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争夺，它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剧烈地改变了世界的社会政治轮
廓，或者更甚。但是1914年在连续性上的中断要更加狂暴。1914年之前
的岁月之于我们现在，甚而之于20世纪20年代，就像是一个大规模和平
发展的长时段的末期，突然而灾难性地被打断了。在欧洲，1914年前的
岁月，被那些后来不知道真正和平的人们以怀旧之情看待，这是可以理
解的。
19世纪是持续不断硕果累累的时期，成为人类的一个独特成就，其
强大影响延续下来，即便被战争打断，在一定程度上在我们今天看来也
是惊人的。与之相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的
衰退。比如说，文学的品质——它肯定是思想和道德活力的最可靠的标
准之一，在1914年到1918年战争期间达到的高度是1939年之后不可比
的。在西欧，这四年屠杀和毁灭的岁月，也是天才作品持续出现的几
年，像萧伯纳、威尔斯和吉卜林、霍普特曼和纪德、切斯特顿和阿诺德
·本涅特、比尔博姆和叶芝这样的著名作家，同样还有像普鲁斯特和乔
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斯特、艾略特和亚历山大·布罗克、里尔
克、斯特凡·格奥尔格和梵乐希这些新锐，都在创作。自然科学、哲学
和历史学也还在卓有成果地发展着。相比之下，新近的这场战争有什么
可以拿出手呢？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在一个方面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形见
绌：牵涉其中的国家的领导人，除了法国明显例外，都要比他们的原型
更为高大、精神上更为有趣。几乎可以毫无争议地说，斯大林比沙皇尼
古拉二世更迷人，希特勒比恺撒更引人注目，墨索里尼与维托里奥·伊
曼纽尔相比也是如此。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虽然同罗斯福和温斯顿·
丘吉尔一样令人难忘，但他们达到的绝对历史高度要比后两位稍逊一
筹。
亚里士多德说过，历史就是“阿尔基比阿德斯做过或遭遇过的事”。
假如说历史被定义成历史人物实际上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概念，不管
社会科学如何努力去颠覆它，都比与它竞争的假说更为正确。不管怎么
说，丘吉尔完全接受了这个概念，并且充分利用了他的机遇。他叙述的
主要是人格，并且对个人天分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有溢美之词。在
他的书中，伟大的战时主角的表现使他的叙述具有某种史诗性质，他笔
下的英雄和坏蛋都各具才干，这不仅仅——或实际上完全不是——来自
他们所卷入事件的重要性，而且来自他们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声望。虽
则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有同样的位置，偶尔还有冲突，他们的性格在很大
程度上却是互相映衬的。
读丘吉尔的书，读者必定会超出书本在心里进行对比和比较。罗斯
福的过人之处主要是他对生活的惊人热爱和对未来的无所畏惧。作为一
个人，他对未来热切欢迎，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管时代会带来什么，所
有东西都会按他的意愿行事，没有什么东西再那么可怕或压迫人，以至
于不能服从、用于和塑造成新的不可预测的生活方式，这是罗斯福及其
盟友和忠诚下属投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热心建立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
说，在希特勒那里也看不到恐惧，不过他的自信来自于一个疯狂者的暴
力和狡黠的愿望，这使他很容易从于己有利的角度来歪曲事实。
对未来的信念如此热烈，对塑造未来的力量的信任如此淡定，当其
与对未来的真实轮廓进行现实主义评价的能力联系起来的时候，意味着
对人们生活环境的趋势，对构成这些环境的人们的欲望、希望、恐惧、
爱恨，对被客观地描述为社会和个人“潮流”的东西，自觉或半自觉地有
