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楼兰：西域的十字路口第二章 龟兹：丝路诸语之门第三章 高昌：胡汉交融之所第四章 撒马尔罕：粟特胡商的故乡第五章 长安：丝路终点的国际都会第六章 敦煌藏经洞：丝路历史的凝固瞬间第七章 于阗：佛教、伊斯兰教的入疆通道第八章 北京：穿越草原的新路
结论 中亚陆路的历史
丝绸之路主要地名中英古今对照表
译后记
增订版译后记
出版后记
中文版序言
2004年4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法国科研中心中国文明研究组、法国东方与西方考古研究组、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联合主办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气氛异常热烈，因为2001年以来在西安发现的几座粟特墓葬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几位外国学者约十五人前往西安。接待我们的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现改名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孙福喜和杨军凯两位考古学家，正是他们主持发掘了史君墓。由于当时正值学期中，北京的中方教授们都脱不开身，所以我们就自己上路了。
在机场领登机牌时，地服人员问我们谁是带队的，我们互相看看，迷惑不已：如果拿着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护照的一群人在纽约或者巴黎领登机牌，没人会问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我们这个人数不多却成分复杂的小团需要一个带队的。我自告奋勇当头儿，结果得到了我人生中最棒的赞美：之后的三天里，大家都叫我女萨宝。萨宝是粟特语“头人”的意思。据我所知，还从没有过女性头人，也就是说我是史上第一个女萨宝！
我们在西安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参观了史君墓（杨军凯细致入微的考古报告《北周史君墓》在201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看到了墓中出土的粟特语-汉语双语墓志（见第五章）。我们并不知道墓主人的汉语名，只知道他的粟特名字是Wirkak。在北京的会议上，孙福喜翻译了墓志的汉语部分，吉田丰翻译了粟特语部分，而我们现在又有机会见到实物。我们还见到了该墓的围屏石榻。葛乐耐(Frantz Grenet)、黎北岚(Pénélope Riboud)与杨军凯讨论了其中尚未解明的复杂图像。看他们交换意见真是一种享受：葛乐耐对于伊朗所存的祆教艺术烂熟于心，并以其解说史君墓的围屏。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并非有所准备，所有解说都是即席发表。当考古学家一个个地打开石板的包裹，我们由于刺鼻的粉尘而咳嗽时，葛乐耐已经检视完石板并开始解说了，而我们其他人常常连画面的基本构成还没看清呢。讨论非常热烈（有葛乐耐在时总是如此）：他拿不准一个人物是摩尼僧还是道士，魏义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有他自己的看法，其他人也各抒己见。这次旅行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论争还在学术刊物上继续着。我想我会永远珍藏目睹这次论争开端的回忆：在西安考古所库房中，葛乐耐和魏义天近距离看到实物，并对他们所见进行阐释。
其他丝路学者也在场：我的研究生同学和好朋友盛余韵(Angela Sheng)、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和森部丰、在外国学者中对于敦煌文献和中国农业最为了解的法国学者童丕(?ric Trombert)、英国语言学家辛威廉(Nicholas Sims-Williams)。
丝路研究引人入胜，因为和古代的丝绸之路一样，现如今的学术领域格外地国际化。正如同丝路绿洲的统治者们欢迎不同宗教的信仰者来自己的王国定居并供奉各自的神明一样，现代学者们自由地分享着自己对丝路文物和文书的解读。在丝路研究的第一个世纪（1895—1995年）中，有一种不成文的分工方式。欧洲和日本的学者大体研究粟特语、吐火罗语、犍陀罗语、于阗语等死语言的材料，中国学者则主要研究汉语材料，当然季羡林是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例外。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学生的留学机会越来越多，比如本书译者张湛目前正师从伟大的于阗语学者施杰我(P. Oktor Skj?rv?)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能由如此专业的译者来翻译我的书，我的确非常幸运。我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和其他在欧洲、美国、日本留学的中国博士生们的更多成果。
韩森
于耶鲁大学
2015年2月9日
致谢
