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鞑靼人的宗教，现在该说说他们的性格了。我们用这种方式阐述：先说他们的优点，再说缺点，然后讲述他们的风俗，最后是饮食。
这些鞑靼人对自己的主子比对世上任何人都更服从，无论其主子是修士还是俗人。他们非常尊敬主子，不轻易对其撒谎。他们很少或从不口角，绝不动手，根本不会打架、斗殴、伤人、杀人。他们之中没有大量偷窃抢劫的人，因此存放财宝的营帐和马车从不上锁上门。若有人遇到走失的牲畜，要么不加理会，要么将其赶到收容处；失主可以从收容处毫不费力地领回走失的牲畜。他们互相尊重，彼此友好，食物不多也乐于分享。
他们生活困苦，断炊时一两天没有粮食也不会烦躁，而是像吃饱时一样歌唱作乐。他们骑马时耐严寒也耐酷热，不喜奢华，彼此从不嫉妒，没有讼案，也不蔑视他人，而是帮助他人尽可能发挥长处。
他们的妇女是贞洁的，没有人听说过她们有可耻的行为。但有些女子开玩笑时也会说粗野下流的话。她们之间很少有争执。大醉时也不会吵架打架。
鞑靼人的优点说完了，该说说缺点了。他们对其他民族非常傲慢，看不起所有人。无论对方出身高低，他们都不会将别人放在眼里。
我们在汗廷见到了贵族出身、强大的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他也是格鲁吉亚国王和王后的儿子。我们还见到了许多显赫的苏丹，以及肃良合人的领袖。他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被派来接待宾客的鞑靼人，无论身份多么低微，始终走在前面并占据首席高位，贵客经常只得坐在他们身后。
鞑靼人暴躁易怒，爱撒谎，没有一句真话。他们起初油嘴滑舌，最后却像蝎子一样螫人。他们满腹狡诈欺骗，只要有机会就会用诡计欺骗每一个人。他们吃喝或干别的事时都非常脏，害人时会巧妙伪装，让被害者无法预防或识破他们的诡计。他们认为醉酒是光荣的，喝吐了还要继续喝。他们格外贪婪吝啬，索取时却极为苛刻，对自己的东西死不放手，特别小气。他们并不将屠杀其他民族一事放在心上。总而言之，他们缺点太多，不可能写全。
能吃的东西鞑靼人都吃。他们吃狗、狼、狐狸、马，必要时还吃人肉。比如，当他们攻打契丹皇帝所在的城池时，由于围城太久，给养告罄，他们便从十人中挑出一人吃掉。他们也吃母马生马驹时分泌的脏东西。更有甚者，我还见过他们吃虱子。他们会说：“它吃我儿子的肉、喝我儿子的血，我为什么不该吃它？”我们也见过他们吃老鼠。他们不用桌布餐巾。鞑靼人不吃面包、蔬菜或其他东西，只吃肉，但吃得很少，其他人靠这点肉几乎活不下去。他们吃肉时双手满是油脂，就擦在护腿、草或其他东西上。按照习俗，受人尊敬者会带几块小碎布，用来在吃完肉之后擦手。他们中有一人负责切肉，另一人从刀尖上取肉，分给众人。根据受尊重程度的不同，每人得到的肉块大小不一。他们从不洗碗，偶尔用肉汤涮一下，还要把刷碗水跟肉一起倒回锅里。要洗锅、勺等其他器具时他们也这么做。他们认为浪费饮食是大罪。因此他们在吸尽骨髓前，不会把骨头给狗。他们不洗衣服也不许别人给他们洗，雷雨期间更加不行。鞑靼人喝大量马奶，也喝羊奶、牛奶，甚至骆驼奶。他们自己没有葡萄酒、啤酒或蜜酒，有的都是其他民族送来运来的。另外，冬天的时候一般只有富人能喝上马奶，大多数人只能煮很稀的小米粥喝着吃。每人在清晨喝一两碗米粥，白天不吃，到晚上时再分点肉，喝肉汤。但在夏天，因为有充足的马奶，他们很少吃肉，除非是别人送的或是打猎时抓到的。
