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穿越草原的新路
下页插图画的是从古至今最有名的丝路行者——马可·波罗。插图周围的花体字写道：“这是尊贵的骑士、伟大的行者马可·波罗，他为我们描述了人们闻所未闻的世界奇观，那都是他从日出到日落亲眼所见。”的确，马可·波罗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宣称他描述的所有事情都是亲眼所见。学者们已为此是真是假激烈争论了超过一个世纪。
本章将介绍一条全新的丝绸之路。此前我们谈及的丝路都经过今中国新疆，本章将介绍的丝路则在更靠北的地方。这条路穿过今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很多人因此将其称为“草原丝绸之路”。
我们来看看这几条不同的丝路。除了穿过前几章所述六个绿洲的丝路，还有两条丝路：一条是本章要讲述的草原丝路，另一条是第五章提过的从长安西行的海上丝路。草原丝路和海上丝路虽不属于李希霍芬一开始设想的丝路，但已广为人们接受，属于丝路研究的范畴。
《马可·波罗游记》的卷首插画
这幅马可·波罗的肖像来自《马可·波罗游记》现存最早的印本。这本书的德语版于1477年由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印刷。谷登堡是一名金属工匠，在中国人发明活字印刷术约400年后将该技术引进欧洲。
13世纪初蒙古各部的统一及其后一个世纪的和平让人们可以沿着草原丝路通行。在世界历史中，这是人们第一次可以从欧洲一直走到中国，即当时大蒙古国的东端。很多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走过这条路，有的人还留下了游记。但奇怪的是马可·波罗没有走这条路，他选择的是通过今天新疆的传统路线。
大多数走北线的欧洲人都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穿过如大海一般浩瀚、连绵不绝的草原，一路走到今蒙古国。欧亚大草原是大蒙古国的核心。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并取得尊号“成吉思汗”，意思是“天下之主”。走北线可以绕开穿过塔克拉玛干的南线上那令人生畏的高山和沙漠。大多数欧洲人都这样走，马可·波罗却是例外。
在成吉思汗治下，蒙古人把恐怖手段运用到极致，恐吓对手，迅速占领了大片地区。他们的目的是迫使每座城池里的居民开城投降并放弃财产，这样蒙古军队就不用围城、切断粮食和饮水供给，等着城里的人投降了，非常省时。这高超战略掀起的恐怖浪潮席卷而来，让蒙古人不打仗就能占据新地盘。如果开城投降，居民就可以活命。蒙古军队劫掠一番后就会继续上路，让当地人在蒙古人指派的总督的管理下自治并维持原先的宗教信仰。如果居民不开城投降，蒙古军队就会屠城。在找出并抓走工匠、炮手、占星家和神职人员之后，他们把余下的居民一律杀掉，不留活口。
这一做法让蒙古人征服了中亚、金朝、高丽、俄罗斯和北印度。1227年成吉思汗死于战场，其子窝阔台在1229年成为大汗，并带领蒙古人继续征战，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斯、基辅和匈牙利均取得了胜利，创造了世界历史中疆域相连面积最大的帝国。蒙古人的残忍骇人听闻，以至于同时代的欧洲史料将他们称作“鞑靼人”，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地狱”(Tartarus)，恰巧与蒙古一个部落的名字发音相似。
1096年，受教皇号召，欧洲的基督徒前往圣地，从伊斯兰统治者手中夺取耶路撒冷并将其置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十字军东征由此拉开帷幕。蒙古人扩展疆域时正值十字军东征开始后的第二个世纪。包括教皇在内的欧洲统治者希望能与蒙古人结盟，因为蒙古人是敌人的敌人，有可能成为盟友。欧洲人也曾听说有些蒙古人是基督徒。总部在伊拉克的叙利亚东方教会在1200年之前就曾向蒙古人的领土派出说回鹘语的传教士，成功使一些蒙古人信教。教徒大部分来自汪古部，1206年之后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有人皈依基督教。虽然成吉思汗本人不是基督徒，但他和他的某些子孙与这些蒙古基督徒通婚。欧洲人还相信神秘的祭司王约翰统治着亚洲某地。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任）派他的医生去寻找祭司王约翰。虽然这位医生后来音信全无，但欧洲人始终相信他们能接触到这位传说中的君王。
在那个年代，欧洲很多基督徒看不惯过着奢侈生活的教皇和富裕修道院中的神职人员，因此在12世纪创建了多个托钵修会。托钵修会的修士靠信众供养，过着清贫的生活。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约1181—1226年，又称圣方济各）创立了最大的托钵修会——方济各会。圣方济各作为十字军的一分子于1219年前往埃及，穿越前线深入敌区去说服埃及统治者改宗基督教。虽然没能成功，但方济各会士赢得了出色外交使节的名声。后来有些方济各会士作为特使被派往蒙古。他们留下了对蒙古人最为详尽的描述。
