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统治着地中海东部，其军队经过马略的改革后变得更加强大，击退了进犯的蛮族。然而，罗马也饱受内乱的困扰。马略与苏拉之争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战功赫赫的将领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
原始资料来源
苏拉著有回忆录，这些回忆资料尽管带有个人偏见，但作为出自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一场冲突的主角之手的第一手记录，若能够留存下来的话，本可成为无价的历史资料。事实上，萨卢斯特与普鲁塔克的作品将苏拉的证言以二手资料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萨卢斯特的《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给人以前后矛盾的感觉。他笔下的英雄是盖乌斯·马略，他的政治倾向使他站到了平民派一边。普鲁塔克对苏拉同时代人的记载以及撰写苏拉传时自然充分利用了苏拉的回忆录。
不幸的是，萨卢斯特仅有另一部关于喀提林阴谋（这一发生于公元前63年的阴谋震惊了整个罗马，并引发了全面的内战）的专著得以留存至今。萨卢斯特另著有一部《历史》(Histories，描述的是公元前78年至前67年间的历史，但这部作品已经散佚，仅有零星残篇在后世作家的作品中得以保留，其中部分残篇具有重要价值。
西塞罗(Cicero)的演讲作品提供了另一些关于公元前1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历史证据，我们从中获得了一名当时激烈政治冲突的参与者的证言。西塞罗是在苏拉死后崛起的，但他早年亲身经历过本章所关注的事件，他的辩论式演讲和政治演说中都间接提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西塞罗是一位公正客观的历史学家，但由于他提及当代和近当代事件时，代表的是一名温和派人士的看法，因而理应受到重视。
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源于后世作家的作品，许多作家将李维已散佚的作品以概要形式保留了下来。这些人中包括维莱乌斯·帕特尔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此人是1世纪初的帝国军队中的一名军官。他的作品概述了直至公元30年的罗马历史。与其同一时期的作家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撰写的修辞学教材，基本上是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演讲和战役的合集。在2世纪初的皇帝哈德良统治时期，卢修斯·安奈乌斯·弗洛鲁斯(Lucius Annaeus Florus)的历史作品概述了罗马直至帝国时代所经历的一切战争。其他历史概要的编撰者还有4世纪的欧特洛皮乌斯(Eutropius)和5世纪的基督教作家奥罗修斯(Orosius)。这些编年史作者均用拉丁文写作，他们的作品在利用各种来源的史料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李维那已散佚的作品中所用材料的原貌。
这幅地图展示了离开故土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部落的迁徙路线，及他们与罗马军队之间的一系列激战。
阿庇安是一名来自亚历山大港的希腊人，活跃于2世纪早期。他后来迁居罗马，并在那里担任高官。他的罗马史主要按照地理和民族因素来谋篇布局。然而，《内战史》(Civil Wars构成了独特的五卷本，其中第一卷的后半部分与本章最为相关。可供阿庇安利用的材料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的材料中包括萨卢斯特的作品，并且他同样利用了苏拉的回忆录。
迪奥·卡西乌斯（即卡西乌斯·迪奥·科切亚努斯）的某些早期作品和狄奥多鲁斯·西库鲁斯的一些晚期作品也涉及本章所关注的那个时代，但不幸的是，这些作品仅有残篇存世。
政治与社会背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内战迟到了200年。在半传说半史实的时代，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与大多数不享有特权的平民阶层之间的斗争，是围绕着平民要求拥有担任高级公职的资格而展开的。在最终赢得这些资格的同时，平民们还获得了使他们在理论上能够与贵族一道成为共和国统治者的其他方面的权利。因而，平民从此拥有了他们自己的官员—保民官（即“平民护民官”，切勿与军事保民官混淆；到公元前5世纪，保民官共有10人），并拥有了召开属于他们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民大会，并在大会上通过对整个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决议的权利。保民官也有权否决罗马高级官员提出的任何意见。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他最终拥有了否决他的保民官同僚的意见的权力。
