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银行家”诈骗、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失业、
经济衰退、公共安全（接下来还有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问题），我们与
多数年长一些的听众有着不可调和的观点分歧。
大概谈论这些严肃话题两个小时后，法兰克福特扫了一眼四周，决
定休息片刻。他明显地有些烦躁不安，从椅子上站起来，离开座位，好
像是朝着一张摆放着一排排威士忌、白兰地和苏打水的桌子走去。他还
远远没走到桌子跟前时——他其实显然不需要那些饮料来刺激自己——
他几乎就是拉住一个看上去活跃且很合他意的年轻人，并开始与他谈论
一些轻松话题。道森、西蒙、莱昂内尔·柯蒂斯及其他高官们试图让他
回来谈谈英美关系，但没能成功，法兰克福特就是不离开那个年轻人
——我想那是彭德雷尔·穆恩，后来在印度问题上，他有独到见解，而
且无所畏惧，让人钦佩——并且坚持谈论一些纯学术话题，而这些是政
客们毫无兴趣的。不久他又转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年轻研究员们正在那
里自顾自地聊天。谈话间他流露出无比的喜悦和孩子般快活的天性，看
起来对任何年轻人喜欢的话题都感兴趣，他们就这样一直聊到了凌晨。
只要在牛津的晚宴上碰到法兰克福特，我都发现有一个同样的现
象：总有一帮人尽力去吸引他的注意，他们认为他是对美国法律和政府
有影响力的圈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有权利和义务去跟他交谈；而这个
讲座教授则保持一贯的礼貌，但并不热情。他显然并没有意识到，某些
人要比另一些人重要得多；他以同样的亲密态度对待每个人，这使得最
重大场合中的气氛也能轻松起来，也让年轻的听众们感到愉悦。
20世纪20和30年代初的牛津，跟现在比起来更严厉、阶级意识更
强、等级更严格、更以自我为中心（当然，也许是因为我那时太年轻才
这么认为，但我相信对此也有很多客观证据）。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的非同寻常的能力能够融化拘谨、打破压抑，还解放了他所接触到的人
们。只有那些确实自以为了不起、爱炫耀的人讨厌他的做法，他们确实
是非常讨厌这种做法。我听说梅纳德·凯恩斯——一个自命不凡和诡计
多端的著名的、毫不手软的迫害者，也是这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认
为法兰克福特是这种技巧的大师。的确，他说过在他认识的美国人中，
法兰克福特在这方面排名第一，虽然他觉得霍姆斯更可怕、更没有同情
心。
的确，法兰克福特有他的弱点。他是个真正的亲英人士：无论他怎
么看英国的公共政策，就单个英国人而言，在他眼里是不会做错什么
的。一个英国人要做不少愚蠢、缺德的事，或险恶、粗鲁，才会在菲利
克斯·法兰克福特心里产生不友好的感觉。总体上说，他喜欢一切可能
被喜欢的东西，什么都喜欢；他极为讨厌不得不讨厌某些事物。每件事
情都让他高兴：一所学院里退休研究员之间的关系；查尔斯·凯·奥格顿
对伦敦餐馆的态度；在英国的德国流亡者在追求学术东道主上取得的不
同程度的成功及其滑稽可笑的社会后果；萨尔韦米尼贬低哈罗德·拉斯
基向柏克所表示的夸张的敬意；他自己在伦敦和牛津所取得的成绩。他
对荒谬事物的感觉是直接而敏锐的，他对奇思怪想的欣赏是抑制不住
的。他不是所谓的好听众；他太忙了，就像一只从无数花朵（对有些人
来说只是野草）中采集花粉的蜜蜂，他散布花粉，让一些从前没有指望
的植物霎时开花。他用铅笔写的、几行字长的简单备忘录，通常附有剪
报或报章上某页的复印件，搅动了一潭死水；他所展现的社交才华简直
就是天才。
还是回到牛津这个话题上吧。那些对自己的位置敏感、担心得不到
充分认可、恐惧任何不敬行为的人，抱怨这位伊斯特曼讲座教授举动过
于轻率、缺乏品位、笑声吵闹、幼稚、一口美式英语、表现了不成熟的
热情，对整个欧洲特别是牛津的独特品质不敏感（不够庄重，蔑视这个
地方的天才人物），等等。这些指责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客人不
会为不敬而不敬。实际上，他很欣赏牛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
