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到了5世纪，西罗马帝国已经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了，甚至连蛮族都没有兴趣去征服它。尽管东罗马帝国间或会沦落到仅剩君士坦丁堡未失的境地，但君士坦丁堡本身却屹立了上千年。
原始资料来源
我们对晚期罗马帝国的了解，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基督教作家的作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身处的位置让他们拥有写作这些事的权威。我们在前文提到过的恺撒利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与君士坦丁交情非浅。基督教作家的记录努力将异教作家的历史记载与《圣经》中的年表和宗教体系相调和，有时会显得冗长而费解，但基督的诞生日恰巧与奥古斯都治下的“黄金时代”及罗马帝国的建立时间一致，这提供了一种神意的解释，如果基督教作者这么解释也无可厚非。无论如何，我们千万不可将那些古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与那些记载古代事件的中世纪编年史家混为一谈。4世纪末5世纪初的哲罗姆(Jerome)和奥罗修斯对异教的文化和学问了如指掌，他们批评这些文化与学问，同时又将其用作自己的目的。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大体上仍是异教盛行的时代，因而他们绝没有完全与异教思维习惯相隔绝。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一枚钱币。他支持基督教，并在拜占庭建造了一座新的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
异教信仰自然并未随着君士坦丁的改宗而突兀地终结。君士坦丁去世后，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另一位信仰异教的皇帝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尤利安努斯（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即“叛教者”尤利安）成了罗马世界的统治者。他那试图复兴异教信仰的行为，只可被视为一种开历史倒车的徒劳之举，但他的观点和态度在同一时期异教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特别是阿米亚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历史》。阿米亚努斯在高卢战争和公元363年的波斯战役（皇帝尤利安命丧此役）中追随尤利安。他是安条克的希腊人，但最终定居于罗马，并用拉丁文书写自己的《罗马史》，以飨罗马读者。如果这部历史作品能完整地保存至今的话，它本该以公元96年，也就是塔西佗作品终结的年份的历史事件为开头。事实上，残本是以正值君士坦丁大帝第三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时期的公元353年为开头的。该作品对尤利安发动的波斯战役的记载极为详细，但并不完全是根据个人经历写成的。阿米亚努斯与佐西莫斯至少共用过一份重要的史料，后者对这一战役的记叙同样异常详尽。
除了历史作品，我们还应提及维盖提乌斯·雷纳图斯(Vegetius Renatus)的著作，此人是4世纪时的一名文职人员，撰写过一篇关于罗马军事技术的论文。然而，维盖提乌斯的作品尽管是一份重要的军事资料，但在年代顺序上却并不严谨。同样极具价值的还有现存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抄本，是一份记录了4世纪末帝国东、西部分的民事与军事职位的清单。
欧亚民族掀起的持续不断的西迁浪潮，令罗马帝国边境承受的压力日益增加。这幅地图展现了2至5世纪时局势的发展。
至于之后罗马城和西罗马帝国因蛮族的涌入而变得面目全非的那段时期，以及特别是关于雄才大略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统治时期（公元527—565年），我们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希腊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厄斯(Procopius)。普罗柯比厄斯凭借其在后勤方面的才干，效力于查士丁尼朝的无敌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麾下，他撰写的《战史》(History of the Wars of Justinian记录的是查士丁尼时代的事，此书至今尚存。在这部作品中，他既使用了与自己有来往的目击者的证言，也采用了先前的历史记录。
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们进行历史调查时所受到的时序限制有关。普罗柯比厄斯的《战史》是由诗人阿加提阿斯(Agathias)续写的，但阿加提阿斯在得以继续深入开展这项工作之前就去世了。因此对于之后的历史，我们只能依赖日后的希腊裔拜占庭史学家如格内修斯(Genesius)和赛奥法尼斯(Theophanes)，以及一些佚名历史学家的记录。在著作原本已佚但姓名尚存的作者中，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和普利斯库斯(Priscus)无疑值得关注，他们曾担任过外交官，因而能够与匈人近距离接触。