与之相反，元老院一直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它做出的决议并不等于法律。但它可以向执政官与其他在正常情况下一年一任的高级官员提供建议。在共和国时代初期，元老院的成员人选基本上由执政官来决定，其中依然包括那些曾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元老的智慧和议政经验提供了一种连续性，因而元老院中的前任执政官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年一度的选举制度意在预防出现潜在的独裁者，但倘若罗马人民不愿采纳元老院的指导意见和那些贵胄家族（元老院的核心成员均来自这些家族）的主导地位，这样的预防措施就只能导致对外政策的混乱和战争的失败。
事实上，罗马人是乐于接受元老院和贵族们的指导意见的—但在法律层面上，他们完全没有服从的义务。这意味着，共和国的前期几乎可谓是贵族政治的完美形态，就像雅典成功地在公元前5世纪将自己包装成民主政治的榜样那样。但随着这个地中海强权的迅速崛起，罗马的统治阶层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诱惑。这些诱惑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大了，其结果就是，公众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他们都是睿智而正直的人了。
矗立在其家乡喀罗尼亚的普鲁塔克半身塑像。他对苏拉在当地胜绩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取材于当地的传说。
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早期用于阶级斗争的宪法武器，最终在公元前2世纪成了高尚的贵族改革家提比留斯·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手中的兵器。但这件兵器是一把双刃剑。正如我们之前注意到的那样，保民官既可以否决其同僚的决议，也可以否决高级官员的决议，对于寡头统治集团而言，要找到一位可以维护他们利益的保民官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怒火被激起，提比留斯·格拉古在内乱中遭到谋杀。
格拉古捍卫的主要是无业农民的利益，这些人因罗马近年来开始进口廉价的海外谷物而破产。提比留斯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继续进行斗争。由于保民官的权力有限，盖乌斯找到了对付贵族的新手段。他鼓励富有但无权无势的骑士阶层起来反对排外的门阀贵族对元老职位的垄断。骑士们来自古老的塞维安骑兵阶层，这一军事阶层主要以个人财产作为成员准入条件。但如今用于作战的骑兵则由盟国提供，努曼提亚战役是罗马骑士阶层最后一次以骑兵身份为国效力的例子。因而，他们仍只享有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地位而已。由于盖乌斯·格拉古制定的法律，现今的法庭陪审团中方才出现骑士们的身影。行省总督通常由元老阶层成员担任，他们在卸任时，经常被前属民以“横征暴敛”的罪名告上法庭。但事实上，这类诉讼的陪审员均由元老阶层成员担任，其结果必然是被告得以无罪开释。如今这些人被交由骑士们来审判，无论过程公正与否，他们无疑都会被宣判有罪—除非陪审团受贿。但元老派在煽动人心方面比盖乌斯更胜一筹。罗马的内部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凶险。盖乌斯遭到陷害，名誉扫地，最终一群追捕他的暴民发现了他的尸体。可能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奴隶遵从他的命令杀死了他。
马略的军事成就
当马略第一次在北非服役时，贵族再次控制了罗马政局，虽然这种控制只是摇摇欲坠。至少，他们能控制对外战争了，虽然处置得一团糟。当身为骑士阶层成员的马略宣布自己有意竞选执政官时，他遭到了出身贵族的指挥官的侮辱。然而，能力、精力、财产、与显赫之家的交情以及策划阴谋的天赋，马略一样都不缺。公元前107年，他当选执政官，取代了那位曾对他无礼的将领。然而，如果不是马略在实践（朱古达战争和对蛮族的战争）中证明了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军事天才，单靠阴谋手段，他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攀升到那个注定归他所有的傲视众生的位置的。
