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个因不忠而出名的多情男子。
1912年，他与我父亲的堂妹叶夫根尼娅（叶尼娅）·伯林结婚，他
们的母亲是姐妹 46 。这位女士，在所有方面都与兰德伯格正好相反，是
一位打算毕生致力于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社会主义者，有两个专业学
位，她一本正经、真诚、可敬、充满理想，没有任何柔弱的女子气质，
极为朴素；她的一只眼睛有点斜视，这令她看起来极为古板。兰德伯格
乐于炫耀自己身上那股迷人的野性气息，这使她狂热地爱上了兰德伯
格。他没有回报她的热情，但是她的思想素养，她敢于激怒父母和有声
望的朋友们而参加1905年的革命活动，以及她被警察追捕两年的事情，
给兰德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答应与她结婚。婚礼是按照中
产阶级最佳风格举办的聚会，规模巨大，非常得体，这让他们那些凡俗
的亲戚们感到宽慰。婚礼上，新郎有点喝醉了，新娘则既感到得意又担
惊受怕。拳击、摔跤、艺术经纪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14年。
战争一爆发，兰德伯格马上志愿参军。因为他是独子，又成了家，
按法律规定他不必参军：他的有钱亲戚立即把他从军队里弄了出来。他
允许人们将他带回可爱的妻子和女儿阿霞身边。过了几个星期的平静日
子后，他再次离开了妻子，秘密参了军。他再次被“弄了回来”。他又第
三次参军失踪——他的亲戚对他前两次逃跑感到泄气，就不再为他费事
了。
他1917年以社会革命党党员的身份出现在彼得格勒，献身于穷人的
事业，握着硕大的毛瑟手枪，戴着国民自卫队队员的臂章。此刻，他对
于自己的新制服、手枪和革命劲头充满了热忱和孩童般的自豪。他来到
他极为尊重的妻兄和堂兄门德尔·伯林和他妻子玛丽——我双亲——在
彼得格勒的公寓，天真而陶醉地向我们吹嘘了他的革命功绩，对当时正
在上演的剧烈社会动荡他像婴儿一样喜欢，让我们都很着迷。女主人，
即他的堂嫂，把他的手枪拿走浸在凉水里，仿佛它会走火。他不介意自
己被下枪，在我们的公寓里坐到凌晨三四点钟，高兴地讲述他对自己和
同志们革命英雄事迹的令人惊奇的看法，他把我们逗得不亦乐乎；他们
的最高领袖是平哈斯·鲁滕贝格（当时叫彼得）。鲁滕贝格对列宁和托
洛茨基的看法与他相同。我记得，他告诉我们，列宁和托洛茨基是一对
危险的狂热分子，应该被镇压。他夫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更为严肃，但
仍听任自己陶醉于丈夫的兴高采烈、不管不顾与不负责任。
他脾气很大，是一位天才的演员和伟大的追求者，尤其是追求女
人。他被众多女性崇拜者们追随，在革命集会上发表演讲，虽然那些听
众从来不会记住他演讲的具体内容。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言语热
烈，说服力强，词藻华丽，鼓舞人心：他同时具备诙谐乐观和愤世嫉俗
的轻浮品质，这与19世纪所有俄国革命激进队伍中最伟大的米哈伊尔·
巴枯宁并无不同。兰德伯格像巴枯宁一样，基本属于追求享乐的无政府
主义者，所有的关系和清规戒律都让他感到苦恼；在追求他醉心的目标
时，他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充满热情，让人一目了然。
1917年，他在彼得格勒四处大放厥词，很可能未产生任何影响。布
尔什维克革命后他再度消失，有几个月他妻子不知他的去向，只得靠亲
戚接济度日。他未给她留下任何谋生方法，似乎对妻儿毫无兴趣。后来
大家发现他加入了红军，他后来告诉我这仅仅是他因为喜欢行动，他在
参军离家期间周游了俄国中部和南部。然后他又重回彼得格勒，到莫斯
科看望与她兄弟生活在一起的妻子。妻子见到他喜出望外，只字未问，
他对孩子的病表现出关心，但几乎同时又失踪了，并许诺很快回来。他
发现红军过于暴虐残忍后，正式退出红军，并于1919年初在某处加入白
军队伍。当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但他对此似乎并不以为然。他的一个
同父异母兄弟因为商业投机而被枪决，另一个加入了契卡 47 ，这些事都
未让他感到丝毫忧虑。他与两个兄弟都不联系，继续若无其事地开心游
荡，宣告共产主义的罪行。他跟随一支白人军团到达了位于黑海岸边的
西奥多西亚的郊区。
此时，他的妻子费尽周折知晓了他的行踪，带孩子与他团聚。见到
妻儿他流露出喜悦之情，设法让白军司令给他们分了一套当地港口居民
丢弃、无人居住的房子。他的女儿日渐衰弱，实际上正被呼吸困难折磨
