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因继业者战争而四分五裂，与此同时，希腊的各个城邦也再度掀起了独立斗争的浪潮。新式的战争器械中包括更重和更快的战舰，例如崛起的迦太基人使用的那些桨帆战舰。
原始资料来源
除了《亚历山大远征记》，阿里安另著有一部关于亚历山大身后事的作品。不幸的是，这部作品现今仅有残篇存世。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对那个时期最有发言权的古代作家仍是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此人活跃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他将自己的著作称为《历史文库》(Bibliotheke，意在将直至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登上战争舞台之时的世界史完整地记录于其中。狄奥多鲁斯使用的资料种类繁多，其中一些史料在古代享有良好的声誉，其他一些则不然。在关于亚历山大直接继承人时期的记录中，他广泛地引用了雅典历史学家狄伊卢斯(Diyllus)的作品，后者关于事件的记录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97年。被狄奥多鲁斯大量引用的还有卡迪亚的希耶罗尼穆斯(Hieronymus of Cardia)的记载，此人的政治及军事经历使他对亚历山大死后半个世纪的历史拥有充分的发言权。与之相反，萨摩斯的杜瑞斯(Duris of Samos)则是一位哗众取宠的作家，他的作品并不是太可信。遗憾的是，狄奥多鲁斯并未下力气去分辨自己所引用的史料的价值。这个任务留给了他的读者。
狄奥多鲁斯，作为一个西西里人被人记住，他在西西里历史的研究上做得最为出色。在这一领域，他经常引用的是另一位西西里裔希腊历史学家提迈奥斯（Timaeus，公元前352—前256年）的作品，后者所记录的许多事件都发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一名当代作家自然能够很好地审视自己的素材，但一旦遇到亲身参与的事件，就会囿于自己的成见了。尽管提迈奥斯的历史证言往往被古代人尊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中全无偏见。
幸运的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普鲁塔克在自己的亚历山大传的开头部分不厌其烦地强调，他是一名传记作家，而不是一名历史学家，无法为读者提供专业水准的全景式历史记录。普鲁塔克的不少传记记录的都是希腊著名军人和政治家的生平，这些人物的活跃年代要么正值本章所关注的那个时期，要么与那个时期相去不远。这为我们了解那个总体而言历史资料并不是十分丰富的时代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此外，当时的希腊世界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事件比以往更集中在关键人物的行动上。历史与个人传记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从亚历山大去世至伊普苏斯战役爆发的22年间，继业者们的帝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张地图展现的是某一时期的帝国版图。
至于前述史料，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查士丁（马尔库斯·优尼亚努斯·查士丁乌斯［Marcus Junianus Justinus］）的作品来获得更多的信息，其著作可能成书于公元3世纪。在用拉丁文写成的“概要”中，查士丁将庞培·特洛古斯(Pompeius Trogus)的通史概述了一番，这部成书于纪元之初的拉丁文著述以一批成书年代更早的希腊文献作为参考资料。
托勒密·索特（这枚钱币上展示的）为亚历山大部下将领，后成为埃及国王。他对亚历山大发起的征服行动的记录，成为阿里安著作的主要材料。
本书描写的是军事行动和作战方式，我们必须庆幸那些五花八门的古代军事科学和技术的教材能够留存至今。其中包括埃涅阿斯·塔克提库斯（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拜占庭的费隆的作品，后者的著述可能写于公元前3世纪末。工程师阿忒纳奥斯(Athenaeus)撰写的机械仪器手册同样意义非凡，这本小册子可能是公元前1世纪的产物。这里并不是在列书目，但比顿(Biton)那本关于攻城器械的小册子同样值得关注，它或许是在公元前3世纪（具体日期不得而知）被写就的。
伊普苏斯战役（公元前301年）
统帅：
“独眼”安提柯
塞琉古·尼卡特（得到主张分治的统治者托勒密、卡山德和利西马科斯的支持）
兵力：
安提柯：70,000名步兵，10,000名骑兵，75头战象
塞琉古：64,000名步兵，10,500名骑兵，400头战象，120辆战车
1 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厄斯率领骑兵击溃了塞琉古之子安条克，并加以追击。
2 塞琉古的战象部队堵截了回师的德米特里厄斯。
3 失去骑兵支持的安提柯处于危险境地。
4 塞琉古通过佯攻和调动部队来推迟进攻时间。
