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精力和手腕，他站在我们这一边。在他的言论和公开活动中，他
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对他的所有政治的、私下的和公开的批评可
能都是真的；他的敌人和一些朋友所认为的他的所有缺陷可能都确有其
事；然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是独一无二的。当欧洲的天空越发阴暗
的时候，特别是战争爆发后，对于欧洲那些贫穷和不幸的人们来说，他
就是一个仁慈的半神半人，只有他能够并且最终会拯救他们。他的道德
权威——他在他自己国家之外获得的信任程度，远远超出了在他们心目
中所有时代的美国先驱者——是无可匹敌的。威尔逊总统在早些年，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他胜利地乘车穿过巴黎和伦敦的时候，或
许引发了一些类似的情感；但它随后就消失了，并留下了可怕的失望
感。甚至他的敌人都很清楚，罗斯福总统不会像威尔逊总统那样被击
倒。他为他的声望和他的人格增加了一点政治技巧——真正的精湛技巧
——这是他之前的美国人所不曾具有的。他实现自己愿望的机遇显然是
非常大的；他的追随者不可能收获痛苦的失望。
实际上他非常不同于威尔逊总统。因为他们代表了两个对比鲜明的
政治家类型，每个类型中都不时会有才干卓著的人物出现。第一类政治
家是单原则和有信仰眼界的人。由于执迷于他自己光明而清晰的梦想，
他常常既不去理解人民也不去理解事件。他没有怀疑或迟疑，通过集中
意志力、直率和力量，他能够忽略许多身外发生的事。这种极端盲目和
固执的专注，在某些场合能使他让事件和人物屈从于他自己的固定模
式。他的力量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软弱和优柔寡断的人们自己没有安全
感，没有能力在选择之间作出决定，他们从对一个超人之类的领导人领
导才能的屈从中发现了轻松、安全和力量。对他来说，所有争论都是清
晰的，他的宇宙完全是由原色组成的，主要是黑色和白色，他朝着目标
的行进看起来既不向右又不向左，依靠他内在的强大的洞察力来支持。
这样的人在道德和智识品质上差异很大，就像自然界的力量那样，在世
界上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加里波第、托洛茨基、巴涅尔、戴高乐，
或许列宁也属于这个类型——我这里描述的区分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不
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类型。在这个范畴里面，既有像威尔逊这样伟大的
恩人，也有像希特勒那样可怕的坏蛋。
另一类有影响的政治家是天然的政治生物，因为朴素的英雄常常是
明确地反对政治的，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要把人们从政治生活的错综复
杂和欺骗中解救出来的。这第二类政治家有着最精微的触须，它们以难
以或不可能进行分析的方式传达给他们，他们周围事件、情感和人类活
动不断变换的轮廓——他们天生就有一种独特的政治感觉，依靠的是一
种以精确的印象考虑问题、整合大量转瞬即逝而难以捕捉的细节的能
力，就像艺术家处理他们的材料时所具有的能力。这类政治家知道如果
要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要做什么、何时去做。他们知道自己常常不是
天生局限在一些内心深处的思想或内向的情感的私人世界里，他们是把
他们的大量同胞以某种模糊的、不能言说但执着的方式正在思考和感受
的东西具体化、强化和清晰化。凭着这种能力去判断他们的材料，非常
像雕刻家那样知道能够从木材中塑造出什么、从大理石中塑造出什么，
知道怎样和何时去塑造，他们类似于有着天生治病能力的医生——这种
能力不是直接依赖于只有通过观察和试验，或从其他人的试验中才能获
得的科学解剖学的知识，虽然没有知识就不会有能力。这种直觉的——
或至少是不能传达的——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人们需要的东西的知识，这
种洞察财富所在的能力，是某种为许多类型的天才、为科学家和数学家
共同拥有的东西，同样也是许多类型的商人、管理人员和政客共同拥有
的东西。这些人，当他们是政治家的时候，敏锐地知道人类思想和情感
的流动方式，知道在哪里生活最沉重地压迫着人们。他们传达给这些人
的是这样一种感受，就是他们理解人们的内在需要，对人们最深层的冲
动作出了反应，总之就是他独自能够按照群众正在本能地探索的路线去
组织世界。俾斯麦、亚伯拉罕·林肯、劳合·乔治和托马斯·马萨里克，或
许在某种程度上格莱斯顿，在更小的程度上沃波尔，属于这类政治家。
罗斯福是这种类型中了不起的能手，他是现代他这一行当中最仁慈的也