得奄奄一息。女孩的母亲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尽一位心不在焉、不切实
际的知识女性之所能，照顾女儿，在革命、农民、工人、马克思主义者
与反对者，和她丈夫对红军白军的奇怪摇摆之间为难。他们讨论过加入
绿军 48 的可能性，绿军是疯狂掠夺、同时反对红军和白军的无政府队
伍。在讨论的过程中，他的女儿阿霞死亡。她的母亲痛不欲生，但兰德
伯格似乎无所谓。
在这个时期，他对音乐产生了强烈兴趣，在不行军或不反向行军
时，会参加一个业余的四重奏组，其中有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此人后
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作家。纳博科夫记得，兰德伯格是聚
会的少数几位非正式听众之一，在黑海岸边、内战期间聆听这个四重奏
组。他回忆道，兰德伯格是一个率真、热情的人，魅力十足，让人无法
抗拒。
兰德伯格参加了几场红军与白军之间不重要的战斗。在一个夜晚，
当他与一小群白军军官围坐在篝火旁时，他听到了白军战士的一个主要
话题——他们痛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决心摧毁俄国的国际密谋组织
成员，还要谋杀沙皇；所以，无论是在不久的将来，还是在完全战胜黑
暗势力之后，都要不顾一切代价将犹太人斩尽杀绝。
这使他感到恐惧。彼时彼地，他决定远离这些危险的组织（同
盟）。他带上妻子，蒙混进了一艘从黑海港口驶向土耳其的难民船。尚
不清楚在没有必备文件手续的情况下，他是如何设法登上这艘轮船的。
然而他足智多谋，具有朴实的魅力，在当时和后来，显然打动了那些负
责人的心。
他决定前往巴勒斯坦。他过去从来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确，他
过去一直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犹太资产阶级典型的愚昧想法，目的
是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上，建立一个可敬的最保守的维多利亚式的国家或
组织，并使他们的压迫者最庸俗、最尖刻和最邪恶的社会特征永远保持
下去。然而，他突然认定巴勒斯坦正在为犹太人开辟一个新世界，重新
发现了他的犹太身世和情感，在克里米亚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先锋组织
——赫查路茨。当这个组织的著名战士，曾经组织过反抗俄国屠杀犹太
人的自卫运动的约瑟夫·特鲁佩尔多离开克里米亚奔赴巴勒斯坦时，兰
德伯格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该组织的领袖。
1920年初，他率领三十一名先锋队员抵达雅法，携着他的妻子，带
着一小捆行李，口袋里装了两枚贬值的卢布。他们带着英国当局签发的
集体签证旅行。他后来说，他们把自己作为从巴勒斯坦归来的难民；当
别人问起他们当了多久难民时，他们的回答是“两千年了”。这是当时俄
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典型态度。
与其他移民一样，他们被带到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接待营，受到
善待。有人问他愿意选择什么职业时，他表示自己喜欢体力劳动。他如
愿以偿，成为采石场的一名碎石工人。听说他此后与犹太修正主义领袖
亚博京斯基的追随者一起参加了雅法的反英暴动。在当时，亚博京斯基
暴烈的浪漫爱国主义与兰德伯格夫妇的信仰正好相反。但是，凡是有暴
力的地方，他就会被吸引，毫无抵抗能力。英国人支持一切中庸、有
限、无聊、正式、浮华和无生机的事物。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支持阿拉
伯人，欣赏中东地区的半封建制度。修正主义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
极右翼，代表着激情、好斗、抵抗、一意孤行、傲慢和神秘民族主义。
实际上他从未加入修正主义者，仍然与哈加纳组织保持联系。
兰德伯格不会持久执着于某种理想或某个人物。他愉快而轻易地改
变自己的观点、生活方式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乐于尝试任何新事物；
欣赏自己为任何事物吹擂，穿着任何服饰，只要它足够华丽的能力；对
他而言，生活就是狂欢节，为了振奋自己和别人的精神，必须改变自己
的装扮。因为参加暴动，他不出所料地被逮捕入狱。当时巴勒斯坦高级