在西罗马帝国，学者兼官员弗拉维乌斯·马格努斯·奥勒良·卡西奥多鲁斯（Flavius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公元490—583年）留给我们一部用拉丁文写成的罗马史纲要。他的《哥特史》(History of the Goths尽管已散佚，但在至今仍存的约达尼斯(Jordanes)的历史记录中留有概述。约达尼斯可能是一个罗马化的哥特人，生活在公元550年前后。他的这部作品也收录了许多卡西奥多鲁斯从普利斯库斯著作中摘录的与匈人相关的信息。
罗马帝国的终结
通常被认为乳臭未干的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是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他于公元476年被一位名叫奥多亚塞(Odoacer)的日耳曼军官废黜并取代，后者曾效力于多名罗马军事长官麾下。奥多亚塞满足于以国王身份统治意大利的现状，承认了君士坦丁堡的东部皇帝的宗主权，也没有为自己争取传统的帝王头衔和荣誉。无论如何，被夺权的罗慕路斯当初是依靠自己父亲的政变登上帝位的，也算是篡位者，因而得不到东部皇帝的承认。然而，放弃皇帝头衔这件事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也令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们有理由终止自己的记录。
罗马的历史并无明确的终结日期，所有得到认可的终结性事件其实都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希腊-罗马文明并未崩溃或被推翻，只是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变得面目全非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制度、假想和观点仍与我们同在，并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以经过伪装和公开的形式得到了存续和复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部历史想要成为世界史的难度都变得越来越大，而我们的形式感要求每个故事都应该有开头、中段和结尾。除了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在罗马历史学家的作品中，还有各种可能的时间点来作为这个古文明的终点。
公元395年，伟大但有些固执的基督教帝王狄奥多西(Theodosius)去世，将罗马世界留给了他的两个无能的儿子阿卡狄乌斯(Arcadius)和霍诺留(Honorius)，前者得到了帝国东部的统治权，而后者则执掌帝国西部，这令帝国的两个部分之间长期处于不和状态。长期以来帝国的东部希腊地区和西部拉丁地区就存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如今的安排只是将这种差异以政治形式表达出来，这在戴克里先的分治制度中就已有征兆。这种差异在教会的历史记录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将帝国的统一局面就此终止的时间点（即狄奥多西大帝去世之日），定义为“罗马帝国终结”的那一刻。
斯特拉斯堡战役（公元357年）
* 某些作战单位的规模及序列信息可能并不完整，因而给出的是估计数字。
战役概况
尤利安同日耳曼国王克诺多马率领的部落军交锋。他在8月里的一天，顶着炎炎烈日，于正午之前行进了约21英里（34千米）。尤利安引领着全军，左翼部队翻过一座山丘，朝着日耳曼人推进。由于怀疑森林中设有伏兵，他们停下了脚步，排开阵形，并展开前哨战。在步兵部队的坚持下，日耳曼骑兵下马作战，因为前者害怕被抛弃。
日耳曼人发动冲锋（图中1处），导致罗马骑兵惊慌后撤，具甲骑兵部队指挥官当场被斩杀（图中2处）。罗马军左翼坚守。巴达维亚和雷吉辅军部队发动冲锋，支援科努提部队和布拉齐亚蒂部队（图中3处）。后撤的具甲骑兵部队遭到军团士兵的堵截。经尤利安的重新整编后，他们回到了战场（图中4处）。罗马军左翼向前推进（图中5处）。日耳曼军队在一队贵族的率领下突破了罗马军的中央阵线（图中6处）。他们遭到帕里马尼军团的阻击，最终被击退。罗马人继续将日耳曼人逼得节节后退，并最终崩溃（图中7处）。屠杀随即上演，许多人溺死在莱茵河里。克诺多马被俘，他损失了6,000人。罗马人的损失为247人战死，1,000人（一说2,000人）负伤。
