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的“万人队的行军”用实例说明，骑兵与轻装部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事实在斯巴达重装步兵部队在留克特拉战役中的失败与马其顿的腓力二世(Philip II)的军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原始资料来源
对于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段而言，色诺芬的作品是最为珍贵的权威文献。在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著作续写至雅典投降及公元前403年的大事记之后，色诺芬留下了一段为期2年的空白，以待后面补上。随后，他继续编撰自己的希腊史著作，并以公元前362年作为结尾（中间几乎没有中断）。那个年代的其他历史学家是通过普鲁塔克、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及科尼利厄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等后世作家的作品而为我们所知的。令人遗憾的是，奈波斯所使用的文献不如他提到的多。但埃福罗斯和赛奥彭浦斯于公元前4世纪留下的文笔简练的作品（即使它们能完整地留存下来），是否拥有与色诺芬的作品同等的价值，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色诺芬在自己所属时代的军事和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因而可以依靠自己在希腊世界和非希腊世界的战事中的亲身经历来写作，更别说他和当时的重要人物关系密切了。
除了其希腊史著作，色诺芬还在自己的《长征记》(Anabasis一书中记录了一次伟大的军事冒险行动—一支希腊雇佣军向波斯帝国腹心发起的远征。这次远征没有成功，然后在这支希腊军队的指挥官们被背信弃义地杀害后，色诺芬接过了指挥权。他旋即运用自己的指挥和军事策划能力，拯救了那些他愿意为其安危负责的人们，也令这次冒险行动避免以全军覆没的结局收场。这个故事是他从一名职业军人的角度讲述的。
色诺芬还创作了另外两部与职业军事知识有关的作品。一部为《骑兵队长》(Hipparchicus，讲述的是一名骑兵指挥官的本职工作和应负的责任。另一部则是较为普通的关于骑术及其军事用途的著作。这些作品创作于一个希腊人越来越意识到骑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时代，它们经常启发人们注意骑兵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色诺芬在这方面似乎持贬低而非夸大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与大多数作家都不一样，后者往往坚称自己主题的重要性—虽然只是某种形式的自我宣传。有人认为，色诺芬尽管是一名沙场老将，却是一个思想保守的军官，在其后半生的创作生涯中，仍以上一代人的观点来看待战争。
一名骑在骆驼上的波斯贵人。这一时期的波斯军队中夹杂着驼队，但对这些牲畜必须小心控制，因为它们往往会扰乱骑兵的行动。
色诺芬的希腊史著作以曼丁尼亚战役收尾，这场战役标志着底比斯人取代斯巴达人成为希腊世界霸主的短暂岁月的终结。如果用现代术语来形容，这场战役导致希腊大陆出现了“权力真空”，而野心勃勃的马其顿（希腊北部的半希腊化王国）国王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雅典演说家，特别是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发表的流传至今的演说，成了我们手中关于这一时期的优秀历史资料。他激烈地抵制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的宏伟目标。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作品，此人对腓力持欣赏态度，认为他有能力以领袖身份统一全希腊。伊索克拉底几乎不能算是一位演说家，他写政治作品是用来分发的，而不是用来发表演说，把他定义为一位政治小册子作者则是相当公允的。无论如何，他的观点在最大程度上纠正了德摩斯梯尼对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政治局势的看法。德摩斯梯尼的观点无疑极为诚恳，但带有严重的片面性。
政治局势
在整个古典时代，希腊人一直为一个矛盾所苦恼，这一矛盾有时使他们的政治行动扭曲，有时则使他们失去行动的力量。这是一种很深的情感冲突的结果。他们从未决定好究竟是优先效忠于各自的城邦，还是优先效忠于共同的民族。在波斯战争中，希腊人曾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侮。那些站在波斯一方的城邦，在很大程度上是屈服于波斯人那不可抗拒的力量。然而，希腊人击败波斯人之后所赢得的，却是各城邦彼此刀兵相向的自由，而且就在之后一个世纪，他们充分享受了这一自由。只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尾声，波斯总督从斯巴达人手中夺回爱奥尼亚诸城的控制权之后，希腊人才发觉波斯人依然是一股政治势力。此时的波斯已非昔日的超级大国，因此将目光投向东方的希腊战略家或在经济上寻求与波斯帝国结盟，以对抗敌对的希腊城邦，或将其视为劫掠与侵略的诱人目标。
