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丝路历史的凝固瞬间
如果只能参观一个丝路遗址，那就去敦煌。那里的自然景色非常壮观。深绿的杨柳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绿洲。石崖上开凿着大约五百座石窟，里面有美不胜收的佛教壁画。壁画融合了印度、伊朗、中国和中亚各地的元素。有四万余件文书的藏经洞（见下页）是丝路上保存文书和文物最多的地方。其中发现了佛教、摩尼教、祆教、犹太教、景教等各种宗教的文献，展现出这一地区曾经是多么国际化。在公元后的10世纪，敦煌是重要的边塞城市、佛教朝圣中心和贸易中间站。公元1000年之后，敦煌逐渐衰落，成了穷乡僻壤。当1907年斯坦因把这里定为自己第二次西域探险的目的地时，到过这里的欧洲人非常少。斯坦因在这里的发现为他赢得了英国的爵士头衔，以及在中国持久的骂名。
斯坦因在第二次探险中依据先前的经验率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掘文书和文物并将其负责任地尽快发表。从他在和田、尼雅的第一次西域探险以来的六年中，英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俄国、德国、日本和法国都派出了探险队来新疆攫取文物。斯坦因申请了拨款得以离职两年。他的目标是重走克什米尔到和田的路，然后穿过沙漠一路直抵甘肃省西端的敦煌，直线距离1325千米，全程长1523千米。
斯坦因合成的敦煌藏经洞照片
照片中为16窟，窟中高台上有佛像。照片最右侧可见藏经洞洞口。该洞于公元1000年之后不久被封死，后于1900年前后被发现。洞中有文书约四万件，文书的语言包括汉语、藏语及其他丝路小语种。这是丝路上发现的最大文书群。斯坦因把两张负片叠在一起，在洞窟的原始照片中加上了两堆手稿。
来源 From Ruins of Desert Cathay, p. 188.
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东方学家大会上，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济(Lajos Lóczy)作了关于敦煌的报告，这是斯坦因首次听说敦煌。洛克济是1879年首次访问敦煌的欧洲人之一。那时只有两名僧人长年住在这个几近废弃的地方。尽管洛克济的专业是土壤和岩石研究，但他还是看出了洞窟中佛教壁画的重要性。中国学者一般忽视壁画而更重视卷轴画。敦煌最早的壁画年代为5世纪，大大早于现存的所有绢画。
第二批探险队的成员跟第一批的一样，包括照顾骆驼马匹的人、会拍照的测量员、仆人，以及厨子。加入队伍的还有一名能在沙漠中穿行几百千米而不迷路的信使。他的任务是去邻近的城镇取送斯坦因的邮件，以及英属印度政府以银锭的形式下发的拨款。
斯坦因的维吾尔语（斯坦因所谓的突厥语）口语能力在新疆工作时很有用，在甘肃却派不上用场，这里汉语才是主流。公元前111年，敦煌进入西汉版图。汉朝在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之后在敦煌建起了戍堡（悬泉置隶属于敦煌）。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时断时续。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敦煌便一直处于中原王朝治下。敦煌是整个地区的学问中心，当地人在学校学习汉字并用汉字书写。在英国驻喀什领事的推荐下，斯坦因雇了一名叫蒋孝琬的中国师爷做秘书。此人不懂维吾尔语，因此最初交流有些困难。斯坦因从未学过汉字，但是两人一起旅行几个星期之后，斯坦因的汉语已经足够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1907年春天，斯坦因在向敦煌进发的路上听到了一则传言，说敦煌洞窟里的东西远不止壁画。这则传言是从一个躲债的穆斯林商人口中首次听到的，此人给他讲了王圆箓的发现。王圆箓原先是当兵的，1899年或1900年从清军退出之后来到了敦煌。与许多老兵一样，他遇到一位云游的道士并皈依了道教，因此斯坦因称他为“王道士”。识字不多的王道士来到敦煌之后不久，有一天偶然敲了一处窟壁且听出里面是空的，这样便发现了墙后隐藏的藏经洞（17窟）。拆掉窟壁之后，王道士给本地和本省官员送去了几幅字画，其中至少有一位官员，即古文字学者叶昌炽，意识到了其重要性。但因为拳乱之后官府实在拿不出钱来，所以决定不取走这些文书，而是命令王道士将文书留在原处保管。
当斯坦因和他的秘书蒋孝琬于1907年3月第一次来到敦煌时，王道士出门“跟助手一起化缘去了”。他们借此机会在崖边的洞窟边转了转。这些洞窟完全露天且无人看守。斯坦因注意到一条10世纪的史料描述得非常准确：
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
斯坦因注意到，尽管窟前的遮檐大多已经坍塌，很多塑像和壁画依然完好。
根据石窟中的一通石碑，一位僧人于366年造访此处并开凿了第一座洞窟。敦煌研究院将千佛洞（莫高窟）的492座石窟中年代最早的定在北凉（397—460年）时期，最晚的定在十三四世纪。最早的石窟与尼雅和龟兹的石窟类似，里面有单独的佛像或是佛陀前世的图景。公元600年之后建成的石窟中则是佛经故事中的场景。石窟凿在极为脆软的砂砾岩上，六七世纪时就坍塌了几座。近年来持续增加的客流进一步损毁了石窟，敦煌研究院建了复制窟以期减少客流及其对壁画的损毁。只有几座石窟对普通游客开放。如果要参观最著名的那几座，则要支付每人几百美元的高额票价。
斯坦因初到敦煌时的莫高窟
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时，石窟没有门，风吹雨淋毫无遮蔽，参观者必须爬墙钻洞才能进入。如今在敦煌研究院的管理下，所有石窟都有墙有门有锁，混凝土制的过道和楼梯连接着遗址中的492座石窟。（大英图书馆供图）
来源 Courtesy of the Board of the British Library, 392/56 (690).