是最伟大的大师。他确实渴望人类过上更好的生活。尽管新闻界的敌意
在蓄积，不断有预言说他走得太远了，不能再次当选总统，但在罗斯福
的四个任期中，他在美国大选中获得绝大多数选票，完全是由于一种模
糊的情感：对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罗斯福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祝他
们好运，他会为他们干事。这种情感渐渐扩散到整个文明世界。对贫穷
者和受压迫者来说，他成了一个传说中的英雄——他们也不大清楚为什
么会这样，远远超出英语世界的范围。
正如我前面说的，他被他的一些敌人指责背叛了他的阶级，他确实
是这样的。当保留着一些自由贵族成长其中的旧秩序的风度、生活方
式、感情结构和魅力的一个人反抗他的生活环境，并且接受新的、社会
反抗阶级的观念和渴望时——接受这些东西不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出
于真实的道德信念或对生活的爱，他无法再站在他认为狭隘、卑鄙、带
有限制性的一边——结果是令人着迷和富于吸引力的。这就是使得像孔
多塞、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或者其他一些19世纪俄罗斯、意大利、
波兰的革命者具有如此吸引力的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可能一直同
样是摩西、伯里克利，或恺撒大帝吸引人的奥秘所在。正是这种绅士风
度的品质，连同这样一些事实：他们感到他在斗争中会坚定地站在他们
一边，支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在反抗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战争中
他开放和无所畏惧地放弃中立，使他在战争岁月里为英国人深深地喜
欢。我清楚地记得，伦敦的大多数人在1940年11月听到美国总统选举结
果时是何等激动。从理论上说他们不应该担心。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强
有力地和言辞恳切地把自己说成是民主体制的支持者。然而说英国人对
两个候选人在感情上保持中立，那是荒唐的。他们骨子里就觉得罗斯福
是他们终生的朋友，他同他们一样痛恨纳粹，他希望他们所信仰的民主
和文明取得胜利，他知道他需要什么，并且他们的理念与他的目标是相
似的，而与他所有对手的目标相似之处就要少一些。他们感到他是真心
实意的，因此他们不关心他的政治任命是在老板们影响下作出的还是出
于个人原因，抑或是轻率作出的；不关心他的经济学说是否离经叛道，
他是否充分谨慎地重视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意见、美国宪法的药方，或最
高法院的意见。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他们知道，他会以他巨
大的活力和能力给他们以保证。还没有什么事情具有这样长久的大众魅
力；群众知道他们真正喜欢什么，什么东西是真正吸引他们的。德国人
想着希特勒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希特勒大概就是什么样子；生活在欧
洲、美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还有产生政治思想基本原理的别的
任何地方的自由的人们——所有这些人感到罗斯福是什么，他事实上就
是什么。他是民主体制最伟大的领导人，是20世纪社会进步最伟大的拥
护者。
他的敌人指责他密谋把美国拖进战争。我不想讨论这个有争议的问
题，但在我看来这种指责缺乏证据。我认为，当他发誓要让美国处在和
平之中的时候，他想要竭力做到这样，这与帮助民主国家促进胜利并不
矛盾。有一个时期，他必定想到他能够不介入战争而赢得胜利，后来他
就处在作为世界命运仲裁者的独特地位——迄今还没有人得到这样的地
位，不必去抚慰那些卷入战争而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痛苦力量，这些力量
成为缔造和平所需的理性和仁慈的障碍。毫无疑问他非常相信自己临机
决定的神奇力量。他无疑有很多政治错误，其中一些已经难以弥补了：
有些人会提到斯大林和他的意图、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另一些人会公正
地指出他对自由法国运动的冷淡态度，他对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绅士
想法，还有他在很多其他问题上的错误。他让他坚定的支持者和忠诚的
仆人愤怒，因为他没有告诉他们正在发生什么事；他的政府是高度个人
化的，这让那些头脑清晰的官员们愤慨，让那些认为必须与他们磋商并
经他们通过后才能制定政策的人蒙羞。他有时候也让他的盟友们生气，