对土地怀着无限渴求的日耳曼辛布里部落与其他部落（其中包括条顿人，这一事件主要就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一道，带着自己的全部家眷和可带走的财产，离开了生养他们的日德兰半岛而向南迁徙。罗马人警觉起来，一支由执政官统领的军队在阿尔卑斯山东北部的凯尔特-伊利里亚人定居区诺里库姆与这批迁徙者相遇。在随之而来的战役中，罗马人一败涂地。辛布里人及其盟友无疑发现，阿尔卑斯山是一道比罗讷河更为可怕的屏障，因而幸运地绕开了进军意大利的艰辛之路，向西进入当时处于罗马治下的高卢地区（今法国南部）。几支罗马军队试图消灭蛮族构成的威胁，但他们连遭败绩。罗马人的耻辱在公元前105年的阿路西奥（今奥林奇）战役中达到了顶峰，这次惨败在罗马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一具罗马石棺上描绘的战斗场面。同军团士兵交战的日耳曼部民，可能与马略的对手条顿及辛布里战士极为相像。
我们可以将针对迁徙部落的战役视为一种攻击行为。日耳曼部落是为了保护随同自己迁徙的亲人而战，而罗马人却固执地拒绝与野蛮人谈判，或向蛮族移民出让任何权利，尽管这并非不明智。然而在阿路西奥战役后，通往意大利的大门已向日耳曼入侵者敞开，此时罗马无疑处于守势。罗马进入紧急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刚从朱古达战场上凯旋的马略第二次当选执政官（公元前105年），并得以连任。按照法律，他本应在首次任期结束10年后方可再次当选。之前的宪法规定，执政官人选应由元老院提名。但作为共和国立法机构的公民大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了选择。总而言之，在宪法细节与军事层面的权宜之计发生冲突时，罗马人很少拘泥于成规。
马略用巨大的荣耀证明，自己完全当得起罗马人的信任。幸运的是，日耳曼人并未立即试图入侵意大利，而是以西班牙为目标向西移动。这给了马略整军备战的时间。他的成功或许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良好的军纪和出色的管理。在着手对付敌人之前，马略第三次被任命为执政官。他甚至抽空派自己的部下在罗讷河河口处开掘一条新的河道，从而进一步改善了部队的后勤状况。
后来，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另一个日耳曼同盟部落）与辛布里人及提古林尼人（一个加入迁徙队伍的凯尔特民族）分道扬镳。当前者与马略在罗讷河迎头相遇时，后者翻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迂回行进。马略将部下禁足于军营内，让他们观察将其团团围困的蛮族，熟悉敌人的形貌。马略的想法是，一旦罗马士兵对日耳曼人不再陌生，那他们就会对这些人产生轻蔑之心。当条顿人绕过他的军营向意大利进发时，马略率军出营，在塞克思提亚（今普罗旺斯艾克斯）追上了敌人。在那里，他在占据地利的情况下与敌人开战，利用埋伏于山上的一支骑兵彻底击溃了条顿人。他们的盟友阿姆布昂人已于两天前在一处水源地爆发的战斗中惨遭杀戮，一大批人死于非命。
塞克思提亚战役（公元前102年）
统帅：一方为罗马指挥官盖乌斯·马略，另一方为迁徙中的蛮族游牧部落（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
兵力：罗马军团及意大利同盟军：约32,000人。
蛮族：约10万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1 马略尾随从西班牙东进至意大利的蛮族部落。
2 他在塞克思提亚遭遇其前锋部队（阿姆布昂人）。
3 阿姆布昂人与罗马取水部队的冲突导致全面战役提前爆发。
4 在河边的战斗中阿姆布昂人被击溃。
5 罗马人留在军营（尚未筑起防御工事）内，希望敌人发动夜袭。
6 阿姆布昂残部并未行动，而是等待着条顿人（主力部队）的到来。
7 白天，蛮族准备发动新的攻势。马略在山林中布下伏兵（3,000人）。
8 条顿人向山上发动进攻，但遭到挫败，混乱地退走。
9 伏兵于时机成熟之际从后方袭击条顿人，将其击溃。
10 蛮族混乱地逃走。
马略的执政官同僚在意大利北部的日子则过得一点也不舒心。面对辛布里人的进犯，他被迫撤退到波河河谷，任由他们占据大片领土。公元前101年，马略的军团被派去支援该处，此时马略已第五次当选执政官。战役在维尔塞莱（可能位于今罗维戈附近）打响。蛮族的战术并非全无章法，因而取得了一些战果。他们的装备也并不差。日耳曼骑兵戴着头盔，顶端装有高耸的羽饰，形状怪异，看起来像是野兽的头颅。他们穿着铁制的胸甲，携带着闪闪发亮的白色盾牌。每人装备2支标枪和用于近距离作战的重剑。夏日的酷暑或许对罗马人有利，因为他们对这种地中海气候早已习以为常。战局因一场猛烈沙尘暴的到来而变得混乱。罗马人最终获胜，这或许应归功于他们那严格的训练和良好的纪律。在为普鲁塔克所使用的回忆录中，苏拉宣称：马略的战术安排的侧重点在于，以牺牲他的执政官同僚为代价，来为自己赢取战功。苏拉本人也是这场战斗的亲历者，但人人都认为他的证言带有偏见。无论如何，日耳曼部落被彻底打垮了，罗马人躲过了一场可能对他们的政权造成致命影响的灾难。与3个世纪前在阿里亚打败罗马人的高卢入侵者不同的是，辛布里人的目标是土地，而不是黄金。北方蛮族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为数众多，据估计达30万人。一些古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数字是被低估的。在维尔塞莱战役中，罗马军队的总数则为50,000人多一点。然而，从日德兰半岛南迁的蛮族的规模如此庞大，若无人领导的话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不用说还能在之后的日子里击败罗马人。但令人惊讶的是，日耳曼各个部落的领袖完全不像高卢酋长布雷努斯(Brennus)那样声名远扬。（辛布里国王皮奥瑞克斯在维尔塞莱战役之前曾与马略谈判，但他似乎不是什么显眼的人物。）
