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帝国的时局较为稳定，但某些继任者的虚弱无力导致了得到行省军队支持的帝位觊觎者的粉墨登场。在公元早期，罗马的军事力量既在保卫着帝国，也在分裂着帝国。
原始资料来源
关于我们当前关注的这段漫长历史的前期阶段，许多前文提到过的作者提供了宝贵的证言。事实上，这些史料所涉及的与作者所处年代相近的主题，往往具有更大的价值。
奥古斯都（屋大维于公元前27年开创性地为自己加上了这个头衔）缔造的帝国政体意味着，记录当时事件的历史学家如果严格遵循公正的原则，那这一美德常会给他招来危险。另一方面，皇帝们往往很乐意与自己的前任做对比，好把后者比下去。致皇帝涅尔瓦(Nerva)的慷慨颂词，就这样成了科尼利厄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拒绝美化前任皇帝形象的借口，他以此来间接宣泄自己的共和主义情结。这类情结在同一时期的文人群体中极为常见。维吉尔、贺拉斯和李维对此则不抱任何幻想。
塔西佗生于约公元56年，去世的确切时间不详，但他曾于公元97年当选执政官，并于公元112年至113年间担任代执政官。由一位身居高位之人提供的、关于同一时期历史事件的证据，自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塔西佗的两部重要著作被命名为《历史》(Histories和《编年史》(Annals，两者都以手稿形态部分保存了下来：前者的完整形态可能记载了从公元69年至96年的历史；后者的原稿则无疑完全涵盖了从奥古斯都去世的公元14年至尼禄之死的公元68年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前4卷和第5卷的部分章节留存至今。《编年史》显然有16卷，其中7至10卷已散佚，而第5、第6和第16卷则已残缺不全。
塔西佗还写过一本关于日耳曼尼亚和日耳曼人的专著，在这本民族研究著作中，他略微流露出对这个民族所具备的古朴美德的羡慕之情。但对于本章主题而言，更有意义的作品是他的《阿格里可拉传》(Agricola。格奈乌斯·尤里乌斯·阿格里可拉(Gnaeus Julius Agricola)在不列颠立下过赫赫战功，为政亦功绩卓著，他曾在苏维托尼乌斯·保利努斯(Suetonius Paulinus)的军队中担任军事保民官，后者于公元60年镇压了博阿迪西亚（布狄卡）的起义。而塔西佗则是阿格里可拉的女婿，这对于一位历史研究者而言实为幸事。
与塔西佗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物中，有一位背景与之截然不同的著名历史学家。生于公元37年的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是一位极具爱国精神的犹太人，尽管他在原则上反对暴力抗争的做法，但他却于公元67年指挥犹太反抗军与未来的帝国皇帝韦斯巴芗(Vespasian)作战。在被俘后，他先是得到了宽恕，后来成为后者的被保护人，他还幸运地言中韦斯巴芗将夺取帝位（公元69年）。除了记录亲身参与的战争，这部战争史的冗长前言（原文以阿拉米文写就，我们看到的则是希腊文版本）还向我们介绍了作者故乡的历史。他的历史著作以创世史为开篇，并试图将《圣经》的内容与希腊-罗马史相互联系起来。后世的基督教作家如公元313年的恺撒利亚主教尤西比乌斯(Eusebius)继承了他的事业，他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和《编年史》(Chronicon涉及的主题丰富了我们对1至3世纪的罗马帝国的认识。
多瑙河下游的达契亚人向罗马投降（图拉真纪念柱上的浮雕）。在德塞巴鲁斯统治时期，达契亚人一直威胁着帝国，直到被图拉真制伏。
历史学家佐西莫斯(Zosimus)和奥里利乌斯·维克多(Aurelius Victor)的作品写于基督教被定为帝国国教之后，但他们在观点和情感上更倾向于异教。尽管他们（尤其是佐西莫斯）的证言对于4世纪的历史事件而言更具价值，但他们对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之前的帝国的概括性记述同样令我们获益匪浅，特别是关于克劳狄乌斯·哥特库斯(Claudius Gothicus)和奥勒良(Aurelian)统治时期罗马军事复兴的内容。
罗马帝国实行独裁体制，这自然导致历史著作与皇帝的个人传记无异。不幸的是，关于3世纪中许多时期的历史，我们不得不严重依赖《罗马皇帝传》(Historia Augusta的记载，这部由法国学者伊萨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 1559—1614)命名的罗马帝王的传记合集，讲述的是公元117年至218年间的事情。6位历史学家以不加批判的方式来编写这部历史记录，而他们宣称的参考资料往往被认为并不可信。
图拉真于公元117年去世时正值巅峰时期的罗马帝国。罗马从未同时统治过所有被征服地区。
