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纪元拉开序幕的1,000多年前，一支希腊远征军围攻了位于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荷马史诗中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述尽管显得支离破碎，却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轮廓鲜明的早期古典世界战争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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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并非正史，而是一部历史虚构作品，描写古希腊战争的著述却往往以它作为引子。荷马史诗虽创作于公元前8或前9世纪，但诗中描述的一系列事件则反映了一个远比此更早的时代。《伊利亚特》在开场白中展现了这部史诗的主题，其中提到了两位希腊领袖在对特洛伊城作战问题上爆发的冲突，并追述了这场冲突在军事方面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年轻的希腊军队指挥官阿喀琉斯(Achilles)的态度与行为是《伊利亚特》的主题，他平时是一个彬彬有礼甚至宽厚仁慈的人，但一旦被激怒，他就任由自己沉湎于猛烈而无法平息的暴怒之中。第一个被他的愤怒所害的就是希腊人自己。在与希腊联军的最高指挥官争吵一番后，他便不再向联合作战提供支援。随后，当他最亲密的朋友帕特罗克勒斯(Patroclus)因他的行为而战死时，阿喀琉斯将怒火的矛头转而指向敌方领袖赫克托尔(Hector)—帕特罗克勒斯即命丧此人之手。阿喀琉斯为帕特罗克勒斯报了仇，但他以一贯不饶人的姿态野蛮地凌辱了被他击败的对手的尸体。然而，《伊利亚特》则记录了一个和解的结局：阿喀琉斯平抑了自己的怒气，将赫克托尔的尸体交还给特洛伊人，让他们为他举行了一场体面的火葬。
从军事角度而言，阿喀琉斯的情绪为怒火所左右的故事，反映的是人员不齐的希腊军队在特洛伊战争进入守势（有时甚至拼死一战）的情形。当阿喀琉斯的怨恨不再指向自己的长官，而是再一次汇聚到敌人身上时，希腊军队才开始对特洛伊人展开反攻。因此，《伊利亚特》所提到的只是整个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另一部据说“出自荷马之手”的宏大史诗是《奥德赛》(Odyssey，讲述了众希腊领袖之一的奥德修斯(Odysseus)返回他位于希腊西北部海岸的家乡伊萨卡岛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伊利亚特》的续集，其中多次提到特洛伊战争中的事件。人们已注意到，《伊利亚特》描述的是一个为战火笼罩的荷马时代的世界，而《奥德赛》呈现的则是沉浸在和平光辉中的同一个世界。尽管在这部史诗中，和平意味着一个充斥着无组织而非有组织暴力的时代，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快要这样了。
刻在上面的名字表明，这幅画反映的是《伊利亚特》中的一段插曲：赫克托尔和墨涅拉俄斯(Menelaus)正在为争夺特洛伊人欧福耳玻斯(Euphorbus)的尸体而厮杀。图中的兵器表明，这只罗德岛的盘子的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末。
其他现已散佚的史诗似乎旨在重现早期希腊世界的完整历史。这些作品被称作英雄诗系，在一些荷马史诗手稿的内容摘要中有相关概述。一首通常被称为《塞浦利亚》(Cypria的叙事诗（或许因为诗人是一名塞浦路斯人），记录了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及其初期的相关事件。
《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和《特洛伊的劫难》(The Sack of Troy讲述了特洛伊战争中发生的其他事件。第一首诗讲述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之死，他将海伦(Helen)从希腊诱拐，从而导致战争爆发。第二首诗的内容包括了家喻户晓的木马计与希腊人围城10年后终于攻陷特洛伊的故事。在这首诗中，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及其追随者听到警告预言后大吃一惊，就在那个城池沦陷并遭到洗劫的灾难之夜降临前，从城中偷偷出逃。但早期的希腊艺术中有表现埃涅阿斯将其年迈的父亲带往安全之地的情节，后世的维吉尔(Virgil)也曾描述此事。
根据传说，当特洛伊遭到洗劫时，国王普里阿摩斯逃往神殿，但在宙斯祭坛处被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杀死。后世的艺术家将自己那个时代的兵器和甲胄代入这一场景中。