是他的欣赏太深切太热忱了，比批评者的感受要强烈得多。他理解那些
需要理解的东西。如果他偶尔发表了一些尖锐的言论，这么做也是有目
的的，而且那些说法在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牛津核心传统的大多数继承
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多数英国学术人物的耳朵里，并非是刺耳
的。我不知道他对牛津的律师们或那些去听他课的大学本科生们有什么
样的影响。对我和我的朋友们而言，他的天赋是慷慨的思想和情感金雨
——在朋友们面前淋洒，解放了那些需要解开自身枷锁的人。在第一次
和之后的访问中，无论何时我在学院或私宅晚餐上遇到他，总能看到同
样的现象：他是中心，是一圈热切的和高兴的人们的活力和灵魂所在，
他生气勃勃，有着无穷无尽的快乐，对任何才智、想象力或活力的表现
都感到喜悦。他使人们得到最大的快乐和满足（用他不喜欢的一个人的
话来说）。难怪甚至是我们中间最冷淡的怪人，尽管他们自己并不情
愿，也对他有良好的反应，发现自己对他尊敬又喜爱。只有那些最自
负、最疏离（一个当时还不常用的词）的人，才不受他这种特别的活跃
所影响，或对此感到厌恶。在我看来，可以把对待他的态度作为一个简
单而不充分的标准，用来判断一个人是喜爱还是反对生命力。我的意思
完全不是要把它作为一个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有些最宝贵的道德、审
美和智力品质，似乎与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并不相容；我只是把这个区别
当作事实来陈述。
他又来过我们这里两次，一次是纯粹的私人访问，另一次是为了接
受荣誉学位。每次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对他的欢迎确实是非常热烈
的。我记不起来他说过或别人说过关于他的什么特别难忘的话。在我的
记忆里只有两次很有特点。一次是在基督教堂学院的晚宴上。我现在想
不起来谁是主人——大概还是罗伊·哈罗德，能想起的只是我们中一些
人的餐后表演。那个贵客是如此活跃，以至于这个表演（如果我没记错
的话，它跟18世纪一个善妒的法国侯爵和他出轨的妻子有关）极富激
情。我并不会说出演员的身份，现在他们都很有名。菲利克斯对演出报
以热烈掌声，鼓动演员直到他们完全进入角色。我不会忘记在那个不寻
常的场合上，那些脸上的表情、那些姿势、那些声音的音调变化。因为
牛津导师们——他们是一个非常拘谨而矜持的社会中一群最拘谨、最矜
持的人——冲破了束缚，只有最强有力的力量才能做到——那是一种强
大到足以打破最神圣魔法的灵丹妙药。在我看来，这种解放力量自菲利
克斯的职业生涯一开始，在他所有的行为中，从最私下的场合到最公共
的场合，都表现得非常明显。牛津，从自然和人为角度来看都是这股力
量最巨大的可能障碍，证实了这股力量的确不可抗拒。
第二个场合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他和他夫人 56 在位于公园路上的
伊斯特曼讲座教授学舍举办晚宴，参加人有西尔维斯特·盖茨、弗雷迪·
艾耶尔、勒内·艾耶尔、戈伦韦·里斯、莫里斯·鲍拉以及一两个其他人，
我记得有著名的侨民盖伊·伯吉斯——那时他还在牛津，在谋求一个我
们不太了解的职业，发表过一封关于理财建议的市民公开信或者这类东
西——无论如何，他是极好的伙伴，在那些日子里，是我以及在座的其
他几个人的朋友。
要向别人介绍一个特定场合（特别是私人场合）发生的让人高兴或
记得住的事情，总是很困难的。有些人这样写道，“我们笑死了！眼泪
从我们的脸颊上滑落”，或“他诱人的方式和独特的智慧使我们所有人突
然发出一阵欢笑！我们那时是多么愉快啊，那么年轻、那么快活、那么
兴致高昂！我们周围的阴影何其少啊！反思后来的结局是多么感伤啊！
这是怎样的一个夏天啊！”等等。没有什么比这样写给读者传递的信息
更少或更令人作呕的了。根据菲利克斯自己有些模糊的回忆，这个晚上
是在一个赌局中结束的。弗雷迪·艾耶尔和西尔维斯特·盖茨打赌，“对于
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句话在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
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是出现了一次还是两次。弗雷迪说他认为只出现