专员赫伯特·萨缪尔爵士的夫人探监时，问起他做了什么事。她说：“我
是萨缪尔夫人。”他马上回答道：“我是伊萨克·兰德伯格。”说着用随和
又傲慢的眼光盯着她。她问：“你犯了什么罪？”他答道：“我到处为自
由而战。所有官员都是我的敌人。我与红军一道打白军，也与白军一道
打红军，我同犹太人一起反抗英国人。我也准备好了，打算将来与阿拉
伯人一同反抗犹太人或其他任何人。”他的这种傲慢被认为是不可原谅
的，因而刑期加倍了。
出狱后，他的碎石工作非常出色，很快被任命为一个犹太合作企业
索莱尔·波恩采石场的经理。他的家人从未听到他的消息。1924年，他
致信我的父亲（那时住在伦敦），说他是一名幸福的爱国犹太复国主义
者，具有光明前途，并力劝我父亲全家来这个辉煌的新世界定居：在这
里，平等、和睦和自由占主导地位，它虽然是个小国家，却能成就幅员
辽阔但行动缓慢的国家无法成就的事业。
同年，他作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代表，出现在伦敦温布利帝国博览
会的巴勒斯坦展馆中。他无比幸福。他拜访了我父亲，送给正在上学的
我一本他所爱的作家奥维德的原文书（拉丁文是他的几个古怪的学术造
诣之一）和一本沃德·福勒的书《西塞罗时期的罗马社会生活》，他认
为这本书适合学生阅读。他充满活力，妙语连珠；趣味不俗，魅力无
穷，心情愉快，无忧无虑，是世上最令人愉快的朋友。他教我们最新的
希伯来歌曲。他教了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首歌的一个新曲调（门德
尔松曾谱成另一个迥异的风格），还有其他战争前后的希伯来语歌曲。
他谈吐异常活泼、充满想象，他的俄语词藻华丽，话题无所不包。我完
全为他倾倒，自那时起一直如此。他邀请我家人参观了温布利博览会巴
勒斯坦展馆。在那里，我们发现他盘腿坐在巴勒斯坦地图石雕上，吃着
巴勒斯坦水果沙拉，一瓶接一瓶地喝酒。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代表并不
情愿与犹太人共用这个展馆，他们用好奇又恐惧的目光望着他。
他与同时代的犹太人不同，是位令人愉快的伙伴，头脑聪明、有感
召力、性情极其温和。他夫人知道自己丈夫的目光四处游荡，又怀疑犹
太复国主义价值观，因为那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爱国概念，与她的社
会民主理想毫不相关，所以心情忧郁。1905年她为这个社会民主理想受
难，但她心中并未放弃这个理想。她试图和丈夫一样，无拘无束、天真
愉快，但没成功。这惹怒了她的丈夫。他向我父亲告状，说他的堂妹性
格呆板，缺乏想象力，因循守旧，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他就不得不离开
她，这是为了担负起他对新国家的责任，他必须全心全意为这个国家服
务。她无法提高自身，却限制了丈夫的自由。我父亲担心堂妹被抛弃的
后果，就与他理论。虽然丈夫对她不感兴趣，抱怨她缺乏生活的乐趣，
但她继续以最热烈的方式爱着丈夫，热情与日俱增。
温布利博览会后他回到巴勒斯坦，继续在采石厂工作。没过多久，
他就抛弃了妻子，与其他几位女士交往。有如此迷人、放纵、浪漫、身
材魁梧的男人为伴，这些女士喜出望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对于犹太
人的态度完全是外在的，尽管他的血统和教育都是犹太的，但在行为上
他是一个幸福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偶然的事件将他带到了陌生的海滩
上，他同情那里的人和他们的理想，尽管他从内心深处与他们并不亲近
（虽然有血缘关系），但还是乐于与他们合作，用最大的善意帮助他们
实现目标。
很多年间，关于他的心理状态无任何消息。这期间，他的这些状况
可能发生了改变。他的领袖才能、他狮子般的鲁莽勇气、对一切无所畏
惧（他逃离白军的事，只能说明他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丰富的想象
力、对部下的爱护和不折不扣的孩子气，使他获得多人青睐。魏茨曼博
士1936年访问巴勒斯坦时，请兰德伯格亲自担任保镖。魏茨曼发现他是
一位随和、活泼、聪明的俄国人。这使魏茨曼从周围紧张忧虑的面孔
中，从通常使他受攻击的政治问题和政治阴谋之中解脱。他们的友谊持
续到最后。戴维·本——古里安把兰德伯格当成一名危险的权力追逐
者，在我看来并非如此。
他的妻子对重获他的感情绝望后，回到莫斯科的兄弟家里。她专注
于慈善活动，由于过度劳累、身体衰弱而过早离世。她的亲戚们因为兰
德伯格抛弃她，按照他们的道德标准很难原谅他。可想而知，他们无视