他们有处死被当场捉奸的通奸者的法律或习俗。类似地，若未婚女子与人私通，则要处死男女双方。如果在他们的地盘上抓住劫掠或行窃的人，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处死。此外，如果有人泄密，特别在即将开战时，泄密者就要受臀杖一百下，执刑的大汉会用粗棒下最大力气击打。底下人若犯错，他的上级不会轻饶，而是狠打一顿。儿子之间没有嫡庶之别，父亲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儿子。王公家庭中，庶子和嫡子享受同样的待遇。鞑靼人若有多位妻子，那么每位妻子都有自己的营帐和家庭。丈夫今天与一位妻子同吃同住，第二天再轮到另一位。其中一位是正妻，与丈夫同住时间最长。尽管妻妾众多，但她们从不轻易争吵。
男子除了造箭不制造其他东西，有时会放放羊，但都打猎射箭，因为大人小孩都善射。孩子两三岁就开始骑马驭马，纵马驰骋，拿着适合儿童的弓学射箭，极为敏捷无畏。女子在马背上和男子一样敏捷。我们甚至看到她们也带着弓箭。男女都能长途骑马。他们的马镫很短，马匹被精心照料。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所有东西都很上心。女子会制作各种东西，包括皮衣、长袍、靴子、护腿和各种皮具。她们还驾车、修车、将货物搬到骆驼背上。所有这些事她们都干得非常麻利。所有女子都穿马裤，有些人的射箭技术跟男子一样好。
48 蒙哥汗廷的宗教辩论（1254年）
鲁布鲁克离开蒙古汗廷之前，大汗给他和一些基督教东方教会的牧师（聂斯脱利派）机会，让他们与脱因（汉传佛教徒）和萨拉森人（穆斯林）辩论。你觉得鲁布鲁克是否在写给路易九世的信中歪曲了部分事实？你觉得哪一方的辩论最有理？辩论的结果如何？
于是基督徒让我站在中间，叫脱因跟我对阵。他们有一大群，开始嘟哝着抱怨蒙哥汗，说没有别的汗企图窥探他们的秘密。他们推出一个来自契丹的人跟我辩论，他有他的翻译，我则有金匠威廉之子。
他开场对我说：“朋友，如果你被说得无言以对，就找一个更聪明的来。”我心平气和，没有回答。然后他问我想先谈什么，是天地的创造，还是死后灵魂的归宿。
我答道：“朋友，这不应当是我们辩论的开端。万物来自上帝，上帝是万物的源头，所以我们应该先谈上帝。你们对上帝的看法与我们不一样，蒙哥汗想知道谁的最好。”裁判判定这是对的。
他们想从上述问题开始，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最重要的。他们都信奉摩尼教的异说：世间的造物一半是恶，一半是善，世界至少有两个本源。他们相信所有灵魂都在肉体间转移。
连聂斯脱利教徒中最智慧的人也问我，动物的灵魂能否在死后逃脱，不再被迫劳作。金匠威廉给我讲了一个这种谬论的证据，说有个被从契丹带来的孩子，看样子不过三岁，但他的推理能力已完全成熟，他说自己已经投胎三次。他还能读书写字。
于是我对脱因说：“我们心里坚信且开口承认上帝存在，他独一无二，是完美的结合体。你们信什么？”
他答：“蠢人说神只有一个，但聪明人说神有很多个。你们国家不也有很多君主吗？这里的君主不就是蒙哥汗吗？神也一样，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神。”
对此我答道：“你提出的这个例子或比喻将人与神相提并论，并不恰当。要这么说，随便一个有权势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地盘称神了。”
当我反驳这个类比时，他打断我，问道：“你说上帝唯一，那他是什么样子的？”