在终于要涉及公元纪年（AD, Anno Domini，即我主纪年）事件的一章开始时，或许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编年上的异常现象。在帕提亚人入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之后，以土买人（以东人）的统治者希律王(Herod)被马克·安东尼立为犹太国王，他在罗马建城749年后去世。6世纪时，基督教修道院院长戴奥尼索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将基督诞生之日定在罗马建城后的第753年。我们所处时代的年份，是在伊希格斯的推断为实的前提下编号的。然而，福音书中说得很清楚，基督是在希律王去世前不久出世的，按照公认的戴奥尼索斯算法，时间应为公元前4年（或者稍早一些）。
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考虑
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独裁政权，使罗马赖以在广阔的疆域内维持其法律和秩序，主要是因为他从年轻时起就大权在握，并像这样一直活到了近77岁。无论在任何时代，长寿都是一种幸运。而无论是在共和国时代还是帝国时代的罗马政界，长寿都是一件极为走运的事。这位连续掌权达44年之久的唯一国家元首，能够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国祚的延续，委实是整个罗马世界的福分。
奥古斯都从未打算废除历史悠久的共和国政务官制度，他只是将一切重要头衔均加诸己身而已，包括执政官、保民官、代执政官以及祭司长（在昔日同为执政团成员的雷必达死后）。他自称“第一公民”(Princeps)，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官方头衔—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他掌管着一个元气耗尽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很不情愿地意识到：法律与秩序比自由更有价值，而且无论这个世界采用何种政体，在可见的未来里它的权威注定是要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尤里乌斯·恺撒在晚年担任独裁官时，对徒有其表的共和国政权怀有的敬意，已非早年那个煽动家恺撒可比。或许，正是他早年的事迹而非晚年的行为激怒了那些共和派，从而导致他被谋害。无论如何，为了维护这个政权的表面形象，奥古斯都可谓是殚精竭虑。
奥古斯都的权力源泉并不仅仅是如今已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的军队。从他舅外公被刺那天起，他就立刻明白了财政对政权的重要性。腓立比战役之后，他曾深受资金匮乏的困扰，但随着克里奥佩特拉的败亡，埃及那堆积如山的财富（卡西乌斯和安东尼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将其据为己有）落到了他的手里。他的私人金库(fiscus)与罗马国库(aerarium)在管理上是相互分离的，但事实上，他同时掌控着这两笔资金。同样，在行省的管理上，也存在着帝国体制和宪制的差别。罗马军团驻守的边远行省显然更多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而在不存在战争可能性的本土，管理工作则更多由国家和元老院来执行。
如果我们要强调奥古斯都政权的宪制方面，或许可以称之为“元首制”，但“帝国”一词却永垂青史。“皇帝”(emperor)一词来源于“凯旋将军”(imperator)—在罗马共和国末年，当一位将领凯旋时，庆祝人群往往会在欢呼声中将这一头衔加在他的头上。
除了部署在罗马世界周边的军事行省的军团，皇帝所能倚仗的驻在帝国中心的一支核心武装力量，对他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护卫大队(praetorian cohort)是共和国时代将领的卫队单位，到了帝国时代演变为享有特权的精锐部队—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禁卫军驻守于罗马城附近，原由9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的规模可能为1,000人，下辖步兵和骑兵作战单位。他们的职责是保卫皇帝。
公元前2年，两名军官被授予禁卫大队的指挥权，作为禁卫军统领，提比略（Tiberius，奥古斯都的继任者）的参谋赛扬努斯（Sejanus，即卢修斯·埃利乌斯·塞努斯）获得了危险的权力。在随后的日子里，禁卫军意识到，皇帝非常依赖他们。他们拥有了废立皇帝的大权。
禁卫军士兵。共和国时代已有禁卫军，但后来由于把持皇帝的废立而变得臭名昭著。
有3个都会大队(urban cohort)驻扎在城内，其职责也是维护城市的治安。他们听命于自己的长官，每个大队由一名保民官统率。事实上，他们所肩负的政治意义与禁卫军相当，但薪饷待遇并不高。
此外，还有7个被称为“消防军”(cohortes vigilum)的大队，肩负着救火与维护夜间治安的任务。其他常驻意大利的部队还有部署在米塞纳和拉文纳海军基地的海军。这些单位有时会被派去干与杂役和工兵一样的苦力活，提供军事支援或援建公共工程。
1世纪的军团士兵