他的英雄品质。他生来就是游击队员，非流动定居人群的规则对他不适
用。20世纪30年代，当犹太人的自卫组织逐渐统一成哈加纳——犹太地
下武装时，他顺理成章地当了一名新兵，成为突击战术的首席教官。他
是犹太突击队——帕马奇——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这是早期组织在1941
年的延续，他将帕马奇视为反抗外族统治的抵抗活动的核心。我猜想，
阿拉伯人丝毫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就像没有引起巴基斯坦地区犹太居民
49 的兴趣一样。
他成为哈加纳的主要领袖之一。战争爆发时，他同英军一起作战
（英军与哈加纳结成联盟），被称为“大伊扎克”，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参
加了反对维希武装力量的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蓄了胡子，隐居了起
来，参加了犹太人反抗英国委任政府的斗争。他遭到悬赏缉拿，但从未
被抓到。
1934年，我第一次去巴勒斯坦时试图找到他。但我认识的人都不知
道他的去向。当时他可能正在组建帕马奇的前身，可我对此一无所知。
后来，1947年我与魏茨曼博士住在雷霍沃特时，我得以与他会晤。这次
会谈使我对俄国的亲戚们产生了兴趣。我向魏茨曼提到伊扎克·萨德赫
（他1938年开始改用此名）时，魏茨曼说认识他，为他深深吸引，并带
着微笑称他为“伊佐克先生”。对伊佐克先生不很喜欢戴维·本——古里
安一事，魏茨曼并不很沮丧。他说，他想自己能够找到我的姑父和表兄
弟，但不太容易，因为巴勒斯坦警方正在抓他。然而，我还是如愿在特
拉维夫的一个咖啡馆后面秘密地与他会面，与他开心地聊了两个小时。
他的精神状态极佳，告诉我他为英军建立的功勋。他安慰我，没有人会
向当局告密，说出他在哪里。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说到他与英国人的关系，他说他没有丝毫反感，他喜欢某些英国
人，非常佩服他们的素质。但是，既然英国人的政策如此，他就别无选
择——他们必须拼死反抗。殖民官员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屈从于阿拉
伯人，这是不可想象的。他说他受够了20世纪20和30年代巴勒斯坦政府
的那些官员，即使他们心怀好意，并不公开反对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
者，但是他们想法太刻薄、过于迂腐、心胸狭窄。总之，他们太俗气，
缺乏他所说的真正的文化。除了少数几位外，根本不可能和他们谈论书
籍、思想、音乐、历史，尤其是犹太人的悠久传统。两者过去从未联合
过，将来也决不会有任何联合。彻底分开得越早越好——也许分开之
后，两者的关系会得到改善。
我刚认识萨德赫时，他身材高挑、举止优雅，对自己的外貌颇为自
信；现在他体态臃肿、留着胡须、衣衫褴褛，显然他不在乎自己的外表
了——他对生活的舒适毫无兴趣，他倾心的是行动——他非常享受自己
神出鬼没的生存状态。当我在这个咖啡馆与他见面时，他当然是个幸福
的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紧张、畏惧或对未来的真正忧虑——每天都有
每天的问题，每天都有每天的欢乐——他只是怀着对生命的强烈热爱，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险境。
英国人1948年离开巴勒斯坦后，他担任一个流动部队的司令员，夺
取埃及堡垒，俘虏埃及士兵。我们从他手下的官兵（如那位他傲慢对待
的萨缪尔夫人的孙子）那里了解到，他的办法就是双手握着手榴弹，突
袭埃及前哨，高声喊叫着让手下照着做。埃及人很快逃跑，鞋都跑丢
了。基本不需要战斗，他就收缴了自己看到的武器。
他收藏的战利品——枪支、匕首、弯刀——后来把他在雅法的家装
点得很气派。独立战争之后我到那里拜访过他。可以说当时他已经是一
名民族英雄，他给我看了很多自己攻打埃及部队和堡垒时的照片。当我
告诉他，他是犹太人的加里波第（19世纪反抗奥地利的意大利民族英
雄）时，他兴高采烈。
后来的事表明，他对加里波第了如指掌。萨德赫说，他一直迷恋着
加里波第的生平和参加过的战役。随后不久，在寄给我的明信片上，他
的签名就是“加里波第”。他养了一只羊，拴在花园里的一棵树上，这并
非因为他需要羊奶，而是由于以色列新颁布的法律禁止养羊；而他的信
条则是挑战这个白痴的规定。尽管当时他已经非常出名，但在我眼里他
则完全未变：他并未被冲昏头脑；他依然单纯、快乐、不拘小节、热情
丝毫不减；最重要的是，他仍拥有不减的活力，热爱生活的方方面面、
