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他已经充分地了解了我的想法——虽然他对我偶尔的提问毫不在
意。然后，他出了我家，准备去跟巴利奥学院的肯尼斯·贝尔喝茶。“他
的家人很喜欢我，”他补充道。
我因他的来访受宠若惊，对他的谈话印象深刻，但也感到一些迷
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我见过他不止一次。他猛
烈抨击绥靖政策。他感到他们的现实感和他们的经验主义明显背离了英
国的统治阶级。希特勒跟他本人所讲完全相同，他所写的《我的奋斗》
会被逐字实现，并在筹划打一场征服战争。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是典型
德国或者犹太式的自我欺骗。塞西尔家族的人“还好”，他们了解现实，
代表了英格兰最典型的品质。温斯顿·丘吉尔也是这样。那些反对犹太
复国主义的人跟那些反对丘吉尔及民族反抗政策的是一群人，他们是：
杰弗里·道森——《泰晤士报》的主编、张伯伦、哈利法克斯、汤因
比、外交部官员、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大多数保守党人、绝大多数商业
联合会成员。塞西尔家族、丘吉尔、真正的贵族、骄傲、对人类尊严的
尊重、传统美德、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个人辉煌、简单直接的现
实主义，所有这一切在他脑海里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混合物。他认为
支持德国和支持阿拉伯的就是一伙人。
他对我讲了很多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事情。毫无疑问，那是因为他
认为我同情犹太复国主义（我的确如此）。我逐渐确信犹太复国主义已
深深刻在他的脑子里，并且他是以绝对的骄傲来参加犹太复国运动的。
他认为犹太人的地位很屈辱，他不喜欢那些忍受或假装这件事不存在的
人。他想要自由而有尊严的生存。他足够聪明，认识到摆脱自己的犹太
教信仰、伪装一层保护色、融入非犹太人的世界，所有这些都是行不通
的，是可悲的自我欺骗。如果他不降低到他的大多数同胞（他对这个整
体是蔑视的）的层次，如果他就像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一样不得不成为
他们中的一员，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他们必须被提升到他自己这个
层次上来。要是这件事不能通过缓慢的、渐进的、和平的、友好的方式
来实现，那么就必须通过迅速的，（如果需要的话）甚至是有些激烈的
方式来达成。在遇到魏茨曼之前，他并不相信这种迅速的方式有可能实
现。他像崇拜英雄般仰视魏茨曼，至少有那么一个犹太人，他不会觉得
跟他联系（实际上，甚至追随他）是件丢脸的事。但是其他的犹太复国
主义领袖对他来说好像不存在，而他并不愿费劲去掩饰自己的这种看
法。他称他们为“拉比”，说他们不比神父和牧师好到哪里去——在他看
来，这是一种辱骂。他的犹太复国同道们对他评价很高，但也很难期望
他们对他公开的、言辞尖锐的蔑视会感到高兴。尽管魏茨曼欣赏他，但
他还是没能当上世界犹太复国执行委员会终身成员，而他对此抱恨终
生。尽管他一直在强调现实主义和历史方法，但他仍然具有一种政治上
的浪漫气质。我不敢说他是否沉湎于这样一种想象：他自视为犹太复国
主义者邓南遮那类人物，骑一匹白马跨过约旦河追凶。他将犹太民族运
动看作一种意大利复兴运动；即便他当不了它的加里波第，他也会做一
名加富尔的参谋和战士——加富尔智慧、现实、高贵、欧洲化，他几乎
就是英国的魏茨曼。
我曾私下里认为，就性格（而非思想）来说，纳米尔跟他的“眼中
钉”卡尔·马克思并非完全不一样。他同样也是一个极具智慧、偶尔具有
攻击性、具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他对教条的憎恨带有一种教条式的
固执。跟马克思一样，他自负、骄傲、瞧不起人、没有耐性、动辄易
怒、在自己的专业上能力极强、对自身能力极为自信、从未有哪怕是一
丁点的伤感和自我怜悯。跟马克思一样，他常让对谈者着迷，也会让他
们感到压抑。如果你碰巧对他所谈话题感兴趣（比如，波兰对1848年革
命的一些决议，或者英国的乡村房屋），那么你很幸运，因为他的阐述
非常有学识、精彩绝伦而又极有创意，而你不可能再次听到有关此事的
如此精彩的言谈了。但是，如果你对此不感兴趣，你也逃不掉。因此，