另一方面，罗马的尊严和权力令人惊讶地因天命所归的东部皇帝查士丁尼发起的征服行动而得到了恢复。这位名叫弗拉维乌斯·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努斯(Flavius Petrus Sabbatius Justinianus)的帝王，在公元527年的加冕典礼上得到了“奥古斯都”的头衔。查士丁尼将自己的权威扩展到了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他的军队在这些地区战胜了汪达尔和哥特入侵者。他还在东部边境与波斯人维持着或战或和的关系。查士丁尼同样对和平时期的文化艺术有着杰出的贡献，许多建筑精品和民事工程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这方面最伟大的成就，自然是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意为“神圣智慧教堂”）。查士丁尼在法律方面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下令编纂的罗马法与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都是伟大的杰作。不幸的是，与很多拜占庭皇帝一样，神学争论成了其统治时期的麻烦事，这种纷争不仅困扰着僧侣，也影响着广大民众。如同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样，宗教分歧成了政治层面的野心和欲望加以利用的把柄。在君士坦丁堡，宗教观点成了战斗的口号和忠诚的象征。如果你在竞技场上支持绿党赛车手的话，你就会对某些与圣父和圣子关系有关的事深信不疑，同时在情感上偏向皇室家族的某个分支而非另一个分支。按照常理判断，忠诚之心往往是一种“一揽子买卖”，但君士坦丁堡之事却成了人类那无可救药的党同伐异之心极为荒谬的实例。
在查士丁尼于公元565年去世后，他的庞大帝国立刻崩溃了，并且君士坦丁堡政府一度只想固守首都的城墙。但是又一次，如希拉克略（Heraclius，公元610—641年在位）和伊苏利亚的利奥三世（Leo III，公元717—740年在位）这般雄才大略的帝王，拯救了文明。西部行省的剩余部分以拉文纳“总督辖区”的形式得以继续存在。该辖区最终落入伦巴第人（朗格巴德人）之手，这个日耳曼民族长期占据着意大利北部，那里当时仍以他们的族名来命名。或许，拉文纳沦陷的公元751年，可以被视为罗马历史另一个恰当的终结点。当然，这一终结的发生时间或许要早得多，也正因如此，罗马城于公元410年遭哥特人洗劫一事同样带有历史终结点的性质。但这件事只能被视为又一起纯粹的象征性事件，因为当时的罗马甚至算不上一个辖区或一个管区（diocese，辖区的次级单位，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被定义为一个民事部门）的首府。毫无疑问，它并不具备任何军事意义，只不过是一座享有尊荣的旅游中心，就像古雅典城在多年以前的结局那样，我们几乎可以将它看作某种类型的博物馆。
东部前线
查士丁尼是众多乐意与波斯人保持和平共处关系的皇帝之一，尽管他不得不为此付给对方一些好处。但波斯人并不这么想。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老对手在人力方面正捉襟见肘。当东、西帝国的其他边境地带也遭受着众多蛮族的攻击时，萨珊王朝的统治者认为，此时正是发动战争的大好时机。
自瓦勒良兵败后奥德奈图斯以罗马之名为其复仇以来，幼发拉底河边境的战争潮流已逐渐退去，并呈周期性变动之势。起初，戴克里先手下忠心耿耿的“恺撒”伽列里乌斯在波斯国王纳尔西斯(Narses)手下吃到一次败仗（又是在卡莱附近）。然而，他后来痛痛快快地报了仇，第二年（公元298年），罗马的东部边境继续向东推移，越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直抵底格里斯河。
4世纪时的宝石浮雕，展现的是波斯国王沙普尔正在俘虏罗马皇帝瓦勒良的场景。
公元359年，沙普尔二世(Shapur II)决心恢复波斯的疆域，他率军进入美索不达米亚，攻占了罗马的几座边境要塞。对于东部的紧急态势，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反应是被迫将军队从高卢召回，这支愤愤不平的军队在西部前线推选“恺撒”尤利安为“奥古斯都”。但他们正面临着来自边境地区的压力，当他们得以腾出手来为争夺帝位而战时，君士坦提乌斯死了，维护罗马东部权威的责任落到了尤利安一个人的肩上。他率军沿着幼发拉底河行进，并用河上的运输工具来加快自己的行程。在距巴比伦约50英里（80千米）处，他利用一条古代运河，将自己的船队送至底格里斯河。然而到了那里之后，他并没有将精力用于攻取波斯首都泰西封，而是在敌人的引诱下继续向东行进。由于交通线的拉长，他的军队陷入了补给不继的可怕境地。就连富庶的当地乡村也已遭到敌人的破坏。波斯人以先前帕提亚人袭扰罗马军队的方式不断袭扰他。尤利安于此役中受伤身亡，然后波斯人很快从某个无能的罗马军官（他被失去了皇帝的军队推选为帝位候选人）手中收复了美索不达米亚。在这场漫长的边境战争中，最终的决定权可能操持在罗马人（或者至少是以罗马名义出战的东部帝国）手中。因为皇帝希拉克略经过一连串漫长的战争，击败了波斯人与黑海北部蛮族阿瓦尔人组成的强大联军（公元626年），最终在尼尼微附近爆发的一场战役中打垮了波斯国王库思老（Khusru，即科斯洛二世）的军队。
亚德里安堡战役（公元378年）
* 参战兵力为估算数字。
战役概况
皇帝瓦伦斯打算在西罗马帝国的军队赶来分享胜利果实之前，在色雷斯彻底击败蛮族人。当地的哥特军由阿拉特乌斯和萨夫拉克斯统率的西哥特人和一些阿兰人组成。瓦伦斯从亚德里安堡出发，向前推进8英里（13千米），发现了哥特人布置在一座低丘之上、用马车连成的临时防御阵地。瓦伦斯在由右翼骑兵队构成的屏障的后方列阵。东哥特骑兵此时已离开军营，前去搜寻粮秣。菲列迪根点燃了平原上的草丛，并向罗马人派遣使者，以争取时间。然而，罗马人甫一部署完毕即发动了攻击。
1 东哥特人赶回，攻击罗马军右翼，迫使罗马骑兵撤离战场。整个战场均被遮天蔽日的尘埃笼罩。罗马军左翼尚未觉察到己方右翼已败退，逼近哥特人的临时防御阵地。