热爱行动、热爱变化和事件，热爱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痛恨无聊平
静稳定有序的生活。他的桌子上摆了一大瓶伏特加酒——他说：“这是
给苏联大使准备的。”
他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他所做过的其他事情完全一样，都
是漫不经心和不负责任的。仰慕他的孩子们在街上高兴地盯着他看，他
的同情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他的安息日沙龙聚会。他和苏联使馆的人一起
喝酒，思忖着他是否应该访问莫斯科，看看他离开期间发生的事情。他
对自己亲苏联态度的解释是：他深信美国人和英国人决不会轰炸以色
列，但俄国人可能会轰炸以色列，所以需要不断地讨好苏联——他拒绝
承认思想意识上的同情。在雅法，他告诉我：“俄国人希望一个强大的
阿拉伯联盟能纳入我们这个小国家——但那不可能——我们永远不当共
产主义者。以色列共产党是个荒唐可笑的党，阿拉伯人也不当共产主义
者，无论他们说什么。与苏联搞好关系是有可能的，但永远无法与共产
主义搞好关系。我们的问题无关政治，而是和阿拉伯的关系，这是道德
与个人问题。我曾经相信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有可能联合建立一个双民族
国家，但现在我认识到这不可能——他们太恨我们了，我非常理解这一
点。我们必须分开生活。当然，我们应该努力尽最大可能善待阿拉伯少
数民族，但恐怕这也不会让他们与我们和解。但谁知道呢——将来归将
来，所有的事都能发生，人不能放弃希望，最重要的是不能心怀恐惧，
一个人必须把一切事情简单地视为构建生命的材料，尽可能使生命丰
富、完整。”
他特别引以为豪的是他与追随者的友谊。他非常喜爱摩西·达扬和
伊加尔·阿隆，曾经有一次公开拍卖一张他搂着两位勇士肩膀的有名照
片。他下决心不要搞得过于严肃。他极其喜欢讲述他的功绩，像一名墨
西哥革命派的退休将军——然而即便如此，他表现出的虚荣心是如此单
纯，如此迷人，以至于没有人会感到嫉妒。
在他成功的历程中，他放弃了很多女士；当时他和一位崇拜他的知
名女士幸福地结为伉俪。我拜访他时，他关切地询问起他家人的情况，
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他辉煌的过去。像所有的开拓性团体一样，在这个弥
漫着冲突、焦虑和热切意图的国家，这位大男孩带来了一丝完全自由、
难以抑制的诙谐、轻松、魅力和天生的优雅；这一半是自由奔放的，另
一半则高贵典雅；太多了会破坏秩序；但这些要素，对任何自由和值得
生存于其中的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生活中，他是个怪物；他在战争和革命中的表现非常精彩，他厌
倦平静、有序、枯燥无味的生活。托洛茨基曾说，那些想要过平静生
活，却出生在20世纪的人，运气糟透了。伊扎克·萨德赫肯定不愿过平
静的生活。他非常欣赏自己，将自己的快乐告诉大家，激励他们、振奋
他们、鼓舞他们。我非常喜欢他。
他的功勋——他对以色列士兵的训练以及与士兵们的友谊，他传奇
般的英雄事迹——不仅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更属于以色列独立战争和
建国的历史。我试图做的是讲述一些与他密切交往的回忆和他早期生活
的轶事。他是个慷慨大方、敢于冒险的人，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中，尽到
了他自己的责任。他的缺点和他的美德，都让我着迷。我谨以这篇回忆
聊表我对他深情诚挚的纪念，他将永远受人崇敬与缅怀 50 。
刘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
本篇对刘易斯·纳米尔的介绍不是来自调查研究，而是纯粹由回忆
组成。纳米尔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是一位享有盛誉和有
影响力的人。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成就，尤其是他对英国历史研究和编
写的决定性影响，与他非同寻常的人生一样，应得到充分而细致的研
究。我胜任不了这一任务。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己所能描述这位我所
认识的最杰出人物之一的性格和他的一些主张。我从来都不是他的密
友，但那些跟我一样虽不常见到他，但仍与他定期会面并交谈或者听他
