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优秀的还是微不足道的，销量会有苏联这么好，
阅读的热情会有苏联这么高。这不可能不对诗人和批评家都产生强大的
刺激。我接着说，这培养了一批公众，他们的反响是西方小说家、诗人
和戏剧家所羡慕的；因而，如果最高层惊人的政治控制有所松懈，如果
允许艺术家有更大的表达自由的话，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这样一个
对艺术创造如此饥渴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仍然如此渴望体验，仍然如此
年轻，对一切看起来新鲜乃至真实的事物如此着迷的国家，总之一个拥
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够扫除对一个薄弱文化来说错误、荒诞、罪恶、灾
难的事物的国家，辉煌的创造艺术不会在将来的哪一天重新复活。对具
有生命迹象的一切事物的极端渴求和经过批准的作家和作曲家所提供的
死气沉沉之物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当前苏联文化最令人震惊的现象。
我在1945年写下了这些话，现在仍然适用。许多时候，看似黎明就
要到来了，但对俄国知识分子来说，太阳还是没有升起来。即便是最令
人厌恶的专制政权，无意间也能保护最优秀的人才免于被腐蚀，有助于
捍卫人的价值。在俄国，在所有政权之下，这多半与极端、经常是精巧
而细腻的滑稽感结合在一起，表现在俄国文学的所有领域中，有时还体
现为果戈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令人痛苦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它有某种
直率、情不自禁、精力充沛的特征，异于西方文学的诙谐、讥诮和精心
虚构的娱乐。我继续说，这是俄国作家的特点，即便为政权服务者，只
要他们稍稍离开岗位，他们的举止和谈话也会非常吸引外国访客。到今
天，在我看来这一点仍不错。
我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
们几乎难以描述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对待的认识，还有
我得以与他们两人建立个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永远
地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们的名字，听到别人说起
他们，我就会清楚地回忆起他们脸上的生动表情，他们的手势和他们说
的话。直到今天，一读到他们写的东西，竟仿佛又听到他们的声音。
附录
与《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来自未来的客人》 88 相关的某些段
落出自下列诗作。参考文献引用了维克托·马克西莫维奇·日尔蒙斯基
（下文简称Z）编辑的阿赫玛托娃诗卷《诗集与诗人》
（Stickhotvoreniya i poemy/G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илозты） 89 （列宁格勒，
1976）。G.P.斯特鲁韦和B.A.菲利波夫编辑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
集》（Sochineniya/Coчнения），卷1，卷2[慕尼黑，1967（第2版），
1968]（以下简称SF I和SF II） 90 。
《诗五首》 91 ，Z第415-419号：1，1945年11月26日；2和3，1945
年12月20日；4，1946年1月6日；5，1946年1月11日（Z第235-237页，
第412、488页注释；SF I第283-285页，第410页注释）。
《绽放的玫瑰：选自烧毁的笔记本》（Shipovnik tsvetet：iz
sozhzhen-noi tetradi/шиповникцветёт：извыжженнойтетради），Z第
420-433号：1，《烧毁的笔记本》（Sozhzhennaya tetrad/
выжженнаятетрадь），1961；2，《在现实中》（Nayavu/Наяву），
1946年6月13日；3，《在梦中》（Vo sne/Восне），1946年2月15日；
4，《第一曲》（Pervaya pesenka/Перваяпесенка），1956；5，《另一
曲》（Drugaya pesenka/Другаяпесенка），1956；6，《梦》（Son/
Сон），1956年8月14日，科洛姆纳附近；7，无标题，无日期；8，无
标题，1956年8月18日，斯塔基；9，《破镜中》
（Vrazbitomzerkale/Vrazbitom zerkaleВразбитомзеркале），1956；10，
无标题，1956（1957，SF），科玛洛沃；11，无标题，1962，科玛洛沃
