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奈乌斯·庞培的胜利令罗马人在东方的统治得以延续，令地中海地区的海盗势力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克拉苏(Crassus)镇压了奴隶起义，喀提林的阴谋也被粉碎。克拉苏后于卡莱一役中战死，大权遂落入庞培手中—但他不过是暂时替恺撒保管罢了。
原始资料来源
在苏拉死后一代人的时间里，罗马共和国的政坛起初由格奈乌斯·庞培支配，其后恺撒为这个时代画上了休止符。这段历史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得到了生动的描述。尽管普鲁塔克坚称自己是一名传记作家而非历史学家，但若将庞培、卢库鲁斯、赛多留(Sertorius)、克拉苏、加图(Cato)、西塞罗(Cicero)和恺撒的传记组合到一起，我们便能从这些人在共和国末年的活动中，窥见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及军事事件的概况。尽管普鲁塔克罗列的轶闻往往并不可信，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只是巧妙地以实例来说明某位历史名人的性格而已。这一时期的罗马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群性格鲜明的人物支配的，这段历史也关乎他们的冲突。
西塞罗与庞培出生于同一年（公元前106年）。尽管他毫无军事经验，也没有当过兵，但这位伟大的演说家仍令人惊讶地于公元前63年当选执政官。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塞罗是一位与马略完全不同而又能互相协作的执政官。马略始终是一名军人，需要一名政界代言人来兑现他对民众许下的承诺。而身处日益动荡不安的政界的西塞罗，也需要来自军方的支持。从这方面来看，他所能依靠的对象除庞培外别无他选。现存的西塞罗演讲稿，令其所处年代的军事现实跃然纸上。在赞同马尼留(Manilius)制定的法律（马尼留法使庞培得以成为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最高统帅）的演说中，他以富有表现力的形式承诺自己将支持庞培，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温和主义观点。在无法无天的暴行在罗马愈演愈烈的时期，西塞罗本人对这位名将的倚仗，在他为被指控为杀人犯（这一谋杀事件发生在血腥的政党战争在罗马及其邻近地区再度上演之后）的麦洛(Milo)做辩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为穆雷纳(Murena)所做的辩护暗示了喀提林阴谋，这表明，揭发和粉碎喀提林的阴谋最有可能归功于西塞罗，不过指挥战事的则另有其人。西塞罗对卸任的西西里总督弗里斯(Verres)的指控同样极具历史价值，它令人惊讶地证明了，罗马海军在面对往往组织十分完善的海盗的威胁时是无能为力的。最终，庞培奉命应对这一威胁。得益于西塞罗，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越来越多的例子，来证明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的政治和军事势力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伟人”庞培。他很乐意为无助的、只能依靠他的军事力量的宪政政府效劳。
关于喀提林战争，萨卢斯特著有专著。他也是在书写在自己活着时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但他的记载有时很难与西塞罗和普鲁塔克的记录保持一致，倘若萨卢斯特依据的是自己的回忆，那么他的版本或许未必是最准确的。例如，我们从普鲁塔克援引的加图在要求判处喀提林同党死刑时所说的话中得知，加图的演说从头到尾都被西塞罗的书记官以速记（当时还是一项发明）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其结果是加图的演说稿仅有这一篇存世。对此，萨卢斯特的记录与普鲁塔克截然不同，无论萨卢斯特的记忆是否出了差错，这篇记载很可能是他自己虚构的。
这一时期的其他权威历史学家曾在前面的篇章中出现过。其中，阿庇安的记载对重现米特拉达梯战争和罗马在东方的军事行动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军权与政权
苏拉试图利用武力，强制实行宪政政府。这一企图本质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宪政政体得以运作的重要因素是人民的同意与共识。而在苏拉时代，这一要素是不存在的，于是苏拉试图通过立法来弥补这一缺失，但他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他或许有理由剥夺盖乌斯·格拉古授予骑士阶层的特权与荣誉，但他制定的法律削弱了公民大会自贵族派与平民派相争时期起就获得的地位。他计划重新强化旧式的执政官选举条例，以此来保证这个国家不再为下一个马略所控制。如今，任何一位行政长官的任命都必须严格按照晋升顺序来进行。一个人必须先担任财政官，再担任裁判官，然后才能当选执政官。年龄方面的资格要求保证了，一个人在担任某个职位一段时间后方能担任下一个职位。而想要再次担任某个职位，则由于时间上的规定而更不可能了。