讲一些他所感兴趣的话题的人，都不可能忘记他直接的思想和道德影
响。我希望记录下来这种印象，以期对那些不认识他但可能对他这一类
人感到好奇的人们有所帮助。
我想，应该是在1929年，我还在牛津读本科时第一次偶然知道他
的。有人给我看了一篇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是现代欧
洲犹太人的生活状况 51 。这是我所见过，或者我怀疑是所有人曾读过的
有关这个主题最好、最引人注目的文章。那时，有不少文章都涉及这一
主题，但大多数只是还算不错的新闻作品；能集智识、历史视野和写作
这样简洁有力的文章所需要的能力于一身的人，在该主题的作者中，无
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如果说有的话，也很少见。这篇文章在各个方
面都非同寻常。人们读到它时就会认识到它是无可替代的，那是一种突
然间碧波荡舟的酣畅。纳米尔将东欧犹太人比作一座冰川，其中一部分
仍封冻着，一部分已在启蒙运动的阳光下蒸发掉了，而余下的部分已融
化并且汇合成了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激流。他以无比
的想象力和明确的历史概括能力来展开这篇文章，这种能力使得他能够
既深入到具体事实，历史视野又非常宽广，且从不忽视那些令人不安的
影响。我想知道这位作者究竟是谁。有人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作品曾
在学术界引起过轰动，但他至多算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学者，不能跟
陶特、巴克尔或费希尔齐名，更不用说跟哈勒维或特里维廉相比了。那
就是说，作者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只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
享有很高声誉。直到1932年我被选入全灵学院，再没听到过更多有关他
的消息。
在全灵学院，我发现我那些新的历史学同事们——G.N.克拉克、理
查德·佩尔斯、A.L.罗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对纳米尔评价甚高。从他们那
里，我了解到纳米尔的一些真正成就。我进入全灵学院这件事显然引起
了纳米尔的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他自己有机会但没能成
功获选 52 。我收到一个便笺，是用很大的大写字母写的，说作者打算在
下周某个下午拜访我，希望我能有时间接待他，落款是刘易斯·伯恩斯
坦·纳米尔。在我那里，他用缓慢、从容、有些生硬的语气告诉我，他
之所以希望见我，是因为他的朋友理查德·佩尔斯跟他说我对卡尔·马克
思感兴趣，可他对这个人评价很低。他想知道为什么我热衷于写一本关
于马克思的书。他尊敬全灵学院的研究员们，他相信除了他不愿提及的
少数例外，绝大多数研究员的才能可以胜任真正的研究工作。在他看
来，马克思不值得受到如此关注，他只是一个被仇恨蒙蔽的微不足道的
历史学家、一个毫无价值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我不写弗洛伊德呢？弗洛
伊德对历史学和传记学的重要性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认可。跟马克思写的
东西不一样，弗洛伊德的著作是天才作品，比马克思写的好得多。除此
之外，弗洛伊德还在世，能够接受访问，而马克思已经去世了；马克思
的追随者们，尤其俄国那些人，毫无思想，写作拖沓，在这方面堪比德
国的哲学家，后者既缺乏分寸感，又缺乏文学天分和品位。
他站在房间中央，用缓慢低沉的、催眠似的嗓音，以一种非常强调
的口吻连珠炮似的说着，每句话中间少有停顿，带着很重的中欧口音，
表情冷峻。他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时而皱皱眉头，发出奇特的牛鸣声
（我后来才意识到他这是在换气，可表面上却看不出来），这奇怪的声
音填上了他每句话之间的空隙，根本不可能打断他的话。我也没有妄想
插言。所有这些都太奇怪了，他说的可真多。我感觉自己就像被一位严
厉的校长盯着，他完全知道我在干什么，不赞成我的做法，决心将我扳
回正道并使我遵循他的教导。终于，他停了下来，沉默地瞪视着我。我
请求他坐下来。他坐下了，可还是盯着我看。我结结巴巴地为自己事实
上在做的事情进行辩护，但他几乎没有听进去。“马克思！马克思！”他
严肃又缓慢地继续说道，“他就是一个犹太‘江湖郎中’，抓住一个好的思
