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马尔罕：粟特胡商的故乡
630年，玄奘离开高昌，沿着最常见的路继续西行。他在龟兹短暂停留后翻越天山，在热海（伊塞克湖，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西北拜访了西突厥可汗，然后继续前行至撒马尔罕（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从撒马尔罕可以向西行至叙利亚，也可以向东返至塔克拉玛干诸绿洲，还可以像玄奘一样向南行至印度。撒马尔罕当时是粟特人的主要城市。粟特人属伊朗族，在丝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唐朝建立了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外族聚落。粟特人操粟特语，这是一种中古伊朗语。在偏远的雅格诺布谷地（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境内）还有人讲粟特语的后代语言。（粟特语文献的样本见下页。）
在撒马尔罕，玄奘进入了伊朗文化圈。这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虽然同样源远流长，但是与汉文化截然不同。今人如果跟随玄奘脚步，会跨越另一种边界，即中国与中亚的边界，边界两边的差别同样显著。这条险峻的高速公路被中国人戏称为“钢路”，因为路边净是倾倒的卡车和金属废弃物，它们来自苏联时代的工厂，被拆卸运至中国。
寄往撒马尔罕的信
图为八封粟特古信札之一。该信写于纸上，发现时被叠好装在被遗弃的丝质邮包中，邮包上标有“寄往撒马尔罕”字样。这些信札的年代为313年或314年。它们是现存关于丝路贸易最重要的文书之一，因为它们并非出自官员，而是出自商人之手。（大英图书馆供图）
来源 Courtesy of the Board of the British Library, Sogdian Letter #2 T.XII.A.II.2 Or.8212/95.
7世纪时此路着实危险。玄奘在龟兹停留了两个月，等雪化了才向天山进发。龟兹王给玄奘配了马匹、骆驼和护卫，可玄奘走了两天就遇到了两千名骑马的突厥劫匪。他的弟子及传记作者慧立解释，劫匪由于正忙于分赃无暇他顾，并没有抢劫玄奘。之后玄奘抵达天山，凌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
行程极为艰险，慧立继续写道：
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屦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
七天之后，玄奘一行中的幸存者才终于走出山去。玄奘一行中十有三四死于饥寒，马匹和牲畜的损失则更大。
死亡率高得罕见。有人怀疑玄奘等人在途中遇到了传记中未载的雪崩。由于气候极度干燥，只有在远高于林线的天山山顶才有冰雪，冰雪下面紧接着沙土带。当一大块冰雪剥落，会带下来大量沙土，形成特别可怕的雪崩。无论是否有雪崩，翻越天山都是玄奘前往印度的整个旅程中最危险的一段路。
翻过天山之后，玄奘一行抵达伊塞克湖。伊塞克是突厥语“热湖”的音译，因为湖水来自温泉，永不上冻。该湖古称“热海”。碎叶城即今托克马克市附近的阿克贝希姆遗址，此地距伊塞克湖的西岸不远。玄奘在这里拜访了西突厥可汗。可汗身着绿色绫袍，用一丈多长的帛练裹住额头，把长发垂在脑后。
时值630年，可汗统辖的西突厥汗国控制了从高昌到波斯的广大地区。他并不直接统治，而是让高昌、龟兹和撒马尔罕等地的王继续做王，只要他们按时进贡，在需要时提供军队并服从他的命令就可以。跟高昌王一样，可汗花了几天时间劝玄奘留在碎叶城，不要再前往印度。玄奘不同意。最后可汗做了让步，并给了玄奘五十匹绢作为盘缠。他还给了玄奘一名通译，以及写给尊西突厥可汗为宗主的不同统治者的国书数封。玄奘一行从碎叶城向西，穿过美丽的山地牧场，越过贫瘠的克孜勒库姆沙漠，抵达了撒马尔罕。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载了粟特人的基本特征（见史料26）。他们不写汉字，而是用二十多个字母相互组合来记录词语。他们衣着简单，衣物多为皮制或毡制。与突厥可汗一样，粟特男人以布包头并剃掉额发。这一习俗会让中国人觉得奇怪，因为中国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应该剃掉。
