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并且激发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先驱者的殖民努力。赫茨尔将它翻
译为西方的术语，赋予其条理清晰和雄辩的政治形态。魏茨曼并不是一
个思想发明家：他的独创性在于，他给从别人那里接受过来的观念注入
了特别令人信服的、十分具体的内容。他的政治天赋同他的科学天赋一
样，在于他的应用理论而非纯粹理论。像同时代的列宁那样，他把理论
转化为现实，同样也把理论和现实都给改变了。但又不像列宁，他性情
温和，丝毫没有偏执的理性主义，而偏执的理性主义相信（从人类痛苦
和死亡的角度看）代价过高的最终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经
验主义者，把观念首先看成是实践判断的工具，生来就有一种非常强烈
而生动的现实感和相伴而来的历史想象力——这就是说，他有一种几乎
绝对可靠的感觉，判断什么不可能是真的、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
魏茨曼和他那一代人坚信，如果犹太人要获得解放，他们就必须自
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不再被迫通过强加在所
有依赖者、顾客和奴隶身上那种经常性的狡黠、献媚和偶尔的傲慢混合
在一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来获取基本的人权；最终这块土地必须是
——可能只能是——巴勒斯坦。在他的圈子里，任何相信这个主要论点
的人几乎不再严肃考虑其他可能性。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纽带比其他
任何东西更真实。相比之下，经济和政治因素看起来不是那么具有决定
性的。如果一个民族依靠完全理想化的资源造就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生活和生存，不管是好还是坏，物质条件不会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想象中
移开。这个想象的中心就是圣地。赫茨尔、伊斯雷尔·赞格威尔以及其
他那些出生或成长于西方的人们，或许需要相信这样一点：在俄罗斯，
对大多数接受这个基本前提的人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犹太人既不会
同化和融化掉，也不会被继续隔离开来。如果这是合理的，其余的都好
说。
魏茨曼与他圈子里的人共有其他说不出口的假定：他并不困扰于未
来这个国家的政府会是或必定是什么的问题，比如是宗教的还是世俗
的，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他关于公正、平等、公共机构的观
念，是非宗派性的和前马克思主义的；他同加里波第或科苏特或其他伟
大的19世纪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样，关心的不是将这个或那个精确表述的
政治或社会学说移植到他朴素的、温和的、本能的、民主的民族主义之
上，他们相信和推动的民族复兴，与其说是作为以特定学说为基础的一
项政策，不如说是作为他们自然而然并且毫无疑问接受下来的一场运
动。这样的人——从摩西到尼赫鲁——创立或领导运动，主要是因为发
现他们自己与社会的渴望息息相关，从感情上相信使他们遭受压迫的秩
序是不公正的，认识到自己是比大多数同龄受害者更强有力、更具想
象、更富成效的战斗者。一般来说，这样的人不是理论家：他们有时是
教条主义者，但更经常的是，他们从符合需要的角度改造了流行观念。
魏茨曼终其一生相信的东西，少数来自书本，来自这个或那个社会学或
政治学教师的信念，或来自他最熟悉的社团之外的地方，来自共同的思
想储备，来自他所呼吸的空气。从这个意义而不是别的意义上说，他是
他那个民族的真正代表。在他的一生中，他本能地在他自己运动中的极
端或激进倾向面前后缩。他是站在靠近自己民族意识的中心而不是边缘
的那些人物（有人曾经这样说起过一位著名的俄罗斯评论家） 30 之一；
他的观念和情感，很自然地适应了绝大多数犹太群众的（常常不可言说
但却处于中心地位的）希望、恐惧和情感模式，他对他们抱有深深的和
天然的同情。他的天赋主要在于能够把犹太群众的企求和渴望清晰地表
达出来，并找到实现的道路。他这样做，并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夸大这
些企求和渴望，或强把它们压进一个预想的社会或政治框架，或把它们
