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当成英国哲学迷失在迂腐困境中的决定性证据。但这些人肯定是错
误的。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包括柏拉图的弟子们、经院学者、笛卡尔主
义者、黑格尔派，经常纠缠于琐细的问题，或致力于知觉和认识论等已
经清晰界定的难题。伯林并不自负。回首往事，他认为像自己那样参加
奥斯汀研讨班的年轻牛津教师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因而发表论文不
多。如果他们的一个观点被小组其他成员所接受，他们就心满意足。然
而，正如伯林所说，那些从不相信他们正在首次发现能对他们研论主题
产生深刻影响的新的事实，“那些从未体验过这种幻想魅力（哪怕是短
短片刻）的人，都不会理解真正的精神愉悦”。
学者们往往惹人厌烦——即便最伟大的学者也是如此。伯林年轻
时，有一天一位学者来访。一些人将他视为天才，另一些人觉得讨厌之
极。这位学者就是纳米尔。伯林说：“实际上，两种特点，他兼而有
之。”纳米尔并未让伯林厌烦。他不止一次慢条斯理地向伯林解释，研
究马克思是浪费生命，因为马克思是一个不值得关注的人，因为观念只
是人们下意识地追逐权力、荣誉、财富和享乐的产物；即便是这个时
候，伯林都没有沮丧。当纳米尔解释英国成为强国的原因时，立刻变得
富有情趣，言谈也文雅起来。他声称，正是由于英国人认识到观念是多
么不重要，并把知识分子牢牢控制在自己的位置上，英国才成了强国，
伯林听得更入迷了。多年来，伯林一直饶有兴味地记着纳米尔很多更加
惊悚的辱人之语。兴趣渐浓的原因有二。伯林不像那些一听说自己的课
题毫无价值，就把批评者当成疯子的学者；他会自问：为什么纳米尔会
有那样的想法？纳米尔是怎样一种人？在伯林眼里，纳米尔不但是理性
主义者中最为反对形而上学的一位——他支持马赫和弗洛伊德或后来的
维也纳学派的分析论，同时又是一名犹太人和迪斯累利那样的民族主义
者和浪漫派。关键他还是一名东欧犹太人。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犹
太复国主义者。
自他还是在圣保罗学校上学的孩子开始，以赛亚·伯林就是一位犹
太复国主义者。这种忠诚激发了他写出那些最出色的作品。一些犹太复
国主义者蔑视、仇恨那些成功融入所在国文化的犹太人，但伯林并不这
样。他和纳米尔所说的“哆嗦的以色列人”的子孙们没有任何争执。作为
犹太人后代，这些“哆嗦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再“哆嗦”，而是与他们的邻
居和睦相处，坦然接受他们的身份，没有妒忌、焦虑和恐惧，不再遵从
犹太礼仪、庆祝犹太节日，实际上还可能对犹太教怀有敌意。对某些犹
太人通过尽力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以吸引别人注意、听见别人提到犹太
人之名就退避三舍、喜欢在洛兹板球场的长厅扎着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
领带闲逛的做派，伯林的确有些憎恶。虽然伯林不与这些人为伍，但他
也不会拒绝与所受全部教育都是为了鼓励全面的亲阿拉伯政策和怀疑否
定以色列的外交部官员进行交谈。伯林非常明白，那些对他津津乐道的
人，心中仍隐藏着轻微的反犹情绪。而上流社会几乎忘记了他是个犹太
人，因为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泰然处之，不急不怨，正如上流社会的人
们身处自己的安乐窝一样。实际上，对于这些怠慢、侮辱、烦恼琐事和
今天犹太人仍然面临的排斥行为，他都能敏锐地察觉到。其他人可能轻
视这些事情，并不计较，像雅各一样伪装做作 19 ；但对伯林来说，这些
屈辱使他确信建立以色列国的必要性。他之所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不是因为犹太人应该居住在耶和华的应许之地上，而是因为他希望地球
上有那么一个地方，犹太人不再是少数民族，不用担心因为举止不合规
范、无法模仿外族文化而受到外族人的鄙视，甚至遭到驱逐或杀害。当
他写到魏茨曼时，你可以感到伯林在为自己呼吁。他注意到了“烈士、
失败者、伤残者、环境或自身荒谬行为的受害者——这些在犹太人幽默
中总是被嘲讽怀疑的对象——是如何使魏茨曼满怀忧伤憎恶的”。中欧
犹太人那些刻薄世故的笑话（例如“我真倒霉，每次我买了侏儒，他都