万人长征队在波斯境内的行动范围可见于地图的右半部分，与此同时，底比斯战争正主导着希腊大陆的局势。
波斯对希腊的政策依旧是基于其一以贯之的“分而治之”方针。但希腊的领袖们正在学习使用同样的政策，以对付波斯人。居鲁士王子的父亲大流士二世死后，他在争夺波斯王位时得到了10,000多名希腊雇佣兵的支持。当居鲁士于公元前401年在巴比伦附近的库纳克萨战死时，他的哥哥阿尔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成了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而爱琴海沿海地区的两名总督脱离了居鲁士的监管，再度相互算计起来。机会已浮现在任何一位爱琴海东部的希腊军事长官面前，他们可以对波斯内部相互倾轧的局面加以充分利用。
与此同时，斯巴达已经在其他希腊城邦中失掉了人心。在雅典于公元前404年投降后，斯巴达人按照莱山德的建议，在各个城邦派驻了军队，建立了寡头政权，并以集体防务的开支为由征收贡金，用于支付雇佣军的薪饷。这样一来，他们就重蹈了雅典在上一个世纪的覆辙。不同之处在于，斯巴达人建立的傀儡政权是寡头政权，而非民主政权。然而，当伊戈斯波塔米的胜利者莱山德失势时，斯巴达人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本来被莱山德当成政治工具的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取代了前者，获得了权力。居鲁士远征兵败这件事并非没有引起阿格西劳斯的注意。在库纳克萨，这位年轻的波斯王子麾下的亚洲军队在前文提到的希腊雇佣军的支援下，击溃了据说规模四倍于己的波斯军队。如果不是作为王位觊觎者的居鲁士战死的话，波斯王位继承人的人选将就此盖棺定论。这场战役之后，希腊人在临时推选的指挥官的带领下，不顾千里行军路上的重重困难，克服了一切障碍，成功撤离战场，重返希腊。波斯人在军事方面的极度虚弱至此暴露无遗，并被爱琴海东部继任的斯巴达军事长官们加以充分利用。他们不再畏惧波斯的总督和国王，将那些被莱山德出卖以换取对雅典战争的财政支持的爱奥尼亚希腊城市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斯巴达人并未满足于这一爱国成就，而是将战火一直蔓延到亚洲大陆，他们在那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缴获了一大批战利品。在这一方面，没有人能比阿格西劳斯做得更为彻底和成功。
一块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的墓碑。即便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骑兵仍主要作为轻装散兵部队来使用，并不愿意近距离与重装步兵交战。
作为反击，波斯人再度在经济和外交层面（而非军事层面）采取行动。受困于阿格西劳斯攻势的波斯总督（提萨斐尼的继任者）将给予斯巴达的财政补助转输于斯巴达在希腊北部的敌对城邦，由此引发了公元前395年至前387年的科林斯战争。这场战争在科林斯地峡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底比斯、科林斯、雅典和阿尔戈斯结为同盟，为的是颠覆斯巴达的霸权。波斯人的策略极为成功，甚至是太过成功，以至于他们最后笑不出来了。阿格西劳斯立刻沿着薛西斯在一个多世纪前走过的路线，班师希腊。与庞大而笨拙的波斯军队完全不同，阿格西劳斯凭着出色的机动力，只用30天就走完了全程。他旋即于公元前394年在柯罗尼亚击败了敌对城邦的军队，斯巴达因而得以再度称雄希腊大陆。但科林斯战争让雅典人重新获得了制海权和一些海外盟友及领土。从伊戈斯波塔米战役中逃生的雅典海军将领科农，于几乎在柯罗尼亚战役前夕爆发的尼多斯海战中击败了斯巴达人，并于第二年参与了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之间长墙的重建工作。
波斯人对雅典的复兴大为震惊，再度改变了自己的支持对象。萨迪斯的波斯总督与斯巴达司令官安塔西达斯(Antalcidas)协商，达成了一个折中性质的和平协议。大致来说，协议内容为波斯继续保有爱奥尼亚群岛，斯巴达则依旧是希腊的霸主。协议在相当程度上尊重了其他希腊城邦的独立地位，以及雅典对新近收复的爱琴海领土所拥有的主权。这种和平在形式上其实更接近于现代政治学者定义的“冷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其表现形式为背信弃义的介入与斯巴达人发动的突袭。在这些侵略行动中，底比斯受到的伤害比其他希腊城邦都要深，就像它在安塔西达斯签订的协议中享受的待遇那样。底比斯的反抗十分激烈，斯巴达最终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中遭到底比斯人的致命打击，其希腊霸权也就此终结。在区区10年的称雄之路走到尽头之后，底比斯突然崩溃，而斯巴达也没能重新恢复昔日的霸主地位。