另一部英雄诗系史诗名为《厄提俄皮斯》(Aethiopis，又名《亚马逊尼亚》(Amazonia，讲述了传说中的亚马逊女战士的女王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帮助特洛伊人作战的故事。但彭忒西勒亚在战场上为阿喀琉斯所杀。同样的命运即将降临到同样率军支援特洛伊的埃塞俄比亚国王门农(Memnon)的身上。《厄提俄皮斯》接着描述了日后的阿喀琉斯之死，他在猛攻一座特洛伊城门时丧生，成了受到神灵启示的射手的箭下亡魂。
在整个古典时代，诗人、剧作家、画家和雕刻家都在加工和拓展着这组史诗的主题，但这种加工方式势必会将后世的道德标准与习惯融入过去的时代背景之中。荷马的《伊利亚特》无疑仍是我们的主题的主要文献证据。当然，考古证据是另一个议题，我们将在嗣后的篇章中加以讨论。
政治背景
与阿喀琉斯发生口角的最高指挥官是阿伽门农(Agamemnon)。考虑到他在《伊利亚特》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知道，他在名义上是最高军事及政治首脑，这个地位既是法理上的，也是荣誉性的。他有权从任何战利品中抽取一份特别奖励。在《伊利亚特》的起始篇章中，他曾有过渎神之举—自行将一位祭司的女儿据为己有，但当天神阿波罗(Apollo)将自己的不满化为一场瘟疫并降临到希腊人头上时（由于围攻一方所处的环境对健康极为不利，这种疾病自然会频频造访），阿伽门农被迫在未收取分文赎金的情况下将自己心爱的小妾还给她的父亲。此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为讨论瘟疫疫情而举行的希腊联军会议的召集者是阿喀琉斯，而非阿伽门农。阿伽门农对此感到不满，于是没收了阿喀琉斯的一名小妾作为报复。
当时，联军内部存在着一种民主制度。但其立足之本既非人权，也非公民权，以奴隶制度为文明依托的古代世界对“人权”观念一无所知，而“公民权”在荷马时代的世界里无疑毫无市场。但我们可以看到，希腊首领之间的权力分立有一种微妙的平衡。阿伽门农无法承担蔑视联军会议意见的后果，特别是在阿喀琉斯利用自己的军事资源支持这一决议时。另一方面，当阿伽门农派使者前来要求带走已成阿喀琉斯小妾的女俘时，阿喀琉斯觉得自己无法将其留在身边。阿伽门农毕竟是名义上的统帅，有权处置战利品。
此外，即便阿喀琉斯是一个完全不愿受约束的人，现在也要轮到他来服从大家的意见了。阿伽门农起初在集会上要求得到补偿，由于没有任何公共金库，因而全军上下必须缴纳一笔相当于财产税的钱。阿喀琉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得到更多人赞同的议案：联军对阿伽门农的补偿必须等到有更多的战利品可供分配之后再兑现。这一修正案是不容反驳的，但怒气冲冲的阿伽门农出于报复心理，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案：他不再要求普通士兵缴税，而是要求某位领袖出钱来补偿他，这位领袖最好就是阿喀琉斯。因此，尽管荷马时代的领袖们身上都带有一种高贵的贵族气质，却仍不免用阴险的煽动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幅地图列出了已发现的具有迈锡尼文化特征的重要考古遗址，迈锡尼文化在公元前二千纪下半叶进入鼎盛时期。
与荷马史诗中的其他英雄一样，阿伽门农也受到各式各样的传统的约束。根据一个传说的记载，他的职务只是临时任命的。由于他和他的弟弟，蒙受夺妻之耻的墨涅拉俄斯，负责在全希腊征募一支军队，以夺回海伦并就其遭诱拐一事而复仇，因而得以被一致推选为最高指挥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其他希腊统治者而言，为了复仇事业而战这一号召所赢得的普遍支持无疑与他们对利益和荣誉的希冀有关。然而，按照另一个传说的描述，海伦的父亲（从神话角度而言，确切地说，是她名义上的父亲。译注：海伦神话中的父亲是宙斯）曾迫使求婚者们集体立下一个誓言：一旦海伦选中的求婚者的婚内权力遭到挑战，他们将给予支持。这一誓言的存在表明其他希腊统治者负有向阿伽门农家族效忠的义务。这种可能性得到了另一个传说的证实：奥德修斯为了免于参加特洛伊远征而装疯卖傻。倘若没有这一义务的束缚，他本是不需要去尝试某些事的。
与希腊的领袖阶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洛伊王室家族享有绝对的权威。家族成员往往勠力同心，团结如一。国王普里阿摩斯及其诸子所统治的不仅是特罗德地区的周边社群，还包括一个横跨赫勒斯滂（即达达尼尔海峡）的庞大帝国，其领土延伸至欧洲东南部及小亚细亚。毫无疑问，像阿伽门农的最高指挥官这种纯粹为战争而设的职务，是毫无必要的。