然而，现有体制面临的新威胁并非像苏拉所预料的那样来自执政官和裁判官，而是来自代执政官和代裁判官。迫在眉睫的海外战争令行政管理权不可避免地被下放。例如，距离上的因素使得战事不可能因选举活动而中断，而中途换将乃兵家大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执政官共有两名，而当时罗马的统治区域已极为广袤，区区两名行政官员根本管不过来—即使让裁判官从旁协助也是如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前的宪法并未对代政务官的数量做出限制。
作为执政官的权力扩展的代执政官首先出现在公元前326年。这是一项为了适应军事形势的需要而特别设置的职位。为了限制这一职位，苏拉规定代政务官的任期为1年，但他们接到的任务却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完成。庞培在这方面开创了一个先例，他得到了3年的任期。海外战争的特殊要求使得加诸执政官任期的限制无法正常实行。就算一个人根本不是政务官，也有可能以“私人身份”向一个行省发号施令，这类命令往往带有军事及民事性质。无可否认的是，代执政官的权力受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区。但这个地区的范围可以很大，例如庞培于公元前67年率军与海盗作战时就享受过这种待遇。
这幅地图展示了，庞培、恺撒和克拉苏是如何继公元前59年的第一次划分协定之后，于公元前55年再次瓜分罗马各行省的。
苏拉立法规定，被派往海外担任代执政官职务者，必须有1年的本土执政官经历。但事实上，身在罗马的执政官是可以通过手下的使节(legati)来控制海外行省的。无论是在担任现职还是从远方操控，庞培都曾充分利用过这一手段。这类官员原为将领的幕僚，由元老院任命，人数为3～4人。但庞培在与海盗作战时，身边有24名使节供其差遣。在公元前55年担任西班牙代执政官及于公元前52年出任执政官期间，他委任这些使节为自己的代理人，以此遥控行省事务。但到了这个时候，苏拉所建立的宪政体系已被腐蚀殆尽。
尽管行政权以种种不同方式下放的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也并未正式立法，却在事实上加速了共和国的衰亡。从中获益最大的是庞培，在很多方面，他的处境和苏拉一样，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当然，庞培的性格更为温和，他只是支持用武力来捍卫，而非强制推行宪法。
屹立于亚历山大港最高点的庞培之柱。尽管它是被奉献给戴克里先的，但它依旧让我们想起庞培死于埃及之事，并被认为是庞培陵墓的标志。
庞培的早期生涯
公元前82年，庞培自己被委任为苏拉的使节，他以此身份参加了西西里战争，接着又前往北非作战。平民派的领袖们（他们如今几乎已是输无可输）试图在这两地重整旗鼓，反对独裁者苏拉和他建立的政府。在这两处战争舞台上，庞培都交出了极为优异的答卷。苏拉性格中妥协退让的一面并不亚于其冷酷无情的一面（有时甚至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他允许这位级别不高的将领享受凯旋式的待遇。
当一名将领得胜而归时，凯旋式便在等着他。他将带着自己的军队、战利品和战俘，在游行队伍的簇拥下前往朱庇特·卡庇托林努斯神庙，元老、政务官、行政官员、祭牲、旗帜和满怀敬意的人群也会加入他的队伍。但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将领才能获此殊荣。平民派军队在北非的指挥官设法与一位非洲国王结为同盟，因而庞培的胜利可以被视为在对外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但凯旋式是执政官、裁判官和独裁官享有的特权，而庞培并未担任过其中任何一项职务。即便如此，苏拉虽然是一名狂热的宪政主义者，却并不一味地试图证明自己的决定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也丝毫没有降低庞培凯旋式的规格。事实上，庞培本想用非洲象来牵引他的凯旋战车，但它们的体形过于巨大，无法通过城门，遂只好用马匹来代替。
苏拉死后，有人企图再次重整意大利平民派的力量，这些人是庞培亲手提拔的。然而，庞培立刻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现状的捍卫者。他将异见者及其军队包围在穆蒂纳（今摩德纳），在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后将其无情地屠杀。这一事件的主谋雷必达(Lepidus)逃往撒丁岛并死在那里。此时，庞培拥有的军事实力和威望让元老院警觉起来，他们很乐意把他派往西班牙，在那里，另一位平民派的前支持者昆图斯·赛多留(Quintus Sertorius)经过苦心经营，其地盘已与独立国家无异。
角斗士在与野兽搏斗。角斗活动是罗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罗马人的士气，公众应习惯于面对死亡。