了一次，后来坐出租车回他在高街的家里去查看原文，回来说维特根斯
坦确实就像盖茨所说的那样写了两次，一次在前言中，一次在正文里，
为此他掏了十先令罚金。
为什么这样的场合如此难忘？唯一的原因是在牛津这样矫揉造作的
氛围中，由这些和其他晚宴带来的知识乐趣和普遍幸福感是很少见的。
在牛津，自我意识与人们的职业相伴相生，牛津并非以人类情感和学术
自由而著称。勇气，坦率，诚实，聪慧，对他人才智的热爱，对观念的
兴趣，不装模作样，活力，愉快，对荒唐之事非常敏锐的感觉，热心
肠，思想和情感上的慷慨，讨厌爱炫耀、虚伪、自以为是、守旧的人，
不喜欢刻板、怯懦，对地位很高而又性格如此的人尤其不喜欢（但可能
对于他们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到哪里还能找到另外一个这样的混合
体？他还是一个令人感动和愉快的英国迷——孩子般狂热地喜爱英国、
英国的机构和英国人；喜爱所有理性、优雅、真实、文明、温和、和
平、不野蛮、得体的人和事；喜爱自由和宪法的传统，在1914年它们对
心灵和想象力是那么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在东欧和中欧长大的人，尤其
是对那些受压抑的弱势群体——他们对自我缺失的感觉达到了一个痛苦
的程度，他们寄希望于英国，有时候是美国（英美是一些持反对意见者
的避难所）；喜爱所有保证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东西。有时菲利克斯·法
兰克福特被认为是势利眼——这是对他性格的一个极大误会——而实际
上他是前面所述的那样的人。在巴勒斯坦动乱期间，他对英国的感情承
受了压力。他是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牛津与雷金纳德·卡普
兰德——皇家巴勒斯坦问题调查委员会《皮尔报告》（至今为止，是对
那时的巴勒斯坦问题最好的阐述）的主要作者，就这个问题的言论并没
有被记录下来。卡普兰德经常谈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法兰克福特那
里要比从那些专门向他报告情况的官员那里获益还要多，也谈到他的观
点的勇气和坦率无疑给自己树了很多敌人。菲利克斯对这件事的参与，
就跟他对法律的贡献、对新政的影响、成为教授前在美国政府部门的工
作、对萨科和万泽蒂事件的支持，以及他总体上的公众生活和影响一
样，也许比我前面所谈的他那些个人品质更值得评论和赞赏。但正是最
后这些特质，而不是那些使他在热情招待他的英国大政治家眼中变得很
重要的那些品质，让他在牛津学术圈中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从来没有人让这个看上去令人生畏的堡垒中的顽固成员们着迷过，
他迷倒人的速度之快、数目之众，让人难以置信。讣告通常会提到死者
的“友谊精神”。在我看来，菲利克斯最宝贵的个人品质，绝不是这种陈
词滥调中有些令人疑虑的“友谊精神”，而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去解
放被习俗、压抑和社会暴力的冰冷外壳所拘禁的人类。正是这样的品
质，冲破了我们的防线——其实是一座壁垒，它阻止并很不必要地挫败
了很多心怀善意、有好奇心的、聪明的好人。
理查德·佩尔斯
我与理查德·佩尔斯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那时他还未婚，是
全灵学院研究员，倾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活规律，规行矩步。他看
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就像一个腼腆、出色、聪明的大学生，直
到辞世还拥有一副机敏而年轻的面庞。他的才智显而易见、卓越不凡、
令人敬畏，无人质疑其优雅和影响力。他极具魅力，热爱风格和形式独
特的东西，极具鉴赏力，几乎像女性那样挑剔，他讽刺性的幽默常使敏
感的同事们愉悦和警醒。他与人们保持着距离，只有密友才能进入他的
内心世界；但他极具天赋，作为学者和人都同样出类拔萃，具有坚定的
道德和精神原则，富于创造力，个性强悍，这些使他成为全灵学院中年
轻人和改革派的天然领袖。他对同事们有着很大的道德影响力。他长于
言辞：他的成功部分地来自于他作为学院演说家的天赋。他那创造性的