彩图中描绘的是一名公元75年至100年间的普通士兵的形象。他头戴典型的被称为“帝国-高卢式”的头盔，身穿分段式铠甲，这种铠甲于公元30年至40年间投入使用。斯格特姆盾如今有了两条直边，我们可以在图拉真纪念柱上的一幅浮雕中见到这种造型的盾牌。这种盾牌可能为禁卫军大队所用。两支分别增加了不同重量的派勒姆，在公元80年之前得到了应用。格雷迪乌斯的造型已略有改动，如今剑身的两侧呈相互平行状，剑尖也变短了。他穿着传统的羊毛束腰外衣和卡里加战靴，还戴着一条领巾，以免脖子被护颈甲片磨伤。领巾很快在辅军部队中流行开来，尽管他们穿的是锁子甲而非板甲。军用腰带仍得到使用，但腰带配件已不像以前那么精致。这种简约之风将持续到2世纪，精美的饰钉随之消失，腰带变得越来越短，并最终被一种穗状垂带取代。铠甲的造型也日益简化。军团士兵也开始像辅军士兵那样，在束腰外衣下穿一条马裤。图中人穿的分段式铠甲属于早期版本，带有精致的青铜铰链片和固定用的扣式皮带。
片甲
下图展示的是造型较为简单的“纽斯特德式”铠甲，自约公元75年至80年起开始得到应用。青铜铰链片已被普通的铆钉取代，固定用的扣式皮带则被坚固的钩子取代，底部的两片带状甲片被一片宽大的甲片取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个别甲片是用装在内侧的皮带连接在一起的。小图则展现了甲片前端的扣件的细节。这种铠甲一直被应用到3世纪或更晚。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所知的“淘汰”概念在古代世界是不存在的，因而这种铠甲的早期版本一直与新版本并行。
帝国的边境
在这个罗马海军的身影可以说无处不在的时代，其地位却总是低人一等。然而，奥古斯都为了维持海军的存在可谓是煞费苦心，因为他需要保证意大利与各个行省之间交通畅通。在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被击败后，相当多的海军转而效忠于屋大维，因而他得以在地中海的东部、西部以及黑海建立一支支舰队。其他海军分队则在多瑙河、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执行任务。由奥古斯都的指定继承人提比略指挥的伊利里库姆战役，确保了经埃格纳提亚大道和塞萨洛尼卡前往东方的道路的安全，而设在拉文纳的海军基地则进一步确保了亚得里亚海免遭海盗侵扰。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地中海的治安状况通常是良好的。他是罗马最后一位能够有效遏制海盗势力的管理者。
全力控制海路的政策，是帝国时代行省道路工程的自然产物。共和国时代的意大利拥有良好的道路体系。除此之外，前文提到的埃格纳提亚大道和从罗讷河延伸至比利牛斯山的多米蒂亚大道也是共和国时代的成就。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新修建的阿尔卑斯山山道令罗马与多瑙河之间的交通更为通畅。这些带有典型罗马式平直特征的道路尽可能地依附于高地之上，是为了满足军事需要而修建的。但与此同时，它们也自然而然地为商旅打开了往来通道，对不同文明间的正式接触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最初被认为是个懦夫，但他用能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帝国建设者。
1世纪时扩大了帝国的疆域，然后守卫着帝国的边疆的各军团，按照番号和编号分组，但某些军团的编号有所重复。军团取名是为了纪念军团的保护人或创建者，例如奥古斯塔军团，或是涉及军团历史上的某些事件，抑或是为了表明它们的驻地，如马其顿军团或高卢军团。奥古斯都的军队原由28个军团组成，但其中3个在公元9年的那次惨败中全军覆没。当时，奥古斯都手下的将领普布利乌斯·昆克蒂利乌斯·瓦卢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在条顿堡森林遭到了奸诈的日耳曼酋长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伏击。因此，这3个不幸的军团的编号此后再也未曾出现在罗马军团的序列中。
管辖一个帝国行省的罗马总督，往往就是皇帝手下的一名使节(legatus)。除了军团，包括骑兵部队在内的辅军部队也是行省驻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辅军部队（在公元前1世纪初由外国军队组成）再次开始招募罗马公民入伍。部分原因在于，到那时为止，许多意大利以外地区的社区和个人都得到了罗马公民权。阶层差异消失了，辅军部队趋于与军团融为一体。永久性边境驻地的辅军骑兵和步兵部队起初是从边远行省派驻的，但为了方便起见，辅军部队逐渐变成以就地征募的形式组建，军团成员与辅军士兵之间的区别因而再度变得模糊不清。然而，军事政策更偏好独立的骑兵战术。自图拉真(Trajan)统治时期起，由未罗马化的部落组成的作战单位（被称为“numeri”）被征召入伍，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扮演的角色与更早时期的辅军部队是一样的。