与2012年的初版相比，本书增订版增加了五十多件一手史料，其中很多都是特地为本书译出的。这些新材料的加入需要特别感谢三位担任研究助理的学生。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陈元在2014年夏天花了很多时间定位材料、草拟译文，并为哪些史料值得收入书中提出建议。纽黑文霍普金斯学校高年级学生瑞贝卡·李(Rebecca Lee)也在那时刻苦工作，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找材料，拟定可以帮助本科生更好地理解史料的讨论题。2016年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凯利·吴(Kelly Wu)是我的长期研究助理，她在定稿阶段给了我不可或缺的帮助。在2016年春的定稿提交之前，选修了我的丝绸之路课程的耶鲁学生对本书的史料集给出了可贵的反馈。
特别感谢为本书初版慷慨与我分享研究材料和成果的同行们，我将在后文一一致谢。几位学者为这次的增订版做了特别贡献。辛威廉允许我引用他的粟特古信札译文，这原本是他为丹尼尔·沃(Daniel Waugh)办的丝绸之路西雅图网站所做的工作。
施杰我每周来耶鲁教课时，有时会跟我在华尔街比萨店见面。他会为我解答一些关于译文的问题，并且把于阗语史料翻译得让本科生更容易理解。他的博士生张湛针对他的第二封犹太波斯语信札译文也做了同样的事，这封信的英译文首次发表在本书中。还有其他给予我帮助的人，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他们翻译的史料下面。
我还要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他通读了倒数第二版书稿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大大改进了本书。我同样要感谢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艾宏展(Johan Elverskog)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张聪，他们也通读了书稿。
在本书多年的准备过程中，很多人曾为我提供材料、解答疑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因此，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及一些人，他们给予我的帮助远远超过了学术合作的预期。
感谢耶鲁大学的葛然诺(Phyllis Granoff)和篠原亨一。感谢他们关于各种亚洲宗教传统的明智建议。
感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葛乐耐。他与我分享关于中亚艺术的知识，并让我使用他个人收藏的图片，其中有些图片是由天才的弗朗索瓦·欧里(Fran?ois Ory)拍摄的。
感谢耶鲁大学的斯坦利·因斯勒(Stanley Insler)。他最先鼓励我进入这一领域，并同意和我合开一门关于丝绸之路的课程。他总是乐于在美食天堂(Gourmet Heaven)吃午饭时回答我的问题。
感谢弗吉尼亚美术馆的李建。他聘用我为代顿博物馆(Dayton Museum)的丝绸之路展览工作，并给我介绍了何家村遗宝。
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Mair)。自从三十年前在一门敦煌文书研究生讨论课上教过我之后，他就一直不停地帮助我。
感谢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鲍里斯·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他在2006年去世前，通过谈话和讲座慷慨地把关于粟特人的知识与我共享。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牟发松。在2005—2006学年，他接待了我们一家，并向我举例说明他的导师唐长孺是如何做研究的。
感谢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乔治-让·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感谢他在印欧语系诸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方面所给予的指导。
感谢北京大学的荣新江。他在这个领域造诣之深无人能比。感谢他让我借阅他个人收藏的图书和文章。
感谢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盛余韵。感谢她给予我织物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忠诚的友谊。
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辛威廉和大英博物馆的厄修拉·辛姆斯-威廉姆斯(Ursula Sims-Williams)。他们二位很耐心地帮我修改了我投给《亚洲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的文章中的多处错误。他们在亚洲诸语言特别是于阗语方面给了我诸多指导。
感谢哈佛大学的施杰我。多年以来，常常回答我的问题、来耶鲁大学开讲座，并让我使用他未发表的译文。
感谢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魏义天。他总是慷慨地回答我所有关于粟特和其他与中亚相关的问题，从不让人失望。他总是在一天之内，有时一个小时之内就回信，甚至在我交稿前的几个星期里也是这样。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炳华。感谢他分享关于新疆考古，特别是尼雅、楼兰的渊博知识。
感谢大英博物馆的汪海岚(Helen Wang)。她有丰富的古钱币学知识，并帮我仔细审阅了多章书稿。
感谢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吉田丰。他在粟特、于阗的历史及语言方面给了我诸多建议。