1242年，蒙古兵锋抵达距维也纳不到16千米的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情况危急。西欧已门户洞开，凶残的蒙古战士可以轻松西进，欧洲的统治者们因此不顾一切想要挡住蒙古大军。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 1243—1254年在任）分几路派出特使前去求和。每名特使都带着两封给蒙古人的信，一封请求蒙古人停止进攻欧洲，另一封则总结了基督教的教义（见史料45）。蒙古人攻下克洛斯特新堡后得知窝阔台在前一年去世了，因此急忙赶回蒙古去选下一任大汗。蒙古人再也没有回到西欧，不过对于生活在13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洲人来说，蒙古人一直是切实的威胁。
英诺森四世认为，他的特使能把信件交给蒙古下级军官，继而再转交给窝阔台的继任者。他仅指派了若望·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修士一人出使蒙古汗廷并递交信件。柏朗嘉宾显然不是最佳的特使人选。他身材肥硕，而且已经六十多岁，不适合艰苦的长途旅行，但他参加过很多教会会议，对教皇想与之结盟的诸东方正教会有着深刻了解。柏朗嘉宾只会拉丁语和法语，但是与他同行的本尼迪克特修士懂波兰语和俄语，是柏朗嘉宾理想的翻译和旅伴。
柏朗嘉宾和本尼迪克特必须一路走到蒙古都城哈拉和林附近的贵由汗大帐才能把信送到。哈拉和林在乌兰巴托以西约400千米，几位修士最后并未到达这里。柏朗嘉宾、本尼迪克特和另一位修士史蒂芬一起于1245年4月16日从法国里昂出发，拜访了波希米亚（位于今捷克境内）、波兰和俄罗斯的几位统治者，随后进入了蒙古人控制的地区。他们的第一站是伏尔加河畔拔都的大帐。拔都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的堂兄弟，也是金帐汗国的创立者。因为当时没有人能把拉丁语直接译为蒙古语，所以拔都让人先把教皇的信从拉丁文译成俄语，再从俄语译成波斯语，最后从波斯语译为蒙古语。每次翻译都会减损一些文意，但由于蒙古语译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在仅存拉丁语原文），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减损了多少。
因为信是写给贵由的，所以拔都命令柏朗嘉宾和本尼迪克特前往贵由汗廷，并留下一些人作为人质。史蒂芬病了，于是被留在拔都身边。蒙古人要求所有特使都要留下人质，直到使节们平安返回。作为正式使节，柏朗嘉宾和本尼迪克特被允许使用蒙古人的驿站，从中获得补给和驿马。虽然柏朗嘉宾没有提及他曾拿到一面被用作通行证的金属牌，但是蒙古人给所有使用驿传系统的人都下发了这样的“牌子”（见441页图），让他们在路上可以畅通无阻。
柏朗嘉宾和本尼迪克特在三个半月内走了近5000千米，每天走了45千米左右。他们于1246年7月22日抵达贵由的大帐，正好赶上1246年8月24日举行的新汗登基大典。约四千名特使前来观礼，蒙古人把他们带来的礼物放在帐篷里展示：“特使们带来的礼物蔚为大观，有丝绸、金银织锦（samite，一种将金线、银线与丝线混织的织物）、丝绒、锦缎、金线丝绸腰带、上好的毛皮和其他礼物。”
蒙古人喜欢织物。柏朗嘉宾注意到各部首领有一天穿着“白丝绒”，在贵由登基那天换成了“红”的，第三天是“蓝丝绒”，第四天则是“最上等的锦缎”。织物轻便易携，可以挂在蒙古人的帐篷壁上。柏朗嘉宾说贵由的帐篷“由鎏金的柱子支撑，金钉将柱子和木梁固定在一起，帐篷顶和内壁都挂满锦缎”。蒙古人特别喜欢织有金线的布而且不洗衣服，因为他们认为洗涤会玷污水的神圣，这可能会让长生天（蒙语是“蒙哥·腾格里”）不高兴，降下可怕的雷暴。若爱人不在身边，蒙古人有时会去闻爱人衣服的气味。主子把自己的衣服赐给下人也有深远意味。
商人为蒙古人提供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服务。他们可以为大量的金、银和其他在战斗中夺来的物品估值，并将这些财物兑换成蒙古人真正想要的物品，比如织物。蒙古人将海量的银子借给与之合作的商人让他们买东西。这些商人被称为斡脱商人，绝大多数是中亚穆斯林。他们的交易数目非常惊人。柏朗嘉宾估算，贵由与他的下属分了约五百车财物，其中“载满了金、银和丝绸衣服”。这些商人与蒙古人合作无间，这在此前的中原王朝从未有过。
蒙古人向修士们索要他们从欧洲带给大汗的礼物，修士们只能承认他们什么也没带，因为前来蒙古的旅途漫长，他们在路上把东西都扔了。贵由不高兴了，大大缩减了他们的配给。他们常常饥饿难耐，不得不向蒙古大营中的其他欧洲人讨要食物。
柏朗嘉宾和本尼迪克特在蒙古大营等了一个多月才得到贵由接见。等待期间他们遇到了“懂拉丁语和法语的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这些人与蒙古人生活在一起，有些是在13世纪20年代被抓来的，在这里已经三十年了。这些欧洲人本是战俘，后来适应了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蒙古大营里过得很舒服。“靠这些人帮忙，我们才彻底明白了所有事情。他们什么都愿意说给我们听，有时候我们甚至不用发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要问什么。”柏朗嘉宾写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长着狗脸或者嘴小得不能正常吃饭的边境民族，就是从这些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那里听来的。那时的欧洲和中国都广泛流传着这些远方民族的传说。