玄奘的描述表现了当时中国人对粟特人的普遍看法：“……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唐朝正史的编纂者也有类似的偏见。他们在讲述粟特人如何把自己的孩子养育为商人时记载道：“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珤若黏云。……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
可惜没有可用来修正这些刻板印象的粟特语材料留传下来。撒马尔罕及其周围的气候不像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么干燥，土壤酸性大，很多材料在8世纪早期伊斯兰征服之后都被毁了。只有两组重要的粟特语文书存世：第一组是八封粟特古信札，年代为4世纪早期，由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发现。第二组有差不多一百件文书，出自一座被围攻的堡垒，年代为8世纪早期，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撒马尔罕郊外。其他的粟特语材料仅限于银碗，或者丝织品上的文字、壁画的榜题、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宗教文书等。这些材料与粟特历史并不直接相关。
在考古记录中，粟特人的最初痕迹来自撒马尔罕最古老的定居层，其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在亚历山大征服这一地区几个世纪以后，亚历山大的传记作者记载了马拉坎达（撒马尔罕的希腊语名字）居民激烈的抵抗。最终，他们还是屈服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死后，不同的王朝掌握了权力。在很长时间里，一个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联盟控制了撒马尔罕。
直到最近，学者们一致认为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找到的粟特古信札是现存最古老的粟特语材料。1996年到2006年间，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附近的库勒拓布(Kultobe)工作的考古学家找到了十块带有粟特字母的烧砖饰版。中亚伊朗语言权威辛威廉在仔细检视这些材料之后，确定其年代早于粟特古信札。在这堵墙建造时至少存在四个粟特城邦国家。但是上面的文字太残破了，难以读出很多信息。
斯坦因找到的八封粟特古信札基本完整，其信息量要大得多。斯坦因在敦煌西北90千米处一个废弃的邮包中发现了这些信件。其中一封是发往撒马尔罕的，这也许表明信件遗落时信使正在前往撒马尔罕的路上。这些信札是1907年斯坦因在调查长城烽燧时找到的。长城烽燧是中国各朝代为警卫边境而修筑的，烽燧之间相隔3.2千米，每个烽燧高6米或以上，旁边常常附带戍卒住的小房间。斯坦因在勘查一座编号为T.XII.A（T表示Tun-huang，敦煌的威妥玛拼音）的烽燧时没发现什么异常。他派人留下清理过道，自己则去调查另一座烽燧。当他傍晚回来的时候，工人为他展示他们发现的东西：一些染色的丝线、一个木盒子、1世纪的汉文文书、一件公元400年以前写有佉卢文的丝织品，以及“一卷又一卷精心折起来的纸，上有明显是西方的文字”。这文字很像阿拉米文，斯坦因记得他之前在楼兰发现过类似的东西。直到后来这种文字才被确认为粟特文。
尽管很难破译，而且很多词还含义不明，但这八张纸被证明含有极为丰富的信息。世界上能读懂粟特语的少数几名学者还在继续争论每句话的意思，甚至有时能解释出一个困扰了大家一百年的短语。五封完整信札中的四封已经被译成英文。斯坦因的发掘方法在当时算是先进的，但并不完美。他的工人并没有记下在倒塌烽燧的哪一层中找到了哪些物品，因此无法给这些信件断代。
其中一封信的内容为断代提供了关键线索：“二位老爷，据说最后一位天子因为饥荒逃离了洛阳。有人在宫里和城里放火，宫殿烧了，城也毁了。洛阳没了，邺城也没了！”洛阳分别在190年、311年和534年受到过破坏。大多数粟特语学者都认为，这封信写于313年或者314年，讲的是311年的事。信的作者称侵略者为“匈人”。这些“匈人”的首领石勒（274—333年）确实属于匈奴部落联盟中的一支。这是把匈奴和4世纪末期侵略欧洲的中亚匈人联系起来的主要证据之一。
这八封信并不是在信封里，而是“被折成漂亮的小块”，9厘米到13厘米长，2.5厘米到3厘米宽。尽管这些信来自不同的中国城市，可信纸都差不多大小，大约39厘米到42厘米长，24厘米到25厘米宽。这表明早在那时纸张大小已经标准化了。考虑到3世纪纸张才在中国广泛使用，这是相当快的发展。三封信分别装在单独的丝质袋子里。第四封信，即2号信札（见本章开头的插图），被装在一个外覆亚麻封套的丝质袋子里，上面写着“寄往撒马尔罕”，但没有寄信人地址。其他几封信都没写地址，送信人应该知道这些信是写给谁的。1号和3号信札出自一位敦煌的女性，寄给在楼兰的母亲和丈夫，5号信札则寄自凉州。