感谢我的编辑，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苏珊·菲尔波(Susan Ferber)。从十多年前签约写作时起，她就一直支持我。每一章都在她仔细的编辑之下有所改进。她欣然回答所有问题，这非常少见，也许因为她是我见过的最努力工作的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大学分部的查尔斯·卡瓦列雷(Charles Cavaliere)完全配得上“世上最积极者”的名声，出版一个用于教学的史料增订版就是他提出的想法。他和他的员工，特别是这一版刚刚立项时加入出版社的朱莉埃塔·卡德纳斯(Julieta Cardenas)，从容不迫且高效地处理了所有事务。简·菲特(Jan Fitter)以她一贯的严谨审读了定稿，最后的成品因她的改动而改进了很多。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支持我学习俄语一年，让我在阿塞尔·乌穆尔扎科娃(Asel Umurzakova)的帮助下深入了解穆格山文书。富布赖特学者计划为我2005—2006年度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访学提供了经费。
所有这些年来上过丝绸之路课程的耶鲁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一直督促我更清楚地阐发自己的观点。2010年春季丝绸之路讨论课的学生玛丽·奥古丝塔·布雷泽尔顿(Mary Augusta Brazelton)、赵元熙(Wonhee Cho)、丹尼丝·福斯特(Denise Foerster)、陈颖佳、克里斯汀·怀特(Christine Wight)，以及2011年春季讨论课的学生阿诺·伯特兰(Arnaud Bertrand)通读了全书，并给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比如每章以一件文书开头就是他们的主意。我的研究助理马修·安德鲁斯(Mathew Andrews)快速而充满活力地完成了多项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枯燥的图片处理工作，他那时还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中文部馆员维维耶(Brian Vivier)仔细编辑了全部注释。爱丽丝·提德(Alice Thiede)和乔治·查克维塔泽(George Chakvetadze)制作了精美的地图。因为有很多不常见的地名，这项工作特别有挑战性。耶鲁大学战略计划教务长和资深副教务长帕米拉·席尔迈斯特(Pamela Schirmeister)在我交稿前几天为序章做出了颇有见地的评语。
我的丈夫吉姆·斯捷潘涅克(Jim Stepanek)，以及我们的孩子布莱特(Bret)、克莱尔(Claire)和莉迪亚(Lydia)一直都快乐地支持我写作教书。毫无疑问，我最好的旅行是有家人陪伴的旅行。本书初稿截稿前最后一个月，我们全家在中国全力以赴地校对、制表、润色。本书开始写作前不久才出生的布莱特如今再也不能取笑我每天写的字数了，接下来我们要聊些什么呢？
2016年3月25日
于纽黑文
学术惯例说明
本书中的梵语、突厥语、伊朗语人名都采用最常见的拼写，因此有时会前后不统一。同样，正文中不含附加符号（即便引文原文中有），这些符号只会分散普通读者的注意力，去掉这些符号也不至于让专家误解。注释里的作者姓名、专有名词、书名、文章标题中则包含应有的附加符号。
西方人名先名后姓，中国和日本人名则按照习惯先姓后名。有些作者以多种语言发表，姓、名顺序则取决于发表时所用的语言。
引文中有时会出现古代的重量或长度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先给出原始单位并将其换算为现代单位。但请读者谨记，近代以前的所有单位都未标准化，现代单位的换算只是约数。
年表
序章
下页所示文书揭示了本书的主题。该文书是一件诉状，记录了公元670年前后生活在中国的一名胡商的证词。这名胡商要求法庭协助他追讨别人欠他亡兄的275匹丝绢。他对法庭说，他的兄弟把丝绸借给其中国合伙人之后，为做生意，赶着两头骆驼、四头牛和一头驴进入沙漠后失踪，现在被认定已经遇难。法庭裁决如下：该胡商作为其兄的继承人有权追讨这批丝绸。我们不清楚这个判决最后有没有被执行。
从这起案件可以看出整个丝路贸易的许多特点。首先，实际的贸易额相当小。在本案中，只用了七头牲口就驮了胡商的全部货物，其中两头是骆驼，另外五头包括四头牛和一头驴，都是非常重要的驮兽。胡商的出现也值得注意，因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并非罗马，而是处于伊朗世界东缘的撒马尔罕。此外，丝路贸易的繁盛得益于大量中国军队的存在。案件发生在7世纪，当时中央政府的投入对当地经济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件诉状，是因为它写在废弃的政府公文上。这些公文被当作废纸卖掉，最后被工匠做成了给死人穿的纸衣。约一千三百年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发掘了吐鲁番附近的一座古墓，把散在冥衣不同部位的这件文书拼合了起来。他们拼出了整件文书，各方证词都出现了。
从废纸中发现历史
这件文书发现于吐鲁番的墓葬，其形状和上面的针孔显示它曾被做成冥衣，且可能是件上衣。文书记录了一名胡商的呈堂证供。文书从右上角读起，开头便是这名胡商的姓名和年龄：“曹禄山，年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来源 Xinjiang Museum, Document #66TAM61:17(b).