普里阿摩斯的长子赫克托尔为现任王后赫卡柏(Hecuba)所出，是特洛伊的最高指挥官和第一勇士。就这一方面而言，特洛伊与希腊再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情况是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为了彼此在军中的威望而相互较劲。特洛伊政府（它或许可以与今日中东的一些王国政府相类比）对帕里斯诱拐海伦的行为报以支持和赞许的态度。特洛伊因控制了黑海的贸易航路而大发其财，从而成为其他国家掠夺的目标。但我们不应因帕里斯与海伦的传说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就将其弃如敝屣。按照荷马时代的惯例（类似的传统是很容易发现的），一名男子若是娶了一位女王，那么他不仅可以得到以黄金、白银和动产等形式兑现的嫁妆，还有权得到女王的国土及其统治权。帕里斯携海伦私奔后，与她结了婚。海伦并不是以帕里斯情妇的身份与他共同在特洛伊生活的。即便是在现代世界，由于各国间婚姻法各异，一名妇女也有可能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丈夫。当帕里斯殒命沙场后，他的哥哥得伊福玻斯(Deiphobus)娶了海伦。看来特洛伊王室家族下定了决心，绝不放弃他们在希腊大陆拥有一个王国的权利。
在特洛伊王室家族一团和睦的氛围中，或许也存在着某种不和谐的因素，倘若特洛伊在战争中得以幸存，这一因素可能引发一场宫廷政变。身为特洛伊王室家族幼支后裔的埃涅阿斯，在《伊利亚特》第2卷的末尾似乎在职位上仅次于赫克托尔。在第13卷中，他显然因自己在普里阿摩斯手下得不到多少荣誉而感到不满。在随后的章节中，阿喀琉斯奚落他企图染指特洛伊王位的继承权。事实上我们知道，根据一条神圣预言的说法，埃涅阿斯注定有一天要成为特洛伊人的统治者。如前文所述，《特洛伊的劫难》中记录了他预先从这座在劫难逃的城市中秘密出逃的事，后世的某些作者甚至指责他将特洛伊出卖给了希腊人。然而，他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中被塑造成一个可敬的形象，一心一意地履行着自己对家人和神明应尽的义务。长期以来，这一形象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会被抹去，即使它与维吉尔所承担的政治义务并不能完美地契合。
这名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战士堪与公元前5世纪的重装步兵相比，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他的盾牌的设计风格为“波奥提亚式”，他的武器是一支标枪。
在阅读《伊利亚特》时，我们很容易形成一种印象：特洛伊人是希腊人的后裔。他们大多拥有一个希腊名字。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和他们的希腊敌人进行交流，有时是商谈一份协议，有时是相互吹牛或威胁。这种虚构的语言相通的状况无疑给诗人的创作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按照荷马的说法，特洛伊人在与其盟友来往时就不再享有这一便利了。在第2卷的末尾，神使伊丽丝(Iris)假扮成一名特洛伊哨兵，向赫克托尔提议：放权给盟军各族的首领们，以克服语言造成的障碍。
谈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想起这样一件事：荷马没有一个适用于形容全体希腊语系民族的词汇。他通常把阿伽门农的部下称为“亚该亚人”，间或称之为“阿尔戈斯人”或“达奈人”。（有人认为，“亚该亚人”以“Achehijawa”一词的形式出现在公元前14世纪晚期至公元前13世纪末的赫梯石板铭文上，还有，大约公元前1225年的一段埃及铭文宣称，“Akawash”袭击了尼罗河三角洲。用赫梯人和埃及人的记录来填补我们的希腊历史知识空白，已经有了很多有趣的尝试。）然而，尽管这些带有地方化色彩的称呼有着比“亚该亚居民”或“阿尔戈斯市民”（达那俄斯［Danaus］曾是他们的王）广泛得多的含义，但它们并不必然指代全体希腊语系民族或希腊文化。除了其他支持普里阿摩斯的亚洲民族，吕西亚人也是特洛伊人的盟友，吕西亚统治者萨尔珀冬(Sarpedon)王子据说来自克里特—尽管他的生平事迹在时间顺序上有些混乱。他的副将格劳库斯(Glaucus)也是一个吕西亚人。荷马描述了格劳库斯在战役间歇向希腊英雄狄俄墨得斯(Diomedes)说了些友善的话一事。吕西亚人解释说，他的家族原为阿尔戈斯人，狄俄墨得斯立刻意识到，他们被祖传的友谊联系在一起。昔日，他们的祖辈在阿尔戈斯曾分别以主客的身份交换过礼物。于是，这两个如今为不同阵营而战的人起誓：他们不在战场上相见。此外，他们还互相交换了各自的铠甲，作为友谊的标志。令人遗憾的是，这件事意味着狄俄墨得斯别有用心，因为格劳库斯的铠甲是金制的，其价值是狄俄墨得斯的青铜铠甲的十倍有余。
早期希腊兵器
登德拉铠甲（约公元前1400年）
这套不寻常的铠甲发现于迈锡尼附近的登德拉。它拥有众多高级特征，如铰接式的肩甲甲片和甲裙。头盔是由皮索维系的野猪獠牙牙片制成的。这幅图展示了这种铠甲的穿戴方法。一个人一旦拥有了这样一套铠甲，就不需要盾牌护身了。对于一名步兵而言，它看上去相当沉重。它可能是战车士兵的铠甲，由于他们身处车身内，因而无法使用巨型盾牌。在登德拉还发现了一些护臂和护胫的残片，但是否为铠甲的一部分则不得而知。
全身盾