瓦卢斯统领的罗马军队在日耳曼地区遭遇的惨祸，是罗马人试图将边界向东推移至易北河的结果。这一事件的后果是，罗马历代帝王开始满足于依靠惩罚性和报复性的军事行动，来维护位于莱茵河地区的势力范围，就像尤里乌斯·恺撒之前所做的那样。奥古斯都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明确表示，他的领土野心并不是永无止境的。然而，立足于守势往往意味着将遭到敌人的主动进攻，因此奥古斯都为保卫帝国的多瑙河疆界可谓是费尽心机。
伊狄斯多维索战役（公元16年）
两军在威悉河以北展开阵列。日耳曼军的右翼一直延伸进森林，中军（切鲁西部落）位于一片高地上，左翼则占据位于河畔的平原地区。辅军部队组成罗马军的前列，并得到轻装部队的支援。第二列横队由禁卫军部队和4个军团组成，其余部队组成第三列横队，而骑兵部队则被部署在侧翼的开阔地带。罗马人向前推进，而日耳曼中军则发动了冲锋。日耳曼尼库斯命令自己的骑兵迂回至敌军后方及侧翼。日耳曼人的冲锋仅攻克了罗马军前列的中央部分，这一地段的日耳曼人几乎突破至弓箭手阵地。然而，日耳曼军的两翼却朝着相反的方向逃跑：其中一翼从河流逃往森林，另一翼则从森林逃往河流。日耳曼中军在斜坡处被击退，日耳曼军随即全线崩溃，许多人被杀，阿米尼乌斯逃走了。罗马人撤回莱茵河。
边境线设在何处最合适？这个问题留下了不确定的空间，在某位头脑不正常的皇帝统治时期显得尤为突出，如盖乌斯（即卡里古拉［Caligula］）就证明了这一点。他那令人费解的犹豫不决很可能损害了罗马的威望，而他的继任者、温和的克劳狄乌斯(Claudius)所采取的扩张政策，对于彻底粉碎边境外的敌人对罗马帝国真实实力的幻想而言或许很有必要。渴望着军事威望的克劳狄乌斯，先后将毛里塔尼亚和不列颠并入帝国版图。在图拉真的努力下，罗马的统治疆域得以进一步扩大，他吞并了亚美尼亚，并短暂地占领过很大一部分的帕提亚领土。然而，罗马始终未能迫使帕提亚彻底屈服。
早期帝国辅军部队
随着帝国扩张的步伐放缓，固定疆界形成，新的战略被制定出来，以保障边境地区的安全。巡逻、阻击突袭者以及各式各样的边境部队所担负的职责，落到了辅军部队的肩上。（军团被部署在边境以内，既可作为战略预备队使用，又能对可能发动叛乱的行省起到震慑作用。）辅军部队被编组为一个个步兵大队、骑兵翼部队和步骑混合大队。步兵大队下辖6个百人队（每队80人，共480人），外加军官团和其他编外人员，名义上拥有500人，因而被称为“五百人大队”(cohors quingenaria)。其他步兵大队由10个百人队组成，被称为“千人大队”(cohors milliaria)。骑兵部队也建立了“五百人”(quingenaria)和“千人”(milliaria)两种大队，前者下辖16个中队（每队32人，共512人），外加军官队伍和编外人员，后者则包括24个中队。混合兵种大队(cohortes equitatae)的编制仍存在一些不明之处，但它的两种单位可能分别包括480名步兵加128名骑兵（4个中队）及800名步兵加256名骑兵。在作战时，拥有马匹的人员被编为骑兵队。他们可以看作后世的“龙骑兵”的对应物，因为他们的马匹数量不足，其装备也不像骑兵翼部队那样精良。
辅军骑兵（下图）
图中人的所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100年前后。他头戴最新型号的头盔，盔碗处带有十字形加固物。他的铠甲为锁子甲，但也穿鳞甲。一面椭圆形的平直型盾牌，构成了其护具的最后一块拼图。他的兵器是一柄由凯尔特人发明的长剑（斯帕达），以及一支适用于投掷或过肩直刺（罗马骑兵一般不会将他们的标枪平夹在自己腋下）的轻型标枪（兰西亚）。历史学家约瑟夫也曾提到，他们的马鞍上系着一袋标枪（轻型标枪）。这一点得到了阿里安的证实，据他关于骑兵演习的著作记载，骑兵在一轮冲锋中会掷出多达20支标枪。
辅军步兵（下图）
图1展示了辅军的标准装备，包括一面扁平的椭圆盾、两支轻型长矛和一柄格雷迪乌斯。图2是被称为“Hispanorum scutata”的大队中的一名西班牙士兵，装备一面斯格特姆。图1和图2展示的均为公元100年前后的士兵。图3描绘的是被称为“gaesatorum Raetorum”的大队中的瑞士辅军士兵，身上穿的是公元250年前后的冬装。他穿鳞甲，装备着重型标枪(gaesum)，他所在部队也因此得名。步兵部队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弃用格雷迪乌斯，换用斯帕达的。
武装叛乱
除了边境战争，1世纪时的罗马军队也曾多次奉命镇压地方叛乱。我们所能得到的相关信息往往极为稀少，但这类叛乱似乎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要将这些动机中涉及的地方居民的不满和民族诉求区分开来，并不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新近制伏的省份（如不列颠等）或许会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叛乱的发生地。可能臣属于曾与恺撒交战过的卡西维劳努斯的卡图维勒尼部落，如今已将统治范围拓展到了不列颠东南部。一名流亡的不列颠贵族请求罗马人帮他对付他的父亲库诺贝利纽斯（Cunobelinus，即辛白林［Cymbeline］），这给了皇帝盖乌斯一个入侵的借口，但盖乌斯只满足于自己在高卢的海峡（即英吉利海峡）沿岸举行的一次示威性的军事游行，并将其宣传为一次征服行动。当类似的机会自己送到继任皇帝克劳狄乌斯面前时，得到了他的认真对待。罗马人如今不得不与不列颠贵族卡拉塔库斯（Caratacus，亦写作“Caractacus”，但并不被广泛接受）作战，后者被击败了。卡拉塔库斯避难于与罗马有着盟友关系的不列颠北部的女王卡蒂曼杜阿(Cartimandua)处，但她背叛了他，卡拉塔库斯及其家人一道作为战俘被送往罗马。克劳狄乌斯大度地饶恕了他的性命。