（Z第238-443页，第412-413注释，第488-489页；SF I第288-295页，第
411-412页注释）。
Z第555号，无标题，1946年1月27日（Z第296-297页，第499页注
释；SF I第295页，经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授权，作为《绽放的玫瑰》
中的第十三首诗印刷，第412页注释）。
《午夜篇：诗七首》（Polnochnye stikhi：sem’stikhotvorenii/
Полночниестихи：семь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и），Z第442-450号：《奉献的地
方》（Vmesto posvyashcheniya/Вместопосвящения），1963年夏；1，
《迎春哀曲》（Predvesennaya elegiya/Предвесенняяэлегия），1963年3
月10日，科玛洛沃；5，《呐喊》（Zov/Зов）（最初发表时采用了贝多
芬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的标题“哀伤的咏叹调”，作品第110号），1963
年7月1日；6，《夜之旅》（Nochnoe poseshchenie/
Ночноепосещение）；1963年9月10-13日，科玛洛沃（Z第247-250页，
第414-415页注释；SF I第303-306页，第414-415页注释）。
Z第456号，无标题，1959年10月13日（1959年10月，SF），《雅
罗斯拉夫尔大道》（Yaroslavekoe Chaussée/Ярославскоешоссе）（Z第
253页，第413、491页注释；SF I第320-321页，第418页注释）（日尔蒙
斯基教授确信它应该归于本条目，我对其归属不太肯定）。
《选自意大利日记》（Iz italyanskogo dnevnika/
Изитальянскогодневника）（梅切尔），Z第597号，1964年12月（SF I
第311-312页，注释见第502页）。
Z第598号，无标题，1965年2月，莫斯科（Z第312页，第502页注
释）。
《短歌》（Pesenka/Песенка），Z第601号，无日期（Z第313页，
第422-423页，第502页注释）。
Z第619号，无标题，无日期（Z第313页，第503页注释）。
《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三联诗》（Poema bez geroya：Triptych/
Поэмабезгероя：триптих），Z第648号，1940-1962（列宁格勒——塔
什干——莫斯科。SF）：《第三即最后一首献词》
（[Posvyashchenie]Tret’s i poslednee/Посвящениетретьеипоследнее），
1956年1月5日（主显节）；1913：《彼得堡故事》（Devyat’sot
trinadsatyi god：petersburgskaya pov-est’/Девятьсоттринадцатыйгод：
Перербургскаяповесть），第133-145行，《白厅》（Belyi zal/
белыйзал），210（Z第354-355、358、360页，第427、513-514页注
释；SF II第102-103页，第107页第82-89行，第109页第166行，第357-
370、603-605页注释）；《尾声》（Epilog/Эпилог），第40-50行（SF
II第130-131页）。
提醒读者注意，《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以及上述其他诗中的某些
形象可能是两个或更多真实的、虚构的或象征性人物的结合。
我对学者们能提供的帮助就这么多，不愿增添任何文字。
跋：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
1979年的耶路撒冷奖揭晓时，以色列广播公司给远在牛津的我打来
电话。记者问我：我受到三种传统——俄罗斯、不列颠和以色列传统的
影响，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不擅于即席回答突如其来的问题，我被这
个深度的个人调查吓了一大跳，无法给出一个明朗的答复。我从不认为
自已特别重要，也不觉得自己特别有趣，从而成为自我或他人反思的话
题，所以我不知如何回答。但这个问题本身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既然有
人问起，就值得作答。现在我将尽量给出答案。
一
我认为，我对观念的毕生兴趣应归结于我的俄罗斯出身。俄罗斯这
个国家的现代历史，是各种抽象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威力的活教材，即便