这些信件表明，早在4世纪早期，洛阳、长安、凉州、酒泉和敦煌就存在粟特聚落。2号信札中提到一个四十人的粟特定居点，在另一个地方有一百个来自撒马尔罕的“自由人”（两处地名都缺失了），洛阳的定居点里既有粟特人也有印度人。当粟特聚落达到一定规模（也许四十人）的时候就会建一座火庙。萨宝负责宗教仪式，即看护火坛、主持祆教节庆、判案等。
在伊朗，祆教以阿胡拉·马兹达为主神朝着一神教不断进化。但是在粟特地区，祆教徒崇拜包括阿胡拉·马兹达在内的很多神祇。祆教禁止中原的土葬也禁止佛教的火葬，因为二者都会造成污染。土葬会污染土，火葬会污染火。因此祆教徒会先曝露尸体，让食腐动物把肉吃净，再把骨头收集在陶瓮里下葬。这种陶瓮被称作纳骨器。
写了1号和3号信札的敦煌女子名叫米乌奈。她被丈夫遗弃，还背了一大笔债，因此她向许多人寻求帮助（见史料23-1）。从她所求助的这些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落他乡的粟特人群体的缩影。米乌奈先找了一位负责收税的官员，又找了一位她丈夫的亲戚，然后找了第三个人，这人明显是她丈夫的生意伙伴。这些人都拒绝帮助她，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义务，而是她丈夫的。最后她去找了一位“祭司”，此人答应给她一头骆驼和一名男护卫。
米乌奈在信中对她丈夫大发脾气：“我没有听母亲和兄弟的话，却恭恭敬敬地听了你的话来了敦煌。我听你话的那天肯定惹神仙生气了！我嫁猪嫁狗也比嫁你强！”信尾她女儿写道，母女二人已经贫困到要帮人放羊了。米乌奈困在敦煌的三年中有五次机会可以跟着商队离开，可她付不起20枚斯塔特的路费。
学者们不能确定一枚斯塔特有多重。12克？当时流通的一种斯塔特就这么重。或者0.6克？这是当时在撒马尔罕流通的一种银币的重量。这只是丝路研究者面对的众多难题之一。
讲到洛阳惨状的那位生意人比米乌奈要有钱多了（见史料23-2）。他在撒马尔罕有足够的资金，他指示负责帮他打理事务的商人“从那笔钱里提出1000或者2000枚斯塔特”资助他抚养的孤儿。这位生意代理人在给他撒马尔罕老板的信中汇报了他在酒泉和凉州雇用的人。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商行有三个层级：老板，即撒马尔罕的一对父子；代理人（寄信人），负责监管为他们工作的一个织工网络；织工们。
2号信札还提到了一些当时交易的商品。代理人汇报说他往敦煌寄了32个单位（具体价值不明）的麝香。麝香是从麝的腺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物质，用作香料或者入药。按照著名粟特历史专家魏义天的说法，这些麝香可能有800克重。对于纯麝香来说，这是很大的量。2号信札也提到了羊毛织物和亚麻，但没提到数量。
5号信札是寄给商队首领的，讲的是姑臧和敦煌之间的贸易（见史料23-3）。里面提到的金额也小得多：寄信人说别人欠他20斯塔特，他只要回了4个半。他描述了商队从姑臧寄往其他地方（很有可能是1400千米之外的楼兰）的一些物品：“白货”（很有可能是铅白，一种化妆品）、胡椒、银子、 rysk（这个词具体指什么尚不清楚）。有些物品跨越了很长的距离：胡椒（5号信札）和樟脑（6号信札）只在东南亚或者印度才能买到，麝香来自西藏与甘肃的边界。在只有部分保存下来的6号信札中，寄信人让收信人买某种东西，可能是“来自蚕的”，即丝绸或者丝线。如果买不到，那就买樟脑。这是粟特古信札当中唯一一次提及丝绸。信札中提到的数量都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数量都不大，可能在1.5千克和40千克之间。这个数量的物品用一头或者几头牲口就能运走。这意味着丝路贸易规模不大，有些学者称之为“不起眼”的贸易。
地图来源：?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tudes Chinoises, 2002), Map 3。
粟特古信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几乎是仅有的商人所写的丝路文书。其他文书都出自监管贸易并且抽税的官员之手。粟特古信札中描画了一群在异乡安宁地生活的粟特人，他们当中有商人、农民，甚至仆人。他们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依然从事商业和长途贸易。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粟特人继续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不过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衣着发型以满足新的游牧征服者的要求。这些征服者包括匈人、寄多罗人、嚈哒人、突厥人。突厥人曾控制过撒马尔罕，他们还曾得到萨珊王朝的协助。萨珊王朝远在西方，都城在泰西封，今巴格达附近。509年，撒马尔罕落入嚈哒人之手。嚈哒人是一个由伊朗人和突厥人组成的部落联盟，生活在阿富汗北部，有时也被称作白匈奴。560年，萨珊与刚兴起的突厥结盟打败了嚈哒。565年之后，撒马尔罕被西突厥控制。正因如此，玄奘在碎叶拜见西突厥可汗之后便去了撒马尔罕。虽然突厥人在8世纪发明了自己的文字，但是他们经常使用粟特文，突厥人与粟特人之间的文化联系非常紧密。