迈锡尼盾牌最为常见的样式显然是8字形。此盾曾出现在壁画中，荷马对其也有详细描述。该复原图即根据这些资料绘成。它的框架由2片系成交叉状的弓形木片组成。水平线上装有一根作为握把使用的很短的加固梁。此盾的制作方法是将数层坚韧的牛皮与柳条编成的中心部分胶合与缝结在一起。按照荷马的描述，盾牌的边缘部分为皮制。
迈锡尼兵器（公元前1500—前1200年）
图1是一种青铜短剑，在约公元前1400年流行开来，到了迈锡尼文明行将终结的约公元前1100年仍在使用。复原图根据一柄据说是在奥德修斯故乡伊萨卡发现的样品剑绘成。图2是一柄更为古老的长剑，应用年代为约公元前1500年。但到了约公元前1300年，其流行程度便有所降低。相关复原图根据在奥林匹亚山发现的样品绘成。图3、图4、图5的3支矛头来自罗德岛的伊阿利苏斯，大抵属于同一时期。这几支矛头是在施里曼发现特洛伊城遗址的几年之前出土的。它们的尺寸大得惊人，长达2英尺（0.65米）。这种矛头只可能装在刺矛上，而无法与投矛相连。它们可能是搭乘战车的战士所使用的双手兵刃。
阿尔戈斯铠甲（约公元前750年）
于公元前12至前11世纪毁灭迈锡尼文明的印欧语系民族的兵器和甲胄的样式极为新颖。如图所示，青铜头盔上附带面颊片（或为整体式，或为铰接式）几乎已是普遍现象。图中的甲胄则是著名的“钟型”甲的早期样式，这种铠甲后来进化为“肌肉型”胸甲。它是由皮带相连的前后2片甲片构成的，可打开的右侧有2个管状插口，将一根插销穿过其间即可固定。
早期重装步兵（约公元前600年）
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古典式圆盾，带有经过进化的、具备自身特点的握把（见35页）。图中展示的是一名装备格外精良的战士，大多数人的装备均不及他。此时的“钟型”甲已演变成了古典样式，原本裸露的右臂、腿和腹股沟部位如今均有铠甲保护。他的头盔被命名为“伊利里亚盔”，羽饰沿着盔顶的下凹处排列，对头盔的两个分瓣的接合线起到了加固作用。
兵器与铠甲
荷马在别处提到过金甲，但他似乎对它不屑一顾。最为常见的兵器材料为青铜。铁在荷马时代为大众所熟知，却被用来制作工具而非打造兵器—尽管出现了铁制的箭头。冶铁工艺可能依旧十分原始，此外，当时铁似乎被当作青铜的替代品，而非改良品。
《伊利亚特》中的最典型的进攻兵器是长矛。它以白蜡木制成，用于投掷而非刺击—虽然阿喀琉斯是用自己的矛刺杀赫克托尔的。据记载，赫克托尔的长矛长11腕尺（约5.5米）。
书中提到的剑尺寸很大，有时是双面开刃的。在不使用时，人们将它放在剑鞘里，用一根肩带挂在身上。这些剑的用法似乎是劈斩而非直刺。
盾牌的长度与人的身高相仿。士兵们用一根带子将它挂在脖子上，在行走时盾牌就不断地撞击着脚踝。它们由牛皮制成，表面覆有青铜。埃阿斯(Ajax)的盾牌覆有7层牛皮，在与赫克托尔交手时，后者的长矛刺穿了其中的6层，但为第7层所阻。埃阿斯的盾牌还被形容为状若塔楼，他的身材高大魁梧，需要并且能够使用这样的盾。但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的人们也使用尺寸较小的圆盾，从他们装备了护胫这点便可看出。阿喀琉斯那具被帕特罗克勒斯借去的护胫是用银扣来固定的。护胫或许与绑腿更为相像，它们并不一定是用金属制成的，但有一处提到亚该亚人装备了青铜护胫。
荷马时代的英雄所使用的头盔一般以青铜制成，然而皮制的帽子也得到使用，而且在普通士兵群体中无疑更受欢迎。青铜头盔的顶上装有一根马尾毛，当它在风中左右摇摆时，能够起到令人敬畏的效果。这种头盔的抗击打能力极强，在遭到剑劈时，有时会使剑崩断。
金属护甲似乎大多为将领的专利，因此将领之间的战场对决便不可避免了。否则，步兵便会陷入与“坦克”对抗的境地。铠甲是极为稀有的，一名英雄一旦战死，在他倒下的地方往往会爆发一场旨在争夺其兵器和铠甲的激烈战斗。然而，受到种种条件限制的普通士兵的装备并不一定很差。史诗中经常提到，他们擅长使用长矛。阿喀琉斯的米尔弥冬人（似乎是一支以地域为纽带结合起来的精锐军团）身着某种类型的胸甲或身甲，可能非金属质地。史诗中提到，狄俄墨得斯的随从们装备了盾牌，在晚上，他们将它作为枕头，同时将长矛矛头刺入地面，使其直立。狄俄墨得斯本人则用一条毯子而非盾牌来当枕头。
在特洛伊，盾牌也是弓术家潘达罗斯(Pandarus)的部下的标准装备。当双方许下神圣的停战宣誓时，潘达罗斯射出了那支背信弃义的箭，此时这些盾牌就被用于翼护他。
毫无疑问，荷马时代的兵器与铠甲是人们的研究对象与众多争论的主题。在今天，我们对这个话题只能泛泛而谈。但即便如此，公开的质疑仍是难以避免的。
战车
除了兵器与铠甲，无论是希腊还是特洛伊的首领都足够富有，可以养得起战马与战车。这些对于双方的战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战车的正常用途是装载全副武装的战士进入战场，之后战士就跳下车来步行作战，与此同时，他的驭手就带着马匹与车辆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等候。倘若这名战士活了下来，那他终将退出战斗，重新跳上自己的战车，乘着它回到己方队列中。