着极为敏锐的认识。罗斯福的这种敏锐性达到了天才的程度。他所具备
的并在整个总统任职期间所保持的象征意义，主要是因为他把握住了时
代大势和对未来极不寻常的投射。不仅是对美国公众舆论的把握，还有
对他的时代更大的人类社会运动总趋向的把握，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运动内在的流动、震颤和回旋，似乎都以地震仪般的精确性在他的
神经系统中记录下来。他的大多数同胞是认可这一点的——一些人满腔
热情，其他人则怀着忧郁或强烈义愤。远离美国的人们正确地把他看成
是他这个时代最具天才和最坚定不移的民主代言人，最具时代感，最外
向，最直率，最具想象力，精神最为博大，脱离了内在生活的制约，在
用他的洞察力、先见之明和能力树立信心方面有着举世无双的能力，这
使他成为谦恭的人们的典范。
对于现在乃至将来的踏实感觉，知道去哪里、如何去和为什么去，
这使他在健康最终受到损害之前是愉快的、欢乐的，使他乐于同迥然不
同的人在一起，只要他们具有代表性，在各自独特的世界中主动向前，
不管怎样都行。这种内在的生命活力弥补（还不只是弥补）了智识或性
格上的不足，他的敌人（和受他伤害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指出这些不
足。他们的嘲笑实际上没有影响他：不管他们的洞察力多么深刻或感情
多么细腻，在所有东西中他首先不能忍受的，是迟钝、无动于衷、忧
郁、恐惧生活、心中只有来世或死亡。
丘吉尔几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同样不怕未来，还没有人比他更
热切地热爱生活，对所接触的一人一物都倾注了那么多的热忱。但相比
之下，像所有伟大的发明家一样，罗斯福对社会的未来形态有着半自觉
的预知意识；而丘吉尔与艺术家有些相似，他尽管气质外向，却善于内
视自省，丘吉尔最强烈的感觉是对过去的感觉。
他清晰而色彩鲜丽的历史观是他思考现在和未来的依据，是他用于
如此结实地建构、如此富丽和精心地装饰他的世界的不竭源泉。如此坚
固、如此包罗万象的建筑，是不会由任何像敏感的仪器那样易于对其他
人群、机构或民族永恒变化的模式和方向作出反应和响应的人建造的。
实际上，丘吉尔的长处（他身上最令人不安的东西）正在于：和罗斯福
不同，他身上没有装备不计其数的敏感天线，以把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
中最小的扰动测试出来。和罗斯福不同（就此而言，同格莱斯顿和劳合
·乔治也不一样），他不用紧张和专注的方式反映当代社会或道德世
界；他创立了这样一种力量和连贯性，它成为一种现实，通过施加不可
抗拒的力量改变了外部世界。正如他在战争中的经历表明的，他有巨大
的消化事实的能力，但是这些事实已经被他用强有力地加之于原料上的
范畴，改造成了某种他可以用来建筑自己巨大的、简朴的、防卫坚固的
内在世界的某种东西。
罗斯福有着外显的人格，是一个天真的、达观的、愉悦的统治者，
他的欢乐和明显无意的放弃使助手们感到失望，他似乎乐于制定两个或
更多个完全矛盾的政策。在最黑暗和最危险的时刻，更通过迅速和轻易
地设法摆脱政府的关照使他们惊讶。丘吉尔也喜欢快乐，他同样既不缺
乏愉悦，也不缺乏丰富的自我表达的能力，甚至还有让专家汗颜的轻松
地快刀斩乱麻的习惯，但他并不是一个轻佻的人。他的性格中有一种深
度——相应地还有一种对于悲惨的可能性的感觉——这恰是罗斯福轻松
的天才本能地忽略掉的。
罗斯福玩起政治来技巧娴熟，并且他的成功和失败都很辉煌。他的
表演似乎毫不费力。丘吉尔既熟悉光明，也熟悉黑暗。像内在世界的所
有居民，甚至是他们的短暂访客一样，他既有忧郁的沉思，也有缓慢的
恢复。罗斯福可能说起过血和汗，但当丘吉尔为英国人民奉献泪水时，
他说的那句话林肯、马志尼或克伦威尔可能都说过，但罗斯福没有说
过，虽然他是一个勇敢、慷慨大方和感觉敏锐的人。
五
丘吉尔并不是未来文明的使者，他全神贯注于他自己的生动世界，
他对别人内心实际发生的事情理解到什么程度是大可怀疑的。他不是在
反应，而是主动行动；他不是要作一面镜子反映别人，而是要按照他自
己强有力的标准影响和改变别人。写到敦刻尔克时，他说：
毫无疑问，在这紧要关头，如果我在主持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稍
有踌躇，我就会被赶下台。我确信，每个大臣都已下定决心，宁愿
马上牺牲生命，家庭和财产全遭毁灭，也不愿屈膝投降。他们的这
种表现，代表了下院，而且可以说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在这以后的
