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资料来源
罗马帝国的终结
东部前线
哥特敌人与哥特朋友
罗马军队（约公元350年）
哥特人的叛乱
罗马的敌人们
汪达尔人
入侵意大利
匈人
罗马不列颠行省的命运
匈人的失败
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
西罗马帝国的境遇
术语表
出版后记
序
在这里写几句与本书的结构和图片有关的话，可能会对读者有所帮助。本书的14章均以对古代文献的综述及相关时期所涉及的战争的政治背景为开头。这一时期的战争史被划分为多个章节，每个章节的时间跨度各不相同，例如：第12章（三头同盟时代的战争）的时间跨度为13年，而第13章（帝国时代的罗马军务）则囊括了长达3个世纪的帝国时代史。每一章时间间隔的划分依据是本章所涉及的政治事件，因为在战争史的舞台上，战争是由政治环境决定的。或者正如众所周知的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名言所说：“战争无非是政治交流的延续而已，这一延续是将各式各样的手段杂糅在一起而实现的。”然而，本书每一章的大部分段落都在致力于以简短的篇幅来研究军事艺术、兵器、防御工事、海军、攻坚技术、单场战役和将领的指挥能力等话题。
就上述规划而言，第1章是一个例外。我们不必为试图从荷马史诗中摘录真实历史而感到抱歉。我们已经将它设定为可能已流传了5个世纪之久的长篇口述史，把荷马的文学演绎同他的“原始文献”分离开来。诗歌是一种比散文更为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早先尚无文字的时代，它的功用就是记录历史，至于诗意则是副产品。因此，普里阿摩斯(Priam)的特洛伊王国与最初用于纪念这个王国的传说可能在荷马之前就已出现，其相隔年代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及托勒密(Ptolemy)—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见证者—的事迹和阿里安(Arrian)之间的间隔一样久远。这些口头资料的存在说明了在荷马史诗中得到鲜明反映的迈锡尼文明的特点，就像它们将在没有文字的数个世纪之间遭到多次篡改和遗忘那样。
在本书的全部篇幅中值得注意的是，画师们绘制的复原图及所附的说明文字大多是根据构成本书14章内容之基础的独立研究而创作的。一致性在本书的每个部分都是被优先考虑的目标，但倘若本书遭到尖锐的批评，或被察觉存在着观点分歧的倾向，则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也不会令任何一位明白本书主题本身就存在着争议性质的读者感到沮丧。在某些完全受限于篇幅的章节，我们安排文字作者和画师们进行分工协作。第12章就是一个例子，它将少数我们已知的历史事实同亚克兴战役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战役示意图和附加的注释为这些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份有争议的现代解说。
当然，本书显然只是一篇概述。而相应的影响就是，在概述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和各式各样的论证将不可避免地被略去。此外，尽管本书的主题颇具吸引力，但在详细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往往比其结论所带来的问题更多。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要将这部文风枯燥的作品与读者共享，势必要受到持续不断的限制性因素的干扰。作者和画师们有时可能会显得草率而独断，但即便如此，无论在何处遇到不确定的问题，他们总是会在采用自己的观点之前先考虑一下他人的观点。例如，三列桨战舰的示意图中绘有中央甲板和一个用于嵌入桅杆的开口的做法就得到了普遍认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了解舷侧甲板及中央天井理论—例如起源于德国，并早在1949年就得到G. S. 柯克(G. S. Kirk)教授强有力拥护的理论。但显而易见的是，单从文字证据来看，三列桨战舰的结构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古代世界的人们所掌握的三列桨战舰的型号，可能并不比现代学者推测而得的型号少。