会长高”），充斥着前卫的诡辩、讽刺和粗俗，掩盖着令人绝望的政治
狂热，伯林对此并不欣赏。此外，当他提到魏茨曼对英国的热爱和作为
一名东欧犹太人，对英国的人道主义民主、公民自由、法律平等、宽容
精神、自我节制、厌恶偏激、不残酷，甚至对英国嗜好异常古怪人事的
特点表示仰慕之情时，伯林也是在表达他对这个自己父母所移居国度的
热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林在英国驻美大使馆供职数年。在此期
间，他估量了所有不可估量的后果、本可实现的事情，以及导致他和魏
茨曼对于英国主动帮助以色列建国这一希望破灭的命运变局。他从不为
自己的误解寻找开脱的借口。然而一旦他当时正确，即使结果相反，他
也的确没有认过错。
有人可能怀疑伯林是双重效忠。过去这样的质疑是用于调侃天主教
徒。也有很多老于世故的政府人员，如哈罗德·尼科尔森，认为英国外
交部雇用犹太人是不明智的做法，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很难指望他
们认识r到英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利益。双重效忠会造成紧张，扭曲
忠诚，否认这一问题的存在是不正确的。但伯林没有这个问题，他毫不
怀疑自己是英国政府派驻华盛顿的公务员；英国是他的国家，然而英国
并没有征召他，没有强迫他接受某种观点，也没有推行他极端厌恶的政
策。作为一名平民，他有辞职的自由，即便在战时。由于拥有自由，他
无权违命或挑剔。一度只有英国独自反对希特勒，伯林认为完全效忠英
国是理所当然的事。伯林清晰纯粹的道德观念，使他免于经历那些不正
直的人面对原子弹这样的问题时所经受的可怕的内心动荡和自我反省。
当然，在与使馆内的同事讨论中东问题时，他们多数反对犹太复国主
义，他偶尔会发现自己与他们意见不合，因而感到苦恼。再则，当某些
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效忠英国玷污了他的名誉时，伯林也会感到
痛苦。但烦恼或痛苦不同于道德扭曲和压力。假若伯林忍受了道德扭曲
和压力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尼科尔森们所持的任何人都不能忠诚地
服务于两种理想的观点，可能赢得信任，并从一般意义上为仇外主义特
别是反犹太主义提供火种。伯林也不局限于双重效忠。作为一名多元论
者，他认为保持四重或五重效忠也不算矛盾。
尽管如此，或许正是这些年的经历（除了在莫斯科的短期逗留外）
使他下定决心不再为任何政府服务。他也不为权势所迷惑。如果有权势
者请他出山，他未必会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比弗布鲁克听说
伯林曾为外交部每周电讯撰写关于华盛顿政治景象的著名评论时，便召
见伯林，使尽浑身解数，用甜言蜜语诱骗伯林为他的报纸撰稿。伯林没
有马上接受他的提议，这使比弗布鲁克感到难以置信。“哎！阿诺德·本
涅特能为我毕生工作，为什么伯林先生就不接受我的提议？”伯林可以
享受奢侈生活，至于如何安排，比弗布鲁克深谙此道。他声明，可以安
排一项多数人无法享受的待遇——一套不显眼的公寓，伯林可以在那里
享用女色，要多少女人都可以。伯林没有答应。此后不久，比弗布鲁克
的一名手下在一篇社论中对伯林进行了谴责。对这件轶事，伯林很是开
心。
“在很多方面，犹太人是一个难以相处的奇怪民族，”他写道，“尤
其是因为犹太人的历史与大多数最著名、最受尊崇的历史因果理论相抵
触。”有些人声称，历史学研究对象包括阶级和社会运动、人口和气候
变化等非人为力量，以及技术进步与贸易规则等等；对此，伯林在犹太
人的历史和以色列建国过程中发现了最有说服力的反驳证据。在布罗代
尔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西班牙国王直
到第二卷才全面亮相。在大部分章节中，与那个时代其他亲王和才俊一
样，他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伯林可不是这样看待历史的。以色列建国本
身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伯林看来，以色列之所以能够诞生，主要是伟大
政治家哈伊姆·魏茨曼的功劳。任何对以色列建国的解释，撇开魏茨曼
都站不住脚。而魏茨曼关于促成以色列建国的合理设想和政策，却因无
法预测的偶然事件而告吹。这种历史必然性是非常少见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以色列建国并不是个人行动推翻历史决定论的唯