募兵
关于对辛布里人及条顿人的战争的记录寥若晨星。在这几场战役中，马略以一名战略家、战术家、治军严明而勇敢无畏的领袖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然而，他最终成功的秘诀很可能在于他优秀的管理能力，并进行了明智的军事改革。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一个，即他的募兵手段。从宪法上说，马略的做法是离经叛道的，使得元老院对他越来越忌恨。但从社会学和战略学角度来看，他使用的手段正是罗马所需要的。自塞维安改革时代起，最贫困的“底层阶级”(proletarii)就丧失了成为兵团成员的资格，只有在全国进入极为紧急的状态时才例外。事实上，“proletarii”这一名称就意味着，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仅限于增添人丁(proles)而已，而不是纳税或服役。普鲁塔克认为，只有有产阶级才负有当兵的义务，因为他们拥有的财产是某种令他们能够忠于职守的保证。无论如何，在有产阶级的价值观里，保家卫国与保卫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无疑更为紧密一些。
当马略第一次被“人民”委任为执政官时，罗马公民正经历着一次“无产化”的过程。在低廉的海外谷物的冲击下，农民们被迫将土地卖给富有的外居地主，大批沦为奴隶的战俘为这些地主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他们经营地产的助力。与此同时，小农们纷纷迁往城市，在那里，他们至少能享受到低价谷物的补贴—这类补贴往往被用于换取小农们的选票。
派勒姆的进化
派勒姆是一种重型标枪，可能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发明，因为最早发现的标枪实物就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伊特鲁里亚坟墓（图1）。
这种武器是由一枚细长的尖锐枪头和木柄构成的。枪头和枪柄或是通过枪头末端的插槽，或是通过插入木柄的柄脚与木柄固定在一起（图2，公元前4世纪的实物）。派勒姆在凯尔特人入侵时期变得声名远扬。它的重量使其具备极强的穿透力，长长的枪柄由金属制成，因而不会被砍断。恺撒曾提到派勒姆与凯尔特人的盾牌连在一起的事，这意味着它刺穿了厚0.5～1英寸（13～25毫米）的橡木层与皮革层。派勒姆一旦成为盾牌上的累赘，这面盾牌便无法使用了。恺撒记载了凯尔特人将这种碍手碍脚的盾牌丢掉，宁愿在无盾牌保护的情况下作战的事。此外，它那细长的金属柄会因撞击而弯曲或与盾牌连接在一起，这样敌人就无法将它掷回去了。图3是罗马人于公元前3世纪使用的派勒姆。他们对这种派勒姆的依赖与日俱增，它先是成为青年兵的装备，而后又相伴于成年兵身畔，到了马略时代则成为整个军团的装备。每个军团士兵携带2支派勒姆，其中一支较为细长而轻便。轻装士兵装备的标枪规格较小，被称为“verutum”，上面通常连着一根投索，长度约为4英尺（1.2米）。重型派勒姆的长度则超过7英尺（2.1米）。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型派勒姆的规格变得越来越小，而轻型派勒姆则日益巨型化，到1世纪时，这两种标枪已别无二致（图4）。到了公元100年，派勒姆变得越来越短，上面多了一个青铜砝码，以保证其破甲能力不会变弱（图5）。图中还展示了一种凯尔特式标枪，被称为“gaesum”，为凯尔特人出身的罗马辅军士兵所用。人们在哈德良长城附近发现了这种标枪的残骸。当然，凯尔特人很快就应用了派勒姆。到了3世纪末，罗马的大敌主要为游牧民族，因而派勒姆被更适于阻击骑兵冲锋的长矛取代。维盖提乌斯还提到过一种名为“派勒姆巴塔”的兵器，显然是一种用铅加重的投掷型标枪，其射程超过其他任何一种人力投掷武器（图6）。
为满足朱古达战争的需要，元老院曾下令额外征召兵员。马略认为仅仅这样还不够，况且他也一直打算向元老院叫板。于是，他不仅将志愿者和服役期满的老兵（这批人是可以自由招募的）征召入伍，还向那些志愿当兵的“底层阶级”敞开了大门。由于作为入伍条件的财产资格愈发难以满足，之前的征兵范围变得日益狭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马略靠着自己的努力，不仅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也为缓解失业问题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
只要公民大会和保民官支持马略，元老院就无法阻挠他的募兵计划。然而，马略的募兵法同样存在着不祥的一面。罗马军队如今虽然完全实现了职业化，但士兵们效忠于那些征募和雇佣他们的将领。这种忠诚纽带因存在于“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的半神圣关系（这种关系有时需要法律定义）这一罗马的传统观念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无论如何，现在马略成了他所指挥的老兵们的保护人，他利用自己在政界的人脉，确保老兵们在退伍时能得到一块田地。士兵们的首要效忠对象成了他们的长官而非国家，军队私有化时代已不再遥远。