5 塞琉古的心理战取得了效果，安提柯的士兵逃往塞琉古处。
6 安提柯的其他部队士气低落，一哄而散。
7 塞琉古攻向安提柯的主阵地。
8 安提柯战死。
9 德米特里厄斯率5,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经以弗所逃往希腊（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
亚历山大去世后的政治局势
亚历山大去世后，其手下的高级将领们为了继承他的帝国而相互争斗起来，进而引发了一连串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些人当中，佩尔狄卡斯(Perdiccas)、克拉特鲁斯和欧迈尼斯(Eumenes)很快被杀。安提帕特及其继承人仍统治着马其顿和希腊，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统治着色雷斯，安提柯(Antigonus)占据着弗里吉亚和小亚细亚的绝大部分，托勒密拥有埃及，而塞琉古(Seleucus)拥有远至印度的东部领土。公元前319年，安提帕特去世，他将统治权留给了手下的一名军官，而置自己的儿子卡山德(Cassander)的继承要求于不顾。卡山德早就宣称自己拥有继承权。然而，在内部纷争中遭到削弱的马其顿地区如今的地位已不如从前，而地处帝国中心地带的安提柯便成了唯一敢于攫取整个帝国统治权的领袖。他的勃勃野心很快就招致了其他势力的联合打击，他与自己的儿子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最终在公元前301年败于伊普苏斯，安提柯在战斗中被杀。在这一时期爆发的众多战役中，伊普苏斯之战是唯一一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具备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因为这场战役奠定了任何一位继业者都再也无法大权独揽的局面，也决定了亚历山大打下来的辽阔疆土至此陷入了政治分裂的命运。当然，这场战役并不意味着各个分离区域的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到此为止。恰恰相反，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人悲哀地想到一个半世纪之前的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联系。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凌驾于其他政权之上。然而，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情况下，我们所能预见的只有这样一种情形：各方统治者之间的敌我关系如走马灯般变幻无常，而与之伴随的是不可避免的杀戮、毁灭与资源浪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继业者们在遥远的东部战争舞台上打得不可开交，对于处于低落期的希腊解放事业是有利的，尽管和以往一样，希腊城邦的所谓“自由”大体上就是互相厮杀的自由。亚历山大的死讯一传到希腊，雅典人就起义了，他们与色萨利人和埃托利亚人结为同盟，成功地将安提帕特封锁在色萨利小城拉米亚。然而，安提帕特咬牙坚守，直到马其顿援军赶来与其会师，而雅典人在海上吃的败仗则推动了这一进程。随后，他在克拉农击败了希腊敌人。一如既往地在雅典鼓动反马其顿情绪的德摩斯梯尼被迫逃往克劳里亚岛（今波罗斯岛）。在其雅典政敌的请求下，他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队伍由安提帕特的手下负责组织。他们前往克劳里亚岛追捕德摩斯梯尼，但他在判决执行之前服毒自尽了。
这具半身像被认为展示的是利西马科斯的形象，他在亚历山大死后统治色雷斯。他与其他继业者交战，在公元前281年死于与塞琉古的交战中。
斯巴达是希腊大陆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未被腓力或亚历山大直接支配的城邦，但亚历山大切断了其传统盟友伯罗奔尼撒人对他们的支持，令这座城邦变得虚弱无力。当斯巴达人得到了波斯资金的资助时，他们试图展示自己的实力。安提帕特于公元前331年在墨伽洛波利斯彻底击溃了斯巴达军队。
当时的希腊内战与其说是城邦之间的战争，不如说是同盟之间的战争。公元前4世纪初，伊巴密浓达试图在损害斯巴达利益的前提下，依照古波奥提亚联盟的模式，将阿卡狄亚诸城联合起来。喀罗尼亚战役后，科林斯会议组建了希腊联盟，腓力、亚历山大和安提帕特都行使过联盟领袖的特权。公元前3世纪时，最具实力的联盟为亚该亚同盟，它很快将势力扩展到亚该亚城邦以外的地区，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军国政权斯巴达发生了冲突。
公元前244年，阿基斯四世登上了斯巴达国王的宝座。为了挽救没落中的斯巴达，他试图重新恢复旧式的政体与纪律，并将为数众多的非公民人口编入排外性强但正在不断缩水的公民群体。结果他遭遇了牢狱之灾，并被监察官勒令处决。数年后，克莱奥梅尼三世(Cleomenes III)废除了监察官制度，大权独揽，但他在战场上被亚该亚同盟和马其顿联手击败，被迫出逃。而另一位斯巴达僭主、靠着篡位上台的纳比斯(Nabis)，其残忍无情的程度更甚于克莱奥梅尼。与克莱奥梅尼一样，他也是亚该亚同盟的反对对象，这个同盟如今与罗马而非马其顿结盟。纳比斯最终于公元前193年败北，并于次年遭到暗杀。