自马略去世后，平民派麾下就只剩赛多留这一员良将了。当位于意大利的平民派受到苏拉的威胁时，赛多留似乎已意识到：要想与苏拉抗衡，唯一的希望在于建立一座海外基地。他了解西班牙，因为他之前曾在那里担任过财政官。与凯尔特伊比利亚部落的战斗证明了，他在铺谋定计和游击作战方面的能力丝毫不亚于那些部落居民。在苏拉重新掌权后的那些年中，赛多留频频击溃罗马元老院的军队。他迎合当地人的想法，将自己装扮成一位西班牙民族领袖，而非罗马政党的首脑。在应对赛多留使用的混合了罗马与西班牙元素的游击战术和战略时，庞培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要不是某个叛徒，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取胜。赛多留被其副将佩尔彭那(Perpenna)阴谋杀害。但佩尔彭那对游击战术的运用不像赛多留那么纯熟，庞培很快设计将其俘获并处决。
至少在其军事生涯的早期，庞培像苏拉一样备受幸运之神的关照。在他前往西班牙作战的5年间，意大利持续笼罩在大规模奴隶起义所带来的恐怖氛围之中。奴隶们数次力挫罗马军队，但最终被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镇压。此人曾效力于苏拉麾下，如今是一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兼将领。即便如此，仍有5,000名幸存者从大获全胜的克拉苏手上成功逃脱，并北撤至伊特鲁里亚，他们在那里与从西班牙归来的庞培军团相遇，并遭到歼灭。庞培毫不犹豫地独揽这场胜利的首功，这种做法很难改善他与权重望崇的克拉苏之间的关系。庞培的野心并没有大到目无法纪的地步，但他极为看重自己的公众声誉，这种心理有时会导致他变得肆意妄为起来。
斯巴达克斯起义
在古代世界，战俘的下场（如果方便留住其性命的话）往往是沦为奴隶。在公元前1世纪初之前，罗马人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令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奴隶人口达到饱和，就其规模而言，这一群体已对罗马构成明显的威胁。在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04年，西西里已爆发过两次激烈的奴隶起义，而且均持续数年之久。在这类起义中，最为猛烈的一次就是我们在上文已提到的那一次（发生于公元前73年）。这场起义的领导者是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他是一位品格高尚、才智过人并拥有某些希腊气质的色雷斯角斗士。他与一群伙伴一道从一所位于卡普阿的私人创办的角斗士训练营中逃出。这些逃亡者用从当地一家餐馆中得来的刀和烤肉叉武装自己，后来又补充了一些库存的角斗士装备。卡普阿的一支军队与他们交战，但逃亡者们击溃了敌人，并夺取了他们的装备—这些战利品对于奴隶们而言是很有价值的。
这时，罗马出动了为数3,000人的部队，在一名裁判官的统御下前去与这些暴动者作战。斯巴达克斯与其追随者曾一度被围困在一座由沉积岩堆成的山的山顶，但他们将野生葡萄藤的枝条扭绞成一条条软梯，从陡峭的岩壁上攀爬下来，得以逃出生天。来自各个民族的逃奴从意大利各地投奔斯巴达克斯的军队，这支队伍的规模似乎达到了90,000人—这一数字解释了他们为何能在与罗马军队的战斗中连获胜利。身在意大利的执政官们仍旧按照惯例，共享着4个军团的指挥权，同时，驻扎在海外的代政务官却统御着雄厚得多的兵力。然而，奴隶起义军由于缺乏具备将才的人物，加上民族成分复杂，因而尽管其人数众多，却无助于在队伍内部建立良好的秩序与纪律。斯巴达克斯率部北进，希望能翻越阿尔卑斯山，将队伍解散，让战士们回到自己的家园。但很多人宁愿留在意大利打家劫舍，斯巴达克斯被说服了，遂再度挥师南下。
这些角斗士浮雕的年代为公元3世纪，但关于角斗活动的记录则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
当克拉苏受命剿灭这支叛军时，他没能立刻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他麾下一名统御着2个军团的将领违反命令与敌军交战，结果一败涂地，损失惨重。与此同时，许多军团士兵在逃离战场时丢弃了自己的兵器，使得敌人已在不断增长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克拉苏用库存的兵器重新装备自己的军团，并明令执行古老的罗马军事刑罚“十一抽杀律”—受罚士兵每10人分为一组进行抽签，每组一签，中签者将被活活打死。而处罚对象是对溃败负有首要责任的那支大队。
斯巴达克斯打算折回南方，不仅是为了满足追随者们的愿望，他还想进入西西里。自先前的几次暴动被扑灭后，奴隶起义的余烬仍在那个岛上暗中燃烧，斯巴达克斯想把这团烈火重新鼓动起来。当地的许多奴隶本是希腊人，说的是希腊语，或许斯巴达克斯希望能利用某种民族认同感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队伍。他与一伙奇里乞亚海盗进行谈判，这群海盗当时自由自在地出没于远离己方大本营的地中海西部地区。但他们并未履行将斯巴达克斯的队伍运往西西里的诺言，也没有退还斯巴达克斯预付的定金。
