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佛教、伊斯兰教的入疆通道
和田（古称于阗）与附近的喀什一样，都以其星期天的巴扎闻名。在那里，游客可以买到本地制作的手工艺品、馕和羊肉串。当老乡们为一头驴的价钱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很容易让人觉得和田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不过这是一个错觉。当地人口绝大部分不是汉族，这也使人产生类似的推想：他们肯定是最早的丝路开拓者的直系后代。然而事实上，今天的和田与丝路历史上的于阗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历史断层。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征服了信奉佛教的于阗国，这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最终，于阗及其周围绿洲城市的居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成了当地的主要宗教。维吾尔语逐渐取代了于阗语，成为当地的主要语言。
几乎所有关于前伊斯兰时代于阗的材料都来自于阗城外。因为于阗城坐落在两条大河的交汇处，水资源比较丰富。广泛的灌溉和不时的洪水造成了一个相对潮湿的环境，使纸质和木质的材料都无法保存。有关于阗的文书和文物都被保存在邻近且干燥得多的沙漠地区。主要遗址共有九处：山普鲁、尼雅、热瓦克、安德悦、梅里卡瓦特(Melikawat)、约特干、丹丹乌里克、达玛沟、敦煌。最早的发现物来自山普鲁，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最晚的来自敦煌藏经洞，年代在伊斯兰征服前不久。这些遗址有些在于阗城内，距离最远的是敦煌，位于于阗城以东1325千米。从这些遗址中出土的材料让我们得以重构和田不寻常的历史。
于阗语敕令
图为970年于阗王向敦煌统治者同时也是自己的舅舅下发的敕令。“敕”字显示了中华文化对于阗王室的巨大影响。这件文书出自敦煌藏经洞，是为数不多的写于于阗城内的10世纪于阗语文书之一。（法国国家图书馆供图）
来源 BNF, Manuscrits orientaux, Pelliot V 5538.
和田是新疆西南最大的居民点，因此也是宗教进入西域传播的理想枢纽。公元200年，佛教徒首次从印度来到这里。之后的八百年中，佛教不断向东传播并成为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宗教，其间于阗一直是研习、翻译佛教文献的重镇。
644年玄奘路过于阗，当地人向他讲述了于阗建国的传说：崇佛的印度孔雀王朝统治者阿育王（前273—前232年在位）流放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翻越帕米尔来到于阗，成了一位牧羊人，在荒凉的沙漠中驱赶羊群，逐水草而生（见史料38）。因为无子，他在佛教北方天王的一座庙前祈祷，随后一个男孩自神像的前额降生，庙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这一传说的晚期版本有些不同，有的版本中来到于阗的是王子的大臣，有的讲从地里冒出了乳房。但在这些版本中都是印度移民建立了于阗国。
于阗建国的传说的早期版本与考古发现无法吻合，因为考古显示这里最早的居民并非来自印度，而是来自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于阗城以东30千米的山普鲁墓葬群中的出土文物，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到4世纪之间，其年代上限恰好是传说中于阗建国的时间。这座古代墓葬遗址值得一去。在遗址地表便可看到被遗弃的头骨、木制工具、鲜红的羊毛碎片等物，这些东西都来自约两千年前。古代墓葬边上是一处现代穆斯林墓地，守墓人与考古当局共同守护着这座曾饱受侵扰的遗址。
20世纪早期，挖宝人给斯坦因从山普鲁拿来过一些纸片和小件木制品，但斯坦因本人从没去过那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场大雨暴露出了很多墓葬，才有人对该遗址做系统发掘。1983年到1995年，当地考古学家在6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掘了69座墓葬和2座葬马的墓坑。山普鲁的先民和许多草原民族一样厚葬马匹，其中一匹还有一张漂亮的鞍毯陪葬。
山普鲁墓地中还有群葬，一个墓坑中最多可达两百人。墓中妇女穿着宽松的羊毛裙，其污渍和补丁显示墓主生前曾穿过这件裙子。裙子上有一块16厘米长的织锦做装饰。织锦是用小织机单独编织的，每次换色时都要剪掉经线再换另一种颜色。
山普鲁遗址中有很多当地人与西方交往的生动例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条男裤腿上的织锦，图片见彩图14。（遗址中的其他裤子都没有装饰。）画面上方是半人马，下方站着一名西方人长相的士兵。虽然人马的图案常见于罗马，但士兵匕首上的兽头等其他元素显示，其出处可能是离于阗更近的伊朗安息王朝。
彩图14 和田出土的羊毛裤
这条当地织造的羊毛裤裤腿出土于于阗城外的山普鲁遗址，上面织有一名武士和希腊人马的图案。这些图案先随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传到今阿富汗北部及巴基斯坦，再从那里传到中国西北。人马的斗篷和武士领子上的花卉/钻石图案是原始图案在中亚的变体。这条裤腿的精确年代未知。山普鲁遗址盗掘严重，其出土文物年代分布在公元前3世纪到4世纪之间。
来源 From Xinjiang Wewuer Zijiqu Bowuguan, plate 34–5.