罗德岛的海军
在这个军阀横行、战火纷飞的世界中，有一个希腊宪制国家却仍能保持繁荣，并不断崛起，这个国家就是罗德岛。与希腊大陆的政治同盟一样，罗德岛联合政府比那些狭义上的城邦更具优势。该岛的3座重要城市伊阿利苏斯、林都斯和卡米洛斯最初是由多利安希腊移民建立的。尽管该岛居民为多利安人，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大部分阶段，他们都是雅典同盟的一分子。直到公元前411年，雅典的势力一落千丈，莱山德依靠波斯人的财政资助在地中海东部组建了斯巴达海军，罗德岛人才不再效忠于雅典人。大约就在这一时期，该岛的各个城市成立了一个联邦，并建立了新的首都和中央政府，但每个城市都保留着高度的自治权。
靠着用自己的舰船运送谷物和其他货物，罗德岛人日益富有起来。亚历山大摧毁了腓尼基人的提尔城，为这个岛屿城邦除掉了一个可怕的贸易竞争对手。与此同时，马其顿人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也就不可避免地废除了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政治边界，一批新的海岸和海港从此向罗德岛人的舰队敞开。在继业者时期，罗德岛成功地维持了势力均衡的局面，并明智地坚持置身事外的政策。罗德岛人以讨好和绥靖的态度来应付周边那些好斗的统治者，拒绝加入任何一个陷入战争旋涡的同盟。如果罗德岛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一政策或许并不足以保证该岛的独立地位。但罗德岛人的智慧与胆略令他们有能力维持这样一支海军。按照他们那温和式的民主政治的规定，船上的桨手募自贫困阶级，而军官则来自富裕之家。他们的海军并不依赖雇佣军，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阶层。
公元前4世纪时曾出现过一种把重装步兵的铠甲轻型化的倾向，以便让他们具备更强的机动力，然而护胫被保留了下来。图中实物来自萨洛尼卡附近的德赫维尼。
事实上，罗德岛是雅典之后希腊最重要的海军强权。这样的强权与雅典类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公民的爱国心。但罗德岛作为一个相对较为狭小的岛屿，其居民拥有某些雅典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他们可以完全依靠海军来保卫自己。由于没有来自陆地方向的威胁，因此他们既不必组建一支陆军，也不需要修筑长墙来保护与船坞和造船厂之间的交通线。事实上，赫赫有名的罗德岛掷石兵大多以雇佣军的身份在外国军队中效力，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或许为城邦带来了一笔最为丰厚的“隐性收入”。此外，岩石丛生的海岸地带也特别有利于抵御来自海上的进攻，后世的十字军没用多久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罗德岛对地中海东部制海权的控制，还起到了抵御海盗侵袭的作用。不幸的是，在古代，任何一个强大到足以制伏海盗的政权，往往自己的行事方式就如无法无天的海盗一般随意。这使得他们提供的保护变成了一种“保护式勒索”。然而，就这类政权而言，罗德岛是一个例外。它坚定不移地遵从宪制原则，制定了一套海事法律法规，嗣后的罗马政权加以效仿，制定了自己的海洋法。事实上，基于罗马法而制定的现代法，某些部分或许就间接来源于罗德岛法。
罗德岛人所秉持的着眼于维持势力均衡的对外政策是无法持久的。最终，他们不得不就支持托勒密还是安提柯做出抉择。罗德岛人认为与前者结盟更有前途。结果，他们遭到了安提柯的儿子、赫赫有名的“围城者”(Poliorcetes)德米特里厄斯的封锁和猛攻。然而，这座岛屿成功地经受住这次磨难并生存了下来，拥有了更为强大的实力，也赢得了更高的威望。
攻城战技术
在继续讨论罗德岛围攻战之前，我们最好先概述一下希腊和马其顿的攻城战技术的大体发展状况。甚至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当萨摩斯岛人于公元前441年起来反抗雅典同盟时，伯利克里就用攻城槌对付过他们。在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普拉提亚攻城战（公元前429—前427年）中，斯巴达人与他们的盟友使用过撞槌（结合一个土制斜坡）、火箭和点燃的薪束，还精心构筑了一道包围墙。公元前5世纪的形势对于被围攻一方较为有利，想靠强攻来夺取一座城非常困难。雅典长墙从未被攻破过，而雅典人自己在经过长时间的封锁后方才攻取了波提狄亚城。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希腊人的弓箭手和掷石兵的实力较差，他们一般也较为轻视投射型武器。由于缺少掩护火力，一切攻城行动都要在顶着来自城墙方向的反击火力打击的情况下进行。普拉提亚战役中就发生过这类情况，攻城槌的槌头被坚固的城墙上方丢下的沉重石块砸断。
晚期希腊头盔