一范例。1940年英国抵抗希特勒，以及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都同样
能说明问题。如果魏茨曼成为伟人的原因，是他对历史进程的干预促使
不可能之事发生，那么丘吉尔和罗斯福也都算是伟人。但紧接着，问题
即如一串烟花在空中炸开：我们怎样看待伟人？伯林强烈反对黑格尔宣
称的伟人不受道德约束的观点。在赞扬魏茨曼时，伯林断言：“（他）
没有犯下实干家及其传记者出于所谓国家原因 20 而为之辩护的暴行……
虽然魏茨曼有现实政治 21 大师的名声，但他从未编造过电报，从未杀戮
过少数派，从未关押处决过政敌。”即便身陷危机之中，政客们也不应
该出于国家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所谓要求，而牺牲公众认可的私德规范。
同时，如果愿意，你或许可以问一名伟人诸如他是否仁慈可亲、善解人
意、容易相处等问题——你要是在考虑一名朋友的生活，问这些问题倒
非常恰当——但你应认识到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于一位政治
家，更恰当的问题是他的成就、人生观及对其政策的影响。马修·阿诺
德指出，任何翻译荷马史诗的人都应认识到荷马是高贵而令人崇敬的，
他的写作风格华丽恢宏。同样，伯林建议罗斯福的批评者要承认，正是
由于罗斯福的人格魅力，在他去世时美国才顺理成章地被看成是民主政
治和人道主义社会政策的冠军。是罗斯福给了美国人前所未有的国际国
内地位；为达此目的，他从未因为保持权力而牺牲过任何基本的政治原
则，也从未由于想击败他的敌人而去激发煽动邪恶的热情。同样，全世
界都认为丘吉尔是拯救自己祖国、防止欧洲落入邪恶强权魔爪的伟人。
两位伟人过去有批评者，将来也一定会有，而且批评者的某些言论会是
正确的。然而在两位伟人展现出的品质、风度和成就面前，那些批评显
得苍白无力。他们之所以能展现出这些品质、风度和成就，是因为受到
了各自人生观的激励——丘吉尔基于对既往和自身历史地位的认识而得
以统领他的时代，控制自己的激情；罗斯福根据对未来的领悟调整他的
政策，从而赋予美国人民解决自身难题的最大能力。尽管伯林专注于个
人生活的美德，他对公共美德也有公正的判断。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拥有将生命视为一个整体的想象力或修养，但并
非只有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艺术家才能拥有人生观。每个社会阶层都有这
样的人物。伯林记录了1946年寓居驻巴黎使馆期间遇到这样一个人的经
过。他是奥伯伦·赫伯特。在所有人离开很久之后，他留住伯林，不是
跟他交谈，而是独白。伯林正琢磨着在第二天早晨五点离开之前能否睡
上几个钟头，赫伯特却跟着他进了卧室，继续独白。伯林说他没有觉
得，也不可能认为赫伯特的做法很古怪。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很
多话要说，他自己也会这样做。在当时以及随后数年的交往中，伯林认
识到赫伯特不仅怀有强烈、不切实际、离经叛道，甚至偶尔有点可悲的
观点，而且其生活深受某种（部分是地主贵族式）清规戒律的约束，但
他突出的严谨专一和宽容豁达的精神，却使这一切变得更有趣。这是一
种有局限性且怀有偏见的观念，但并不卑鄙可耻。正如伯林所述，赫伯
特厌恶骗子、野蛮人和狡诈的冒险家，但更讨厌市侩小人、胆小鬼和伪
君子。尽管他追求的某些目标稀奇古怪，也不顾有无实现的途径，但赫
伯特对功利主义原则的蔑视让人尊敬，这正是因为他的宗教抑制了他先
天缺失的中庸之道。
让一位知识分子认清另一位知识分子身上的古怪之处难度更大——
古怪的不是他的习惯，而是他对现象理性而冷静的分析。毫不意外，伯
林会对天性异常温和、谦恭和心胸开阔的奥尔德斯·赫胥黎着迷。知识
分子中的普遍看法是，赫胥黎成名之后把精力荒废在超常心理学上了。
伯林对这种看法的驳斥方式不同寻常：恰恰相反，他认为在斯宾诺莎之
后，或许没有任何人像赫胥黎那样坚信知识能够解放人类。伯林声称，
赫胥黎把知识图景扩展到了隐性知识和开放知识，认为他洞察了可能成
为下个世纪进展最大的领域——身心关系，以及神话、宗教仪式与经验
研究的关系。
没有人会认为这些颂词出自乏味的性情。世上确有从未说过别人一