轻装部队的应用
阿里安在写到轻装部队的“远程杀伤力”时，用简洁而鲜明的笔调指出了这一兵种的重要性。他还记载了他们在占领制高点、逐退敌军、执行侦察和伏击任务以及追击溃敌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正面对决中的轻盾兵部队
1 这幅图展现的可能是一支轻盾兵部队在重装步兵方阵展开之际，保护后者免受敌军投射火力伤害的情景。随后，他们通过开放式方阵队列中的间隙撤离（见34页），两军方阵开始交战。
2 一旦敌军崩溃，轻装部队将再度蜂拥而上，开始追击敌人。
小规模冲突：利基安战役
轻盾兵部队有能力实实在在地凭借一己之力赢得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斯巴达人在斯法克蒂利亚已经领教过他们的厉害（见53页）。在公元前390年的利基安战役中，他们又一次尝到了苦头。
3 斯巴达重装步兵和骑兵队护送一队人马从利基安出发，前往西锡安。科林斯的雅典人派出了由伊菲克拉特斯率领的轻盾兵部队和一些重装步兵。一等被护送的部队通过雅典人的地盘，斯巴达人就掉头折返，这样一来，他们未受盾牌保护的右侧就暴露了。轻盾兵部队袭扰着他们，当斯巴达人发起冲锋时，他们转身就逃。斯巴达人在一座小山上建立阵地，但随即遭到卡利阿斯重装步兵的威胁。他们被击溃，并遭到轻装部队的追击。600名斯巴达人中约有250人阵亡。
长征：色诺芬的万人大撤军
4 这件事凸显了占领制高点的重要性。希腊步兵在撤军途中需翻越一道道山脊。一支由轻装士兵组成的后卫部队占据了制高点，挡住波斯骑兵的冲锋，直到步兵部队越过山脊。他们随即绕行山丘边缘，当先头部队依次占领下一道山脊时，他们便重复此举。
5 亚洲部队占领了一道对希腊军撤退道路形成居高临下之势的山脊，从而封锁了这条路。希腊轻装部队疾速赶往位于亚洲军阵地上方的山顶，将敌人赶下山去，从而肃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这类作战行动中，轻装部队的轻巧与敏捷发挥了重要作用。
6 轻装部队是理想的伏击部队。在图中，他们埋伏于一条河道的后方，等待着追击波斯骑兵。一等敌军进入攻击范围，他们就迫使敌人退向河流，并在惊慌失措的波斯人急急忙忙地折回河流对岸时令其伤亡惨重。
雇佣军与色诺芬的万人队
阿格西劳斯在入侵波斯本土时，重新雇用了著名的“万人队”中的许多成员，他们曾为居鲁士效力，后又追随色诺芬返回希腊。事实上，色诺芬本人也与阿格西劳斯的军队一道参加了柯罗尼亚战役，尽管作为一名雅典人，他本该站在斯巴达人的对立面。这些事实提醒我们：雇佣军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及毗邻地区，希腊人很早就以雇佣军的身份出现了。考古证据显示，即使是在遥远的西班牙，希腊的兵器和铠甲也被视为无价之宝，而更受重视的则是那些善于利用这些兵器和甲胄的人。古埃及和亚洲的铭文均证明此言非虚。希腊人在波斯战争前曾使用过色雷斯和西徐亚的雇佣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仍然在使用。公元前422年，在色雷斯的安菲波利斯爆发的战役中—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和雅典将领克里昂(Cleon)均在此役中阵亡—双方都雇用了本地军人。大体来说，希腊人“输出”的是重装步兵，“引进”的则是轻装步兵和骑兵。但这种“贸易”活动并非仅在希腊人和外族人之间进行。希腊人也雇用希腊人。在叙拉古，来自曼丁尼亚并为雅典人效力的阿卡狄亚雇佣军，绝不会因为其他阿卡狄亚人为对立阵营而战就退缩或畏怯。
斯巴达人的确吸收了如曼丁尼亚和泰耶阿等阿卡狄亚城市的武装力量，按照之前的条约，他们可以从这些城市征兵。但他们也发现，从同一地区招募雇佣军是很划得来的，因而他们所雇用的军队要多于行使强制征兵权征集来的人员。例如，布拉西达斯在安菲波利斯战役中既使用了伯罗奔尼撒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阿卡狄亚人），也使用了本地雇佣军。阿卡狄亚人体魄强健，由于居住在内陆地区，无法从事商业，因而以畜牧业为生。在作战时，他们主要充当重装步兵。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希腊雇佣军部队的来源便是克里特，那里的特色兵种是弓箭手。类似的还有罗德岛雇佣军，他们的特色兵种是掷石兵。
色诺芬参与的居鲁士的远征行动之所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主要是因为雇佣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但撇开专业性因素不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这场远征行动留给后世的教训，却是通过截然相反的角度展现的。库纳克萨战役因希腊重装步兵的出色表现而名扬天下。它再一次证明了波斯帝国的轻装部队是无法与希腊重装步兵匹敌的。在库纳克萨战役中，居鲁士在触摸到胜利果实的那一刻战死，他的亚洲支持者们立刻一哄而散。希腊人因而失去了雇主和指挥官，但这并未改变他们在公元前401年的库纳克萨战役中及其之后都取得了辉煌战果的事实。
库纳克萨战役（公元前401年）