我答道：“我们的上帝无所不能，除他外别无他神。他无须别人帮助，而我们都需要上帝帮助。人不这样。没有人能做所有事，因此世上必定有众多君王，因为一个人无法承受所有。上帝无所不知，无须与人商议，一切智慧都源自上帝。此外，上帝至善至美，不需要我们的财物。我们在上帝之中生活、行动、存在。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因此不应考虑其他（神的存在）。”
他回答说：“不是这样。正相反，天上有一个我们不知其来源的至高神，在他下面又有十个神，他们之下还有一位地位更低的。地上则有无数多。”
他还想继续编神话故事时，我问他是认为这个至高神无所不能还是从属于其他神。
他害怕作答，就问道：“（世间善恶各半，）如果你的上帝确实如你所说，他为什么创造了占世间一半的恶？”
我说：“这不对，创造恶的不是上帝。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善的。”
所有的脱因都对这句话震惊不已，认为这是假的、不可能的事并将其记了下来。然后他问：“既然如此，那么恶从哪里来？”
我答道：“你问错了。应该先问什么是恶，再问恶从哪里来。回到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任何神都是万能的，然后我会回答你想问的所有问题。”
他坐了很久不愿回答，后来代表大汗听辩论的书记不得不命令他回答。最后他说没有神是万能的。话一出口，萨拉森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平静下来后，我说：“那么你有危难时，不能保证你们众神中的一位会来救你，因为他可能对发生的灾祸无能为力。再者，人不侍二主。你们怎能服侍天上地下那么多神呢？”
观众叫他回答，但他一言不发。当我要向全体听众解释神性本质的结合与三位一体时，当地的聂斯脱利派信徒告诉我我说得已经够多了，他们要讲话。
我把位置让给他们。当他们要跟萨拉森人辩论时，后者答道：“我们承认你们的信仰是真的，福音中的一切也是真的，所以我们不想跟你们争辩任何问题。”他们也承认，他们在祷词中祈求上帝让他们临终时像基督徒一样离世。在场有一个老年畏吾儿教士。他说，尽管他们创造偶像，但神仍然只有一个。他们（聂斯脱利）跟他谈了很久，把基督到来至审判日的一切都向他讲明，并且用类比法向他和萨拉森人阐述三位一体。他们都听着，没有异议，但也没有人说：“我相信，我要成为基督徒。”
这事结束后，聂斯脱利信徒和萨拉森人齐声高唱，脱因则沉默不语，随后他们都喝掉了杯中的酒。
49 亚美尼亚国王关于鲁布鲁克的报告
这是一份第三手材料。亚美尼亚国王于1259年在的黎波里讲述他从蒙古统治者（可能是蒙哥，更可能是拔都）口中听到的鲁布鲁克的布道，意大利修士詹姆斯把国王的讲述记了下来。这份材料与我们对鲁布鲁克的了解吻合吗？这份材料可信吗？它有何历史意义？
伊塞奥(Iseo)的詹姆斯修士说，他在的黎波里的方济各会会堂里见到亚美尼亚国王在讲从鞑靼人的王那里听到的事。鞑靼王讲的是一位弗拉芒的读经员威廉修士对待他的方式。修士的方式并不受鞑靼王赞许。法国国王给了威廉修士一封信派他去见鞑靼人的大王。威廉修士一见到鞑靼王就强行向他灌输基督教的信仰，说鞑靼人和所有不信教的人都会下地狱，遭受永火的诅咒。鞑靼王很吃惊，既然修士想吸引他入教，怎么会是这样的立场。“奶妈，”鞑靼王说，“都会先喂孩子几滴奶，让甜味鼓励孩子吸吮，然后才把奶头给孩子。你这个教义看上去完全是外来的，因此应该先用简单有理的方式说服我们。但你一上来就用永久的刑罚威胁我们。”根据亚美尼亚国王的说法，这位信徒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得到了鞑靼王的赞许。