于公元60年揭竿而起的博阿迪西亚（布狄卡）并不是卡西维劳努斯统治家族的成员，但在她丈夫去世后，她成了爱西尼人的女王。罗马官员苛刻且带有侮辱性的对待迫使她起来反抗。此前一直在未开化的威尔士西北部作战的不列颠总督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保利努斯（他曾在近20年前征服毛里塔尼亚的行动中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火速赶回，博阿迪西亚战败自杀。然而与此同时，卡姆洛杜努姆（科尔切斯特）、伦敦和维鲁拉米恩（圣奥尔本斯）已惨遭洗劫，许多罗马人和他们的不列颠追随者死于非命。
图拉真得到了后人的敬仰，但他对帕提亚人取得的胜利耗资巨大，也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即使考虑到叙述历史的塔西佗是他的女婿，格奈乌斯·尤里乌斯·阿格里可拉也无疑是一位富有才干且精力充沛的官员。他在不列颠时从属于保利努斯，也还曾在帝国其他地区任职，他后来于公元78年被任命为总督。他的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倘若塔西佗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地理学上，他本可成为一位更优秀的军事史学家。对于格劳庇乌山战役的爆发地点或塔淖斯河的位置，他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任由我们猜测前者位于苏格兰某地，而将塔淖斯河定位于泰恩、特威德、泰乃至索尔威。幸运的是，考古发现助了我们一臂之力，使我们得以追寻阿格里可拉的活动轨迹。无论如何，他将自己的胜利征程延伸进了苏格兰高地。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他绕着整个不列颠岛航行了一周。在沙场上屡建功勋的同时，他在为政方面也多有亮点。
布狄卡战争的发生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罗马人横征暴敛的行径，在共和国时期，类似的事件令地中海东部世界的情感天平倒向了米特拉达梯。罗马人的贪欲频频为他们招来灾祸，并于公元21年引发了著名的由尤里乌斯·萨克罗维尔(Julius Sacrovir)领导的高卢人起义。萨克罗维尔是一名罗马化的高卢贵族，来自尤里乌斯·恺撒的老盟友爱杜伊部落。他最终被上莱茵行省（上日耳曼尼亚）总督击败，自杀身亡。然而，类似的恶政继续在各地点燃着革命的烈火。像阿格里可拉这样的管理者并非俯拾皆是，而是凤毛麟角。公元89年，上莱茵总督卢修斯·安东尼乌斯·撒图尔尼努斯(Lucius Antonius Saturninus)起兵造反，导致皇帝图密善在忧心之下发动了一次北方远征。然而，下莱茵行省的总督依旧忠于皇帝，撒图尔尼努斯因而战败被杀。与其结盟的东日耳曼部落在渡过冰封的河流时受阻，显然是河流突然解冻的缘故。这次叛乱的具体原因无法确定，但人们又一次认为，财税方面的问题是核心因素。
在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动中，属于1世纪帝国史组成部分的是约瑟夫曾参与其中的犹太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中不仅有经济因素，还包括宗教情感遭到侮辱的事实。罗马人在宗教方面往往采取宽容政策，但并不懂得如何同不容异说的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均属此类）打交道。当触目惊心的攻城战结束，耶路撒冷落入未来的帝国皇帝提图斯之手（公元70年）后，暴行并未就此终结。伴随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座城市被彻底夷为平地，导致其他行省的犹太人发动了一连串的起义。起义达到高潮时（公元115—116年），暴动的烈火燃遍了叙利亚、塞浦路斯、埃及和昔兰尼加。由此造成的伤亡据称达数十万之多。这些事件最终转而在巴勒斯坦地区引发反响，激起了巴尔·科赫巴(Bar Kokhba)的起义。我们于近年来在死海山洞发现的文献中，得到了关于这次起义的某些信息。
布狄卡起义（公元60年）
战役概况
布狄卡揭竿而起，同罗马占领军交战。在洗劫了卡姆洛杜努姆、维鲁拉米恩和伦迪纽姆之后，她的军队沿着沃特林大道朝西北方向行进。
1 总督苏维托尼乌斯·保利努斯将一支匆匆集结起来的军队安置在一条易守难攻的隘路上，其两侧和后方均被林木繁茂的山地保护着。不列颠人认为自己即将取得一场唾手可得的胜利，让没有战斗力的己方家眷站在一个巨大的半圆形车阵内观战。他们自己则向那条狭窄的隘道猛扑过去，但迎接他们的是雨点般的派勒姆和罗马军队的冲锋。军团士兵排成一个个楔形编队。
2 罗马人的楔形编队紧紧压迫着不列颠人，以至于后者无法使用自己的兵器。他们被推挤得连连后退，又被观战队伍堵住了去路，一场大屠杀旋即上演。罗马人毫无怜悯之心，可能有50,000多名男女和儿童被杀，而罗马人只损失了400～500人。战败的布狄卡沦为阶下囚。