1907年，斯坦因和蒋孝琬完成了对遗址的初步探查之后遇到了一位年轻的藏族僧人。蒋孝琬与之单独会面，僧人给他看了一件写有汉字的手稿。蒋孝琬看到“菩萨”一词多次出现，但由于缺乏阅读佛教材料的经验，他并不能看懂文书的内容。斯坦因想要酬谢为他们展示手稿的僧人，但是蒋孝琬“建议谨慎行事。过分慷慨的礼物会让人怀疑其动机不纯”。斯坦因和蒋孝琬商量出一个价码，然后付了“一块碎银子，相当于大约3卢比或者4先令”。斯坦因在关于这次发现的第一本书《沙漠契丹废墟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 )中讲道，“我和蒋师爷密谈了很久，商量怎样才能接触到这些发现，如果遇到宗教势力的阻挠，要怎样才能化解”。
斯坦因和蒋孝琬都明白这项任务的敏感性，因此他们不敢声张。与其他斯坦因发掘过的遗址不同，敦煌是一处“有宗教活动进行”的地方，斯坦因不知道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当地修行之人会不会如此好心——而且在乎物质利益——以至于可以无视圣物被拿走？若果真如此，我们能否指望他们的精神影响可以减轻那些为朝圣地捐款且更为迷信的普通人的顾虑？”甚至在见王道士之前，斯坦因就已经决定把活动限制在拍照和画图之内，因为当地信徒肯定会反对他们拿走任何佛像和壁画。
由于王道士不在，斯坦因决定去调查从敦煌向西延伸出去的一排烽燧，并在那里发现了粟特古信札。当他于1907年5月15日回到千佛洞时，他目睹了一次“足有一万人”参加的年度宗教节日。斯坦因保持着距离，由蒋孝琬说服王道士与斯坦因见面。王道士出于焦虑，砌起了一堵墙封住了藏经洞的唯一出口。当二人终于见面时，王道士给斯坦因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见于斯坦因后来的记载（见史料32）。
斯坦因在叙述自己在敦煌的经历时，总是不断地提到他和他在维也纳大学的导师乔治·比勒(Georg Bühler)在印度收集梵文手稿时遇到的困难。比勒一直想研究一份文献，在欧洲遍寻不得才去印度收集手稿。1875年，他终于看到了那份自己为之来到印度的手稿，可手稿主人之后又将其收了起来。比勒直到去世也没能再看到这份手稿一眼。斯坦因在印度最大的学术胜利之一就是在14年之后买下了这份手稿。
斯坦因明白，在敦煌藏经洞面临的挑战与在沙漠迷路或者在尼雅发掘废弃遗址非常不同。他必须运用他在印度获得的能力，把手稿从其保管者手中拿下。与王道士初次见面之后，斯坦因有了“打一场持久战、攻坚战”的准备。
在蒋孝琬的建议下，斯坦因明确决定不与王道士讨论学术和考古，改为唤起他对求法僧玄奘——斯坦因的“中国主保圣人”——的记忆。斯坦因讲道，他用他那不流畅的中文告诉王道士自己对玄奘的虔敬：“我沿着玄奘的脚步从印度跨越重山沙漠而来，我找寻到很多玄奘去过且描述过的佛寺的遗址。”斯坦因一直伪装成玄奘的信徒，他在6月13日离开之前甚至捐钱要做一尊新的玄奘“泥塑”。蒋孝琬和斯坦因告诉王道士，藏经洞里的文书应该属于一座印度的“佛学寺庙”，他们让王道士误以为斯坦因和很多世纪以前的玄奘一样，是来为一座远方寺庙取经的。
初次见面之后，斯坦因让蒋孝琬与王道士单独谈判。当天夜里，在黑暗的掩护下，王道士拿给蒋孝琬一卷文书，这恰好是一部玄奘翻译的佛教作品。蒋孝琬立刻把这一好兆头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便把临时封住藏经洞的墙拆了。
之后谈判进行得更顺利了，三人都同意此事需要绝对保密。据斯坦因讲，王道士规定：“交易内容除了我们三人不许任何人知道，只要我（斯坦因）还在中国境内，就必须对这些‘发现’的来源完全保密。”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王道士把一卷卷文书交给蒋孝琬，再由蒋孝琬和斯坦因从中挑出最重要的。临近尾声时，王道士突然惊慌失措地又把所有东西搬回了洞里，蒋孝琬又一次介入挽回了局面。蒋孝琬和斯坦因挑拣好之后，斯坦因命令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把这些文书缝进袋子里，这样就没人知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了。
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斯坦因都讲到了谈价钱的事。他和蒋孝琬定下一个目标之后就由后者直接跟王道士谈。斯坦因在这里遵循了一个当时普遍的做法。全亚洲的外国人常常指派他们的手下或者仆人为自己买日常用品及其他东西。蒋孝琬和王道士最终就价格达成了一致，7箱手稿、5张绘画和其他东西，共计130英镑。斯坦因在给好友阿伦的信中高兴地写道：“这个价钱也就能买到一片梵文贝叶外加几件‘古物’。”