1 坐镇中军的阿尔塔薛西斯向前推进，与居鲁士交战。尘埃漫天，能见度变得很差。
2 部署于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右翼希腊部队击溃当面之敌。
3 阿尔塔薛西斯的卷镰战车部队未能发挥作用。
4 阿尔塔薛西斯军中军及右翼部队凭借其庞大的数量优势，对居鲁士军左翼形成包抄之势。
5 阿尔塔薛西斯的右翼部队有被包围之虞。
6 居鲁士亲率600名护卫骑兵进攻国王阿尔塔薛西斯。
7 国王负伤，居鲁士战死。
8 阿尔塔薛西斯的副手提萨斐尼击溃对面的亚洲部队，洗劫了希腊军营。
9 希腊部队折返，夺回军营。第二天他们得知居鲁士的死讯后，与国王和谈。
10 希腊人的伤亡极为轻微。
当他们取道北进黑海沿海地区时，先是遭到提萨斐尼的波斯正规军的追击，接着又受到山民游击部队的骚扰，最后与北方总督法那巴佐斯的部队发生冲突。希腊人从这一系列战斗中不仅获得了使用重装步兵的经验，还明白了这一兵种是有其局限性的。事实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半段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色诺芬逐渐意识到，骑兵正在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他可能仍不重视这一兵种。更为重要的是装备弓、投石索和标枪的轻装投射部队的潜在影响。在自己与希腊后方之间的联系为绵延数百英里的敌境所阻隔的情况下，箭支和投石索弹药的补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克里特弓箭手将敌人用过的箭支收集起来，使之为己所用。他们途经的一些村庄也提供了一些弓弦和制作投石索弹丸用的铅。希腊人经常被迫迁就不熟悉的环境，并以自己不习惯的方式作战。对于掷枪手来说，高地优势是至关重要的。当希腊人遭到游击队从山岩上方发起的打击时，他们的轻装部队是束手无策的，被重装步兵围在当中，后者的盾牌为前者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只有当轻装投射部队占领了制高点，使得那些身处地势较低的峭壁的敌军游击队无法支撑下去，这支部队才能通过狭窄的山地道路。
在万人队长征途中发生的各种事件，见证了传统观念与变革观念之间的融合。这支军队由职业军人而非公民组成，因而从职业军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当色诺芬要求罗德岛人上前，作为投石手发挥他们的天赋时，由于罗德岛人入伍时的约定中并不包括这一义务，只有提升薪酬和待遇，他们才愿意照色诺芬的命令行事。在随后的一个场合，罗德岛部队的一名士兵准备了一个利用充气的兽皮来渡河的明智建议，他希望能因此领到一大笔赏金。在另一件事中，色诺芬鼓励士兵们果断地行动起来，他坦承，他们并无成为英雄的野心，而只想平平安安地回家。
另一方面，宗教义务被谨慎地遵守着。希腊人查看着预兆，色诺芬则在每一件麻烦事迫近之前，都认认真真地向神明献祭，即使是在看起来已完全没有时间进行完整的祭祀仪式时也是如此。他们的态度证明了他们身上具有某种爱国精神，这种精神可能比独立城邦培养的陈腐而狭隘的忠贞思想更具实际意义。这些神灵是全体希腊人的神，而希腊宗教仪式中的程序则源自希腊人的团结意识，这一意识能够极为有效地将万人队凝聚在一起。
作为这支军队另一精神支柱的希腊传统，则源自希腊人的宗教文化，士兵们会一边高唱“赞歌”一边投入战斗。这首赞歌是在各种庄重场合吟唱的圣歌。这样做的意图无疑是试图将恐惧植入敌人的内心深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与亚洲军队作战时，这一做法奏效了。实际上，高唱战斗赞歌并非全体希腊人的通用做法。斯巴达人就以笛声代替战斗赞歌，他们的目的在于稳定己方军心，而非折磨敌人的神经。但尽管万人队的军官大多为斯巴达人，他们还是唱起了赞歌。色诺芬描述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当士兵们唱过赞歌后，以士兵情妇身份随军而行的妇女们也加入了战斗呐喊。
大叫式的战斗呐喊与赞歌是截然不同的。赞歌是在敌人距自己仍有一段距离时唱响的，战斗呐喊则在战斗爆发时响起。战斗呐喊同样被用于辨识身份，这种喊声在战斗打响前就以口令的形式在军中流传。在库纳克萨战役中，希腊人在战斗中高喊的口号是“宙斯，拯救之神，胜利之神”。
绘于一顶发现于罗马尼亚的色雷斯银盔（公元前4世纪）上的骑马武士像。希腊和马其顿武士经常参与色雷斯的战争。
阿格西劳斯的戎马生涯
色诺芬是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的朋友和崇拜者。对于阿格西劳斯而言，做出一件可与色诺芬在亚洲的事迹相比肩的丰功伟绩是一个急切的目标。他也认为雇佣军可用，如果臣服于斯巴达的希腊城邦不愿被强征，而宁愿花钱来免服兵役，他会很高兴。这样他就可以筹集到一笔资金，用于雇用狂热好战的职业军人和购买良马。与上一代斯巴达军事指挥官不同，阿格西劳斯对骑兵信赖有加。在刚刚踏上从库纳克萨返回祖国的行军路时，色诺芬曾将俘获的驮畜改为军马，组建了一支拥有50人的小型骑兵队。但当长征接近尾声，征集粮秣的希腊部队遭到赫勒斯滂东面的法那巴佐斯骑兵的攻击时，这支承担保护任务的骑兵队显然是不敷用的。此役中希腊人折兵500人，法那巴佐斯的骑兵队最终被击败了，是希腊重装步兵发起的一次冲锋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这证明了一条希腊人军事智慧的准则的正确：让骑兵与重装步兵交战是愚蠢的。