克拉苏精心构筑了一道长达4英里（6.4千米）的横贯雷吉恩地峡的土木工事和壕堑，最终成功地将斯巴达克斯军封锁在这一地区的一处狭小的半岛上。但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寒夜，斯巴达克斯设法填平了壕堑，率领大部分部下突围而出。奴隶们似乎在向罗马进军，但在卢卡尼亚，他们中的一部分发生哗变并自立一营。在完成了一些准备工作后，克拉苏发兵攻打这支奴隶军，杀死了12,000人。然而，斯巴达克斯和奴隶军主力仍旧“逍遥法外”。克拉苏手下的财政官死死咬着斯巴达克斯，一直追进了山区。他被打得大败，本人也负了伤，但幸运地被手下救走了。然而，奴隶军的纪律依旧一塌糊涂，而斯巴达克斯也无法拒绝追随者们提出的与罗马人再战一场的要求。而此举正中克拉苏的下怀。他害怕分别从西面和东面赶来的庞培和卢库鲁斯会窃走胜利果实，而他曾发誓要将这一荣誉留给自己。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斯巴达克斯阵亡。那些在战场上的屠杀中逃得一命的奴隶们被克拉苏或庞培俘获，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克拉苏在雷吉恩附近挖掘的壕堑工事值得一提。对壕堑战（不一定用于封锁城市或防守军营）的借助，是罗马人不同于希腊人的一个发展。这一战术或许正符合人们对一个擅长修筑道路、水渠和排水系统的工程师民族的期待。这可能是罗马人在建设军营时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想法，或者我们可以将克拉苏之举，视为对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在努曼提亚战役中使用的要塞战术的合理继承与发展。正如阿庇安评论的那样，西庇阿是第一位用围墙将那些想要在野战战场上开战的敌人围困起来的将军。后世的罗马将领们无疑用行动表明，他们很乐意以西庇阿为榜样。这让人想起这样一件事：之前苏拉在东方作战时，壕堑战战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海盗
在公元前1世纪早期的地中海世界中，海盗势力是无处不在的，斯巴达克斯与海盗谈判一事，只是众多证明这一事实的实例之一。罗马人并不愿在和平时期保留一支专为维护治安之用的舰队。在布匿战争的危急关头，罗马海军是在匆忙中建成的。在米特拉达梯战争中，无论是苏拉还是费穆波利亚，都不曾从罗马方面得到过一支由战舰组成的舰队。卢库鲁斯只能通过购买或租借的方式弄来一支舰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罗德岛一直担当着抵御海盗的坚固防波堤的角色，但罗马人出于对罗德岛人在马其顿战争末期表现出的态度的不满，恶意地将自由贸易权授予提洛岛，从而摧毁了罗德岛的贸易地位。由于提洛岛成了极具竞争力的贸易中心，罗德岛这座海洋城邦的实力遂一落千丈。这使得罗德岛人从此无力制伏在公海和爱琴海沿岸出没的海盗。更糟糕的是，提洛人和罗德岛人正相反，他们向海盗敞开市场，后者的战利品可以在这里卖个好价钱，掠来的战俘也能在这里被卖为奴隶。没有人在乎这种做法是否合法。
这件事很自然地让人回想起发生在尤里乌斯·恺撒的军事生涯前期的几段著名插曲。恺撒出身于尤里乌斯家族，这表明他是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的后裔，但他的姑母嫁给了马略，因而恺撒在很年轻时就上了苏拉的“通缉犯”名单。恺撒躲藏到乡下，不停地搬家，最终被苏拉的搜查官捕获。他贿赂了主事的官员，而后逃往位于海外的比提尼亚，那里的国王尼科米底斯(Nicomedes)亲切地收留了他。在东方时，年轻的恺撒曾落入奇里乞亚海盗之手，后者在收到一笔赎金后就释放了他。恺撒在米利都装备了几艘船，而后追上并逮捕了海盗，并将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被扣押期间经常这样愉快地威胁这些海盗。然而，就恺撒能够筹集到赎金这一点而言，他已经是一个幸运儿，更不用说他还能组织一支远征队来惩办这些海盗。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一些罗马公民在被海盗用“敬重之礼”取乐一番后，最终得到将被释放的承诺，然后他们就被掷出船外，丢进海里。
罗马派出去惩治海盗的部队，并不一定都能像恺撒的远征队那样成功。奇里乞亚海盗是一支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他们并非只是一两艘出没无常的船只而已，有时也会以整支舰队的形式出现。他们经常与那些国家力量进行平等谈判，仿佛他们在一个世界性的海盗社群里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公民地位一般。米特拉达梯迫切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而赛多留则真的这样做过。当一艘海盗船落入弗里斯（公元前73—前71年任西西里总督）之手时，船员们靠着各式各样的本领成了弗里斯的部下，而船长则获准用一笔钱为自己赎身。这种做法委实与恺撒那冷酷无情的处理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话说回来，恺撒与那些曾把他当人质抓起来的海盗之间毕竟是有一笔账要算的。