赶向他自己私下设想的某些目标，而是始终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因此，虽然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受欢迎的演说家，没有养成虚情假意
表示谦卑的习惯，行为上常常采取超然、嘲讽和轻蔑的方式，是他的队
伍的一个自豪、傲慢、没有耐心、完全独立的指挥官，没有一丝一毫的
煽动倾向，或这方面的天分，但他从来没有失去他的民族中绝大多数人
的信任。他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说话辛辣、不受欢迎，一向要求
自己理性办事，从不感情用事。虽然如此，犹太群众本能地感到他是理
解他们的，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这也是他自己想要的。他们相信他而
追随他。他们相信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最核心利益的一个特别强
有力的、自信的、坚定的保护者。另外，他无畏而聪明。他理解他们的
过去和现在，但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后一种品质，在哪里都很少见，在被征服者和被压迫者中间尤为
少见。同我们时代民主国家的其他伟大领导人一样，同劳合·乔治和罗
斯福叔侄一样，魏茨曼有一个不可征服的信念，就是无论将来如何，他
和他的民族都会更美好。他从不放弃希望，他保持着稳重、自信和代表
性。他从不离开他的追随者的视野，躲进私人的幻想或极端利己的梦幻
中。他是一个有着巨大的自然权威、尊严和力量的人。他从容不迫、慈
祥、沉着、充满自信。他从不随波逐流。他总能控制住局面。他接受了
全部责任。他对赞美和责备淡然视之。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今天的政治
家难以超越的睿智和魅力。直到他漫长一生的最后阶段，他让犹太民众
迷惑的，不单单是他具有的这些品质，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表面
上他已经成为一个有名气的西方科学家（这使他能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保持独立），很容易同西方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师们打交道，但他的基本
个性和观点保持不变。他的语言、比喻、措辞变化都根植于犹太人的传
统、虔诚和智慧。他的趣味，他的身体运动、坐卧行走的方式、手势，
他极富表情的面部特点，并且最重要的是，他说话的语气、重音、音调
变化乃至极为多样的幽默，同他们是一样的——是他们自己所具有的。
在这个意义上，他同他们血脉相连，他是一个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人。他
明白这一点。但在处理本民族问题时，他没有任何自我意识。他没有夸
大或抬高自己的特点。他不是演员。他自己从不演戏也不看他的对话者
演戏。他没有个人癖好。他不可动摇的权威来自他的自然品质，来自他
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力量的结合，来自他的自我控制，来自他的平静，来
自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个眼界宽广的人，不受任何东西的困扰，甚至
不受他自己理想的困扰，因此从不会被激情或偏见所遮蔽而对他自己的
犹太世界中的任何有关因素视而不见。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失败——失败很多——并没有使他陷入痛苦；
它的成功也没有让他作出不切实际的评价。他对犹太人性格中的缺点和
荒唐之处——这是一个他很少对之保持沉默的主题——有着敏锐和高度
讽刺性的认识，也有着真挚的喜爱，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犹太民族从
这些缺点和荒唐之处带来的屈辱或危险困境中解救出来。为达到这个目
的，他动用了他所有的特别资源。他相信长期战略；他不信任即兴而
作；他是一个谋略大师，但不管对他有什么样的批评，他完全不是一个
为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他并不准备诉诸历史或政治必然性来为错
误行为辩护。他并不试图通过暴力或诡计去求得民族解放——去塑造人