然而，阿格西劳斯对骑兵的依赖要远远超过色诺芬。事实上，此人手上拥有更为庞大的骑兵队。公元前394年，他前往柯罗尼亚去迎战反叛的希腊城邦的挑战，在途经色萨利时他赢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他在亚洲征募的骑兵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与之对阵的色萨利骑兵。虽然色萨利骑兵是希腊最好的骑兵，但色萨利的战马无法与亚洲种战马相匹敌。
阿格西劳斯的战略和战术手段都非常灵活。当他在小亚细亚与提萨斐尼交手时，他用虚实并用的计策来欺骗敌人。他想攻取吕底亚的计划被宣扬得人尽皆知，以至于敌人以为这是个假消息，遂集中兵力于南方的卡里亚。然而，向吕底亚发起的攻势是阿格西劳斯的首个计划，这座根本没有有效防守的城市是个唾手可得的目标。
这位完全不拘泥于成规的斯巴达国王同样在准备收买他的敌人，或与他们作战，他可以根据形势需要而决定使用哪一种手段。这种机会主义思想促使他做出了从亚洲火速返回希腊的决定。
波斯士兵
彩图中所示的全副武装的骑兵为小居鲁士卫队的成员，他的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希腊风格的影响。青铜头盔上饰有一丛马鬃制的盔缨。铠甲由亚麻布制成，以青铜鳞片加固，下半截连有飘带。除了两支铁制枪头的标枪，他还携有一把标准的希腊式短剑。需要注意的是，他那控制缰绳的左臂被一根皮绳保护着。与希腊人不同的是，这名波斯超重骑兵装备了青铜鳞片制的护腿，其外形类似于牛仔的皮套裤。鹿皮鞋则是唯一的足部护具。他的坐骑是在米底平原培育的马，体形相对较大。他的护具还包括一条甲裙，制作方法是将青铜鳞片缝合在一块用皮革和布匹制成的衬垫上。马勒则是用青铜圆片连接而成的，他的马盔上饰有一个翼状图案。这类骑兵是后世演化而成的重甲骑兵的雏形。
其他士兵类型
下图所示的轻骑兵戴着典型的波斯头饰，身穿一件绗缝而成的鲜红色胸甲，下面是一件棕白相间的束腰外衣。他装备了两支重型标枪，这是因为波斯骑兵是远程火力部队，而非冲击型部队。他的希腊式剑作为自卫之用。某些骑兵装备的不是剑，而是一柄单手战斧。据说，这种战斧曾在格拉尼卡斯河战役中将亚历山大的头盔劈成两半。马勒为黄铜制，挽具为皮制。战马的门鬃和尾巴用红色的缎带连接在一起。
图中步兵的装备体现了希腊式装备对波斯军队的影响。他的盾牌和剑都是希腊重装步兵式的，但并没有装备只有骑兵才负担得起的昂贵身甲。但有些步兵可能会在束腰外衣下面穿一件鳞甲来保护自己。他的短矛用来刺杀，矛柄的末端装有平衡锤。
阿格西劳斯在柯罗尼亚战役中使用的战术体现了新旧思想的交融。一场司空见惯的重装步兵战拉开了战役的序幕，与此同时，两军右翼的斯巴达和底比斯部队几乎不出预料地分别击溃了位于对面左翼的敌军盟国部队。底比斯人停止了追击，却发现其阿尔戈斯盟军已逃散到安全的山地，而阿格西劳斯的斯巴达军则隔在底比斯人与阿尔戈斯溃兵之间。当底比斯人向南面的赫利孔山进军，试图与阿尔戈斯人会合时，阿格西劳斯掉转兵锋，从正面进攻底比斯人。但他未能从这个方向击溃底比斯人的阵列。因此他率军后撤，并转而排成开放的队形，使敌人得以从斯巴达队列的缺口涌入，以期由此攻击底比斯军的侧翼。他们从侧翼攻击了，然而并未收到太大的效果。底比斯人以整齐的队列进抵赫利孔山。阿格西劳斯仍坚守在战场上，但他尚未击溃敌人。
这种放纵鲁莽的敌人穿过自己的阵列，从而消耗敌方兵力并将自己侧翼暴露的做法，是万人队在亚洲与卷镰战车部队作战时曾经使用过的战术。日后，罗马人在对付迦太基战象部队时也用过此战术。色诺芬批评阿格西劳斯最初试图从正面进攻底比斯的做法。如果他愿意等一等的话，就可以在敌人取道南进，主动权和优势都操持在自己手里时攻击他们的侧翼。
其后，在底比斯称雄的日子里，当斯巴达的领土已沦于敌手时，阿格西劳斯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手中的资源，成功组建了斯巴达城的防御体系，尽管该城并不像大部分希腊城市那样拥有永备城墙或固若金汤的卫城。事实上，斯巴达人所依赖的防御战术一直是将战火燃烧到敌人的领土上。但在当前的处境下，他们很幸运地拥有了一位完全有能力应对这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的领袖。
在底比斯崩溃后，80岁的国王阿格西劳斯再度率领雇佣军远征境外。他先是入侵雅典，而后进入尼罗河三角洲去支持反抗波斯人的埃及起义军。埃及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而阿格西劳斯也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在一场小型战斗中，他受雇于其中一方去对抗另一方。然而，即便在这场战斗中，他也展现了自己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天赋。在被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但缺乏经验的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他任由敌人沿着己方军队的外围建起一座城墙和一道壕堑。当这道留有一个小缺口的包围圈竣工时，他突然利用这一缺口，对包围圈外的敌军发动突击。敌人尽管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却被他们自己建起的防御工事所阻，无法攻击阿格西劳斯军的侧翼或后方。希腊军队和埃及盟军不仅摆脱了险境，还令被困在己方壕堑中的敌人损失惨重。