2 哥特人随即从军营内蜂拥而出，在己方骑兵（已在军营后方列为环形阵）的支援下击退了罗马军左翼。罗马人遭到迂回攻击，终于崩溃。瓦伦斯试图挽回颓势，他同帕拉丁军团的长矛兵部队和钉锤兵部队一道支撑着己方的后军，但徒劳无功。当夜幕降临时，罗马人已完全撤离。瓦伦斯阵亡，尸体一直未被寻回。“恺撒”德西姆斯、众多高级将领与大批人员也命丧黄泉。这是罗马自坎尼之战以来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利。
此时的波斯帝国不仅已彻底被削弱，还遇到了罗马以外的敌人。公元454年，波斯人不得不迎击白匈奴（即嚈哒）发动的入侵，他们是中亚游牧民族的一支，已威胁到欧亚大陆的大片地区。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假设，倘若萨珊人没有为了极为有限的收益，而将他们的精力浪费在毫无裨益的对罗马战争中，他们本可更好地抵挡阿拉伯人的进攻。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人因先知的训示而热血沸腾，以远胜波斯人的狂热劲头与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萨珊人对抗。
尽管罗马与波斯的战争的结果可能仅仅是使双方都耗得精疲力尽，但这些战争同样为双方提供了练兵的机会，也是大量军事经验的来源。罗马人在他们的东部边境地区构筑了极为精密的防御体系，幼发拉底河边境的小股要塞驻军也多次展现了他们的英勇气概。罗马人也从波斯人的作战手段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当《百官志》编撰完成时，身着锁子甲和板甲的骑兵成了罗马军队的常规作战单位，这项改革自图拉真时代已然开始。他们甚至可能已在尝试将轻装的骑射手和手持长矛的重骑兵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兵种。因此，我们得知了具甲弓骑兵(equites sagittarii clibanarii)的存在。然而，这一兵种并无被成功地应用于实战之中的记录。
哥特敌人与哥特朋友
在所有于帝国历史的最后几个世纪进入罗马境内的蛮族中，哥特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他们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日耳曼民族，于公元元年前后开始向南迁徙。在被“哥特库斯”克劳狄乌斯于3世纪逐走后，他们在4世纪卷土重来，再度向罗马帝国施加压力。奥勒良准许西哥特人定居在多瑙河以北的前达契亚行省地区。东哥特人则另起一军，占领了乌克兰地区。
罗马军对阵蛮族军。在帝国晚期，随着移民群体日益融入罗马社会之中，两个族群之间的区别逐渐演变为各自享受的法律权利间的差异，而非种族间的差异。
4世纪末，哥特人在东欧和亚洲各民族掀起的迁徙浪潮中遭受到沉重压力，因而试图获得定居罗马境内的权利。此时罗马皇帝瓦伦斯(Valens)正忙于对波斯的战争，他向巴尔干前线指挥官下令，必须尽力确保哥特人在解除武装之后方可以移民身份进入罗马，但他没能强制执行这一预防措施。来自东方的无情压力，迫使蛮族部落一拨接一拨地渡过多瑙河和莱茵河，瓦伦斯最后被迫从东方返回，以亲自主持大局。在亚德里安堡附近爆发的一场激战（公元378年）中，他被迁徙者击败并阵亡。他的尸体始终没有被找到。帝国的威望遭到极为沉重的打击。瓦伦斯的骑兵逃之夭夭，步兵则被歼灭殆尽。
然而，即使在令罗马人吃到一次大败仗后，哥特人也没有蹂躏帝国的国土。首先，他们既不懂得如何攻坚，也缺乏必不可少的攻坚器械，因而无力攻克设有防御工事的罗马据点。其次，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在情势看起来令人绝望的时候，一位伟大的罗马将军将军队集结起来，从而挽救了罗马人。这一次的救世主是天赋异禀的军官狄奥多西。唯一健在的“奥古斯都”弗拉维乌斯·格拉提安努斯（Flavius Gratianus，即格拉提安）为了应付危局，将狄奥多西扶上了皇位。狄奥多西征召早已迁居帝国境内并与罗马交好且信奉基督教的哥特人入伍，从而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他最终与迁徙者和解，按照和议的规定，迁徙部落获准以罗马盟友的身份定居于多瑙河下游以南地区，他们由本部落首领管理，但在战时则归罗马将领指挥。这一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哥特人最初的要求。
罗马军队（约公元350年）
在君士坦丁时代，罗马军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式的军团和辅军部队如今变成了次等的边境部队，编制大大缩减。一支精锐的野战部队于这一时期成立，它包括被称为“帕拉丁精锐骑兵”的骑兵部队、5支被称为“帕拉丁军团”的步兵部队（每支部队的规模为1,000～1,500人）以及“帕拉丁辅兵队”（共有10个作战单位，每个单位500人）。彩图中的战士隶属于募自不列颠的部队，这支部队为上述辅军部队之一。从其盾牌上的图案可以辨认出他的身份，这种图案在《百官志》的军队清单中有记载。他的腰带与现代的武装带非常相似，上面镶有用于悬挂工具的连接点。他携有一柄斯帕达和一支兰西亚。我们无法确定他的铠甲到底覆盖到什么地步——阿米亚努斯经常提到这种“灿烂夺目、闪闪发光的铠甲”。这幅复原图根据君士坦丁凯旋门上雕刻的人像绘成。
其他军队类型