除了画师们绘制的复原图，插图中还包括古代画像、防御工事的废墟和残留至今的兵器的照片，以及地图、示意图和以图表呈现的统计数据及历史事件。横列于每页页底的年表的作用，是将在地中海和西亚发生的事件与远东的文明中心发生的事件相互关联起来。但事实上，本书的大部分历史记录仍属于希腊-罗马史范畴，特定的年代也将有效地增补相关章节的内容。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将文章弄成编年史形式，以便为一系列单独的、独立的军事研究部分腾出空间。即便如此，我们仍尝试着追溯任何隐藏着某种历史线索的主题的发展进程、起因和结果，并将14章的内容描绘成一幅连续不断的历史画卷。不管怎样，我们不希望本书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不幸的是，教学大纲有时会给我们带来这种印象：古代史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时突然终结了，而后在完全沉寂了一段时期后，在罗慕路斯(Romulus)、雷穆斯(Remus)和狼的神话的指引下，在意大利重新拉开序幕。
伯明翰大学的格拉汉姆·韦伯斯特(Graham Webster)博士对本书贡献甚大，他校对了7至14章，并就某些问题—他在相关领域的权威性得到广泛认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向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爱德华·奥多诺休(Edward O’Donoghue)先生致谢，他校对了1至6章。一些以各种不同方式帮助我们的机构和个人，也应该得到我们的感谢。其中包括希腊学研究促进学会和罗马学学会联合创办的图书馆的全体员工，他们多次为我们效劳，其中包括用通电话的形式为我们提供希腊文引文—甚至在周六早晨也不例外。位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中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伦敦大学图书馆及其考古研究所和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大量的意见和帮助。此外，作者还以一名大学教师的身份享受着大英博物馆提供的便利，并很高兴地接受了同馆内的希腊、罗马古文物部门及西亚古文物部门的专家们讨论与通信的机会。我们还要向出版社和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驻伦敦大使馆的信息服务及文化专员致谢，感谢他们提供的帮助；向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致谢，他们为书中的图拉真纪念柱浮雕的仿真品及复制品提出过相关建议；向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研究人员致谢，他们提供了关于幸存至今的早期战车的信息；向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致谢，对于作者咨询的关于西徐亚弓的问题，他们给予了及时的答复；向伦敦科学博物馆运输部的工作人员致谢，他们提供了关于古代战舰结构的丰富材料。我们的感谢还应当致予梵蒂冈伊图里亚美术馆的弗朗西斯科·龙卡利(Francesco Roncalli)教授，他向我们提供了保存在意大利的古代盾牌的相关细节。还有剑桥大学的A. M. 斯诺德格拉斯(A. M. Snodgrass)教授—他的名字总是与希腊兵甲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期刊上为书中的照片和注释给予了宝贵的指点。但毫无疑问的是，作者、研究者和画师们享有各自负责部分的全部功劳，对相应的遗漏部分亦负有全部责任。
约翰·沃利
于萨里郡坎伯利镇
古代语言的读音
关于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古代的读法问题，我们可能已经形成了某些相关的看法。正如我们已经从古代的手稿和铭文、语言学家的评论和由此衍生出的现代语言的读法中找出了古代语言的读法一样，我们也从它们的读法中找到了这些看法的证据。然而，由于本国语言的限制，一名现代的学生往往会在由推测得出的古文字读音和他自己的发音习惯之间取一个折中的读法。
拉丁语的意大利语读法由于得到教会人员的使用而广为传播，可以被视为世界性的读法。然而，字母“c”和“g”在古拉丁语中的发音很重，即使后面接轻元音“e”和“i”时也不例外。此外，同希腊语一样，拉丁语的长元音和短元音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些母语保留了类似区别（试比较英语中的“beat”和“bit”）的现代学者试图在阅读古代文字时区分这种读音之间的差别。
在西欧地区开始教授希腊语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语言从希腊语中借鉴的词汇（除了众多专属的希腊人名）是以拉丁语的写法出现的，而且吸收了拉丁语的发音。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学校和大学中所教授的希腊语受到了拉丁语传统的影响。这一点在重音方面尤为明显。