后来，在弗里斯仍然在任时，一整支海盗分舰队袭击了西西里海岸。按照西塞罗的说法，统领总督舰队的希腊指挥官当时喝得醉醺醺的，一看到海盗出现，就率先驾着自己的四列桨战舰逃之夭夭了。这支行省海军处于缺编状态，船员们没有薪饷，食不果腹，但若不是他们的指挥官带头逃跑，他们或许也会奋勇作战。然而，那艘四列桨战舰（其庞大的体积对付轻型的海盗船本是绰绰有余的）抢在其他船只的前头，飞也似的逃进了附近的一座港口，惊慌失措的指挥官和水手们猛冲上岸，在陆地上寻找自己的避难所。海盗们追上了这支小小的政府舰队中落在最后的一批船只，于夜间将它们连同那艘四列桨战舰及其他被抛弃的舰船一起在海岸上烧毁。第二天，他们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驶入了叙拉古海港。海盗们利用这次机会，在弗里斯的总督任内完成了一次旅游似的远征行动—正如西塞罗所讽刺的那样。
西西里军队之所以一触即溃，主要原因在于用于支付桨手和海军士兵薪水的税金被总督大人转手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尽管这个例子极为恶劣，但同类事件绝非个例。此外，在某种意义上，这件事从行省层面上反映了共和国政府的整体政策。对于仅仅为了治安需要而设立的海军舰队，似乎并不值得动用财政拨款作为其维护经费。但在弗里斯所处的时代，不断增长的压力已注定要改变公众的态度。
军团士兵的盾牌
这些图片追溯了军团用盾（斯格特姆）的发展历程，其基本尺寸和结构在134页已做过介绍。图1展示的是传统的曲面盾，自公元前7世纪起在意大利得到应用。波利比乌斯曾描述过这种盾牌。在布匿战争之前，它有时会被包上青铜或铁制的镶边，盾心浮雕上覆有一块用于强化的金属片，使之可被用于推挤，这样盾牌便拥有了杀伤效果。在奥古斯都时代，它渐渐被淘汰，但直到公元150年，它仍被保留为禁卫军的仪式用盾。这里展出的样式是奥朗日凯旋门上的拱形门，可能是奥古斯都第二军团的徽章。图2是这种盾牌的首个改进版，这次改进发生在公元前10年前后。盾牌的顶端和底部都被去掉，以减轻重量。它的服役期一直持续到公元175年之后。盾牌上的图案是根据美因茨的一幅浮雕作品（约公元75年）上的盾牌图案绘制的。图3为这种盾牌进一步的改进版。老式的木制纺锤形盾心浮雕被去掉（也是为了减轻重量），握把孔上仅覆盖着一块用青铜或铁制成的圆形盾心浮雕。其出现年代约为公元20年，盾牌上的图案为著名的“雷电”徽章。各个军团用着这一图案的不同变体。这一图案出现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到了公元100年，几乎成了罗马军团的通用徽章。图4描绘的是下一个改进版本。盾牌的两侧变直，四角各增加了一块“L”形的加固物。这种盾牌于公元40至50年投入使用，直至公元200年后才退役。图中的盾牌图案来自图拉真纪念柱上的浮雕。图5中的盾牌被重新设计成了椭圆形（约公元150年），其服役期一直持续到帝国终结。盾牌图案由红褐色和黄色构成，是巴拉丁的军团使用的徽章。
庞培征讨海盗
发生在伊利里亚和马其顿的战争，一度迫使爱奥尼亚海的海盗向北进入亚得里亚海。在公元前1世纪初，海盗的威胁主要来自奇里乞亚，当地荒无人烟的海岸线和腹地为海盗们提供了偏僻的活动基地和隐秘的藏身之所。罗马设置了奇里乞亚行省，它实际上是反海盗活动的指挥部。政府的计划属于典型的陆军思维而非海军思维，主要战略依赖于某种由来已久的权宜之计—攻占敌人的海港，从而利用陆战方式来赢得一场海上战争的胜利。然而，在地中海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克里特岛，海盗问题显得更为棘手。
公元前67年，意大利发生了一次谷物短缺事件。人们认为，这次事件与海外地区动荡局面日益加剧而导致的粮食供应问题有关，于是海盗问题变得尖锐起来。经一名小政客提议，公民大会做出决议，由庞培负责应对海盗的威胁，为此他被授予了广泛的权力。此时，海盗团伙的凝聚力和组织性已达到一定高度，部分原因在于得到了米特拉达梯的鼓励。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然成为一支海陆两栖的武装力量。这些人向沿海城市勒索贡金，在己方军械库和港口所在的海岸建造灯塔和瞭望塔，雇用老练的领航员为己所用。统御他们的是前行政官员和军事长官，他们非但不秘密行事，反而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海盗们拥有镀银的船桨、镀金的帆桅以及用紫色布匹制成的船帆，至于他们闲暇时在自己控制的海岸地区欢歌载舞、纵情宴饮的事，就更不用提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东方流行的密特拉教的信徒，但历史更为悠久的天神和女神的庙宇并未因此免遭他们的劫掠。意大利的海岸也逃不过海盗们的目光。有一次，他们俘虏了两名罗马裁判官，其幕僚和随从也被一并俘获。在另一场袭击中，他们绑架了一位著名的罗马将军的女儿，并向她父亲勒索赎金。普鲁塔克宣称，到庞培走马上任时，海盗集团已拥有1,000艘船，控制着400座城市。
在这幅刻画罗马战舰的作品中，海军登舷作战部队的形象清晰可见。在征讨海盗的战争中，庞培展现了自己运用这一海军兵种的能力。
庞培的权力范围包括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内（即直布罗陀以东）的全部海域，此外，距海岸线50英里（80千米）范围内的所有内陆地区也处于他的节制之下。庞培得到授权，可自行委任24名直接听命于他的使节，这些人均被列入裁判官行列。庞培有权征募125,000名人员和500艘战舰，而决议批准划归此次战事之用的巨款，完全足以承担这样一支大军所需的费用。结果，庞培并未将自己得到的这笔专款全部花光。此外，他远远没有用尽罗马政府通过特别立法授予他的3年破敌之期，而是在数月之间就圆满完成了使命。