阿格西劳斯在从埃及返回家乡的途中去世，时年84岁。在阿格西劳斯执掌的国防经济领域，似乎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斯巴达人充当雇佣军进行海外作战，以获得足以让本国雇用更多雇佣军的金钱。然而，阿格西劳斯或许可以这样为自己辩护：他其实是在用专业军事技术来换取人力资源。
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
1 斯巴达人及其盟军在国王克利厄姆布罗塔斯的统率下入侵波奥提亚，设营于底比斯附近的留克特拉。底比斯人（包括由佩洛皮达斯统率的精锐部队—底比斯神圣兵团）在伊巴密浓达的率领下出击。他们在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但伊巴密浓达说服他们奋起作战。斯巴达人在平原上摆出浅月形阵。底比斯人将重兵集结于己方左翼，而收缩右翼。
2 底比斯军的左翼骑兵击退了斯巴达骑兵，佩洛皮达斯和神圣兵团支援了这次进攻。当底比斯骑兵阻遏斯巴达人的迂回行动时，底比斯步兵方阵冲向斯巴达方阵。
3 一场激战在克利厄姆布罗塔斯的身边展开，人多势众的底比斯人击退了斯巴达人。
4 克利厄姆布罗塔斯与许多军官战死，其盟军冒着被底比斯骑兵袭击的危险撤回己方军营。斯巴达军左翼未见行动。500名斯巴达人在战役中阵亡，400～500人撤回，底比斯方面战死300人。
伊巴密浓达的指挥令底比斯人在数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将希腊最优秀的军队打得大败。
斯巴达重装步兵面临的挑战
阿格西劳斯的死标志着希腊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他那高超的指挥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斯巴达公民军作战能力严重下降的事实。斯巴达人发明新作战模式一事，本身就是对其重装步兵方阵所具备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这一事实的承认。自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斯巴达军队已经历过大规模的整编。这件事反映了构成重装步兵部队主力的、享有完全公民权的斯巴达公民的数量在不断下降。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巴达公民数量的下降与希腊其他城邦人口数量的下降是并存的。但撇开一切普遍趋势不谈，早在公元前465年（当时伯罗奔尼撒战争甚至尚未开始）发生的一场毁灭性地震所造成的惨重损失，同样沉重地打击了斯巴达人的军事实力。
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军队由6个“莫拉”(mora)组成。每个莫拉由一名军事执政官统领，根据同一时期历史学家的记载，其规模为400～600人，其中既有公民，也有非公民。在每个莫拉内部还有次级的单位，正如此前所提到的营一样。在科林斯战争期间，一个斯巴达莫拉在护送盟军的一支分队返回伯罗奔尼撒后，在地峡地区遭到截击，并在雅典司令官伊菲克拉特斯(Iphicrates)的打击下损失惨重。从数字上看，一支总计600人的部队死伤250人（这就是这个斯巴达作战单位在此役中的伤亡情况），损失可谓极为严重。更值得注意的是伊菲克拉特斯的战略和战术，他的胜利是在指挥轻装部队与一支重装步兵部队作战时取得的。斯巴达人在科林斯城外的败仗，可与希腊军事史上其他城邦打的败仗进行类比。在战役中，粗疏大意的军队挺进到紧贴敌方城墙墙根的地方，致使自己暴露在一支从城门开出的突袭队的攻击范围之内（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安菲波利斯战役一样）。
然而，这个战例更让人回想起在斯法克蒂利亚发生的事。斯巴达人是被远程火力击溃的，他们始终未能摸到敌人的衣角。在斯法克蒂利亚战役中，斯巴达人表现得缺乏远见，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运气也不佳，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他们的灾难性结局。但伊菲克拉特斯则是依靠精密的策划来缔造属于自己的胜利，他的胜利证明，他提出的关于轻装部队的新的战略与战术观念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我们还有第三个理由将伊菲克拉特斯的胜利视为一次跨时代的胜利：他指挥的是一支雇佣军，而他们的胜利是在一支以公民兵为主力的军队身上取得的。