轻骑兵（上图）在这一时期的罗马军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图中人隶属于名为“Mauri feroces”（意为“摩尔猛士”）的作战单位。其他轻骑兵则像步兵一样，装备巨大的椭圆盾，他们被称为“盾骑兵”(scutarii)。昔日的军团侦察队如今变成了独立的、更先进的轻骑兵队。他们戴着头盔，携带小型盾牌。所有部队均以标枪和斯帕达作为主要兵器，但骑射手部队也同样存在。下角的插图描绘的是一名来自高卢和比利时弓箭部队的士兵。他携有一把战斧和一面小圆盾，作为他的次要装备。
狄奥多西对无力驱逐的蛮族部落采取吸纳政策，这一做法有着大量的先例。这种吸收外部人口的做法，是罗马人政治天赋的精髓所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和其后对附庸国的承认，都可被引作相关实例。面对蛮族拥有的越来越大的数量优势（不仅是由于迁徙的压力，也是由蛮族人口增长所致），这位罗马皇帝几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这是一个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然而更准确地说，当罗马人将一批又一批蛮族纳入本国时，他们自己在蛮族之中变得稀释了。
如同波斯战争一样，蛮族的相继迁入令越来越多的异族兵器和甲胄为帝国军队所采用。在狄奥多西时代，军团士兵特有的带羽饰的头盔和胸甲依旧为清晰可辨的罗马风格。但就在同一时期，军团士兵开始使用异国兵器，如“斯帕达”(spatha)——一种长长的阔剑。在塔西佗时代，罗马军队中只有外国辅军才使用这种兵器。一些步兵单位不再配备派勒姆，而代之以“兰西亚”(lancea)。这是一种轻型标枪，可以用连在上面的投掷用挂索来获得更高的精度和动能。而“spiculum”和“vericulum”这两个词，也被用于指代新出现的投掷型兵器。投矛正在朝轻型化的趋势发展。
哥特人的叛乱
公元388年，在一位日耳曼将领的协助下，狄奥多西镇压了马格努斯·马西穆斯(Magnus Maximus)发动的叛乱。后者是一名觊觎帝位的军人，以不列颠为基地，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高卢和西班牙，最终侵入帝国的中部行省。狄奥多西的日耳曼将军随后背叛了他，并支持罗马的另一位帝位觊觎者，但皇帝陛下立刻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意大利，将罗马的对手与其日耳曼支持者一并消灭。这些事件之所以以这种方式结束，是因为狄奥多西是一位强悍的皇帝，有着独立作战的能力。在虚弱无力或怯懦无能的皇帝统治时期，帝国实权是操持在总司令手中的，而他们往往出身于日耳曼蛮族。
罗马的敌人们
东哥特酋长（公元350年）
东哥特人拥有的骑兵比西哥特人要多。他们大多没有铠甲，但酋长（比如下图中人）除外。
法兰克战士（约公元400年）
图中展现的是一名典型战士的形象，他装备的是重型投矛和法兰克投斧。条纹式的束腰外衣、齐颈短发和髭须是这个民族的典型特征。
西哥特战士（约公元400年）
西哥特军队多为步兵。长袖束腰外衣和奇形怪状的盾牌是这个民族的特征，但他们也使用椭圆形的盾牌。他们经常装备缴获的罗马兵器。
萨珊贵族（约公元450年）
萨珊王朝是帕提亚王朝的取代者。这幅复原图根据国王科斯洛二世的雕像绘成。“Clibanarii”是身披重型铠甲的骑兵（与201页的罗马骑兵相似）。
被狄奥多西安置在多瑙河南部的哥特人，在他在世时始终保持忠心。但他们的首领阿拉里克（Alaric，曾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担任过一支哥特部队的指挥官）向往更高的地位，于是在狄奥多西死后，他率领自己的人民起来造反。在阿拉里克的率领下，哥特人从多瑙河聚居地（下默西亚）出发，在对君士坦丁堡城墙构成短暂威胁后，向南进军穿过色雷斯，蹂躏了马其顿和希腊北部。然而，他们遭到了极为能干的西罗马帝国司令官斯提里科(Stilicho)的阻挡。他是唯一有能力对付阿拉里克的人。在一场政治阴谋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勒令斯提里科离开帝国东部领土。斯提里科照办了，阿拉里克旋即得以自由自在地继续南进。雅典用一笔钱将哥特人打发走，但后者侵入了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卡狄乌斯在重新考虑一番后，请斯提里科回来——斯提里科照办了。他率军经海路抵达科林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用计战胜了哥特人，迫使阿拉里克求和。双方签订的新协议规定：哥特人得到亚得里亚海以东的土地，阿拉里克则被承认为伊利里亚国王。双方并没有指望这个解决方案能维持多久，因而它也确实没能维持多久。
从某种程度上看，阿拉里克的态度似乎并不明确。他起初一直野心勃勃地想在罗马军队中谋求一个更高的职位，但在希望落空后，他便热切地支持起哥特的民族独立事业来，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在其统治的巴尔干西哥特人中拥有很大的市场。他与斯提里科达成的协议，似乎在短时间内同时满足了他的这两个愿望，因为他在被哥特人拥立为王的同时，也得到了伊利里亚“最高统帅”的头衔，这是罗马军队中的一个顶级职位。
在狄奥多西时代，“最高统帅”就已成为一个重要头衔。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骑兵统帅和步兵统帅这两个职务是分开的，但狄奥多西将它们合二为一。担任这一职务的军官可能隶属于皇帝的幕僚队伍，或被授予治理某些特定地区的权力，就像阿拉里克在伊利里库姆获得的那样。在西罗马帝国，这种将骑兵统帅和步兵统帅一分为二的现象依然存在，直至更晚的时期。但在手中毫无兵权的皇帝（如狄奥多西之子霍诺留）统治时期，指挥权的合并已是势在必行，而且总司令在获得这一职位的同时，也自动获得了贵族身份，并很有意思地获得了“Patrician”的称号。旧有的“patricius”一词原指共和国初期的贵族阶层成员，君士坦丁将其重新拾起，作为一个荣誉头衔。但在5世纪时，它往往为立有战功的出身蛮族的将领所享用，意指这一头衔的主人拥有最高统帅权。