民，如果需要就用极端的暴力，比如列宁；或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欺
骗他们，比如俾斯麦；或用未来幸福的承诺让他们晕头转向，这样的承
诺可以适合任何人的幻想。他从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号召犹太人为
了将来某个时候才会实现的一些幸福作出可怕的牺牲，或献出生命，或
犯罪，或纵容其他人犯罪；他也不会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极端主义
者那样，去不道德地利用犹太人，或有意去激怒他们反抗这个或那个现
实的或想象中的敌人。他希望他的国家获得自由和幸福 31 ，但不能以冒
犯他和他们相信的人类价值为代价。他希望把他们从放逐地带到一块土
地上，在那里他们可以过上适合人类的生活，不必背弃自己的理想或践
踏别人的理想。
他在政治上与加富尔伯爵相似，都痛恨暴力，依靠语言作为唯一的
政治武器。他准备用每一个可能的计谋去扩展他巨大的魅力，劝说这个
或那个英美政治家或枢机主教或百万富翁，去提供为达到他的目的所需
要的手段。他准备掩盖事实，准备开展秘密工作，准备吸引和征服每一
个人，准备利用他的追随者或任何一个在他看来有用的人，作为实现有
限目标的手段——只有不再需要他们时，才对他们完全失去兴趣，惹起
他们不知所措（有时非常明白和痛苦）的愤怒。但是他不准备拿他自己
根本的道德和政治原则做交易，并且从来也不会这样做。他不怕树敌，
不怕公开或私下议论，也毫不害怕后世的评价。他理解人类，对他们怀
有兴趣；他为自己对他们的诱惑力感到高兴；他喜欢政治调情。除了他
作为政治家的天赋外，他事实上是一个最高级的、最具秩序感的政治能
手。
这些品质自有其瑕疵。它意味着会忽视他人的意愿、态度，可能还
有权利。他有时极少关心他并不同情的那些人的意图和性格，他们抱怨
受到了忽视，或被无情利用，或被专制对待。他在某种意义上过于大
胆，过于相信他的事业和他的朋友们必然胜利，常常低估他在自己党内
和整个世界上的反对者们所持信念的暴力和诚意。这既是一个长处，也
是一个弱点：这无限地增加了他内在的安全感和他的乐观主义，并且解
放了他的创造活力；但也遮蔽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到恐惧和无法消解
的敌意的后果，而恐惧和敌意是他在自己共同体之外的人们中间必定要
遇到的，犹太复国主义惹怒或烦扰了这些人——公开的和暗藏的反犹分
子、阿拉伯人及其支持者、英国政府官员、很多教派的教士、通常的可
敬者和受到认可的人。他正确、坚定、有力、几乎是过于倔强的积极性
格，几乎必然要忽视人类个体的弱点——忌妒、恐惧、偏见、虚荣，忽
视或懦弱或怨恨或欺诈的小动作，特别是那些虚弱、愚蠢、胆怯或坏心
眼的官员们故意刁难的伎俩，这些东西比重大决策要多，积累起来就挡
住了他的道路，最终众所周知，出现了流血事件。
同样，他常常无视他的个人或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和敌人。他有很多
对手和敌人，尤其是在他自己的民族中。狂热信教的犹太人把他视为神
圣弥赛亚位置的不虔诚的、潜在的篡夺者。在西方位居要职的胆小犹太
人，特别是那些成功或杰出人物——他们经过大量求索和付出很大代价
之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现代社会中的安全位置，把他看成是一
个危险的麻烦制造者，似乎他要扒开他们费了好大劲才包扎和掩盖起来
的伤口。充其量，他们会把他当成一个带有威胁的盟友，给予他带有疑
虑的尊重。那些社会主义者、激进人士和国际主义者——当然特别是那
些马克思主义者——把他看成是反动的19世纪民族主义者，试图引导犹
太人从他们梦想中的世界社会这样一个宽阔并洒满阳光的高地，倒退到
一个被放逐到东方地中海落后地区的肖小民族这样一个让人透不过气的
环境中，这是荒唐的时代错误，注定要被无情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历史力量扫到一边。那时，有一些俄罗斯或美国的犹太平民主义者相
信一种地方性或区域性的犹太大众文化——具有放逐中的准民族性质
——说着意第绪语、平民化、非政治、拙劣地模仿当时的俄罗斯民粹主
义。他们把魏茨曼看作一个势利小人、精于算计的政客，是他们所热心
的社会福利计划的敌人——这项计划装饰着仁慈和朴素的工艺品，以及
在一个冷酷和无动于衷的异教世界中对老式犹太生活中心的精心保护。
最后，在怀疑论者和玩世不恭的家伙、理智者和喜欢讽刺别人的家伙、
悲伤者和愤世嫉俗的家伙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只不过是一场痴梦。魏茨