贵由终于召见了修士们。在翻译的帮助下，他们说明了来意。贵由汗在想如何回复教皇英诺森四世才最好，便问修士们教皇是否有能读懂俄语、波斯语和蒙古语的翻译。柏朗嘉宾建议贵由用蒙古语写信，这样他和本尼迪克特可以在蒙古大营里别人的帮助下将其译为拉丁语。贵由还给了一份波斯语版本，以防修士们的翻译没有准确传达他的意思。蒙古统治者的信很吓人。他先列举了教皇信中他不理解的地方，然后说他对很多人死于战争毫不遗憾，认为敌人的伤亡和他的胜利都是对他们的罪孽的惩罚（见史料46）。
柏朗嘉宾和本尼迪克特在当地的熟人告诉他们，贵由想派使节跟他们回去，但他们力劝蒙古人不要这样做。柏朗嘉宾向贵由解释说他不想让蒙古人明白欧洲国家之间的斗争有多么严重。他也深切了解蒙古人的习俗，害怕蒙古使节被愤怒的欧洲人杀掉。他的一些去过德国的随行人员告诉他，他们穿上蒙古服装时“差点被德国人用石头砸死”。德国人痛恨蒙古人，恨不得杀了他们。柏朗嘉宾明白，如果蒙古使节遭遇不测，贵由会让接待方付出沉重的代价。成功劝阻大汗之后，柏朗嘉宾和本尼迪克特就启程往回走了。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History of the Mongols )并非逐日记述的旅行日志，而是一份经仔细编排的报告。它有前言，正文根据不同主题分为九章，包括风俗习惯、战斗技巧、宗教信仰等。此书起草于柏朗嘉宾等待贵由接见的那个月。第四章《鞑靼人的性格优缺点、风俗、饮食及其他》表明柏朗嘉宾是一个细致的观察者，他花了很多心血去了解蒙古人的优缺点（史料47）。他的客观描述让他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先驱。虽然他憎恶蒙古人，但就像现代的民族学家一样，他也想解释为什么蒙古人的行为会是那样的。
柏朗嘉宾在最后一章的末尾写道：“有人质疑我们是否真的去过鞑靼人那里，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我们记录了我们曾在那里接触过的人的名字。”然后他列举了他和本尼迪克特曾遇到的、有时还同行的俄罗斯人和其他东欧人的名字，还有在他们往返时都接待了他们的“基辅全城”，以及形形色色的商人。这是他唯一一处提到了商人。柏朗嘉宾按出生地来区分他们，比如波兰商人、奥地利商人或君士坦丁堡商人，也提到了他们的名字，但他并没有提及这些商人运送什么货物或者做什么贸易，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并不做生意。波斯史学家志费尼（al-Juwayni，约1226—1283年）记载了贵由继位大典时有法兰西使节在场，几乎可以肯定指的是柏朗嘉宾和本尼迪克特二人。这证明他们确实去过贵由汗廷。
柏朗嘉宾想写一部可信的记述。他在书的结尾写道：“恳求读过前文记述的各位不要删减也不要扩充任何内容，因为我们以真理为指导写下了亲眼所见，以及从我们信任的人那里听到的一切。上帝作证，我们没有故意添枝加叶。”他解释说，他在回程中遇到的人抄写并裁减了他的一部分稿子。柏朗嘉宾谦虚地总结道：“现在的记述中有更多内容，而且比之前几稿更准确，因为我们花时间订正了这一稿，使其完整无瑕。至少比还未完成的那些稿子要好。”有学者仔细比对了现存的不同手稿，发现年代更晚、篇幅更长的版本包含了一些言辞间对蒙古人更不满的段落，认为这可能是别人添加的。
柏朗嘉宾和其他教皇特使的出访对于13世纪50年代的欧亚政局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影响。蒙古人继续在中东征战，攻下了巴格达，灭了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持续进攻南宋。与此同时，欧洲的十字军继续攻打不同的伊斯兰国家以期夺回耶路撒冷。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1214—1270年）俗称圣路易，他发起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进攻埃及，拿下了埃及港口城市杜姆亚特(Damietta)，随后被俘，交了大量赎金才被释放。和教皇英诺森四世一样，他派了多名使节去与蒙古人讲和，但无人成功。
1253年，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的威廉（约1215—1270年）决心上路，靠自己让蒙古人皈依基督教。他带着一封路易九世的介绍信，从港口城市阿卡（位于今以色列北部）出发。让蒙古人改宗基督教的想法太不寻常了，鲁布鲁克遇到的人中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这趟旅程的目的。抵达克里米亚半岛上的索尔达亚（Soldaia，今苏达克）后，鲁布鲁克做了一次布道，同时表明他此行的目的。但他并不高兴，因为他听说“一些君士坦丁堡的商人在我们之前抵达，宣称使节们（指鲁布鲁克一行人）从圣地（指今以色列一带）来，要去拜访撒里答”。他确实要去拜访信奉基督教的蒙古王子撒里答，还带了一封路易九世的信。不过他觉得自己是传教士，不是使节。鲁布鲁克决定听从商人的建议，不情愿地接受了使节的身份，因为如果他坚持说真话，就可能无法继续这趟旅程了。