在实际情况下，战车往往越来越深地参与到战斗之中。它们经常处于敌军的弓箭、投矛甚至石块的打击范围之内。荷马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一支射向身在战车上的赫克托尔的飞箭偏离了目标，夺去了他的驭手的性命。另一名驭手则被帕特罗克勒斯掷出的石块杀死。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战马和战车在敌方战车的残骸中奋力前进，践踏和碾压着战死者的尸体，同时车身也被溅得满是鲜血。帕特罗克勒斯用他的长矛刺进了一名敌方士兵的身体，将他那被穿透的身体从自己乘坐的战车边缘拖出来，就像一名钓鱼者将一条鱼拖上岸来一样。战车须在平地上方能发挥作用，一旦遇到崎岖不平的地形，与车轭相连的一端便极易被震坏，驾车的马匹就会脱缰而逃。许多特洛伊战车驭手在徒劳地试图越过环绕希腊军营的壕堑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荷马时代的战车是由2匹马来拖曳的，车上载有2人：士兵与驭手。史诗中详细描述了女神赫拉(Hera)乘坐的战车。这段描写是有着实际意义的，尽管女神所拥有的战车无疑比凡人使用的战车更为奢华。赫拉的战车车轴为铁制，拉车的马的额饰为金制。车轮的轮周是黄金制成的，装有青铜轮箍，中轴则是银制的。轮子上有8个轮辐，但在早期艺术品中出现的战车车轮通常为4个轮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狄俄墨得斯的战车车轴由橡木而非金属制成。
赫拉战车的华丽装饰可能太过于空想，正如诸神的铁匠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为阿喀琉斯打造的盾牌过于华丽，完全不能被视为当时的典型。然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段记载可靠地反映了仪式用战车的情况，这些装饰与在图坦卡蒙(Tutankhamun)陵墓中发现的有着奢华的黄金镶嵌物的战车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是这个铁器刚刚出现的时代的产物。
战车
现存的高度程式化的古代战车画像寥寥无几，要利用这几幅图像来还原希腊青铜时代的战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发现于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陵墓中的青铜时代战车提供了相似的参照物，由这一时期的希腊艺术家描绘的配有2匹驭马的赛车，与这些战车并无实质上的不同。
瓶饰画
来自塞浦路斯的大水罐，青铜时代的陶匠和艺术家的作品。这件绘有战车图像的黑彩花瓶现藏于马德里的考古博物馆。
文学作品中的证据
《伊利亚特》中提到的战车为二马型战车。反常的是，荷马为赫克托尔的战车配备了4匹驭马，还提到了它们的名字。古代学者根据文中的语法认为，荷马史诗中的这段描写来自错误的版本。但即便如此，古典时代的艺术家将四马战车引入反映历史上英雄事迹的画作中，则是犯了时代错误。
在《伊利亚特》第16卷中，乘着战车的特洛伊人在被迫撤离时越过了希腊军营外的壕堑。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战车的车轭损坏了，脱离了束缚的驭马猛冲着跑开，把不幸的主人丢在了困境之中。战车与车轭之间的连接点很脆弱，极易被震坏。在埃及，车轭的一端向后延伸至车轴处，以确保车轭能与车身最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但公元前14世纪的克里特书写板上的表意文字显示，青铜时代的战车有时会依靠从战车边缘伸出并与车轭上端相连的一根水平支杆来加固。这种设计在这幅复原图中有所体现。
战法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在正常情况下，荷马时代的将领是从战车上跳下，而后徒步走向敌人的。他将随身携带的一两支长矛掷向敌人，如果敌人仍未受伤，那他便用盾牌来保护自己，使自己免受敌人回掷的兵器的伤害。如果双方的长矛都未命中对手，那么两名战士将立刻拔出各自的剑，或者在拔剑之前将或大或小的石块掷向对方。在特洛伊平原上，这种随手取用的投掷型兵器似乎俯拾皆是。
这种战斗带有很浓的机会主义色彩。当墨涅拉俄斯与帕里斯试图以单打独斗来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时，帕里斯头盔上的羽饰被墨涅拉俄斯的剑劈中，剑当场断成了三四截。尽管墨涅拉俄斯大失所望，但他还是抓住了帕里斯的羽饰，并将他朝希腊军队的阵地拖去。帕里斯因而差点被自己的盔带勒死—若不是慈母般的女神施以关怀，设法将他的盔带弄断的话，这一切无疑将成为事实。在帕里斯成功逃脱后，墨涅拉俄斯仍然抓着那顶头盔。
绘有战士图像的花瓶（约公元前1200年）。尽管相较于迈锡尼黄金时代，这只花瓶的所处年代更接近荷马时代，但这些身穿皮甲并被编组的士兵的画像，与这部传奇史诗中的情景的差距反而更大。