曼很少在意他的对手，但自信了解对手的强弱所在——而对手们并不了
解他——并且觉得自己在道德上和思想上都远远超过他们，由此决定了
要去拯救他们（如我前面提到的，谦卑并不是他的品格）。他并不像他
们恨他那样恨他们——只是除了共产主义者，这些人是他平生真正害怕
和憎恶的，就像是一群群政治蝗虫，不管其职业是什么，他们破坏的总
是远远超过建设的。他根本不在乎他的对手，把他们看成是必须全力拯
救的羔羊，免得他们遭受无可回避的宰杀，他这样做的时候似乎被自己
致命的热忱所感动。结果，他把他曾经与之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他们至少有一次在瑞士大庭广众之下正式辩论过）的俄罗斯社会主义领
导人 32 简单视为众多竞争的心灵捕手，有可能脱离犹太解放运动，使该
民族一些最具才干和最富建设性意愿的子弟走向毁灭。遗憾的是，这样
的争论现在没有了。有两种生活观念——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注定
要割裂现代世界。除了持有这两种生活观念的领导人之间发生的尖刻而
脍炙人口的辩论之外，再没有哪两种运动会发生更为尖锐或明确的冲
突。这个关键性的辩论，在当时特殊的犹太民族需求和问题的小而模糊
的平台上开展，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魏茨曼相信他会胜利——对此他从不怀疑。这并非源于对他个人力
量毫不动摇的信念，虽然这种力量是强大的；也并非源于他的率真，虽
然从某些方面看，他的确拥有某种类型的伟人所具有的深刻简单性和对
人的信赖，尤其是在他与英国人打交道方面。而是因为他相信他所代表
的犹太生活的趋势是至关重要的和不易损坏的，相比之下他的对手所代
表的趋势则是建立在历史的流沙之上，立足于更为狭隘的经验领域，出
自个人和派系的因而也是昙花一现的观点，他感到他自己代表的则是伟
大的、战无不胜的人类对于个人解放、民族平等和过更好生活的愿望。
他从自己对人类根本目标、核心利益的信念中汲取了巨大的道德力量，
这不可能永远被阻挡下去，仅此就证实和保证了伟大的革命性事业最终
取得成功。我敢肯定，他没有在他的感情和他所持守的价值、他觉得自
己应占的历史地位之间做出区分。
当传记作者考察他同这个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的分歧，考
察他同大法官布兰代斯和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弗拉季米尔·亚博
京斯基之间的斗争，抑或考察他同像索科洛夫或本——古里安以及很多
小人物这样真正支持他自己温和政策的人之间的差异的时候，他们会问
——他们必定要问——这中间有多少是出于个人野心、热衷权力、低估
敌手、脾气上不耐烦的专制；又有多少是出于原则，出于思想忠诚，出
于对何者正确或仅为权宜之计的理性信念。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
信找不到任何明确的答案，或许压根儿就没有答案。因为在这种情况
下，像在每一个政治家那里一样，个人动机，从低里说，紧密联系着政
治私利的概念；从高里说，紧密联系着纯粹而公正无私的公众理想。魏
茨曼与任何那样的暴行无关，因为当事人和随后的传记作者都为暴行辩
护，说是出于所谓“国是的理由”——国家允许受困于一些大的危机的政
治家以国家、社会或宗教的崇高需要为由去牺牲公认的私德标准和原则
——这样的理由恶名昭著。魏茨曼以现实政治的大师闻名，但他没有伪
造电报，没有屠杀少数民族，没有处决和监禁政治反对派。当巴勒斯坦
出现犹太恐怖主义的时候，他的感受和行为很像反动的沙皇大臣被理想
主义革命者暗杀时俄罗斯自由主义者的表现。他对此并不支持，私下里
严厉谴责，但并不认为公开谴责这些行为或作恶之人就是道德上正直
的。他真诚厌恶暴力：他过于文明和仁慈以至于不相信暴力的功效，尽
管可能是错的。虽然他认为他们是在犯罪，但他并不打算公开反对这些
行动——这是从绝望人们的痛苦心灵中激发出来的，他们准备牺牲性命
去从西方列强的外交部门恶意准备的背叛和毁灭中拯救他们的弟兄。这
种背叛和毁灭是魏茨曼和他们都一致认识到的。
贝文的巴勒斯坦政策，最终使魏茨曼怀疑自己毕生对英国及其政府
的尊重和忠诚，是否让犹太民族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他对事业要比
对任何个人问题更投入。因为他既不虚荣也不天生固执，他并非不了解
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他确实没有放弃希望；他相信，为了取得犹太人
定居点生存斗争的胜利，需要的不仅仅是内阁大臣和公务员。当他在伦
