读过之后，愤怒地把它
掷到废纸篓里：“他们都是些小混混，糟蹋自己的天赋，都是些利用大
众趣味投机取巧的人。马雅可夫斯基对他们的毒害太深了。”她说，马
雅可夫斯基当然是一个天才，不是一个伟大诗人，而是一个伟大文学发
明家，是一个用诗歌当炸弹炸毁了古老结构的恐怖分子，一个性情超越
了才能的伟大人物——一个破坏者，涤荡了所有事物。破坏当然是应该
的。马雅可夫斯基声嘶力竭的呐喊完全是出于他的天性。他是情不自
禁。而他的模仿者们——她提到了几个当世诗人的名字——是将他作为
一个流派效仿他的风格，他们都是些平庸的朗诵者，在他们身上找不到
一星半点真正诗歌的影子。俄罗斯听众已经习惯了这些现在被称作“说
话大师”的人们的喊叫。
老一代诗人中现在还活着的，她以赞许的口吻谈到的唯一一个就是
玛丽亚·彼得罗维赫。但俄罗斯现在还有许多有天赋的年轻诗人：他们
中最杰出的就是约瑟夫·布洛茨基，她说他是她一手培养起来的，他有
一部分诗歌已经出版。他是一位备受冷遇的伟大诗人，其原因不言自
明。还有其他一些很有天赋的诗人——但他们的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
意义——他们的诗歌无法出版，正是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俄罗斯的文学想
象还没有枯竭。“他们会让我们这一帮人都黯然失色，”她说，“相信我
吧！包括帕斯捷尔纳克、我、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我们都是从
19世纪开始经过长期苦心孤诣的结果。我的朋友们和我都认为我们是以
20世纪的声音说话。而这些新的诗人谱写了新的篇章——尽管他们现在
还难逃藩篱，但他们迟早会挣脱出去，并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她以
这样一种预言的口气说了一阵，然后转回马雅可夫斯基，朋友们的背叛
把他推向绝望的深渊，但他一度还是民族的号角，代表着人民的心声，
虽然对其他人来说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她本人没有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但从安年斯基那里得益良多，他是一位最纯粹、最优秀的诗人，远离文
学政治的喧闹，很大程度上被先锋派刊物忽视了，幸运地得以善终。生
前他的作品没有得到广泛阅读，而随后这也成为其他伟大诗人的命运
——今天这一代人对诗歌要比她那个时代的人敏感得多：在1910年，谁
真正关注过勃洛克、别雷、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或者，又有谁关
注过她本人和她那个流派的诗歌？但今天的年轻人对所有这些都了然于
心——她还收到很多年轻人的来信，其中许多是傻乎乎的、痴迷的小姑
娘，但单是信件的数量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帕斯捷尔纳克收到的来信甚至更多，并且更喜欢信件。她问我是否
见过他的朋友奥尔嘉·伊万斯卡娅。我说没有。她觉得无论是帕斯捷尔
纳克的妻子季娜伊达还是他的情妇都让人难以忍受，但鲍里斯·列昂尼
多维奇自己是一个迷人的诗人，是俄罗斯土地上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写
的每一个句子，不管是韵文还是散文，都是他的肺腑之言，不像她听到
的其他文字。勃洛克和帕斯捷尔纳克都是超凡脱俗的诗人。没有任何一
位现代法国人或英国人可以与他们相比，梵乐希和卡莱尔都不行——波
德莱尔、雪莱、莱奥帕尔迪方可与他们相比。像所有伟大的诗人一样，
他们对其他人的品质缺乏认识——帕斯捷尔纳克常常赞扬一些比较差劲
的评论家，发现一些想象中的隐藏起来的天才，鼓励形形色色的小人物
——称职但缺乏才气的作家——他对历史有一种错觉，认为一些微不足
道的人物有时也会扮演意想不到的重要角色——比如《日瓦戈医生》中
的叶夫格拉夫（她强烈反对这个神秘人物的原型是斯大林的说法；显然
她认为这是无法想象的）。他没有真正读过当代作家的作品——没有读
过巴格里茨基、阿谢耶夫、玛丽亚·彼得罗维赫，甚至也没有读过曼德
尔施塔姆（他忍受不了他，虽然在曼德尔施塔姆身陷困境时，竭尽全力
去帮助他），也没有读过她本人的作品——他就她的诗歌给她写过不少
热情洋溢的信，但这些信上说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她——她知道它们是
些美好的幻想，与她的诗歌没有什么关系：“或许伟大的诗人都是这
样。”
帕斯捷尔纳克的恭维自然使那些受到恭维的人很得意，但这只是自
欺欺人。他从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辞，但实际上对其他人的作品根本不
感兴趣：当然，他感兴趣的是莎士比亚、歌德、法国的象征主义者、里
尔克，或许还有普鲁斯特，但“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人”。她说她生命中没
有一天不在思念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他们从没有恋爱过，但彼此深深
爱着对方，这让他的妻子很恼火。随后她谈起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
年代末期这段“空白”时期，这段时期她完全从官方的报道中消失了。她
说她除了翻译，就是读俄国的诗歌：当然经常读的是普希金，还有奥多
耶夫斯基、莱蒙托夫、巴拉廷斯基——她认为巴拉廷斯基的《秋天》是
一部完美的天才之作。她最近重读了韦莱米尔·赫列布尼克夫——荒唐
但很精彩。