想把它往死里用，只是为了向非犹太人泄恨而已。”我问他，他这种看
法是否跟马克思的犹太血统有关系。这个问题刺激了他，使他陷入了对
自己经历的陈述中。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充满了乐趣，他几乎一直在说
话。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叫伯恩斯坦，一个犹太人，在波兰管理着一片
很大的地产，并且他父亲已经转信罗马天主教，他说这在他家庭所属的
阶层和周围环境中很普遍。他自己则接受了一个年轻的波兰大地主所应
受的教育，因为他父母相信，如果一个人足够渴望转变信仰的话，为波
兰天主教的行为模式同化就是一个完全可行的、让人憧憬的过程。他们
认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唯一阻碍就是信仰不同，如果消除这种差
别的话，那些由此在历史上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的障碍就会消失。转变信
仰能够使犹太人完全融入社会主流，结束孤立、模糊的状态。的确，犹
太人所受的迫害使得这种理性的做法看似很明智。伯尔内、海涅，以及
海因里希·马克思、艾萨克?迪斯累利（两人都是著名儿子的父亲）跟纳
米尔父母的想法实质上一样，这使得他们接受了基督教。而在纳米尔看
来，这个假想毫无根据，而且有辱尊严。在他还很年轻（当时他的名字
是路德维克·伯恩斯坦），十六或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逐渐如此认为
了。他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并且认为，他周围改宗的犹太
人实际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他们忘掉了祖先们长久以来的悲
剧，却发现自己处于两个阵营之间一块无人的空地上，两边都不讨好。
他父亲传统的中产阶级人生观总让他感到厌恶。他决定返回犹太人团体
（无论如何他自己是这么想的），部分原因是他相信，试图割断自己与
过去的联系是一种自我毁灭，是可耻的行为，也是无论如何都行不通
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希望表达对他的家庭以及他们毫无价值的观
念的蔑视。他的父亲认为他不懂得感恩、愚昧无知、顽固不化，不再继
续供养他。他去了英格兰，他同许多中东欧犹太人的感受一样，认为那
里是世界上最文明、最人性化的社会，也是一个对传统包括对他自己的
传统非常尊重的地方。他认为，他父亲的生活方式跟统治奥匈帝国的堕
落、虚伪和压抑很有关系。作为对那种生活方式全面反抗的一部分，他
开始为社会主义所吸引。他父母以及他们周围圈子所过的那种虚假、屈
辱的生活，在他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自身及所处位置尤其是
周围波兰人（不管是奥地利化的波兰人还是那些民族主义者）对他们的
态度持有完全错误的认识。当如此多的假象都企图掩饰一种基于对真正
的（大多是经济的）事实漠视或曲解的不合理、不公平社会秩序时，马
克思主义反驳了那些自由幻想并给出解释，在这方面它是一种主导的哲
学思想。
他到伦敦后，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这所大学当时的主流
是韦伯夫妇、格雷厄姆·沃拉斯和他们的追随者，这些人不是马克思主
义者，就是社会主义者和好战的反自由主义者。在学习过程中，他认识
到自己只不过是简单放弃了一种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转向了另外一种。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普遍原理跟它想要代替的思想一样，愚蠢且不现实。
唯一的现实只能在个人及其有意或无意的基本需求中找到，尤其是后
者，它被一系列道义上的遁词抑制和合理化了。虽然马克思主义也察觉
到了这种基本需求，但却用它本身的幻想取而代之。个人心理学，而非
社会学，是关键所在。人类行为（和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现实）只能通过
对人类个体行为的根源进行大胆和冷静的科学考察来解释，这些行为根
源是基本驱动力，包括人类对食物、住所、权力、性满足、社会认同等
的永恒渴求。人类历史，特别是政治史，也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来解
释。