敦旅馆房间里来回踱步，听到白厅关于这个或那个战后反对犹太复国主
义行动的报告说“太晚了，帮不了他们”时，他一直在念叨外交部和殖民
地部。他很想知道他自己起初对英国的信任是否没有无故延长新的犹太
国家诞生的阵痛。他赞同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认为犹太国家可能是个
早产儿。1936年皮尔委员会的分治方案，标志着他与英国政府之间富有
成果的合作达到了顶点，他认为那些破坏这个方案的人，特别是外交部
的人，要对后来的灾难负责。他清楚自己已经被撤职了，因为他过于相
信这些人。但他终其一生都是闻名的亲英者、温和派、政治家，这些声
名在为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的生命而斗争面前都没用了。他偶尔也会
抑郁悲观，但他相信为正义事业战斗的人们，在情况极糟时，必须尽可
能死得够本——如果必要的话——就像参孙在非利士人神殿中表现的那
样。他认为，对民族和对个人都应该是这样。
当阿拉伯——犹太战争爆发的时候，他问心无愧。他不是一个和平
主义者，战争是一种自卫——犹太人没有谁怀疑这一点。他一辈子都相
信并执行和解政策，为此而蒙受了政治上的苦楚，战争并不是他造成
的。
像已故的大法官霍姆斯一样，魏茨曼一生都相信，当牵涉大的公共
议题时，人们必须首先支持一方；不管他干什么，一个人都无法保持中
立或不表态，他必须——作为一个绝对义务——对世界上的一些有生力
量寄予同情，冒着世人对他的动机和人格责难、曲解和误会的危险（这
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去参与世界事务。结果，在犹太人的独立战争中，
他要求不要妥协，并谴责那些作出妥协的人。他蔑视那些认为个人诚
实，或心安，或纯洁的理想比他们不容分辩地从事和被委派的（艺术、
科学、社会和政治）工作更重要的人。他并不宽恕为了私利或别的东西
而放弃终极原则，但在他看来政治禁欲主义似乎是软弱和自负、愚蠢和
卑劣的混合物。政治禁欲主义是人们为了逃避失望或免于被玷污而寻求
某个私人的亚杜兰洞 33 ，为了信守某些内心的声音或某些不可动摇的、
对于邪恶的公开世界来说过于纯粹的原则，去占据意识上乌托邦的或政
治上不可能的位置。他并不掩饰对那些抱有纯粹主义观点的人缺乏尊
重，常常不会公正对待他们。他的观点当然遭到那些最富勇气和正直的
人们的反对，实际上是厌弃；但在我看来，它比对立的观点更为高明。
如果我不承认这一点，就有点不坦诚了。无论如何，可由此见到他内在
的东西。
魏茨曼的内心生活十分丰富，但他没有去逃避并不令人满意的外在
现实。他热爱外部世界，热爱任何看起来会促成一种宽广、丰富和慷慨
的生活潮流的东西，在其中人们的才智能够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在
人类的良好禀赋中，他最喜欢理解力、想象力、优美、力量、慷慨、坚
毅、诚实，特别是风度高雅。在他看来，这是只有那些没有算计、狭隘
和神经质自恋的、古老和稳定的文化才具有的内在优雅、自然宽容、做
事雷厉风行和自信。他认为英国人最好地展示了这些品质，他至死都忠
于英国。这种忠诚并非没有回报，一开始是支持继之又毁掉了他的政治
生涯。他热爱英国的独立、自由、尊严、气派。这些是自由的人们的美
德，他尤其渴望犹太人养成、发展和具备这些美德。
英国与犹太复国主义实验，尤其是与魏茨曼在争取签订《贝尔福宣
言》和托管巴勒斯坦中所发挥作用的联系，常常被认为具有某种偶然
性。有时可以说，假如魏茨曼碰巧没有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的教职，他或
许不会定居英国，就不大会在20世纪的初叶遇到阿瑟·贝尔福，那样他
当然就没有资格去影响贝尔福或劳合·乔治，或者其他任何一位英国政
治家，而这些人的话在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上是起决定作用的。这是真
的，可能也是历史上偶然事件发挥影响的典型例子。但是人们会开始怀
疑，他从欧洲大陆移居英国是否全属偶然。对魏茨曼以及许多具有他那
样背景和教养的东欧犹太人来说，英国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代表着巩固
的民主、博爱与爱好和平的文明，代表着公民自由、法律平等、稳定、
宽容、尊重个人权利，代表着基于《旧约》与《新约》的宗教传统。它
囊括了自由中产阶级的所有美德，适合18世纪旧制度下法国的亲英者，
基于同样的理由，也适合19世纪东欧的亲英者。首先，英国使犹太人享
有一个安全、和平和进步的生存空间，拥有作为人和作为公民的全部权
