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强权在希腊大地上崛起：陆上强权斯巴达奉行军国主义和独裁主义，而海上强权雅典则相当推崇民主主义。政治上的较量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玷污了雅典的形象，并以其失败而告终。
原始资料来源
我们对爆发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漫长战争的认识，主要来自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他绝对有资格写这么一部作品。他所撰写的历史著作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当代史，而他本人也曾在这场战争中担任过陆军和海军的指挥官。公元前424年，他未能阻止色雷斯城市安菲波利斯落入斯巴达人之手，但这算不上丢人。他的对手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Brasidas)是一位世所罕见的将才。然而，修昔底德因救援失败而在雅典备受指责，并在流放中度过了余下的战争时光。有人认为，他在此期间有大把的空闲时光来为他的历史著作收集材料。但我们有理由认为，直到战争末期修昔底德因特赦令而得以重返雅典后，他才真正开始动笔。在其著作的叙事部分中穿插的评论表明，他知道雅典已于公元前404年投降。但他的著作却以公元前411年的事件作为结尾，显然，他在这部著作完成之前便已去世。
另一个应当注意的事实是，修昔底德在政治上也很适合书写当时的历史。他是亲斯巴达派政治家西门的亲戚，也是反斯巴达派政治家伯利克里(Pericles)的狂热仰慕者。因此，他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并非出于对政治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对对立双方都有认同。他一定深受这种双重忠诚的折磨。
色诺芬所著的《希腊史》(Hellenica是修昔底德历史著作的延续。色诺芬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但对于他是否真正完整地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也许只是观点的问题，因为他将雅典舰队于公元前405年在伊戈斯波塔米的覆灭视为这场战争的结束。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令雅典丧失了必不可少的补给线，并导致该城于第二年投降。然而，其他历史学家（他们的作品仅有残篇存世）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雅典于10年后的复兴才意味着这场战争就此终结。
现在来谈谈普鲁塔克，此人活跃于1世纪末及2世纪初，他的著作同样让我们受惠良多。他写的西门和伯利克里的传记，无疑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前不久和战争初期的那段历史有关。事实上，就从波斯侵略者被击败到雅典与斯巴达爆发战争的50年（或更长一些）而言，修昔底德只留给我们一段极不完整的记录，因而我们绝不能轻视一位后世的史学家所提供的证据。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历史事件的重要渠道。但不幸的是，他在完稿之前就去世了。
除了色诺芬，我们无法将后世的其他历史学家与修昔底德相比。赛奥彭浦斯(Theopompus)、埃福罗斯(Ephorus)和克里提普斯(Cratippus)留给我们的只有零散的残篇和证据。有一份看起来是修昔底德作品续篇的作品，是一份最引人注目的希腊史摘要，它复原自一份埃及纸草手稿，但这份残卷的篇幅只有900行。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并非总能在所有方面都占据有利地位，这使我们蒙受了更大的损失。历史研究需要顾及相关事件的前因和后果，这意味着历史学家的寿命要足够长，或生活年代足够晚，才能弄清这些要素。但无论如何，我们能够从一位亲身参与一场古代战争的历史学家手中得到一份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录，无疑是一件可喜的事。
雅典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在波斯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一手促成了雅典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的统治地位。
政治背景
关于西门与伯利克里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提到了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两人性格不合引起的。这件事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一位性格外向的热心肠军人与一位知识分子型（这并不是说他是个卖弄学识的家伙）演说家之间的冲突。但这一冲突反映了各个政治家在执政理念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不仅在雅典很明显，在整个希腊都是如此。希腊同盟仍和以前一样，处在斯巴达人的领导之下吗？还是由于波斯战争的缘故，希腊人已经接受了雅典成为斯巴达之外另一个新霸主（一个造成分歧的霸权）的事实？