他的工作以井然有序的方式开展着。清剿海盗的行动首先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展开。罗马海军被分为13队，每一队分别负责一片地区的剿匪任务。接下来庞培将兵锋东转，用60艘最好的舰船前去进攻敌人的主要据点。西部海域的海盗在仅仅40天后就被肃清了。而东部海域的海盗巢穴，也于3个月内在猛烈的攻势下接连陷落。在一场大规模的海战中，敌方舰队折损大半，那些带着家眷前往内陆地区要塞避难的海盗被围困在茫茫群山之中，而后束手就擒，被俘者达20,000人之多。在众多被俘获的船只中，有90艘战舰连同装备一道落入了罗马人之手。
这枚钱币由赛克斯图斯·庞培的铸币人Q. 纳西蒂乌斯于公元前44至前43年铸造。其正面刻的是“伟人”庞培的肖像，背面图案则是一艘那个时代典型的桨帆战舰。
如果说庞培曾有过可以无愧地接受“伟人”这一称号的时刻，那就是在这时了。他不但没有简单地将战俘全部钉死了事—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情形下是很正常的，还意识到海盗的威胁不仅来自陆地和海洋的麻烦，更是社会环境所导致的。这批海盗是一些因一无所有而铤而走险的人，残酷的战争和血腥的政治导致他们无家可归，穷困潦倒。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海盗而言，奋战而死要强于活活饿死，他们认为值得冒被钉死的危险。为了向俘虏们展示自己的仁慈，庞培赦免了那些尚未落入法网的海盗，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批海盗主动前来投降。这些原来的海盗和他们的家眷被顺利地安置在经过精心挑选的地中海东部的各个农业型殖民地内。
不幸的是，庞培的伟大战果因政治倾轧而蒙上了一层阴影。显而易见，从这场面对神出鬼没、来去如风的敌人的战争拉开序幕时起，庞培手中号令沿海地区的权力就与那些之前就任于当地并负责内陆地区事务的总督们的权威发生了冲突。克里特总督梅特卢斯(Metellus)决心用无情的手段将海盗们斩尽杀绝，而很多海盗都期盼能借庞培实行大赦之机留得一命。庞培手下一名奉命率领别部前往克里特的军官最终与海盗联合起来，同梅特卢斯作战。这件事让庞培的做法看起来愚不可及，而梅特卢斯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卢库鲁斯与米特拉达梯作战
剿灭地中海海盗是庞培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他几乎是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达成这一成就的。捷报很快就传到了罗马，在庞培得以重返意大利之前，新战场的最高领导权就交到了他的手中。他将负责指挥对米特拉达梯的战争。然而，这场战役与庞培一生中指挥的其他几场战役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接收前任的现成功绩而已。
米特拉达梯充分利用罗马专注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之机，与海盗势力结盟，并从赛多留那里获得了一批军事顾问。米特拉达梯不仅重建其被苏拉摧毁的军事实力，还做得更多。苏拉在亚洲行省（即小亚细亚西部）的副手对这位国王的企图起了疑心，遂在没有获得罗马方面批准的情况下，对本都王国重启战端。他最终战败，而直接后果就是罗马的声望遭到打击。
当米特拉达梯入侵比提尼亚（其末代君主于公元前75年将它遗赠给了罗马人，使其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时，全面战争再度爆发。没有人比卢库鲁斯更适合在这座战争舞台上一展身手，但为了确保自己在担任执政官期间（公元前74年）掌握奇里乞亚和亚洲方面战事的指挥权，卢库鲁斯觉得有必要和一位政敌的情妇进行狡诈的密谋。很快，他就被迫前去救援身在比提尼亚的同僚，后者恨不能立刻击败本都人，从而将功劳全部据为己有，结果在陆战和海战中双双落败。
米特拉达梯可能同样从自己以往的经历和赛多留的军事顾问团那里吸取了经验教训，对自己的陆军和海军进行了改编。事实上，规模庞大的本都亚洲部队中仍存在一批累赘，如卷镰战车，它们在战场上往往效率不高，因为要跑上很长一段路来积蓄冲击动能。尽管如此，他还是仿照罗马军队的模式，为自己的步兵配备了短剑和长盾，并效仿了罗马人的战术编队。总体而言，比起之前仪仗队般的行头，如今本都军队的装备显然更适用于实战。
米特拉达梯将罗马人围困在卡尔西登（位于拜占庭对面），并沿着普罗庞提斯（即马尔马拉海）南部海岸继续向西进逼，攻打昔西卡斯。然而，卢库鲁斯在陆地和海上双双获胜后，不仅为这两座城市解了围，驱散了米特拉达梯的侵略军，更反手攻入本都境内。他很快突破了由要塞城镇组成的用于守卫本都西部领土的防御链。在一场激战中，米特拉达梯再次败北，他向东逃往自己的女婿亚美尼亚国王提格拉涅斯(Tigranes)处避难。卢库鲁斯遣使前往亚美尼亚，要求引渡这名逃亡者。在等待答复期间，他努力恢复那些因遭苏拉课税而至今残破不堪的亚洲城市的经济。亚美尼亚国王拒绝交出米特拉达梯，卢库鲁斯便进军亚美尼亚。在一场展现其灵巧战术的战役中，卢库鲁斯击败了提格拉涅斯麾下的大军。他旋即占领了新建的亚美尼亚首都提格拉诺克塔，并发兵东进，再次击败了提格拉涅斯和米特拉达梯。然而，战争的危险无休无止地向东方延伸，如今卢库鲁斯似乎有可能卷入与里海南面的帕提亚人之间的冲突。他的部下发生了哗变，他已无力再征服任何一寸土地。