山普鲁墓葬中还出土了来自其他地区的物品。四面铜镜产自中原地区，年代为中原王朝第一次在于阗驻军的1世纪末。据《汉书》记载，于阗有3300户，19300人。与尼雅出土的铜镜一样，这些铜镜很可能是汉朝使节带给当地统治者的礼物。
到公元300年，群葬逐渐消失，这是文化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晚期的山普鲁墓葬都是埋葬单人的方形墓坑，与尼雅和营盘的墓葬非常相似。这表明与上述两地相关的一个族群在三四世纪来到于阗，并取代了之前的居民。
三四世纪也正是尼雅佉卢文文书的年代，其中常常提到尼雅以西250千米的于阗。尼雅的官员既苦于于阗骑兵的劫掠，也接纳来自于阗的避难者。
独特的汉佉二体钱，即一面有汉字、一面有佉卢文的钱币，印证了于阗人与其邻邦有着广泛的接触。于阗王结合贵霜钱币和汉式钱币的特点，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混合式钱币。古钱币学家还不能把这些钱币上的王名与汉文史籍中提到的国王对应起来，因此给这些钱币准确定年比较困难，只能说其铸造时间大概在3世纪前后。
二三世纪，贵霜王朝逐渐衰落，一些印度人翻越帕米尔高原把佛教带到了于阗、尼雅等地。一位杰出的汉人译者于260年从洛阳来到于阗寻找一部重要梵文典籍的原文。此人在于阗待了22年，之后把梵文佛经寄回洛阳，自己继续留在于阗，并埋骨于此。这段记载保存在一部6世纪早期的译经目录当中，这是最早提到于阗佛教的材料。
山普鲁裙边饰带
饰带上一头雄鹿被鹿角压弯了头，夸张的鹿角和整条饰带一样宽。藏青色的背景衬托着粉、红、蓝三色的鹿腿和鹿尾。一只似乎是鸟类的生物面朝上骑在鹿背上。顶着巨大鹿角的鹿常出现于邻近的游牧部落的艺术品中。(? Abegg-Stiftung, CH-3132 Riggisberg, 2001.Photo: Christoph von Viràg)
来源 Abegg-Stiftung, CH-3132 Riggisberg, inv. no. 5157.
和田最壮观的佛教遗址热瓦克佛寺也来自这个时代。该遗址位于和田以北63千米的沙漠中，在玉龙喀什河以东。如今游客可以乘车到距离遗址几千米的地点，然后步行（如果不是太热）或者骑骆驼到达那里。沙漠极热，沙子极细，但这里生机勃勃，脚下是灌木、蜥蜴和兔子，头上飞着云雀和苍鹰。路的尽头是遗址看护人的房子，铁索突兀地横在路中，旁边是考古遗址的标志牌。可以看到遗址中央的塔和周围的残垣断壁。沙子掩盖着大部分遗址，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几年之内移动的沙丘就会掩埋整个建筑。
山普鲁寿裙
图为山普鲁出土的最大寿裙，上缘长1.88米，裹在死者腰部。下缘展开长5.03米，这么笨重的裙子并非日常所穿，而是专为死者制作的寿裙。(? Abegg-Stiftung, CH-3132 Riggisberg, 2001.Photo: Christoph von Viràg)
来源 Abegg-Stiftung, CH-3132 Riggisberg, inv. no. 5157.