思想、具有讽刺感的机智和收放自如的激情，总是以恰当、典雅流利的
语句表达出来，这样的讲话令人印象深刻，不止一次改变了学校讨论的
内容和方向。我记忆中，没有人（无论老少）不尊重他的智力、正直、
尊重传统和制度却不失独立见解的作风——他会为自己深信不疑的一切
事物辩护，比如：历史知识、纯洁的友谊、他所在学院或大学的严格规
定。虽然他骄傲、才智过人、智力和性情上过分讲究，他仍然是和善、
热情和愉快的。他的道德感（他从不试图隐藏）并没有使他变得挑剔和
自负，而是与他深刻和批判性的审美感结合在了一起。他选择18世纪作
为历史研究的领域，部分原因是被那个时代的秩序和礼仪之美所深深吸
引（后来他也偶尔抱怨，他经过研究发现那时的人比他设想中的野蛮、
粗俗和令人厌恶）。他反复研读简·奥斯汀、艾米莉·狄金森、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作品；崇拜莫扎特，这种艺术敏感性和理解力融入他所有的人
际关系中。
因此，他属于温彻斯特公学并且更属于巴利奥学院的中坚主流：他
有着温和的社会道德意识，赞赏热忱和公共精神，为人正直，乐于毕生
承担自我强加的各种责任；结果他为科研、教学，后来为国家事务耗尽
了心血。但他并不因严格的自我约束而变得无趣；他喜欢享受愉悦和欢
乐；对任何形式的艺术和智力上的精湛技艺都感到愉快。有时他表现出
性格上的某种脆弱和冷漠，这时需要其他人的热情并且得到了，对此他
会报以感激和持久的爱。他对快乐有热切的感觉；尽管他对固有的价值
观有一种“温彻斯特公学式”的虔诚、判断审慎、执着于规定，他却热切
欢迎几乎任何形式富有创意的天赋，只要唤起了他偶尔出现的多愁善感
的情绪，无论它们如何过度或古怪。
但我想，他并不依赖这样的时刻，只是把它们视为意外之喜，并不
期望太多。在资质平平的学生面前，他仍然是一位富有责任心、严格、
和蔼、激人奋进的导师，绝不会去逼迫或嘲笑他们，不会忽视他们的努
力，更不会轻视他们。他厌恶的只是懒散和说谎的学生。对于表现出超
凡才能的学生，他的反应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期望：他对学生们想象力的
自由发挥表现出了最深切的理解和最大限度的鼓励。这里说的是想象
力，而不是成形的思想。他对哲学的厌恶（他大学期间阅读了伟人们的
著作），发展成为对普遍观念的不信任。他也不喜欢在没有明确答案的
问题上耗费时间和精力，总是有一个可预见的界限是他拒绝迈过的。他
的价值观为理智和他有意相信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权威性所强化。如果
有人质疑基本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历史的，他总会用简短而生硬的
语句打断它；如果有人继续坚持，他就会失去耐心甚至烦躁起来。
他可能是牛津大学里那些同辈的教师中最受崇拜和敬仰的一位。他
跟学生联系密切，对他们后来的职业发展也颇为关心。但他从不与人过
分亲近，总是跟人保持距离，他为一种矜持环绕，几乎没有敢人去打破
它。他从不寻求控制他人，不拉帮结派，也不会沉浸于学生们对他的崇
拜中，而这种崇拜是易得的。在外界的政治或社会观念上，他乐于接受
不同的思想；而在个人生活和学术研究的内部城堡中，他骄傲、自足、
独立，从不受他人影响。
从完全意义上来讲，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个伟大的年代。还
在巴利奥学院上学时，他就是弗朗西斯?厄克特的好朋友，而且是那个
著名团体（成员们常在他巴利奥学院的房间和阿尔卑斯的木屋会面）的
一员。特别是汉弗莱?萨姆纳、罗杰?迈纳斯、汤姆?博厄斯、克里斯托
弗?考克斯、约翰?莫德都成了他的朋友。其中，斯利格尔的自律生活、
坚定信念以及宽以待人的品格，给理查德留下持久而深刻的印象。期
间，他与一些重要而才华出众的人物关系密切，包括西里尔·康诺利、
伊夫林·沃、约翰·苏特罗，事实上围绕他形成了一个圈子。虽然后来理
查德下意识地离开了年轻时的伙伴，成为一个严肃而勤奋的学者，但这
种无法改变的、美好的精致趣味一直陪伴他一生。他放弃了曾经热情追
求的东西，尽管他对曾经放弃的东西一直怀有欣赏的态度。他培养了彻
底、实用、公正追求真理的态度；他也常常告诉自己，不要指望发现的
真理总是趣味横生。他捍卫着乏味的美德：一直以来都厌恶夸张的修
辞、炫耀卖弄和言之无物。虽然他深信和坚持这些观念，但却不会过于
严肃；他时常表现出极度的快活和欢乐，在他高雅的趣味和智慧中会不
时显现出奇特但可爱的孩童般的纯真和幻想。