句坏话的贵人，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教会自己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
在那里没有人会听到、看见或讲出坏话。伯林不是那样的人。对人性缺
点他不会熟视无睹。对于他喜欢的、敬重的以及他不太看重的人，伯林
都会迅速发现他们的致命缺陷。正如剑桥大学的杰克·加拉格尔所言，
我们每个人都有糟糕的朋友，同时自己又是某个人的糟糕朋友。但就算
以赛亚·伯林禁不住用同情和慈爱眼光看待某些即便让他尴尬的糟糕之
人，在他眼里，还是有一些人因麻木不仁或冷酷无情，而既可怕又乏
味。他对恶人和坏人有所区分。坏人，就是那种从油滑阿谀投机起家，
仅仅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地位的贪欲而在危难时刻背叛朋友，最终无缘
无故伤害别人的野心家。恶人比坏人更差，彻头彻尾地恶毒或阴险。阴
险恶毒之徒完全不同于那些他不太乐意见到，但很有才干的成功人士
——如果要会见，他会做得很好。险恶之徒也有别于某些类型的名流、
势利小人、自负的好人 22 或傲慢堕落的欧洲贵族——对这些人伯林都可
以容忍。险恶之徒让他感到恐惧，如果遇到了恶人，伯林就会像生气的
幽灵一样离开房间。
与某些眼光敏锐的人不同，伯林对诋毁别人没有兴趣，丝毫也没
有。可能他有些挑剔，但他不同于很多伦理学家，并不觉得苛刻挑剔是
一种令人愉快的精神状态。在观察研究骗子、吹嘘者、愚笨或狡猾的家
伙时，伯林喜欢发现他们身上的可取之处。激发他写作的，是救赎而非
谴责，是他人的优点而非缺点。伯林写作时，他挑选自己想赞美的人
物，并只对他们的良好品行大书特书。对于缺点，他从不归纳，而是笼
统带过。例如，倘若发现某人衣着风格值得赞扬——即便是穿着狂放不
羁的人，伯林就会拿他与衣着时髦、整洁漂亮的人作对比，让读者自己
去猜想他们是何许人也。像哈姆雷特一样，伯林感叹人类是多么伟大的
杰作；与哈姆雷特不同，人类给伯林带来欢娱。
人类之所以能让伯林兴致勃发，是因为他拥有那些做出睿智判断的
贤明之士非常缺乏的一种特殊天赋。那是一种压抑不住的喜剧感，其特
征是自然天成、活泼戏谑、荒谬中见快乐。这种幽默不完全是英国风
格，与其俄罗斯血统有关，与泉水般洋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处
于契诃夫作品核心的幽默风趣相类似。他对戏剧感高度发达的作曲家尼
古拉斯·纳博科夫情有独钟，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伯林喜爱笑话和轻
松愉快，即便是出自滑稽可笑的男生之口的幽默语言——丘吉尔曾用这
些男生幽默来奚落敌人、娱乐朋友、鼓舞同胞。
那么这些颂词并非艺术家画室里抛在一边的草图。它们是以赛亚·
伯林全部作品 23 的一部分，与他关于自由、关于启蒙时期和19世纪知识
分子的文章同等重要。如果不把观念看作人类激情、欲望、渴求和沮丧
的表达，人是无法理解观念的。而只有对关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
们，“生命”这个词本身才有意义。
诺尔·安南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
一
距今不远的1928年，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兼评论家出版了一本关于
英语散文写作艺术的书。由于是在一个痛苦的幻灭时代写作的——这是
对爱德华时代的虚假繁荣，更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宣传造势和高
谈阔论的幻灭，这位评论家赞扬了简洁之美。如果说简洁的散文常常干
瘪单调，它至少是诚实的。如果说它有时显得不优美、不好看、不活
泼，它至少反映了真情实感。总之，它避免了所有诱惑中最坏的东西：
自命不凡，自我表现，如一座有着脆弱粉刷外墙的建筑——或表之以骗
人的光滑，或覆之以精巧的巴洛克细节，这些都掩盖了可怕的内在空
洞。
时间和氛围是非常熟悉的了：这是在利顿·斯特拉奇通过暴露维多
利亚时代名人的伪善或颟顸的方法建立新的风格、伯特兰·罗素揭发伟
大的19世纪形而上学家们对急于上当而不自知的一代人布下可怕的骗
局、凯恩斯成功地嘲弄在凡尔赛结盟的政治家们的愚蠢和罪过之后不
久。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修辞乃至雄辩受到谩骂，因其装扮成文学和
道德上的伪善人、肆无忌惮的江湖骗子——他们败坏了艺术品位，污损