1901年4月斯坦因来到这里时被热瓦克佛寺深深震撼。他意识到必须移开大量的沙子才能绘制遗址的平面图，而自己手下的劳工只有十二人，因此他找来了更多劳力加入。春季的沙尘暴把沙子吹进所有人的眼睛和嘴里，这让所有体力劳动变得异常艰苦。劳工们一点一点地推进，最后中心佛塔终于露出来了——这是用来存放佛陀遗骨的纪念碑。佛塔高达6.86米，平面呈十字状，四面都有台阶。工人们继续清理沙子，发现了一堵巨大的长方形内墙。内墙之外原本还有一周外墙，其西南角也被挖出。
信徒绕行佛塔时行进在一条壮丽的走道上，两边都是塑像。因为这些塑像实在太易碎了，斯坦因认为内墙和外墙之间的走道上肯定有木质屋顶。大塑像描绘的是佛陀，高可达4米，小塑像则是佛弟子。
由于没有木质物品存留，所以无法进行碳-14测定，只能通过与其他佛教塑像进行严格的风格比较来确定这些塑像的年代。热瓦克的塑像与犍陀罗、马土腊最早期的佛教塑像非常相似，因此，该遗址建造的第一阶段可能在三四世纪，第二阶段在4世纪末5世纪初，与米兰遗址基本同时。
热瓦克佛塔比南道上的其他所有佛塔（包括中日探险队发现的尼雅方形佛塔）都要宏伟壮观。其规模反映出了绿洲的财富。401年，法显在赴印途中路过于阗，他也看到了绿洲的繁荣和当地民众对佛教的支持，所谓“家家门前皆起小塔”（见史料39）。
于阗有十四座大寺和许多小寺，法显及其同伴住在一座大寺中。该寺每年都会使用四轮像车举办大型的佛教行像仪式。车有三丈多高（7米左右），用珠宝和彩幡装饰。车中所立佛像和两尊菩萨像都是用金银打造的。法显还描述了绿洲以西一座建了八十年刚刚完工的新寺院。寺院里有佛堂、僧房，以及一座高达二十五丈（60米左右）的佛塔。
虽然法显有时夸大了佛教徒的人数或其虔信的程度，但他并未歪曲基本的事实——于阗的寺院确实富有。尼雅僧人及其家人住在一起，只是偶尔参加佛教仪式，于阗僧人的生活则很不一样。因为有来自于阗王和其他供养人的大量捐赠，于阗僧人可以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和举行仪式。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国王的热情支持，于阗一直是佛教学问的中心。玄奘列出了当地的主要产品：毯子、细毡子、布匹、玉。于阗以玉闻名，这里的玉的学名为软玉(nephrite)。当地人在绿洲周围的河床中可以找到大块玉石。和田两条大河中的一条叫玉龙喀什（维吾尔语“白玉”之意）河，另一条叫喀拉喀什（维吾尔语“黑玉”之意）河，两条河在城北汇流为和田河。在两条河中找到的玉的颜色不一样。安阳的商代王室墓葬中曾出土和田白玉做成的物件，年代为公元前1200年。
热瓦克佛寺墙壁
图为热瓦克遗址的中心佛塔及其超过1米高的内墙，为斯坦因手下所摄。环绕佛塔的内墙长50米、宽43米，所围面积足有半个橄榄球场大。该墙还构成了信徒绕行佛塔的走廊。
来源 From Ancient Khotan, Figure 65.
1900年，当斯坦因第一次来到和田时，当地人还在河床中找玉，并且把金器和古物也纳入了搜索范围。斯坦因不无讽刺地记载道：“‘找宝’，也就是在废弃的城址上碰运气找贵重金属的活动，确实是整个和田绿洲历史悠久的一种职业。这和淘金、挖玉一样，对于命不好又不肯苦干的人来说有一种类似买彩票的吸引力。”这些找宝人恰恰是斯坦因在其探险和发掘中所特别倚重的。
在和田，斯坦因购买了一些散落在古城原址约特干地表上的文物，但此处没有遗迹保留下来，让斯坦因很是失望。不太清楚斯坦因为何没有发掘这里，因为今天依然能在一大片区域中看到一些让人心痒的断壁残垣的痕迹。斯坦因倒是在各处都发现了陶制的小猴子。
热瓦克遗址脆弱的泥像
清出沙子之后，斯坦因检视了遗址中的泥像，发现泥像原有木骨支撑。但木骨已不复存在，因此泥像变得非常易碎，无法转移。斯坦因决定将其拍摄下来，并命令手下用绳子绷着佛头，但这些脆弱的佛头最终还是断掉了。
来源 From Ancient Khotan, Figure 69.
今天的约特干遗址向游客开放，不过城南35千米玉龙喀什河上的梅里卡瓦特更有意思。几座沙丘下面是贫瘠却又让人浮想联翩的坑坑洼洼的地面。这处方圆10平方千米的遗址是一座消失在沙丘里的古城。游客可以雇一辆驴车或徒步在沙丘中游走。当地小孩会上前兜售他们找到的小物件，游客在这些明显是假货的东西中挑选，希望能发现一件真品。
1901年，斯坦因离开尼雅向东走了八天之后，在和田以东350千米的安德悦绿洲发现了一枚木简，上面有关于和田当地语言的最早证据。这枚木简发现于佛塔附近的一间房屋遗迹中。与尼雅文书一样，它也用佉卢文写成，不过其笔迹和拼写与尼雅文书不尽相同。因为该木简与尼雅文书有很多相似性，多数学者认为其年代为3世纪到4世纪。
这件文书对于于阗研究来说非常重要，值得全引：
于阗王、王中王Hinaza Deva Vijitasimha三年十月十八日，有一人名叫Khvarnarse，他说道：我有一头骆驼，骆驼有个明显的烙上去的记号，像这样：VA SO。我现在以8000 masha（很可能是汉式钱币）的价格把这头骆驼卖给suliga Vagiti Vadhaga。Vagiti Vadhaga以masha付清了买骆驼的全款，Khvarnarse收讫。交易完成。从今起这头骆驼便是Vagiti Vadhaga的财产，他可以随意处置。关于这头骆驼今后若有人不满或提起论争，应按国法对其罚款。在Khvarnarse的提请下，本文书由本人Bahudhiva书写。
这件文书记载了一名于阗人以8000 masha的价格将一头骆驼卖给了粟特人Vagiti Vadhaga。（修饰Vagiti Vadhaga的suliga一词本义为“粟特人”，不过后来泛指“商人”。）
约特干出土陶猴
斯坦因按照自己的习惯做法把约特干出土的陶猴仔细编号后排在一起拍照。这些陶猴明显带有性意味的姿势表明它们是旨在提升生育能力的护身符。
来源 From Plate XLVII, Ancient Khotan.