在政治变动频繁的这几个世纪里，粟特人逐渐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扩张了出去。从5世纪开始，粟特人在泽拉夫善河流域开拓新的居民点，建起了粟特式的建筑和灌溉系统。其经济增长在5世纪时加速，到六七世纪时，粟特已经成为中亚最富庶的地方。考古学家在片治肯特发现的越来越大的房子和越来越精美的壁画便是明证。
片治肯特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位于撒马尔罕以东60千米，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从1947年起，来自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每年夏天都来这里发掘。这与大多数在中国的发掘不同，考古学家在这里并非发掘单个墓葬，而是不辞辛苦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地发掘一整座小城。
目前，片治肯特已经被发掘了6公顷至7公顷的面积，大概是这座小城的一半。该城始建于5世纪，在7世纪时达到顶峰。722年，片治肯特落入阿拉伯军队之手，8世纪40年代有过短暂复兴，最终在770年到780年之间被彻底遗弃。该城居民在五千人到七千人之间，其城墙建于5世纪。城里有几条街、很多小巷、两个市场、两座庙，其中一座边上有火坛，另一座则有至少十位神祇的画像。这座庙有一个另带入口的房间，里面有一尊手持三叉戟坐在一头牛上的印度湿婆像。他的三叉戟和挺立的男根与其印度原型相符，但他的靴子是粟特式的。
商业谷仓和市场表明片治肯特有零售业。尽管考古学家们在整个粟特地区都没找到供商队住宿的永久建筑，即波斯语中的商队客栈(caravanserai)，但一些现代历史学家仍然相信商队客栈起源于此。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豪盖勒(Ibn Hawqal) 曾经描绘过一处巨大的古代建筑遗址，能为至多两百名旅客及其牲口提供食宿。有些片治肯特的院子大得足以装下一支商队。此外，粟特语中“旅店”一词为tym，借自汉语“店”。
商队会经过片治肯特，因为它在撒马尔罕到中国的大道上，这条路还穿过天山中硇砂的主要产地（在今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的交界处）。但是在片治肯特发现的物品中，能确定来自商队贸易的很少，只有一个7世纪的小玻璃瓶是例外。当地直到8世纪中叶才开始生产玻璃。
更多的贸易证据来自城中发现的数以千计的铜钱，很多明显是市场上被扔掉的零钱。来自萨珊的银币在6世纪时也有少量于此流通。当地造的钱币最早出现在7世纪后半叶。显然，当地作坊铸币得到了中央的允许。在粟特与中国接触最为频繁的7世纪，片治肯特居民所用铜钱为圆形方孔，与中国铜钱相同，有的上面有汉字，有的没有。
与吐鲁番一样，当地人有时也用金币。1947年到1995年间，考古学家找到了两枚正宗的拜占庭金币和六枚极薄的仿制品，其中五枚发现于房屋中，说明这些金币和仿制品曾作为货币流通。
与此类似，仿制金币也用来随葬。有两枚金币（也许还有第三枚）在纳吾斯(naus)中被发现。纳吾斯是一种粟特人的墓葬建筑，较小，方形，用泥砖制成，用来存放纳骨器，一般供同一个家族使用。纳吾斯在祆教文书中从未出现过。这种建筑最早出现在4世纪和5世纪之交的撒马尔罕地区，在伊朗中心地区并未出现。
一些纳骨器上的图案表现了阿胡拉·马兹达在审判日用遗骨重构死者的画面。随葬金币显示生者相信将金币或者冥币放在死者身边对死者有好处。这一做法似乎不仅限于富人。有一位有金币随葬的死者生前是个陶匠。
撒马尔罕的祆教墓葬
图中的陶制纳骨器发现于撒马尔罕城外的莫拉-库尔干(Molla-Kurgan)村，其中存放着清洁过的死者遗骨。纳骨器盖上刻有两名身着透明袍子的女性舞者。撒马尔罕地区没有存在女性祭司的证据，因此她们可能是葬礼上的宾客，也可能是在阴间迎接死者的美丽姑娘。纳骨器下方刻有火坛，火坛两边各有一名祆教祭司。祭司戴着祆教仪式口罩和头罩，以免头发或体液污染圣火。（葛乐耐供图）
来源 Frantz Grenet.