利——简言之，这里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渴望得到的、而他们自
己中间极为缺乏的一切东西。魏茨曼的成长环境和整个圈子 34 的态度孕
育了对英国先入为主的敬慕，他是带着这种敬慕来到英国的。如果不是
在贝尔福那里见到了最精致、最严格形式的贵族品性这个最吸引他的东
西，就难以理解他与贝尔福爵士长期而痴迷的调情，而他一生中和犹太
复国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事情都得益于此。
魏茨曼是一个出名的和魅力十足的政治诱惑者，实际上他决心如
此，但除了向他真正尊敬的人他并不奉献自己，他不准备为了政治上的
好处与那些在道德或政治（有时也在审美）上排斥他的人建立私人关
系。或许，以下做法是更为明智的：不与大法官布兰代斯争吵，不期
望“在平斯克和华盛顿之间架设桥梁”，不忽视阿拉伯领导人或罗马教廷
的政要，不对欧内斯特·贝文粗暴的坏脾气作出强烈反应。但他不会破
坏自己的性情。他只喜欢大气的、富有想象力的、宽宏大量的性格，相
信犹太民族的未来取决于他们单方面的让步，相信只有与具备上述性格
的人才能达成协议，相信纯粹出于政治便利的联姻是注定要失败的。他
的反对者说这纯粹是浪漫主义，我相信他们说错了。他相信长期的协议
需要双方在利益、原则和世界观之间取得真正的和谐，并且开始相信犹
太人和英国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达到了很不寻常的程度。像这方面的大多
数情形一样，这持续下去会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错误，一个双方都要付出
沉重代价的错误，但却是一个有趣的和有吸引力的错误，一个深深影响
了新国家的特点的错误。
或许魏茨曼过分沉迷于自己的趣味。他实在是太喜欢英国人了：他
喜欢英国生活、语言、理想的具体性；喜欢中庸、对极端行为有礼貌的
蔑视、公众生活的整体氛围，没有残忍、激情和伪劣。他更喜欢难以捉
摸的想象，爱好古怪和独特的东西，喜欢怪僻、独立的品质。他有着巨
大的魅力，就像迪斯累利那样；英国人喜欢为他着迷。正如迪斯累利给
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或说话的时候女王或许是清楚的，英国人可能意识到
他们正在受到魏茨曼的诱惑，但对此毫不怀疑——直到他们心情不好的
时候。他们并不认为快乐的力量，发挥幻想、愉悦而常常尖刻的幽默，
温和表达出来的大胆想法，以生动的明喻、严肃而温和的语言、对可理
解的物质成就的不断引用表达出来的政治浪漫主义，必然是不诚实或卑
鄙的，或对他们自己构成危害。他们是安全的，因而是彬彬有礼的；他
们倾听，并且乐于受到吸引。没有一个法国政治家，没有一个美国人
（更不用说赫茨尔想向他们演讲的德国人）会甘心受到魏茨曼政治想象
力和历史记忆的深刻影响，而贝尔福、劳合·乔治或丘吉尔，以及许多
战士、政客、教授和记者却欣然这样做。他们不是仅仅被一个聪明和令
人愉悦的说客欺骗了；这个外来的化学家和他的英国主人的价值观事实
上是一致的。他们发现用他的话语来思考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困难，还
相当乐意如此，对帮助他们这样思考的人心存感激。事实上他们是正确
的。那些看不到他的谈话充满机智或刻意的异国情调的人，在道德和政
治上是麻痹的。因为事实证明，历史是与魏茨曼那由冷静的常识和深沉
的历史情感组成的愿景相符合的，而与大不列颠、法国和美国政府部门
中“现实主义者”的一般概念是不符合的。他主张的事情几乎总是现实可
行的。他的反对者极力主张的东西大部分被实际上发生的事件所否证。
我曾经说过，魏茨曼的话诉诸的是理性而不是感情。一般说来，他
的论证方法既不是建立在统计或其他精心准备的证据基础上的证明，也
不是情绪化的修辞，或激情的说教，而是来自对一个特定场景或事件过
程进行生动、细致、协调和具体的描画，并且一般而言，他的对话者认
为这幅画事实上与他们对于人和事的认识、对于现在和未来事情的看法
是符合的。道德、历史、经济、社会和个人的因素，已经融入了魏茨曼
那些出色的、没有记录下来的说明中，也结合在了生活中（因此，在私
下场合面对面而不是面对听众时，他的话最有效）。他不是一个分析型
而是综合型的思想者。他展示的是一个图案，或是要素的混合物，而不
是一个个自我孤立和自我关照的元件的抽象本质。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
那样，在那里具体性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他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在这里得到的自然同情，使他不由得将更多的感情资本投给了英国——