了真理和理性的事业，最糟糕的是带来罪恶，并且把一个容易轻信的世
界引向灾难。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刚才提到的那位评论家很熟练并且
轻蔑地解释他为什么对可怜的鱼贩子凡宰特 24 向泰耶尔法官说的、后来
记录下来的那些话——一个行将赴死的纯朴人说出来的感人的、不符合
语法的只言片语，要比对当时大众广为阅读的著名大师的美文更为佩
服。
这位评论家对谦卑、正直、慈悲，以及尊重他人感受、个人自由、
情感等这些东西给予最高赞誉。在他看来，被他选作后一类例子的这个
人是上述品质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浪漫主义人生观出了名且让人不放
心的倡导者，是恃强凌弱的军国主义者，是充满激情的演说家和记者，
是这个致力于培育私德的世界上公众人物中最为人知的人。这个人就是
那时在任的保守党政府的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这三个条件是雄辩所必需的——首先是一个合适的题目，其次是
一颗诚挚而热烈的心灵，最后就是毅力或韧劲。”作出这个观察之后，
作者从丘吉尔大约四年前面世的《世界危机》一书第一部分中引文来透
彻说明自己的观点，继而指出：“这类雄辩是假的，因为它是做作
的……意象是陈旧的，隐喻是极端的。整个段落散发着虚假的戏剧气
氛……连珠炮似的修辞祈使句。”他彻底否定了丘吉尔的散文，认为它
夸夸其谈，啰啰唆唆，不合宜地善辩，慷慨激昂，这来自“过分的自
夸”，而不是“主题渲染”。
在一个不仅修辞甚至典雅的雄辩都似乎成了无耻的矫饰的年代，这
个观点很受年轻人的欢迎，他们抗拒任何似乎要越出真相的东西。丘吉
尔的评论者在（有意识地）为战后一代人代言：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广
泛而快速的社会变革的心理现象——政府当局要坚决地把人们的关注从
这上面移开，哪怕是目光极不敏锐的文艺评论家也是看得见的；情绪上
不满足、充满敌意、不牢靠；如此重大变动的后果是过于痛苦的，留下
来的遗产就是对于宏大风格的这种仇视。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们认为，他
们有权利拒绝一个无情背叛他们的时代的虚饰。
然而，这位苛刻的评论家和他的读者们严重地错了。被他们指责为
华而不实、空洞的硬纸板的东西实际上是坚实的：这正是这位作者的自
然手段，借以表达他英雄的、粉饰的、有时过于简单甚至朴素，但常常
是诚实的人生观。评论家看见的只是一幅难以置信的、黯淡透明的模仿
画，但这是一个错觉。现实很不一样：这是创造性再现的一个尝试，虽
则是无意识的。它逆当代思想和情感潮流而动，只是因为它是对从吉本
和约翰逊博士延续到皮考克和麦考利的正式的英语表达方式的刻意回
归，是丘吉尔先生为了传达自己特定观点而创造出来的复合武器。在惨
淡萧条的20世纪20年代，对于帝国主义时代敏感而复杂的追随者来说，
它过于明亮、宏大、生动、不稳定，那些人的内心世界复杂而敏感，他
们无法当然也不愿意去欣赏这个毁掉了那么多他们曾经信任和热爱的东
西的时代。评论家及其支持者在这一点上踌躇不前，但他们对原因的分
析难以令人信服。
他们当然有权利有自己的价值尺度，但把丘吉尔的散文作为虚假的
幌子、空洞的赝品而不予理睬，是一个失策。复兴不是虚假的那一类。
比如，哥特复兴，如果说有些怀旧，代表的是对待生活热烈而紧张的态
度。这样一些例子会显得古怪，它源于更深沉的情感，比继之而来的某
些纤弱的、“现实主义”的风格有更多可说的东西。事实是，哥特复兴的
倡导者，发现他们在回到很大程度上是想象中的过去这一过程中取得的
解放，决不会损害他们或他们的成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被尘世的知
识所禁锢，只有感觉到自己是站在舞台上的演员时才活跃起来，由此得
到解脱，第一次大声说话，就被发现有很多事情要说。还有那样一些
人，他们只有穿着制服或甲胄或戏装才能伸展自如，只有透过某种类型
的眼镜才会看见东西，只有在对他们来说以某种方式得以合法化的场合
才能勇敢地行动，他们把生活看成是一出戏，他们和其他人被指派必须
说某些台词。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上次战争提供了大量这方面
的例子：当他们的生活被戏剧化地改变的时候，当他们置身战场的时
候，有退缩倾向的人们表现出奇迹般的勇气。如果他们一直穿着制服，
生活还经常是一个战场，那他们会继续这样做。