几天和几个月中，我每遇适当的场合便表述他们的心情。我是能够
表述他们心情的，因为他们的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
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25
那一年的6月28日他叮嘱罗西恩勋爵，当时的驻美大使：“你的心情
要舒畅而镇静。此间没有一个人情绪低落。”
26
这些光彩夺目的句子几乎不能公正评价他在激发他所描述的情感方
面的作用。因为丘吉尔不是一个吸收、聚焦、反射和放大别人情绪的灵
敏镜头；和欧洲独裁者不同，他没有像一个仪器那样利用公众舆论。在
1940年，他认为他的民族有着不屈不挠的刚毅，有着坚定的品质并且传
承下来了。无论如何，如果说他没有去着力表现他的一些同胞在危险时
刻的恐惧与希望，这是因为他把他们强烈地理想化了，最终他们会接近
他的理想，并开始用他看待他们的方式看待自己：“我有幸表达出来的
英国的轻松和沉着的脾气”——的确，他在激发这种情感方面出力最
大。他的句子具有催眠般的力量，他的信念如此坚定，他以强烈的雄辩
吸引了他们，以至于在他们看来，丘吉尔说的实际上正是他们心灵理智
中的东西。毫无疑问，这种情感是存在的；但直到丘吉尔从他们内心唤
醒它之前，很大程度上它是沉睡着的。
1940年夏天，他发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演说之后，他们开始用
一个新的观念看待他们自己的英勇和世界的敬重，此后就成了人类历史
上的一个英雄形象，就像温泉关战役或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一样。他们
进入了被他的话语改造了的战争。他们在自己那里发现的精神，是丘吉
尔用才智在他自己那里建立起来，并且灌输给了他的民族，代表他们对
原始冲动作出了生动反应，他只是有幸用合适的话语表达出来而已。他
激发了英雄的感情，并且改变了不列颠之战的命运，不是通过捕捉他周
围人们的情绪（实际上，在任何时候，这都不是一种懦弱的迷惑、困惑
或冷漠，但是某种程度上的糊涂；是刚毅但缺乏组织性），而是通过毫
不动摇，正如他不为周围生活由之组成的那么多缤纷色彩所动。
英雄般自豪的特殊品质和他心中涌起的崇高感，像在罗斯福那里一
样，不是来自于活着和掌控历史上关键时刻的那种兴奋，不是对于事物
的变化和不稳定性的兴奋，不是对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的兴奋——正是
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为每时每刻自发的即兴创作，为与不安分的时代精
神相一致的大的想象性变革，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相反，它来自于持
续的内省沉思的能力，来自于情感的厚重和执着——特别是对于他承担
着个人责任的伟大传统的感情和忠诚，来自于一个他勇于担当并必须传
递给值得接受这一神圣重担的人的传统，他不仅要正确和完整无损地传
递给他们，而且还要加以强化和渲染。
俾斯麦曾经说过没有什么东西像政治直觉一样：政治天赋就是听到
遥远的历史骏马马蹄声，然后通过超人的努力跳起并抓住骑手的衣服后
摆的能力。没有人比温斯顿·丘吉尔更热切地听这攸关命运的声音，在
1940年他做了一个英雄的起跳。他写道，“要想压制由对可怕事情的长
期权衡而带来的内心激动，是不可能的”，而当危机最终爆发的时候他
有所准备，因为经过毕生的努力他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内阁首相的作用是独特的：“如果他踉跄了，他必须站得住；如果
他犯了错误，错误必须被掩盖起来；如果他睡觉了，他必须不能被肆意
打扰；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必须被撤换。”这是因为此时他是“英国
的生活、它的启示和它的光荣”的监护人。他完全相信罗斯福，“可以想
见，为了处于可怕的危险中的世界自由事业，他会放弃自己的生命，更
不用说公职了。”他的文章记录了不列颠之战的巅峰时刻出现和蔓延开
来的紧张——“这是一个生或死都同样伟大的时刻”。在似乎就要失败的
时刻产生的品质，就是面对致命危险的清晰、勇敢的认识和取胜的意
志，这些都是燃烧着的历史想象的产物，所依赖的材料不是外在的而是
来自心灵之眼：当将来的历史学家在平常日子的灰暗光线中去严肃地评