这个问题并非纯属战略层面的。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曾以雄辩的方式指出，雅典人在文化层面占有优势。事实上，雅典的这一优势是无须宣传的。但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展现的观点冲突还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性质，即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之间的冲突。
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希腊人对这个词的理解与现代任何一种用法都不一样。对于雅典人而言，“民主”就是全体公民均可参与的公民大会在该城邦政治体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公民权是排他的特权，妇女和奴隶不享有这一特权，来自希腊其他城邦，无法证明自己祖上拥有公民权的众多社群也不享有这一特权。代议制民主是无从谈起的。官员人选由选举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但公民大会的成员在户外开会和讨论，也在户外进行集体投票，雅典公民身份是唯一的与会凭证。
与雅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斯巴达，权力表面上属于2名世袭国王，但实际上掌握在5名监察官(ephor)手中。监察官一年一任，由构成标准很严格的公民大会推选产生。斯巴达还设有元老院(gerousia)，由28名（由于2名国王也名列其中，因而元老院成员增加到30人）年逾60岁的人组成，元老院成员来自斯巴达最显贵的家族，同样由公民大会推选产生。公民大会可以用口头表决的方式来通过或驳回国王、监察官和元老院提交的议案。在其他方面，大会的成员并无发言权。只有年满30岁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公民大会的成员。
这幅地图展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主要战役的流程，在战争期间，拥有制海权的雅典逐渐屈服于以陆上力量为主的斯巴达。
与斯巴达相比，雅典似乎更配得上“民主”一词的描述。归根结底，所有政府都是由少数人控制的，因为只有少数人才能构成“政府”一词所定义的统一管理体系。然而，这种由少数人组建的统治机构的规模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雅典的统治机构规模很大，而斯巴达的就很小。只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一词的古今用法才有对应关系。
尽管如此，在某件事上，斯巴达似乎表现得比雅典更民主。这与妇女的地位有关。在这两个城邦中，妇女都没有投票或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的权利。在雅典，她们只享有极为有限的公民权和法定权利，但公民的女儿与非公民的女儿的待遇有着很大的区别。只有前者能够缔结受法律保护的婚约，也只有前者的孩子才拥有公民权。然而在斯巴达，公民家族出身的妇女拥有一项任何雅典妇女都不曾拥有的权利—财产权。这一合法权利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来看，它对政治的影响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关于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政体的著述中，指责斯巴达人—用我们的话来形容—被穿裙子的人统治了。
尽管如此，在斯巴达人看来，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中之重。他们一等占领雅典，成为全希腊之主，就立即在所有重要城邦建立了寡头政权，并派遣军队镇守，以确保寡头政权的统治能持续下去。诚然，这种情况并未持续下去。在许多城邦（特别是在雅典），民主制度实在是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一小撮驻军的存在根本无法起到震慑作用。事实上，斯巴达的人口在不断减少，它所拥有的人力根本不足以在希腊各地驻军，而且驻军的企图严重损害了其解放者的形象。
弓箭手与掷石兵
一幅表现身穿西徐亚式装束的乐师的陶画。他将长笛绑在自己的嘴上，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下方彩图展示的是西徐亚弓箭手的典型形象。这些人是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招募的，他们既以雇佣兵的身份与雅典重装步兵并肩作战，也以治安部队的身份在雅典城内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形象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雅典瓶饰画中，且经常被画成跪着射箭的样子。在马拉松战役时，他们并未出现在雅典军队中。事实上，他们以亚洲西徐亚部队或“萨喀人”(Sakae)部队的身份参加了波斯侵略军。公元前5世纪时，波斯人也雇用萨喀人来教授波斯士兵射箭。图中人戴着希罗多德笔下那种富有特色的高高的尖顶帽子，穿着宽松的束腰外衣和裤子。他装备了一张复合弓，正打算将一支附有3根羽毛的小箭射出去。他的弓袋(gorytos)上绘有装饰性图案，其中盛有另一张弓和一些备用箭。并无证据表明西徐亚人曾使用过扳指，相反，他们用的是典型的地中海式开弓法—今天西方的弓箭手用的就是这种开弓法。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的办法与标准的希腊式开弓法是截然不同的。希腊人在开弓时将箭捏在拇指与食指之间，这种握法不够有力，这意味着希腊人是无法拉开西徐亚式强弓的。这一事实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行将结束之际，才逐渐意识到弓箭手的全部价值。