这种投资是无法回收的。不管是出于他的追随者还是来自犹太复国运动
之外，反对他和他的想法的一个因素，是对英国价值观的本能反感，这
些人更同情其他的世界观或生活方式。
我回头还是说说他对英国的热情，这在他那里、在他的理想中至关
重要，因为他希望新生的犹太社会——新的国家，成为英国经验（几乎
是唯一的经验）的政治弟子。他特别重视本能上妥协的趋向，虽然尖锐
的棱角事实上是磨不平的，但如果争论双方威胁说要广泛破坏社会结
构、损坏共同生活的最低条件，那么棱角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被忽视。另
外，魏茨曼深信科学方法在人类生活中的运用，英国在这方面曾经在世
界上领先；他对纯粹科学的兴趣很有限；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家，
希望发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并且创造出新的、更为文明的需求——
他对自然科学无限的变革力量充满信心。这是他的乐观主义、他对未来
的希望和信心的核心所在；并且他喜欢像典型的英国人那样考虑这个观
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科学家提供的
服务实际上被英国政府部门忽视了，这是他生活中最失望的事情之一。
1939年战争爆发时，他表示要放弃他的某些政治偏见，以便重新试
图为收留他的国家服务，因为他已经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发
明。他没有得到回应。他抱怨那些同他进行讨论的大多数英国官员表现
出来的迟钝、怯懦、小器、保守主义、恐惧未来，抱怨他们完全无力把
握国家的经济地位，更不用说把握世界上注定到来的危险和机会。在战
争期间，他带着深深的疑虑回到这个事实。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美国
事实上得到了远比在英国好的反应，他觉得这点不好接受。他怀疑英国
人对生活的想象和嗜好是否正在消亡。在他看来，在对新世界的恐惧
中，在迷恋过时的世界政治秩序概念的绝望尝试中（正如他在白厅看到
的），在试图反悔英国人对巴勒斯坦犹太人承诺的卑劣努力中，都充分
表现出同样的消极态度，其症状就是衰竭和失败。对他来说，从道德和
政治原则全面倒退，开始于对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暴行、对日本侵略
中国东北、对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对佛朗哥独裁西班牙的宽恕，
最重要的当然是对希特勒的宽恕。他1940年或1941年谈到反犹太复国主
义时，带着典型的坦诚对丘吉尔首相说：“爵士，请您记住，我们的敌
人也是你们的敌人。”这当然是他的一部分意思。政治上的满足、软
弱、精神恐惧、无视令人反感的事件，对他来说只是同一个令人沮丧的
衰落状况的一个侧面，它蒙住了英国经济计划者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
恢复英国衰落地位的可能性（实际上，也看不见必要性）。他觉得很有
把握的是，拯救英国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非洲帝国的资
源建立一个宏大的新的合成材料工业。他作为一名化学家，对这个领域
了解比较多，也做了很多开发工作。他使用大量纲要式的术语来思考问
题，也用这些同样的科学术语来看待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国。他对大
陆的贫穷和自然资源匮乏进行反思时，寄希望于把犹太人看上去确实拥
有的一种资本——技术能力、创造力、活力、不顾一切——变成科技奇
迹，这会促成建立新的世界，特别是新的、后张伯伦时代的英国。他相
信英国人会明白这一点，看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让他很沮丧。他感
受到了冷落，不再认可这个他如此坚定而毫无私心地热爱过的国家。
他觉得他有权利抱怨。在两个主要场合，他在自己的追随者面前遭
到公开的失败，他们对他的主要责难，是他对英国政府的善意有着狂热
的依赖。他被迫于1931年辞职，抗议以受害者为代价对阿拉伯人的暴行
作出让步，这个让步政策开始于工党政府的《巴斯费尔德白皮书》，下
届政府也延续下来。1946年类似情形曾经再次出现。可以合理地推断，
魏茨曼与英国和解的政策——这导致在1938年到1939年间对犹太人地位