最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拼合了上千件类似的文书，包括契约、诉讼、收据、货单、药方，以及一件让人痛心的人口买卖合同：一名女奴在一千多年前的某个赶集的日子以120枚银币的价格被出售。这些文书用汉语、梵语，以及其他死语言写成。
很多文书能保存下来是因为纸在当时价值很高，不会被随便扔掉。废纸常常被工匠做成纸鞋、纸人等物件，充当陪葬品伴随逝者去阴间。因为废弃的文书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陪葬品，研究者需要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再把它拼回原样。比如之前提到的那名胡商的证词就被剪下缝起来做成了死人衣服，剪剩的一部分还留在剪裁室的地上。技术高超的历史学家会通过残片的形状和针孔的位置把整件文书复原出来。
这些文书能让我们了解做生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什么商品，商队的大概规模，以及贸易对当地的影响。它们还能揭示丝绸之路在更大意义上的影响。很多人由于家乡饱受战争之苦而迁入和平地区，并带入了新的信仰和技术。
丝绸之路上的聚落大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生，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种地的而不是做生意的。人们在出生地附近繁衍生息。贸易大多发生在当地，而且多为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货币交易。跟现在一样，每个聚落都有独特的身份。只有当战争和政治动荡迫使人们离开家园的时候，这些聚落才会吸纳大量难民。
迁入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无疑影响最大。但是摩尼教、祆教和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也都有信徒。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伊斯兰教传入这个地区以前，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都异常包容。个别统治者可能会特别中意某一种宗教并鼓励臣民改宗入教，但仍然允许其他人保持自己的信仰。
粟特人是丝路文化的一大贡献者。他们生活在撒马尔罕这座伟大城市及其附近，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中国和粟特的贸易在公元500年到800年之间达到高峰。在出土文献中出现的绝大多数商人要么来自撒马尔罕，要么其祖上来自撒马尔罕。他们操粟特语（一种伊朗语族的语言），遵奉查拉图斯特拉（约前628—约前551年，希腊语译音作琐罗亚斯德）的教诲，认为讲真话是最大的美德。由于新疆特殊的气候条件有利于文书的保存，在中国发现的有关粟特人及其信仰的材料比在粟特本土的还多。
与其他主要关注艺术的丝绸之路专著不同，本书以文书为核心。因为文书能告诉我们货品是如何来到它们所在的地方的，以及是谁把它们带来的；还能向我们展示丝绸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
并非所有在公元200年到1000年间的丝路文书（本书的核心）都写在纸上。有些文书是写在木头、丝帛、皮革或者其他材料上的。它们不仅出自古墓，有的还来自废弃的驿站、佛堂、民宅。干燥的沙漠腹地是保存文书的最佳环境，同时，艺术品、衣物、宗教文献、钙化了的食物和尸体也保存了下来（见彩图1）。
彩图1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绢花
图中色彩鲜艳的绢花高32厘米，于1972年从墓中出土，从中可以看出新疆吐鲁番绿洲不寻常的保存条件。这里年降水量低于25毫米，保存了中国其他地方无法保存的很多物品，其自然环境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考古学家在绢花花茎上找到几缕头发，说明这束绢花本是头饰的一部分，由迎春的舞者佩戴，年代为7世纪到8世纪。
来源 From Xinjiang Museum, ed., Xinjiang chutu wenwu (Excavated Artifacts from Xinjiang) (Shanghai: Wenwu chubanshe, 1975), plate 183.