50 拉班·扫马笔下的法国（约1300年）
拉班·扫马的游记原本是用波斯语写的，现在只有叙利亚语缩略本传世。这份缩略本已是现存关于拉班·扫马的旅程最为详细的记载。因为波斯语原稿已失传，没有人知道叙利亚语译者删去了什么内容。拉班·扫马觉得自己在巴黎的经历中什么最值得记录？他为什么记下了那些对话？有什么你想知道但他没有写下的细节？比如国王长什么样、他们用什么语言对话。如果这是拉班·扫马去过巴黎的唯一证据，你相信他真的亲身到过那里吗？请阐述理由。
之后，他们去巴黎之国觐见法兰西王。王派一大拨人迎接他们，极隆重地带他们入城。当时法王的疆域有一个多月行程之广。法兰西王给拉班·扫马安排了住处，三天后派一个艾米尔去召他觐见。
他到时，法兰西王站在他面前，向他表示敬意，对他说：“你为何而来？谁派你来的？”
拉班·扫马对他说：“阿鲁浑王和东方教会大教长为耶路撒冷之事派我来。”他说出自己所知的一切，并把带来的信件和礼物交给国王。
法兰西王答道：“虽然蒙古人不是基督徒，但如果他们真要为了夺取耶路撒冷与阿拉伯人开战，我们特别应当与之并肩作战，如我主愿意，我们将全力以赴。”
拉班·扫马对他说：“既然我们已见到贵国的荣光，亲眼观看了您的军容之盛，我们请求国王令此城之人带我们参观教堂、圣殿、圣徒遗迹，以及只有您有、在其他国家见不到的东西，以便回去后让各国知道我们在您这里看到了什么。”
国王随即命众艾米尔道：“带他们去看我们这里所有的宝物，然后，我要亲自让他们看看我有什么。”众艾米尔便带他们出去了。
拉班·扫马及其同伴在这巴黎大城中逗留一月，遍览城中之物。城内有三万学者从事神学研究，即注解和阐释圣经，以及世俗研究。他们研究哲学、话术（修辞学）、医术、几何、算术、星辰的科学（天文），不停地写论文。所有这些学生皆由国王出钱供养。
他们还参观了一座大教堂，里面有已故国王的棺椁，国王墓上立有其金银塑像。五百僧侣负责在王陵操办祭礼，其吃喝用度皆由国王支付。他们在王陵斋戒，不停祈祷。国王的王冠、甲胄、服饰都放在墓上。总之，拉班·扫马及其同伴观览了所有华丽、著名之物。
之后，国王召见拉班·扫马一行人。他们去教堂觐见他，见国王站在祭坛旁，便向国王行礼。国王问拉班·扫马：“你看完我们所有的东西了吗？有没有你还没见过的？”
拉班·扫马致谢，并说“没了”。国王立即带他上楼去一间金色房间。国王打开门，从中取出一个绿宝石盒，里面是荆棘冠。这是我们的主被钉上十字架后，犹太人戴在他头上的。因为绿宝石透明，可以看到盒内的荆棘冠，所以国王并没有打开盒子。盒内还有一片真十字架的木头。
国王对拉班·扫马及其同伴说：“我们的先辈在攻下君士坦丁堡、劫掠耶路撒冷时，取回了这些圣物。”我们祝福国王，并请他下令让我们返回。
他对我们说：“我会派一位我身边的大艾米尔与你们同行，去给阿鲁浑王一个答复。”国王赏给拉班·扫马礼物和昂贵衣物。
51 马可·波罗笔下的大都
仔细阅读马可·波罗笔下的大都。大都的什么让他印象深刻？记载中的哪些部分比较切合实际？哪些部分像是夸张？大都跟当时的欧洲城市比怎么样？
大都城正方，四边相等，周长24英里。绕城有夯土城墙，高20步，墙基宽10步，从下到上向内倾斜，顶部只有3步宽。城墙带有城垛并刷白。大都有十二个城门，每个城门上都建有精致的大城楼，城四角有角楼，因此城墙每边有三道门五座楼。城楼和角楼里有大厅，其中收藏着护城军的武器。我向你们保证，城中街道又宽又直，从城门可以看到通往对面城门的整条大街。城中全是精致的宅邸、旅舍和民居，大街两侧布满各种店铺。城中所有宅地都方方正正，按直线排列。每块地上都建有宽敞的宅子，其中有众多院落和花园。这些地分给各家族长，因此某块地属于代表某个家族的某人，旁边一块地属于另一家的代表，全都如此。宅地周围有很好的公共街道。内城全照此布置成一个个方块，像棋盘一样，极其精准，无法尽述。