汪达尔人
与阿拉里克一样，斯提里科也是出身蛮族的军官。他并不是哥特人，而是汪达尔人。5世纪时的汪达尔人是日耳曼人中非常活跃的一支，但与其他蛮族相比，他们的部众并不算多。在最早的相关记录中，汪达尔人的故土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但他们于2世纪末南迁至多瑙河北部的哥特人定居点以西，成了后者永不安分的邻居。由于受到来自匈人的压力，汪达尔人再度举族迁徙，公元406年，他们渡过莱茵河，洗劫了高卢地区，而后取道进入西班牙。在四处游荡的过程中，来自俄罗斯南部的阿兰人与他们同行，但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在罗马人的影响下向他们发动猛烈的进攻，几乎全歼其一部。
公元429年，在其最著名的国王盖塞里克(Gaiseric)的领导下，汪达尔人及其盟友阿兰人一道渡海进入非洲。据称，当时他们的全部人口仅有80,000人，其中胜兵者不超过30,000人。与阿米亚努斯·马塞林努斯举出的某个日耳曼部落在60年时间内从6,000人增长到59,000人的例子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很小。盖塞里克很快就完全控制了北非。与其他日耳曼民族一样，汪达尔人在进入罗马帝国境内之前就已经接触过基督教。而且他们和许多日耳曼人一样，也皈依了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阿里乌派）。盖塞里克是一名虔诚的阿里乌教徒，在狂热的宗教情绪的驱使下，他大肆迫害北非的公教徒。
伟大的汪达尔出身的将领斯提里科。他保卫了西罗马帝国，使其免遭阿拉里克麾下哥特人的侵害。阿拉里克自己就是一名高级“罗马”军官。
汪达尔人是著名的海上民族。可能是迁居非洲的经历，令他们看到了进一步在海运手段上做文章的可能性。盖塞里克将自己拥有的一支舰队用于四处劫掠，他的劫掠对象是在5世纪末完全未受保护的地中海西部地区。一个拥有漫长的陆上迁徙史的民族竟然走上了海盗之路，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但哥特人于3世纪抵达地中海时走的同样是陆路，不过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沿海地区的环境，并朝黑海方向发动了多次海上侵袭，且进一步南侵至爱琴海地区。
毫无疑问，甚至早在汪达尔人占领非洲之前，航海可能就成了他们的固有习惯。4世纪末，斯提里科用自己同胞的老办法，将所率人马经海路运往科林斯。在公元397年与阿拉里克缔结和约后，他用舰队将另一支军队运往非洲，去镇压当地行省爆发的叛乱。很显然，罗马著名的汪达尔籍总司令是地中海中部和西部海域无可争议的控制者。历史告诉我们，斯提里科和盖塞里克的海洋战略手段都是从本族人那里学来的。
当然，人丁稀少是汪达尔人的劣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众多蛮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可以依靠数量上的优势来弥补自己在军事技能及精密装备方面的不足。正因如此，拜占庭名将贝利撒留才能在6世纪时以皇帝查士丁尼的名义率领一支舰队进入非洲，彻底灭亡了汪达尔王国。汪达尔人再也未能复国。就这一时期而言，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拥有希腊式航海传统的东部帝国依靠君士坦丁堡方面的全力支持，在西罗马帝国的海洋和海岸绝望地暴露在有组织海盗团伙兵锋之下的几个世纪中，仍能成为一道横亘在这些海盗面前的坚固屏障。
入侵意大利
由于在希腊与阿拉里克缔结了和议，斯提里科如今已能够腾出手来对付其他敌人（特别是北非的叛匪）了。而对于阿拉里克而言，和议则让他得到了进攻意大利的绝佳跳板。此外，伊利里库姆地区的矿山和武器库也能让他的军队获益匪浅。公元400年，经过精心计划并事先与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东哥特人协商后，阿拉里克发动了进攻。当阿拉里克沿着亚得里亚海沿岸进发时，他的盟友则从山区发动攻击。但斯提里科成功地令这一钳形攻势掉转了方向（这波攻势的发动时机可能并不恰当），他迅速行动，迫使北面之敌在自己与阿拉里克相遇之前就退了回去。
与其他蛮族一样，哥特人也难以攻破防御工事。即便如此，皇帝霍诺留却对阿斯塔（今阿斯蒂）要塞没有多少信心，他放弃了米兰地区，定居于拉文纳，那里的沼泽地带可以为他提供更多的保护。在经过频繁调动与波伦提亚的恶战后，斯提里科于公元403年在维罗纳附近最终击败了阿拉里克。这样一来，哥特司令官和他的部下只得返回伊利里库姆。第二年，东哥特人再度自北方袭来，这一次，斯提里科毫不犹豫地击溃了他们，将许多幸存者卖为奴隶，其他人则征召入伍。
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我们仍可看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这并非君士坦丁修筑的原始城墙，而是日后在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修建的。