他对自己学术生涯和价值观的终身信仰具有皈依者一般的虔诚；他
并不期望得到外在的认可或回报。他天生具有广阔和宏大的视野，非常
富于想象力，几乎懂得所有的事情；因此他有意界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种自我赋予的淡泊——选择了作一名大学教师，并为此放弃
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兴趣。大学校园就是他的家和他的世界。战争期间他
成为一名出色的政府公职人员；在那里，他的同僚们也很尊敬、敬佩和
喜爱他。但他后来卸任并重返学术生活。他在爱丁堡大学授课，跟以往
一样，课程生动活泼、喜欢使用第一手资料、对事物保持不偏不倚的态
度，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赢得师生们的喜爱。但当全灵学院授予他最著名
的研究员资格时，他还是辞去了爱丁堡的教职——他的麻痹疾患使得教
学变得很困难——并高兴地回到了牛津。他在学术界声望显赫，担任了
英国学术院成员、巴利奥学院的荣誉研究员，主持福特讲座，这些都令
他感到欣慰。后来他幸福地结了婚，与女儿们相处愉快。在他健康状况
允许的条件下，他尽可能在全灵学院继续从事教学。他坐着轮椅在学院
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同样言辞犀利、令人印象深刻，且带着他一贯的权威
感。他的谈话仍然聪明机敏、令人愉快。
学识渊博、工作勤奋、不懈追求真理，甚至还有卓越的表达能力，
所有这些品质加在一起，也并不能说明理查德的独特之处。真正让人惊
奇的是，他的思想和心灵细腻到了极致，具有最高等的智慧，严格自律
与对他人敏锐的洞察和理解并存，有着罕见的个人魅力，对生活中有趣
的事情一直有一种嘲讽式的愉悦，倾向于快乐而出色地展示自己某种艺
术天赋特有的想象力。所有这些特点，加上他的荣誉感、高尚的灵魂、
纯洁无瑕的品格、爱和奉献的精神，使他的道德品格独一无二，他的典
范作用和影响力在那个年代超群出众。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直都对公共事务很关心，但这并不是
他生活的中心。就他所有清晰的政治观点来看，他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
义者，有些中间偏右；但他的心不在政治上。他生活在一个自我圈画的
世界中，一个能够由着自己对秩序和统一的意愿来布置的整齐花园，和
谐而封闭：那是一个由历史研究、人际关系以及他自己的全部内在生活
所构成的空间。在这个私人世界里——也许是20世纪20年代温彻斯特公
学和巴利奥学院最后的繁荣时期——所有东西各归其位，有着自己的名
称以及与他的特别关系。这并不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免受外部混乱
的干扰的一种尝试：在这个“私密花园”里，他仔细地将客观真实与他自
己的情感和幻想区别开来。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高度才完全显现出来。这一年，他逐渐
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了控制，先是躯体，然后是肌肉。他（所称呼的）可
爱而善良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照料着他。他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不久将
来临，他面对死亡时所表现出来的宁静，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
虽然他生前并不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面临死亡时却像一个虔诚的
基督徒。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最值得钦佩的人。
休伯特·亨德森在全灵学院
当1934年休伯特·亨德森第一次来到全灵学院时，学院的很多研究
员都还不认识他。我想，戴维·哈钦森·麦克格雷格，一个跟亨德森一样
来自剑桥大学的德拉蒙德讲座教授，跟他有一些相识；罗伯特·亨利·布
兰德（后成为勋爵）和亚瑟·索尔特爵士与他交往颇深，一两个资深研