那些跟他见过面的人就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群，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一个
天才、一个光芒四射的谈话者，而想从他身边走掉的那些人则认为他是
个让人烦得要命的人。事实上，他两者都是。在他的学生和支持者中，
他获得了欣赏、热情和喜爱；而在那些不赞成其观点的人中，他则引起
了不安的尊敬和尴尬的厌恶。如果他偶然遇到不显山露水的反犹太主义
者，他会激起他们的怒火；伦敦俱乐部的人（他经常天真地追随他们）
认为他很讨厌。他所攻击的学术圈里的人和公务员们，也讨厌和诋毁
他。学者们则认为他是一个有惊人力量的人，虽然有时候面对他会有些
神经紧张，但还是深深地欣赏他。
跟他待在一起，我从来不会（即使在他最生硬沉闷的时候也不会）
感到厌烦。他所谈论的一切话题，不管他是怎么说的，在我看来都是有
趣和重要的；他总是妙趣横生地谈论这些话题。他说话的时候带有专断
的意味，言论通常很绝对，对其他学者事实上是对绝大多数其他人都表
示轻蔑。在还活着的人中，完全免于受他蔑视的只有这些人：温斯顿·
丘吉尔，在他眼里丘吉尔是不会做错事的；魏茨曼，他在魏茨曼面前就
像孩子般单纯、虔诚，对魏茨曼不加批判，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还有
他伟大的朋友布兰奇·达格代尔，她是贝尔福的侄女。有人说她在场的
时候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但我从未见过他俩在一起。对于他为了检查
契据和家庭文书而去乡下，我也不知道他在那些乡间宅第感觉如何，都
说了些什么。他喜欢待在乡间宅第里，部分原因是他在有生之年一直都
怀有对英国的浪漫热爱。对他来说，英国的贵族沐浴在天光里。他对历
史的兴趣当然不足以解释这种灿烂的憧憬。也许是另外一个原因：他对
英国议员们各自的历史（那时，他们中很多人是有权有势、极具天赋的
辉格党成员或与辉格党成员有紧密联系）感兴趣，是因为他把那种生活
理想化了。有时，他被指责为一个势利的人。纳米尔确实有一点这样，
但他的势利是普鲁斯特式的——在他眼里，那些贵族和精英们富有、骄
傲、沉着、独立、热爱自由到了反常的地步，这样的英国人就是艺术
品，他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实际上是一种狂热的关注）和一丝不苟的态
度来研究他们的。他并未沉迷于他所关注的这一世界的魅力，不像奥斯
卡·王尔德，或者甚至不像亨利·詹姆斯表现出来的那样。他满足于作为
一个局外人。他对他所看到的英格兰的民族品性，包括优点和缺点都感
到荣耀，对这一人种毕生都怀有无比的热情，他终生都在分析和（不可
避免地）赞美英国人（从心理学角度说，弗洛伊德当然也无助于他理解
这种热情）。他详细地研究英国统治阶层的生活，就像马克思研究无产
阶级一样，不是为它本身而研究，也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令人着迷的观察
对象，而是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来研究；他每次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来观察，都没有去强调或否认什么。
他的出身让他感到困扰。他对顺从的极端憎恨，跟他对加利西亚的
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记忆有关，并经常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一次他
在火车走廊上见到我，出人意料地说：“我去看望德比勋爵，他跟我
说：‘纳米尔，你是个犹太人。为什么要写我们英国人的历史？为什么
不写犹太人的历史？’我回答说：‘德比！根本就没有现代犹太人的历
史，只有一部犹太人的殉教史，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好玩！’”他称犹太
人为“我的同族人”，而且对这个词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身上产生的尴尬
效果感到很满意。在全灵学院，有一天下午有人当着他的面——他当时
是作为客人出现在公共休息室里——为德国人宣称的殖民地进行辩护，
当时那是一个尚无定论的话题。纳米尔站起来，瞪着眼看了一圈屋里的
人，然后用蛇怪般的眼神死死盯住那个人（跟他一样也是客人），他当
时以为此公是德国人——后来证明他认错了，大声用德语说：“我们犹