这些思想观念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与社会经济因素相比，思想观念
完全没有历史重要性的观点。俄国人具有大大简化他人思想并用以指导
行动的非凡天赋。他们独一无二地将西方社会理论付诸实践，改造了我
们的世界，无论好坏优劣。我迷恋各种思想观念，相信它们巨大的、有
时是险恶的力量；我认为，除非人类理解了这些思想，否则就会成为它
们的受害者，其危害程度要甚于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和人类自己的组织所
造成的破坏力——我的这些想法每天都会被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强化。
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美国民主和美国文明及其巨大影响力、希特勒和
斯大林的恐怖统治、第三世界或去殖民化世界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复
兴、以色列建国——所有这些都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转变；如若对这
些转变所体现的社会、道德、精神观念不具备一定的洞察力，便无法理
解这些转变在改变人类生活方面的影响——不管这些观念是高尚人道，
残忍可恶还是兼而有之——它们往往是危险可怕的强大力量，目的或好
或坏，或者好坏兼备。我想，这是我的社会历史观中应归结于我的俄罗
斯出身的一个因素。
在这些观念中，最古老最令人向往的，或许是关于地球上完美社会
的幻想，这个社会完全公正、完全幸福、完全理性：这是对除在一些情
况下之外，人们可以把握的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些情况包括人
类头脑中的非理性思想，或阶级斗争，或唯物主义乃至西方技术的破坏
性后果；再有，组织——国家或教会——的恶果，或者其他邪说恶行；
没有这些巨大障碍，理想就可以在这里或随后实现。顺理成章的是，既
然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所需的一切是破除这些仅有的障碍，如果这是实
现该目标的唯一途径，那么付出多大的牺牲都不为过。任何观点都没有
造成过这么多的暴力、压迫和苦难。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未来，必
须牺牲现实的呼声——这个要求一直被用来为大规模的暴行辩护。很久
以前，赫尔岑就告诫我们，为了远期结果牺牲当前目标——今天屠杀千
万人，明天亿万人可能会幸福——往往意味着确确实实杀戮了千万人的
生命，但亿万人幸福的诺言不是更近，而是仍然遥不可及。信念行动
——autos-da-fé
92 ——当它们以崇高理想的名义制造苦难和野蛮镇压
时，效果是使犯罪者缺乏负罪感，并不会带来极端手段所承诺的幸福状
态，也无法为骇人听闻的手段辩护。归根到底，我们还是不清楚——即
便是我们中最明智的人也不清楚——什么对人类有益。到头来，我们仅
能合理地断定那个由个人组成的特定社会渴望什么：什么让他们痛苦悲
惨，什么让他们值得为之活着。
人类的终极目标有时相互冲突：无法避免偶尔令人痛苦的抉择和令
人不安的妥协。但有些需求是共通的。如果我们能让食不果腹、衣不蔽
体者食饱衣暖，扩展个人自由，抗拒不公，创造一个有尊严社会的最低
条件，如果我们抱有一点点宽容，建立一点点法治和社会平等，如果我
们能找到无需使人类面对难以忍受的选择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这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进步了。与革命派的闪光观点和绝对真理相比，
这些目标不那么令人向往，不够激动人心。这些目标对那些理想主义的
年轻人缺乏吸引力，他们喜欢邪恶与美德之间的剧烈冲突，喜欢在真理
与谬误、黑与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甘愿在善良与公平的祭坛上
做出英勇牺牲——然而，为了这些更加人道、温和的目标而工作，结果
将引向一个更加仁慈、文明的社会。幻想带来的绝对正确的感受确实更
加激动人心，但会在社会和个体之中引发愚蠢疯狂的行为。
二
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为强烈的激情带来了解药。这种激情在艺术上
有创造力，在生活中则是毁灭性的。这种对人类现实的文明感，是在英
国社会发展起来、基于妥协和宽容的生活的特征，这在19世纪中东欧受
尽压迫，处于赤贫、半翻身状态的犹太人后代眼里是那么奇妙。我承认
自己有亲英国偏见。我在英国受教育，从1921年起一直住在英国。我所
有的成就、行为和想法都不可磨灭地是英国式的。我无法公正地判断英
国的价值观，因为它们也是我的一部分。我把这视为在知识和政治方面
的最大运气。这些价值观是我的信仰基础，即对别人给予体面的尊重和
容忍异见，胜过自豪感和国家使命感；自由可能排斥并优于过高的效
率；多元主义和混乱状态，对珍视自由的人而言，胜过包罗万象的制度