公元69年的事件
1世纪时帝国政府治下发生的叛乱表明，行省地区的不满情绪往往足以为某些野心家提供作乱的机会。他们也证明了，自己的才干足以为那些含冤受屈的族群提供出色的军事领导。由于罗马元素和地方元素在军队中实现了融合，这样的情况便愈发不可避免。萨克罗维尔、撒图尔尼努斯乃至歼灭瓦卢斯军团的阿米尼乌斯，都是或曾经是罗马军队的军官。行省的叛乱者尚没有能力将目标定位为颠覆帝位，并将皇帝的权力转交到叛乱者选定的对象手中，但这一幕的发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如果我们对公元69年的事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义，可将其描述为一场内战而非叛乱，但这些事件是由之前发生的军事及政治事件引发的必然结果。在邻近的上莱茵行省军队的打击下，起兵造反的罗马化的高卢人总督尤里乌斯·文德克斯(Julius Vindex)兵败身亡。然而，他所支持的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Sulpicius Galba，他虚伪地宣称要恢复共和政体）控制着西班牙的军团。当罗马的禁卫军拥立加尔巴为帝时，奥古斯都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尼禄含泪自杀了。不久，加尔巴即在罗马被扶上帝位，但他提名的帝位继承人令追随他的将领马尔库斯·萨尔维乌斯·奥托(Marcus Salvius Otho)感到失望，后者当即与禁卫军勾结在一起。奥托成功地谋害了加尔巴，但这颗胜利果实他没能享用多久，原因正如塔西佗所评论的那样，加尔巴的短暂成功已揭示了一个秘密：皇帝可以在罗马以外的地方被拥立。因此，连对禁卫军进行鼓动都不再是必要条件了。
奥托遭到了驻莱茵军团的指挥官奥卢斯·维特里乌斯(Aulus Vitellius)的挑战。驻东部和多瑙河边境的军团旗帜鲜明地支持奥托。但即使东部军团的支持是发自真心的，他们也是鞭长莫及，而多瑙河军团的进军速度又太慢了。维特里乌斯的部将在克雷莫纳附近为他拿下了一场关键的胜利，而维特里乌斯本人则在奥托自尽后，找了个方便的时候前往罗马。然而，东部军团此时向维特里乌斯摊牌，宣布拥立60岁的将领韦斯巴芗（即提图斯·弗拉维乌斯·韦斯巴西安）为帝。韦斯巴芗有能力切断亚历山大港的谷物运输线，而且除此之外，多瑙河军团也支持他。意大利遭到入侵，会战再次在克雷莫纳爆发。维特里乌斯想和身在罗马的韦斯巴芗的哥哥达成协议，但为自己的支持者所阻止。在随之而来的战役中，韦斯巴芗的哥哥被杀。然而，在克雷莫纳会战中获胜的一方很快就来到了罗马。维特里乌斯被抓住后惨遭活活拖死。
维特里乌斯之前将禁卫军遣散，以自己的莱茵兰军团取而代之。因此，他的部下自然是支持他的，但他们无力抵挡入侵而来的行省军团的怒火。一个行省的军团与其他行省的军团互不相容的情况，或许就是从这一时期起变得司空见惯的。显然，在共和国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中普遍发生的一幕，如今再次上演了。直到尼禄身亡，王朝的威望仍能够保证罗马国祚的延续，但必须有一位拥有非凡能力的领袖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幸运的是，韦斯巴芗就是这样一位领袖。他当了10年皇帝，于70岁时去世。他的儿子提图斯（即提图斯·弗拉维乌斯·韦斯巴西安）和图密善（即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图密善）先后继位为帝。
哈德良的青铜像。可能是为了纪念他于公元122年造访伦敦而铸造的。
高卢局势的复杂化，是韦斯巴芗登基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巴达维亚辅军部队（其兵员募自莱茵河三角洲地区）的指挥官尤里乌斯·西非利斯(Julius Civilis)曾应意大利的韦斯巴芗部将的要求，采取过一次意在转移维特里乌斯注意力的敌对行动。这给了西非利斯自行发动叛乱的机会。他与高卢民族主义运动联手，后者意在建立一个高卢帝国，以取代表面上已摇摇欲坠的罗马权威。高卢民族主义运动很快就失败了，但罗马人从中吸取了一个军事教训：由异族组成、由异族领袖统率的罗马部队，很容易就会成为罗马人的麻烦。罗马人未来的政策倾向于将异族军队部署在远离其本土的地方，并尽可能地实现辅助作战单位的多民族化。至于西非利斯，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命运究竟如何。原始资料的相关记载在此戛然而止，我们只能看着他的身影被永远定格在与一位富有说服力的罗马指挥官谈判的那一刻。
边境的稳定