并非所有死者都被葬在祆教的纳骨器中。片治肯特一个墓园中有尸身完好的墓——这明显是基督徒的葬俗。有一具尸体戴着一个铜制十字架。还有一件叙利亚语的书写练习被发现，很可能是一个学习基督教东方教会仪式用语的粟特学生抄写的。
目前发掘的房屋超过一百三十座，有普通人的也有富人的。大宅子中都有一个有火坛的屋子供家族做礼拜。客厅中有小一些的便携式火坛、宗教图像和供奉者（一般是家庭成员）的画像。城市中广泛存在的火坛表明大多数居民信奉祆教，但是粟特人对于其他信仰持开放态度。
粟特人都会在家中供奉一位神祇，将其画像挂在客厅的墙上。这些神有不同的形象特征，但其身份并没有全部被确认。娜娜是源自两河流域的女神，有许多信奉者。一位骑在骆驼上或者拿着骆驼小雕像的神受到很多旅行者的尊崇。有人在宅邸中的一个独立房间里放了一张小佛像，虽然没有胜利之神或者娜娜女神的画像大，但这表明此人愿意接受非粟特的神。
片治肯特街景
最富有的人住在带大厅的多层建筑中。大厅可容纳上百人，并饰有精美的壁画和雕刻(4)。富人的房子离商店、作坊(7)和铁匠铺(8)都很近。穷人住在一般为两层的小房子里，有些房间饰有小幅壁画(9)。这些人制作工艺品并在商铺中工作，富人则在其中购物。（插图引自Guitty Azarpay, 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来源 Guitty Azarpay, 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富人家里的壁画有好几层，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面。在面对门的方向，最高一层壁画画的是神，其下是供养人即房子主人的画像。中间一层大概有一米高，画的是有名的各国民间故事，有伊朗史诗英雄鲁斯塔姆的故事、希腊的《伊索寓言》，以及印度《五卷书》里的故事。最下一层大概有半米高，按顺序画着说书人故事里的场景。每幅画有一页大小，应该是复制自书籍的插画。
尽管片治肯特人的壁画有各种不同主题，但是几乎没有表现商业活动的。考古学家认为有一座房子属于住在市场旁边的商人。这座房子有描绘盛宴的壁画，席中一位客人没有佩剑，而是在腰带上挂了一个黑袋子，仅从这一点上便能看出宴席上的宾客是商人而不是贵族。
在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壁画中，虽然不见商人的踪影，但有撒马尔罕政治形势的图景。片治肯特和布哈拉城外的瓦拉赫沙(Varakhsha)堡中的壁画描绘的多是传说与神像。阿弗拉西阿卜的壁画不同，其主题有更浓的现实主义色彩。这些壁画绘于660年至661年，当时的粟特王是拂呼缦(Varkhuman)。此王曾被高宗（649—683年在位）授为康居都督府都督，并在正史中出现。631年，之前一位粟特王曾经向唐廷提出过类似的内附请求，但太宗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撒马尔罕太远，无法在需要的时候派军队前往。
现存于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的这些壁画发现于1965年，当时正在修路，推土机挖开了壁画所在房间的屋顶。阿弗拉西阿卜壁画高超过2米，宽10.7米，占满了一个富裕贵族家庭的大房间的四面墙。因为四面墙中的三面顶部都被推土机破坏了，考古学家无法确定壁画的原始高度。
片治肯特的房屋
片治肯特的富人房屋很多都有大会客室。如图所示，会客室柱子很高，室中饰有神像。这家人崇拜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娜娜女神。其他片治肯特的房屋中也有其他神像。注意女神身后的壁画，片治肯特的画师常把壁画像这样横着分成几条。（插图引自Guitty Azarpay, 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来源 Guitty Azarpay, 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阿弗拉西阿卜壁画值得仔细研究，因为它展示了粟特人对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看法。有一些画像，比如一只鹅和一个女人，带有黑色的粟特文小字标识，表示其属于拂呼缦。房主可能与国王认识。房间入口在东墙，上面绘有印度的图景，但是由于破损严重，很难看清具体画了些什么。
对面的西墙画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使节和使团正在列队前行。壁画最上层被毁了，因此看不到画在最上面主持整个场面的人物了。西墙左起第二个人物的头部没保存下来，此人穿着一件白袍子，上面有一段粟特语。这是壁画上唯一一段较长的文字，记录了支汗那(Chaghanian)使节向拂呼缦自我介绍时说的话。支汗那是一个小国，在撒马尔罕以南，今乌兹别克斯坦迭纳乌(Denau)附近。
这段文字的译文如下：
当拂呼缦·乌纳什(Varkhuman Unash)王走过来时，（使节）张口（说道）：
“我乃Pukarzate，支汗那之臣。我从支汗那之王Turantash处来到康国国王处。我在此向国王致敬。关于康国的神以及康国的文字我都很清楚，没有任何疑问。我也没做任何有损于大王之事。愿您吉祥如意。”
然后拂呼缦离他而去。
（然后）石国之臣张口。
这段文字代表了一套外交礼节的一部分。接下去很有可能是石国（位于今塔什干）使节的话。支汗那的使臣宣称康国的语言和神他都明白。尽管现在只能看到支汗那使臣的话，但所有使臣的话很有可能都写在壁画的不同地方。
此处最能清楚地看出画师想描绘一个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世界。五个穿戴着典型中式袍服和黑帽的中国人手捧丝绸、丝线和蚕茧站在画面中间。中国人被描绘成与其他使节一样毕恭毕敬地来献礼的样子，然而实际上康国国王仰赖于中国的军事支援。中国人比其他使节重要，因此他们占据画面的中心。上方左边有四个坐着的人，他们的长辫和佩剑表明他们是突厥人，可能是雇佣兵。
粟特人的世界
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遗址的壁画中原本有来自各主要政权的使节共42名。图中白色背景是保存下来的部分，灰色背景是重构出来的部分。西墙壁画显示粟特人所处世界确实非常国际化。画中有来自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或塔什干等邻邦的使节，也有来自中国、高句丽等远方国家的使节。(? 2010 F.Ory-UMR 8546-CNRS)
来源 ? 2010 F. Ory-UMR 8546-CNRS.