复合弓
下图展示了取下弓弦的弓体横截面以及装上弓弦的弓。弓胎是木制的，粘有动物筋腱（外侧）和牛角（内侧）。由于筋腱具有弹性，当弓被拉开时，它就被拉长，并承受着张力，而弓体上的角片则被压扁。因此，是两种材料相互作用，从而把箭发射出去。这种弓上装有用牛角角尖雕成的凹槽，用于安装弓弦。两种类型的青铜箭头在图中也有所展示。这两种箭的箭杆均被插入箭头内。
掷石兵
上图是在斯法克蒂利亚战役（见53页）中与斯巴达人作战的掷石兵的典型形象，他的铅制弹丸在图中也有所展现。这粒弹丸是铸造而成的，重量为25～30克。铅弹上经常刻有特别适合用作战斗口号的短语，图中的弹丸上刻的是“Dexa”（意为“接招”）。它在空中飞行时，肉眼是捕捉不到的。在约100米的射程范围内，它拥有令毫无防护的躯体皮开肉绽的打击能力。图中人戴着一顶圆帽，以免自己的视力受到阳光的影响。他携带的弹丸装在一只垂在其臀部上方的袋子里。他装备了一面连着一支把手的小盾，穿着一件用羊毛或亚麻布织成的宽松的束腰外衣。投石索的一端缠绕在他的手腕处，投石索的另一端被释放时，弹丸被掷出。罗德岛的掷石兵就是这样在色诺芬的撤军行动（公元前401年）中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的。
雅典的海上力量
与雅典相比，斯巴达海军实力较弱，这一点在波斯战争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爱琴海海洋城邦同盟（现代历史学家称之为“提洛同盟”）本是西门为了对付波斯人而组建的，如今已经变成伯利克里用来对付斯巴达人的工具。在蒙受了耻辱并召回保萨尼亚斯后，斯巴达与其他伯罗奔尼撒城邦最终承认了雅典人在海军事务上的控制权，他们为摆脱了自己在海军方面的责任而感到心满意足。这个由雅典人主持的同盟的总部和金库都位于提洛岛，不方便提供舰船的成员则需捐款。这个组织极为有效地履行了其成立的初衷，但即便是在与波斯的和平协议达成之前，一些成员就已经徒劳地试图退出，并遭到了镇压。优卑亚岛城市卡里斯托甚至被迫加入这一同盟。
公元前447年，雅典人西扩的野心最终导致他们在波奥提亚的战场上遭了大难。雅典已陷入对科林斯、底比斯和斯巴达的战争中。显而易见的是，因抵抗波斯人而建立的提洛同盟已被雅典人用于反对其他希腊城邦。与此同时，无论是伯利克里还是任何一个睿智的雅典人无疑都很清楚，雅典之所以能独立，是因为它控制着爱琴海。一个政权的自主权只能依靠征服其他政权来保证，这一处境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的金库已被转移到雅典城，并处于后者的监管之下。
展现一艘雅典三列桨战舰的大理石浮雕（利诺曼浮雕）。战舰上显然配有3层桨座，但只能看到最高的一层桨手。这类桨帆战舰在作战时完全依靠船桨来获得动力。
对于这一时期的许多希腊城邦而言，拥有海上霸权的雅典所提供的保护已演变为一种以保护为名义进行的彻头彻尾的勒索行为。然而，一旦雅典不再享有与爱琴海各岛及沿海诸城邦的友好关系，它对爱琴海的统治也就难以为继了。我们已经指出，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往往被用作建立和维持这一友好关系的手段。此外，这些因素中还包含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有关的成分。
除了对希腊人身份与所在城邦公民身份（后者更为重要）的认同感，希腊人也有种族主义的意识。雅典人之所以支持爱奥尼亚希腊人，并在日后赢得其效忠，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自己也拥有爱奥尼亚血统。与爱琴海东北部的伊奥里亚人一样，爱奥尼亚希腊人在史前时代就混杂了前希腊时代的爱琴海诸岛居民的血统。日后在希腊出现的多利安人，是诸多拥有相对纯正北欧日耳曼血统的民族中的一支。因此，多利安人与希腊人在气质方面的差异，堪与今日北欧民族与地中海民族之间的差异相比。在不同情况下，斯巴达人和雅典人都能对种族情感加以利用，而爱琴海中部的希腊人则以爱奥尼亚人为主。
在对局势的介绍中，或许还要添上这么一笔：雅典通过其在爱琴海和黑海地区的众多殖民地，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早在公元前8世纪，为了缓解土地贫瘠的国家的人口压力，希腊的殖民活动就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载着移民的舰队被派往海外，移民的规模从区区几百人到数千人不等。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找到了尚无政权组织存在的、适于定居的土地。这些殖民地往往以传统文化为纽带，与母邦保持着联系，并且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孕育出更多新的殖民地。一般而言，这类殖民地都是自治型的，但也有一种殖民方式（被称作“cleruchy”）的移民继续保有母邦的公民权，雅典人常常在被征服地区推行这种做法。