但当他们后来想到在美国和世界上有想看罗斯福笑话的人，想到这些人
动机是什么，他们对他的尊重、爱戴和忠诚就又回来了。没有人树立更
多公开的敌人，也没有人有权利为这些敌人中的某些人的平等和动机感
到自豪。他可以公正地称自己是人民的朋友，虽然他的反对者指责他是
一个煽动家，这种指责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他并没有为了得到权力而
牺牲基本的政治准则；他没有仅仅为了向那些他不喜欢或他想征服的人
实施报复或者因为他发现这正是他易于操控的环境，而激发邪恶的情
绪；他明白，他的行政工作必须走在舆论的前面并引领舆论，而不是受
舆论的拖累；他让他的大多数同胞比以往更为身为美国人而自豪。他们
亲眼看到他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也非常真切地看
到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人不同寻常的转变。或许这主要来自他20世纪20年代早期
身体垮掉和他在战胜残疾上的巨大胜利。因为他一开始的形象是一个出
身名门、有礼貌、没有特别天分的年轻人，有些自以为是，在格罗顿和
哈佛得到了同龄人的喜欢而非特别的敬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个
能干的海军部副部长；总之，他似乎是带着温和的政治雄心开始了一个
美国贵族常规的职业生涯。他的疾病，他夫人的政治品质和对他的支
持、鼓励——历史当然会记录下来她的高洁品格和善良心地，似乎以一
种完全独特的风格，把他的外显人格变成了一个强壮的、仁慈的维护
者，他成了民族之父。他做的不止这些：他还改变了政府及其对人民的
义务的基本概念。福利国家虽受到诸多指责，但显然已成时尚：对生活
和社会服务最低标准的直接道德责任，今天理所当然地被西方民主国家
中最保守的政治家几乎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共和党1952年竞选获胜后，
也没有去颠覆罗斯福社会立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20世纪20年代
还被视为乌托邦。
罗斯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在确保取得对自由的敌人的胜利之
后），就是他表明，政治上的有效和仁慈是可能的，并告诉人们：按照
20世纪30年代激烈的左翼和右翼的宣传，对政治权力的征服和占有是与
人类的品质不相容的，但它必然要求对之严肃追求的人们把生命牺牲在
某种无情的意识形态或专制统治的祭坛上——这种充斥在当时的艺术和
谈话之中的宣传，很容易看出来是假的。罗斯福的榜样强化了世界各地
的民主体制，就是说，促进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的观点并不必然意味着
所有效能政府的终结；力量和秩序并不同于学说的束身衣，不管是经济
学说还是政治学说；把个人自由——松散的社会结构——与不可缺少的
最低限度的组织和权威调和起来是可能的；罗斯福最伟大的前任曾把这
个信念描述为“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 27
哈伊姆·魏茨曼
一
哈伊姆·魏茨曼的成就，和他公众生活的细节，我这里有大量文献
需要记述或进行分析。他的个人特点不那么出名。他是我有幸熟悉的唯
一一个天才政治家，我乐于试着去传达他那种天分的点滴。所谓“点
滴”，就是它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罕见人物的生活和特点的一小部分。
理解一个伟人，或分享他的友情，必须永久地转变人们关于人类可
能是什么或做什么的观点。不同学派的社会理论家有时试图让我们相
信，“伟大”这个概念是一个浪漫的幻象——一个被政客或鼓动家滥用、
对事实深入考察就能拆穿的粗俗概念。除非当面遇到一个真正的伟人和
他的杰作，你无法最终驳斥这个贬值的概念。“伟大”不是一个特定的道
德属性，也不是一种私德。它不属于人际关系范畴。一个伟人不必有好
的德性，或正直，或仁慈，或细腻，或讨人喜欢，或具有艺术或科学天
赋。称一个人是伟人，是说他在满足或对人类的核心利益产生实质影响
方面，有意迈出了（或可以迈出）一大步，这远远超出普通人的能力。
配得上“伟大”这个字眼的思想家或艺术家（我并不必然意指一个天
才），必须极大地推动社会朝着人们一直在追求的某些思想或审美目标
前进；或者改变人们的思维或情感方式，这是此前人们在个体能力限度
内想不到的。这样一个成就，有时被那些为此而着迷的人看作人类解放
的一个壮举，有时被看作一种奴役，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同样，在行
动领域，伟人似乎仅靠单枪匹马就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永久