公元96年，图密善被害，家庭纠纷是他死于非命的致因。然而，这件事令公众拍手称快。除了其他败笔，这位暴君在继承人的安排上也无法令人满意。元老院指定了一位新的“第一公民”—马尔库斯·科西乌斯·涅尔瓦(Marcus Cocceius Nerva)。塔西佗很高兴地从这一遵从宪政的行为中看到了共和情结的复苏。当涅尔瓦登上帝位时，他已是一位老者。他同样膝下无子，执政一年后，他指定一位忠实而能干的将领马尔库斯·乌尔皮乌斯·图拉真努斯（Marcus Ulpius Traianus，即图拉真）为共同执政和继任者。这一任命颇为及时，因为涅尔瓦在第二年年初就去世了。在图拉真执政时期，帝国的扩张行动又开始了，作为罗马最伟大的军人皇帝之一，他以足够精明的眼光任命了一位同样伟大的继任者。正规的提名和批准流程，往往能够确保帝位继承人在令人满意的程度上远胜于普通世袭制度产生的帝位继承人。这一制度通常保证继任者将会成为一名军事指挥官，因为除了涅尔瓦等少数例外，只有军人出身的继任者才有希望幸存。帝国赖以为生的防御与政治体系都是以军队为后盾的。至于帝位继承人的批准流程，罗马人对法制的敬仰为其披上了一层血脉亲情的神圣外衣。我们或许可以将其与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已有理由对这种关系加以注意—进行类比。
哈德良长城。它其实是由一连串要塞和里堡(mile-castle)组成的，并以一道城墙相连。它沿着不列颠的土地，从泰恩河一直延伸到索尔威河，构成了一道抵御北方蛮族的防线。
哈德良（即普布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努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凭借姻亲关系成了图拉真的被保护人，并在后者死后登上帝位。他在很多方面采用了与其前任相反的政策。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与图拉真之间孰是孰非。时代正在改变。亚欧民族的不断西迁，意味着罗马边境线的压力在持续增加。在图拉真时期，帝国的疆域达到了空前辽阔的程度。哈德良认为，必须收缩防线并加以巩固，这一政策以在易遭入侵地区修建固定工事、烽火台和壕堑为标志性事件。一排以栅栏相连的堡垒群，保护着位于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哈德良的名字与从泰恩河延伸至索尔威河，横跨不列颠北部的罗马边境工事联系在一起。这排以壁垒相连的堡垒和基地兵营，取代了之前那一连串略微向南延伸的堡垒链。“哈德良长城”是这位皇帝于公元122年访问不列颠的产物；哈德良将其统治生涯中的大量时间花费在巡访这些边远行省上。这些存在于帝国多个地段的城墙，是罗马在边境地区采取防御政策的例证。将这条要塞链连接在一起的，是一条用途明确的大道，军队可以沿着这条大道顺利而迅速地行军。
在哈德良的继任者、尽职尽责的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公元138—161年在位）的治理下，帝国的地中海核心地区度过了一段相对和平而富足的时光。但这种社会幸福安定的局面，是以边境地区长期处于居安思危、厉兵秣马的状态为代价换来的。在不列颠，安东尼试图将边境线向前推—就像他在日耳曼做的那样。他建起一道位于鹅卵石地基之上并铺有草皮的土堤，从而在更远的北方形成了另一道从福斯河直至克莱德河的城墙。但该地无法再戍守的时刻到来了，仅过了23年，罗马方面就决定将边境线再一次向南收缩。这样一来，罗马的不列颠行省就只能靠哈德良的石制城墙来保护了。
哈德良长城上的一座要塞，位于诺森伯兰的切斯特附近。图中展示的是要塞中浴室部分的坚固废墟。
尤里乌斯·恺撒曾依靠机械的力量，来解决人力所不能及的问题。在与蛮族作战时，罗马人在数量上始终处于下风，因此力求以技术的助力来弥补人力方面的不足。对于奥古斯都先前的勃勃野心而言，28个军团的兵力未免显得不足，当他在瓦卢斯之败中失去了3个军团后，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必须减少在军事方面的投入，并缩短帝国边境线的长度。
部署在边境地区的戍守部队的民族成分并不单一（我们在前文已讨论过这项政策出现的原因）。但他们与当地妇女发生了关系，其结果往往是移民社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从而使他们习惯了定居生活，缺乏移动的欲望，这对他们很不利。然而，在罗马统治不列颠的数百年间，驻于此地的各个军团为应对来自帝国其他地区的压力，在不同时期先后撤出了那里。尽管此时这些军团已并非清一色的一线部队，但他们的撤离还是不可避免地为来自北方和海上的入侵者打开了进入不列颠的大门。
马尔库斯·奥勒留的使命
在安东尼·庇护于公元161年去世后，马尔库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接替了元首一职。他也具有哲学家式的安静性情，但与前任不同的是，他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长期战争的威胁。事实上，他能够以旺盛的精力和坚定的决心，完成了这一富有挑战性的军事使命，这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对自己天性的情感层面上的胜利，这也使他成为一个实践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学院哲学家。