的严格要求，无论这些制度多么理性和公正无私，也优于没有任何反对
意见的多数派统治。所有这些价值观都具有强烈、独特的英国特征。我
坦率地承认我沉浸其中，信仰它们，只有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把这些价值
观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中，我才能自由地呼吸。“人性这根曲木，”伊曼
努尔·康德说，“绝然造不出笔直的东西来。”
93 同时请允许我引用著名
德籍犹太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在1964年一场演讲中的话，“我相信，诸
如绝对必然性、绝对准确性、终极真理等观念，都是想象中的无稽之
谈，在任何科学领域中都不应该被承认——信仰一种唯一的真理，并相
信自己是这一真理的持有者，是世界上所有罪恶最深刻的根源”
94 。这
些都是深刻的英国观点，尽管出自德国——这是对借纯粹的乌托邦观念
所体现的绝对必然性之名为自身辩护的急躁情绪、恃强凌弱和压迫的善
意警告。在当今世界上，无论何处，只要存在一个不被仇恨和极端主义
驱使、尚可容忍的人类社会，那里肯定会发现三个世纪以来英国经验主
义的有益影响——遗憾的是，不一定有很多英国式实践。不去践踏别
人，不管他们多么难以相处，虽然并不代表一切，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
要的事情。
三
我的犹太出身，对我而言是如此深刻、如此自然，以至于我根本无
法辨认出来，遑论分析。但是我可以说，尽管我长期信奉个人自由，但
我从未经不起诱惑，与那些假个人自由之名拒绝忠于某个特定国家、团
体、文化、传统、语言——这些特征将人类区分为不同群体，不计其数
而又无法分析——的人为伍。于我而言，这虽然高尚，却让人误入歧
途。当人们抱怨孤独时，他们的意思是没有人能理解他们所说的话。被
人理解意味着分享共同的过去、共同的情感和语言、共同的设想，可以
进行亲密沟通——简而言之，就是分享共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必不
可少的人类需求：否认这一点是一种危险的谬误。将一个人与他熟悉的
环境相隔绝就是让他消亡。两千年的犹太历史，只不过是单纯的回归渴
望，渴望不再到处都被当成他乡之客；每天早晚，流浪的犹太人都在祈
祷重回过去的日子，再次成为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过上正常生活
——这是个人能够不屈不挠地活着，充分发挥他们潜能的唯一条件。任
何民族，如果他们永远是少数派——更糟糕的是无论在哪里都是少数
派，没有一个国家作后盾，就做不到这一点。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这
种困境带来严重后果的证据，尽管有时犹太人自己也不承认。我是在对
这一事实的清醒认识中长大的，正是对这种困境的意识使我更容易理解
其他民族、少数派或个人相似的压抑沮丧之感。我之所以批评启蒙运动
的教义，谴责它缺乏对各个种族和文化的成员之间感情纽带的同情，指
责其唯心、空洞而教条的国际主义，就我自身而言，是出于对于我自己
犹太出身以及对共同忍受苦难（完全不同于追求国家荣誉）的犹太同胞
的手足情谊——几乎是本能般的意识；也是出于一种友爱感，这种友爱
感也许在贫困和遭受社会压迫的大众之中最真实，特别是在我的祖先，
那些贫穷但受过教育、有社会凝聚力的东欧犹太人之中。这种友爱感，
在我度过一生的西方，已经变得稀薄而抽象。
这就是以色列广播公司记者问及我的三条主线。我已竭尽所能回答
她的问题。
[1] 本卷第一版最初于1980年在伦敦、1981年在纽约出版；起初，本书是已出版的四本书的最后
一本，书名是《作品选集》；所以，伯林在第x页上称之为“本版文集”。其他三部书是《俄国思
想家》（伦敦与纽约，1978），与艾林·凯利合编；《概念与范畴：哲学论文集》（伦敦，
1978；纽约，1979）和《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伦敦，1979；纽约，1980）。十年后出版
了第五本，《扭曲的人性之材》（伦敦，1990；纽约，1991）。还有一本从上述几本及以前的
文集中选编的论文集：《对人类的适当研究：文选》，亨利·哈代和罗杰·豪舍尔编（伦敦，
1997；纽约，1998）。
[2] 《自由四论》（牛津，1969；纽约，1970）和《维柯与赫尔德：观念史研究二则》（伦敦与
纽约，1976）。其他文集仅以译文形式出版。
[3] 皮姆利科的平装版（伦敦，1997）刊印了最近更新的伯林书目。
[4] 《北方巫师：J.G.哈曼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起源》（伦敦，1993；纽约，1994）和《现实
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伦敦，1996；纽约，1997）。
[5] 参见第3页注释3。我列举的人物中，哈伊姆·魏茨曼是第49和84条的主人公，其他人物分别