和彻底地改变极大一部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真正称得上伟人的人，
他所带来的变化，必须是那种最具判断力的人认为是先前不可能的——
某种靠事件的力量、靠时代“潮流”或“趋势”难以带来的东西，也就是
说，是某种离开干预难以发生的、先前也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正因为
如此，引起这个变化的人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伟人。无论如何，那就是
人们回顾后得出的看法。这是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人类（例如马克
思或托尔斯泰）事实上是否高估了他们某个人的重要性——某种不承认
存在英雄、没有人情味的历史观是否在事实上是正确的，这里姑且不
论。英雄创造或打断了一个民族的生活，如果这个概念来自一个幻象，
那么尽管所有重要的论据都反对它，它还是一个非常持久的、强迫性的
和普遍的幻象。这已得到我们时代经验的有力证明。就我眼下的目的而
言，我至少可以说，这不是虚假的，而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历史观。因
此，我乐于开始论证这个相对谨慎的命题：如果曾经有过伟人——英
雄，或者更具体地说，如果有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说成是那种永久和
深刻改变很多人生活的革命的创始人，那么魏茨曼就是这样一个人。这
是我要努力加以说明的。
我曾经说过，伟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由于他的积极干预，那些
看起来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结果真的发生了。很难否认这样一点，就是
那些最终导致创建以色列国的行动属于不可能或出人意料的一类。当西
奥多·赫茨尔开始宣扬通过用列强认可的、正式而公开的行动建立一个
现代类型的犹太主权国家是令人向往的、也是可能的时，那些最明智、
最稳健、最理性的人们，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谁听了都认为这是一
个疯狂的计划。确实，很难想见他们会有别的反应。
在19世纪，犹太人的处境极不正常。他们散居世界各国，其组成难
以用诸如国家、种族、协会、宗教或其他常用来描述世袭或传统类型聚
合团体的概念来界定。“犹太”明显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他们没有
构成其上多数人口的固定疆域；他们甚至不能被描述为多民族帝国——
如奥匈帝国、俄罗斯或英国——中少数种族或民族意义上的那种少数；
他们没有一片可以称之为祖居地的国土，而威尔士人、斯洛伐克人、鲁
塞尼亚人、祖鲁人、鞑靼人甚至北美土著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都是在
他们祖先土地上生活的绵延不绝的群体。当然，犹太人有自己的宗教，
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好像并不用任何能够明显识别的方式对此有所表
示；但是他们不会被界定为独立的宗教主体；当犹太人在近代遭到歧视
或迫害时，在很大程度上首先遭人厌恶的并不是他们的宗教仪式；当犹
太人放弃他们的信仰皈依基督教时——如狄斯累利、卡尔·马克思或海
涅，仍会令人想到他们是犹太人或出身犹太之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的祖上已经习惯了同周围人群不一样的宗教。毕竟，没有谁会说他
人是基督教长老会、罗马天主教或穆斯林出身或世系；一个人或许会被
认为是来自土耳其或印度——但不会被认为是穆斯林家系或来自穆斯林
种族。
那么，何谓犹太人？他们是一个种族吗？“种族”这个词仍让人感到
意味着某些见不得人的联系。有时人种学家使用“印欧”或“蒙古”这样模
糊的历史学概念。语系只是偶然地被划分为雅利安语系、含语系或闪语
系，但这些至多是定义说这些语言的人的文化的技术术语。直到上个世
纪末，种族作为一个政治性描述，还不是那些思想上体面的人们的观
念；他们被认为是与令人不齿的民族沙文主义或文化沙文主义态度联系
在一起的。实际上，正是其可怕的鼓动色彩，使得这个词被看成有严重
的偏见。那些能干的人种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竞相去证明没
有“纯粹”的种族，证明这个概念完全是模糊和混乱的。
但是，如果犹太不是一个种族，那么他们又是什么呢？是一种文化
或“生活方式”吗？犹太人至少在西方国家参与了他们所在国家的文明进
程。姑且不说这些，从界定如此易识别之物的角度看，“犹太”是一个非
常浅显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情感是强烈的、确定的，看上