大多数对战斗场面的描写都将笔墨集中在全副武装的将领们身上，但我们的注意力却为人数众多的希腊军队与得到一支又一支忠心耿耿的盟军支援的特洛伊军队所吸引。在欣赏激烈的战斗场面时，我们不但注意到那些无名的伤亡人员，也注意到那些投掷和施放着密密麻麻的长矛与飞箭的无名之手。根据史诗的描述，士兵们是排成编队（方阵）作战的。双方军队在各自将领的统率之下，均显得井然有序。但战斗爆发之后，场面就变得混乱而血腥了。一旦一名敌方将领被击杀，他们的队列就更容易崩坏，进而可能导致全面溃败。此时，战车就能在追击中大展拳脚。然而，“方阵”一词（荷马仅以单数形式使用过一次）似乎并非指那种与后世的战争息息相关的，将队伍密集排列在一起的战术。毫无疑问，荷马时代的方阵并不像古典时代的方阵那样，倚仗作为刺击类兵器的长矛。
来自塞浦路斯的腓尼基银碗（公元前7世纪）。由于这幅攻城场景图可能是与《伊利亚特》首个文字版本属于同一时代的作品，因而对我们而言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图中表现的是一座正在遭到进攻的腓尼基城市。
整体而言，希腊军队的纪律可称良好。与没完没了吵吵嚷嚷的特洛伊人不同—可能是因为他们语言众多而沟通不畅，希腊人行军时是鸦雀无声的。然而，史诗中提到过希腊军队中一个特别不服从管教的人物。特尔西特斯(Thersites)被联军将领们视为眼中钉，荷马对他极为鄙视。此人哗众取宠的手段并不像阿伽门农或阿喀琉斯所使用并为我们注意到的手段那样微妙，而是通过辱骂其他将领来引起哄笑—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并不困难。最后，奥德修斯把他打得痛哭流涕。在《厄提俄皮斯》中，阿喀琉斯因在战场上击杀了亚马逊女王而日益感伤，特尔西特斯指责他爱上了她。但阿喀琉斯并不觉得这种指控有趣，于是杀死了特尔西特斯。
《伊利亚特》中经常间接提到弓箭，但作为兵器，它的地位似乎低于长矛。双方的一些将领都射得一手好箭，特洛伊人中的知名人物有帕里斯和潘达罗斯。希腊一方最出色的箭手是透克洛斯(Teucer)，他在《伊利亚特》中射倒过9名敌人。但与其他贵族出身的弓箭手一样，透克洛斯也会使用矛和盾进行白刃战。一旦他的弓弦损坏了，他就立刻用别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根据《奥德赛》的记述，奥德修斯箭术出众，但只有在执行极为特殊的突击任务时—这一段我们会简单描述一下—他才使用弓箭。事实上，奥德修斯在踏上前往特洛伊的征程时，将自己的弓留在了家里。
一般而言，在荷马史诗中，“一名优秀的长矛手”就等同于“一名优秀的战士”。然而，弓箭在特洛伊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阿喀琉斯和帕里斯均死于敌方的箭下。曾有预言宣称，如果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不拿起他的弓箭，特洛伊就无法被攻陷。这位不幸的希腊将领在利姆诺斯岛受苦已久，他丧失了战斗力，忍受着不断恶化的被蛇咬伤的伤口的折磨。只有在他重新成为希腊军队的一员时，帕里斯才被射杀，而特洛伊也随之陷落。
按照记载，菲罗克忒忒斯不仅自己精通箭术，他手下全体士兵亦是如此，而特洛伊一方则有来自马其顿的潘奥尼亚人组成的弓手队。除此之外，在史诗中频频出现的飞箭并非全部由贵族手中的弓所发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弓箭手为数众多的结论。或许我们应当注意到，荷马笔下的弓并非最具威力的类型，射手们使用的也并非最具威力的射法。弓本身为复合弓，由两只弯曲的角对接而成。开弓时，弓弦只拉到射手的胸膛，而不像中世纪的英格兰长弓那样，一直拉到耳部。箭支的有效射程可能并不比一支精良的投矛远太多。
希腊人的战略与攻城战
英雄诗系史诗的内容摘要告诉我们，在特洛伊人的盟友尤里波鲁斯(Eurypolus)死后，希腊人“围攻了特洛伊”。无论这意味着什么，在这场战争的最初9年间，并无关于用断粮手段迫使特洛伊投降的记录。可以肯定的是，援军源源不断抵达的事实表明，这类手段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特洛伊城外并无用来围城的墙或壕堑。相反，倒是希腊人不得不挖掘壕堑，并在海岸上建起一座壁垒，来保卫己方的军营和停靠在岸边的船只。在阿喀琉斯及其部下退出战斗之后，赫克托尔朝希腊军营发起猛攻，差点就攻破了壁垒，并将船只烧毁。这一局面最终为统领着阿喀琉斯部下、身穿阿喀琉斯铠甲的帕特罗克勒斯所拯救。
这幅瓶饰画（约公元前520年）描绘的是希腊帆船。商船与桨帆船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依赖的是风帆。它们不需要机动动作，而船上若配备桨手，势必会占用货物的空间。
在阿喀琉斯回到战场之后，希腊人得以再一次发动攻势。据说，阿喀琉斯与奥德修斯之间就特洛伊城应力取为上还是智取为上这个问题而展开舌战，这两位英雄所提出的建议与其各自的性格和能力是相对应的。阿喀琉斯坚持己见，挥师猛攻特洛伊城的悉安门（即该城的西门），并战死在那里。当特洛伊最终因木马计而陷落时，奥德修斯的提议被证明是正确的。