公元407年，不列颠又出现了一位觊觎帝位的军人，当时斯提里科正将注意力放在汪达尔人和高卢其他蛮族的活动上。阿拉里克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在来自多瑙河流域的新盟友的支持下，他率领自己的人马绕路来到阿尔卑斯山北部的诺里库姆（今奥地利）。罗马皇帝不仅割地，还付给他一大笔以黄金兑现的现款，作为让他在这一艰难时期不出来活动的代价。皇帝通过联姻，与斯提里科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后者在这些年中实际上控制了西罗马帝国。但这位伟大的将领突然从权力的巅峰跌落，霍诺留愚蠢地将他处死。
如今，西罗马帝国再也没有能够限制阿拉里克的司令官了。阿拉里克立刻向帝国索取更多的黄金和土地。在这些要求被拒绝时，他侵入意大利，并向罗马进军。皇帝妥协后，阿拉里克从罗马撤围，但谈判破裂后，他又重新包围了罗马。就这样，他迫使罗马人将一个由他亲自挑选的人扶上帝位，但他很快就对自己的人选失望了，不耐烦地废掉了这个傀儡。在与身处拉文纳的霍诺留的进一步交涉无果而终后，阿拉里克第三次包围了罗马。这一次，城内的一些哥特奴隶偷偷将阿拉里克的军队放了进来。哥特大军一连洗劫了三天三夜，但相对并未对这座城造成多少损害。由于斯提里科已不在人世，大海向阿拉里克敞开了，于是他将目标对准了北非。但这一事业遭遇了不幸：他在雷吉恩集结的舰队被一场风暴摧毁了，他本人也于不久之后死去（公元410年）。为了确保他的最后安息地不被打扰，他被埋葬在一段河床内。
哥特人对罗马的占领几乎算不上一次“洗劫”。当盖塞里克的汪达尔侵略军于公元455年渡海而来，攻占了这座城市时，城中无疑留下了足够的战利品来犒劳他们。盖塞里克将提图斯在4个世纪前夺得的犹太神庙的财富席卷而去。正如汪达尔人充分了解的那样，用舰船来运输这些动产是极为方便的。汪达尔国王还俘虏了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的两个女儿，他将其中一人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另一个则被送了回去（显然是无条件的）。
关于罗马的蛮族入侵者的虚构绘画作品，轻易地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蛮族凭借一波又一波的骑兵冲锋，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扫了整个帝国。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前文提到过的种种事实时，就会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斯提里科和阿拉里克的作战风格都是极为审慎的，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用计策和和谈来取代激烈的战斗和血腥的胜利。阿拉里克与斯提里科一样，是狄奥多西麾下的一员旧将，他是以一名职业军人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的。此外，尽管他的部下曾入侵意大利，但之前那些罗马叛将麾下的军团也经常这样做，因而对于帝国而言，阿拉里克的部属并不算是侵略者。他们只是一群对帝国不满的移民，要求获得那些他们认为作为罗马世界成员应有的权利。
匈人
匈人是属于蒙古人种的游牧民族，生活在中亚的干草原地区。他们于公元370年前后踏上迁徙之路，并向哥特人发动了一连串的凶猛攻势，后者一拨接一拨地渡过多瑙河，进入色雷斯。匈人主要依靠自己的畜群生活，畜群为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及其他必需品。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与后来生活在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类似，后者的生活来源由野牛提供。他们是一流的骑手，佐西莫斯和阿米亚努斯等罗马作家说，他们吃饭、睡觉甚至排泄都在马背上进行。图中展示的是相当典型的匈人战士形象。他穿着羊毛制的束腰外衣和裤子，而他的短上衣、绑腿和帽子则由山羊皮制成。他的兵器是一张弓、镶有骨制箭头的箭、一面盾牌和一柄缴获的长矛，以及一条套索。匈人相貌丑陋，看起来十分可怖，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在举行仪式时划伤自己面部的习惯。他的坐骑是至今仍然存在的耐力很强的干草原马。这种马矮小而壮实，鬃毛蓬乱，能在别的马种无法存活的环境中生存。
罗马不列颠行省的命运
在本章所讨论的那些年份里，当帝国中心陷入混乱时，我们或许会很自然地对地处帝国外围的不列颠地区的命运感到好奇。公元410年，不列颠的罗马社群请求霍诺留派遣援军来帮助他们抵御蛮族入侵者，霍诺留的答复是建议他们自行组织防务。与帝国的其他部分一样，不列颠也遭到了入侵，而且入侵者不再只有皮克特人（即“被彩绘者”）。他们是来自弗里西亚和莱茵河河口的日耳曼部族。“撒克逊”一词起初是特指某一部落的，其后，这个词几乎成了居住在莱茵河河口和北海沿岸周边地区的日耳曼人的统称。