该契约使用于阗王纪年表明其撰写于于阗，后来被带到了安德悦。于阗语学者发现契约中的所有人——于阗王、买主、卖主、书吏，他们的名字都来自伊朗语。“王中王”是伊朗语中对统治者的标准称呼，“Hinaza”是一个伊朗语词，意思是“将军”。因此，这枚由斯坦因偶然发现的木简记录了三四世纪时于阗通行属于伊朗语族的某语言，此时毗邻的尼雅人则操着属于印度语族的犍陀罗语。
于阗语文书最早出现在1895年的文物市场上。当地商人声称这些文书发现于库车。英国上尉高德福雷(S. H. Godfrey)将其买下并寄给了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的鲁道夫·霍恩雷(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é)，后者曾解读过新疆发现的第一个重要写本——鲍尔写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买下了更多的文书让霍恩雷解读。1899年，霍恩雷退休，他离开印度回到了牛津。斯坦因按照前人的做法，把所有婆罗米文的写本都寄给了他。佉卢文在公元400年前后停止使用，取而代之的便是婆罗米文。
早在1901年，霍恩雷便意识到有些文书虽然以婆罗米文写成，但语言迥异于梵语：“目前虽然只能确定几个词、几个短语的意思，但这已清楚地说明文书所用语言是一种印度-伊朗语，与波斯语和印度语都有联系。此外，该语言自身的特点可以与中亚西部高地的方言联系起来。”一开始霍恩雷并不知道于阗语是有大量梵语借词的伊朗语，还是有很多伊朗语词汇的印度语。第一次遇到英语的语言学家也会有类似的疑问：英语虽然看上去像有大量日耳曼语词汇的罗曼语，但实际上是日耳曼语的一种，只是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吸收了很多法语词。学界在1920年以前便达成了共识，认定于阗语是一种伊朗语，与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同时代，其中有大量来自梵语的借词。
根据于阗语文字、拼写、语法的不同，哈佛阿迦汗伊朗学讲席教授施杰我将于阗语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于阗语（5—6世纪）、中古于阗语（7—8世纪）、晚期于阗语（9—10世纪）。每个阶段都与特定的一组文书相联系：古于阗语文书几乎全是佛教文献的译本，来源不明；中古于阗语文书来自丹丹乌里克，以及和田地区的其他遗址；晚期于阗语文书来自敦煌藏经洞。
《赞巴斯塔之书》是唯一一件非梵文佛教文献译本的古于阗语写本。此书因下令创作该书的官员而得名，书中多次提到“在官员赞巴斯塔及其子扎尔库拉的命令之下写成”。这部于阗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部佛教文书的合集。文书作者非常谦虚地说道：“我所知极微极少，在将此译成于阗语的过程中若歪曲了原意，唯愿诸天诸佛宽恕。但无论在此取得何等功德，我定愿以此功德与众生共悟菩提。”菩提即对佛理知识的理解，得到菩提即开悟。菩提与空一样，都是本书的关键教理。
《赞巴斯塔之书》的内容对于佛教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但有一章有些特别，讲的是女人的伎俩和如何识破这些伎俩。佛教作品中很少有这样的讨论。其中警告道：“女人们对这些伎俩都无师自通。”最后说道：“官员赞巴斯塔和他所有的子女令我写下此书，我定能成佛。”这是唯一一次提到赞巴斯塔的女儿。作者最后加了一条评论：“阿阇梨（即‘老师’，对僧侣的一种称呼）悉达跋陀罗为管束自己的心神反复读了这个关于女人的段落：‘读过这经之后我依然心潮澎湃。实际上我无法静卧，就像睫毛、眉间的毛发、脸颊上的绒毛一样。’”在平淡无味的文集中，这一条显得格外有人间烟火的气息（见史料40）。
《赞巴斯塔之书》各章讲了一些佛教故事，很多都与大乘教理有关。有一章讲佛陀如何用智慧战胜外道跋陀罗（此人用魔法把墓地变成了“神殿”）的故事。有一章讲佛陀的生平和开悟，还有一章讲佛陀涅槃并把现世委托给弥勒佛。关于弥勒佛的那章与从Twghry语译成回鹘语的文书内容相同，而后者在西格和西格灵为吐火罗语定名时起到了关键作用。《赞巴斯塔之书》中汇集并转述了来自梵语、汉语、藏语、回鹘语和其他语言的文献，很好地展现出于阗作为周围各国僧侣往来交汇点的地位。
《赞巴斯塔之书》并未完整保存下来。原书共298叶，其中207叶分别藏于加尔各答、圣彼得堡、伦敦、纽黑文、慕尼黑和京都的图书馆中。俄国领事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在喀什从当地人手中买到了192叶，没人知道该书的出土地点。学者们在这些残页中辨认出了五种抄本，其中最早的年代为5世纪后半叶。