去很清楚就是犹太人。因为毫无疑问，在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上，甚至在
外部身体特点上，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一些很容易看出来的、
持久的、遗传性的基本区别。面对明显的事实，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不
难作出判断。在基督教世界里，犹太人的殉教如此痛苦和声名狼藉，对
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对经过启蒙的和文明的人们来
说，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去完全否认这个问题，或坚持说它过于夸张了，
或许，只要它不是被频繁地谈论和提及，可能很快就会彻底消失了。
这是很多犹太人自己非常渴望采取的态度。他们中间比较乐观
的“融合论者”天真地认为，由于教育和自由文化的普及，犹太人能够和
平地融入他们的周围环境，如果犹太教继续存在的话，那些信教的人会
被他们的基督教同胞认为是完全不同于长老会或圣公会信徒的异类，在
罗马天主教教徒占多数的国家里则会被认为是完全不同于唯一神派或公
谊会信徒的异类。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情况正在西方国家
里发生着；在很大程度上，到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但有时一个小
小的开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说犹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像意
大利人或至少像亚美尼亚人那样，同时它还拥有一个以国家形式组织起
来的民族所具有的地盘——事实上它完全会被认为具有这样的权利，不
管怎么说，这样一个概念对绝大多数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来说是荒诞不
经的。说犹太人事实上就是一个民族——虽然是一个非常古怪而散居各
处的民族，他们最终会返回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某种
形式的国家——这对于那些有很强想象力的与世隔绝的浪漫主义者，比
如拿破仑、富歇或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中的彼斯捷尔等人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想法。这些仍然是没有人严肃对待的胡思乱想，甚至产生这种想
法的人们也不会当真。所以，到了世纪末，当像英格兰的劳伦斯·奥利
芬特、法国的埃内斯特·拉阿拉纳这样仁慈的天主教徒，或像萨尔瓦
多、摩西·赫斯这样的政治评论家，或拉比希尔施·卡利舍鼓吹要返回圣
地时，这还被当作一个怪论，甚至是危险的谬论。当小说家狄斯累利或
乔治·艾略特用这种浪漫的乡愁作为体裁时，它可能会被当成有关理想
化过去的观点的老练版本而摒弃——夏多布里昂、司各特和德国浪漫主
义者使之时兴起来。这是新的历史想象，可能还是宗教的或美学的或心
理学想象的奇异果实，但与政治实践没有任何关系。虔诚的犹太人每日
祈祷三次要回到锡安，这是相当自然的，这被看作是表示渴望弥赛亚的
降临，渴望这罪恶与痛苦世界的终结，渴望上帝治世的到来，并完全远
离有关政治自决的世俗观念。即便东欧犹太人中间世俗教育的发展，以
及由此带来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在贫穷的俄罗斯犹太人中引发相
当的动荡，致使其中一些人（尤其是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在俄罗斯引发屠
杀浪潮之后）到巴勒斯坦去建立小型的、理想化的农业定居点，即便巴
黎的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用他独特的、富有想象力的宽厚行动拯
救这些殖民地使之免于灭绝，并带来相当程度的农业发展之后，所有这
些仍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实验，是一个古怪、高尚、令人感动
而感伤的姿态，但不是现实生活。
当犹太国家的概念终于真的传播开来，传到了西方国家，吸引了像
约瑟夫·张伯伦和米尔纳这样严肃而有影响的政治家时，当它激起像赫
伯特·塞缪尔这样温和、精明而深具责任感者的狂热时，一些可信而可
敬的西方犹太人可能还不大赞成它，我们对此不必感到惊奇。最典型的
反应，就是塞缪尔的政治伙伴和亲戚埃德温·蒙塔古——那时他是阿斯
奎斯（后来是劳合·乔治）内阁的成员——感到自己受到了中伤。诺维