公元前4世纪的另一位伟大的职业军事指挥官是雅典人卡布里亚斯(Chabrias)。在科林斯战争期间，他因在波奥提亚阻击阿格西劳斯而名扬天下。由于他预料到敌人会发动进攻，因而命令自己的部下跪倒在地，挺起长矛，同时将盾牌靠在膝盖上。阿格西劳斯中止了进攻，可能是因为卡布里亚斯军的防御阵地经过精心选择，再加上他们的跪地作战姿势，所以停了手。因为这一功勋，人们为卡布里亚斯塑造了一座雕像，但卡布里亚斯本人要求雕刻家将雕像做成跪姿的—就像他和他的部下在战场上摆出的那种姿势。事实上，跪式雕像在不久之前就开始流行了，连获胜运动员的雕像也经常塑造成这种姿势。
绘于一件希腊-西徐亚风格的金制服饰图案上的西徐亚弓箭手，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5至前4世纪，出土于黑海附近。图中的弓保留着西徐亚式的典型特征。
卡布里亚斯在其漫长的陆军和海军生涯中，以公民兵的身份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完全以职业视角看待问题。他曾与阿格西劳斯一同在埃及作战，在那里，他受命指挥埃及海军，而斯巴达国王则指挥陆军。这令阿格西劳斯大失所望，因为他希望自己能同时统率海陆两军。然而，两人像战友那样一道为同一位埃及君主而战，之前曾在希腊战场上代表各自的祖国而兵戎相见的事情丝毫未对他们造成困扰。
轻装部队
公元前4世纪发生的一个重要变革是，轻装部队拥有了高效的组织结构和良好的装备。当我们将轻装部队放到希腊军事史的背景下来讨论时，这个名词就成了掷枪手、弓箭手和掷石兵的组合体。在上述兵种中，掷枪手的历史最为悠久。他们被称为轻盾兵(peltast)，这一名称源自其携带的盾牌“佩尔塔”（pelta，意为“皮盾”，是来自色雷斯的输入品）。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在色雷斯内陆地区流亡了一段时间后，从当地征募了一支雇佣军，雅典人对佩尔塔的熟悉似乎是自那时开始的。佩尔塔是一种以柳条为框架，外覆兽皮的小圆盾，不带任何金属配件或装饰，因而极为轻便，使用者可以在无须前臂支撑的情况下用左手提着它。其典型形制为宽大的新月状，但这个词也适用于其他用类似的轻便材料制成的盾牌。轻盾兵装备的标枪的柄上装有几个皮环，位于下半截。当轻盾兵用手托着枪柄时，他的食指和中指就套在皮环内，并用拇指和其余的手指握住枪柄。这使得轻盾兵能够更好地利用杠杆原理，在投掷时能将更大的作用力施加在标枪上。与其他战士一样，轻盾兵也装备一柄剑（最初为短剑）或一把匕首作为应急之用，但在与敌人对阵时一般不会用到它们。
希腊弓箭的结构和用法都是极为多样化的。在克里特岛，射箭活动从远古时代一直持续到现在，但希腊的其他地区往往对其不屑一顾。到了公元前4世纪，克里特雇佣弓箭手的身影已随处可见。在波斯战争之前，雅典人同样雇用西徐亚人充当弓箭手。但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雅典人并未在马拉松战役中使用弓箭手。尽管如此，雅典治安部队的支柱却仍是西徐亚雇佣兵，一名治安人员往往被人认为是一名“弓箭手”。
古希腊最为常见的是复合弓，但除了克里特之外，希腊弓的弓体也有用一根柔韧的木条制成的（就像英格兰长弓那样）。荷马提到过一张用一对野山羊的角制成的弓。一对羊角加上一根柔韧性强的木条的主要部分，完全可以制作出一张可用的弓。但其他证据表明，弓的制作流程没那么简单，其中包括将兽角、木条和晒干的动物肠子切成长条的工序—制作弓弦时除外，弓弦一般用动物的肠子或肌腱制成。在西徐亚人中，不仅制弓很复杂，使用弓也很复杂。西徐亚人尽管以左手持弓，但他们在瞄准时，通常会设法将箭支贴在弓的左侧。此外，弓箭手往往将固定在弓弦上的箭支夹在自己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同时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拉开弓弦—这是传统的地中海式射法。西徐亚式的箭支很短，带有一枚小小的青铜箭头，与沉重的克里特式箭头迥然相异。西徐亚人的弓及大捆的小型箭支均盛于射手那硕大的箭袋之中。
在来自五湖四海的波斯帝国弓箭手队伍中，流行着形形色色的射法。一些曾与色诺芬交战的山区部落的弓箭手，用脚将弓踩住使之弯曲，以此获得更大的杠杆作用力。一些部落的弓箭手所使用的箭长得离谱，以至于希腊人可以将它们收集起来当标枪用。波斯箭支是用长弓来发射的。这些投射物被色诺芬麾下的克里特弓箭手加以重复利用，他们使用的是高弹道射法，这样箭可以射得更远。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与克里特短弓相配使用，波斯长箭在开弓时也会与射手的耳部或右肩平齐。一般情况下，希腊弓箭手只会将弓弦拉到与胸部平齐的程度。
与来自克里特岛的弓箭手不同，来自罗德岛的希腊掷石兵如果拥有合适的装备，那么他们在与亚洲掷石兵对阵时是占有优势的。希腊人所使用的铅制弹丸的射程是沉重的波斯石弹的2倍。现代人已经发掘出了这种弹丸，上面有时会刻有被指派为掷石兵长官的人的名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面有时也会刻有写给打击对象的话，例如“接招”之类。
重装步兵战术与底比斯方阵