价和解释这些事实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幅图像的形状和简单性很难复
制出来。
六
首相能够把他的想象力和意志施加给他的国民，拥有伯里克利那样
的统治地位，严格地说是因为在国民面前他比真实的自己人更大、更高
贵，并且在危机关头把他们提升到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度。这是一种人们
常常并不（也不应当）喜欢居于其间的氛围；它需要高度紧张，持续下
去就会毁掉所有的正常感觉，过分夸大人际关系，并且把普通的价值歪
曲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不过，它到头来确实改变了大量不列颠群岛
居民的自我认知，使他们的生活惹人注目，使他们穿上了自认为和彼此
都认为与伟大的历史时刻相称的盛装，把懦夫改造成了勇士，无所畏惧
地抗击敌人。
这是独裁者和煽动家把和平的人们变成行进的军队的一种手段；丘
吉尔的独一无二、令人难忘的成就，就在于他在一个自由体制的框架中
建立了这个必要的幻象，没有破坏甚至没有扭曲这个体制；就在于在紧
急时刻过去之后，他唤起的精神没有继续压迫和奴役人民；就在于他通
过以历史观的术语解释现在而拯救了未来，这种历史观没有歪曲或阻碍
大不列颠民族的历史进步，而是以想象中的传统或一个绝对可靠的、超
自然的领导人的名义，试图让大不列颠民族实现一些不可能和难以企及
的辉煌。丘吉尔没有陷入浪漫主义的宿命，是由于他有着充分的自由主
义意志感觉。如果说这种自由主义意志有时对现代专制的悲惨一面缺乏
了解，那它对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巨大欺骗中错误的、可笑的、卑劣的东
西，还是保持了敏锐的觉知——有时候过于宽容，但仍然是敏感的。独
裁者有一些极为鲜明和极有特点的绰号：希特勒是“这个罪人，这个仇
恨和失败的怪胎”。佛朗哥是一个具有让“淌血的民族”服从自己的“邪恶
品质”的“心胸狭隘的暴君”。贝当政权未得到宽恕，它对传统和永恒的
法兰西的借重被认为是对民族感情令人厌恶的嘲弄。1940年到1941年的
斯大林是一个“集冷酷无情、诡计多端和学识浅薄于一身的巨人”。
对篡夺者的真正敌意——这在丘吉尔那里甚至比对权威和秩序的热
爱还要强烈，来自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同样明显具有的一种品质，即对
生活非同寻常的爱，对施加给人类关系丰富多样性的严苛约束的痛恨，
对促进、妨碍或歪曲成长和活力的东西的本能感知。但因为丘吉尔如此
热爱着的生活本身，是作为对传统虚饰的一部分戴着历史面具展现给他
的，因此他建构历史叙述的方法、重点的摆布、人物和事件相对重要性
的分配、历史理论、叙述的构架、句子结构、语句本身，都成为复活历
史的要素——这种复活，就像文艺复兴或摄政时期的新古典主义一样鲜
活、原创和具有个人特点。由于认为不带个人色彩、单调、缺乏戏剧性
的必然是无足轻重的，从而在总体上遗漏了太多东西，这种抱怨也许是
合理的。历史学家认为事实并且只有事实是有趣的，更糟的是他们认为
所有事实都同样有趣。抱怨丘吉尔复活历史的办法不是当代的，因而在
某种意义上要比那些客观的历史学家看待事实所戴的模棱两可、不偏不
倚的眼镜缺少真实性，对现代需求缺少反应，这不就是怯懦的卖弄和盲
目吗？
七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不同之处，至少在一个方面比国家特
点、教育甚至气质上的明显差异更显著。虽然罗斯福有历史感，生活上
富足、无忧无虑、悠闲自在，对个人安全坚信不疑，在美国之外的更大
世界里处之泰然，但他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和新世界之子。相比之下，
尽管丘吉尔热爱当下，渴求新知识，感知当代技术可能性，并在大胆运
用技术方面思绪飞扬，尽管他热心基础英语，尽管访问莫斯科时他的连
身工作服让主人们很不舒服，他仍然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人。
差异是深刻的，这足以说明丘吉尔和他所敬重的美国总统在世界观
上的不相容性。美国和欧洲，也许是20世纪和19世纪的某些根本不同，
在这种引人注目的互动中似乎具体化了。20世纪之于19世纪，犹如19世
纪之于18世纪。塔列朗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见解，即那些没有在旧体制下