雅典人的外交与海军战略
雅典的财富来自阿提卡东南部的劳里厄姆银矿，如果不是特米斯托克利在两次波斯入侵战争期间将它们转而投入海军军备之用的话，这些财富就会在公共救济活动中被消耗掉。特米斯托克利发现，激起雅典人对从事航海业的邻邦埃伊纳岛的嫉妒之心，比重新唤起他们对波斯人的恐惧更能赢得他们对自己的财政预算方案的支持。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做法令希腊免于沦为波斯的属地。
当波斯侵略军如潮水般退去后，雅典的实力不断增强，引发了斯巴达的猜疑，后者试图阻止前者重建被夷平的雅典城墙。为了寻找借口，斯巴达力劝希腊北部的各个城市拆除自己的防御工事，这样一来，日后的侵略者就无法利用任何一座希腊城市作为基地了—就像马尔多尼斯对底比斯所做的那样。特米斯托克利巧妙地在相关谈判中打着拖延牌，与此同时，雅典人抓紧一切时间重建城墙，很快，摆在斯巴达人面前的就是雅典城墙已经修好的既成事实了。至少，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的故事是这个样子的。普鲁塔克引用赛奥彭浦斯的看法，认为特米斯托克利贿赂了斯巴达的监察官，以换取对方的默许。事实上，这个故事的两个版本并不冲突：特米斯托克利或许在施展精明外交手腕的同时，也使用了行贿的手段。
特米斯托克利还在雅典的主要港口比雷埃夫斯修筑了防御工事。这意味着，雅典一向着眼于农业自给的传统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变化。随后，长墙拔地而起，将这座城市与比雷埃夫斯和小型港口法勒隆连接起来。与比雷埃夫斯相连的长约4英里（6.4千米）的双层城墙制造了一条宽约200码（183米）的走廊，来自海上的补给可以通过这条走廊，在围攻该城的军队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运抵城内。
如今，距特米斯托克利的宏大战略的完成只有一步之遥—在爱琴海建立海军基地网。这一网络是由所谓的提洛同盟提供的。只要看一下古代船只的结构，我们就能理解这一网络的重要意义了。古代的船只重量很小，且极为脆弱，因而在恶劣的天气状况下坚持不了太久。它们紧靠着海岸航行，一旦发现暴风雨出现的征兆就立刻靠岸避难。寻找一处停泊的场地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片海滩就足够了。轻便的结构在遇到暴风雨时固然会危及船只的安全，但同时也使得船只能够轻而易举地停靠在海岸上。但地中海东部的海岸线岩石嶙峋，荒无人烟，几乎没有什么便于停靠的海滩。绝大多数优良的停泊场所都被各个城邦用作港口了，或许它们所处的位置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因此，无论是对战争还是对贸易，建成这种基地网都至关重要，而最好是通过对这些城邦的政治支配来完成这一目标。雅典人很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认为，实现自己的需求是他们的权利。
同盟捐献的经费对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也很重要。除了船只的制造、维护和修理的费用，必要开销中还包括桨手的薪水，而三列桨战舰所需的桨手是非常多的，每艘战舰上的桨手多达150人（公元前4世纪的一艘雅典三列桨战舰上有170名桨手）。桨手是从地位较低的雅典公民中招募的，按日领取薪水。那些操着更长船桨的上层桨手的工资有时比下层桨手要高。每艘船上都配有由重装步兵组成的全副武装的陆战队，他们来自较为富裕、有能力购置装备的阶层。后来，就连重装步兵也能从雅典政府那里领到一支矛和一面盾牌了，但其余的装备则仍需自备。
希腊重装步兵盔
重装步兵及其装备的演化，导致了两种主要类型的青铜头盔的产生，时至今日，它们被称为“科林斯式头盔”和“伊利里亚式头盔”。这几种头盔都属于贵重财产，往往世代相传。科林斯式头盔的制作方法是将金属材料置于铁砧上敲打，然后根据使用者的情况进行定制，以达到格外合身的效果。陶画和雕刻作品中的头盔上往往带有冠饰，但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头盔上并无此物。冠饰往往由一束插入木槽中的马鬃制成，看上去像一把扫帚。由于马鬃难以染色，因而冠饰上的鬃毛往往保持原貌，黑色、白色和栗色是常见的自然色。我们对头盔的衬里部分所知甚少，但头盔内侧据信粘有毡布。可以肯定的是，头盔的使用者头上戴有用毡或羊毛制成的无沿便帽，既可用于保持发型，也可作为衬垫使用。图中展示了几种应用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头盔。图1为科林斯式头盔的变体，上面的装饰相当简单。它为使用者的头部提供了全方位的良好保护，但也严重限制了使用者的视野和听力，长期佩戴的话还会令人感到闷热和窒息。图2是伊特鲁里亚-科林斯式头盔（见109页）在意大利南部的变体。图3为科林斯式头盔的经典样式。它附有面甲甲片，可以更好地保护使用者的嘴和喉。得到盔脊加固的盔碗，也可通过扩大盔顶尺寸的办法来增加透气性。这顶特殊的头盔以精美的浮雕图案为装饰。图4和图5则是伊利里亚式头盔的同类衍生物。图6中的头盔在历经演变后具备了更好的开放性，被称为“卡尔基狄刻式头盔”。图7中的头盔钻有开孔，以改善使用者的听力状况，是科林斯式头盔的一种晚期样式。图8展示的是一种廉价且产量极高的头盔，流行于伯罗奔尼撒地区，被称为“皮洛斯式头盔”，盔体上仅系有一根皮带。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雅典人志在西进，而非坐拥爱琴海基地，从而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而科林斯势必成为雅典人野心的最大受害者。这座海滨城市地处地峡，地理位置令人称羡，对雅典人极度渴望的向西的经济扩张助益不小。公元前459年，雅典人支持规模较小且位置较近的地峡城市墨伽拉，介入了对科林斯的战争。公元前435年，这种形式的介入仍被作为政治武器来使用，而科林斯也仍旧是雅典的敌人。当时，科林斯人与自己的殖民地科基拉岛（科孚岛）之间发生了战争。在毗邻伊庇鲁斯海岸的西勃达附近爆发的一场海战结束后，若不是雅典舰队出手支援，科基拉的殖民者已被科林斯人制伏。