尽管轻装部队和骑兵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新的发展，但最终却是重装步兵作战方式的变革，终结了斯巴达的希腊霸权。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中，在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和佩洛皮达斯(Pelopidas)的出色指挥下，底比斯人排出了一个左翼拥有50排纵深的方阵，与仅有12排纵深的斯巴达方阵对抗。在进攻时，底比斯人的队列在左翼有意向前倾斜，这样一来，在不甚可靠的底比斯盟军投入作战之前，斯巴达军的右翼（希腊方阵的传统强翼）就会被击溃。斯巴达军的统帅国王克利厄姆布罗塔斯(Cleombrotus)在明白了底比斯人的意图后，试图在最后时刻增援遭威胁的一翼，并包围进攻中的底比斯人。然而，底比斯精锐部队（被称为“神圣兵团”）发起的迅速而有力的突击，令斯巴达人无暇完成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步骤。斯巴达人陷入混乱，而克利厄姆布罗塔斯本人在战役之初就被杀死了。
我们应当考虑到，留克特拉战役的进程引发了某些关于重装步兵战术变革的概括性意见。色诺芬在朝库纳克萨进军时，曾排出一个军阵，为一位活泼的亚洲女王表演，他的重装步兵队列的纵深为4排。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这是按照常规做法来安排的。乍一看来，这一说法令人惊讶，因为几乎所有提及古代重装步兵战役中队列纵深的记录都明确说明，方阵的纵深为8排或者更多。但这样的阵形之所以被提及，可能正因为它们不是当时的常规阵形。但随着公元前4世纪时光的流逝，它们可能逐渐趋于常规化。
在柯罗尼亚，阿格西劳斯位处全军左翼的盟军——其中包括那些参加过居鲁士远征队的老兵，击溃了对阵的敌军，色诺芬告诉我们，这发生在接触到“矛尖”的时刻。然而，当斯巴达人在战役的第二阶段与底比斯人交上手时，战局变成了盾与盾之间的碰撞。战斗方式变成了推挤而非刺击。底比斯人和斯巴达人一样了解如何将盾牌作为进攻型兵器来使用，因而加大了队列的纵深。这类战术尽管尚处于改进阶段，但对底比斯人而言无疑已并不新鲜。他们在德利乌姆战役中用厚达25排的方阵击溃了雅典人，而对面的雅典军队排出的方阵厚度仅有8排，根本无力抵挡。
方阵的纵深排列并非自始至终都必须一致。在公元前418年的曼丁尼亚战役中，斯巴达方阵的厚度是由负责方阵各个部分的下级军官决定的。毫无疑问，就这场战役而言，无论哪个部分的队列纵深，都取决于采用的是长矛刺击战术还是盾牌推挤战术。下级军官们对每一名部下都了如指掌，有能力判断哪种作战方式最适合他们。从另一方面而言，一致性的缺乏可能导致部队陷入混乱。这一点在科林斯战争中的尼米亚战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雅典、阿尔戈斯、波奥提亚、科林斯和优卑亚的联军显然打算使用各自习惯的队形来作战，完全不曾考虑为作为一个整体的联军设计一套协同战术。
攻城器械
直至约公元前450年，攻坚战技巧在希腊人手中都未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为了攻陷倒向雅典一方的波奥提亚城市普拉提亚，斯巴达人把所有的攻坚手段都用上了（见48～49页）。守军的才智并不下于攻城方，因而战役持续了两年（公元前429年—前427年），斯巴达人方才得手。毫无疑问，这场战役激发了希腊工程师改进战争器械的热情，一些设计精巧的发明在随后的岁月中问世。
桑布卡攻城梯
这种名为“桑布卡”的攻城梯由克勒芬的达米斯(Damis of Colophon)设计，比传统的攻城梯先进得多。因为一旦用上了它，就不需要精确计算敌方城墙的高度了，在进攻方迫近之前，守军根本没有机会将它推开。它的用途也比传统类型的云梯要广得多，例如可利用它来越过环绕城墙的壕堑或护城河。其攻击方式是让一支10人的攻击队攀着一架短梯进入位于最高点的舱室内。之后将重2.5吨的配重物装进后部的箱笼中，然后将这具装有车轮的装置推向城墙。与此同时，攻城塔将为它提供火力支援。接下来，两个人操作呈垂直状的绞盘，在配重物的帮助下，将攻城梯舱室升至城垛处。舱室四周和顶部有经过加固的护板，里面的人员可免受投射型兵器的伤害。
纵火器
在公元前424年的德利乌姆攻坚战中，底比斯人用纵火器来对付雅典人的栅栏。它的结构如下：一口铁锅中盛有熊熊燃烧的煤、硫磺和沥青，一名士兵通过一根与风箱相连的粗大的圆木朝铁锅鼓风，令火焰保持燃烧。这根圆木被分成两半，中间被挖空，用一根贯穿其中段的铁管重新接合。靠近铁锅的部分包有铁皮，以免被点燃。
这种器械的运输方法很简单：将它捆在两辆木车上，这样人们就能将它推向栅栏。与此同时，操作这台器械和负责操作风箱令火焰保持燃烧的士兵是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下的，因而必须向他们提供火力掩护。
攻城槌
攻城槌被用于撞击城墙的某个部分，以此制造出一个裂口或破坏该段城墙，使士兵们可以强行进入。图中模型仿照的是“龟盾”攻城槌，它在公元前4世纪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攻城槌的前端裹有金属，锯齿状的顶端往往以青铜制成。由于攻城槌是装在滚轴上被推动着前进的，因而拥有相当大的冲击力。它依靠一种由绳子和滑轮组成的装置回收。为了防火，攻城槌表面捆扎着数层中间夹有海草的牛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保护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