这些文书先被遗弃，尔后被偶然发现。其独特性在于它们出自社会各阶层之手，而不仅仅来自受过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权者。这些文书并非有意识的历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传到后世。文书的作者不会想到有后人会来读这些东西。这些文书常常能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鲜活的过去，具有私人性、确凿性、逸闻性、随机性。没有什么比从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信息从来没被篡改过。
我们从这些文书中所了解到的颠覆了人们通常对丝路的看法，丝“路”并非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事实上，在这些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量很小。但是丝路确确实实改变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本书将利用近两百年来所发现的文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令人吃惊的新发现，试图解释这条小小的“非路”是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力的超级“高速公路”之一的。这条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
“丝”比“路”更容易引人误解，因为丝绸只是丝路货物中的一种而已。矿物、香料、金属、马具、皮革制品、玻璃和纸都很常见。有些货单显示，用来助熔和鞣革的硇砂是某些商路上最重要的货物。
另一种常见的商品是在公元前2世纪发明的纸。相对于主要用来做衣服的丝绸，纸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要大得多。在8世纪，纸通过陆路从中国进入了伊斯兰世界，然后又从穆斯林治下的西西里和西班牙进入了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在14世纪晚期才独立造出了纸。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个晚近的发明。生活在这些商路上的人们并不使用这个词。他们把这条路称作撒马尔罕道（或者以另一个主要都市命名），有时称之为（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道”或者“北道”。到了1877年，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才造出“丝绸之路”这个词。此人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他于1868年至1872年间在中国工作，调查煤矿和港口，并绘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在其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在他的地图（见彩图2）上，中国与罗马时代的欧洲之间的道路被描绘成一条笔直的大道。李希霍芬读过翻译过来的汉文史料。他是第一位把汉文史书的信息绘入地图的欧洲地理学者。橙线表示来自古典地理学者托勒密和马里努斯(Marinus)的信息，蓝线则来自汉文史书。在很多方面，他的丝绸之路都像是一条横贯欧亚的铁路线。实际上，李希霍芬曾经被委任设计一条从山东起始，贯通西安附近的煤矿，一直通向德国本土的铁路线。
彩图2 最早的1877年丝路地图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发表这张地图时创造了“丝绸之路”一词。图中用加粗的橙线画出了丝绸之路。李希霍芬当时受命寻找中德两国间铁路的理想走向。他把古代的贸易路线想作一条直线。
来源 From Volume I of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sid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erlin: D. Reimer, 1877–1912), facing p. 500.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逐渐被人们接受。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1936年出版了一本讲述他在中亚探险的书，此书在193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书名就是《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1948年，《泰晤士报》的“炉边家庭问答：常识测验”栏目曾经刊载这样的问题：“丝绸之路从哪儿到哪儿？”答案是：“从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道路。”这个名词作为对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指称，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
丝绸之路这个词甫一出现就被看作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是这样。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条有明确标识的、横跨欧亚的铺就好的路。跟罗马的阿庇亚大道完全不同，丝绸之路是一系列变动不居的小路和无标识的足迹。因为并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领，路上如果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
这些蜿蜒的小路在绿洲城市中交会，而这些绿洲城市正是本书将要深入探索的。当我们今天飞临这一地区的时候，只要找到高山，就可以找到灌溉古代丝路城市的河流的主要源头。因为文书主要在这些城镇出土，本书将围绕八处古代丝路的遗迹展开，其中六处在中国西北，一处在北京，一处在今撒马尔罕城东。每处遗迹专辟一章来讨论。
这些城镇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上半独立的城市国家。其统治者，无论是独立的还是在中国治下的，都监管贸易并购买货物和服务。贸易一旦穿过无人管理的地区进入这些绿洲就会被高度管控起来。
当汉朝（前206—公元220年）和唐朝（618—907年）在西域驻军时更是如此。中央政府为了给士兵提供粮饷被服而进行了大量投入。在唐朝，当中央政府铸造不出与其开销等价的铜钱时，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当时政府承认三种通货：铜钱、谷物和丝绸。因为货币短缺经常发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烂，所以很多交易都是用成匹的丝绸完成的（见彩图5）。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是丝绸，因此丝绸在西域广泛流通。当士兵在当地市场购物时，贸易便兴盛起来。但当国内叛乱威胁到皇帝，使他不得不把军队召回勤王时，贸易便急剧衰落。
彩图5 作为货币的绢
图中绢帛年代为3世纪或4世纪，断成两截之前长0.5米，是楼兰戍堡中中国士兵的军饷。绢帛比等价的钱币要轻得多，便于运输。丝路上很多绢帛都用作通货而不是奢侈品，因此图中这匹绢采用平纹织法且没有图案。这是三四世纪通货用绢的唯一实物例证。（大英博物馆供图）
来源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L. A. I. 002, AN 00009325001.