如果有人能够分得清长音节和短音节的话，拉丁语重音的读法就非常简单了。双音节词（除了极少数例外）的第一个音节须重读。多音节词发长音时，要么倒数第二个音节须重读，要么倒数第三个音节须重读。不幸的是，不了解拉丁语的人是无法分辨长音节和短音节的。双元音一直属于长音节，但拉丁语中有时会将双元音的希腊语单词改拼为单元音，这些单词必须被视为双元音词汇，并加以重读（例如，“Coronea”即希腊语中“Koroneia”一词的转译）。除了所有这些须考虑的因素，我们所熟悉的现代语言（特别是意大利语）中的派生词往往也带有标准的拉丁语重音。
而希腊语的发音原则就完全不同了。多音节词的重读部分通过最后一个音节而非倒数第二个音节的音量（长度）来判断是最为常见的情况，很多单词的重音位于其最后一个音节—而拉丁语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考虑到拉丁语和希腊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先是作为日常用语，而后进入学校、大学和教堂，在超过2,000年的时光里，它们的读音理应历经多次变化，更何况不同地区方言的发音也各不相同。因此，要定义“标准”读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对于那些并未掌握古典语言的西欧人来说，如果他们以意大利语的音调来说拉丁语，用拉丁语的音调来说希腊语，很可能其他西欧人会更容易听懂他们的所言所语。
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让希腊人听懂他所说的，就必须以希腊式发音来朗读希腊语单词。这一目标的难度自公元前3世纪起就大大降低了，因为希腊语音调作为拼法的一部分，被标注在单词上（大写字母除外）。希腊语音调和希腊语写法一样，有3种不同的形式：尖音、长音和低音。它们原本象征着不同音调之间的区别。然而，重读音节和音高重音之间在发音上的不同之处并不总是被清晰地区分开来，因为较高的音调会给人耳带来明显的震颤感。但即便如此，今天人们所使用的希腊语音调对重读音节的发音仍有着相似的要求，不同之处仅体现在它们的写法上。
后古典时代希腊语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衣”音化(itacism)，将3个及以上希腊语元音的发音等同于带意大利语“i”的双元音。很多辅音的读法似乎也经历过变化。然而后古典时代的希腊语读法（所谓的“现代”读法）的历史其实极为悠久，其成形年代或许可追溯到拜占庭时代前期。
发现于英国马尔帕斯的退伍证明，其年代可追溯至属于图拉真统治时期的公元103年。它被颁发给坦丕乌斯(Tampius)治下的潘诺尼亚第一骑兵队的雷布鲁斯(Reburrus)，这名服役期满的辅军士兵将由此获得公民权。
在西欧，拉丁语和希腊语姓名的本地化写法是引发混乱的另一种因素。例如，诗人贺拉斯（Horatius Flaccus，但不是那位守卫桥梁的贺拉斯·科勒斯［Horatius Cocles］）在英语和法语中的写法均为“Horace”，读法则遵从各自语言习惯的规定。法语或英语单词末尾的不发音字母“e”往往尤为容易引起混淆，因为希腊语单词末尾的“e”在转译被保留时是发音的。因此“Lade”是一个双音节词，而“Ithome”则是一个三音节词。我们也可以用属于本地化写法的现代双音节词“hoplite”（复数形式为“hoplites”），来与其希腊语版本的三音节词“hoplites”（复数形式为“hoplitai”）进行比较。这个单词的英语和法语写法是个难点，但幸运的是，它的德语复数形式“Hopliten”并不会同希腊语单数形式产生类似的混淆现象。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或许应当注意转译法被应用于不同的欧洲语言时所遵循的几种原则。德国人将希腊语字母“κ”译为“k”，但它在罗曼语中会被写成拉丁化的“c”，它在英语中通常会被拉丁化，但有时也会写成“k”。拉丁语字母“y”转译自希腊语字母“γ”，为此它被特别保留了下来。但意大利人并不使用这个字母，他们每当遇到拉丁语字母“y”时，就用“i”来代替。
一名没有古典学教育背景的读者倘若在阅读任何一个单词时，脑子里最先想到的读法与一种或另一种语言的音调相去不远，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再有一个或更多单词是按照相同规则发音的话，则他显然应认为所有单词均可按照同一发音规则来阅读。
在翻译古代专用的人名时，一致性是译者公认的心头之痛。绝大多数以古典学为主题的作者都会发现，他们往往不得不为了照顾习惯用法和可读性而牺牲一致性，特别是在相关人名内夹杂希腊语字母时。“布狄卡／博阿迪西亚”(Boudica/Boadicea)这个名字的拼法是负责相关章节的格拉汉姆·韦伯斯特确定的，他的理由是为了照顾习惯用法，这种理由在这里完全解释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