鲁布鲁克和柏朗嘉宾一样身材魁梧，他说蒙古人给了他“一匹壮马，因为我很重”。但他当时四十岁上下，比柏朗嘉宾年轻不少。他在1255年返程之后给路易九世写了一封信，篇幅是《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的两倍，内容也更详细。与柏朗嘉宾不同的是，鲁布鲁克对于新信息的态度更开放，即便新信息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也没关系。柏朗嘉宾毫不怀疑地大谈怪兽，而鲁布鲁克说他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甚至怀疑它们是否存在。
鲁布鲁克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旅程的细节，在适当的地方插入一些主题章节。他在离开克里米亚半岛后的第三天进入了蒙古人的地盘。他告诉路易九世：“当我去到他们中间时，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要尽力向您描述他们的生活和习俗。”鲁布鲁克谨慎地记下什么人告诉了他什么，即便是不可信的内容也记下来。一位中国牧师告诉他，在中国东部的“悬崖峭壁上生活着一种生物，各方面都像人，但是它们不能屈膝，只能跳着走路。这种生物有一腕尺（一种古代计量单位，长约45厘米）高，全身长满毛发，生活在偏僻的山洞中”。鲁布鲁克的记载将他亲眼所见、别人讲述和道听途说的事情区分开来，增加了他作为大蒙古国观察者的可信度。
鲁布鲁克对蒙古人宗教习俗的观察格外细致。贵由之后的蒙古大汗是蒙哥汗（1251—1259年在位）。他拜见蒙哥汗时注意到了萨满的重要性，并称这些人为“占卜师”。占卜师把帐篷搭在大汗的帐篷附近，每天接受大汗问询，还在营地间用车转移圣像。这些宗教人士为每个新生男婴算命，也给人治病。他们有很大的权力，比如冬天若是冷得让人无法忍受，大汗就会让他们查明原因，然后处死任何被萨满认定为引发了严寒的人。
鲁布鲁克抵达蒙哥大营之后，看到有仆人拿着烧焦的羊肩胛骨从大汗帐篷里出来。他后来才得知，大汗“在做任何事之前都会用这些骨头问卜，若不占卜他不会让任何人进入他的住地”。大汗遵循蒙古人的传统宗教习俗，包括每天让人灼烧骨头。“骨头烧成黑色之后，他们会把骨头拿给大汗看它是怎么裂开的。如果骨头纵向裂开，裂纹笔直，就表明他的行动将毫无阻碍。如果骨头横向开裂或者上面露出小圆点，他就不行动。”
鲁布鲁克对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信徒特别苛刻，称他们为“聂斯脱利派”并认为他们是教会历史早期的异端。实际上，东方教会的基督徒并不遵从说希腊语的聂斯脱利的学说。鲁布鲁克眼中二者的相似纯属巧合。这些人是基督徒，但他们的许多做法与鲁布鲁克不一样，这让鲁布鲁克一上来就严苛地评价他们。
聂斯脱利派信徒什么也不懂。他们以叙利亚语做祷告，读叙利亚语圣经，可他们对叙利亚语一无所知，他们像我们那完全不懂语法的僧侣那样唱圣歌，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腐败得那么彻底。首先，他们放高利贷、酗酒。其中有些与鞑靼人在一起生活的人，甚至像鞑靼人一样有好几个老婆。他们进教堂时会像萨拉森人（即穆斯林）一样洗下肢，并按萨拉森人的习俗每周五吃肉宴饮。
东方教会的牧师大多是回鹘人，鲁布鲁克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鲁布鲁克记录了很多关于复杂教义问题的对话，但他有时并不告诉我们谁在翻译或者有没有人翻译。举一个例子：
聂斯脱利派信徒：“上帝在哪儿？”
鲁布鲁克：“你们的灵魂在哪儿？”
聂斯脱利派信徒：“在我们的身体里。”
鲁布鲁克：“不是在你们身体里的各处吗？”
他们就这样继续对话，互相抛出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他们可能也不大明白对方说了什么。但鲁布鲁克在蒙古人中待久了之后，对东方教会的牧师的态度也软化了。他最后还按照罗马教廷的礼仪给一位牧师做了临终圣礼。
蒙古人中有足够的基督徒来维持都城哈拉和林的一座基督教堂。鲁布鲁克不喜欢哈拉和林，觉得它不如圣但尼(St. Denis)——法国最富有的修道院之一。除了教堂，哈拉和林还有两座“宣扬伊斯兰教法”的清真寺。哈拉和林建于13世纪30年代，是整个蒙古帝国的首都。13世纪60年代，统一的大蒙古国分裂为四大汗国，各汗国的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哈拉和林规模最大的工程是城中的一处宫殿基址，台基长80米、宽55米，其上建有宫殿。城中的穆斯林区“有市场，商人们汇聚于此，因为汗廷就在附近，也因为这里使节众多”。13世纪中叶鲁布鲁克来访时，很少有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但到了1350年，除了忽必烈的继承者，所有蒙古统治者都成了穆斯林。汉人“都是工匠”，住在另一区。西门有羊的买卖，南门则卖牛卖车，北门卖马，东门有时卖小米和其他粮食。鲁布鲁克很少提到市场和商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与大臣、商人不同，既没有钱买东西，也没有东西可以交易。他完全仰仗大汗下发的配给，外国友人有时也会分给他一点粮食。