他没有对英格兰失望。这里正如他设想的，人们以一种人性化、文
明的方式，尤其是严肃、不夸张、基于经验的方式来理解生活。在他看
来，英国人比其他大多数人更关注人类生活的真正目标，那就是快乐、
公平、力量、自由、荣誉，支撑爱国主义和遵循传统的人类团结；最重
要的是，他们厌恶抽象的原理和概括的理论。对未经查证的神秘原因的
关注（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学家已经着手研究这些神秘因素）能够解释
人类的动机。实际上这些公开的想法（这些考虑在一个普通英国人的思
想里比一个普通德国人或波兰人要多很多）解释了大量的人类行为，
比“意识形态家”所解释的范围要大得多。在这次谈话的某个时候，纳米
尔以一种克制的愤怒说道（他此后也经常这么说），那些愚蠢的人们企
图通过引用观念的影响来解释人类行为。观念只是头脑对根深蒂固的动
力和动机的阐释，头脑太怯懦或太保守而不能直面它们。观念历史学家
是最没用的那种历史学家。他问我：“你是否记得那个反犹太的维也纳
市长卢埃格尔在被问到自然科学补贴时，曾经对维也纳市民说了什
么？‘科学？那是一个犹太人抄袭另一个犹太人的东西。’
53 这就是我说
的观念史。”也许他看到我脸上的不满，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他将前面所
有讲过的话用更严肃的语气又说了一遍，然后慢腾腾地拖着声音反复强
调刚才的话，跟他在以后的场合中做的一样。
在他离得很远时，伦敦经济学院就不是他所欣赏的英国，当他面对
面接触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这里是欧洲大陆愚昧思想的一个可悲
分支。他于是转学到牛津巴利奥学院，在那里向阿瑟·莱昂内尔·史密斯
及其他人学习历史。牛津（他继续说道）对意识形态不那么坚持，在这
里他可以自由地表明他所认为的现代历史最深刻的因素，那就是基于历
史的民族主义观念。有人认为：有理性的人们（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或
者献身一种宗教（有组织的弄虚作假——拉比就是靠欺骗过活，比神父
更差劲），或者抛弃他们的信仰，或者移居海外，或者做出所有其他人
类团体都不会做的事情，即把他们自己组织成政治团体然后寻求一块属
于自己的地方，以此人们都能过上一种完美的生活。这些看法纯粹是胡
说八道。不管是在历史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自我理解就是一切。这只
有依靠审慎的经验主义才能达到，那就是不断调整假说使之适应个人和
社会生活的扭曲和模糊。因此，他尊敬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学理论家，
包括他非常信任的笔迹学家。他不欣赏马克思，虽然马克思确实正确地
诊断出了病症所在，但却开出了一个庸医的药方。然而，马克思还是比
柏克和边沁要好一些，他们宣扬的仅仅是毫无依据的理念，因此并不被
理智和现实的政治家们所信任。
纳米尔再次开始讲述自身的经历：他在英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对
待，他应当拥有一个牛津的终身职位，却没能如愿以偿。许多著名学者
并没有公正地评价他，因为知道他会让他们“现眼”。但是，英国是唯一
能够居住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这里盲从少一些，更接近经验主义
的现实，政治传统中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有人称之为犬儒主义，
这种现实主义比欧洲大陆上所有乏味的理想主义以及愚蠢的自由主义要
好得多。一些英国人被这些欧洲大陆的“主义”给欺骗了。这里，他讲了
一些优秀同僚的名字，但他认为他们相对还是少数并且不太有影响力；
大多数明智的人还是会遵照习惯和经过实验的现实规则，对理论保持清
醒头脑，因此他们就避免了很多荒谬的思想和野蛮的行为。他无法跟在
英国的犹太人谈论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是一群可悲幻想的牺牲者，
就像是把头埋在低等沙土里的鸵鸟一样，是愚蠢可笑、根本不值得去挽
救的一群人。但是英国人理解犹太复国运动的诉求和理由。魏茨曼是他
所见过的唯一能在这方面跟英国人相提并论的人，也是唯一一个他特别
尊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至此，他结束了与我的谈话。就如我所推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