生活过的人们，不知道真正的生活乐趣是什么样子。实际上，从我们的
角度看，这一点是清楚的：19世纪初期那些热切的、浪漫的年轻人似乎
不能透彻理解或喜欢革命前世界最文明的代表的生活态度。尤其是在法
国，那里的差异最明显。讽刺，尖刻，眼光狭隘，专盯着性格、风格上
的细微差异，对隐隐可辨的色彩差异的先入之见，极端敏感，这些都使
得即使像狄德罗这样“先进”和富于远见的人的生活，都截然不同于浪漫
主义者更宽广而简单的视野——这就是19世纪在理解事物上所缺乏的历
史观。
假设雪莱遇到伏尔泰并进行交谈，他的感受会怎么样呢？他极有可
能深感震惊，震惊于眼界的狭隘、觉悟的小气、显见的浅薄和苛求衣
食、伏尔泰那种恶意的似乎是老处女般的细心、对小物件的沉迷、对经
验细枝末节的追逐。他可能会对漠视当时大的道德和精神问题感到厌恶
或痛惜，这些问题范围之广泛、意义之重要，使得最优秀和最清醒的心
灵感到痛苦不安。他可能会认为他是不道德的，但更可能会认为他粗
俗，过于尖刻，过于渺小，过于小气，荒诞不经和无耻猥琐，会在庄严
的场合傻笑。
反过来，伏尔泰很可能会极为厌烦，看不到这么多伦理雄辩的充分
理由；他在所有道德兴奋点上都会眼光冷淡而充满敌意：圣西门对于世
界的宏大构想（它使半个世纪之后的左翼年轻人深感激动），借助科
学、技术和精神资源，改变了世界的形状，将它整合为一个整齐划一的
人造体。这在伏尔泰看来似乎是一片沉闷和单调乏味的沙漠，过于同质
化，味同嚼蜡，虚幻缥缈，对那些小的、隐而不露但关键性的差异和不
协调视而不见——它们赋予经验以个性和意味，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文明
的远见、智慧、对话，当然也不会有从一种高雅和考究的文化中产生出
来的艺术。在他看来，19世纪的道德观是一台单调、模糊、粗糙的机
器，它无法识别光线的焦点，无法识别声音和颜色的短命模式，这些模
式转瞬即逝的无限变幻就是悲喜剧，即人际关系、人情世故、政治、历
史和艺术的内容。
这种沟通上的失败，原因并不只是观点的变化，也是把两个世纪区
分开来的眼光类型。18世纪的眼光是微观的，19世纪的眼光则是宏观
的，它的眼界宽多了——是以普遍的至少是欧洲的方式来观察，看到的
是大山的壮丽轮廓，而18世纪敏锐地看到的，只是山坡的纹理、裂缝和
不同阴影。18世纪眼光的目标更小，眼睛离客体更近，19世纪重大的道
德问题并不在其敏锐鉴别力的关注范围之内：那是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带
来的破坏性差异，它导向了某种并不必然更好或更坏、更丑或更美、更
深远或更浅薄的东西，但首先是不同种类的情景。
与这种差异类似的某种东西把美国与欧洲（同样把20世纪与19世
纪）区别开来。美国的眼光更宽阔、更大方；虽然表达方式局促，但它
的思想以一种宏大的、广泛的单一观点，超越了民族和种族的藩篱，超
越了世界观差异。它重物而不是人，观察世界（那些在19世纪以这种方
式来观察世界的人被看成是乌托邦式的怪物）借助的是丰富而具有无限
可塑性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有待于建构和设计，以用来满足世人对幸
福、善良和智慧的渴望。因此，把它以极端方式与欧洲人区分开的差别
和冲突，似乎必定是琐细、非理性和可怜的，对自尊而道德上自觉的个
人和民族没有价值；事实上，这些差别和冲突很容易被支持关于现代人
任务和权力的更为宏阔的观点所抹除。
对欧洲人来说，这种美国人的态度，这种可能只是为那些生活在山
巅和平原上的人们提供一幅全景画的大范围展望，似乎出奇地平淡，没
有细节或色彩，有时似乎缺乏深度，当然也没有那种对于或许只有住在
山谷里的人才具备的精细辨别力的即时反应，因此在他们看来，美国人
知道的多，但理解的太少，忽略了中心思想。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每一
个美国人或欧洲人——在欧洲当地人中有天生的美国人，反过来亦如此
——但它似乎刻画了这些完全不同的文化的典型代表。
八
从某些方面来看，罗斯福朦胧地理解并且没有完全责备欧洲人表现
出来的这种态度。更清楚的是，丘吉尔在很多方面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有
着本能的同情。但总的来说，他们并不代表不同的世界观，他们能够深
深理解和敬重彼此的才能，这就是他们不寻常的想象力和都喜爱生活多
样性的明证。在一方看来，另一方不仅仅是盟友，是一个伟大民族令人