事实上，不仅卢库鲁斯中止了自己的胜利步伐，驻在亚美尼亚的罗马军队也因军纪败坏而陷入瘫痪。此外，已有人反对延长卢库鲁斯的指挥权了。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韧性的米特拉达梯迅速恢复了实力，他募集了新的军队，重新占领了本都。与此同时，提格拉涅斯也重启攻势，进入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卡帕多西亚。本都的罗马军队战败的消息传来，令亚美尼亚的罗马军队大吃一惊，这支哗变的队伍终于听从将军的指令向西折返，前去救援之前留下驻守本都的军团。但他们的情绪极为低落，以至于局势根本不可能得到扭转，这种不幸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庞培赶来执掌指挥权为止。
奇里乞亚的罗马建筑遗址。在消灭了该地区的海盗后，庞培奉命接替卢库鲁斯，前往更北之地指挥对米特拉达梯的战争。
卢库鲁斯是个非常有独立思想的人，在这个溜须拍马和蛊惑人心的手段已成为成功的先决条件的世界中，他始终坚持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正直来成事。结果，他不但失尽军心，连他的幕僚也不支持他，同时也给了那些身在罗马的政敌们以反对他的机会。他执行军纪极为严格，但这并不够。或许，士兵们对他最大的不满之处就在于，他禁止他们劫掠友好城市和那些臣服于罗马的人们，而苏拉无疑会在一定限度内容忍士兵们的行为。
公元前63年，卢库鲁斯终于享受到了他应得的凯旋式待遇，此后他从军界和政坛引退，过上了锦衣玉食的奢靡生活。不幸的是，他在垂垂老矣之时变得精神失常。为庞培所取代这件事无疑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刺激。两人自从同在苏拉麾下效力起就竞争不休。但苏拉总是不可理喻地偏爱庞培，尽管他更信赖卢库鲁斯。
米特拉达梯的结局
在顽强抵抗卢库鲁斯的过程中，米特拉达梯和提格拉涅斯不仅最终耗尽了罗马人的力量，自己也已精疲力竭。卢库鲁斯的军队发生了哗变，而专制独裁的本都和亚美尼亚内部同样在上演着一幕幕宫廷阴谋和同室操戈的好戏。米特拉达梯的一个儿子在今天俄罗斯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政权，并且已经得到卢库鲁斯的承认。提格拉涅斯的儿子很快加以效仿，也走上了独立之路。庞培只要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庞大资源，将这两个亚洲国家内部已经存在的压力推向爆发点，就能对战事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卢库鲁斯曾击败规模为己方兵力许多倍的敌军。普鲁塔克引用李维的记载，宣称在提格拉诺克塔被攻占之前的大战中，罗马军队的数量不到敌人的二十分之一。较之那些半传说性质的古代史（甚至第二次布匿战争也不例外），李维对与自己所处时代相近的历史事件的推测应该更准确一些。然而，如今的情形已经大大不同了。庞培手中拥有大笔尚未动用的财政拨款，而且由于从海盗那里获得了大量战利品，他的财力变得更为雄厚，遑论他还缴获了一批舰船。亚洲王国的专制君主们在人力方面损失惨重，而庞培不仅带来了用于对付海盗的大军，还收编了卢库鲁斯的军队。庞培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海军力量，他派遣战舰前去戍守从叙利亚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亚洲海岸，为的是预防本都海军突袭自己的后方。随后，他离开位于奇里乞亚的大本营，前往北方与米特拉达梯作战。他那支威武雄壮的部队并不算过于庞大。可以肯定的是，这支队伍并不笨重，其规模正符合庞培的需要。因为他已经通过精明的外交手段，让提格拉涅斯陷入与帕提亚人的战争之中，以便单独对付本都国王。
凯旋式上的罗马军队（法国格拉嫩纪念牌）。庞培凭借其在东部的胜利，得到了举行凯旋式的权利，这使得尤里乌斯·恺撒学习他，也为自己的高卢大捷举行了一次凯旋式。
米特拉达梯及其幕僚似乎并非始终对自己的机会保持警觉。本都军队起初驻扎在固若金汤的山中据点内，但由于缺水，他们撤至一处不那么坚固的所在。庞培占领了被丢弃的据点，根据该地的植被状况推断出水源就位于地下不算太深的地方，并成功地掘出数口水井。然而，尽管其后庞培计划用壕堑困住敌人，米特拉达梯却率领实力尚存的军队悄悄向东溜掉了。庞培追蹑其后，直至幼发拉底河，双方借着月光在该地大战一场—庞培于战后在战场附近建起了尼科波利斯城（意为“胜利之城”）。当晚，低垂在夜空中的月亮在背对着它作战的罗马军队前方投下一道道长长的影子，扰乱着敌军射手的视线。米特拉达梯的军队被击溃了，但他本人则率领800名护卫骑兵突破了罗马军队的阵线。最后，他只带着几名忠诚的随从逃走，他那名性格坚强的小妾也在其中，身穿波斯骑兵服装并手执兵器。庞培一度怀疑进行夜战的决定是否明智，但他在手下将领的压力下妥协了。18年后，在法萨卢斯与恺撒对阵时，他再度屈服于部下的压力，但这一次幸运之神已不再眷顾他。
提格拉涅斯拒绝再为自己的岳父提供避难所，米特拉达梯渡过幼发拉底河的源头，进入黑海地区。他仍希望夺回自己的一切，甚至打算从陆上入侵意大利，但他的另一个儿子造反了（此人或许代表着民意），令他的全部计划都化为泡影。已经68岁的米特拉达梯平生第一次陷入了绝望。据说，由于害怕遭人暗害，米特拉达梯曾不断服用小剂量的毒药，以获得对毒药的免疫力。如今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毒药的抗性却成了障碍，但他的一名卫士遵从他的命令杀死了他。