奇爵士又一次跟我说，蒙塔古常常用愠怒和愤慨的语气向他的同事发表
演讲，宣称犹太人不希望也不认为他们应该被送回犹太人区；他在伦敦
各式各样的客厅里向朋友们进行游说，情绪激动地问他们是不是把他看
成了一个东方怪人，是不是想看见他“被遣送”到地中海东岸。其他稳重
而有爱国心的英国犹太人感受的沮丧和痛苦不亚于埃德温·蒙塔古，巴
黎和柏林犹太人圈子里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28 。
所有这些，从西方国家的犹太人所过生活的角度，甚至是从20世纪
美国犹太人定居点生活的角度来看，是很好理解的。不管这些国家的犹
太人真实地位如何——或称他们是一个种族、一个教派、一个共同体、
一个少数民族，或发明一个独特术语来称呼他们的异常特点——一个新
的民族和国家是无法从他们中间建立起来的；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都不
会认为这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现在他们依然这么认为。尽管有那么多社
会冲突、不安，甚至在艰难时期，他们还不得不遭受屈辱和迫害，他们
过去和现在都还深深地参与了他们作为组成部分的社会的生活，并且在
此过程中失去了他们大部分原汁原味的民族个性，没有了在新的基础上
建立全新生活的意愿。即便是希特勒的大屠杀，看起来也没有在大多数
德国犹太人中激起特殊的犹太民族主义感情，激起来的主要是困惑、愤
慨、恐惧、个人英雄主义或失望。犹太民族主义几乎全部是在俄罗斯帝
国和在一定程度上穆斯林中东国家的犹太人中才具有了现实形态 29 。
当然，在俄罗斯和波兰犹太人中间，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融
合、整合、俄罗斯化、波兰化。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按照
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他们被俄国政府驱赶进所谓的“栅栏区”。在那里，
他们通过自己的传统宗教和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中世纪社会
的生存方式，其中世俗的和神圣的东西尚未区分，而在西欧，犹太人已
经（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跻身中上等阶级。他们说着自己的语言，在
相当程度上同周围的农民分开居住，同他们进行贸易，但相互不信任和
怀疑的高墙把他们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广大的犹太人共同体构成
了地理上连续的、被包围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自己的制度，因
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在自己祖先土地上居住的真
正的少数民族。
有时候，想象会比所谓的客观现实更有力。主观感受在社会发展方
面起很大的作用，俄罗斯帝国中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开始觉得他们是一
个有凝聚力的族群：确实与众不同，屈服于史无前例的迫害，远离他们
的生命被忽视的陌生世界，但只是由于他们在同一个狭小地域中被密集
地聚集在一起，有点类似于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组成了一个明显单独
的、半民族性质的共同体。他们在无意识的约束中发展出观点上的某种
独立性，提出了影响和有时候烦扰西方很多同教者的问题——特别是关
于他们地位的主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他们自己并不非常重要。德
国、奥地利、匈牙利、法国、美国、英国的犹太人常问自己他们是不是
犹太人，如果是，那么是在何种意义上是，又意味着什么；他们周围的
人对他们的看法是对还是错，公正不公正，如果是歪曲的，是否需要采
取措施去加以纠正而不对这些人的自尊造成过多伤害；他们是否必须冒
着失去认同的危险，可能还要忍受因背叛了祖先的价值而引发的内疚，
去作出让步和同化；或者相反，冒着遭人白眼甚至是迫害的危险进行抵
抗。这些问题对俄罗斯犹太人的影响很小、相对模糊，因为他们——在
道德和心理方面——生活在自己广大、被隔离开的犹太人区里。监禁虽
然使他们承受着经济、文化、社会上的不公平和贫穷，但也带来了一个
很大的优势——就是说，他们的精神仍然很坚强，一点也没有打算要采
取错误的立场逃走，不像他们那些在隔离区之外的社会上更暴露和更不
稳定的教友那样。俄罗斯和波兰犹太人中的大多数生活在肮脏和受压抑
的环境中，但他们并没有被遗弃或无根的感觉；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和同