究员在社会活动中也接触过他。但对在学院中占大多数的年轻研究员来
说，他没什么名气。他看起来温和、腼腆，说话有一点含糊不清。他对
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但有些刻板和拘谨，好像还有一点迷茫和不知
所措。全灵学院一直都很特殊，人们很难预知它对那些来到这里的人会
有什么影响。亨德森曾专注于公共事务，担任《国家》杂志的编辑，还
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联合秘书长。在他看来，全灵学院也许就是一个
奇怪、隐蔽的地方，跟剑桥或他曾待过的更大一些的地方完全不同。他
花了一阵子时间来适应这里，在调整好自己后，便很快在学院里占据了
一个重要而独特的位置。他喜欢交谈，话题范围广泛，只要人们对他自
己超脱、不偏不倚实际上是中立的观点作出反应，他便会愉快地与人探
讨；他对他人的赞同并不特别地期望或喜欢。他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
人，思路清楚，心态平静。他善于雄辩，论据清晰而且坚持己见；自从
摆脱一本正经和自命不凡，乐于谈论一切感兴趣的话题之后，他还同样
乐于分析人物性格、抽象命题和政治问题，这时他态度谨慎，但有时讲
得也很生动。他不仅健谈，而且谈话时彬彬有礼，甚至在面对激烈挑衅
时也不失礼节；不管是比他年轻还是年长的人都不会感到他把他们分成
不同的派系，他自己也不觉属于某一派系。这使得与他交谈，无论只是
两个人的对话还是一大群人的谈话，总让人感到特别愉快又收获颇丰。
我想没人认为他的想法属于学院中某一个特定派别，如年轻派或年长
派、学术派或伦敦派、保守派或激进派。他具有完全独立的人格，对人
和事都有自己敏锐的见解，在谈论时不带敌意、不带主观色彩、判断问
题不偏激、极具智慧、举止自然有礼。
我详细讲述他的谈话特点，是由于全灵学院——曾在这里工作的人
都不会忘记——是一所谈话者的学院，而他自身对交谈和辩论的热爱使
得他能够轻松融入这里的氛围。他喜欢把一个问题说透彻，喜欢辩论；
他希望向别人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尽可能清楚和准确理解别人的
观点；他具有超凡的敏锐和真诚，怀有对发现真理的真切渴望，确信通
过合理的讨论有时能够发现真理，因此，他惯于持久地辩论，坚持己
见、全神贯注、充满感染力。有时，他认为对方的观点是稍有理智或知
识的人都难以想象的，这时他脸上会呈现出困惑的，有时是迷茫和怀疑
的表情。他会理理头发，声调上扬，比划出绝望的姿态，但不管时间有
多晚，他都仍会继续。他从不主动结束讨论。无论对方如何令人气愤，
他从未发怒、举止粗鲁或气恼。有时讨论持续到很晚，甚至到午夜，他
身旁的烟灰缸填满杜穆里埃香烟的烟蒂，甚至冒了出来。有时，在对方
的猛烈抨击下，辩论已经无法进行，他会变得沉默并转移自己的注意
力；如果对方言辞过于激烈，他便阅读报纸或者静静地离开房间。如果
不是在礼貌、智慧、温和、善意的氛围下，他是不会感到舒适和愉快
的。
他有强烈的幽默感，特别是在牛津大学还展现出搞笑的、孩子般天
真的脾气，他还讨厌各种形式的感伤和胡说。对于那些比他年轻的人而
言（我可以自信地对他们说），与他相处要比与几乎任何一位前辈相处
都要容易得多：他从不炫耀、毫不虚荣、极易相处；胸怀宽阔、心肠仁
慈。他平等待人，与他的交流是直截了当、令人愉快的。他无意说出的
话，从不会让别人感觉到他自己在纷繁复杂事务中的杰出表现，也不会
让别人想到一些不适宜涉及的特别信念或偏见。他喜欢被逗乐，他不想
给人们的热情泼冷水，或挑剔他人的无知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愚昧荒唐，
他并不排斥古怪的行为。简而言之，他喜欢洋溢的生命，不仅增加了生
命的快乐，而且他本人就是他人快乐的一个原因。他最崇尚的是把创新
意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在全灵学院他发现了大量的这种例子。在委员
会里，他的出色判断力、不偏不倚、清晰原则、无所畏惧以及和善的脾
气（有时，他会在激动的时候提高嗓门，但那并不能代表他平日的行
为）都是宝贵财富，特别是在这些风范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化的时候，就
显得更加可贵。在学院召开的会议上，他讲话带有权威。全灵学院是一
个大学院，一个人要想在学院会议上令人印象深刻，就需要具备一定的