壁画最右边有个木头架子，上面交叉挂着两面旗子。几面鼓支在前方，上面绘有生动的兽面。两个男人在旁边站着，头戴皮质头饰，手缩在长袖筒里。他们很有可能来自高句丽，该国于668年灭亡。这些人物画得非常像同时代的中国绘画，很有可能是照中国画描的，而不是照真人画的。这些人站着，在看左边的人。其朴素的衣着和头饰跟其他人的礼服形成强烈对比。其中一人胳膊上搭着一张兽皮。这些山里人正在听一个手往上指的翻译说话。
从北墙的壁画中也能看出中国人的重要性。画中有一艘船，船上有个女人，应该是中国的皇后。船的右边是一个激烈的打猎场面：中国猎人正在用矛猎杀豹子。在右边尺寸很大的人物肯定是中国皇帝。因为按照粟特绘画的惯例，只有神和君主被画得比真人大。
南墙画了一个完整的祆教仪式，祭品是四只鹅，两位信奉祆教的显要人物骑在骆驼上，手里拿着棍子。祆教祭司则戴着面罩牵着一匹马。这种面罩的巴列维语叫padam，用来盖住口鼻以免火坛与体液接触。这个仪式很有可能就是历法专家比鲁尼（al-Bīrūnī，973—1048年）曾经描述过的诺鲁孜节。比鲁尼本人是撒马尔罕西北的花剌子模人。（尽管诺鲁孜节并非伊斯兰节日，却是中亚、高加索，乃至伊朗的一个重要节日。）在撒马尔罕被伊斯兰征服几个世纪之后的公元1000年，比鲁尼记载了波斯国王带领其臣民以一个长达六天的仪式庆祝春天的到来，而粟特人在夏天过这个节。南墙的壁画跟北墙类似，但队伍中有些人物被抹掉了。中国皇帝对面是一头白象，上面很有可能坐着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的康国王后，而在队伍的最后，骑在马上的人则是康国国王拂呼缦本人。
阿弗拉西阿卜壁画着重展现了撒马尔罕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使节的关系。这些外交使节被描绘得像是在做贸易，实际上他们是在呈上丝绸或丝线等真实的商品。7世纪中叶的拂呼缦通过壁画展现了属于汉-突厥联盟的不同民族。他的画师将中国人放在了最尊贵的位置，因为他们是粟特人最重要的盟友。
但是撒马尔罕乃至整个中亚的政治倾向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动。632年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人在四大哈里发及其后的倭马亚王朝（661—750年）的领导下征服了北非、西班牙南部和伊朗。651年攻灭萨珊王朝之后，他们继续向东挺进中亚，矛头直指撒马尔罕。671年，他们第一次攻破撒马尔罕；681年，阿拉伯总督第一次得以在这一地区过冬。在705年到715年之间，阿拉伯将军屈底波·伊本·穆斯林(Qutayba ibn Muslim)在粟特作战，并于712年征服了撒马尔罕。
在粟特地区而非中国西部发现的最大的粟特语文书群便来自这一时期。1933年，苏联考古学家在撒马尔罕以东120千米、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穆格山发现了近一百件珍贵文书。这些文书罕见地从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的角度讲述了伊斯兰征服的经过，展现了一个无路可退的地方统治者为了抵抗伊斯兰大军而与突厥、唐及其他地方政权所做的谈判。这提醒我们伊斯兰征服中亚是一个缓慢而不确定的过程，8世纪初期的唐朝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中扮演了一个不易察觉的角色。
穆格山文书最先是由当地人而不是外国考察队发现的。库姆村距离穆格山6千米，早在沙俄时期该村村民就知道山顶藏有宝藏。直至苏联时期的1932年春天，一些当地的放羊娃来到了山上。他们挖了个坑，找到了几件写在皮革上的文书。他们把最完整的一件带回了村子，把其余的放了回去。当地的党支部书记阿卜杜勒哈密德·普罗提(Abdulhamid Puloti)曾在塔什干学过历史。他听到发现文书的风声之后，为了找到这些文书而向一个村民许诺让他事成之后当警察以换取他的帮助。普罗提最终被带到一个村民家，主人从墙和门框之间的夹层中掏出了一件文书。普罗提把这件事汇报给了上级，他的上级又汇报到文化部门。这件文书后来被转移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编号为1.I，之后被塔吉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D. 胡谢日诺夫(D. Husejnov)没收。1933年此人被“清洗”之后，这件文书就再也找不到了。