太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不这样认为。”他很得意这些惊人之语所产生的效
果。他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从不隐瞒对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敌
意，对这些人，他的立场比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同僚们都更加冷硬。我
很清楚地记得，在一个耶路撒冷大学招聘英语教师的会上，纳米尔用敌
意的、恶狠狠的眼光瞪着一个有些胆怯、好像是从诺丁汉来的讲师，说
道：“利维先生，你会打枪吗？”——那个应聘者喃喃地说了句什么话
——“因为如果你获得了这个职位，你就必须开枪。你不得不向我们的
阿拉伯表亲们开火。因为如果你不向他们开火，他们就会向你开
火。”一片震惊的沉默。“利维先生，你能否回答我的问题，你能打枪
吗？”有些应聘者退出了。没有人得到聘任。
当20世纪30年代过后，西方国家的处境逐步恶化时，纳米尔的性情
则逐渐变得更加悲观、更加狂暴。他会到全灵学院拜访我，后来是到新
学院；说既然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希望能够死得够本，希望画出用各种
邪恶的办法消灭许多纳粹党人的富有想象力的画卷。犹太复国主义者的
立场——他认为他们那时只是英国外交政策的牺牲者中的一群——使他
愈发沮丧。他眼中的恶棍，不是那些保守党领袖（他们中有些人是贵
族，在一定程度上就免于被责难了），而是那些热爱阿拉伯的“外交部
耍笔杆子的人”和“殖民地部里伪善的白痴”。他随时恭候他们（特别是
后者），以雅典娜的名义。他会把某个毫无戒备的官员拉到吸烟室的角
落，在那里进行一番令听者印象深刻的可怕说教，而这也许会增加这个
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总体上已有的强烈反感，尤其是对纳米尔的反
感。
约翰·沙克伯勒爵士，殖民地部副大臣，没少被纳米尔当作战争之
路上的目标。有一次，纳米尔用他轻柔但尖锐而冷酷的声音跟沙克伯勒
谈话，后者想逃掉，但没成功；当时我在场。纳米尔跟他出了房间，紧
跟着走上大街，然后到了约克公爵路，也许跟到了殖民地部。对他的党
派来说，纳米尔是政治上的负累，同样也是智识上的资产。他最终的和
对待最残酷的受害者是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1939年，张伯伦
政府关于巴勒斯坦的白皮书（它似乎使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都破
灭了）发表之后，纳米尔来全灵学院跟雷金纳德·卡普兰德用午餐。卡
普兰德是关于巴勒斯坦的《皮尔报告》的实际作者，这个报告也许是关
于这个恼人课题的最有价值的报告。卡普兰德痛苦地谈到英国政府对巴
勒斯坦犹太人的可耻背叛，并说他会给《泰晤士报》写一封信，指出张
伯伦和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的错误所在。纳米尔说他对付这种事有他自
己的办法。他曾经在伦敦某个地方见到了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我跟他
说话。我从一个笑话开始讲。我说在18世纪，贵族们把他们的老师都变
成副大臣，但在20世纪，副大臣们把他们的老师变成贵族。他没有明
白，我也就没解释。 54 然后我说了些他能明白的东西。我对他说：‘马
尔科姆’——你知道，他对我来说仍是马尔科姆，我跟他非常熟——‘我
正在写一本新书。’他说：‘什么书呀，刘易斯？’我回答道：‘我会告诉
你是什么书的。我已经把它叫作《两个麦克唐纳：关于背叛的研
究》。’”我不知道纳米尔是否确实是这么说的；他当作他说过，而且他
确实能做得出来。又一次，在报复心极强这一点上，他跟卡尔·马克思
像极了；他的攻击跟马克思一样，是带刃见血的。然而，他却对自己被
这么多人害怕和不喜欢感到惊奇。
1941年，我受雇于情报部，驻纽约，在那里我遇到马克斯·哈默
林，他对我谈了纳米尔年轻时的一些事情。哈默林的父亲跟纳米尔的父
亲约瑟夫·伯恩斯坦有些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多年就在加利
西亚的伦贝格附近管理地产。马克斯·哈默林热心地同情英国人，他跟
我联系是希望能在英国抗击希特勒的战斗中提供帮助。谈话时，他问我
是否认识纳米尔教授，听到我肯定的回答他感到有些惊奇。他说早些年
常常见到纳米尔，但后来就中断了联系，他很希望知道纳米尔的情况。