接下来在波提狄亚发生的战争，科林斯同样参与其中。波提狄亚人不愿成为提洛同盟的一员，在马其顿国王的鼓励下决意退出。地处卡尔基狄刻半岛西海岸的波提狄亚是科林斯的一块殖民地，面对雅典人的威逼，他们请求母邦施以援手。尽管科林斯人介入，雅典人还是包围并于公元前430年占领了这座城市。当时，伯利克里试图通过经济封锁来控制墨伽拉，此举可能被视为对科林斯人介入波提狄亚之事的报复性威胁。毫无疑问，伯利克里很乐意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科林斯。但这座规模较大的城市与墨伽拉是不一样的，它坐落于地峡西面，其出海口直通科林斯湾，而墨伽拉港口则地处塞隆尼克湾。
其他城邦将雅典的政策和行动视为对自身的威胁，特别是底比斯人和波奥提亚人，倘若雅典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将海军基地设在科林斯湾，他们便将遭到旧敌势力的围困。面对雅典的全面威胁，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卫星城带着几分不情愿，站到了支持对雅典开战的一方。在战争中，斯巴达对雅典的打击始终是最为轻微的，而到了战争结束时，它又是胜利者中最为仁慈的。
雅典与科林斯的海战揭开了这场战争的序幕，并贯穿了战争的早期阶段。科林斯舰队如今得到了伯罗奔尼撒的盟友的增援，但雅典人依旧掌握着制海权。公元前429年，雅典海军将领弗尔米奥(Phormio)出色地利用撞击战术，在科林斯湾的出海口两次大败科林斯和伯罗奔尼撒舰队。
然而，随着战争的继续，科林斯人总结了经验，设计出一种新型桨帆战舰。此前战舰的舰首较高，这样己方登舷部队和投射部队便可获得居高临下的优势，但在使用撞击战术时，舰首的上部无法与敌舰接触。舰首较低的雅典桨帆战舰在撞击敌舰时，吃水线正上方的撞角和外凸的舰首可以同时发挥作用。科林斯人从惨败中汲取了教训，将舰首的位置调低，并进行加固。这一设计催生了一种新的海战战术—正面撞击战术。雅典人为了利于机动和实施侧面撞击战术而为战舰设计的轻便结构，如今反过来成了自己的命门。
斯巴达人的战略
斯巴达人在战争早期阶段制定的战略，看起来简直是毫无用处。斯巴达人并未尝试围攻雅典城，而是满足于一年一度的入侵阿提卡的行动，他们将自己的时间花在尽可能多地蹂躏雅典人的农田上，并希望借此引得后者前来与他们恶战一场。特米斯托克利和伯利克里已经预见了这一情况。为了安全起见，雅典乡村的居民将他们的羊群和牛群驱赶到优卑亚岛，自己则撤到雅典城墙后面。通往海岸的长墙保证了海上供应的输入，雅典的海军、商船和爱琴海的基地链保卫着来自爱琴海对岸（特别是黑海地区）的谷物运输线。不可否认的是，涌入城内的人口规模达到了有害的地步，结果被疫病消灭了很大一部分。然而，这很难说是任何一方战略规划的后果。
这幅陶画描绘了一名甲胄工匠正在制作一顶头盔的场景。用一块铜片打造而成的科林斯式头盔，对工匠的技艺有着尤为严格的要求。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极少出现经典的重装步兵的身影。正如斯巴达人不会傻到去尝试攻打雅典城，雅典人也很聪明地不与斯巴达人展开正面激战。但有一场波澜壮阔的战役是个例外。公元前418年，在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安的休战期后，在才华横溢且更年轻的雅典政治家、将领亚西比德(Alcibiades)的建议下，一支雅典军队被派去支持正在造反的斯巴达卫星城同盟，一场恶战就此在伯罗奔尼撒北部的曼丁尼亚爆发。
斯巴达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重装步兵作战方面的天分并不因缺乏实战经验而褪色。在作战过程中，一支重装步兵作战队列经常会危险地从左向右平移，这意味着队列的左翼将轻而易举地被敌军右翼包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位于队列右翼末端的那个人的身体右侧是暴露在盾牌防护范围之外的，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他会本能地向外移动。由于队列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得到邻近自己的那个人手中盾牌的翼护，因而这支队伍里其余的士兵都会紧紧跟住向外移动的那个人。在曼丁尼亚战役中，对战双方都试图利用这一现象来包抄对方的左翼。
由于担心被包围，斯巴达国王阿基斯(Agis)试图在战役开始前最后一刻将己方部队的左翼拉长，并用右翼部队增援变得稀薄的左翼队列。两名负责支援行动的军官并未服从命令。在由此引发的混乱中，斯巴达人的作战队列出现了一个缺口，敌军便从这里涌入。然而，右翼部队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垮了对面之敌，这样他们就可以掉转方向，压向敌人的中军，直到最终将其击溃。斯巴达人在重装步兵方面的优势（尽管曾一度因将领们决策失误而无从施展），在此战中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斯巴达重装步兵