对帕提亚的战争（公元162—163年）只是蛮族入侵多瑙河前线（公元166年）的前奏。这件事已令人清晰地认识到，帝国国防方面的责任已经超出了单个皇帝的能力范围。皇帝指定的继任者—他如今往往会得到“恺撒”的头衔，也是皇帝的共同执政者。对马尔库斯·奥勒留来说不幸的是，他的共同执政者是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后者的任命源自哈德良的决定。马尔库斯打算将帝国的统治权与之共享，这件事或许表明，他很不擅长判断他人的品质。这样一来，维鲁斯就在共同议事的基础上获得了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地位。维鲁斯担负起指挥对帕提亚战争的职责，能干的部将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为他赢得了胜利。
帕提亚的主要城市接连陷落，但这次胜利与图拉真的那次胜利无异，尽管西面的领土被吞并了，却无法将帕提亚变成罗马的永久领土。罗马人和帕提亚人以各具民族特色的兵器对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战争不再是训练有素的军团士兵和一群群不计其数的骑射手之间日复一日的厮杀。记载过哈德良时代的军事战术的阿里安，证实了这一时期罗马军队在武器盔甲和作战方式方面的多样化。图拉真纪念柱与其他纪念碑为我们讲述着类似的故事。罗马人在己方队列中部署了身披帕提亚式锁子甲的重骑兵，也不缺乏能与帕提亚人针锋相对的弓箭手。如果他们始终无法将帕提亚帝国并入本国疆域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部队去镇守已征服的领土。无论如何，广阔的沙漠地区都是难以统治的。
兵力的不足也表明，罗马的多瑙河防线担负着沉重的压力，并且需要强调的是，此时罗马在这一地区面临的防御任务十分严峻。形形色色的蛮族部落在压力下被迫向西、向南迁徙，他们翻过阿尔卑斯山，来到亚得里亚海最北端的阿奎莱亚。意大利遭受着自辛布里战争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威胁，但蛮族并未攻占阿奎莱亚，因为他们缺乏用于攻取要塞化城镇的器械。尽管马尔库斯·奥勒留的共同执政者的能力较差，他的将军们却在多瑙河前线表现良好。无论如何，当卢修斯·维鲁斯于公元169年在战争中死去时，指挥作战的责任就落到了马尔库斯一个人身上。
多瑙河上游地区的日耳曼部落，之前似乎与更东边的萨尔马提亚人有很好的合作。罗马军队只能依靠他们的机动性和速度，疲于奔命地应付着一个又一个威胁。经过一连串的苦战，入侵者被击败了，他们被迫退回多瑙河对岸，蛰伏不出。但这样的战争也把整个边境防线模式带向终结，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罗马的战略家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以区域要塞化来取代线性防御体系。
不幸的是，人力不足的问题在马尔库斯·奥勒留时代变得格外致命，原因在于军队从东方战场上带回了毁灭性的瘟疫。人力方面的极度匮乏，迫使马尔库斯组建了一支日耳曼民兵部队，并将他们安置在帝国边境地区，用于抵御外来的日耳曼人的威胁。作为服兵役的报酬，这些迁居者占得一块土地。随着边境线逐渐模糊化，罗马人的民族成分也越来越复杂了。马尔库斯·奥勒留和他的将领们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多瑙河一线的安全，但蛮族部落在多瑙河以北的庞大边境行省达契亚（之前被图拉真吞并）获得了通行权，得以与东面的同胞保持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如今创造了几片隔离地带，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隔离地带有可能演变为外来势力的半自治区。
马尔库斯·奥勒留可能本来可以令多瑙河以外的地区变得更为安定，但在公元175年，他不得不应对自己在东部的副手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掀起的叛乱。卡西乌斯似乎误信了马尔库斯已死的假情报，几乎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反叛行动积蓄力量，就被手下的一名百夫长杀死。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相较于皇帝那无能的儿子康茂德(Commodus)，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康茂德最终成了帝国的共同执政与皇位继承人。
赛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与他的军队
康茂德的统治持续了12年，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但康茂德并没有让这个问题成为自己的困扰。他最终在自己的禁卫军指挥官的阴谋策划下被杀，后者一度与其他心腹共享实权，并最终认为，现任皇帝已经没必要存在了。在第二年内有两位皇帝得立，旋即又被谋害，与此同时，禁卫军试图自行决定皇帝的人选。最终，他们拥立执掌多瑙河军团的赛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为帝。事实上，比起反复无常的禁卫军，多瑙河军团才是塞维鲁更为坚实的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