哈默林告诉我，他父亲移民到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取得了纽约
好几种外语期刊的控制权。年轻的纳米尔于1913年第一次来到纽约，研
究美国独立战争，当时还依靠父亲供养，他几乎没有什么钱。约瑟夫·
伯恩斯坦跟他的老伙伴商量好了，后者雇用纳米尔写一些社论，翻译后
刊登在期刊上。纳米尔晚上写文章，白天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工作，以此
保持身心一致。据马克斯·哈默林说，纳米尔极为讨厌奥匈帝国的继续
存在，他是《英法协约》的有力支持者。老哈默林有很多罗马天主教读
者，很不希望疏远美国的罗马教会——他们基本上是支持奥地利和孤立
主义的。纳米尔的文章变得干涉意味太强烈，他被告知应让文章温和一
些，但他并不理睬这种暗示和要求，于是冲突白热化了，雇佣关系到
1914年春天结束了。因为没有明显的维持生计的办法，纳米尔就回到了
英国，在那里得到巴利奥学院的资助，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从事研究。纳
米尔告诉我，暗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消息是杰弗里·道森（《泰晤士
报》主编）在全灵学院一次午餐上告诉大家的。纳米尔碰巧也在那里，
对道森和朋友们宣称战争马上就要来临了。道森说他不相信（他在1938
年到1939年间又有类似的错觉），转到了其他话题上。
宣布开战后，纳米尔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他显然不是一个出色的
士兵。因此，某位明智的人就把他从军队调到外交部，当一名波兰事务
顾问，向外交部历史顾问约翰·黑德勒姆——莫利爵士负责。“我记
得，”纳米尔跟我说，“1918年卡尔皇帝求和的那一天，我对黑德勒姆
——莫利说：‘等等。’黑德拉姆——莫利对贝尔福说：‘等等。’贝尔福
对劳合·乔治说：‘等等。’劳合·乔治对威尔逊说：‘等等。’他们等着的时
候，奥匈帝国分裂了。 55 可以说是我亲手把它撕成了碎片。”
除了确信波兰国家民主党正在筹划暗杀他，纳米尔很喜欢他在外交
部的工作。战后，外交部并没有表示出要他留任的愿望，财政部也没有
——他当时也临时为财政部工作过。牛津巴利奥学院也不愿意，曾有一
阵让他当一个临时讲师——他牛津的学生粉丝来自那段时间。于是，他
离开英国到了维也纳，在那里挣了几千英镑。20世纪20年代初，他带着
微薄的资金回到伦敦。在这里，他独特的性格特点得到充分展示。他没
有做其他人会去做的事：在寻找谋生手段时，他并没有想着要尽可能少
花钱；他知道自己可以写出一部原创性的重要著作，并且决定就这么
做。他将此事告诉了朋友和支持者（其中的一些人与自由帝国主义者的
圆桌集团有联系，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纳米尔赞同自由帝国主义者的
思想）。他告诉他们他需要钱来写一本书；他没有作出任何还钱的承
诺：钱被当作是一项学习的投资，仅仅如此。菲利普·克尔是纳米尔在
这件事上所接触的一个人，他对我说（那是1940年在华盛顿，他当时是
罗西恩侯爵，是英国驻美大使）他没发现自己跟纳米尔志趣相投，但被
其狮子般强硬的个性所折服，认为他是一个才智非同寻常的人。他和朋
友们为纳米尔争取了一项资助，同时纳米尔还得到至少一笔私人资助。
纳米尔接受这样的资助并没有感到曲意的羞愧：这些资助在18世纪后期
这个最好的时期通常是足够的。他认为他有着与柏克一样的权利，或如
过去任何一个天才作家一样，有钱有势的人都会为资助这样的人感到骄
傲。他认为他的“赞助者”都应当有这种想法，总是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对
他们的慷慨感到遗憾。他的著作确实如他所愿，改变了英国历史学的学
术标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史学写作的风格）长达至少四分之一世
纪。
完成著作之后，20世纪20年代末，纳米尔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犹太
复国主义组织的政治工作中。这使得他充分发挥了他令人叹服的天赋：
他的辩才、他的历史感、他的骄傲、他的民族主义，以及他对揭露他人
缺点、懦弱、谎言、无价值动机的喜好。他从这些工作中获得极大满
足。期间，他使得一些不那么能干的同事感到不快和丢脸，让英国知识
界的一些人印象深刻、另一些人震惊和气愤，常常使一些外交部和殖民
地部有影响的官员心烦和愤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他对大多数犹