与此同时，庞培与提格拉涅斯达成了十分宽大的和平协议。他并未尝试北进追击米特拉达梯，而是陷入了与高加索部落的苦战。而后他继续南进，将战火烧至叙利亚、犹太和阿拉伯地区。他的举动令他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也为他招来了非难—他不该忽视本都人的威胁。收到传达米特拉达梯死讯的信件时，他正身处这一地区。显然，军营中没有覆盖草皮的平台—率军作战的罗马将领通常是站在这种平台上面向部下发表演说的。但庞培登上一堆驮鞍，公布了这一消息，随之引发了欢乐的浪潮，接下来就是盛大的献祭和酒宴，令人如同置身于胜利庆典一般。
后马略时代的罗马军队
罗马军团自始至终都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但马略改革提供了一个方便考察的时间点。自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的扩张行动使其军队不得不在更为遥远的战场上度过不止一个“作战季”。这一现实招致了负有服役义务的有产阶级的极大不满，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产业要打理。此外，由于财富的集中化，义务兵役人员的规模出现缩减，新兵的数量不足。马略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是，将军队的大门向全体公民（无论财产多寡）打开。这样一来，自然出现了许多无力购置兵器和甲胄的兵员，他们的装备由国家来提供。这导致了军团的标准化与旧式的骑兵、轻装步兵、三线兵等阶层的消亡。大队下辖中队的全体成员开始统一配备派勒姆投矛、格雷迪乌斯剑和斯格特姆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行将结束之际出现的更大规模的百人队，如今成为罗马军团的标准编制。每个军团由10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下辖3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2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的编制为80人左右，于是每个军团的总规模就变成了约4,800人。经过标准化建设的军团，也废除了将步兵大队排成三线式阵列的习惯，代之以每个横队中包含若干个大队的编组方式。最前面的横队包含4个大队，宽度为10列，纵深为8排，正面宽约240码（220米）。其余两个横队均由3个大队组成，每个横队宽度为12列，纵深为6排，其正面宽度与前面的横队相同。
恺撒根据不同情况，将自己的军团列为1个、2个、3个或4个横队，但较为常见的是三线式阵列。每个横队的纵深与队列间的间隔都各不相同，军团因而变得极为灵活。一个横队穿过另一个横队完成轮换的制度化战术，已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使用，但百人队仍像最初那样一个接一个地排在对方后面列阵，以便留出空隙供轻装部队和骑兵部队通过。同盟者战争的结果也导致了同盟军大队的消失，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如今获得了成为军团一员的资格。这一情况的出现，加上轻装步兵部队由于冗员而遭到裁撤，意味着罗马轻装部队和骑兵部队将不得不由辅军部队来提供。这两支部队的兵员募自不享有公民权的行省或盟邦。在恺撒出任行省总督时，其麾下的军团是这一时期的罗马军队的很好的例子（下图）。他拥有4个军团（分别为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军团），以及规模为2,000～3,000人，被编为若干个大队的巴利阿里掷石兵和克里特弓箭手部队。此外还有可编为4支骑兵翼部队的2,000名西班牙和高卢骑兵。在一般情况下，这支军队占据的正面宽度约为1,500码（1,370米）。由于恺撒的高卢战争的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部队规模也增加到10个军团。将“账面”数字与实际数字做比较是很有趣的，由于受到疾病、拆分、伤亡等因素的影响，恺撒军团的战时平均规模为3,000～4,000人。在经过格外艰苦的战斗后，军团的平均规模会下降至2,800～3,000人（相关实例见171页的法萨卢斯战役）。
喀提林的阴谋
当庞培在东方作战时，意大利因卢修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的阴谋和武装叛乱而地动山摇。我们获知的相关史实几乎全部来自萨卢斯特和西塞罗的著作。萨卢斯特绝不是政治中立的，而西塞罗是喀提林阴谋暗杀的对象，又曾下令处决喀提林的同党，因而显然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这些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的过程大致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