和许多亚洲民族一样，粟特人用某王在位第几年的方式纪年。很多穆格山文书的年代在迪瓦什梯奇(Dēwā?tī?)在位的第一至第十四年之间。因为迪瓦什梯奇称王的时间不确定，所以学者们不能给这些文书精确定年。穆格山一共出土文书97件，其中粟特语92件，汉语3件，阿拉伯语1件，还有1件的文字为鲁尼字母，语言未知。其中一件汉语文书的年代为706年，也就是说整组文书的年代可能为8世纪初。
正如苏联阿拉伯史大家I. Y. 克拉奇科夫斯基（I. Y. Kratchkovsky, 1883—1951年）在其回忆录中所阐明的那样，唯一的一件阿拉伯语文书成为整组文书断代的关键。此文书为迪瓦什梯奇写给呼罗珊的阿拉伯总督贾拉赫(al-Jarrah)的一封信。该信语言精确，应该是出自粟特王雇用的书吏之手。在信中，粟特王以总督的“毛拉”（mawla，即附庸、门客）自居，主动提出把前任康国国王突昏的两个儿子送交总督看管。当克拉奇科夫斯基读到这封信时，他想到伟大的历史学家塔巴里（al-Tabari, 839—923年，阿拉伯-波斯历史学家）曾经提到，撒马尔罕有位领主(diqhan)名叫Divashni，曾在721年到722年间抵抗过伊斯兰征服。克拉奇科夫斯基发现Divashni是个传抄错误，原本应作Divashti，即迪瓦什梯奇在阿拉伯语中的音译。把这二者堪同就可以把穆格山文书的年代推定在709年到722年之间。
听到这个新发现的消息，列宁格勒的苏联社会科学院向塔吉克斯坦派了一支考察团，并任命苏联粟特语专家A. A. 弗雷曼（A. A. Freiman, 1879—1968年）为团长。在1933年11月的两周内，弗雷曼带队发掘了穆格山遗址。该遗址的位置是一个修建堡垒的理想地点，库姆河和泽拉夫善河三面环绕，又有内墙和外墙进行进一步防护。
堡垒中只用几个大陶罐盛水，这表明堡垒的居民需要附近的村民从最近的小溪（0.5千米外）为他们取水。堡垒太小，无法容纳一支军队，而只是统治者及几名家眷和奴仆的居所。但必要的时候，此处的大房间和院子可以容纳一百个家庭。
通过遗址中遗留的物品，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堡垒中五个房间各自的用途。四个长方形的房间长17.3米、宽1.8米到2.2米，屋顶离地只有1.7米。房间并不奢华，只能从南面采光。南墙本来应装有窗户，但并没有保存下来。
穆格山堡垒遗址
穆格山海拔1500米，位于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靠塔吉克斯坦一侧，是一座偏僻的小山。8世纪初，当大约一百户人躲避入侵的穆斯林军队时，三面环水的穆格山成了理想的避难地。（葛乐耐供图）
来源 Frantz Grenet.
让发掘者吃惊的是，遗址中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平台是一个垃圾坑，被半米厚的骨头、陶器和织物的碎片覆盖。1号屋中的沉积物有一米厚，可以明显看出有九层动物粪便，中间是掺有很多黏土的黄土层。这表明城堡曾被占据九年或者十年。由于屋中还有一些木屑，发掘者认为1号屋曾是木工作坊，冬天时被用作谷仓。2号屋是厨房，有大量的家庭用具——陶罐、碎盘子、芦苇篮子、小陶杯，豆子、大麦种子，以及用火的痕迹。因为3号屋几乎完全是空的，只发现了几个小的玻璃瓶和一个梳子，考古学家判断这间屋子之前是谷仓。4号屋东西最多，包括三个陶罐、很多其他家庭用具、三枚钱币（其中一枚为银币）、金属箭头、一些衣物碎片和一个腰带扣。所有这些都来自二层，这一层已经坍塌，压在一层上面。
4号屋的北面有一个翻倒的陶罐，旁边散落着23根带字的柳木简，好像是从陶罐里掉出来的。这些木简上写的是管家为主人撰写并保存的家庭支出记录。因为柳木便宜且容易得到，所以支出情况被写在柳木简上而不是纸或者皮革上。
管家记录了招待访客的日期以及葡萄酒和小麦的消耗量，因而展示了本地经济的大致轮廓。有时邻村的人会带着几车粮食到堡垒里来把粮食交给主人。这也许是一种实物税。管家的记录显示，村民也从主人处得到粮食。放牧是重要的经济活动。人们吃羊肉且用羊皮做衣服，可达五十件之多，但一般人没有那么多。有一件文书(A17)列举了各种开销：200迪尔汗买了马，100迪尔汗造了屋顶，50迪尔汗给了祆教祭司，15迪尔汗给了医生和倒酒人，11迪尔汗买了新年晚宴用的牛，8迪尔汗给了文书起草员，8迪尔汗买了纸、丝和黄油，5迪尔汗给了刽子手。尽管学者们还不确定在撒马尔罕流通哪种货币，但是迪尔汗已经取代了萨珊银币，是当时阿拉伯世界中通行的主要银币单位。几乎所有出现在木简记录中的货品，除了纸和丝来自中国，其他都是本地制造的。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粟特当地的经济，至少在冲突的那几年当中，基本上以物物交换为主。