在贯穿整个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年代里，希腊式头盔的改良进程在继续，改良宗旨仍是在不牺牲防护性的前提下提高头盔的透气性，并改善佩戴者的听力和视野。图6中的卡尔基狄刻式头盔的原始版本依旧大受欢迎，但其改进版本（图3）的盔碗部分更为坚固，铰接式的面甲似乎也变得更为透气。希腊式头盔的护鼻部分同样缩小了，在某些头盔上则完全消失，这使得“阿提卡”式头盔上残留的护鼻变成了一个覆盖佩戴者眉毛的倒“V”字形。这种头盔在意大利格外流行，直到2世纪乃至更晚的时代，该地区仍在使用它。图7展示的头盔为意大利式，它将希腊风格的冠饰和典型的意大利式面甲结合在一起。其他头盔上附带的则是卡尔基狄刻式的面甲。自公元前4世纪起，这些头盔的构造就变得更为精密。图4展示的是一种经过精心装饰的狮头形阿提卡头盔，亚历山大石棺上的亚历山大大帝雕像佩戴的就是这种头盔。其他人（如亚历山大的表亲伊庇鲁斯的皮洛士）使用的头盔上的面甲则呈公羊头状。这类头盔体现的是头盔制造者在其装饰技艺处于巅峰时期的水准。从公元前5世纪至马其顿时代，最受欢迎的头盔是色雷斯式头盔。这种头盔的得名并不是因为它源自色雷斯地区，而是因为它的形状类似于色雷斯人戴的软帽（即51页的轻盾兵戴的那种帽子）。它的特点在于，其盔体是向后延伸的，盔体的顶端部分往往会再度向前延伸，长长的面甲甲片类似于软帽的垂带。图2、图5、图8均为此类头盔的实物，图8展示的头盔是其最初样式。长长的面甲为佩戴者的颈部和喉部提供了良好的保护。盔碗部分同样得到了加固，而盔顶不但保护着佩戴者的前额，还为佩戴者的双眼起到了遮阳的作用。图2展示的头盔差不多也是这样，但它的冠饰呈下垂状。可能是受到意大利人的影响，这种新型冠饰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取代了经典的上竖式冠饰。图5中的头盔为标准的色雷斯式，但带有经精心修饰的呈胡须状的面甲。当然，各种造型的头盔也在互相影响，图1展示的色雷斯-阿提卡式头盔就同时具备色雷斯式头盔和阿提卡式头盔的特征。在头盔上涂画的行为十分盛行，从残存的绘画作品来看，这种做法甚至可能赢得了大众的欢迎。例如，图7展示的头盔的下半部分就被涂成黑色，而上半部分则被涂成红色，同一时期的其他头盔则用红色、黑色和白色的圆环加以装饰（正如马其顿陵墓中的绘画所体现的那样）。更为奢华的头盔用名为“乌银”的珐琅质镶嵌物作为装饰。这是一种硫磺与其他物质（例如青铜）的混合物，被填充于装饰线内。
随着投射型兵器被应用到实战之中，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应用更为广泛的手持类投射型兵器很快被弩炮取代，后者依靠以动物筋腱扭绞而成的缆绳所产生的抛射力量来发射。发射火箭的弩炮最早是由叙拉古的戴奥尼索斯一世投入战场的。这种武器将巨大的弩安装在沉重的弩架上，使用的弩箭的箭头也极为沉重。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于公元前340年在围攻佩林索斯一役中使用过这种器械。但发射石块的弩炮首次出现在战场上的时间则相对较晚，亚历山大在围攻提尔的战斗中无疑使用过这种器械。
当然，这种弩炮既可以为被围攻者所用，也可以为围攻者所用。事实上，这类兵器在被围攻者手中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因为他们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固，更为耐久，且可能附有狭小的通行口、射击孔和城垛，藏身其后的弩炮手可以在得到掩护的情况下进行操作。攻城方则利用精心打造的攻城塔和护身遮棚来抵消守军的优势，塔楼和遮棚上同样带有为弩炮准备的通行口。这些器械也能为攻城槌提供翼护。攻城槌的操作方式是显而易见的：将一根巨大的木桩悬挂在半空中，而后使其摆动，用它的头部撞击目标。它可以装在轮子上，在一大群强壮的弩炮手的操作下，能猛烈地刺入城墙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攻城槌的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出现了为撞槌槌柄设计的木制滑道。如今它可以像弩炮一样不断用绞盘拉回，然后再撞向城墙。
护身遮棚一般是装在轮子上的，同样可以用来掩护那些坑道工兵或去填平敌方壁垒前方的壕堑的人员。在弩炮和支援性远程火力的掩护下，搭乘云梯成了更加有效的攻城方式。梯子并不一定是木制的，一种用皮革和绳索制成的网状云梯同样得到了应用。
对于守军而言，有时在城垛上悬挂的木制遮板可以转而用作对付云梯的工具，用来将架在上面的云梯顶开。当然，这些遮板无疑也会因此暴露在进攻方的火焰弩箭的打击范围内。作为攻城战的技术手段，矛与盾的一波又一波碰撞可以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势必导致攻守双方均耗资无数。若攻城方要寻求较为简单而节约的陷城手段，他们可以利用城内的变节者，而被叛徒出卖的城市往往落得陷落的下场。这一手段连同一切与之相关的预防与反制措施（我们将这些措施列入“城防安全”条目），均为埃涅阿斯·塔克提库斯论著中的系统化战术思维部分所收录。
罗德岛战役中的“破城者”
高度：130～140英尺（40～43米）
底座面积：72英尺（22米）见方
火力配置：
底层：2门发射重180磅（82千克）石弹的弩炮，1门发射重60磅（27千克）石弹的弩炮
一层：3门发射重60磅（27千克）石弹的弩炮
接下来的5层：2门发射重30磅（14千克）石弹的弩炮
最上面的2层：2台标枪发射器
结构：主梁由冷杉木和松木制成，轮子和铺板用橡木制成。主要连接点均以铁片加固。为了免受投射火力的伤害，攻城塔朝外的三面均覆有铁片。