《赞巴斯塔之书》写成时，于阗还是个独立王国。7世纪初，于阗成了西突厥的附属国。630年玄奘到达那烂陀寺时，于阗依然是西突厥联盟的一部分。在之后的二十年中，唐太宗（626—649年在位）从西突厥手中夺下了西域。唐朝军队于640年攻下高昌，648年攻下龟兹，同年于阗王改投唐朝。他派儿子带三百头骆驼去援助唐军，自己去长安朝觐并把王子留下做人质。让未来的统治者在盟国的首都长大以习得盟国的风俗，这在当时是通行的做法。于阗成了唐朝在西域驻军的四镇之一，另外三镇为龟兹、疏勒、焉耆（679年到719年，以碎叶代焉耆）。
648年之后，于阗与龟兹的历史便交织在了一起。670年，吐蕃人攻下这两个绿洲并统治到692年。之后唐朝重新控制了这里，直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才被迫从西域撤军。于阗与高昌、龟兹一样，丝路往来的高峰发生在唐朝驻军最多的七八世纪。
出土于阗语文书最多的遗址是和田东北130千米的丹丹乌里克。赫定曾于1896年1月在他第二次塔克拉玛干之行期间到过这里（在此之前一次灾难性的尝试中，他的两个手下死在了沙漠里）。一份关于沙漠中失落城市的剪报启发了斯坦因，促使他向英属印度政府申请资金去西域探险。1900年出发进入沙漠之前，斯坦因让喀什的英国领事马继业和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帮忙询问卖给他们小件文物和出土文书的人。其中两人推荐斯坦因跟吐尔迪(Turdi)联系。斯坦因后来解释道：“此人在对于一般人来说毫无标志物可言、死一样单调的沙丘中依然能找到方向。”当斯坦因雇用的向导无法找到丹丹乌里克时，吐尔迪带着斯坦因一行抵达了遗址所在地。
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记录了十五座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的建筑结构。最小的建筑结构1.5米见方，最大的7米长、6米宽。有些建筑似乎是房屋，其中发现的文书显示这里曾是官员的居所，留有于阗语和汉语文件。
一处遗址中有许多佛教文献的残叶，表明这里之前是图书室。其他结构则明显是宗教性质的，其中供有泥塑，墙上有壁画，大多是神像。有些建筑中还有埋在地里的彩绘木板。
丹丹乌里克足够偏远，因此斯坦因推断，市场上卖的绝大多数文物都是个别几个人单独或结成小队来到这里做短暂停留后得到的。丹丹乌里克并非如斯坦因想的那样难以到达。遗址确实深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而且不易找到，但是只要有足够的决心还是可以到达的。1905年，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来过。20世纪20年代，德国探险家埃米尔·特灵克勒(Emil Trinkler)和他的瑞士同伴瓦尔特·伯斯哈德(Walter Bosshard)也来过。1998年，瑞士旅行家克里斯托夫·鲍莫(Christoph Baumer)随驼队来到这里，未经批准就开始挖掘，并发现了一些新壁画，这让考古部门又惊又气。近年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越野车等现代科技使盗挖者更容易到达丹丹乌里克。
自1998年起，很多于阗语文书和来源不明的文物——最可能来自丹丹乌里克或其附近——开始在文物市场上出现。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和大学面临着跟西方博物馆一样的两难处境：应该把盗掘的文物买下、好好保存并让学者分析研究吗？还是应该拒绝购买以劝阻盗掘者继续劫掠古代遗址？如果不买，这些文物就会流失，但若买下，会使盗挖继续且扩大规模。
200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决定买下一部分来自丹丹乌里克的文书。于阗语专家辛勤工作，解读并翻译了这些文书，为其定年、确定出土地点（有时文书中出现的一些人名也出现在其他有确定出土地点的文书中）并阐释其意义。最后一点最为重要。这些新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丝路历史一些关键发展的理解。
制丝的秘密如何走出中国
图中彩绘木板是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最著名的发现。木板长46厘米、宽12厘米，原本是信徒的供品。画中女性指着公主的头冠，因为传说中公主把蚕种藏在头冠中偷偷带出中国，把制丝的秘密传给了西域人民。事实上，养蚕缫丝技术与造纸术一样，都是通过丝路移民传出中国的。
来源 From Plate LXII, Ancient Khotan.