3世纪末，君士坦丁大帝之父君士坦提乌斯在消灭了卡劳修斯及其继任者后，对卡劳修斯和其他军事长官之前修建的用于戍守“撒克逊海岸”（即不列颠东部和南部海岸及英吉利海峡的高卢海岸地区）的要塞链加以改进。构建这一防御体系的想法，实际上可能源于卡劳修斯。撒克逊海岸的要塞比罗马人先前在不列颠修建的要塞大得多，它们依赖的是高大的石制建筑，而非带有砌石护面的土木工事。这些雄伟要塞的废墟如今依旧清晰可见。《百官志》中记载了9座位于不列颠的要塞。阿米亚努斯·马塞林努斯曾提到，这些要塞处于“撒克逊海岸伯爵”(Comes litoris Saxonici)的控制下，同时，北方的城墙则由指挥部设在约克的不列颠“公爵”(dux)负责管理。在戴克里先及君士坦丁时代，“公爵”这一通常用于指代领导者或管理者的称呼，成了负责镇守边境防线的将领的特有头衔。后来，这一头衔用于指代那些因部族规模太小，以至于没有资格被称为“国王”的蛮族部落酋长。同样，“伯爵”（comes，字面意义为“伙伴”）用于指代皇帝的幕僚队伍的成员。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高级军官和行政官员可享有这一头衔。
公元367年，撒克逊人与苏格兰人（原本来自爱尔兰）、皮克特人相勾结，蹂躏了不列颠地区。与其他蛮族一样，他们没能攻占拥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但之前繁荣富饶的乡村地区遭到了严重损害，不列颠公爵和撒克逊海岸伯爵也双双被杀。在英勇的罗马将军狄奥多西（狄奥多西大帝之父）的努力下，局势得以恢复。他击退了蛮族，重建了防御体系，并在约克郡海岸修建了一排具有重要作用的信号站，这样在来自海上的袭击者抵达之前，陆地上的人们就能得到警告。
马格努斯·马西穆斯（公元385年）和自命不凡的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公元407年）这两位帝位觊觎者将岛上的军队调走，以支持其南下的冒险行动，于是不列颠再度处于事实上的不设防状态。尽管在此期间（公元395年），斯提里科曾为重组不列颠戍守部队而做了一些努力。在霍诺留于公元410年回绝不列颠罗马人的求援之后，除了考古证据，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与罗马对不列颠的军事管理相关的资料了。
梅登堡是多尔切斯特附近著名的山中要塞。它是石器时代的重要定居点，后成为不列颠人的抵抗中心，被韦斯巴芗军团攻占。
这一模糊不清的历史时期，无疑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亚瑟王(King Arthur)的英雄事迹的背景时代，但我们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与这些事迹相关的真实历史依据。一位名叫阿托利斯(Artorius)的罗马-不列颠时代的酋长，可能抵御过撒克逊入侵者。凯尔特僧侣吉尔达斯(Gildas)在写于6世纪的拉丁文著作中，记录了不列颠人于公元500年前后在威塞克斯地区获得的一场重大胜利。9世纪的编年史家内尼厄斯(Nennius)将这场大捷与亚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笔下，亚瑟的身份是一位凯旋的将军，而不是一位国王。
匈人的失败
公元446年，不列颠的罗马人请求皇帝派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来帮助他们（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有记录的求援），后者是狄奥多西大帝之孙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总司令。但埃提乌斯已经与其他蛮族部落展开激战，而匈人很快就会加入这批蛮族的行列。既然是匈人的西进引发了其他民族的迁徙浪潮，他们自然早晚会出现在迁徙者的队伍中。匈人的名声无人不知。他们往往对自己毫无恨意的对象施以暴行，而当他们心怀恨意时，就只有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来了。即便如此，当他们刚刚开始与罗马世界接触时，有时会以士兵的身份为皇帝效力，而斯提里科就曾经拥有过一支极为忠诚的匈人卫队。
阿提拉(Attila)于公元445年成为匈人的唯一领袖。充满自负的威胁口吻让他看起来有些像小丑，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他无疑是一位极为精明的军事指挥。在阿提拉的统治下，匈人控制并威胁着欧洲和亚洲的大片地区，但在他死后，匈人政权就崩溃了。除了阿提拉的领导能力，与其他蛮族一样，匈人的力量主要来自其庞大的人口，他们的规模因众多臣属民族的加入而进一步膨胀。他们属于蒙古人种，是来自中亚干草原的狩猎游牧民族。如同人们所猜想的那样，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和平时期，他们都广泛使用马匹和弓箭。但他们的马饰为金制，剑柄上镶有黄金和宝石。事实上，他们对黄金有着无穷无尽的欲望，倘若敌人能够提供足够的黄金，他们往往很乐意中止敌对行动。阿提拉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座王都，这座“都城”位于潘诺尼亚（今匈牙利）。它以木头搭建，其中矗立着一座石制的浴室。以这一基地为跳板，阿提拉就能够威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帝国皇帝向阿提拉献金割土。但尽管匈人已给东罗马帝国带来了深重的劫难，他们还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力攻克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