动力：这具攻城器械是架在8个轮子上的，每个轮子的直径为15英尺（4.6米）。它依靠绞盘和传送带产生的机械动力（大约由200人来推动）来移动。此外，从塔楼后方也可提供额外的推动力。
重量：可能约150吨。
攻城塔自亚述时代起便已存在。图中展示的便是著名的“破城者”，是由雅典人伊庇马库斯(Epimachus)于公元前304年为“围城者”德米特里厄斯建造的。它是古代最巨大的攻城塔，维特鲁斯(Vitruvius)、狄奥多鲁斯、普鲁塔克和绰号为“机械大师”的阿忒纳奥斯等作者的相关描述均得以留存至今。绝大多数攻城塔的体形都要小于这种巨无霸，其表面覆盖的是皮革和羊毛或皮革和海草。很多攻城塔都带有吊桥，但“破城者”显然是一个例外。在作战时，它被推到来自城墙上的投射火力的射程范围内，用自己的火力来压制守军。塔楼上的巨型投石机甚至能摧毁防御墙和幕墙。一等这台巨无霸完工，攻城者们便可在它的掩护下将攻城槌和攻墙钻运上来，或破坏城墙的地基，也可用云梯或桑布卡式吊桥等发动攻击。
罗德岛围攻战
德米特里厄斯将大批兵员和舰船投入罗德岛围攻战中。除了由200艘战舰组成的作战舰队和由150多艘船组成的辅助舰队，他还获得了海盗舰队的支援。追随他的还有1,000艘私人商船，他们是被罗德岛的庞大财富和掠取战利品的希望吸引来的。事实上，这场战役本身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海盗行径。但德米特里厄斯觉得，“做一名海盗式的国王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
罗德岛的主要港口和城市均设有塔楼和城墙，罗德岛的舰队可以安全地停泊在这里。德米特里厄斯也无法阻止它们穿越封锁线，为城内送去补给物资。因此，他首先考虑的是攻占这座港口。他立刻在它的旁边修建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港口，筑起一道防波堤，并在海面上设置了一排浮动的尖木栅，这样他的舰队在围攻港口时就不会遭到守军的反击了。与此同时，他的军队蹂躏了这座岛屿，并在上面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军营，这座军营与那座城市相邻，但并不在远程火力的打击范围内。
在围攻期间，双方都使用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器械。攻城方挖掘坑道进攻，守城方就以反制坑道回击。在战役的较早阶段，德米特里厄斯的部下在罗德岛主港的防波堤上建立了一个立足点，但罗德岛人阻止了他利用这座桥头堡，因此他始终未能攻占这个港口。其后，在一次陆地进攻中，德米特里厄斯突破了城墙，但这波攻势被罗德岛人遏制，攻入墙内的士兵大多被杀。
在这场围攻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德米特里厄斯的巨型攻城塔了，这种攻城器械的绰号叫“破城者”(helepolis)，然而这一次它未能攻破这座城市。“破城者”拥有一个巨大的方形基座，其面积达5,200平方英尺（484平方米）。这种塔楼高约140英尺（90腕尺，43米），共有9层，最高层的面积为900平方英尺（84平方米）。为了免遭火攻，塔楼向敌的三面均覆有一片片铁板。塔楼底部装有几个巨大的脚轮，表面覆有铁板。塔楼炮口的开合由机械装置控制，朝里的一面铺有皮革和羊毛，这样可以减缓投射型兵器打击时带来的冲击力。楼层之间的交通依靠两架梯子（分别作为上下之用）来实现。
这种器械的移动可能是由3,400名经过特别挑选的壮汉以接力的方式进行的。一些人在塔楼内部推动，另一些人则在塔楼后方用力。狄奥多鲁斯向我们保证，这件巨大的人工制品可以四平八稳地朝任何方向前进。“破城者”简直就是一辆巨型坦克，比有史以来任何一种依靠石油引擎发动的机器设备都要大得多。然而，尽管预防措施一应俱全，罗德岛人还是成功地击落了塔楼表面的一些铁板。当塔楼切切实实地面临着被烧毁的危险时，德米特里厄斯下令让它撤出战斗。
潘菲利亚（位于土耳其南部）海岸的赛德城墙。坚固的防御工事见证了那个攻城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
在围攻战期间，整个希腊和马其顿世界，无论是民主政权还是独裁政权，都对罗德岛人表示同情。毕竟，这是一场海上执法与海盗行为之间的战争。德米特里厄斯或许觉得自己的行为实在不得人心，而且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遂与罗德岛人握手言和，到别的地方满足自己的战争瘾去了。欣喜若狂的罗德岛人兑现了自己之前的承诺，用丰厚的赏赐报答了公民、奴隶和定居侨民所付出的牺牲。
城外到处都是德米特里厄斯丢下的攻城器械，从上面拆下来的金属废料成了罗德岛人树立在海港入口处的巨大雕像的原料—这就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罗德岛巨像。这座巨像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而作为这场奇迹般的围攻战的纪念品是再合适不过了。
防御工事