斯坦因于1907年夏天离开之后，王道士继续出售藏经洞文书，并用所得修复洞窟群。蒋孝琬在同年秋天回到敦煌，又买了两百三十捆文书并将其寄给斯坦因。斯坦因所得文书共约一万一千件。1908年，天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买了七千件文书并将其运回巴黎。1910年，中国政府下令将余下的一万件汉文文书（不包括藏文文书）运到北京。王道士扣下了一些，运往北京的途中又遗失了一些。1912年，俄国人奥登堡买走了大概一万件；1914年，斯坦因最后一次回到敦煌又买了六百卷。
1929年，斯坦因在哈佛的一个系列讲座上自豪地向听众讲述了他在敦煌的经历。当斯坦因于1914年回到敦煌时，王道士热情地欢迎他，并向他展示了一份账目，上面详细记载了自己是如何用那些钱翻修洞窟的。“考虑到官方对于他（王道士）所珍视的这些文书的处理方式，他非常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接受我通过蒋师爷（蒋孝琬）提出的建议，将经卷全部卖出。”斯坦因觉得，因为自己付给王道士的钱比其他人都多（中国政府没付钱），他当时应该能买下全部经卷并将其运出中国。即便1929年时很多欧洲和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文物应留在中国，斯坦因依然不觉得把文书和文物从中国运走有什么不对。
1998年，《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的中文全译本出版，其中包括斯坦因在敦煌与王道士交涉的详细记述。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孟凡人为该书作序。《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包含当时顶尖学者对斯坦因所获材料的翻译，“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不过斯坦因的“劫掠行径”“应受到严正谴责”。
出版事业的发展使得藏于外国的敦煌文书越来越容易为中国学者所用：20世纪70年代末，微缩胶卷首先发行。随后敦煌文书的多卷影印本于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其中的写本照片清晰可读。现在，写本照片正不断被上传到伦敦的国际敦煌项目的网站上。
但是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斯坦因的做法还是带有欺骗性质。他号称自己是玄奘的信徒。他购买文书和绢画时非常清楚自己所付的钱远低于市场价。他为了保密采取极端方式，一切都在夜间进行，而且只告诉极少数人自己的所作所为。人们不禁奇怪斯坦因之后为何如此大大方方地讲述自己当时是如何偷偷摸摸的。
虽然斯坦因在讨论敦煌时没有特别提到费林德斯·佩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但他在其他地方常常承认自己受到了此人的影响。佩特里是英国在埃及考古发掘的领军人物，他在1902年斯坦因第一次探险归来之后会见了斯坦因。在《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的前言中，斯坦因称佩特里为“有着无人可及的经验的考古探险者”。1904年，佩特里的《考古学的方法与目的》(Methods & Aims in Archaeology )一书出版，该书为发掘的每一阶段提供指导，包括后勤准备、现场发掘、发表结果。佩特里曾在埃及发掘，他教给考古学家如何在落后国家开展工作，如何花少量的钱让工人上交他们发现的小件物品而不是自己去卖掉：“出钱才能保证（对文物）最好的照顾。”佩特里还建议读者以两个版本发表结果，一个服务于“学生和普通民众”的图版较少、价格低廉的简装版，以及一个“服务于图书馆、藏书家和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华丽的精装版”。斯坦因严格遵照佩特里的建议，他的书甚至连版式和字体都与后者的书一样。
佩特里在“考古学的道德问题”一章中声称，考古学家一旦在遗址完成发掘，就不会给后世在此留下任何东西。考古学家可以把发现物置于博物馆中，但这些东西总会朽坏，出版物最终会成为唯一记录。
按照佩特里的指导，斯坦因试图尽可能重构17窟的本来面貌。藏经洞中的材料按层排列的方式显示，这不是偶然保存下来的一堆文书和绘画。这些材料显然是某人或者某个团体特意放置在洞中的。但这又是为什么呢？洞中有许多纸片，这让斯坦因认为该洞是一个废纸贮藏室。