的彻底背叛，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他那个时候鼓吹接受所谓的莫里森计
划），必定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的诺言被违背、希望被摧毁。终于，他
痛苦而老大不乐意地开始认为，这或许会成为现实。他不会公开承认这
一点，但私下里带着不屑的神情说起后张伯伦时代政治家们沾沾自喜的
愚蠢。当他的一些英国朋友想对他说，英国太疲倦、太贫穷以至于再也
无力承担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相互矛盾的承诺了，因此必须让他们双方
自行处理。他蔑视和愤怒地拒绝了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是懦弱的，与
提出这点的人是不相称的，尤其是，它对任何强国来说都是一个错误的
分析和一项自杀性的政策。
他的地位很快变得尴尬起来。他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的追随者认
为他的亲英政策破产了，认为他对它投入过深——并且是对一个已经消
失的世界的承诺——到头来证明只不过是一头高贵而过时了的猛犸。英
国或美国政府中没有谁急于去看他。他是一个悲惨的、令人敬畏的、政
治上窘迫的人物。内阁大臣和官员们都看到过魏茨曼盛怒的全部影响，
那是一种令人生畏（即便说不是受罪）的经验。现在这不再是必须的
了。这种宽慰几乎是可以听见的。殖民地部待之以冷淡的礼遇。他受到
外交部有预谋的冷淡，这不是来自低级别的官员，而是他们从自己上司
那里得到了暗示，似乎认为他们可以自由表达对阿拉伯人的坚定支持而
免于惩罚。他在贝文那里受到粗暴对待，贝文对魏茨曼乃至整个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怀有声名狼藉的个人敌意，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但是，魏
茨曼不会放弃他最古老的政治爱情。对他而言，英国比所有其他国家放
在一起的分量还重。
我曾于1947年在巴勒斯坦与他待在一起，期间犹太人针对英国在巴
勒斯坦驻军的军事和恐怖活动达到顶点，面对同事们日盛的流言蜚语，
他依旧喜爱并乐意见到他那个地区的英军司令和其他英国官员。他感到
被出卖了，尽管他是现实主义者，政治上讲究实际，但他还是不能理解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他丢不掉关于英国的浪漫主义、带有某种丘吉尔风
格的形象，最终，这种形象来自对它的道德想象力而不是眼前私利或转
瞬即逝的情绪的感动。在他看来，那个独自反对暴行和罪恶的英国，那
个他儿子为之牺牲的英国，比他关于犹太人过去和未来的想象更真实。
他努力视而不见。他重返科研工作。他常说，经过公众生活不可避免的
污染之后，什么事都不会比在实验室里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所做的、不受
个人情感影响的工作具有更纯粹的道德效果，在那里，真理不会被欺
骗，人类的恶行和愚蠢起不到多大作用。他让自己忙于在雷沃特以他名
字命名的研究所里的工作 35 。但这种疗法并不完全有效。他相信英国政
治家，把他的追随者交到他们手里；可每一艘移民船都被贝文和哈罗德
·麦克迈克尔爵士打发走了，这使他重回出卖者的角色。从那以后，他
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英国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给他带来别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带给他的
伤害；犹太人尤其不会这样做。他没有要求，也不期望他的民族向他致
谢。摩西的命运在他看来是自然的，或许是理所当然的。在他自己亲近
的追随者眼里，他似乎完全不是刀枪不入的：尤其是当他以漫不经心的
无礼或不加掩饰的轻蔑对待他们，或时不时以一个伟大实干家的猝然无
情对待他们的时候。虽然他对追随者造成了打击，他们对他还保持着个
人忠诚。因为他的个人吸引力是无与伦比的。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拜访
他，知道或猜想他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为什么派人去叫他们来，并且会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