图中展示的是一名严阵以待的斯巴达重装步兵。他的科林斯式头盔由黄铜制成，饰以横向排列的盔缨。他的盾牌上画着斯巴达式的纹章，正面覆有黄铜。他同时装备了标准长度的“肌肉型”护胫。他在红色束腰外衣外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布身甲，这件铠甲取代了沉重的“钟型”甲，是将多层材料胶合在一起制成的。铠甲的下摆被裁成一片片布条，这样穿戴者就能很方便地弯腰。这种铠甲由于十分轻便而很受欢迎，但它往往用甲片进行加固。图中展示的红色披风是典型的斯巴达式装束，在作战时会被弃置。在亚历山大时代到来之前，希腊人普遍蓄须，而长发则是斯巴达成年男子的特征。据希罗多德描述，温泉关战役中的斯巴达人在等待波斯人发动进攻时，用体育锻炼和梳理头发来打发时间。这名重装步兵正在把一根皮制柄绳缠绕在矛柄上，这样当他把长矛举过盾墙刺击时，就能把它握得更紧。与其他城邦的重装步兵不同，斯巴达人终生都在接受军事训练，因而可谓是“职业军人”。因此，他们的训练水平和使用武器的技能比其他城邦的重装步兵都更优秀，因而也更为可怕。
斯巴达军队的组织结构
两份内容极为翔实但彼此大相径庭的文献记录了斯巴达军队的组织结构。按照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左右的修昔底德作品的说法，斯巴达军队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平均由8人组成的纵列，4个纵列组成1个排，由1名排长(enomotarch)统领；4个排组成1个连，由1名连长(pentekonter)统领；4个连组成1个营，由1名营长(lochagos)统领。每支军队下辖7个营。而与修昔底德一样是前线军官出身，因而同样是一位权威作者的色诺芬的作品则告诉我们，每个连仅下辖2个排，2个连组成1个营，4个营组成1个团(mora)，由1名军事执政官统领。每支军队由6个团组成。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巴达的人口出现衰减，斯巴达军队的总兵力也随之受到影响，但团的人数取决于征兵的年龄段（根据不同的资料，这一作战单位的规模分别为500人、600人或900人）。作战编队中的排是按前后顺序排列的。当斯巴达人展开作战阵形时，后排作战单位被部署于前排的左侧，由此组成一个拥有4支纵队、16行纵列和8列纵深的方阵，各纵队之间的间隔为2米。在排成密集阵形时，每个排的后半部分将被调上来填补每个纵列间留下的缺口。
其他士兵类型
上图展示的步兵通常为希洛人（农奴），他们像畜群一样供人役使，并须随自己的主人出征。他们要么装备一支标枪，要么装备一根投石索，他们还携有一只山羊皮制成的袋子，里面装的是供主人恢复体力用的食品。这名步兵部队成员装备了一束标枪，每支标枪上都连着一个环。这个环是缠绕在枪柄上的，在使用时，使用者将自己的中指与食指套在环里，这样就能更好地利用杠杆作用，还能把标枪旋转着掷出，以增加打击精度和射程。图中的骑兵是色萨利人，戴着一件罕见的可能是用牛皮制成的头饰，没有装备盾牌。与所有古代骑兵一样，他没有使用马镫，因此坐得很靠后，以掌控自己的坐骑。
斯巴达军队
修昔底德在描写曼丁尼亚战役时指出：斯巴达国王在战场上可以依靠他所建立的指挥链，将自己的命令迅速传达至全军上下。国王之下为军事执政官(polemarch)，他们通过各支部队的主官，将国王的命令传达下去。曼丁尼亚的斯巴达军队中的最大单位是“营”(lochos)，其规模比现代军队中的营要小。每个营分为4个“连”(pentecostys)，每个连由4个“排”(enomotia)组成：它们分别对应现代军队中的连和排。曼丁尼亚战役中的这支斯巴达军队下辖7个营。
全军第一排宽448列，后方是支援纵队，大部分为8排。国王卫队成员被称为“骑士”(hippeis)，但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大多步行作战。在曼丁尼亚，骑兵实际上被部署在斯巴达军队的两翼，用于保护己方侧翼。但从国王阿基斯的忧虑中可以看出，骑兵无论是能力还是数量，都几乎无法让人对他们抱有信心。
修昔底德似乎对斯巴达军指挥链的效率赞赏有加，他认为，斯巴达军队简直就是一支人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保证命令得以贯彻的军官团。然而，这支军队中存在着一种极为常见的情况—“十羊九牧”。这类组织体系并不总能保证良好的纪律。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一名斯巴达下级军官拒绝服从保萨尼亚斯后撤的命令，导致斯巴达军队陷入全面而危险的混乱之中。在曼丁尼亚战役中，右翼部队的军事执政官对国王的命令不予理会，而是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去赢得战役的胜利。他们后来在斯巴达遭到审判，并被判处流放，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他们的罪名是胆怯。人们或许会认为，指控的罪名更应该是抗命不遵。
在任何情况下，要向正在行动中的重装步兵部队传达命令都是个难题。头盔（特别是科林斯式头盔）无疑会严重影响佩戴者的听力。不过，号声还是被用来进行通信，而斯巴达军队则在行军时利用笛声（后者显然能够保持行军节奏的整齐划一），此外也使用手势信号。有人认为，在安菲波利斯战役中，雅典军队可能因听错命令而导致纵队未受盾牌保护的一侧暴露在敌方突击队面前，这就是一个对信号产生误解的例子。信号的传递有时也会作为一种战术性策略来使用。早先在西比亚与阿尔戈斯人交战时（公元前494年），斯巴达人就用笛声来命令部队“解散用餐”，从而使敌人放松了警惕，然后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在具有重要意义的伊戈斯波塔米战役中，斯巴达将领莱山德(Lysander)使用类似的战术来对付雅典人。在实施这一战术时，发动奇袭的信号是一面青铜盾在阳光照耀下的闪光。