太复国主义同僚长期而伤人的轻视，如果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
他当然无法成为指导者之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他放弃了犹
太复国主义政治活动，并不改变道德或政治立场。他回到史学研究上。
他盼望（并非没有道理）可以在母校得到一个职位，但没有成功。每当
一个历史学（或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他同样是一个顶尖的专家）教职
空缺时，他的名字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提起，却又适时地被否定。牛津那
些负责任免的人常说，有三四个职位显然是合适的，但某个遴选小组不
任用他，而他显然是优秀、足以胜任这些职位的，这是一件特别让人羞
愧的事。不过，轮到说这些话的人时，这些评选者或顾问做得跟前任一
模一样。纳米尔总是被刷掉。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他的专业领域
太窄了，他在政治上行动过度（比如他过于宣扬犹太复国主义，或对战
前英国外交政策的评价明显很低），他会傲视同事、苛求学生，他会成
为无聊的人，会在午餐时间使学院的某个同事无法忍受。对他的才华，
人们没有争议：但这不能被看作一个充分的任命理由。他树了一些难以
和解的敌人。然而，尽管很敏锐，他仍然是一个天真的人，在个人事务
方面表现得比较迟钝、率真、孩子气。他很容易上当受骗，会把恭维当
成真心话，察觉不到谁在跟他作对，完全不会耍心眼和诡计。他的一切
成就都是单靠卓越的才华取得的。他会错误判断人们的动机，常常无法
区分朋友和敌人。他掉进了陷阱，并且直到去世都觉察不出来。他是一
个奥赛罗，在不只一个小的学术伊阿古前面保持自信。得不到一个牛津
职位让他很伤心，一如其他受到同样对待的人。“我来告诉你他们是如
何在牛津选拔教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在莫德林学院韦恩
福利特讲座授课的那段时间，他痛苦地对我说，“18世纪有一个叫古兰
的俱乐部，成员资格是去过东方。它发现有很多它希望吸收为成员的人
没去过东方。因此规则就从‘去过东方’改为‘表达过想去东方的愿望’，
这就是他们在牛津怎么选教授的，”他补充说道，“别太过分了。”他继
续在曼彻斯特教书，但最终还是转到了伦敦，受议会历史研究部委托，
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做——详细而微观地研究所有曾当过议员的人的生
活。在英国内外，他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没有什么能弥补牛津早先带
给他的失望。巴利奥学院聘任他为荣誉研究员。牛津授予他两个荣誉博
士学位。他主持罗马尼斯讲座。虽然这些都让他高兴，就像他的骑士身
份一样，但老伤疤一直留在那里并让他难过。
正是在这期间，他第二次结婚了（他第一次婚姻持续时间不长——
据说他妻子是个穆斯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了）。他皈依英国国
教的信仰，跟朱莉娅·德·博索布勒的婚姻终于结束了他自第一次世界大
战就开始的极度寂寞和个人痛苦时期，这些因难得的骄傲和喜悦时刻而
缓解。杰出的奥地利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魏斯曼是纳米尔在维也纳生活
期间遇到的人，他告诉我他此生从未碰到谁比纳米尔在才智上更具天
赋、更敏锐、更有吸引力，或者更深地沉浸在无望的悲伤和孤寂中。
他转信基督教使他失去了魏茨曼的友谊，魏茨曼并不想考究个中原
因，只是对动机不可能体面的叛教行为作出了本能反应，就像他父亲之
前会做的那样。当然，这件事让纳米尔很受伤，但婚姻给他带来了新的
生活，他更容易承受这种事情了。在魏茨曼去世后，他访问过以色列，
被深深感动，但仍然执拗地反对拉比，抱怨祭司的专制。当我轻视这一
点时，他冲我翻脸，严肃地说：“你不像我那样了解拉比和祭司——他
们可以毁掉任何一个国家。牧师是不会惹什么麻烦的。没有人会说落入
牧师之手跟受耶稣会士控制是一样的，恐怕现在应该说不会跟受拉比控
制一样。”这段时间里，他偶尔会从剑桥来跟我见面。随着年龄增长，
他变得更成熟了；他更幸福了，因为他的私人生活是平静的，也因为他
终于赢得了足够的认可。他仍像以前一样对批评感到痛苦：当他的朋友
和追随者阿兰·泰勒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一篇对他的一个作品集