这个框架需要的不是“逃跑主义”，不是人工的、异常的或失调的迹
象。它经常是一种用人们性格中最强烈的单一的心理要素的术语来表述
的经验观点：并不常常表现为简单斗争的形式，这些斗争发生在冲突的
力量或原则之间、真理和荒谬之间、善恶之间、对错之间、个人诚实和
不同形式的诱惑与堕落之间（如前面提到的评论家所说的情况），或被
认为是永久的东西和昙花一现的东西之间，或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
之间，或生命的力量和死亡的力量之间，或艺术的宗教与其假想的敌人
——政客、牧师或市侩——之间。生活可以透过许多窗子来看，没有一
个窗子必然是清晰或模糊的，比其他窗子看东西更为真实或更为歪曲。
既然我们主要用语词来思维，它们就必然有作为铠甲的属性。约翰逊博
士的风格在丘吉尔《最光辉的时刻》一书的行文中经常被模仿，特别是
当作者纵情于严肃的玩笑时更是如此，这本身在当时是一个攻防武器。
不需要深刻的心理学的精微分析，就能发现为什么一个人会像约翰逊博
士一样易受攻击，他在心理上属于上个世纪。
二
丘吉尔的主导概念，他的道德和思想世界唯一的、核心的组织原
则，是一种历史想象，它如此强烈，如此具有综合性，可以把全部的现
在和将来囊括在一个丰富多采的过去的框架中。支配这种方法的，是寻
找道德和思想的确定意义，为事件之流赋予形状、特点、色彩、方向和
一致性的愿望和能力。
这种系统性的历史主义，当然并不局限于行动中的人们或政治理论
家：罗马天主教思想家用坚定而透明的历史结构的术语审视生活，马克
思主义者当然也是这样做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继承的浪漫主义的历史
学家和哲学家也如此。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逃避”或歪曲事实，直到所
采用的范畴被认为与“事实”相违背。解释、联系、分类、符号化，是那
些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人类行为，我们简单地称之为思维。如果我们有
所抱怨的话，只是因为结果与我们的社会、时代和传统的共同观念差别
过大。
丘吉尔把历史（和生活）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复兴盛典：当他想到法
国或意大利、德国或低地国家、俄罗斯、印度、非洲、阿拉伯国家，他
看见的是栩栩如生的历史意象——某种介于维多利亚时代儿童历史书上
的插图和贝诺佐·戈佐利在里卡迪宫所画的《三圣贤之旅》之间的东
西。他的眼光从来不同于整齐的分类社会学家、细心的心理分析学家、
慢条斯理的古董商人、耐心的历史学者。他的诗歌没有解剖学——看见
肌肉之下的裸露骨骼、颅骨和骨架，以及生命之流下面普遍的衰退和死
亡——的眼光。他用以建构世界的单元，要比生活更简单和宏大，原型
就像古代诗人的原型那样生动和重复，或有时就像戏剧家的原型那样，
这些戏剧家把人物和情景看作是不朽的光辉原则的永久符号和体现。这
个整体就是一系列结构上对称和某种程度上风格化的创造，或者弥漫着
明亮的光线或者投射在最黑暗的阴影里，就像卡巴乔的一幅传奇作品，
几乎没有细微差别，用原色作画，不用半色图片、难以理解和玄妙的东
西，没有吞吞吐吐或暗示或窃窃私语的东西：声音在音高或音色上并没
有变化。
丘吉尔在战争期间的演讲使用古语的风格已为我们所熟悉，是所谓
严肃场合所要求的高声调（编年史家的正式打扮）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丘吉尔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风格应该充分满足历史不时对演员提出的
要求。他1940年就外交部的一份草案写道：“在我看来，提出来的观念
错在试图不明智地谈论政策改良，这与悲剧性的简单化、与时代和迫在
眉睫的问题的严肃性不相适宜。”
他自己的叙述则有意识地爬升和扩张，直至达到不列颠之战的巅
峰。结构和紧张是悲剧式的，其中正是体现在吟诵调和咏叹调之中的表
达方式上的矫揉造作，用来消除正常存在的毫不相干的千篇一律，凸显
出主人公的事迹和苦难。在这样一部作品中，喜剧的时刻必定符合作品
的整体风格，是对它的愚弄。这正是丘吉尔先生的做法。当他说他“用
肃静的凝视”看这或看那，或告诉官员们他们“笑话”一个精心策划的计
划的失败“会被认为是对我极大的不恭”，或描述他的同事看到成功隐藏
起来的阴谋有所进展而显露的“极美的微笑”的时候，他的确切意思正
是：模仿英雄气概的声调——让人想起吉卜林的小说《斯托基公司》