钦佩的领袖，还是一个传统和文明的象征；他们的异中之同，就是期待
着西方世界的复兴。
罗斯福被难以捉摸的俄罗斯人所吸引，丘吉尔则在外国人和没有吸
引力的象征物面前本能地退缩。总的来说，罗斯福认为自己可以哄骗甚
至诱惑俄罗斯，把它同化进包含整个人类的伟大社会中来。丘吉尔则持
怀疑态度。
罗斯福是一个圣公会教徒，富有想象力，乐观，自信，愉悦，相信
经验，无所畏惧，精通社会进步的观念。他相信，有了足够的精力和精
神，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成。他就像英国小学生那样，退缩以躲避对表层
之下东西的深入了解，并且看到了世界上各民族之间许多密切关系，从
中可以以某种方式建立一种新的、更自由、更富裕的秩序。丘吉尔也富
有想象力，精通历史，更严肃，更用心，更专心，心事更重，深感长久
的分歧会让这样一个秩序难以实现。他相信制度和种族、阶级、个体类
型的永久特点。他的政府是按照明确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他自己的办公
室纪律严明。他的习惯虽不寻常，却有规律。他相信自然的、社会的，
还有近乎形而上学的秩序——一个不可能也不期望被破坏的神圣的等级
制度。
罗斯福相信灵活性，随机应变，以无限多样的新的、出其不意的方
式富有成效地运用人力和资源。他的机构有些混乱，或是故意如此。他
自己的办公室并不组织有序，他习惯了高度个人化的政府。他让拥护制
度权威的人很生气，但令人生疑的是，他是否用其他方法达致目标。
世界观上的这些差异是深刻的，但它们在范围上很大，又都是真实
的观点，没有被个人的癖性和道德标准上的差别所局限和扭曲，这些标
准把威尔逊、劳合·乔治与克莱蒙梭截然区分开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
尔首相经常有分歧；他们的理想和方法很不相同；在罗斯福总统随行人
员的回忆录和随笔中对此多有涉及。但关键是，这种讨论是在两位政府
首脑清醒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会彼此反对，但从不希望彼此伤害；他
们会签发相互矛盾的指令，但他们从不争吵。当他们妥协的时候——正
如他们经常做的那样，他们没有痛苦感或失败感，而是作为对历史的需
求或对对方的传统和人格的回应。
他们彼此把浪漫轻松的一面展示给对方，远远高出盟友或下属们的
争斗：他们的会议和通信成为他们双方有意突出的事情；他们是有王室
血统的表兄弟，都为这层关系感到自豪，他们对对方古怪脾性的认识敏
锐、有时有趣，但从不讽刺。在历史大变动期间结成的这种关系，会被
它的严肃性有所夸大，而从未减弱或退化，而是保持着正式的尊严和高
涨的情绪，这在以前国家首脑的关系中几乎没有过。每个人与其说是被
对方，还不如说是被对方的思想所吸引，被自己独特的兴奋所感染。
相互间的关系是真诚的，这是由于有某种甚至超出牢固的利益共同
体或个人和官方的尊重或敬佩的东西，就是说，是由于他们彼此喜欢对
方的生活怪癖和幽默，以及对生活的主动参与，喜欢到了特殊的程度。
这是一种独特的私谊，哈利·霍普金斯理解并极力鼓励这样做。罗斯福
的趣味感或许是轻松的，丘吉尔则有些严肃。但这正是他们彼此共有并
与盎格鲁——撒克逊圈子之外的少数政治家（如果说有这种政治家的
话）共有的东西。助手们有时忽略或误解了这种东西，它使两人的交往
具有非凡的品质。
罗斯福的公开讲话不同于丘吉尔引起全世界注目的杰作，但他们在
精神或本质上并不矛盾。罗斯福没有给我们留下来他对世界的解释，或
许他的日常生活更多地被执行这样一个任务所占据。但他们都完全清楚
彼此在当代世界历史上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并且丘吉尔对他的管家角色
的描述，是带着对这种责任的完全清醒认识写下来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以相应的严肃态度来对待。他就像是历史
舞台上的一个伟大演员——或许是他这一类人中的最后一个，在灯火辉
煌中以一种大气、从容不迫和高雅的语调说着令人难忘的台词，这同样
地适合于这样一个人，他知道他的工作和他这个人将成为很多代人研究
和判断的对象。他的叙述是一个伟大的公开演出，具有形式上的重要意
义。这些语词、辉煌的短语、经久不衰的情感品质，是表达他对自己和
世界看法的一种独特手段，将像他已经说过和做过的所有事情一样，必
然强化闻名的公众形象，这不再能与作者的内在本质和真实特点区分开
来：一个极为出众的人，比普通人更大方、更质朴，在他有生之年就成