即便是有中国驻军的时期，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罗马帝国时代中国与罗马有所往来。与一般的看法相反，罗马人从未用金币直接购买过中国丝绸。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金币是拜占庭的苏勒德斯金币(Solidus)，同时发现的还有许多仿制品（见彩图3）。这些金币来自6世纪的墓葬，此时距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迁都君士坦丁堡已经很久了。
彩图3 陪葬用罗马金币仿制品
人们常常以为汉朝与罗马通过丝路进行贸易。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罗马钱币年代为6世纪，大大晚于君士坦丁大帝从罗马迁都拜占庭的330年。截至目前，中国全境只发现了不到五十枚罗马金币，其中多数为仿制品。图中金币直径1.6厘米，重0.85克，用金箔打造而成，正面凸起反面凹陷，像啤酒瓶盖一样。真正的苏勒德斯金币(Solidus)比这重五倍还多。汉人把这种金币用作护身符而不是货币。（大英博物馆供图）
来源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Stein IA.XII. cl AN 00031987001.
从地理上讲，丝路地区的地形复杂得令人吃惊，这些地方大多很艰险。从西安向西，先要穿过河西走廊。这是一条1000千米的大致东西走向的路，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戈壁沙漠。到达甘肃省的敦煌之后有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道可选，两道汇于喀什。
经过敦煌，就来到了新疆。“新疆”是清朝在18世纪使用的地名。这一地区以前被称为西域，向西覆盖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部分，向东包括甘肃省和陕西省。今天的新疆包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西部的绝大多数地区。
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当代新疆壮阔的景色，并且理解为什么丝绸之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最先敢于穿越这一地区的人们学会了如何在冬天不热时穿过沙漠，在夏天雪少时越过山口。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沿着沙漠的边缘走，在途中饮水、休息、了解下一段旅程。在每处绿洲，他们为了下一步计划可能要停留数天、数十天，甚至更久。
通常，这种旅行漫长而艰辛。1993年，英国军官、探险家查尔斯·布莱克摩尔(Charles Blackmore)带领一支探险队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从楼兰到喀什东南的麦盖提，他的驼队走了59天，行程1400多千米，平均一天走超过23千米。在沙丘起伏的沙漠地区行走非常艰难，有时一天只能走不到16千米。而在平坦的戈壁滩上赶路时，他们一天最多能走24千米。这些数字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很多世纪以前的行路人所经历的困苦。
一旦走出沙漠，就会面对塔克拉玛干南面和西面高耸的群山。地球上最大的几条山脉，喜马拉雅山、天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汇集于此，形成了常年冰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走过这一段，就可以一路向西前往撒马尔罕或者向南进入印度。
很少有人从撒马尔罕穿越整个中亚到达长安（今陕西西安）。这一段路长达3600千米。最著名的（虽然不是最可靠的）丝路旅行者是马可·波罗（约1254—1324年）。他号称曾经由陆路从欧洲一直走到中国，又经海路返回。绝大多数人只是走其中一段路，从自己家乡到下一个绿洲为止，大概500千米。由于货物只是在小范围内贸易且经多次转手，丝路贸易大多都是涓涓细流。有上百头牲畜的长途商队在史料中很少被提及，一般只有国家间互派使团时才会出现。
今天，撒马尔罕和敦煌之间的地区吸引了很多游客，他们来参观各处有名的遗迹，包括和田附近沙漠深处的热瓦克佛寺、吐鲁番的古城，以及敦煌和库车的石窟。当地的博物馆中展示着古墓中发现的工艺品，比如金银器和织物，其设计融汇中西，生动精致。在有些地方，沙漠的干燥气候保存了一些特别生活化的东西，令人诧异，比如丝路居民一千多年前做的北印度式烤馕和中国饺子曾同时出现在墓中。
吐鲁番出土的干馄饨、干饺子
吐鲁番干燥的环境保存了如食物等易腐败的物品。图中为四个馄饨、一个饺子，年代为7—8世纪。考古学家发现这些食物的馅里有韭菜和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来源 From Xinjiang chutu wenwu, plate 180.