最早的丹丹乌里克文书的年代为722年，是一组木简，发现于丹丹乌里克以南、达玛沟的一处小遗址。这些木简宽不过2.5厘米，长19厘米到46厘米不等。木简一头有圆孔，可以挂在盛粮食的容器上，边上有等距的刻痕，官员收到税谷时便用墨做上记号。以下是个典型的例子：
（汉语）：拔伽勃逻道才送小麦七硕（约42升）开元十年（722年）八月四日典何仙官张并相惠。
（于阗语）：Birgamdara的Bradaysaa于shau官Marsha之年交了7 kusa小麦。
汉语和于阗语部分都给出了纳税人姓名、粮食缴纳量和缴税年份。汉语部分信息更多，包括纳税的具体日期、收税官员及其上级的名字。木简中提到了三种税谷：青麦、小麦、粟。所有木简（中国国家图书馆买了35枚，其他的在私人手中）都遵循同一格式。
这些木简让我们可以一窥唐朝税收系统是如何在于阗运作的。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已经习惯了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多语种文书，但这些双语的木简并不寻常。它们显示8世纪唐朝政府对社会的管控一直延伸到最基层，即使是缴纳最小额的税谷也要用当地人的语言于阗语和统治者的语言汉语作双语记录。与之类似，所有政府官员都有汉语和于阗语的头衔。于阗官府雇有把于阗语文书译成汉语的专门人员。一些汉语文书提到当地人用于阗语写了请愿书，这些请愿书被译成了汉语，这样唐朝官员才能看懂。
另外一组更多展现当地社会的木制文书中只有于阗语，其年代与税谷木简大致相同。这种文书的形状像个盒子，盒子有盖，盖上有个把手可以将文书像抽屉一样打开关上。盒子里侧、外侧和边上都写着字，其内容是当地人之间的契约。
这些文书中提到一个可以执行官员决定的“集会”，这是于阗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有一件案子是关于购买灌溉用水的，审理案子的官员规定，某人可以暂时使用归一个村子集体所有的水源，但那个村子保留收回水源的权利（见史料41）。这项决定以“本案在合议处由破沙春固拉和破沙威克郎塔达塔审理”收尾，文中给出了两位官员的名字。
这件案子说明，在8世纪早期或更早，于阗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法律系统，并在其框架中记录各种交易，比如移交用水权、借贷、收养等。在一个集会中，见证人为这些交易的具体细节做担保，由官员签署以保证交易双方遵守交易条款。决策一旦达成，每个人都应该遵守。整个村子有缴纳集体税的责任，村子全额付清税款之后，官员会开具收据。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时这套系统还在运作。翌年，于阗王派五千兵勤王，这些士兵很多都是唐朝从内地派来驻守在于阗的。755年之后，唐朝在于阗只维持很低程度的控制，权力在当地唐朝军官的手中。但由于陆路交通受阻，于阗很难与唐朝中央政府取得联系。
755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唐朝不再向驻扎在西北的军队派发军饷，此时的敦煌正经历货币短缺。而于阗在755年以前就有货币短缺的现象发生。比如有一对夫妻要领养孩子，支付500文领养费之后用素绢代替余下的200文，可能就是因为当时货币供给不足的现象已经出现。
有些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汉语文书的年代为780年到790年，其中记录了超过1万文的借贷。到底是真付了这么多钱，还是说这只是价格单位，当地人用布匹或者粮食付的账？我们无从判断。在一件双语契约中，汉语部分提到了钱币的金额，而于阗语部分则指明要付多少布匹代替钱币。到8世纪末，以定量的布匹和粮食作为通货的自给自足经济代替了之前的货币经济。
唐朝军队继续向于阗百姓征税。比如，有一件文书记载军队向百姓征收羊皮以制作冬衣。这件文书和许多丹丹乌里克文书一样都是写给思略(Sidaka)的。此人是当地一名官员，头衔是萨波(spata)，掌管村里的非军事事务。发出文书的人也是一名萨波，他说，思略的村子有90只羊，应付28张羊皮，税率是6.5只羊征2张羊皮，90只羊应缴27.69张羊皮。思略缴了27张羊皮，但他的同事说不付满额就不能开收据。这件文书表明，于阗有详细的户口登记，不仅登记村中人口，还登记牲畜。没有这种登记，唐朝政府就不可能知道该从村子中征收多少张羊皮。实际上发现过一些这种登记。
京都大学语言学教授吉田丰根据发现地把于阗语文书分为四组。两组在丹丹乌里克，其中一组提到思略且年代在777年到788年之间。这组文书以及其他在同样地点发现的文书显示，于阗在777年到788年间有一个由唐人掌控的政府。在这些年中，吐蕃人抓住了唐朝朝廷的弱点，逐渐蚕食西域。他们在786年征服了敦煌，自789年起在西州与回鹘人交战直至792年取胜，并在796年之前征服了于阗。吐蕃在9世纪40年代从内部崩溃了，同时黠戛斯人也攻破了回鹘都城（今蒙古国喀喇巴喇哈逊遗址），很多回鹘人西迁至今天的新疆地区。丹丹乌里克新发现的文书或许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个绿洲在具体哪年陷入了吐蕃人还是回鹘人之手。