外界的关系并不互相矛盾。他们活得很本真；他们也许不喜欢他们的景
况，也许想摆脱它，或进行反抗，但他们不会自欺欺人，也不会努力去
把那些人们（尤其是邻居们）一望而知、最具特点的属性掩藏起来。他
们的道德和精神完整性要强于西方那些更富有、更文明和更光彩的兄弟
们。他们的生活与宗教祈祷仪式联系很紧，他们的理智和感情充满了关
于犹太历史和宗教的意象和符号，从中世纪衰败以来，这些东西在一定
程度上说在西欧几乎没人能懂了。
当赫茨尔带着华丽的外表和空幻的凝视，像一位来自远方的先知那
样出现的时候，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那种把他们与这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
弥赛亚使者区别开来的陌生感和距离搞得神魂颠倒，他不会用他们熟悉
的语言讲话——这种隔膜使得他和他的训示显得更神奇、更具有吸引
力。但是当他们的领导人准备接受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提出
的，在乌干达建立定居点以取代难以进入的巴勒斯坦这个妥协性的解决
方案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赫茨尔常常表现出英雄
般化繁为简的才能——这是那种单一观念常常表现出来的狂热，事实上
这是使他们卓尔不凡、卓有成效的品质之一，并且他无视困难，快刀斩
乱麻，使东欧的犹太群众激动不已，在西方政治家和重要人物面前用符
合逻辑的、简洁的、富于想象力和巨大热情的语言阐述他的思想。犹太
群众盲从他，他们知道这是一条光明之路。像很多空想家一样，赫茨尔
理解的是问题而不是人类，尤其不是他那些热心的东欧追随者的文化和
情感。巴黎确实很有价值；犹太问题急迫而严重；为了一个等待移居的
具体领土，他准备至少暂时不顾犹太思想和情感的饱和阶段，这些思想
和情感带着锡安和巴勒斯坦的意象和符号，带着偏见，带着祈祷书和
《圣经》中的偏见。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如此按照文字而生活：没有谁
认识到这一点作为衡量东西方差距尺度的极端重要性。俄罗斯犹太复国
主义领导人并不需要去学习这个真理：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认为它理
所当然。失去了曾经是最古老的根、他们所有信念的唯一目标的土地，
有关国家地位的希望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它可能只
会被更理性但更精疲力竭的——更少血性的——西方犹太人所接受，他
们无论如何不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塑造出来的新社会的材料。如果没有俄
罗斯犹太人——事实既非如此，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犹太复国主义可
能会以任何其他严肃的形式出现。
有一种看法认为，没有任何社会问题会长久地像严苛的宗教正统思
想那样把犹太人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在此之前，一旦遭受贫穷、欺凌
和压迫，他们会倾向于在彼此间寻求温暖和庇护。东欧犹太人倾心信仰
上帝，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个人得救（在上帝看来的不朽）上，或寄托在
弥赛亚的降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它加速或推迟）上。当冷漠
的大众感情上开始软化，就带来了社会和政治问题。一旦启蒙运动——
世俗思想和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开始渗透继而涌进隔离
区的犹太村镇，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不会再满足于坐在巴比伦河畔，唱
那放逐中的锡安人之歌。有些人为了寻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放弃了父辈
的宗教，接受洗礼，在俄罗斯社会中取得了显赫和优越的地位。有些人
在西欧这样做。有些人相信，犹太人受到的不公平，只是沙皇暴政或资
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更大范围的不公平的一部分，他们成为激进分子，成
为社会主义者或其他社会运动分子——在这些社会运动分子看来，犹太
人的悲惨地位会随着所有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普遍解决而消失。这些激进
分子、社会主义者和“俄罗斯化”或“欧洲化”信奉者中的一些人，渴望犹
太人作为一个组织细密的团体完全融进邻居之中。另一些人，受了那个