19世纪末以前，没人知道新疆的沙漠之下保存了如此之多的古代文书和文物。1890年，英国上尉汉密尔顿·鲍尔(Hamilton Bower)来到塔克拉玛干北缘的绿洲库车调查一起谋杀案。他在当地买了一份写在五十一张桦树皮上的古代手稿，并向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汇报了他的发现。几年之后，学者发现这是一件5世纪的医疗文书，这比当时已知的最古的梵语文书还要早近千年。在亚洲的欧洲外交人员机敏地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开始收购各种手稿寄回欧洲，以便让受过训练的学者解读。
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揭开了新疆科学考察的大幕。4月，他从叶尔羌河畔的麦盖提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试图寻找和田河的源头。十五天之后，他发现自己带的水已经不够他和四名同伴喝了。但是他并没有返回，因为他不想承认探险失败。当饮用水逐渐耗尽，他开始绝望地寻找水源。他的同伴和骆驼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精疲力竭的赫定强迫自己沿着干涸的河床爬行，在断水的第六天终于找到了一条小溪。他喝够了之后，用靴子盛水救回了一名同伴。
在走出沙漠的路上，赫定遇上了一个四人商队，从他们那里买了三匹马、“三副驮鞍、一副坐鞍、马嚼子、一袋谷子、一袋白面、茶叶、几只水壶和碗，还有一双靴子”。这份货单说明，即便在20世纪初，塔克拉玛干流通的货物还跟早先一样都是当地产的必需品而不是外国进口货。走出沙漠之后，赫定得知牧羊人救起了他的另一名同伴，另外两人则死在了沙漠里（见史料2）。
同年12月，逃过一劫的赫定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这次他带足了水。他从塔克拉玛干南缘的主要绿洲和田进入沙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看到被沙丘掩埋的木头柱子和墙壁残骸中有几座佛教雕塑。赫定没有进行发掘，他之后解释道：“我没有用于全面发掘的装备，再说我也不是考古学家。”欧洲的报纸大幅报道赫定在塔克拉玛干的探险，这在当时跟今天的太空探险一样危险而迷人。
其中一条新闻报道在1897年底被波兰一位煤矿经理寄给了自己的弟弟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此人当时正在英属印度的拉合尔（今巴基斯坦）做教育官员。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1883年在图宾根获得梵语研究的博士学位，之后在拉合尔跟随博学的印度学者潘迪特·哥文德·考勒(Pandit Govind Kaul)继续钻研这门语言。在整个19世纪，梵语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很多人都想学习这门与拉丁语、古希腊语相近又比二者古老的印欧语系语言。斯坦因在德国学习期间就了解到获得最古老最完整手稿的重要性。
斯坦因立刻意识到赫定的发现对于古代手稿研究的意义。他向英国考古部门申请了去和田考察的经费。他解释道，对遗址的系统勘查，可以提供比迄今为止的探宝多得多的信息。他同时暗示，现在收集古物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了，赫定肯定会回到这一地区，俄国人也在考虑进行考察。英属印度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
本书讨论的遗址中许多都是斯坦因首先发现并定位的。他同时还发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文书和物品。在1900年到1931年间，他一共四次来到新疆考察，随后出版了篇幅巨大的随笔和正式报告。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发掘并不完美。他雇用工人挖掘，对任何发现都给予额外奖励，这种在当时很普遍的做法常会造成发掘过于仓促。其他在新疆发现过文书的人，包括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很少能做出斯坦因那样细致的考古报告，这些人去过的遗址、发表的材料更是远远不及斯坦因多。
斯坦因的描述对于重建每处遗址的原始状态至关重要。他对于文书埋藏环境的解释也很重要。之后的每位学者即便有自己的解释，也都以斯坦因的说法为出发点。斯坦因及其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探险家的记述特别有价值，因为这些探险家，除了极个别人，都是以同样的交通方式沿着与古代相同的路在旅行。他们的记述填补了古代旅行者没有提到的很多细节，让我们可以想见在古代商路上旅行的种种。
这些探险家，以及很多后来者，揭露了黄沙掩埋的历史遗迹。首先，他们发现的考古证据表明，长途陆路贸易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早在公元前1200年，生活在新疆的人们就已经把货物送到了中原地区。当时，商王朝（约前1600—前1046年）统治着黄河下游谷地，使用着现存最早的汉字。在商王妻子妇好的豪华墓葬中，发现了一千件以上的玉器，有些是用和田特有的羊脂玉做成的。在新疆，特别是同时期的哈密五堡遗址发现了大量贝壳，证明该地区与沿海地区存在贸易。这里所说的沿海有可能是东方的中原或南方的印度，抑或是西方的地中海。