1254年5月，蒙哥在鲁布鲁克回程前让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进行了一场宗教辩论，因为他想“获知真理”。鲁布鲁克答应参加。他明白，相比于佛教徒，基督徒与穆斯林有更多共同点，因为穆斯林“和我们一样，也说世上只有一神，因此他们应该会站在我们这边，一起反对佛教徒”。他和东方教会的信徒举行了一次模拟辩论，他扮演反方的佛教徒。到了正式辩论那天，蒙哥派来三位大臣——一名基督徒、一名穆斯林和一名佛教徒——充当裁判。
鲁布鲁克的记述是这场辩论现存的唯一记载（见史料48），历史学家无法用其他材料核实到底发生了什么。比如鲁布鲁克很可能夸大了自己在这场辩论中的作用，而且没有听懂他的对手说了什么。每支队伍都依赖于他们的翻译。鲁布鲁克有一次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双语者做翻译，此人的父亲是法国人并在蒙古人中长大。其他辩论者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鲁布鲁克记载，穆斯林“也承认，他们在祷词中祈求上帝让他们临终时像基督徒一样离世”。这种可能性很小。鲁布鲁克也明白他这一方输了。他在概括这场辩论时提到，没有人真的说出“我相信，我要成为基督徒”。
鲁布鲁克和柏朗嘉宾一样，走的时候设法不让任何蒙古使节跟着。他回到阿卡后，他的方济各会上级不允许他去法国面见路易九世。鲁布鲁克虽然失望，但还是完成并发出了他的报告。他的报告非常详细，尽管有缺点，但已是流传至今关于蒙古帝国最翔实也是最准确的记载了。所有研究蒙古帝国的历史学家都要感谢他的贡献。鲁布鲁克完成报告后去了的黎波里，1255年时方济各会在那里建了新的分会。
1259年，自身是基督徒的亚美尼亚国王去的黎波里访问方济各会士，讲述了他从蒙古统治者那里听来的鲁布鲁克的事迹（史料49）。他没有说是哪位蒙古统治者，只说是“鞑靼人的王”，但他指的很可能是拔都而不是蒙哥。历史学家总是更喜欢直接的而非间接的证词。他们希望有目击者精确记录下蒙古统治者对亚美尼亚国王说的话，而且最好是在谈话后就立刻记下来。但国王说鲁布鲁克阴沉地用永恒的诅咒威胁蒙古人，听上去惊人地真实。虽然亚美尼亚国王的记载来自转述，且记录在事件发生五年之后，但它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份独立于鲁布鲁克的记述的证据，证实了鲁布鲁克的旅程，也增强了他的记述的可靠性。鲁布鲁克确实如他所说去过蒙古汗廷。
鲁布鲁克和柏朗嘉宾都去了蒙古，但没有继续走到汉地。蒙古人于1234年灭金朝（1115—1234年），而这两位修士都没有去那里的理由。他们见到大汗之后就打道回府了。两位修士对汉地的了解来自他们在蒙古遇到的人，包括来自汉地的人。鲁布鲁克说，这些人身材瘦小，有“小缝一样的眼睛”，“各领域的工匠都很出色，医生很懂草药，十分聪明地通过号脉诊病”。他还说汉地有穆斯林和基督徒：“汉地北方的十五座城市里有聂斯脱利派，西京（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城里还有一个他们的主教区。”哈拉和林归大同主教区管辖，大同主教区听命于大都（今北京）的都主教，即基督教东方教会在中国的领袖。
统一的大蒙古国由一位大汗统治时，哈拉和林是蒙古人的首都。但蒙哥去世后，蒙古人对继任者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帝国分崩离析，分裂出来的每个汗国都各由一位成吉思汗的后代统治。最东边的汗国基本控制了今天的蒙古国、中国和朝鲜等地，统治者忽必烈汗（1260—1294年在位）先定都于上都（位于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28千米处）。1267年，忽必烈将都城迁至金朝的故都金中都，并于1272年将中都改称大都。大都的营建始于1267年，完工于1285年。于阗故地、撒马尔罕等丝路绿洲在1290年后隶属于察合台汗国。控制了今伊朗等地的汗国被称为伊利汗国，咸海、里海、黑海以北的地区则隶属于钦察汗国。
在汉地，很多基督教东方教会信徒的母语是回鹘语，比如鲁布鲁克遇到的那些叙利亚东方教会的人便是如此。不寻常的是一位名叫巴尔·扫马(Bar Sauma)的汪古部东方教会信徒。他决定带着一名弟子离开大都，前往位于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塞琉西亚-泰西封(Seleucia-Ctesiphon)拜访东方教会的领袖（被称作牧首或大公），以更多地了解教会的教义，并计划之后去耶路撒冷朝圣。巴尔·扫马和鲁布鲁克年龄相仿，出生于1225年前后。他和弟子马可在1275年至1278年间的某天离开了大都。后来，巴尔·扫马取得了“拉班”(rabban)的称号。拉班的意思是“老师”，与希伯来语的“拉比”(rabbi)同源。因此，绝大多数史料都称他为拉班·扫马。
虽然蒙古帝国已不再统一，但是人们依然可以穿行草原。1294年，拉班·扫马在波斯去世，身后留下了游记。他的足迹从巴格达远至法兰西。可惜波斯语原文已佚失，只有一个大为简略的叙利亚语（东方教会使用的语言）版本流传下来。佚名的续作作者补充了一些事件，将时间延续到1310年。缩减版仅关注教会事务，几乎删去了拉班·扫马遇到的人和社会的全部信息，因此这本书的吸引力有限。其中对巴黎的描述却是罕见的例外（见史料50）。