马略的军团
随着帝国的扩张，罗马军队的职业化变得越来越迫切，马略的改革不过是将这一日益明显的趋势加以正式化而已。每一名军团成员的装备都与彩图中这名士兵几乎一模一样。第109页展示过的头盔（特别是蒙泰福尔迪诺式头盔）很流行。衬衫式锁子甲虽然昂贵，却逐渐普及。护胫被弃用，只有百夫长才配备。派勒姆、斯格特姆和格雷迪乌斯等兵器仍在使用，此外，军团成员的兵器中又多了把匕首（普基奥）。马略的另一项改革是裁减了辎重部队的规模。这样一来，士兵们便不得不背负大量装备，因而得了个讽刺性的绰号——“马略的骡子”。图中刻画的是这名士兵行军中的姿态。除了右侧展示的装备，他还携带一套铺盖、一件斗篷、3天或更多份额的谷物及硬面饼以及一件掘壕工具——实际上与现代掘壕工具并无二致。据估计，包括兵器和甲胄在内的全套装备的重量为80～100磅（35～44千克）。每个由8人组成的小队还可携带一头骡子，它驮的是更重的物件，如这个小队的皮帐篷和石磨之类。
斯格特姆（上图）
在波利比乌斯笔下，这种盾牌为曲线形，宽24英寸（0.66米），长44英寸（1.1米）或更多，和“一只手掌一样厚”。出土实物证实了这段描述，但同时也表明各人所使用的盾牌厚度各不相同，可能为0.5～0.75英寸（12.5～19毫米）。波利比乌斯接下来是这样描述的：“……将双层（有时会更多）木板胶合在一起……一道铁制镶边保护着它，使它不至于在劈砍打击下损坏……（此外）一块铁制盾心浮雕可令更多的致命打击偏离方向……”因而，其结构类似于现代的胶合板。其表面也覆有一层皮革。
士兵们的工具
这里展示的是这些物件中的一部分。首先是一个青铜制军用饭盒和水桶（水罐）、一把用来收割谷物和草料的镰刀以及一只用来运送泥土的柳篮。其次是一把带护套的鹤嘴镐、一柄割草用的刀和一根尖木桩（修筑军营防御工事的材料）。（一般情况下，每人要携带2根尖木桩。在更早些时候，罗马人所用的只是修剪过并缠绕在一起的枝条。）尖木桩的中段有凹槽，这样就可以将它们用绳子捆在一起。每个士兵背负的工具或许各不相同，有的人携带一件掘壕工具和一把鹤嘴镐，有的人则携带一件掘壕工具和一柄割草用的刀。
锁子胸甲（上图）
这是军团士兵的标准铠甲，很可能是凯尔特人发明的。它由两种铁环构成，即封闭式铁环和开放式连接环，后者用两端对接或铆钉固定的方式接合。其防劈砍效果十分突出，也能很好地抵御捅刺，同时具备很强的柔韧性。图中的样品已被铺展开来，以清晰地展示其结构。
卡里加战靴（上图）
这种沉重的凉鞋异常坚固耐穿。鞋底由数层皮革构成，厚约0.75英寸（20毫米），表面布满鞋钉。鞋帮被单独分割出来，缝合在脚跟部位。凉鞋的前半部分用带子束紧。到了冬天，可以在表面包裹布匹或毛皮，用于保暖。盖乌斯皇帝在幼时曾穿过特制的卡里加，因而得了个“小靴子”（卡里古拉）的绰号。
军队的重组
在塞克思提亚战役中，马略通过常见的指挥链传达命令：一旦敌人进入攻击范围，罗马士兵应立刻投掷标枪，而后用剑和盾击退敌人，将他们逐下险峻的斜坡。先掷标枪而后用剑和盾与敌人交锋的命令，与我们推测的装备派勒姆和格雷迪乌斯的军队收到的作战指令相似，但盾牌的进攻性用途以及将它应用到推挤战术之中的做法，看起来像是对公元前5至前4世纪应用于希腊和意大利的旧式方阵的复古。这很可能是因为，传统的以中队为单位的三线式五点形军阵已被普遍取代。在上一个世纪，罗马与形形色色的敌人发生了冲突，这些敌人的装备五花八门，作战习惯也各式各样，而罗马人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很乐意做出临时调整，采用那些与战场地形相适应，并能够最有效地打击任何一场特定战役中所遇之敌的战术。一切万般皆准的战术均已不复存在。传统的三线式阵列中的基本单位中队是最早的战术单位（见112页）。一旦它已无法起到战术效果，也就没有继续保留的理由了。马略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因而重组了自己的部队。
为了管理起来更方便一些，就要使用比中队更大的单位，这样就必须做进一步的细分。因此，军团被划分为10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6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由一名百夫长指挥。而“百夫长”的军衔包括首席百夫长、后列青年兵百夫长等，分别代表军衔拥有者在战场上不同的位置，及其不同的军阶与资历。在马略时代之前，大队往往作为纯粹的战术编队，用于应付某些特殊情况，这方面的著名战例是西庇阿在西班牙创造的（公元前134年）。另一方面，这一单位源于意大利盟友的步兵部队的行政单位。在不同情况下，大队的动员规模原为500或1,000人。每个大队设有一名统领。作为罗马军团作战单位的大队，则拥有500～600人。每个大队下辖6个百人队，这意味着每个百人队的规模稍少于100人，比旧式的中队百人队要大，后者有时仅实有60人。
马略取缔了轻装步兵（卡米卢斯时代的散兵部队），随着这支部队的废止，他们那富有自身特色的装备—轻型长矛和小圆盾—也随之消失了。派勒姆如今成了整个军团通用的兵器，并经过了马略的改造。马略用木钉取代了用于固定枪头与枪柄的铁制铆钉中的一根。当标枪刺穿敌人的盾牌时，木钉在撞击的作用下碎裂，枪柄随之松脱并下垂至地面，但由于剩下的一根铁制铆钉的存在，枪头仍旧与枪柄相连。这样一来，不仅这支标枪无法为敌人所用，还会妨碍到被它刺穿的那面盾牌的使用。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这一新发明是在维尔塞莱战役时为对付辛布里人而准备的。后来，尤里乌斯·恺撒时代的罗马军队进一步改进了这道工艺，派勒姆的长柄用软铁制成，因而当敌人的盾牌被它刺穿时，枪柄甚至会处于弯曲状态。