不够谦恭的评论时，他就像马克思一样，把这作为评论家能力下降的象
征。
他在不多的个人友谊上花费了很多精力，关系恶化让他很痛苦。他
跟泰勒的友谊就遭到了很大破坏，主要是泰勒认为他在选择维维安·亨
特·加尔布雷思的继任者成为牛津大学钦定历史教授这件事上起了作
用。泰勒没有得到任命，他指责纳米尔没有在力所能及时充分支持他，
中断了两人的友谊。纳米尔是真的喜欢他——与大多数人比起来，他更
喜欢他。他告诉我他在泰勒家里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并说一个人必须
要对他的人际关系小心谨慎——比他曾做的要更加小心。虽然泰勒天资
非凡，但纳米尔对他沉迷大众杂志感到失望。“如果我伤害过你的感
情，”他对我说，“我也道歉。我经常不太小心。”这是一个感人的和大
方的说法：我曾送给他一份关于抽象问题的讲座的打印稿，他以这句话
告知收悉：“你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知道你自己在写什么。”这是对
历史哲学的典型嘲弄——他认为曾经是我讲座主题的历史哲学是伪造
的。我对他的来信感到高兴。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不会视它为攻击，更不
要说那些认识纳米尔并乐见其偏见和荒谬的人。爱德华·哈利特·卡尔，
一个普通朋友，碰巧在我收到信的那天来拜访我，我津津乐道地给他读
了纳米尔的信。此后不久，纳米尔的评论就出现在《每日快报》的谈话
栏目。纳米尔震惊了，马上写信给我，说他并不是想要侮辱我或者我讲
座的这个主题。我的保证并没有说服他：他（毫无根据地）怀疑卡尔把
这个嘲笑透露给了《每日快报》——卡尔对此断然否认。当然，对于严
肃的报刊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泰勒、卡尔、不列颠学会成员，这些严
肃、博学、有天赋的人对历史研究花费了很大心血，如何会与学术敌人
（不论多么有趣）为伍而损害自己的职业（或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尊
严？而且还是以如此公开的方式？至少巴特菲尔德，比任何人受到的误
解都多，就没这么做。纳米尔的怀疑常常（就像这件事一样）没有根
据，但他依然如此。我的辩护他根本没听进去：一个理想化的形象，他
大半生都持有的学者形象，可能也是英国人的形象，以某种方式受到了
损害，这几乎比个人攻击更让人痛苦。
他经常谈到学术尊严：谈到需要保持学问的纯粹，保护它免于受到
业余主义、新闻滥用、沉迷于教条这三个最大敌人的伤害。他的一句名
言是：“业余者是考虑自己多于考虑其课题的人。”他提到一个年轻同
事，怀疑这个人刻意炫耀。他热切信任每一个领域的专业水准：他反对
精心雕琢的文章，以及那些吓唬读者的想法，无论作者是一名普通人还
是一位学术人士。他愤怒地谈到，有些人指责他为挫败辉格党、攻击他
们的价值观和英雄，而希望重新评价乔治三世的性格和历史影响。他会
严肃而很真诚地向我保证，他的唯一目的是重构事实，并用经过检验
的、严格的经验方法解释事实。他不相信18世纪的党派标志和政治理想
的专业性的唯一理由是，他坚信——基于无可辩驳的文献和其他事实证
据——这些标志和专业性通常在代理人面前掩盖了真相。他的心理学原
则——这些揭示部分立足其上，在他看来，一再被历史证据（政客及其
代理人和亲属的实际交易）所证实，这能作为一个且唯一一个真实的解
释。不管在这个事情上他是否被误解，他坚信他不是由理论来指导，而
是由事实且只由事实来指导。关于什么是事实，什么构成了证据，这是
一个哲学问题——而这是他嫌恶抽象、反对哲学的天性全力避开的问
题。
对一个学者来说，新闻报道——对娱乐、出名的渴望，只是不负
责。“不负责”，在他的字典里是最难听的词汇之一。他对历史学家和学
者道德责任的信念在严肃和真诚方面通常是康德式的。至于脱离实际的
困扰，对他来说像是一种有罪的自我放纵——肆无忌惮地摆脱严格遵循
由“事实”构成的、常常是复杂而令人费解的经验路径的责任，逃入历史
学家为满足他自己的形而上或道德偏爱而虚构的对称模型；或者，是一
种近似病态的思想困扰，使得历史学家简直无法看到“如实直书”。因
此，纳米尔讨厌或嘲讽哲学历史学家；重点在于物质因素，而不信任理
想因素。对于本身就受很多理想乃至偏见支配的人来说，这是很奇怪
的：这些偏见包括民族主义和民族性格、对传统之“根”的热爱、“土地
和亡灵”、对知识分子和学说家效能的怀疑、对个体心理学甚至是笔迹
学的信赖。但事实就是这样。
也许区分他本质上的缩减倾向并不过分——他总倾向于将一般命题
和历史学家的印象主义还原到坚硬的颗粒状“事实”，倾向于讨论所有问