是第91、97、123、129、140、171a、173a、181a、188a、191、192、192a、193、203、203a和
215条的主人公。
[6] 利·哈代1997年11月
[7] 原文为法语，éloge。——译注
[8] 原文为“lopping off the heads off tall poppies”，意为“削去高个罂粟的花冠”。源自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卷5：希腊哥林多暴君佩里安德用行动向米利都暴君色拉西布洛斯献计：将罂粟的顶
部切去，意即“将最成功的人铲除”。1931年，澳大利亚官员用“cutting the heads off tall
poppies”表述其平等主义政策。在当今英联邦国家，“tall poppy”是对成功人士的蔑称，他们由于
才华成就出众而受到憎恶、嘲讽、批评或攻击。——译注
[9] 原文为西班牙语，banderilla，指斗牛用的彩色带倒钩的短剑。——译注
[10] 原文为“depersonalized”，意指去除个性，抽象化。——译注
[11] 原文为拉丁语，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译注
[12] 原文为“the son of Shirach”。——译注
[13] 原文为法语，bien-pensants，意为“善意者”。——译注
[14] 即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指20世纪上半叶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工作、居住、学习，进行非正
式讨论的一群作家、知识分子、哲学家和艺术家，其工作深刻影响了文艺、美学、评论、经济
以及当今对女权主义、和平主义和性行为的态度。代表人物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利顿·斯特拉奇。——译注
[15] 卡拉马佐夫说：“和谐被估价得太高了，我出不起这样多的钱来购买入场券。所以我赶紧把
入场券退还。”《卡拉马佐夫兄弟》，第5部第4章，戴维·马格沙克译（哈芒斯沃斯出版社，
1958年，卷1第287页）。
[16] 原文为法语，pointilliste。——译注
[17] 原文为拉丁语，pietas。——译注
[18] 原文为拉丁语，gravitas。——译注
[19] 原文为“smooth as Jacob’s hands”，源自《圣经·创世记》27：16。——译注
[20] 原文为法语，raison d’état。——译注
[21] 原文为德语，realpolitik。——译注
[22] 原文为法语，bien-pensants，意为“善意者”。——译注
[23] 原文为法语，oeuvre。——译注
[24] 赫伯特·里德：《英语散文风格》（伦敦，1928）。
[25] 《最光辉的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卷2，（伦敦，1949），第88页。
[26] 同上书，第201页。
[27] 亚伯拉罕·林肯，《给国会的年度咨文》，1862年12月1日：见《林肯集》，R.P.巴斯勒编
（新不伦瑞克，1953），卷5。
[28] 据说，魏茨曼曾经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必然需要轻微的疯狂，但它是有帮助的。”
[29] 这在一百多年前，就由摩西·赫斯在他的名著《罗马与耶路撒冷》（莱比锡，1862）中以无
与伦比的洞察力预见到了。直到今天，这仍是对“被解放的”犹太社会最精彩的分析。
[30]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
[31] 据说，哲学家赫尔曼·科恩曾带着对一个古老斯多葛哲人的鄙视，对试图让他相信犹太复国
主义好处的弗朗兹·罗森茨韦克说：“噢，这帮家伙现在想幸福了，是吧？”魏茨曼希望的正是这
些东西；他不明白为何这会被认为是可耻的投降行为。
[32] 在我的记忆中，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拉狄克是他向我提到的那时他在伯尔尼或
其他地方与之辩论的几个人物。我不知道是否找到了这方面的记录。
[33] 原文为“cave of Adullam”，意为避难所或安息之地。——译注
[34] 意味深长的是，在他十二岁前用希伯来文写给校长的一封信中，他谈起英国的时候认为这
是一个善良而自由的国度，将会帮助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条有意思的信息要归功于鲍里
斯·居里埃尔，他在保存魏茨曼的生平和活动记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35] 他晚年对这个研究所倾注了最深沉的爱。他常常带着巨大自豪和满足谈到它，谈到他的同
事，实际上谈到了与这个研究所的工作有联系的每一个人。这来自他在这里得到的情感满足，