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几代人的时间里，人们对防御工事的要求变得更高了，现在它既要抵御越来越复杂的攻城器械的进攻，又必须经受装备了数量更为庞大、种类更加丰富、威力更强的器械的军队的考验。这方面的重中之重在于组织反攻和构筑可利用投射火力来威胁进攻方侧翼的有利火力点。因此，防御工事有时会被筑成锯齿状。城墙要么完全照着它的样子建成锯齿状，要么内侧为平直状，外侧表面建成锯齿状。这种设计的优点在于，每一段锯齿状凸出部都能以火力掩护邻近的凸出部。位于伯罗奔尼撒西部的萨米孔的防御工事为这种不对称的、倾斜的锯齿状造型提供了一个实例，它们可能与采用了对称状的之字形防御工事（如位于卡里亚海岸的米利都城的防御工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抵御攻城塔，防御墙的前方往往掘有很深的壕堑。喀罗尼亚战役后，雅典人就在城墙前方挖掘了这样的壕堑，它们在下一个世纪得到了改进。考古证据显示，这些壕堑深达13英尺（4米），宽33英尺（10米）。有些壕堑内注满了水，当它们环绕于城市周边时，内侧往往立有一道城墙或栅栏，以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来自小亚细亚西部的绘有一名士兵形象的墓画，其年代为公元前3或前2世纪。继业者军队的装备便是如此。
在城墙上修建塔楼一直是希腊城市的特色。这些塔楼的造型往往与棱堡的塔楼如出一辙，它们允许从侧翼进攻围攻者。与此同时，驻守在塔楼内的远程部队有着居高临下的优势，他们可以对抗任何一座攻城塔。这种防御塔的数量有着逐渐增加的趋势，它们也越来越独立于将其连接在一起的幕墙。在哈利卡纳苏斯附近的梅诺图斯，亚历山大的攻城部队成功地击毁了一座防御塔，但这座塔楼的崩塌并没有对城墙的稳定性造成影响。与之相反，在罗德岛围攻战期间，德米特里厄斯的军队得以在并未损及一座塔楼的情况下，摧毁了塔楼两侧的幕墙。塔楼的造型包括方形、多边形、半圆形和马蹄形。建造者为塔楼设计的炮口和射击孔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塔楼之间的幕墙增高的程度无疑是和塔楼一样的。考古证据表明，公元前4世纪的幕墙的正常高度约为29.5英尺（9米）；如果要对付的是“破城者”这样的攻城武器的话，那么它们可能还会变得更高一些。在围攻战期间，守军有时会将城墙加高。一般而言，城墙顶端都有一条条将两座塔楼连接在一起的通道，以及一座为锯齿状胸墙所遮蔽的作战平台。这类胸墙与塔楼一样，可能都带有一片平铺式的屋顶；这种胸墙上还装有窗户。
在提尔和罗德岛的战役中，被围攻城池的城墙前方有着岩石，因而难以攻击。大量得到自然条件加固的地段派上了用场，连那些并不靠近防守地段但最为易守难攻的地点也不例外。因此，被城墙包围的面积往往远远超出了城市本身的疆界。所以，一些最为宏伟的防御工事被修建在几乎没有任何自然条件可供利用的地方，要巩固这些工事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雇佣军、军饷与战利品
如果无视罗德岛围攻战在政治层面可谓毫无价值的事实，那么这场战役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关于雇佣军与公民守备军交锋的实例。当一支公民军在自己的家乡作战，守护着自家的妇女、儿童和财产时，它所展现出的战斗力是最为强悍的。另一方面，对于一支雇佣军而言，再也没有比以侵略军的面目出现，自由自在地在敌人的国土上劫掠和就地征发更具诱惑力的事了。一段公元前3世纪的记录了一份协议条款的克里特铭文提供了一个相关实例，其中明确指出：一名士兵每天的口粮定额应为1科尼克斯（这一计量单位因地而异，范围为约1.5品脱［860毫升］至约1夸脱［1升多一点］）谷物，在敌境内驻扎时除外，因为他可以就地获取食物。公元前5世纪时，在家乡以外地区服役的公民陆军和海军除了以实物或者现金形式兑现的口粮便别无他饷。波斯人付给三列桨战舰桨手的津贴使他们的日均伙食费从半个德拉克马提高至1个德拉克马，但这一承诺很难兑现。每个德拉克马被认为含有66.5格令（4.3克）白银。熟悉通货膨胀因素的读者可以算一下以今天的商品价这意味着什么。
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雇佣军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战利品，而非军饷。事先准备好的现金往往不足以支付饷银。斯巴达的克莱奥梅尼三世在公元前222年的塞拉西亚战役中匆匆应战，结果一败涂地，因为他没钱来让雇佣军继续为其效力。应当注意的是，克莱奥梅尼所指挥的防御战是在己方领土上进行的。在进攻性作战（如他之前在阿卡狄亚发动的一次战役）中，战利品是可以用来充当雇佣军的酬劳的。
战俘可能经常被用来换取赎金。在罗德岛围攻战之前，罗德岛人与德米特里厄斯达成了一份协议，按照协议的规定，任何一方为被俘的自由民赎身的代价均为每人1,000德拉克马，为奴隶赎身的代价为每人500德拉克马。但绝大部分战利品均为实物，而战俘往往被卖为奴隶。一支侵略军（如入侵罗德岛的那支军队）身后跟着的是一群伺机而动的商人，其中夹杂着为数众多的奴隶贩子。一等侵略者打了胜仗，他们就可以将战俘当场拍卖。
除了雇佣军那反复无常的本性，对战利品的欲望也严重影响了他们参与的战役的进程。即便是公民军，一旦去劫掠，无论换了哪位指挥官也难以约束。因此，一场战役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在某个地方打了胜仗，却在另一个地方打了败仗。为亚历山大大帝所重视的军纪在高加米拉战役的胜利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大帝能够在敌军四散奔逃，无数战利品在招手的情况下率领得胜的伙友骑兵队后撤，以支援此时正陷入重重困境之中的远征军左翼。