——并没有破坏歌剧的规矩。但是，规矩虽在，它们却并不能任由作者
摆弄：现在他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它们，它们已经与第一天性完全融合在
一起了，艺术与自然已不能区分开了。他文章的僵化模式，是他表达思
想的正常手段，不仅仅在他开始创作之时如此，而且存在于贯穿他日常
生活的想象中。
丘吉尔的语言是他为满足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一种手段。它有着大胆
的、冗长的、相当一致的、易于辨识的节奏，这使它像所有强烈个性化
的风格那样，有可能被人（包括他自己）拙劣地模仿。当一种语言的使
用者赋有极为鲜明的性格，并且成功地为自己的措辞创造一种手段的时
候，这种语言就变得个性化。在丘吉尔散文中可以看到的来源、成分、
对经典的模仿，是非常明显的。结果是独一无二的。不管对这种风格有
什么样的态度，它必定会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忽视或否
认都是盲目、轻佻或不诚实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在特定情形中，而
是总是正式的（虽然强度和色彩会随着场景而不同），总是公开的、雄
辩的、面向世界的，与内省和个人生活的踌躇和紧张相去甚远。
三
丘吉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的品质，就是他整个人生的品
质。他的世界建立在公众超越私谊上，建立在行动以及简单善与简单恶
之战、生与死之战的最高价值上；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战争之上。他一
直在战斗。在1940年最晦暗的时刻，他告诉意志消沉的法国部长
们：“不管你们会做什么，我们都将永远、永远、永远地战斗下去。”这
个标志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
他为何而战？比之于那些同样富有激情但行动上并不怎么一致的人
们，答案更为明显。丘吉尔在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和信念是相当有品位
的。他的批评者常常指责他没有定性，指责他的判断善变甚至反复无
常，比如他改变对保守党的忠诚转向自由党，在两者之间摇来摆去。但
在贸易保护问题上除外，当他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鲍德温内阁的财政大
臣支持关税时，这种初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指责明显错了。事实上，在漫
长而风急雨骤的职业生涯中，丘吉尔很少改变主张。如果有人想去看看
他在我们时代的大问题和长期问题上的观点，只需去找找他在漫长而清
晰的公众生活的每一个时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岁月
里，就这个主题说过或写过什么就可以了。人们会发现，他的观点发生
变化的例子，少得惊人。
看起来固执和可靠的鲍德温，当环境需要时会灵活调整态度。张伯
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托利党人主张的坚定反对者，当他看到党或局势有
所要求时就改变政策——在这一点上比鲍德温更为明显。他追求的是政
策，而不仅仅满足于调整态度。丘吉尔则坚定不移地服从最基本的原
则。
正是他核心的、毕生的信念所具有的力量和一致性，比他对权力的
热烈或激情，或比那些被认为是他的任性而不可靠的才华的东西，在保
守党总部里引发了更大的不安、更多的反对和猜疑。没有哪一个高度集
中的政治组织会对这样一个人感到十分满意，他把独立、自由想象以及
令人敬畏的性格力量，同坚定信念、在公私利益上坚持诚实一致的观点
结合了起来。丘吉尔相信“雄心，更多的是出于对名望的追求，而不是
对粗俗目标的猎取，它在每一颗心灵中闪闪发光”，他相信并努力争取
个人的功绩和光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或19世纪的历史学家或
伦理学家的设想中，任何一个皇帝都会把胜利地骑马穿过波斯波利斯看
作是一件英勇的事情——他确切知道哪些事情在他看来是宏大的、潇洒
的、高尚的、值得高贵的人们追求的，哪些事情是他因其黯淡、灰色、