了一位历史巨人，胆识超人，身体强壮，富有想象力，是他的民族所产
生的两个最伟大的实干家之一，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演说家，他的国家
的救星，一个属于现实同样也属于传说的神话英雄，我们时代最大写的
人。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
我从来没有同罗斯福总统会面过，虽然战争期间我在华盛顿待的时
间超过了三年，但我甚至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对此感到遗憾。在我看
来，看见某个多年来占据人们想象的人物，特别是听见他的声音，一定
会以某种深刻的方式修正人们的印象，使它更为具体、更富立体感。然
而，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仅仅是在广播上听到过他的声音。结
果，我必须在无法得力于个人熟识，或许还应该加上，在对美国历史或
国际关系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来努力向大家介绍我对罗斯福总
统的印象。我也没有能力去评论罗斯福的内外政策，或这些政策更大的
政治或经济效果。我这里只能试着就罗斯福总统的人格在我们这一代欧
洲人中产生的广泛影响描述一下个人的印象。
当我说某个人多年来占据人们的想象时，这对罗斯福和我们这一代
英国人，或许对欧洲大部分地方的人，事实上是对整个世界的人来说，
确实是真的。在20世纪30年代，如果一个人尚且年轻，生活在民主国
家，不论其政治观点如何，如果他有着真正的人类情感，有着最微弱的
社会理想主义火花，或对任何一种生活的热爱，那么他的感受一定会类
似于在拿破仑被打败之后的复辟时期欧洲大陆年轻人的感受，一切黑暗
而沉寂，大的反应传布开来：少许激动，绝无抵抗。
一切都开始于1931年的股市暴跌，它削弱了很多中产阶级年轻人的
经济安全感，其实这种感觉也许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随后是30年代的铁
幕，那个时代的英国诗人们——奥登、斯彭德、戴·路易斯——留下了
非常生动的证明：黑暗的、沉闷的30年代，是所有时期中孤独的时光，
没有一个欧洲人愿意退回到那时，除非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消失感到悲
痛。在那个年代出现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希特勒、反饥饿示威游行、
阿比尼西亚战争、和平投票、左派图书俱乐部、马尔罗的政治小说，甚
至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文章、苏维埃的审判
和清洗，年轻的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皈依共产主义或对共
产主义强烈同情，这似乎是坚定和强大到足以有效抗拒法西斯主义敌人
的唯一力量——常常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理由；有时与这种皈依相伴的，
是到莫斯科访问或在西班牙战斗，牺牲在战场上，要不然就是对共产主
义实践痛苦而愤怒的幻灭感，或在两种程度较轻的罪恶之间作出绝望和
牵强的选择。
那些日子里，最动人的宣传说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力量过时
了，现在就是要在两个阴郁的极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红色和
黑色之间作出选择。对于还没有被这些喋喋不休的说辞弄得失去理智的
人们来说，黑暗中的唯一光明就是美国的罗斯福政府和新政。在民主世
界处于虚弱和绝望与日俱增的时候，罗斯福散发出信心和力量。罗斯福
是民主世界的领袖，在30年代的所有政治家中，唯有他身上没有阴云笼
罩——阴云既没有笼罩他也没有笼罩他的新政，在欧洲人看来新政更是
人类历史上的光明篇章。说他的伟大的社会实验是在无视外部世界的孤
立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这是正确的。但是，这在心理上也是可以理解
的：美国诞生于对长期受宗教和民族冲突困扰的欧洲的愚蠢和恶行的反
抗，自然要寻求不受欧洲生活潮流干扰的解放，特别是在欧洲眼看要堕