除了少数以共同的民族身份为纽带，在情感上与领袖团结一致的马其顿核心成员，继业者们的军队依靠的主要还是雇佣军。这一事实极为有力地解释了为何他们发动的战争往往难分胜负。如果一支雇佣军俘获了被他们击败的敌军的辎重——更别说占据了此前敌人所在的城镇或地区——他们就会把全部精力放到劫掠上。他们根本不会有多少动力再去乘胜进攻，或追击逃敌。事实上，全歼敌军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没活可干了，他们也就没饭吃了。
战象
在希腊-马其顿世界，领兵作战的国王和将领们似乎对大型作战兵器颇感兴趣。他们大量使用战象的事实似乎与这一喜好相一致。我们已经注意到，应用灵活多变的战术足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战象部队，然而即便如此，战象必定拥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优点，可以证明这些国王和将领继续使用这一兵种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大象可以践踏敌人，从而造成惨重的伤亡，也可以用象鼻将敌人卷起来。它还能为投射火力提供一座更高的发射平台，这一点十分重要。安装在大象背上的小型炮塔可以容纳4名乘员。如果审视一下攻城战、山地战和海战的战术，我们就会想到，古人对在地势较高处建立的有利火力点是极为重视的。居高临下的弓箭手能够获得更广的视野和更远的射程，从而对敌人构成更大的威胁。
与骑兵相比，战象的操纵性较差，然而它们却能轻而易举地让战马感到恐惧，令它们变得难以控制。总而言之，用战象来对付一支静止不动的军队效果最佳。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些战象所对付的马其顿步兵方阵，移动速度变得比以前更慢了。这可能是大型化、重型化作战兵器逐渐占优这一普遍趋势的又一实证。德米特里厄斯的工匠为其打造的胸甲可在26步内经受住由攻城弩发射的弩箭的打击，这件铠甲的重量为40磅（18.1千克），被认为是极为轻便的。德米特里厄斯的一名副将得到了一件类似的胸甲，但这位军官惯常穿戴的是一件重2塔兰特的铠甲。就铠甲而言，更为标准的重量为1塔兰特。按照阿提卡的标准，1塔兰特的重量为57磅（25.86千克），而按照埃伊纳人的标准则为83磅（37.8千克）。无论按照哪种标准，这类铠甲都完全可以被归入重甲之列。身披重铠的方阵步兵要躲避战象的冲锋，就必须尽可能灵活地拉开队列的空间，但他们发现自己很难完成这一不可或缺的动作，这没什么奇怪的。
专门用来对付战象的策略得到了应用，最为有效的办法似乎是在地面上竖起一排长钉。可怜的牲畜在疼痛的刺激下变得疯狂，很快就无法控制了。但要应对战象的威胁，最好的解决之道或许是以象攻象。在这种情况下，体形更为庞大的战象或许能处于上风—不仅是因为它们更重，也是由于象背上的弓箭手可以获得一个更有利的攻击位置。由于塞琉古王朝的统治者们与印度方面有所往来，因而最初垄断了大象和懂得如何驱使大象的印度驭手。但托勒密王朝对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俘虏的非洲战象加以训练，很快就抵消了塞琉古王朝的优势。托勒密军队征用的非洲象的体形并不比印度象更大，相反，在古代作家的笔下，非洲象的个头比他们所熟知的北非亚种象更小，后者是在红海和阿特拉斯山脉（在那里，它们被迦太基人使唤着）被发现的。当托勒密王朝的非洲象部队与塞琉古王朝的印度象部队在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位于加沙附近）交上手时，塞琉古军的战象占了上风。但即便如此，此役中塞琉古军战象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人们可以利用战象来强行攻入城内。然而，在公元前318年的墨伽洛波利斯战役中，当马其顿军队的指挥官试图这样做时，巨型城门处的守军在地面上插满了长钉，正对着可能遭到战象攻击的方向，导致这次行动以惨败告终。
拉菲亚战役（公元前217年）
1 安条克的印度战象部队发动冲锋，击退了敌方的非洲战象部队，令托勒密的近卫骑兵和步兵陷入混乱。2 安条克攻击敌军骑兵，他的轻盾兵部队击败了托勒密的轻盾兵和利比亚部队。安条克加以追击。3 托勒密的战象部队拒绝从右侧发动冲锋，但他的雇佣军部队攻击了敌方的阿拉伯部队。4 同时，他的骑兵巧妙地避开敌方战象部队，扫荡了对面之敌。5 托勒密隐于己方方阵之后，除了两翼部队，双方方阵一齐向对方逼近。在托勒密的督战下，规模更为庞大的埃及军队最终获胜。安条克重返战场，但为时已晚。他损失了10,000名步兵、300名骑兵和5头战象，托勒密的伤亡总计为1,500名步兵、700名骑兵和16头战象。
五列桨战舰与重型桨帆战舰