而别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带来同等程度的满足。这个伟大的定居点形成的繁荣的国家，就是他传
递给所有他真正信得过的人的持久活力的证据。
[36]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思想和见解》（Ideas and Opinions），索尼娅·巴格曼新译本和修订
本（伦敦和纽约，1954），第171页。以后所有爱因斯坦的引文均出自该书，只注明页码。
[37] 第184页。
[38] 第171页。
[39] 第181页。
[40] 第182页。
[41] 第182页。
[42] 第181页。
[43] 第183页。
[44] 波兰曾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1918年11月11日恢
复独立。——译注
[45] 他确实有强烈的求知欲——他喜欢阅读和研究，事实上在1918年到1920年内战从军期间成
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大学的一名学生，学习哲学和语言学。
[46] 我被带到婚礼现场。后来人们告诉我，当时现场有很多客人、音乐声音很大，我突然哭了
起来，说“我讨厌尖锐吵闹的音乐声”，家人只好将我带走。那次我未能见到他。
[47] 俄国共产党1917年建立的秘密警察组织，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
全俄肃反委员会。——译注
[48] 绿军是俄国内战时期，一个以无党派、无政府主义和无君主主义论者为主的组织，被视为
除了红军、白军之外的第三方势力。——译注
[49] 原文为“Yishuv”，指以色列建国之前，居住在巴基斯坦的犹太人。——译注
[50] 原文是希伯来语，Zikhrono livrakha。这是犹太悼词最后的惯用语。——译注
[51]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新政治家》，1927年11月5日，第103-104页；再版于《摩天大
楼及其他论文》（伦敦，1931）。参见《犹太人》，《19世纪及以后》，130（1941年7-12
月），第270-277页；再版于《冲突》（伦敦，1942）。
[52] “我总对格兰特·罗伯逊有些怀恨在心，他当考官时，更喜欢克拉特韦尔而不是我，”纳米尔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我说，“但当我想到他对德国犹太难民所做的一切时，我就原谅他了。”
[53] 他用德语有滋有味地引述了这句话：“was ein Jud’vom andern Juden adschreibt”。但是这一次
他说得并不准确。真正的作者，我以前就知道，是赫尔曼·毕洛拉维克，一名奥地利议会的卢埃
格尔基督教——社会党成员，捷克籍，很显然他曾经说过：“literatur ist was ein Jud’vom andern
Juden adschreibt”。
[54] 只有纳米尔会认为，受过教育的普通英国人（或苏格兰人）会想到他说的是这一事实：哲
学家洛克被他的学生沙夫茨伯里伯爵任命为副大臣，而戈弗雷·埃尔顿——马尔科姆·麦克唐姆
在牛津大学女王学院的老师，最近被封为贵族。
[55] 纳米尔十分缓慢地说出这个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这增强了叙述的戏剧化效果。
[56] 我一点也没有提到玛丽安·法兰克福特。这是我故意省略的：她在每一方面都非常出众，使
得她不能被以一个很不重要的方式提出来。她应得到一份完整描述，我想，她的朋友们没有一
个会否认这一点。我所奉行的原则是：与其只说一点跟其身份不太相符的简单的话，还不如完
全不说。
[57] 《牛津大学报》，83（1952-1953），85。
[58] 《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卷32（1931-1932），第139-170页；再版见赖尔的《论文集》
（伦敦，1971），卷2。
[59] 唐纳德·麦克纳布说，我们的讨论仅仅使他想起了一群灰狗在狂叫（或许是为了真理）。艾
耶尔可能是受此刺激而出此言的。
[60] 比如，我说：“如果一匹叫斯维亚的马参加了这场比赛的话，它肯定会赢。”假定这匹马根
本就没参加比赛，或者根本不存在，而别人问我为什么我认为它会赢。如果我回答说，我相信
是这样，虽然——甚至就因为——它是一个不合理看法，但我就想在真相上赌博，因为我喜欢
赌博，且没有半点兴趣去了解这个说法是否有（或者是否能有）任何证据，那么，从某种意义
（不管多“微弱”）上讲，反事实的含义就跟“它的实证方法”分离了，即使事情的真相并未与此
分离。
[61] 我们经常随意地相互打断，如此频繁以至于热爱秩序的奥斯汀提出，我们应有“一个蜂鸣
器”来建立秩序。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62] 这篇文章在1935年11月28日宣读，发表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第36期（1935-1936），