时代“民粹主义”（那些“良心上不安”的俄罗斯贵族子女试图改善农民命
运的理想主义运动）的影响，用半自治的犹太团体模糊和感性的字眼考
虑问题，这些犹太团体就像是自由社团大家庭中的一员，说着他们自己
的意第绪语，在艺术和科学工作中有所创造，在俄罗斯帝国内相互间组
成某种分散的、半社会主义的、自由的民族联盟。同样也还有那些人，
他们仍然信奉古代宗教，决心用加高本来已经很高的犹太人居住区的围
墙来防止世俗主义的威胁，致力于用更加严格和狂热的信仰去保留犹太
法律和传统，用憎恶抑或恐惧来看待所有的西方运动——不管是民族主
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也不管是保守主义的还是激进主义的。但是在19
世纪80和90年代，绝大多数年轻一代俄罗斯犹太人，没有参加过这些运
动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那时受到关于他们可能是什么的普遍观念的影
响，实际上对此也很困惑，但他们仍然是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基本上不
再受到父辈的束缚，清楚（不满意但并不以为耻）他们不正常的地位，
温和地忠诚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并不愚忠，既不是刻意的异教徒也丝毫
不是叛教者，既非狂热者也非改革家，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厌倦了他们
在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劣势地位，试图去寻求他们能够得到的最为自然而
自在的生活，不去过分考虑终极目标或基本原则。他们热衷于家庭、传
统文化和自己的专业追求。面对迫害，他们在史无前例的困难条件下，
以令人惊叹的乐观主义、不屈不挠、手腕甚至是快乐，维持着他们组织
细密的社会结构（常常借助于奇怪的借口和策略）。
魏茨曼属于这一代人，属于这个牢靠的环境，并且成为它最完整
的、最有天分的也是最有成效的代表人物。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对之演
讲的正是那些他最熟悉的人；直到生命的终点，他是他们中间最快活的
人。他满脑子思考的，都是犹太人的事；他的语言和生活观，都是犹太
人的。他从他们之中创建了新的国家的基础，正是他们的性格、理想、
习惯和生活方式——超过任何其他单个因素，使他们成为以色列国。由
于这个原因，它或许是存在于当代世界中的对19世纪民主最坚定的信
仰。
二
魏茨曼出生和生长在俄罗斯西部平斯克城附近一个完全的犹太人圈
子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小本经营的木材销售商，是一个活跃而虔诚的社
团的典型成员，他的孩子很多，他注意使他们拥有他自己拥有的那种充
沛精力和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特别是对教育的尊重，对完整人格的尊
重，对每一个领域中扎实成就的尊重，以及处理所有问题都要有清晰而
具体的方案——有时要不惧权威；相信只要勤奋、诚实、守信、有安身
立命的技能，最终都能过上好日子。现实主义、乐观主义、自信、对人
类成就的尊重，以及最重要的是对生活本身的永不满足（而不管会带来
什么），加上相信早早晚晚这些方面都会转化为优势——一种强烈的外
向态度，根植于某种意义上属于犹太传统的牢不可破的历史连续性，正
如某种东西十分强大而不会被人或环境所破坏乃至消灭。在我看来，在
这个最积极向上的人身上，这些都是最突出的特点。另外，他性格刚
直，不会自怜和自欺，绝然无畏。没有证据表明他曾遭受道德或政治困
惑的折磨。他出生其中的传统体系是十分安全的。
魏茨曼早年接受了这样一个命题，犹太人的罪孽主要是由他们的社
会环境的不正常造成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仍然遭受半奴役，
处于低下和依附地位（这使他们身上产生了奴隶的美德和恶习），他们
的神经疾病（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难以治愈。一些人或许会带
着尊严承受这样的命运，其他人则被摧垮，或被他们的原则所出卖、角
色错位，因为他们发现负担过于沉重。个人的完善和力量是不够的：除
非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有某种改变——变得正常起来，与其他人群一
样，否则绝大多数犹太人仍然会容易在道德和社会方面出现问题，为温
和者所同情，为苛求者所极度厌恶。故此，除了革命——彻底的社会变
革、大众解放，无药可救。
在魏茨曼之前已有人得出这个结论：事实上，它构成了所有前锡安
主义者小册子中最著名的著作——平斯克尔的《自我解放》——的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