希腊人不仅并未尝试利用饥饿来迫使特洛伊人投降，也没有对城墙发动进攻。应当着重指出的是，阿喀琉斯发动的最后攻势的目标是该城的一座城门。这一事实也令我们想到，特洛伊人早先攻打希腊军营时，是从军营大门突入营内的。赫克托尔用一块巨石猛击营门，砸坏了上面的枢纽和连接枢纽的长木条。与此同时，他命令将战车留在壕堑边缘，乘员们步行进攻壁垒。一名指挥官无视赫克托尔的命令，试图冲进位于停靠在岸边的舰队左翼的一道敞开的营门，追击逃敌。但这道营门固若金汤，进攻以失利告终。与此同时，壁垒处也杀得难解难分，但吕西亚国王萨尔珀冬成功地摧毁了几道工事。当进攻者最终被逐出军营时，他们越过壕堑，撤回城内。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在之前的战斗中冲进壁垒内的战车翻倒在壕堑里。
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对攻城战其实一无所知。与之相反，那些《旧约》中提到的东方民族既懂得利用饥饿战术来降伏城市，又了解攻城拔寨的手段。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特洛伊人比希腊人更熟悉对付设有工事的目标的办法，有些办法可能是他们在与东方各国打交道时学来的，尽管将一座军营的壁垒与一座城池的永久城墙相比是不合适的。
荷马时代的舰船
在《伊利亚特》中，被赫克托尔当作进攻目标的舰队无论是在建造、起航、停靠抑或再度起航时都是极为便捷的。为了使这些船只避开特洛伊人的兵锋，阿伽门农倾向于立刻将它们划到海里去。奥德修斯劝阻了他，但这一紧急对策的可行性是毫无疑问的。
荷马时代的舰船携带的是一面单帆，用吊索挂在桅杆上。舰首与舰尾铺有甲板，但舰腹中空，用于安放桨手所坐的板凳。奥德修斯在出海时乘坐的是一艘费阿刻斯人的船，他的床位位于船尾甲板的表面，而不是甲板下方。船上并没有下层甲板。
腓尼基战舰图，为一幅刻在一块雕带上的画像的组成部分，展示了塞纳克里布于公元前702年到访腓尼基的一幕。亚述帝国与波斯帝国曾先后从腓尼基各城市招募过海军。
在荷马时代，商船的结构与战舰已有不同之处。与商船有关的文献表明，它们的构造较为宽大，在正常情况下，一艘满员的商船载有20名桨手。兼用作运兵船的战舰装载的人员要多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桨手均由战士来充当，通常来说，桨手和海军士兵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古典时代的希腊海军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菲罗克忒忒斯手下的7艘战舰上的船员全是出色的弓箭手—与他们的首领一样。另一方面，来自阿卡狄亚（一个内陆地区）的军队乘坐的船只是由阿伽门农提供的，原因在于阿卡狄亚人并不是一个海上民族，也没有自己的舰队。这一事实表明，阿卡狄亚人并不需要兼任桨手。
约公元前1500年，锡拉岛在一场地震中毁灭。这些在废墟中被发掘出的绘有古代舰船的壁画，让人联想到尼罗河上的船只。
阿喀琉斯是与50艘船一同前往特洛伊的，每艘船上载有50人。荷马史诗中并未明确说明这50人都是桨手。波奥提亚人的船每艘载有120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是桨手。倘若确实如此，那么他们无疑是互相轮替着划船的。无论如何，桨手的人数与全体船员的人数不可能总是相同的。奥德修斯在与西科涅斯人（特洛伊人在色雷斯地区的老盟友）作战时，付出了每艘船损失6人的代价，更别说在后续航程中的其他伤亡了。倘若桨手都由战士来充当，伤亡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同一艘船不可能一直由同一批桨手来驱动。
战舰似乎主要用于进攻和袭击沿海的城市与地区。严格来说，并不存在任何关于希腊与特洛伊之间海战的记录。然而，荷马时代无疑是爆发过海战的，希腊海军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备战工作。当特洛伊人向停靠在海滩上的舰队发动进攻时，希腊人用多节型的反登船长矛（一种应用于海战中的长矛）与他们交战。埃阿斯使用的反登船长矛长达22腕尺（约11米）。
特洛伊人似乎并没有维持一支像样的常备海军。当帕里斯前往希腊寻找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时，特洛伊人特地着手打造一支舰队。至少，英雄诗系的作者是如此记录的。特洛伊人位于沿海地区的盟友拥有的海军实力，可能与希腊人旗鼓相当。至少可以肯定，只有依靠他们，来自色雷斯的盟军才得以渡过赫勒斯滂。
早期希腊舰船
五十桨战舰
长度：约65英尺（约20米）
宽度：约3.5英尺（约1米）
吃水深度：约2.5英尺（约0.8米）
人员：船长、乐手(keulestes)、50名桨手、舵手、4～5名甲板人员