但拉班·扫马的路线本身就非常重要，因为这表明当时的人要从大都去巴格达，再从那里前往欧洲，即使并不容易，但起码还是可行的。拉班·扫马被删节的记述也说明了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是多么不同寻常。他们的记述详细，可读性极强，且其中信息量巨大。叙利亚东方教会波斯地区主教巴尔·希伯来（Bar Hebraeus, 1226—1286年）的独立记载证实了拉班·扫马的旅程——他确实从大都去了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黎。但拉班·扫马的记述几乎全是他与不同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的谈话，内容无外乎东方教会和波斯的蒙古统治者夺取耶路撒冷的愿望，对我们没什么用处。
1271年，与拉班·扫马西行造访欧洲差不多同一时期，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费奥从家乡威尼斯启程东行，一路前往大都。在大众的脑海里，马可·波罗是把面条带到意大利、把冰激凌引进欧洲的人。但实际上他从未提过冰激凌和雪贝（sherbet，一种波斯的发明），也只写道他在中国见过宽面条，没有提及细面条。
一般认为马可·波罗先到了波斯的大不里士。意大利商人早在1264年就在那里建起了前哨站。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马可·波罗没有再往前走，他的游记只记录了途经大不里士的旅人的见闻。马可·波罗的游记很容易引起质疑。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没有中国或西方的史料可以独立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总的来说，中国史学者对马可·波罗有所保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其他史料可用。专门研究蒙古史的学者则会根据马可·波罗对元朝宫廷政治内情的了解，热烈地争辩他的游记可不可靠。参与这种辩论的人很少持中间立场，即认为马可·波罗只走了前往中国的部分路程。但针对这份情况复杂的文本，这种推测更有成效。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叙述和描写交替展开。与拉班·扫马的记载一样，他的游记中完全没有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笔下那些逼真的细节。他的旅伴是什么人？他吃什么？在哪里过夜？他说自己会什么语言？实际上掌握多少？读者对这些信息一概不知，也无法描绘出他的路线。马可·波罗在波斯等地时从一个城镇到下一个城镇的路线还是清晰可知的，书中所述每段旅程的天数也还算合理，但是到了中国之后的行程就不可信了。他说他去过上都，但从未提过任何中国北方的城镇。这让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不知道他是真的去过上都，还是只根据道听途说加了一段对上都的描述。因此马可·波罗的路线图会区分确定与不确定的部分。
马可·波罗用一章的篇幅写了忽必烈汗和元大都（见史料51），记载了这座都城的方形布局、夯土墙、城门和街道。他笔下的大都欣欣向荣、秩序井然：“城中全是精致的宅邸、旅舍和民居，大街两侧布满各种店铺。城中所有宅地都方方正正，按直线排列。”这一次，他觉得自己的描述能力十分有限：“内城全照此布置成一个个方块，像棋盘一样，极其精准，无法尽述。”
1969年“文革”期间，北京的考古工作者调查并发掘了被覆盖在现代城市中心之下的元大都遗址。元大都的南城墙就在今天的长安街以南不远。对比考古成果，马可·波罗的描述还是比较准确的：元大都确实呈方形，夯土城墙基部有24米宽，有瓦制管道将水排出。马可·波罗说元大都有十二座城门，但实际上只有十一座。都城的主干道很宽阔，有25米左右宽，但比唐长安城宽达155米的大街要窄得多。小巷被称为胡同（一说来自蒙古语“水井”），有6米至7米宽。
马可·波罗描述了钟鼓楼。1970年时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掘出一处窖藏，包括十六件瓷器。与此前的窖藏不同的是，其中只有瓷器，没有钱币或金银，也没有金银器。中国的瓷器在12世纪至13世纪发展迅速。元朝时随着钴料从波斯进入中国，最早的高品质青花瓷也大量出现。
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又称“马可·波罗桥”，是中国最有名的桥梁之一。它的中文名来自桥下的卢沟河，即永定河。马可·波罗写道：“世上没有一座桥能与之相比，我来告诉你原因。”这座桥“长300步，宽8步”，而且“全用灰色大理石修建，做工精细，建筑稳固”。他的描写格外精确。