麻扎塔格是一个军事要塞，位于龟兹、于阗之间的战略要道上，在于阗以北150千米处。这里是沙漠无人区，于阗厨子和士兵在此轮流值班。吐蕃人征服于阗之后也控制了这座堡垒。此处原本驻扎的是唐朝士兵。一件798年的文书要求收到文书的官员把人员牲畜都撤到附近的一个堡垒中去。文书中没有说明敌人是谁，不过很可能是回鹘汗国，因为他们在公元800年左右占领了龟兹。
吐蕃人基本维持了原来的行政系统。有些官员在吐蕃统治时期依然做着之前的官，并用于阗语和汉语发布命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唐朝官僚系统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于阗人及之后的吐蕃人。有些官员继续用单个汉字作为签名。起草契约的书吏把汉语条文逐字译成藏语。这些契约虽然从未在藏地使用过，却成了敦煌藏语契约的范本。吐蕃对于阗实行间接统治。当地的吐蕃最高长官会向于阗官员发布命令，再由后者转达给相应的下层官员。
丹丹乌里克的税收文献尽管内容丰富，但并未揭示谁为了什么在丝路上奔波。关于丝路文化交流最有启发性的文书之一是斯坦因结束发掘并停掉雇工工资之后，雇工自己继续挖掘发现的。斯坦因在完成了对丹丹乌里克17天（1900年12月18日至1901年1月4日）的发掘之后遣散了一些雇工，带着剩下的人去了11千米外的另一处遗址。当斯坦因傍晚回到营地时，他惊奇地发现几个之前被遣散的雇工正在等他，而他在看到他们带来的东西时则更加吃惊：这些雇工在丹丹乌里克D.Ⅻ遗址的角落附近发现了一张皱成一团的文书，上面写着希伯来字母。斯坦因如此解释他为什么相信这些雇工的话：纸张确实很古老（8世纪），而且做一张假文书需要很长时间。斯坦因对于赝品非常警觉，因为他刚刚揭穿了伊斯兰·阿浑的骗局。此人伪造技术高超，骗得霍恩雷以为又发现了一种新语言。
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时清理了D.Ⅻ遗址的沙子，吐尔迪说他年轻时曾经在这儿找到过好几块银锭，价值200卢比或者13英镑（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000英镑）。虽然这间房子很大，边长有18米，其中一间屋子长6.7米、宽5.5米，但雇工们在这里只找到了一座壁炉和木质边框，因此斯坦因决定不发掘此处。斯坦因走后，被遣散的雇工在之前盗挖者在遗址旁留下的垃圾堆中挖掘，找到了写有希伯来字母的文书。
文书是一封信，语言是新波斯语，即9世纪在伊朗取代中古波斯语的语言。数量不多的犹太波斯语文书曾在阿富汗的赫拉特、南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巴格达等地被发现。丹丹乌里克的这件犹太波斯语文书虽然不是年代最早的——最早的年代为8世纪50年代——但确实是较早者之一。
文书只有纸页的中间部分保存了下来，每行的开头和结尾都没有了，因此这件文书非常难以解读。信是写给生意伙伴的。收信人似乎是寄信人的上级，内容有关一系列交易，包括羊、布匹、甘松（一种用来制药制香的植物）、马鞍、马镫、皮带等物品。寄信人很可能是个商人，他提到他想知道自己的“收益和损失”。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了伊朗，但我们可以推测他（或者他的祖先）为了逃避伊斯兰征服而前往东方，最后于一个格外动荡的时代在于阗地区落脚。
这封信直接证明，在8世纪末的丹丹乌里克，至少存在一名讲波斯语的犹太人。但因为文书过残，很难再得出更多结论。在这封信被发现一百多年之后，发生了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封几乎完好无缺的犹太波斯语信札出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把它买了下来。在北京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且目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张湛在2009年发表了这封信的全部转写和翻译，他的中译版见史料42。
新旧两封信非常相似，这使张湛有信心断言这两封信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由同一个人所写，其时间地点即8世纪90年代的于阗。定年的关键信息来自信中对疏勒情况的描述：“他们杀掉或抓住了所有吐蕃人。”张湛通过与发现于丹丹乌里克的几件于阗语文书对比，认为犹太波斯语信札中所指很有可能是回鹘打败吐蕃的事件。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封信的年代就应该在790年前后，在这期间回鹘人攻下疏勒赶走了吐蕃人。