“trireme”（即希腊语中的“trieres”）一词通常用于指代一种配有3列相互层叠的桨座的桨帆战舰。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两列桨或三列桨战舰的图像。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桨手们按照桨座所处的位置，被划分为上层桨手(thranitai)、中层桨手(zygitai)和下层桨手(thalamitai)三类。上层桨手操持的船桨是最长的，他们有时能领到额外的津贴，例如在公元前415年雅典人远征叙拉古之初时那样。然而，“trieres”一词的含义中并不包含“桨座”，它原本只是“三重装备”的意思。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四列桨战舰和五列桨战舰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两种战舰在阿里安描述亚历山大攻打提尔的篇章中均被提及。在对后来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有关“十重装备”“二十重装备”乃至“四十重装备”的战舰的记载。除非有人打算建造一座在水上漂浮的摩天大厦，否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这些数字指的是舰船上桨座的列数。
关于“四十重装备”战舰的记录显得尤不可信。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一记载完全是胡说八道，但问题仍然存在。在三列桨战舰上，任何一组三联桨座都有可能以前后或交叉的形式排列，因此位于上层的桨座号并非垂直正对着下方桨座号。然而，即使这一排列方式确实存在，我们也无法确定五列桨战舰上真的有5列桨座，除非我们能想象一种头重脚轻的船体。在任何情况下，桨手的排列方式都是很复杂的，其中或许还存在其他未知的问题。因此，现代学者往往认为五列桨战舰是一种每支桨边坐了5名桨手，或5名桨手共用2～3支船桨的桨帆船。可能更大的数值同时计入了两舷的桨手，或指面对面坐着共用一支桨的桨手。这些结论是根据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桨帆战舰的情况推导出来的，众所周知，那里的实战中存在着很大差异。有一点似乎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古代桨帆战舰的分类不可能一致地以桨座数量为标准。
刻于罗德岛林多斯卫城山岩上的希腊桨帆战舰浮雕（公元前2世纪）。浮雕展示的是这艘战舰的艉部，巨大的舵桨清晰可见。
这个结论有着更深层次的寓意。如果希腊桨帆船以桨手人数而非桨的数量为标准来分类，那么每支船桨均由3名并排而坐的桨手操作的单层桨战舰，仍有资格被定义为三列桨战舰或“三重装备”战舰。倾斜的船桨可能意味着，桨手的座位仍为层叠状。靠里一侧的桨手洒下的汗水依旧是最多的，以至于这种阶梯状桨座可能仍会被划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没有证据表明实际情形是否真的如此，一定的假设似乎是必要的，这一结论正是从这些假设中推导出来的。另一方面，古代人使用的术语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就“三列桨战舰”一词而言，他们可能一直将其定义为设有3列桨座的桨帆战舰，而五列桨战舰并非设有5列桨座的桨帆船（见98页）。
无论在继业者海军中非常重要的四列桨战舰和五列桨战舰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更大更重的船只，需要配备更多桨手和更为巨大的船桨。三列桨战舰在战役中被用于冲撞敌舰或攻击敌舰的船桨和舵桨，此外它还作为投射部队或登舷接战部队提供了火力平台或跳板。公元前4世纪末的战舰除了可以用前甲板装载重型攻城器械，还能用来拖曳运输马匹的船只。
德米特里厄斯的海军甚至以“十五重装备”和“十六重装备”桨帆船作为其特色舰船。它们的外观极为宏伟，无疑有着巨大的宣传价值，但似乎并未被大量使用。由于种种原因，德米特里厄斯与所有海军将领一样，只能靠无甲板的轻型战舰来打天下，其中包括一种“一列半桨”（更抠字眼的译法为“a three-halver”）型的舰船。这究竟是指船上设有一列半桨座，还是指配备了一层半桨手，依然有待推测。
继业者战争中的战象
波鲁斯的战象给亚历山大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将它们编入了自己的军队。在继业者战争时期，长矛方阵和战象成了战争的主导因素。战象的背上装有一座塔楼，上面往往配有一名长矛手和一名弓箭手（或掷枪手）。战象的驭手（通常为印度人）也装备标枪。战象在战场上的主要优势在于它那庞大的体形和由此造成的严重恐慌情绪。用战象对付骑兵格外有用，因为从未见过大象的战马一见到这种巨兽，或一听到它的吼叫声，就会立即害怕起来。因此，将战象以20～50米的间隔排成一排，便可有效阻止骑兵前进。然而，这一兵种存在着一个十分致命的缺点：尽管战象很难被杀死，但一旦其全身多处被刺伤，或驭手阵亡，它就会恐慌起来。这样一来，它对己方部队造成的威胁与对敌方部队造成的威胁一样大。因此，战象部队需要轻装步兵部队随行保驾。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战象的轻装部队逐渐成为继业者时代军队的固定编制。可装载4个人的更为巨大的塔楼、皮环或是金属铠甲得到了应用，以免战象受伤致残。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迦太基人也开始使用体形较小的非洲森林象。我们无法确定迦太基人是否使用过象载塔楼，但埃及人无疑是用过的。图中展示的是公元前280年至前200年的战象的标准形象。塔楼由一副带有内衬的象鞍和一个置于其顶上的覆盖生牛皮的框架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