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仔细地将斯坦因的记述与中文史料以及伯希和的记述进行比对。尽管斯坦因没有机会仔细考察藏经洞，但他的记载依然是对藏经洞最详细的描述。藏经洞被王道士先为斯坦因打开，第二年又为伯希和打开，其原貌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破坏殆尽了。荣教授挑战之前的“废弃说”，对藏经洞文书的存放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
斯坦因使用的“library cave”一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藏经洞不是一座单独的洞窟。它是一个小储藏室，面积不到三米见方，高不超过2.7米。藏经洞原本是看不到的，王道士敲了16窟的窟壁，发现窟壁后面是空的，他又把墙拆掉才找到了这个储藏室。
藏经洞本来是洪辩和尚的纪念窟，此人权力很大，曾在851年被唐朝皇帝册封为都僧统。862年他去世以后，其弟子把与他相关的物品置于此窟，并来窟中祭拜。10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僧人们开始把此窟用作文书储藏室。王道士在1900年前后清理该窟时把塑像移走了。后来敦煌研究院又把塑像放回原来的位置，今天依然可见。
藏经洞中的很多文书都标着所属寺院。10世纪的敦煌是个佛教中心，约有十五座寺庙，三界寺是其中较小的一座。因为三界寺的名字在藏经洞文献中最常出现，藏经洞有可能隶属于该寺。
有关藏经洞目的的一个重要线索来自一篇佛经序文，出自僧人道真（约915—987年）之手。他解释了自己为何要为寺院收集材料：“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祑］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987年道真去世之后，其他僧人继续为三界寺收集文书。
敦煌的寺院都有僧人想得到的文书的清单，这说明他们在藏经洞关闭之前不久仍在收集文书和绘画。洞中最早的文书是一件佛教作品，年代为405年，最晚的年代为1002年。藏经洞中的文书远远不止佛教作品。
因为纸张在敦煌比较昂贵，寺院学校的学生就在页边空白处或者废弃佛经的反面练字。寺院学校教学生读写，学生中有些后来成了僧人，有些没有。这些学生跟今天学中文的学生一样，反复抄写单个汉字，然后逐渐进阶到更复杂的课文。敦煌文书中有很多错误，因为并非所有学生都水平很高。老师经常划掉学生写的错字，在旁边插入正确的。学生为了学写字会抄写各种材料，其中当然有佛教作品，也有契约、文学小品（比如水和茶的对话），以及被称为“变文”的长篇叙事作品。
藏经洞中最有名的文书是《金刚经》，该经不是手抄本而是木版印刷的印本。中国人在8世纪初发明了这种印刷术。把一张有字的纸面朝下贴在一块软木板上，在木板上刻字，就可以用这块木板印刷。敦煌的《金刚经》由七张木版印刷的纸页连缀而成（见466页图）。
藏经洞北壁
藏经洞只有北壁有画。画面中央高台上是洪辩和尚的塑像，塑像左右各有一棵树及一名侍从，手举拐杖、男装打扮的女居士在左，手持绘凤团扇的尼姑在右。壁画绘于这座小石窟被用作洪辩和尚葬窟的时期。
来源 From Wenwu, 1978, #12:23.
其中的发愿文说明，这是一位佛教徒以父母的名义为造福众生而出资制作的。这样的行为会为他的父母和他自己积德。《金刚经》上所标年代为868年（四月十五日）。藏经洞中还有早于868年的木版印书的片段，包括一件834年的历日。但是《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印刷品。学者们发现敦煌并不是四川那样的印刷中心。藏经洞文书中的绝大多数是手抄本。
敦煌管理文书的僧人用一种复杂的方法给佛经编目。他们参考了长安大型寺院图书馆的目录。这种目录把所有佛教文书分为布道文、律、史等类别。启蒙读物《千字文》中有一千个汉字，这相当于一个汉字的字母表。僧人用这些字给佛教作品编号，再把卷帙分组，斯坦因称这些组为“常规经帙”。
共有1050个经帙，每帙有约十二卷汉文文书。此外，还有80包十一种藏语贝叶装文书。藏语于786年被引入敦煌。那一年，吐蕃人帮助唐朝平定了一场叛乱，但是唐朝没有履行承诺赏赐吐蕃人，吐蕃人便征服了敦煌。经帙外面原本都有封皮，但因为首先看到经帙的人——王道士、蒋孝琬、斯坦因、伯希和——都没意识到其重要性，只有很少被保存了下来。
除了常规的汉语藏语材料，藏经洞中还有一种被斯坦因称作“杂”帙或“混合”帙的经帙。其中有贝叶装或卷轴装的梵语、于阗语、藏语、回鹘语和粟特语佛教文书。有些是完整的佛经抄本，其他则是片段。僧人们也把绘画（几乎都是佛教神像）、绘画碎片、破损的经卷和单张的纸放在洞中。另外，他们还储存用于修复佛经的各种边角料。若是大一点的寺院图书馆，人家兴许早把这些东西扔掉了，但三界寺的收藏规模很小，这让管理员们更加谨慎。因为这些东西说不定哪天就会派上用场，所以所有有字的东西都应该留着。正因如此，藏经洞中保存的材料非常多样化。和吐鲁番用废纸做的鞋样不同，藏经洞文书之间并非毫不相关，所有文书都跟佛教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要么文书背面抄有佛经，要么文书出自寺院学校学生之手。