为了确保每一名士兵都能适应军旅生涯并自食其力，马略可谓是煞费苦心。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部下对长途征战与频繁的急行军习以为常。除了军事装备和挖掘壕堑的工具，马略还坚决要求士兵们携带厨具，每个人都必须能够自己煮饭。按照1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的描述，罗马军团的士兵需要携带一把锯、一个篮子、一只桶、一柄斧头、一根皮带、一把镰刀、一根铁链、3天的口粮以及其他装备。倘若这是马略改革的遗风，那么那些能够忍受这份负担的人拥有“马略的骡子”这一绰号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在敌境或那些有遭到突袭危险的地方作战时，罗马人自是轻装简行，砺兵以待，那时士兵们的背囊是放在辎重车上的。据说，马略还为此引进了一套行李快拆装置。
军团士兵的头盔
图1是一种高卢制的用于满足罗马军队需要的青铜头盔，被称为“科奥吕”。这种头盔与蒙泰福尔迪诺式头盔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尺寸更大，护颈部分更为平直，并带有高卢式的面甲。这些头盔于公元前50年前后得到使用，一直沿用到公元100年前后。它们的系法与那些老式头盔一样，是将一根带子由后面从耳朵下方伸过去，穿过面甲，而后在下巴下方打结。马鬃制的冠饰和羽饰仅在游行或作战时才被插在头盔上。图2是一种被称为“帝国-高卢式”的铁制头盔的早期样式，出现于公元前15年前后。它与高卢酋长佩戴的阿让式头盔（见143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头盔和科奥吕式头盔的盔顶都为使用者提供了额外的保护，使之免受劈头而下的打击的伤害。头盔上两根向外凸出的“眉毛”也起到了加固作用，这是高卢式头盔的普遍特征。图3则是这类铁盔的改进版本，其年代可追溯至1世纪下半叶。如今它的护颈变得更厚，多了一对向外伸出的护耳，在“眉毛”边缘的周围还增加了一条横带。护耳和横带均由青铜制成。面甲后端呈外旋状，以便让敌人的打击偏离方向。“眉毛”变得更为华丽，也更长了。这件实物配有冠饰托架，以及高卢风格的涂有瓷釉的青铜制凸饰。当时，战时头盔上已不再插有冠饰。总而言之，这种头盔在外观上比早期版本更为精致，在设计上也代表了军团头盔的最高水准。图4是一种类似的头盔，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100年前后。这种头盔产于意大利，仿照的是高卢式头盔的造型，但质量较次。盔顶嵌有向下弯曲的“L”形部件，盔碗上带有十字形的加固物。图5是一种4世纪初的廉价头盔。随着军队规模的激增，装备的简化成为迫切的需求。这种头盔由两个部分组成，以一道盔脊相连，护颈和面甲均为分离式。
辅军步兵盔
辅军既没有军团士兵那么优厚的薪饷，地位也不如后者高，这一点从他们的装备上便可看出。图6是辅军士兵自1世纪中叶起佩戴的一种头盔，由青铜制成，造型模仿的是军团士兵的头盔，但被大大简化了。图7同样是军团头盔的简化版，其起始时间为公元100年前后。在图拉真纪念柱上，可以见到使用类似头盔的士兵的形象。图8展示了公元100年前后的另一种头盔，为帝国东部的弓箭手部队所应用。其造型为典型的东部风格，呈圆锥状，通过将铁制、青铜制或角制盔瓣固定在金属框架上制成。装饰性的眉带、护耳和面甲均为罗马风格。由于制作方法较为简单，这种头盔得到了广泛应用。图9是一顶来自埃及的头盔，其年代为4世纪，出于简化的需要，盔瓣的数量减少了，但增加了一根护鼻。这是“黑暗时代”的一种名为“Spangenhelm”的头盔的原始版本。
军旗
马略的另一项创新之举，是将一面旗杆上方装有一只银鹰的旗帜定为军团的军旗。要弄清这项改革的重要意义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并不清楚罗马人之前使用的军旗究竟是什么样的。鹰是朱庇特专属的圣鸟。按照某份文献的说法，罗马军团之前使用的军旗有5种。除了鹰，旗帜上的图案还有狼、熊、米诺陶洛斯（牛头人）和马，在作战时，它们分别被立在方阵各列纵队的前方。但自马略时代起，它们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次级部队和仪仗队的专用品。
后来，军旗上的鹰以黄金铸就，并用花环等物进行装饰。在和平时期，这些军旗被存放在罗马国库萨杜恩古庙内。在战时，它们随军而行，军营中划有一处小小的圣地作为它们的栖身之所。它们承载着准宗教崇拜的功能。
军旗承载的准宗教功能与其实际用途是彼此矛盾的。只要作为圣物的军旗象征的是一个军事单位的实际存在，它就有理由得到这个军事单位的成员的关心与保护，绝不能让它有落入敌人之手的危险。事实上，丧失军旗被罗马人视为莫大的耻辱。因此，军旗在战时必须放置在前沿部队的后方，由卫队环绕保护。