雅典人的军队
在雅典，每年由公民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来确定“十将军”的人选。与其他官员不同，这些将军是可以再度当选的。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利用其强大的个人影响力，保证某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能够继续推行下去—如多次当选的伯利克里那样。正如我们从现代政治中了解到的那样，他们肩负的那些与保家卫国和抵御外敌有关的职责的重要性往往是首要的。修建防御工事、整理军备（包括陆军和海军的军备）、招募士兵和水手以及征收战争税等事务，均被纳入十将军的职责范围之内。
与斯巴达一样，雅典也存在一个管理军队的军事等级制。步兵由10名联队长(taxiarchoi)统御，另有负责管理连级单位的下级军官(lochagoi)。骑兵则由2名高级军官(hipparchoi)负责指挥。他们的下一级为10名部落骑兵司令（phylarchoi，其字面含义为“部落首领”）。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是以“部落”为单位征募的。在征兵时，便将兵源地的公民划分为10个“部落”。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做法与我们的“郡团”制度进行类比。
除了行使管理职能，前面提到的所有官员（包括经选举产生的十将军）可能都要上战场指挥作战，负责制定战略和做出战术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但重装步兵战一旦爆发，战场上就会变得人声鼎沸，拥挤不堪，以至于将领们几乎无法发号施令和调兵遣将。至于轻装部队，无论是斯巴达的还是雅典的，似乎都没有多少组织性可言。
斯巴达重装步兵团能够傲视希腊其他城邦的同类部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实际上是一支职业军队，其成员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军事训练和作战之中。这种状况是由斯巴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决定的。斯巴达的公民们自视为一支规模很小却统治着一大群可能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奴隶的驻军。与此同时，他们也能依靠这批奴隶以及不享有公民权的自由农群体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并维持生计，从而使全体斯巴达公民能够拥有必要的资金，用于支付必需的军饷开销。
这幅瓶饰画描绘了一名戴着头盔的骑兵，但早期希腊骑兵在作战时并没有佩戴头盔。
雅典公民的处境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并不缺乏军事训练和经验。负责充当重装步兵兵员的雅典富裕阶层的子弟，一旦年满18岁就会受到征召，前去接受为期2年的军事训练。训练科目包括兵器、战术的应用指导及如何进行防御作战。在这之后，在60岁之前，他们的名字都会被保留在义务兵役人员的名单上，但2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兵员可以只服守备役，也就是负责戍守阿提卡地区。在公元前431年的演讲中，伯利克里宣称雅典拥有13,000名重装步兵，另有一支16,000人的守备队。后一支部队中不仅有较为年长和年轻的雅典公民，还包括那些有能力购置重型铠甲的侨居者。
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使用过骑兵，但未能一直做到物尽其用。与斯巴达一样，身处骑兵序列这一点还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某些富裕公民在作战时依旧担当“骑士”一职。在战争初期，斯巴达人年年入侵阿提卡，伯利克里曾派遣骑兵队去驱逐敌人的突袭部队。大约就在这一时期，一场小规模的骑兵战在以雅典及其色萨利盟友为一方，波奥提亚人为另一方的两股势力之间爆发了。雅典人坚守不退，直到重装步兵队赶来支援波奥提亚人。在曼丁尼亚战役中，雅典骑兵解救了众多逃离战场的雅典士兵，而在公元前424年的德利乌姆战役中，底比斯人充分发挥了骑兵的长处，从而赢得了胜利，而雅典骑兵队则至少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部分步兵撤退。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军官的亚西比德由于骑着马，因而有能力赶去救援步行作战的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