荷马提到的“五十桨战舰”(penteconter)不一定是特洛伊陷落时代的产物，但可能起源于荷马生活的时代，即约公元前800年。它们的原型是大型作战用独木舟和青铜时代的皮艇，但这些船只的制造工艺十分先进。它们的内部结构为松木制框架配上几个纵向构件，构件表面紧密地平铺着一层（平滑的）船板，日后将在其中嵌入肋材。安装在舷缘上方的两根肋骨对船桨起到支撑作用，同时也令杠杆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当船只进行长距离航行时，会装上一根桅杆和一面帆，但它一旦参战，桅杆和帆就会被留在岸上，因为船身重量一旦增加，速度就会变慢，稳定性和机动性也会下降，从而更容易遭到敌舰的撞击。在船尾处急速摆动的两支巨大的桨（橹）起到的是船舵的作用。后来它们的形状变成了不对称的，这样船只掉头就变得更加方便（见30、31页的三列桨战舰）。由于它们搭载的桨手数量与那些敞舱船差不多，船上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储备食物和水的空间，因而往往每夜都会靠岸停泊，从不敢冒险远离海滨地区。在作战时，一艘战舰对另一艘战舰施加的致命伤害以撞击或登舷接敌的方式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型船只自然占上风，因而桨帆战舰上配备的桨手数量从20人、30人迅速增加至50人。这样一来，单列桨战舰的配置规模已达到实际极限。
两列桨战舰
一旦船身长度达到其实际极限，则增加舰船动力（桨手人数）的办法即变为增加桨座的层数。最早的两列桨战舰(bireme)是腓尼基人于约公元前700年发明的。图中展示的这种型号的两列桨战舰（后为海盗所使用）被称为“hemiolia”（一列半桨战舰）。这是因为上层桨座后列的14名桨手（每排7人）承担的是甲板人员的职责：使舰船能在风帆和一列半桨手的推动下前进。这样战舰不仅能快速前进，也能持久航行。在航程即将结束时，桅杆将被取下，最后一程将在全体桨手的努力下完成。它们还能利用风帆来摆脱仅靠划桨推动的战舰的追击。其后，罗德岛海军设计出了一种用于追捕海盗的战舰，名为“triemiola”（二列半桨战舰），这是一种装有“可快速拆卸”的桅杆的三列桨战舰。
情报与突袭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负责守卫特洛伊城的色雷斯远征军实在极为不幸。统领这支部队的国王瑞索斯(Rhesus)没能看到来到特洛伊平原后的第一次日出。《伊利亚特》第10卷为我们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在那件事发生的当夜，特洛伊人被部署在己方城市前方的平原上，做出姿态准备进攻希腊军营。他们没有什么撤入城内的压力，在目之所及的一切地方点起营火。希腊人显得紧张而焦虑。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必须抓几个能与他们交流的俘虏，从其口中探知敌方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为了获得这方面的情报，奥德修斯和狄俄墨得斯自告奋勇，前去执行一次极为危险的夜间侦察任务。
幸运的是，赫克托尔也派出了一位名叫多伦(Dolon)的特洛伊间谍，前去带回关于希腊军营现状的情报。奥德修斯、狄俄墨得斯与多隆在黑暗中迎头相遇。经过一段短暂的追逐，他们抓住了多隆，并在套出口供后将其杀死。除了其他有用的信息，他们还得知了瑞索斯与新近抵达的色雷斯盟军的位置。这些人成了他们的目标。根据多隆提供的情报，特洛伊人在自己的盟军呼呼大睡时仍在守望。事实证明，他的情报是正确的。奥德修斯和狄俄墨得斯杀死了12个侍立于瑞索斯身旁的色雷斯人，最终要了这位国王的命，并将他带来的色雷斯良马驱散。在回军营的路上，他们停下来取走多隆那沾血的兵器和装备，之前他们将其挂在一丛红柳上，作为路标。
《伊利亚特》第10卷描述的兵器与装备的特色与其他章节的描述有所不同，从而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多隆与瑞索斯事件是后人添加进去的。出于夜袭的需要，狄俄墨得斯戴了一顶无羽饰的皮盔，而奥德修斯借来了一张弓和一袋箭，头上戴的则是一顶用皮和毡制成的表面嵌有野猪獠牙的帽子。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此乃特殊时期的特别之举。由于他们执行的是夜袭任务，自然要避免使用黄铜铠甲—它在特洛伊人的营火映照下将产生反光。
这把迈锡尼匕首上的图案展现了装备巨型盾牌的猎狮者的形象。《伊利亚特》中对这种盾牌的描述，似乎将口耳相传的荷马史诗与迈锡尼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关于战车及其使用方法的信息也可以从这一事件中看出。瑞索斯及其随从均拥有自己的战车。狄俄墨得斯一度打算徒手将瑞索斯的战车拖走，甚至将战车连同车内的宝铠一道扛走。这一事实表明，色雷斯战车的构造是极为轻便的—即便考虑到狄俄墨得斯的神力。多隆提供的情报不仅涉及色雷斯人，还提到了特洛伊人的其他盟军，他用来描述弗里吉亚人和米奥尼亚人的那些话，可以很自然地被理解为“他们是一些战车武士，拥有自己的战车”的意思。就特洛伊人的盟友而言，乘坐战车作战似乎并非永远是贵族的特权。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一辆战车和两匹战马是某些盟军部队的标配。在史诗第2卷末尾涉及特洛伊盟军的篇幅中，并无与这一印象有关的提示，但这一想法与战车部队日后在攻打希腊军营的战斗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高度一致。
考古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