苍白并可能会削弱或破坏宇宙间的光和运动而心生厌恶的。改变方向、
屈服和怯懦的妥协会使他们自己听命于感觉健全的人们，这些人希望使
他们为之奋斗的世界充满常常是无意识的乐观主义；但如果这些人追求
的政策有可能降低速度、损害生存的力量、削弱他所崇拜的“生机和活
力”——这是比弗布鲁克男爵的话，丘吉尔就准备进行反击。
丘吉尔是那些日见其少的真正相信特定世界秩序的人物之一：那种
赋予该秩序生命和力量的渴望，对他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产生了最强大
的也是唯一的影响。当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要去描述和分析他关于欧洲
或美国、关于大英帝国或俄罗斯、关于印度或巴勒斯坦，抑或是关于社
会或经济政策的观点时，他们将会发现他关于所有这些主题的见解，都
可以套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这是他早年建立起来的，后来只是有所强
化。这样，他常常相信在伟大的国家和文明里秩序几乎都是分层的，例
如，他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憎恨德国：德国是一个伟大的、有着神
圣历史的国家；德国人民是有着伟大历史的民族，因此在丘吉尔的世界
图景中占有相称的空间。他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普鲁士人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的纳粹，但他完全没有对德国人民有所指责。他对法国和法
国文化怀有热烈的想象，并且坚定地宣传英法合作的必要性。他一贯把
俄罗斯人看成是欧洲文明高墙背后的、没有定形的、类似亚洲的群体。
他对美国民主的信仰和偏爱是他的政治观的基础。
他的外交观始终是浪漫主义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争取自主的斗争
占据了他的想象，犹如意大利复兴运动得到其自由主义先辈的同情。同
样，他在社会政策上的观点，符合他从本世纪头十年自由党当局中他最
敬仰的人们——阿斯奎斯、霍尔丹、格雷、莫利，尤其是1914年之前的
劳合·乔治——手中接受下来的那自由主义原则，不管世界会怎么样，
他发现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它们。如果这些1910年进步的观点今天看起
来不大令人信服，而相对于政治而言，它确实无视社会经济不公——霍
尔丹或劳合·乔治几乎不能因此受到指责，那么这些观点来自丘吉尔对
于很早以前就一劳永逸建立起来的关于人类关系图式的不可动摇的信
念。
四
把想象力视为主要的革命性力量，是错误的——如果说它毁灭和改
变了迄今孤立的信念、洞察力、心理习惯，那么它同样把它们融入一个
高度统一的系统。如果它们充满了足够的能量和意志力——这种意志可
能被加上幻想，幻想很少受到事实的威胁，并用在心中整理的事实建立
一个理想模型——有时就会改变整个一代人的观念。
英国政治家中最富这些禀赋的是迪斯累利。他实际上认为，帝国主
义的魅力，辉煌的而为大多数非英国人所持有的观点，有着异国情调的
浪漫，充满了形而上学的情绪，包括所有与英国传统中一切最严格意义
上经验的、功利的、反体系的东西正相反的现象，这些像魔咒一样控制
了两代英国人的心灵。
丘吉尔的政治想象力有某种同样魔法般的变化力量。这个魔法，是
煽动家所具备的，同样也是伟大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所具备的：富兰克
林·罗斯福，同那些改变了关于国家本身及其特点和历史的国内形象的
人一样，十分娴熟地掌握了这个魔法。但是他和丘吉尔之间的差别，要
比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所属大陆和文明的差
异。这种对比在他们各自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上得到生动的展示——这
些角色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的新东西和天才要比第一次世界
大战少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是在更广大区域中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