题的实质——这是他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主导思潮的一部分。毕竟，在维
也纳，马赫阐述了“思维经济”原则，并尽力将物理现象还原为一组可辨
认的、几乎是独立的感觉；弗洛伊德在寻找“质料”，即心理现象可验证
的原因；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提出了实证原则，作为对付模糊、先验
论、神学、玄学的武器；包豪斯清晰合理的线条可在阿道夫?鲁斯及其
弟子的思想中找到源头。维也纳是反对形而上学和反对印象主义的实证
主义新的中心。不管纳米尔是否知道这些——没有谁对这些意识形态的
分类的抗议更加激烈——他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维也纳最具独创精神
的思想家们强烈反对德国玄学，支持英国的经验主义。在哲学领域，维
也纳思想与英国思想共同成长，取得了显著的累累硕果。纳米尔是将这
一方法运用到历史中的最大胆和最具有革命性的先驱之一。这个方法
——尤其是在他追随者的作品中——被批评为走得太远了，“使思想脱
离了历史”。这种批评同样也针对相应的哲学、艺术、建筑、心理学学
派。不管这种评论是否公平，即便是最尖锐的批评也很难否认这种新方
法早期影响的价值和重要性。它打开了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新的地
平线露出来了，让人们看到了之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宏大的建构
——解构运动中，纳米尔是一个主要人物。
纳米尔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坚持不懈地积极思考、独立、勇敢，并且
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选定的方法做事。他运用这个方法取得了丰富成
果，不会仅仅是因为它在折中主义者或门外汉看来似乎是极端或狂热的
而去修改它。就像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一样，他强烈地反对折中
主义。他也不相信为了避免被指责为极端主义、取悦明哲之人而搞中庸
或引进条件。事实上，他从不急于以任何方式取悦（更不用说姑息）评
论家，这不是他的风格。他相信能发现客观真理，并且在历史研究中找
到了发现真理的方法；他相信这种方法就是一种“点画法”（一种微观方
法），它将社会事实分割为个体生命的细节——就像原子实体那样，其
生涯可被准确证实；他相信这些原子能够组合成更大一些的整体。在历
史研究中，这是离科学方法最近的一种方法，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批评、
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坚持使用这种方法，除非他确信这种方法因其内
在标准的不完善而无法得出研究已证实的结果。这个精神上的笛卡尔主
义是他对付各种印象主义和浅薄的武器。康德曾经说过，大自然只有在
被拷问、被提出具体问题的时候，它才会披露自己的秘密。在历史研究
中，纳米尔坚信这一点。问题是以可回答的方式表述出来的。
纳米尔是一个实证论、通货紧缩、反浪漫主义时代的产物，他深沉
的自然浪漫主义在另一个方面——政治上——表现出来。作为一个专注
的历史学家，他刻意把自己限制在他的原子事实上。他确实把历史材料
分解还原为细微的碎片，然后再以一种奇妙而充满想象力的概括把它们
重新整合起来，就像那个时代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他不是一个叙事性的
历史学家，低估了观念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他赞赏个体力量，鄙视平
等、平庸、愚昧。他崇拜政治自由和个人解放。他对经济事实的态度多
半是矛盾的：他在历史写作中是个半心半意的决定论者，不管他会在理
论文章里就此说些什么。他受到了来自唯物论和极端决定论的批评，但
这些批评更适合那些使用这种方法却没有天赋、迂腐、怯懦的历史学
家，而他则勇于创新、充满直觉、无拘无束。他考虑到很多因素。他不
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因为他积累了大量森林的材料并做了细微分
析。在他黄金时期的著作中，目的从未被忽视。读者不会被细节弄乱头
绪，从不会感到他是一个贪婪的、不放过任何东西的事实收集者，一个