因为早期作者经常会在游记中描写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中世纪的读者也不期望马可·波罗和其他作者都有他们记载的每个地方的第一手材料。在这种常态下，马可·波罗完全可以写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在马可·波罗之后仅仅几十年，佛罗伦萨的一位商人弗朗西斯科·巴尔杜奇·佩戈罗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写了一本商旅指南。虽然作者从未去过中国，但书中描述了从意大利到北京的旅途，还写有中国当时的物价。那时去过中国的欧洲人实在太少，这类书籍完全可以基于别人的说法写成。
马可·波罗桥（卢沟桥）
这是今天的马可·波罗桥。当然，现在的桥已经与13世纪末马可·波罗所描写的不一样了。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在原来的石板上重新铺了路，用混凝土修复了整座桥。后来政府为疏通现代交通而建了一座新桥，并复原了这座桥的原貌，仅供行人通行。这座桥的独特之处在于桥梁两侧各有一百多根望柱，柱头都雕有石狮子。这些石狮子大多雕于马可·波罗到访之后，个别出现在那之前。
没有去过某地的人很可能有关于该地的准确信息，反之亦然。即使在今天也有去过某个国家的很多城市但什么都不记得的人。除非有人发现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的新证据，否则我们只能将他到底去过哪里这个问题暂且放在一边。不过，中国不断进行的考古发掘有可能找到这样的新证据。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准确度。其中描写的是不是13世纪末中国的真实图景？我们可以看看他如何描写从北京到山东路上的四个城镇（见史料52）。几乎每个城镇的人都“崇拜偶像”，“死后火葬”，“臣服大汗，使用纸钞”，“经商做工”。部分描述或略有不同。马可·波罗一般还会说到当地的土特产，比如丝绸、枣、粮食、武器装备等，再提一句这个地方有几艘船，然后就跳到下一站了。这些段落的细节很少，读起来不像是亲眼所见。但要是马可·波罗对很多城镇没什么印象，那么他在每处重复一样的话也说得通。
不过，马可·波罗对景州长芦（今河北沧州）居民制盐的记载还是合理的。中国人确实采取先浸泡土壤把盐溶解，过滤后把溶液煮干的方法制盐。马可·波罗还记录了一些欧洲人不熟悉的中国习俗。他提到有一些跳大神的人十分擅长找寻失物，还有中国人下葬时用来陪葬的大量“奴婢、骆驼、马和金衣服，全是纸糊的”！能在其他史料中找到旁证的学者自然愿意相信马可·波罗。
质疑马可·波罗的记载的人则会指出书中不断出现的事实错误。马可·波罗说是自己设计出的攻城投石机让蒙古人于1268年拿下襄阳的，可他在1270年之后才来到中国。更让人起疑的是，汉文史料记载蒙古人是在阿拉伯工匠——而不是马可·波罗说的欧洲人——的帮助下，于1273年攻陷了襄阳城。马可·波罗坚称自己当过扬州总管，但汉文史料完整记录了元朝历任扬州总管，其中并没有马可·波罗。
人们不能像信任鲁布鲁克那样信任马可·波罗，因为后者把完全不可信的事情也当作真事记录下来了。此前提到他对元大都的描述比较准确，但就在同一章，马可·波罗写到忽必烈汗有一头“大狮子”，“狮子一看见大汗就扑倒在地跪拜，表现出各种极度谦卑的样子，似乎将大汗认作主人。这狮子还没有拴上链子，可谓一桩奇事”。又有一次，马可·波罗在一座庙里看到了一个死鱼头，他写道：“这鱼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干了，横躺在高高的河床上。瞧瞧这鱼！足有100步长，但是宽度和长度完全不成比例，而且全身长着毛。”长毛的鱼虽然罕见，但确实存在，不过没有100步那么长的。
质疑马可·波罗的人还特别关注他没有写到的内容。他为什么不写茶、长城，或者裹脚？为马可·波罗辩护的人说可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喝过茶。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是在15世纪修筑的，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长城还没有修好，不像在今天是必看景点。我们还不太明白的是，马可·波罗记载女人用白布蹭一下新娘的处女膜以检验新娘的贞操，“于是白布会沾上一点下阴的血”，而且不能洗掉。也许马可·波罗还写过裹脚：“为了严格保持贞操，女孩子走路步子都很小，每步不超过一指长。”
是否因为马可·波罗的记载有时包含一些重要的信息，我们就应该相信他呢？为马可·波罗辩护的人常常把有问题的段落归咎于《马可·波罗游记》的执笔者比萨的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此人是骑士文学作家，添油加醋地讲故事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有学者发现，忽必烈汗对马可·波罗的欢迎词照搬自由鲁斯蒂谦改写的亚瑟王传说中特里斯坦第一次进宫的段落。另外，马可·波罗在1271年前往中国，近三十年后才向鲁斯蒂谦口述自己的经历，肯定记得不那么清楚了，况且他是参加海战被俘后在监狱里口述的，身边没有任何能帮助他回忆的笔记。
我们还记得柏朗嘉宾请求读者不要在他的稿子上擅自增添，可惜这种做法很普遍。《马可·波罗游记》肯定被后人润色过。