藏经洞文书的语言包括梵语、粟特语、藏语、回鹘语和于阗语，这非常好地体现了斯坦因的标签——“多语种图书馆”。有时，仅仅一张纸便揭示了一个宗教团体或者一位独自旅行者的存在。除了那张纸，我们对其一无所知。藏经洞中有这样一张纸，上书十八行希伯来语祷文，每行的打头字母按希伯来字母表顺序排列，之后是《圣经·诗篇》中的一段（见彩图13和史料33）。这件文书被多次折叠，也许曾被当作护身符缝进小袋子里挂在脖子上。可能一个犹太人曾行至敦煌，也可能有人买下了这件护身符（字母的形状显示它出自巴比伦）并把它带到了敦煌。无独有偶，藏经洞中还有两张纸显示敦煌有一群讲粟特语的祆教徒。一张上写着祆教古经《阿维斯塔》中的诗句，另外一张上画着两尊面对面的祆教女神。
彩图13 敦煌藏经洞中的希伯来语祷文
敦煌藏经洞文书共约四万件，其中绝大多数为汉语或藏语文书。梵语、粟特语、回鹘语、于阗语、希伯来语等其他语言的文书引起学者极大兴趣。因为若没有这些文书便无法得知敦煌有其他民族存在。这件藏经洞中唯一的希伯来语文书是一篇十八行的祷文，每句都引自《圣经·诗篇》。这件被多次折叠放入小袋子中的文书很可能是被人当作护身符从巴比伦带到中国来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供图）
来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anuscrits orientaux, hébrue 1412.
伊朗的祆教是三夷教之一。三夷教是中国学者使用的术语，用来指称两种伊朗宗教祆教和摩尼教，以及源自叙利亚的东方基督教。这三者都起源于中国境外，都曾传入中国，845年颁布禁教令之后就消亡了。藏经洞文书管理员们的兼容并蓄，使它成了包含丝路上各种宗教原始材料的最翔实的资料库。
佛教图书馆的索书号
藏经洞中的汉文佛经差不多每十二卷分为一帙，每帙以帙皮包裹。图中右上角箭头处是帙皮上尚可见的文字，写着经名及其相当于现代图书馆索书号的《千字文》编号。（大英图书馆供图）
来源 Courtesy of the Board of the British Library, 392/27 (589).
藏经洞中的宗教文献显示，敦煌人对不同信仰的包容令人惊叹。管理这些文书的僧人不一定知道文书所用语言，很可能也读不懂这些文书，但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些文书保存好。这体现了丝绸之路国际化的特色。这个地区虽然只有三万人，但不同语言文字和信仰都得到了尊重。
与吐鲁番文书和西安的景教碑一样，藏经洞的材料特别重要，因为这些材料提供了普通信徒的视角。与之相对，高级神职人员或者中国官府的视角则常常左右历史上对宗教的记载。敦煌的各种宗教文献虽然内容很丰富，但从不描述宗教集会，因此我们无从得知这些教团的规模。如果某种宗教的所有存世文献都是非汉语的，我们可以推测该教没有太多汉人信徒。反之，若某种宗教的文献有汉语翻译，则表明该教在当地有信徒。
在发现敦煌和吐鲁番的文书之前，人们对于摩尼教的了解大多来自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书中讲述了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做摩尼教徒的日子。后来在吐鲁番发现了伊朗语（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和回鹘语摩尼教文献，在敦煌发现了汉语摩尼教文献，这使学者们得以直接了解这门世界性宗教的教义。藏经洞中共有三件汉语摩尼教文书。
尽管这些摩尼教文献中有些是用汉字写的，但它们表明大多数摩尼教徒都讲伊朗语。三件中最长的是一卷赞美诗集，其中一部分是用汉字音写的20首帕提亚语和中古波斯语的赞歌和祷词。因为文书并未翻译这些音译文字，讲汉语的人肯定无法看懂（见史料34） 。其中一首题为《叹明界文》的赞美诗，似乎直接译自吐鲁番发现的一件帕提亚语文书。但汉语版把明界等同于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明界是一个“极乐世界”，那里“光明普遍皆清净，常乐寂灭无动俎，彼受欢乐无烦恼，若言有苦无是处”。摩尼鼓励他的追随者使用所在地宗教的术语吸引更多人入教。这件文书漂亮地展示了这一变色龙战略。它把摩尼称作三圣之一，与佛陀和老子并列，这样一来，摩尼就占据了孔子的位置。