除了木简，该遗址还出土了近六十件纸质和皮质文书。这些文书本来存放在二层，发现时散落在2号屋和3号屋坍塌的天花板周围。第三处文书发现地是那些放羊娃挖出来的篮子，里面有些皮革文书。
在97件文书当中，有3件是写在梯形皮革上的契约，展现了当时复杂的司法体系。尽管皮革似乎是笨重的书写材料，但皮革文书通行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同时代的欧洲人也在用羊皮纸）。有经验的书吏可以在上面记录详细的协议。目前最长，同时也是信息量最大的穆格山文书是一份婚约，以及一份标为“新娘副本”的附属文件，其中，丈夫重申了他对于妻子家庭的义务（见史料24）。两件文书都发现于普罗提上交的那个篮子。
婚约及新娘副本写于突昏王十年，即710年。两件文书一共有90行，写在两块皮革上，分别长21厘米和15.5厘米，记载了一桩婚姻的具体条款。新娘名叫查特(Chat)，其保护人是纳维卡特（Navikat，今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的一座粟特城市）的统治者切尔(Cher)。新郎名叫欧特特勤(Ottegin)，这明显是个突厥人的名字。新娘父亲在这件事中不起任何作用，虽然他的名字却仍被提及，看起来切尔是查特的监护人。
这件前伊斯兰时代契约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当时社会中通行严格的义务对等：丈夫在某些情形下可以结束婚姻，妻子在同样的情形下也可以结束婚姻。这件粟特契约用到了一个法律术语来指称一种特别的婚姻，在这种婚姻中丈夫和妻子在很多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该协议开头就讲丈夫有义务提供“衣食首饰，敬她爱她，待她如同正室，就像一位先生对待自己的太太一样”。她则“应服从他的利益，把他对妻子的命令当作法律听从，如同一位女士对待自己的丈夫”。
跟现代婚约很像，这件契约接下去讲如果事情起了变化该怎么办。如果丈夫“没把查特休了就娶妻纳妾，或有了（其他）让查特不满意的女人”，他承诺付给她“30枚成色上好的迪尔汗（银币）”并把她送走。如果他想结束婚姻也可以，那就必须为他的妻子提供食物，并且让她带走财物，以及婚姻存续期间妻子给他的所有礼物。这样夫妻双方就两不相欠了，丈夫可以自由再婚。值得注意的是，妻子也有权结束婚姻，只要她退还丈夫送的礼物即可。她将持有自己的财产和来自丈夫的一笔钱。婚姻结束之后，夫妻双方不再为对方的罪行承担责任，犯罪的一方将独自受罚。
这件契约使我们进一步确认了粟特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如果夫妻一方成为其他人的奴隶、人质、囚犯或依附民，其前配偶不负责。显然这个社会中有些人比其他人富有。这件契约的罚金为30迪尔汗，其签署人显然是富人。但是他们也和更下层的人一样，面临着一种现实的可能，即当他们不再富有时也许会沦为奴隶。
妻子的那份协议基本重复了上述丈夫的义务，还额外增加了几项条款。欧特特勤开篇便说：“大人，我在密特拉神面前（起誓），我不会贩卖她、抵押她、进贡她，或将她置于（他人的）保护之下。”密特拉是真理和契约的保护神，是祆教最重要的三位神祇之一，地位仅次于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祆教中提到的神一般都是指后者。欧特特勤保证，如果婚姻结束，无论是谁提出的，他都会把查特送回她的保护人处。此外，无论是他自己这边的人还是敌人把妻子带走或者关押，他会让她立即得到释放。他还保证，如果他在婚姻结束之后没有把妻子毫发无伤地送回娘家，会付100迪尔汗。如果不能立即付清，会为未结清的部分付20％的利息。这件文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讲保护人得到赔款的程序。比如，里面指名了一位担保人，到时候保护人可以找他。此协议签署于“奠基厅”，有见证人在场，且全体居民都被吩咐要进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