入极权主义梦魇的时候。罗斯福寻求并非特别的外交政策，如果说不是
完全没有外交政策的话，确实是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在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罗斯福的做法，得到那些
发现欧洲景况凄惨的人的原谅。
他的国内政策显然出于人道的目的。20世纪20年代放纵的个人主
义，带来了经济崩溃和普遍的灾难。在这之后，罗斯福力求建立新的社
会公正规则。他这样做并没有逼迫国家穿上纯理论性的束身衣，不管是
社会主义的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抑或是法西斯帝国作为新秩序所炫耀
的某种新的社会组织。美国的社会不满达到最高点，把企业家作为社会
救星的信念在著名的华尔街经济崩溃之后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罗斯福正
在为压抑的怨恨和悲愤提供一个巨大的安全阀，试图阻止革命的发生，
并为更大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公平——美国生活传统中最好的部分——构
建一个制度，而不改变美国自由和民主的基础。在没有同情心的批评家
看来，做事的似乎是这样一些人的杂乱集合：业余人士、大学教授、新
闻记者、私人朋友、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思想家，这些人今天都被
称为饱学之士，他们的真正面目和领导企业或制定政策的方法，激怒了
华盛顿历史悠久的政府机构中的公仆们和头脑清晰的各种类型的保守主
义者。但明显的是，恰恰是这些人还不熟练，恰恰是他们被允许尽情地
发表意见、进行试验、沉溺于大量的试错，恰恰是私人关系而非体制上
的关系，才带来了它自己的活力和激情。华盛顿无疑充满了争论、辞
职、宫廷密谋，个人与个人团体、党派、小集团、名将的私人支持者之
间无休无止的战争，这必定让习惯了慢节奏和更规范的行政模式的严肃
而负责的官员们生气；至于银行家和商人们，他们的感受过去有分量，
但在那个时期他们很少受到关注，因为他们被认为把自己的名声给深深
地败坏了，事实上是给永久地败坏了。
这个广大而剧烈的混乱控制了一个漂亮、有魅力、欢快、非常勤
奋、非常乐观、闯劲十足的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人们指责他
缺点太多。他背判了自己的阶级；他愚昧无知、不讲规矩、不负责任。
他在玩弄别人的生命和职业方面心狠手辣。他被冒险家、狡猾的机会主
义者、阴谋家所包围。他冷嘲热讽、厚颜无耻地对个人、团体和外国代
表作出互相矛盾的承诺。他以他巨大的和不可抗拒的公众魅力、他惊人
的高昂情绪，弥补了他在其他方面优点的缺失，而这些优点被认为是作
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的领袖更为重要的——努力、勤勉、负责等
优点。所有这些都是对他的指责，其中一些可能确实是公正的。吸引他
的追随者的是，他拥有罕见而令人鼓舞的品质：他胸怀宽广，有着远大
的政治见识、强大的想象力，了解他生活的时代和20世纪正在起作用的
巨大的新力量——技术、种族、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向；
他支持生活和运动，支持尽最大可能慷慨地促进最大多数人希望的实
现，他不支持谨慎、节俭和清静无为。总之，他完全是一个敢作敢为的
人。
他是20世纪或者包括其他世纪少数几个看起来对未来完全没有恐惧
感的政治家之一。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都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
应对局面和取得胜利的能力。他信任助手们的能力和忠心，因此他以平
静的目光看待未来，好像在说：“来吧！不管可能是什么东西，都会被
我们粉碎，我们将它变成有益之物！”正是这一点，或许还有其他品
质，让他吸引了观点极为不同的人们。在一个令人失望的世界上——这
个世界好像被奔向毁灭的卑鄙而致命地高效的狂热者、奔波忙碌着的困
惑人群、缺乏热情而在他们无法解释的事业中殉道的人所撕裂，他相信
自己阻止这个可怕潮流的能力，只要他还在掌控局面。他有着独裁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