另一件摩尼教文书则更忠实地模仿了汉语文书，其开篇与《金刚经》如出一辙。但此处是摩尼而不是佛陀在向其信徒说话：“善哉善哉，汝为利益无量众生，能问如此甚深秘义，汝今即是一切世间盲迷众生大善知识。我当为汝分别解说，令汝疑网永断无余。”这件文书与佛教文书是如此相似，甚至骗过了伯希和这样的专家，让他没有将其带到巴黎去。这是今天藏于北京的敦煌文书中最重要的藏品之一。粟特传教士为回应731年颁布的一条敕令而将这件文书翻译了出来，他们希望能使中国皇帝本人皈依摩尼教。
不同宗教的传教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摩尼教徒们自由地运用佛教术语，而东方教会的基督徒们则注重精准，即使最终的译文让人很难读懂也要严格地照字面翻译。“圣父、圣子、圣灵”该如何翻译成中文？赞美诗《荣归主颂》的译者选择了最忠于原文的译法，即“慈父、明子、净风王”（见史料35）。这三个词中只有“慈父”能让中国皈依者看懂。与赞美诗写在同一页上的还有一份该教经典的书单，题为《尊经》。其中讲到“皇父”“皇子”“证身”的“三身同归一体”，即“三位一体”学说。这又是一条让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的教理。书单末尾的说明中提到了景净（或亚当），即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这说明该文书与景教碑一样，都写于8世纪末，此时东方教会正活跃于中国。
藏经洞文书的性质在8世纪中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安史之乱以前，几乎所有的藏经洞文书都来自中原地区且全是佛教文书。最晚的来自长安的文书，年代为753年。在这之后，所有文书都产自本地。就在此时，在家的学生们开始抄写种类繁多的各种材料，除了佛经还包括契约、社邑文书和文学作品（见史料37-2）。他们甚至在文书的空白处乱写乱画。
一份年代为742年到758年的市券副本中记载了一次交易，有人用21匹生丝买来了一名13岁的非汉族男孩做奴隶。该市券严格遵守唐律的细则，列出了卖方、奴隶和五名保人的姓名和年龄，证明唐律在整个疆域内都得到了贯彻。
745年，朝廷分两笔拨给敦煌附近的一座戍堡15000匹丝绢的军费。一件关于俸禄的官文书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款项是如何下拨的。朝廷先把两批丝绢存放在敦煌以东700千米的凉州，这里是整个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再从那儿把丝绢运到敦煌的戍堡。法国学者童丕敏锐地指出，“两个运输队每队带着超过七千匹丝绢，这与我们所熟知的民间商队形象大相径庭”。这些单笔达到七千匹的款项比吐鲁番文书中最多几百匹的交易额要高得多。这件文书显示出朝廷下拨的军饷是多么重要。
唐朝有一套复杂的货币系统，织物（麻和绢）、粮食、钱币三种通货并行不悖。更麻烦的是，朝廷用统一的单位表示这三种通货。给敦煌戍堡的拨款包括六种不同类型的绸缎和生丝。因为各个地区都用本地出产的织物缴税，唐朝官府便把这些织物都运到了敦煌戍堡。戍堡官员把税绢先换成钱再换成粮食，有些用来供给戍卒，有些直接付给当地商人。这份记录让我们得以一瞥安史之乱以前的军费支出，唐朝政府以织物的形式向敦煌经济直接注入了海量现金。
如前几章所述，朝廷于755年失去了对西北的控制。唐朝皇帝为了平叛曾向吐蕃帝国求助。吐蕃的雅砻王朝可以说是西域政局中的一股新生力量。在617年以前，海拔4000米到5000米的青藏高原北部生活着在草原上牧马的牧民，南部生活着在河谷里种植青稞的农民。这里没有文字，人们结绳刻木以记事。617年左右，从拉萨东南的雅砻河谷得名的雅砻王朝第一次统一了吐蕃。他们基于梵文字母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系统，并同时采纳了一些唐朝法律系统的元素。
吐蕃人是优秀的骑手，汉人羡慕他们的军事装备。唐史记载：“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763年秋，吐蕃士兵曾在长安劫掠长达两周。直到777年，每年秋天吐蕃骑兵都会袭扰唐朝，被削弱了的唐军无法阻止他们。
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吐蕃人的力量达到顶峰，他们逐渐扩张并进入甘肃。781年，敦煌以南的寿昌城陷落。786年，唐朝政府没能按约定向帮助平叛的吐蕃支付酬劳，吐蕃便夺取了敦煌所在的沙州。吐蕃人占领了河西走廊原唐朝治下的八个州，将这一地区划分为若干军区由军事将领统治，并很快建立起了一个双轨的行政系统，分别由吐蕃军事长官和最高民事长官领导。在敦煌，后者常常是汉人。每个军区被进一步分为若干千户，每个千户由二十个五十户构成。每个五十户的头领给每户分配任务以完成劳役。