第131-150页。
[63] 《先验概念是否存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增刊卷18（1939），第83-105页；
再版于奥斯汀的《哲学论文》（牛津，1961；第3版，1979）。
[64] 《我的早期信仰》，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两本回忆录》（伦敦，1949）；再版见《约
翰·梅纳德·凯恩斯作品集》（伦敦，1971-1989），卷10，《自传中的散文》。
[65] 《德国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共产主义》（伦敦等，1954），第191页。
[66] 《米哈伊洛维奇将军案》（伦敦，1944）。
[67] 书里十章中有九章是在他去世后人们才发现的，这本书（《荷马》）于1972年在伦敦出
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是《伊利亚特的传统和构思》（牛津，1930）。
[68] 埃德蒙·威尔逊，《五十年代》，列昂·埃德尔编（纽约，1986），第135页（检索词条1954
年1月，20-21）。
[69] 我有一次问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否喜欢瓦格纳。他说：“是的，是的，我喜欢，是
的，当我年轻得多的时候，但那不是我现在能听的东西了。”
[70] 两篇文章是《医生生活和他的守护天使》，《纽约客》，1958年11月15日，第201-226页，
和（与芭芭拉·德明、易杰利·雷侯维克）合写的《〈日瓦戈医生〉里的传奇和象征》，《国
家》，188第16期（1959年4月18日），第363-373页，《相遇》，12第6期（1959年6月），第5-
16页；两篇文章都收入威尔逊的《不服控制：1950-1965年文学编年史》（伦敦，1966）。
[71] 费迪南德·坎宁·斯科特·席勒，《形式逻辑：一个科学的和社会的问题》（伦敦，1912）。
[72] 我想对阿曼达·海特女士、乔治·卡特科夫博士、艾琳·凯利博士、罗宾·米尔纳——古兰德博
士、季米特里·奥博连斯基教授、彼得·欧本海默先生、约瑟芬·帕斯捷尔纳克夫人、莉迪娅·帕斯
捷尔纳克——斯赖特夫人、约翰·西蒙斯先生，以及帕特里夏·乌特金夫人表示谢意，他们阅读
了本回忆录的初稿。从他们的建议中我获益良多，采纳了几乎所有的意见。当然，对仍然存在
的讹误，全由我一人负责。我从未写过日记，本回忆录是根据我现在能回想起来的，或者我过
去记得的，以及我在过去三十年或更长时间里，对朋友们提到的一些事情写出来的。我非常明
白，回忆，包括我的回忆，无论如何也不能可靠地作为事实和事件的见证；我引用的谈话尤其
如此。我只能说，我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了自己所能回想起来的事情。如果有书面或其他证据表
明，本回忆录应该扩充或修正，我将感到欣慰。引自L.A.曼德里基娜《未写之书：安娜·阿赫玛
托娃的〈日记散页〉》（“Nenapisannaya Kniga：‘Listki iz dnevnika’A.A.Akhmatovoi”）。见
Knigi，Arkhivy，Avtografy（莫斯科，1973），第57-76页；所引文字在该书第75页。曼德里基
娜文章的依据是莫斯科V.I.列宁国家图书馆中A.A.阿赫玛托娃的档案材料（档案号1073，第47-
69项），所引文字在第47项第2页。
[73] 现在称作“导演”。
[74] 希腊南部的一座山，在希腊神话中，它是太阳神阿波罗和缪斯女神们的圣地。——译注
[75] 这篇文章写于1980年。
[76] 不久前他受到斯大林的严厉申斥。斯大林看了他的电影《恐怖的伊凡》的第二部分，表示
不悦。据说主要是因为沙皇伊凡（斯大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号入座了）被刻画为一位深受困
扰的年轻统治者，发现贵族通敌和骚乱后很受惊吓，为需要采取血腥手段去拯救国家和自己的
生命而苦恼，这个经历使他变得孤独无依、黑暗专制、猜忌别人达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甚至
在他正把国家推向辉煌的顶峰的时候。
[77] 很多年后，我就此事问安德烈·马尔罗，他说他记不起这个演讲了。
[78] 谢尔巴科夫后来成为斯大林政治局的实权人物，1945年去世。
[79] 到1956年他才读过萨特的一两部戏剧，但还没有读过加缪的任何作品，加缪一直作为反动
人物和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受到谴责。
[80] 参见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一线希望》，马克斯·海沃德译（伦敦，1971），第13页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