新信的开头八行都是“在远方”的寄信人对收信人，即他的“主人尼西·齐拉格”一家的问候，后者很有可能是住在丹丹乌里克的犹太人。问候之后，信中详细讲述了寄信人和“刺史”关于羊的问题产生的争执：尽管他送出了包括麝香和糖在内的很多礼物（礼单中的其他物品尚不明确），但应该到手的羊还是没有到手。有趣的是，在他提及的一段对话中，寄信人被tyb（可能是位医生）错认成了“粟特人”。考虑到丝路商人中粟特人之多与犹太人之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误会。
犹太商人在丝路上只留下了不多的足迹。喀喇昆仑公路上年代最晚的石刻之一是希伯来语的；一条记载9世纪晚期大屠杀的阿拉伯语史料中提到，犹太商人与穆斯林、基督徒和祆教徒都住在广州；藏经洞中还有一件叠好的希伯来语文书（见彩图13），写着一篇十八行的祷文及《圣经·诗篇》中的选段。
彩图13 敦煌藏经洞中的希伯来语祷文
敦煌藏经洞文书共约四万件，其中绝大多数为汉语或藏语文书。梵语、粟特语、回鹘语、于阗语、希伯来语等其他语言的文书引起学者极大兴趣。因为若没有这些文书便无法得知敦煌有其他民族存在。这件藏经洞中唯一的希伯来语文书是一篇十八行的祷文，每句都引自《圣经·诗篇》。这件被多次折叠放入小袋子中的文书很可能是被人当作护身符从巴比伦带到中国来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供图）
来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anuscrits orientaux, hébrue 1412.
除了唯一一件希伯来语祷文和上万件汉语、藏语文书，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大概两千件于阗语文书，其中大量是残片。与很多强邻环伺的小国国民一样，于阗人非常善于学习语言。有些藏语文书是于阗书吏抄写的，因为于阗语页码泄露了抄写者的身份。在没有词典的时代，于阗人是如何做到迅速掌握新语言的呢？
敦煌藏经洞中保存有汉语-于阗语常用语手册中的几页。这种辅助学习的书籍不用汉字，而是用婆罗米字母写出汉语句子的读音，然后再给出于阗语的释义。研究这些文书的语言学家造诣很深，他们复原出了这些用于阗字母写的10世纪汉语发音的句子。和所有好的语言教科书一样，这件汉语-于阗语常用语手册不断重复重要的句子结构以便学生练习。这些句子都非常短：
菜担来！
瓜担来！
胡瓜担来！
手册中还包括在市场上买卖时会用到的句子。考虑到10世纪敦煌和于阗的诸多交往，形形色色的于阗人——包括使节、僧侣和商人——似乎都能从基本的汉语教学中获益。
新获犹太波斯语信札
信札作者很可能是一名讲波斯语的犹太人。此人在8世纪末用希伯来字母书写新波斯语，给另一名丹丹乌里克的犹太人写信，信中写到自己和一名官员的争执，因为对方没有把欠他的羊给他。（中国国家图书馆供图）
来源 From Dunhuang tuwufan yanjiu, Volume 11 (2008), colored plate #4.
与此相对，梵语-于阗语双语手册的受众面要窄得多。梵语对于阗人来说比较简单，因为两种语言都是用婆罗米字母书写，语言学习者只要把梵语句子抄下来背住就好了（见史料43）。194行的于阗语-梵语常用语手册以如下简单的对话开始：
你好不好？安否？
托你的福，我很好。
你好不好？
你从哪里来？
我从于阗来。
对话中也提到了其他地方：印度、中国，包括中国的西藏、甘州（甘州回鹘汗国的首都）。手册教人如何买马和草料、如何要针线，以及如何让人给自己洗衣服。有些对话则表现了冲突：
不要生我的气。我不会拽你的头发了。
如果你说话令人不快，我会生气。
有些甚至提到了性：
很多女人惹人喜爱。
他总是走来走去。他与女人厮混。
有些关于佛教经典的对话让人可以猜出手册使用者的身份：
你有书吗？
我有一些书。
什么书？
经、律、论和金刚乘。
这其中有什么书？
你喜欢什么书？
我喜欢金刚乘。
只有僧人或者资深的佛教学习者才会用到这样的句子。“经”泛指佛经，“律”指戒律，“论”指教理文献，“金刚乘”指密宗文献。从中国到印度一路上的寺庙中都讲梵语，于阗也是如此。下面的对话更清楚地揭示了手册受众的身份：
我要去中国。
你去中国有什么事？
我要去看文殊菩萨。
手册的假想使用者是朝觐路上的僧侣。这些僧侣从藏地或于阗出发向东，经停敦煌，最终目的地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在今山西省内，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约四个小时车程）。这条路从8世纪起变得热闹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