一些吐蕃占领区的男性被征召入伍，其他人则在军事屯田区劳作。除去负责保卫，屯田区的人还要种庄稼并以粮食缴纳农业税，且必须把粮食税运到收集点。有时要走几天的路才能到达这些收集点。吐蕃人以服兵役为劳役，与唐朝不同，他们不向士兵支付布匹、粮食和钱币。
从汉、藏契约中都可以看出吐蕃对敦煌的统治对于当地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788年到790年，也就是在吐蕃占领敦煌几年之后，一间仓库的记录中提到了钱币，这是年代最晚的提到钱币的汉语文书。一些755年以前铸造的钱币可能在9世纪或10世纪流通过，但在吐蕃治下，货币基本停止使用了。吐蕃时期，一般用粮食的容量单位或者布匹数来标示价格。有一件803年的契约很有代表性，其中记录了一头牛的价格是12石（720—1080升）小麦加2石（120—180升）小米，违约金也以粮食表示，为3石（180—270升）小麦。除几处提到dmar（藏语“铜”，可能指铜钱），契约中的交易几乎都是以粮食进行的。人们有时借入布匹或者纸张，但总是用粮食还债。
以前的学者把786年到848年的吐蕃统治时期看作敦煌历史上一个没有什么持久影响的短暂插曲。但对于当时的敦煌人来说，长达六十年之久的这一时期足够他们吸纳一些吐蕃人的习俗。在吐蕃统治的初期，绝大多数汉人按汉族习惯起名，有名有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敦煌汉人开始使用类似藏语的名字。吐蕃统治时期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中，有些人甚至放弃了汉姓而像吐蕃人一样只用名。
有些吐蕃治下的汉人做了更大的改变。他们不再写汉字而改用藏文。吐蕃征服之后，当地书吏立刻就学会了藏文，为官员起草文书，为藏人起草契约。815年到841年之间，吐蕃统治者开展了一项大规模写经活动，雇用了一千多名书吏，其中许多是汉人。随着写经的进行，这些书吏对藏文书写越来越熟悉，并且意识到使用字母文字比记住几千个汉字要容易得多。
统治者雇人大量抄写佛经以获得功德，同时还出资开凿新洞窟。66座吐蕃时期开凿的石窟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其中大多绘有坛场，即宇宙的图示，并包含其他一些密教元素。这一时期的壁画特别强调吐蕃赞普等供养人。
从吐蕃时期起，敦煌的画师们开始绘制五台山图，并一直持续到10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61窟是敦煌最宏伟的洞窟之一，开凿于950年左右。窟壁西墙的上半部分高3.5米，宽15.5米，绘有一幅巨大的五台山图。画面顶部绘有诸天神，中间绘有90座五台山的建筑并注有名称，底部绘有旅途中的朝圣者。整件画作并非圣地的精确地图，而是为了让无法成行的人了解五台山而绘制的。该窟的供养人包括从944年到974年统治敦煌的曹元忠及其众位妻子，其中一位来自于阗。
虽然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但敦煌的统治者在吐蕃时期维持了与唐和印度的联系。吐蕃、唐、印度派出的僧人和使臣在吐蕃和中原之间穿梭并常常在敦煌歇脚。没有货币流通并不妨碍他们在绿洲之间赶路。和以前一样，统治者为他们提供护卫、交通工具和食物。
848年，一个汉人政权在敦煌重新建立了起来。老一辈学者认为藏经洞中的藏语材料都写于848年以前。最近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藏语作为国际共通语(lingua franca)在848年之后还在继续使用。在吐蕃治下，从吐蕃经敦煌到五台山的朝圣路线愈加繁忙。藏经洞中有五封藏语介绍信的副本。这些信属于一名去吐蕃的汉僧，年代在848年之后，那时汉人已经把藏人赶出了敦煌。信中解释道，该僧要去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学习并奉迎佛骨。他从五台山上路，沿途经过许多城市一直到了敦煌，并在敦煌把这些信留下，可能因为他在吐蕃用不着这些信了。
另外一件藏语文书由一位印度僧侣口授，并由他的藏人弟子笔录而成。笔录者懂一些梵语，不过犯了很多拼写错误。文书讲，977年（或965年），印度僧人提婆弗呾罗(Devaputra)从印度经由吐蕃前往五台山，返回途中路过敦煌，向弟子传授佛法。文书中用藏语给出了很多专有名词，后面写着近似的梵语原文。吐蕃僧侣鼓励学习梵语，可能因为他们自己的字母基于梵文字母，这使梵语变得比较易学。梵语多在寺院中，特别是在学问深厚的高僧之间使用。玄奘去印度，一路上便是用梵语与各地僧人交流的。