年轻的学生们对（或者说曾经对）恺撒的掌旗手的轶事耳熟能详：当恺撒的座舰在肯特靠岸时，他一面跳下船来，一面敦促踟蹰不前的军团士兵们跟着下来，如果他们不想眼睁睁看着军团之鹰落入敌人手中的话。普鲁塔克在关于皮德纳战役的篇章中记载了一个更早的寓意类似的例子。在这个故事中，一名意大利盟军的指挥官夺过所在部队的军旗，将它掷向敌军方阵。眼看巨大的耻辱就要落到自己头上，这支部队在重压之下表现得倍加奋勇，一举击溃了敌军方阵。正如普鲁塔克所观察到的那样，这是因为在意大利人的价值观中，丢弃军旗是一件格外耻辱的事。
然而，即使军旗是一件必须用心守护的圣物，它也必须承担起其实际功用—将战士们聚拢到旗帜之下。因此，它被置于军阵的前方。军团成员不可能一边回头张望，一边确定他们应当在何处列阵。旗帜在拉丁语中被称为“signa”，这表明它们实际上被用作信号，并且随着作战方式变得越来越灵活和不拘一格，旗帜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顺带一提，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并未将军旗与他们的密集方阵配套使用。
对涉及军旗在战场上所处方位的古代文献的研究表明，它们可能直接紧贴着第一列后面。这样一来，这些旗帜就得到了保护，同时又能处于方队纵深中极为靠前的位置，从而成为绝大部分军队成员的风向标。另一方面，马略的这一创举的全部意义在于，授予军团一面单独的军旗以满足军团成员的情感需要，同时将较小单位的旗帜用作实际用途，而不用担心会影响士兵们的感受。与军团旗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旧式的中队信号旗上的神圣动物消失了。它们已经被一只位于高举的长矛顶端的五指张开的手掌取代，但后来，旗帜上又增加了几个花环和其他徽章作为装饰。在中队为大队所代替后，第一中队的指挥旗便由大队继续采用。
同样，由悬挂在一根木杆上的旗帜和辨识标志构成的骑兵队旗(vexilla)也将丧失更多的情感承载，而使用统一的军团标识。不迟于马略的时代，意大利骑兵就已大多为海外骑兵所取代，后者或许并不像意大利人那样对军旗心怀敬意。在此后几个世纪的军事发展历程中，鹰始终是罗马军队的永久象征。但罗马人也模仿本国边民的习俗，采用其他形制的军旗。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龙旗”，这是一种用彩色丝缎制成的龙形风向标，龙头为银白色，龙口大张。
那位因在皮德纳战役中的行为而名垂青史的意大利将领是个佩里尼人。马略来自离佩里尼不远的庇奴姆，这座城市自公元前2世纪初起就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因而马略或许敏锐地意识到，军旗对于土著出身的官兵的个人情感有着重要意义。作为一名出色的实干派指挥官，他无疑清楚要建立这种情感是何等困难的事。因此，在军旗上装上银鹰徽章或许就是马略的应对之策。
经过马略时代的军事改革，罗马从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招募骑兵。然而如这件浮雕所示，他们的兵器和装备仍为罗马风格。
同盟者战争及其结局
马略嗓门洪亮，行事也宛如时时置身校场一般，这种作风对治军极为有益，却完全无助于治国，踏入政坛的他因而沦为笑柄。在击败了蛮族之后，他被誉为罗马的第三位创建者、罗慕路斯与卡米卢斯当之无愧的接班人。但在他第六次当选执政官后，他被要求在国家管理岗位而非军事岗位上贡献自己的才能，此时他的声望一落千丈。那些煽动者曾使用暴力手段令马略得以连任，如今他们也在与暴民们的冲突中死于非命。在争取第七次连任的竞选失败后，马略离开罗马前往小亚细亚，进行了一次私人旅行，当地已遭到实力日益强大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的威胁。马略可能从中发现了新的战机，可以通过这一战机，再一次缔造属于自己的军事神话。在亚洲旅行的过程中，他受到了米特拉达梯的精心款待，但马略却设计激怒这位国王。在这之后，这位前罗马将领回到了罗马，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他已不再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罗马，旧式的政治暴力如今暂时停止了，但新的威胁正在形成。威严而不苟言笑的改革家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arcus Livius Drusus)建议，意大利盟友应得到完整的公民权。在此之前，罗马对授予盟邦更多公民权这件事曾持欣然而慷慨的态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地区成了罗马的骑兵和辅军的供应地，元老院觉得已经不再需要安抚意大利人了。德鲁苏斯最终遭到暗杀，他生前的帮助对象意大利人很快意识到，公民大会在罗马公民权问题上的排外态度与罗马贵族是一致的。尽管享有几乎全部公民权的拉丁人仍忠于罗马，但其他意大利部落（特别是马西人）的愤怒情绪爆发了，他们揭竿而起。起义者们的目标不再是获得公民权，而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家。
在随之而来的所谓“同盟者战争”（即与“同盟者”发生的战争）中，马略再度为共和国奉献出自己的军事才华，与元老出身的指挥官并肩作战—倘若当时罗马人尚有余暇玩党派之争的话，他们本应是敌对关系。结果，他却只得到了最为有限的权力，被派到北部前线作战；同时，负责指挥南部战事的苏拉连获大捷。也许他的嫉妒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苏拉比马略年轻约20岁；马略当时已经67岁了。