狂热的、无法判断物品重要与否的古董商。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
刻，树木甚至灌木已经开始遮掩他望见森林的视野。但是，他在最得意
时很可能就像马克思（他对马克思缺乏尊敬，但马克思的方法实际上对
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样说过：“哦，纳米尔可不是一个普通人。”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牛津
我想那是在1933年秋季学期的第二个星期，是10月里的一个下午，
我因为要还一本书就打电话给罗伊·哈罗德，并去了他在牛津基督教堂
学院的房间；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我之后
进来的是西尔维斯特·盖茨，接下来是一位我认识的伦敦律师；有个人
跟律师一起进来，个子不高、衣着整洁、举止利落，被介绍说是法兰克
福特教授。说来惭愧，我对他的名字一点也不熟悉，我只是模糊地将这
个名字跟新政和罗斯福联系起来，但也不是很清楚这中间的关系，我想
这也可证明我孤陋寡闻和不关心国际大事吧。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是
伊斯特曼讲座访问教授，我不知道他的突然到访是否在牛津法学院引起
了轰动，我所能证实的就是他是悄然到此的。在牛津，国外大学名教授
们的访问并不少见，现在依然如此。无论来访者多有名气，他们都不会
被当作名人来推崇；有时对他们的关注确实太少了点（不管社会学是如
何解释这种现象的，这种情况总会让一些人感到放松，而让另一些人感
到颇为懊丧和失望）。无论如何，当我被引见给法兰克福特时，我很想
了解他的个性和特点。要知道盖茨是一个极其挑剔的人，而且确实是我
所遇到的最聪明、最有才识和最有修养的人之一。他带来的朋友，那位
法学教授，毫无疑问也是专业领域中的杰出人才——我当时就了解这
些。但还不到五分钟，我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谈论了政治、人物
性格、斯廷森先生（显然，这位教授很了解他）、约翰·西蒙爵士、萨
科和万泽蒂事件、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哈佛校长洛厄尔以及他对哈罗德
·拉斯基的做法，等等。那位我不太认识的教授津津有味地参与了所有
话题，他的谈话把知识和趣味性极好地结合起来，既特别又引人入胜；
我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在此逗留，但后来被他的谈话完全吸引了，就
安静地在那里听他说话（而我其实是习惯打断别人的）。大约过了一个
小时，我因为一个紧急会晤不得不离开，那次就没来得及探究他是怎样
一个不寻常的人。
几天后他应邀在全灵学院（也正是我所在的学院）参加聚会。我记
得那次聚会的主人是杰弗里·道森，他是《泰晤士报》的主编，也是当
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次我搞清楚了这位不寻常陌生人
的身份。我意识到，道森和他圈子里的人（那次道森和他的朋友们都邀
请了一些客人）认为他不止是一个学者，而在更大程度上是把他看作一
个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美国总统的亲密朋友和顾问，一个由
于明显的公共原因显然值得去结交的人。法兰克福特对此招待反应极为
平常，没有不自然。我不认为他不愿意成为这种关注的对象——在全灵
学院，尤其是在那个时期，很多杰出的公众人物，包括一些非常有权势
的人都在这里聚会——但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傲慢，言谈不虚夸、
不武断，也不像一个名人通常在跟和他地位一样高的人讨论国家大事时
那样显得小心谨慎又郑重其事。他很自然而愉快地说了很多话，给人一
种亲切又愉悦的感觉。当时在场的有些地位高的人，坐在他周围想引起
他的注意，他们拘谨、一本正经，还有些虚荣、自负；而法兰克福特的
方式就跟这些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他轻松地发表看法，观点鲜
明，对自己的各种观点和政治意见非常坚持、毫不让步。显然，他的某
些观点对在座较保守一些的公众人物来说太激进了，但我们这一代的大
多数人，即年轻的研究员们却非常欢迎和赞同他的想法。于是我们成为
了他的外圈听众。并且，关于那天我们谈到的大多数政治和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