842年，支持吐蕃统治者的部落联盟突然瓦解，雅砻王朝随即崩溃，吐蕃对于敦煌的控制也随即削弱了。848年，汉人将领张议潮起兵赶走了残存的吐蕃人。此时的唐朝国力衰退，远不如安史之乱以前。中原很多地区藩镇割据，节度使拥兵自立，税赋鲜入中央。851年，张议潮从唐廷得到了节度使的头衔。他表面上向唐朝称臣，但敦煌实际上是个独立王国。在张氏家族的统治下，敦煌向长安派遣使者给唐朝皇帝进贡，与其他独立的西域统治者非常相似。
在848年，张议潮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控制。按《张议潮变文》所述，他的军队于858年和吐蕃人再次开战（见史料36）。藏经洞的所有文学类型中，散韵结合的变文最有特色。变文由吟唱出来的诗句和背诵出来的散文组合而成，中文的这种文学类型仅见于敦煌，藏经洞中保存有大概三十篇。（这一文学类型也见于龟兹语中。）最宽泛地讲，变文之“变”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变化。说法僧演说这些故事是为了通过佛法帮助听众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变文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套语：“且看某处，若为陈说。”说法者边讲故事边指着画中场景，让听众可以对故事有个直观的认识。
《张议潮变文》讲述了858年他的军队与吐蕃的几场战斗，先是渲染气氛，然后以“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作结，最后说书人指着展现军队的图说：“煞戮横尸遍野处。”虽然这类画无一保留下来，但是一幅861年的石窟壁画描绘了归义军的出行。
张议潮的军队
张议潮的军队手持迎风招展的旌旗，兵士中有人穿着汉人喜爱的素袍，有人穿着回鹘人和其他胡人常穿的鲜艳花袍，展示了张氏支持者的民族多样性。［阿梅利亚·萨珍特(Amelia Sargent)绘图］
来源 Amelia Sargent, detail from Dunhuang Cave 156.
该窟建成于865年，四年前由张议潮的从子张淮深开始修造。这是统治敦煌的张氏家族出资修建的第一座石窟。敦煌文书P.2762《张淮深功德记》中说道：
（张淮深）更欲镌龛一所，踌躇瞻眺，余所竟无，唯此一岭，磋峨可劈。匪限耗广，务取工成，情专穿石之殷，志切移山之重。于是稽天神于上，激地祇于下，龟筮告吉，揆日兴工。錾凿才施，其山自坼，未经数日，裂孔转开；再祷焚香，飞沙时起，于初夜分，欻尔崩腾，惊骇一川，发声雷震，豁开石壁，崖如削成。
作者细致地描述了开凿洞窟的步骤：工人们首先在岩石上凿开一个缝，然后逐渐把石缝扩大到能容纳壁画和塑像的程度。开凿洞窟需要很多劳力，但并不需要用到特别昂贵的材料。当地画师就住在莫高窟北区，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很多作坊，有些还有整罐的颜料。9世纪，大多数画师都隶属于当地作坊；10世纪中期，当地政府建起了由画师官员掌管的画院。
表6-1 敦煌归义军统治者（848—1002年）
与之前的吐蕃统治者一样，张淮深及其继任者出资兴建了很多洞窟。开凿洞窟的宗教仪式非常隆重。当统治者决定开凿一座洞窟时，他和妻子要吃斋一月、燃灯焚香、请僧人念经抄经，目的都是要获得功德。以上这些全部完成之后开凿工作才能真正开始。
有些敦煌洞窟中有张议潮及之后统治者的画像：914年从张氏手中接过政权的曹议金于925年左右命人在98窟绘制了一套前任者的画像。人们看到这些画像会觉得当时的权力交接很平稳，出资的曹家肯定也希望大家这样认为，但事实正好相反。867年张议潮去世，其从子张淮深即位并一直统治到890年。那一年，张议潮的一个儿子，也就是张淮深的堂弟杀了张淮深夫妻及其六个儿子。新统治者张淮鼎在位不到两年即自然死亡，继任者尚未成年，随即被其监护人索勋推翻。894年，前任统治者张承奉重新取得权力，并将其权力维持到910年。张氏家族掌权的最后岁月正好赶上唐朝灭亡，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唐朝皇帝先被囚禁，唐朝后于907年被推翻。
曹议金是张氏第一任统治者的外孙女婿，于914年上台。敦煌直到1002年都处于曹氏家族的统治之下。那之后的文献便不再提到任何曹氏的名字，表明甘州回鹘已经控制了敦煌。8世纪时，回鹘人本来有一个统一的汗国，但840年黠戛斯人攻破回鹘汗国，回鹘人四散，有一部分西迁到了西州和甘州。西州回鹘的地盘包括北庭、高昌、焉耆和龟兹，甘州回鹘的地盘则要小一些。1028年甘州回鹘被西夏攻破，11世纪30年代敦煌陷落，与甘州一起归入领有今中国西北部的西夏王朝。对于公元1000年之后的权力斗争我们所知甚少，因为没有任何敦煌文书或者其他出土文书详细描述了这些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