又斗争了一年之后，罗马人在与意大利人的较量中占了上风，他们明智地决定乘胜议和。在罗马人的颜面并未受到太大损害的情况下，每一个意大利部落都享受到了完整的公民权，这一让步令意大利独立的极端思潮归于沉寂。或许有人会将这一安抚政策誉为政治智慧及适度原则得到成功应用的经典范例，但罗马人若能尽早做出这一决策，两年来的血战本可避免。
罗马的军事体制与其宪法及社会体制始终密切相关。同盟者战争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宪法修正引发了一连串的军事上的后果。获得了公民权的意大利人如今有资格成为军团的一员了，独立的意大利盟军部队已不复存在。事实上，自从罗马人组建了海外辅军部队，意大利盟军对他们而言已成为累赘，而这无疑是同盟者战争之前引发意大利人不满情绪的根源之一。军事服役方面新的前景必定能有力地安抚满腹委屈的意大利人，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到，马略改革为底层阶级带来了入伍的机会，遑论那些退伍老兵也有望获得土地。如今，在上述种种因素的作用下，罗马必须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必须进行一次新的征服，才能为老兵们争取更多的土地。由于米特拉达梯正在威胁地中海东部的国家，发动战争的借口已不必费力寻找了。在任何情况下，罗马都永远不会欢迎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出现在自己的边境。
苏拉进军罗马
同盟者战争之后，苏拉声威大震。他于公元前88年当选执政官，元老院委任其指挥对米特拉达梯的战争，因为这场不可避免的东部战争此时已经爆发。然而，一等安抚了意大利盟友，党派之争在罗马便再度抬头，寡廉鲜耻的暴行又一次上演。在另一位保民官的煽动下，公民大会驳回了元老院对苏拉的任命，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被转交给马略，后者尽管已年迈，仍渴望依靠新的战功来重振自己那日薄西山的威望。
一等新法开始生效，苏拉便火速赶往坎帕尼亚，与自己的军队会合，在那里，东线战役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他在各个军团中做了一次舆论调查，结果发现士兵们坚定地忠于自己。从罗马赶来的负责将苏拉的军队转交给马略的军官们遭到粗暴的对待，在一片骂声中被赶走了。有了6个军团的支持，苏拉抛弃了一切宪法程序，直接向罗马进军。经过几个小时的巷战，他控制了这座城市。沦为被放逐者的马略逃走了，那位用法律手段公然支持马略的保民官被杀死。然而，尽管苏拉麾下的军官对这次行动持全力支持的态度（这也是这次行动得以实施的原因），但除了一人之外，他们对行动中出现的空前绝后的暴行感到震惊，并坚决拒绝参与其中。
▲ 图拉真纪念柱上的浮雕，展现的是行进中的军队。其中，军团军旗和禁卫军军旗都十分显眼。尽管这幅作品完成于罗马帝国时代，但其中的军旗仍取自马略改革后的形制。
在无情地清洗了城内的政敌之后，苏拉建立了一个由自己的党羽组成的政府，随后他离开罗马，再次前去完成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备战工作。他无疑认为，自己才是执行这一使命的绝佳人选。因为在辛布里战争和同盟者战争期间，他曾成功地保护了一位罗马在小亚细亚扶植的统治者。
为了解决罗马国内的政治斗争，苏拉公然诸诉武力，这无疑又是一次离经叛道之举。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马略已使用过的手段和政策的必然后果。向退伍老兵授予土地的做法，必然导致军队的效忠对象变成他们的将军而非他们的国家，这一点无疑是可以预见的。军人们确信，他们的长官有能力操纵法律来保障他们的物质利益，因而他们很乐意给予长官坚定的支持。除此之外，这位长官只需保证始终有仗可打，就能不断征服新的土地用于分配，并赢取新的战利品。作为一名富有才能的领袖，苏拉无疑有能力满足部下的上述需求。
罗马军旗
在整个罗马军事史中，罗马军旗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是每支部队的精神象征，人们以一种宗教式的敬畏对待它们。在某些特别的场合中，须用珍贵的油料和花环作为装饰。在战役中，军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作战指令就是由此传达的。每个中队都拥有一面军旗，一般而言，这面旗帜是立在两个百人队之间的，由此产生了两个专有名词—“军旗前队”和“军旗后队”。大队旗由大队中资历较深的中队携带，而军团旗（旗帜上描绘的原为一只鹰、一头狼、一只牛头人、一匹马或一头野猪，这些图案可能来源于某些部落的图腾）则由资历较深的大队负责携带。马略将鹰定为军团旗帜上的徽章，但他也采用了其他形制的徽章，如金牛座、摩羯座或白羊座等带有占星学色彩的图案，这些图案与相关部队的成立日期有关。在帝国时代，军旗上绘有一幅小小的皇帝肖像。从各个作战单位中抽调出来的小分队也携带被称为“vexilla”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