《马可·波罗游记》的成功引得许多后来者也创作了自己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欧洲以外很多地方的传闻。《马可·波罗游记》共有超过一百四十个现存抄本，所用语言多种多样，包括宫廷法语、拉丁语、德语、西班牙语、捷克语、葡萄牙语、爱尔兰语、英语、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西班牙语、威尼斯和托斯卡纳的意大利语，以及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混合语言，表明这类游记在马可·波罗之后几个世纪都很流行。各位国王打造各自的“马可·波罗”，不同的作者也从各种抄本中自由取材，创作新的版本。我们今天翻阅的很多译本把这些不同的版本无缝连缀成一本书，让人误以为《马可·波罗游记》有唯一的定本。实际上众多抄本彼此重合，有时还相互矛盾，这可能也是马可·波罗口述原文会出现的问题。
一些征引最广泛的段落来自晚期抄本，有些晚至马可·波罗去世后两百年以上。其中一个版本里有一段称赞“行在（即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毫无疑问是世上最精致最辉煌的城市”。城中有很多水路和桥，市场随处可见，商品琳琅满目。“城中总有丰富的食物，有野味，比如獐子、鹿、兔子，也有禽类，比如山鸡、雉鸡、鹧鸪、鹌鹑、母鸡、阉鸡，鸭和鹅要多少有多少。”字里行间也一如既往地夸大了现实：“这些地方常年贩卖各种蔬菜水果，其中有一种大梨，一个就有10斤……”虽然有点夸张，但这些描写生动地展现出中国古代都城的繁荣。城中还有救火队、医馆、画舫、石屋、石板路、浴堂等各种城市组织和设施。这更让欧洲人觉得中国极其富裕，比欧洲好得多。
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创作出了一本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畅销书。哥伦布在他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程中就随身带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布鲁克东行纪》严谨精确、信息量大，却基本无人阅读，拉班·扫马的记载也一样。不过坦诚地说，《马可·波罗游记》是谈论的人多，真正读过的人少。
简而言之，《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证明这本书，包括各种打着马可·波罗名号的书，包含了各类内容，有些准确，有些则不那么可靠。虽然书中有部分不准确的信息，但马可·波罗的热心辩护者找来了一些支持其可靠性的外部材料。最近的辩护来自德国的汉学家傅汉斯(Hans-Ulrich Vogel)，他将注意力放在马可·波罗描述的元朝纸币上。他仔细研究了现存的元朝纸币，发现马可·波罗的记载非常精确，而且比现存所有汉文、非汉文史料中对中国纸币的记载更全面。马可·波罗对纸币的细致了解与他的商人家族背景相称。虽然史料中提到的斡脱商人大多来自中亚，但也有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来自意大利的波罗家族可能也是斡脱商人。
1291年，马可·波罗离开中国，随三名使节经海路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波斯。因为伊利汗国的统治者阿鲁浑丧妻后想娶与前妻同族的女子续弦，忽必烈汗便派阔阔真前往波斯与之成婚。一行人经历了一番艰辛抵达波斯后得知阿鲁浑已去世，三名使节中的两名也已去世。记载这次出访的汉文史料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这不能证明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
蒙古时代的通行证
蒙古统治者向所有使节和信差颁发“牌子”。牌子是一个金属圆盘，如图所示。有了它，人们就能在驿站食宿、换马。这种通行证为横跨帝国的旅程提供了便利。图中这画铁制嵌银牌子高18厘米，来自13世纪晚期。1324年，马可·波罗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了一面金牌子，这是证明他去过蒙古帝国的一项关键证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供图）
1342年，一名热那亚商人的女儿卡特琳娜·维里奥尼死于扬州，两年后弟弟安东尼奥也随她而去。汉文史料中没有对这两个人的记载，但他们的墓碑发现于20世纪，无可辩驳地证明二人曾在扬州生活。史料中的这类空白表明，汉文史料不可能记下某段时期内的所有人，更不可能记下所有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虽然现存史料中没有马可·波罗的痕迹，但他依然可能来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被派往波斯的三名使节的名字，与汉文文献及同时代的波斯语史料中的记载吻合。马可·波罗的支持者把这份证据看作他曾与公主、使节同行的铁证，但也有一丝微弱的可能，那就是马可·波罗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使节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