直到战争接近尾声，雅典人对轻装部队的价值仍不够重视。因此，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源于某些惨痛的教训。公元前429年，当卡尔基狄刻地区的各个城市起兵反对雅典同盟时，雅典人在当地骑兵和轻装部队的手上吃了一次惨重的败仗。在希腊西部的埃托利亚乡村地区作战的雅典重装步兵，也于公元前426年在遭到轻装上阵的游击部队的围攻时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这些轻装战士以标枪、投石索和弓（有时）作为主要兵器，根本不与重装步兵近身相搏，只有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用随身携带的剑作战。除了游击战术，投射型兵器在攻城战中也发挥着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
普拉提亚战役（公元前429—前427年）中的攻城战战术
1 伯罗奔尼撒攻城者将一根根圆木以纵横交错的方式堆积起来，构成基座，然后向其中填入泥土，以此筑起一座土山。当土山逼近城墙时，普拉提亚人针锋相对，竖起一座表面覆有皮革的支架，用于保护城中的人，并加高这道屏障后方的城墙。
2 一等土山堆到了城墙脚下，普拉提亚人便开始挖掘地道，试图破坏土山的地基。伯罗奔尼撒人的反击方式则是用坚固的板条和黏土在斜坡上构筑了一层坚实的覆盖层。他们随后动用攻城槌来对付加高的城墙。但普拉提亚人加以反击，他们将沉重的横梁用锁链捆扎，从城墙上丢下去，将攻城槌的槌头砸断，还试图用套索把槌头套住。
3 尽管土山的地基遭到了破坏，但部分城墙在攻城槌的连续打击下还是崩塌了。城中守军当即建起一道内墙，这样一来，敌人就得突破又一道围墙。作为应对，攻城者在这道围墙处堆积木料，涂上沥青，然后纵火焚烧。然而，一场意外到来的暴风雨浇熄了熊熊烈火。守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最后在饥饿的打击下方才屈服。
攻城战
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希腊的攻城战战术与早年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变得高度成熟（但斯巴达人在这方面则进展缓慢）。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年，邻近阿提卡边境的波奥提亚城市普拉提亚成了各方争夺的目标，遭到波奥提亚和伯罗奔尼撒联军的围攻。非战斗人员已撤入雅典避难，留在城内的只有一支守备队。
攻城者们堆砌了一个用木材加固的土制斜坡，正对着城墙，但普拉提亚人将城墙加高，并在斜坡下方挖掘壕堑，破坏其地基。伯罗奔尼撒人用泥土和枝条将其填平。普拉提亚人的应对之策则是，在城墙遭受威胁的地段修建了新的防御工事。当攻城槌接近时，槌头就会被套索套住，或被城墙上方丢下的沉重横梁砸断。攻城方试图纵火烧城，但一场大雷雨浇湿了一切，令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意在用饥饿战术对付守军的攻城者们，旋即建起了一座带有雉堞和塔楼的双层围墙。外墙用于防备雅典援军的突袭，但雅典人不敢与斯巴达重装步兵血战，因而并未派遣援军。最后，普拉提亚人以云梯为武器，攻陷了双层墙的一部分并将其占领。与此同时，200名普拉提亚人出逃，他们先故意将追兵引入歧途，而后逃往雅典。第二年夏天，斯巴达人再次发动了一波攻势，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攻城者们仍在使用饥饿战术。残存的200名守军举手投降，在经过几次似是而非的审判后遭到处决。
叙拉古攻城战（公元前416年）
1 雅典人穿过欧律阿罗斯，逼近叙拉古，在经过一场短暂的战斗后，攻占了艾皮波莱高原。他们建起两座要塞，一座位于北部前线的劳丹姆，另一座环形要塞（围墙）用于拱卫西南部前线。他们以这座环形要塞为起点，修建了一排双层围墙。
2 叙拉古人建起一道反包围墙，但遭到攻陷和拆毁。
3 叙拉古人筑起一道横穿沼泽地的壕堑和栅栏，但这道工事也在敌方舰队和陆军（他们在沼泽地表面铺设木板而越过）的夹击下沦陷。
4 雅典人完成了位于南部前线的围墙，他们将海岸部分的城墙拓宽，用于保护己方舰队。但雅典军指挥官尼西阿斯并未完成北部前线的围墙—这是一个重大失误。
5 叙拉古人向斯巴达求援，后者拒绝派兵支援，但派去了一位名叫古里普斯的将领，他搜罗了3,000名非正规军，在没有遇到阻挡的情况下进入叙拉古。古里普斯成了叙拉古的指挥官，他攻陷了劳丹姆的要塞，在要塞与叙拉古之间筑起一道围墙。这成为这场攻城战的转折点。
6 尼西阿斯要求雅典取消攻城行动，但雅典方面反而给他派来了援军。尼西阿斯在普利姆密里昂建起3座要塞，并将舰队调到那里。
7 于是，双方都得到了增援。古里普斯从陆上和海上发动进攻，经过一连串的战斗，他攻占了普利姆密里昂，并将雅典舰队逼进了他们设置的海上木桩围栏。他将己方战舰用锁链连成一排，堵住了海港的出口。与此同时，雅典陆军困在了沼泽之中，并遭到疾病的侵袭。叙拉古人撤回了海军，并仿照科林斯战舰的样式改造自己的战舰。他们改造了中空式的舰首，使其具有更强的抗撞击能力（其样式正如30、31页的三列桨战舰图所示，新式舰首的造型则与98、99页的战舰类似）。由于舷外支架得到了强化，叙拉古战舰得以从容地实施正面撞击战术。在正面撞击战术、以划桨驱动小船和攻击桨手的战术的打击下，雅典舰队彻底丧失了信心。他们未能突破大海港的封锁线，决定抛弃舰船，从陆路逃走。叙拉古骑兵和轻装部队持续不断地袭扰着雅典人。幸存的雅典士兵被疾病弄得虚弱不堪，并饱受口渴之苦，因而举手投降。这是雅典人遭受的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如果算上与雅典人并肩作战的希腊、伊特鲁里亚和意大利盟军的损失，雅典一方共损失了150～200艘舰船和40,000～50,000名兵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