演说才能。亨德森虽然不具备这种能力，但由于他显而易见的公正、独
立，以及他所受到的广泛喜爱和尊敬，大家总是满怀敬意地聆听他的讲
话。我甚至怀疑在他当选为院长之前，他是否了解人们对他的普遍喜
爱：要知道他不会花时间去想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或感觉；而且，对他自
己的个性或地位，他既不虚荣也没有成见。令所有人难过的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他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但后来他似乎完全恢复过来并继
续担任在学院里的职位，包括担任委员会成员和经常担任遴选经济学研
究员的助理考官。就我记忆所及，他作为一个考官的敏锐判断在所有情
况下都非常可信，并证明是正确的。
在1951年萨姆纳院长突然逝世后，他于当年6月当选院长，接替萨
姆纳的工作。他并未谋求这个职位。长期以来他并不希望自己被考虑为
院长人选，如果拟一份“不情愿候选人”名单的话，那亨德森一定在上
面。最后他同意自己作为候选人，也并不是因为他有野心，甚至也不是
出于责任感（我确信他不觉得谋求和担任这样的职务是任何人应尽的职
责），而是由于他与生俱来的谦和使得他不会太激烈地拒绝朋友们的要
求。我怀疑他是否考虑过自己有无当选的机会。我确信他并不关心自己
胜出的机会到底有多少。我仍清晰地记得在当选的那一刻，他对突如其
来的荣誉显得有点迷惑和不敢相信，但随即被人们的信任和热情深深打
动了。
他几乎没有上任。当选后没几天，在校庆典礼那天，他在谢尔登尼
亚剧院突发心脏病。我前往阿兰克疗养院探望他，他还是那么富有魅
力、令人愉悦，正如副校长在纪念他的演说里所评价的“从容的欢乐和
率真的善良”
57 。他不仅善良，还拥有纯真的个性、杰出的才智和情
感、公共责任心、对个人关系和私人生活的热爱，另外在含糊和温顺之
下，他还拥有苏格兰人的坚硬性格，这赋予他出人意料的意志力量。他
所拥有的这些个性特点，有些人认为，是全灵学院全体师生都应该具备
的：他聪明，对普遍观念有兴趣，但他绝不糊里糊涂、不卖弄学问、也
不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中。他一直担任公职，并将毕生精力贡献在公共
事务上；但他并不是学术的门外汉，他不会用世俗规范来衡量学术圈，
反之也不用学术圈的标准衡量世俗世界。他尊崇实践经验和管理能力，
尊敬每一位专家、每一个技术行业，对自己学科的抽象概念和理论表示
非常怀疑——因为他认为它实际上是应用学科，不是“纯理论”。另一方
面，他反对知识分子并没有到好战的地步；他喜爱精神力量和精神优
雅；免于遭受学者们那两种臭名昭著的“专业情结”的折磨——对于取得
显赫的世俗成功和影响力的被压抑的渴望，以及学术界对于渴望成功之
人的怨恨。
他对待大千世界的态度是平衡、和谐的。他很少对官方声誉感到不
安，乐于和任何他认为聪明有趣、令人愉快的人交往；他很擅长判断这
些特征。他尽量避开愚昧和令人生厌的行为，很少给它们冒犯自己的机
会。他喜欢思考本身，当有亲密朋友陪伴时，他会写一点富有想象力的
小诗来描写老朋友或者他在剑桥及伦敦的生活片断。他举止得体、不搞
怪、不失态、不摆架子、不刻意展示魅力、也不喜欢炫耀；但对这些行
为，他不羡慕、也不反对。他不会憎恶或讨厌他人的小聪明或小怪癖，
也不抱怨别人的悲观和迂腐。但是他厌恶矫揉造作、空洞和虚伪；他喜
欢平淡而非煽情，喜欢清晰而非模糊，不管它是多么明显或隐晦。在他
出席的场合，他乐于狠狠抨击那些愚昧和虚假的论调。他的观点非常敏
锐、具有讽刺性的幽默感，受到他人的攻击时也非常坚定，你根本不能
怠慢或威胁他。我认为他并没有野心，但他很有尊严，能正确认识自身
价值，这种价值从未受到侵犯，静静地散发出自身的光辉。没有想法前
他绝不开口，因为他经常一开口就讲很多，他不喜欢简短的发言，因此
经常保持沉默。他的思想公正、敏锐、自由、鲜明、严肃、人性化、没
有任何个人和社会偏见。总之，他是一个格外和蔼的人，一个精神独立
的人，与一般学术界的人都不一样。不管对全灵学院还是对牛津大学，
他的早逝都是一个巨大损失。
约翰·兰肖·奥斯汀和牛津哲学的早期起源
后来被称作“牛津哲学”的哲学潮流，主要起源于1936年到1937年间
某个时候开始的一小群年轻牛津哲学家每周一次的小组讨论。参加讨论
的人中间，年龄最大的是二十七岁。J.L.奥斯汀作为发起人，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迫使讨论结束之前，一直是讨论的灵魂人物。1933年秋