其次，探险家们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举例来说，新疆和甘肃有一些遗址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之后，干燥的沙漠气候保存了大约五百具干尸，其中很多男性的身高超过1.8米，比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人要高出不少。这些尸体同时还有许多非汉人而更像是高加索人种的体貌特征，比如浅色的毛发和皮肤。学者们从他们的外貌推测，很多行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并定居在其周围绿洲的人的祖先是印欧语的使用者。语言学家们相信这些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间从他们的老家（很可能是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移居至古代的印度和伊朗。有些尸体穿着羊毛织物，这些织物的图案跟公元前2千纪爱尔兰织物的很像，这增加了这些人是印欧人后代的可能。有些学者推测这些人操吐火罗语——一种我们在第二章会详细讨论的印欧语。然而由于这些墓葬均未出土文字资料，我们无从知晓这些人说什么语言。
此外还有与北方民族贸易的发现。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Pazyryk)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该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中国的铜镜和丝绸。有一件丝织物上绣有凤凰，这很可能是中国的母题（或者是一个源自中国的母题），表明该遗址与中国文化有联系。在吐鲁番，有一件同样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类似织物，在褪色了的黄丝绸背景上绣了一只漂亮的凤凰。这些发现表明，陆路贸易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没有文书告诉我们是谁、为了什么带来了这些货物。
最早的关于丝路贸易的描述与张骞（约前164—前114年）有关。他是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时期从长安派往西域的汉朝使节。汉武帝希望张骞能说服生活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的月氏人跟汉朝结盟，以抗击他们共同的北方敌人，即以今天蒙古国为中心据点的匈奴（见史料3）。现存最早的关于张骞的史料写于其出使约一百五十年之后，很多基本的事实，比如确切的路线，在史料中都付之阙如。
很明显，张骞是经由匈奴的地盘进入月氏领地的。张骞被匈奴囚禁十年后终于逃脱，并继续前往月氏。他在公元前126年左右回国，并向皇帝做了汇报。这是汉人第一次得到关于西域各民族的详细信息。张骞特别惊讶地发现，汉朝商人和货物已经先他一步到达了西域。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张骞在市场上看到了来自千里之外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些中国货物必定是经陆路到达的。
张骞回国以后，汉朝逐渐向西北扩张，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和敦煌。汉朝军队每到达一个新的地区就修建烽燧，这些烽燧之间有固定的距离。每当战事发生，烽燧的守军就会燃起狼烟向邻近的烽燧报警，这样一直传到最近的可以发兵的军营。烽燧之外，汉朝军队还在新占领地区建立军营。在居延（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约17千米，甘肃省金塔县东北90千米）和疏勒河流域（位于甘肃省酒泉和敦煌附近）出土了很多竹简，其中有军队向当地人购买衣物和谷物的记载。
出土了最大量丝路早期文献的悬泉就是这样一个军营。悬泉坐落在敦煌以东64千米。50米见方的夯土墙环绕着整个遗址。遗址的南部有个马厩。为公务而来的官员可以在军营换马。军营同时还有邮政的功能。遗址的北部和西部是垃圾堆，西部的垃圾坑最深处可达1.2米。从这里出土了2650件文物，其中包括钱币，农具，武器，铁制的牛车零件，梳子、筷子等日常用具，以及谷物、大蒜、核桃、杏仁、动物骨骼等食物残迹。
悬泉还出土了35000多件废弃的文书，23000多件有汉字的木简，12000多件裁好大小但尚未写字的竹简。大约2000枚简有纪年，在公元前111年到公元107年之间，这正是军营有人驻扎的时期。
因为纸张才刚刚在西域传播，所以大量的文书都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中国于公元前2世纪发明了纸。最初纸是用来包装而不是用来书写的。正史里曾有记录，有个杀人犯在公元前12年用纸包的毒药自尽了。在悬泉出土了一些年代最早的纸张残片，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这些纸片上写有药名，证实了纸张最早的用途是包装。
直到四个世纪以后的2世纪，纸张才作为书写材料在中国广泛传播。更久以后纸张才在丝路上代替木简、竹简，成为最常用的书写材料。因为纸一直很贵，所以人们还在皮革和树皮上写字。在悬泉发现的文书大多是成捆的木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