我问她是否为《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作过注：那些不熟悉它与生
活关系的人，可能难以理解其中的暗示；难道她希望他们一直无知吗？
她回答说，当那些了解她所说的世界的人都变得衰老或行将就木，这首
诗歌的生命也就到了终点；它将伴随着她和她的世纪一起变成历史。它
不是为永恒的未来而写，甚至不是写给子孙后代的：唯有过去对诗人才
有意义——尤其是童年——那是他们渴望再创造出来、渴望使之复活的
感情。预言、对未来的颂歌，甚至普希金致恰达耶夫的伟大诗篇，都是
一种慷慨激昂的浮华辞藻，用冠冕堂皇的观念来吸引眼球，是诗人用眼
睛端详晦暗不明的未来。她鄙视这样的装腔作势。
她说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医生确诊她的心脏不好，因此她耐心
地等待着大限到来。她不希望被怜悯。她已经面对过各种恐怖，也体会
过最让人悲伤欲绝的不幸。她要求朋友们发誓不对她流露出一丝一毫的
怜悯，一旦流露就马上压下去。要是有人表露出这种感情，她就再也不
理他们了。仇恨、侮辱、轻蔑、误解、迫害，这些她都能够承受，唯独
不能忍受搀杂着怜悯的同情——我能够向她说真话吗？我答应并坚持做
到。她很高傲，自尊心非常强。
接着她向我提起战时与科尔内伊·茹科夫斯基的会面，当时他们都
被疏散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里。有几年她对他感情上有一些矛盾：她
尊重他作为学者的卓越才华和智慧，经常赞扬他的正直和独立，但不喜
欢他冷漠和疑虑重重的样子，对他对俄国民粹派小说、19世纪犯罪文学
尤其是平民诗歌的兴趣表示反感，这一点，以及20世纪20年代他对她的
恶意嘲讽，在他们之间挖出了一道鸿沟。今天，他们作为从斯大林暴政
下过来的人，已经和解了。她说，在前往塔什干的路上他待她特别亲
切，她就要宽恕他的全部过失了，没曾想他突然说：“啊，安娜·安德烈
耶夫娜，那个时代——20年代，是俄罗斯文化史上多么美好的时代啊！
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年轻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那个时代都很活
跃！”她马上收回几乎就要说出口的宽恕。
与那些从后革命实验年代的动荡中过来的人不同，阿赫玛托娃对这
些做法深感厌恶；在她看来，它凌乱不堪，波希米亚式的混乱，开启了
俄国文化生活的庸俗化，它把真正的艺术家送到他们所能找到的防空
洞：他们要是从里面跑出来，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戕害。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向我谈到她的一生，表现出来的超然和客观只
能部分地掩饰她的感情倾向和道德判断，这一点显然无可置疑。在她对
他人性格和生活的描述中，都带着对性格和处境的道德中心的深刻洞见
（在这方面她对朋友也毫不留情），以及她无法摆脱的赋予事情动机和
目的的固有观念，尤其当它们涉及她自己时，甚至对于我这对实情经常
一无所知的人来说都难以置信——但这可能是由于我未能深刻理解斯大
林专制的非理性和反复无常的特点，它使得人们对道德准则失去信心。
在我看来，通过教条式地认定前提，阿赫玛托娃创立了她以非凡的凝聚
力与洞察力加以发展的理论和假说。她坚信我们的会晤将产生重大的历
史后果，就是这种成见的例证；她相信斯大林曾下令慢慢毒死她，后来
又收回成命；相信曼德尔施塔姆的说法，就是在他死前不久，他在集中
营里分到的食物有毒；相信诗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她指责他移居外
国后写的回忆录充满谎话）曾是受雇于沙皇政府的警探；相信19世纪的
诗人涅克拉索夫很可能是政府的代理人；认为因诺肯季·安年斯基被他
的敌人迫害致死。这些揣测没有明确的事实根据——它们完全是直觉，
但它们也并非毫无意义，并非纯然的空想；它们构成了关于她自己和自
己民族生存和命运的一贯观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要与斯大林讨论的
中心问题，是支撑和构成她的文学和艺术的想象要素。她不是幻想家：
总体上，她有着很强的现实感。她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圣彼得堡
的文学和社会图景以及她在其中的活动时，运用的生动细节和冷静的现
实主义眼光，使她的描述完全可信。我为未能详细记录下她的思想、行
为和处境的细节而遗憾。
阿赫玛托娃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
说，她表现得非常勇敢。这已为各种证据所证明。她从未公开，甚至也
不曾私下里对我说过一句反对苏联政府的话。但她的一生，正如赫尔岑
描述俄国文学状况时曾经说过的，在不断地对俄国的现实进行控诉。今
天在苏联，对她的怀念和敬仰——作为一名艺术家和一个不屈不挠的人
——虽然没有公开表达却非常广泛，就我所知，实在罕有其匹。她一直
坚决抵制她认为对她的国家和她自己来说都是可耻的事情，使她（像别
林斯基预言过赫尔岑那样）不单成为俄国文学界的重要人物，而且成为
我们这个时代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回到本文的开头：在1945年致外交部的报告中 87 ，我写道：无论是
出于什么原因——是纯粹内在的趣味还是未受到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侵
蚀，事实上毫无疑问的是，今天或许还没有哪个国家，在那里，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