天，奥斯汀当选为全灵学院研究员，当时他还没有决意从事哲学研究。
他深信，而且过去常说，牛津传授的哲学思想对年轻人是一种极好的训
练；没有更好的办法让年轻人变得理性——这是他当时的最高评价——
即使仅仅因为哲学赋予年轻人一种批判的、本质上是怀疑的态度，在他
看来这是对他称之为“蠢笨”的特质的唯一治疗办法。他随后改变了观
点：在他看来，即使是他讲授的哲学也不能对抗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抱
有的传统虔敬和天真想法。他悲叹他的所有努力非但没有动摇他们的传
统观念，反而还让他们大部分人可敬得无可救药，公正得近乎乏味。他
知道自己具有作为一名教师的卓越才能，但是仍渴望从事一些更具体、
更实际的有成果的工作，这样到头来能有更多的成就可资炫耀。他过去
常对我说，他很遗憾以前花了太多时间去研究古典作品，而没有学习作
为一名工程师或建筑师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只得
退而求其次，当个理论家。他热衷于准确真实的信息、严密的分析、可
验证的结论和分析归纳事物的能力，厌恶含混晦涩、概括抽象，以及用
暗喻、修辞、专业术语或形而上学的空想来逃避问题。从一开始他就下
决心把任何可简略的事物用平实的文字表达出来。
尽管他欣赏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但实际上他自己却沉溺于纯粹的哲
学研究。他刚来全灵学院时，好像不考虑别的问题。他最钦佩的两位当
代哲学家是罗素和普里查德：敬佩罗素天才的创造力、独立的思想以及
强有力的表达；赞赏普里查德，是因为他认为普里查德是当时牛津最严
谨、最缜密的思想家。奥斯汀对普里查德的前提和结论都不赞成，但是
钦佩他论证的专注和严密，赞赏他在反驳古今哲学里晦涩和前后矛盾的
思想时所表现出来的冷峻和对伟大人物的蔑视。对我来说，他自己关于
语词的施为功能的理论似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普里查德痛苦的自问。
比如，关于许诺的逻辑特性，“人们认为，如果我说我‘同意’这个或者那
个，那么我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权利，”普里查德会说。“创造了权利？
这是什么意思？我可不这么认为。”奥斯汀并不认为普里查德的这个观
点及其关于道德责任本质的讨论，是不重要的或阐述得不好。他在1933
年到1935年间（对我）谈了很多这方面的想法。
我们的谈话通常是在全灵学院的吸烟室进行，从早餐后开始。我要
给学生上课时，我们的讨论一般在上午十一点结束，我记得没课时我们
常常会聊到午餐时。那时他还没有固定的哲学主张，也没有可传播的学
说。他只是抓住一些当时的话题，作家或演讲家发表的命题，以相当的
技巧和智慧将其分解成越来越小的命题。在听到G.E.莫尔的演讲之前，
我从没遇见其他人有他这样的技巧。在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最受敬
佩的哲学家应该说是亨利·普赖斯，他的演讲以清晰透彻、观点新颖和
措辞优雅而吸引了众多听众，他还对知觉问题成为牛津哲学当时的中心
议题起到了主要作用。受其影响，年轻哲学家们对作为宇宙知识源泉的
传统哲学的所有观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反抗。这以A.J.艾耶尔为首，他
的一篇论述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论文——我记得是1932年春读
到的，是声势浩大的实证主义运动的开场白。《语言、真理和逻辑》当
时尚未出版。赖尔的观点也没有超越至少是没有公开地超越《系统性误
导的表达式》 58 。然而，实证主义者的攻击，特别是约翰·威兹德姆当
时发表在《心灵》杂志上的早期文章，成为激励启迪更年轻的哲学家们
的源泉，对其前辈们造成很大中伤。当时反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风靡一
时，人们很快皈依经验主义。普赖斯尽管当时在某些方面是牛津的实在
论者，但他本人还是对新运动表示了理解和同情，并得到新运动成员的
尊重——好像是身处敌营的盟友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