城墙内外的房屋和居民众多，没有人能数得过来。实际上，城郊的居民比内城的多。城门外是城郊，各郊区相互连成一体，绵延三四英里。每个郊区离城约一英里处有许多精致的客栈，给来自不同地方的商人居住。不同国家的人各有一个指定客栈，比如有一个专门接待伦巴第人的客栈，接待德国人和法国人的也各有一个。来这儿做生意的人很多，既因为这里是大汗居所，也因为这里的市场有利可图。城郊的宅子跟城里的一样好，不过当然比不过大汗的宫殿。你们应该知道，城内不埋死人。拜偶像者（佛教徒）若去世，人们就把尸体运到郊外的火葬场。其他人也一样，死后被运到郊外埋葬。同样，城中没有刑场，都在郊外。
我告诉你们，罪恶的女人不敢住在城中，除非没人知道。我指的是做皮肉生意的那些人。她们全住在城郊，人数多得难以置信。我向你们保证，她们共有两万人，都以服侍男人挣钱。这些人有一个总管，总管之下有百人和千人的首领。凡有使节来拜访大汗并受大汗款待时，总管要负责给使节及其下属安排女人，每人一名，每夜换人。她们没有报酬，算是向大汗交税。你们可以从妓女人数推知，每天有多少生意人和其他来访者来来往往。
你们应该相信，运进汗八里的罕见贵重货物比世上任何一个城市的都多。我来仔细说说。来自印度的宝物，比如宝石、珍珠和其他罕见物品全都运到这里来了。此外还有来自中国北方和其他行省的最贵、最好的物品。因为这里住着大汗本人，达官贵人及其妻室，大量的旅馆主和居民，以及来觐见大汗的访客。因此这里内外贸易的总量和总额超过世上任何一个城市。因为这里织造大量金丝布，每天有一千辆车的丝运进城来。
此外，汗八里周边远近两百多座城市都有商人来此买卖，因此城中交通如我说的那样并不奇怪。城中心有一座巨大的钟楼，到了晚上会响起三下钟声，表示此后人们不许在城中游荡。敲钟之后，城里就没人出门了。若是在分娩或生急病等紧急情况下出门，则要携带灯火。
夜里有三四十人一队的卫兵在城中骑马巡查，看是否有人在钟响三下之后还在外面游荡，一旦发现就会立刻将其逮捕下狱。第二天一早，被捕者由专门的官员拷问，若有罪就按罪行轻重受板子若干下，但有时他们会被打死。
采用这种刑罚的目的是避免流血，因为深谙占星术的八合识说流血不对。每个城门各有一千人把守。不要觉得设置这些守卫是因为不信任居民。实际上，这既是对住在城里的大汗表示尊敬，也是为了防范坏人。大汗确实因为占星术士的预言而对契丹人心怀疑虑。
52 马可·波罗从大都南下的行程
这一段《马可·波罗游记》节选在他对大都的描写之后，其中写到四个不同的地方。这四段中有多少重复之处？这些描写可信吗？你觉得马可·波罗真的到过这些地方吗？说出你的理由。
我们从涿州向南走了四天，经过许多城镇，那里的人经商做工，崇拜偶像。他们臣服大汗，使用纸钞。四天之后，我们到达河间府城，此地隶属契丹省。我来给你讲讲这地方。
河间府是一座大而繁盛的城市，位于南方。人们崇拜偶像，死后火葬。他们臣服大汗，使用纸钞，经商做工。那里产丝很多，出产大量金丝布和绸缎。有许多城镇归此地管辖。城中流过一条大河，货物从河上运往大都，因为人们开凿了许多水渠和水道使这河水流至大都。
离开河间府，向南走三天，就到了长芦。这也是一座隶属契丹省的大城，人们臣服大汗，使用纸钞。他们崇拜偶像，死后火葬。你们必须知道此地是用如下工艺生产大量食盐的。这里有一种土，含盐量很高。人们把这种土堆成大土堆，从顶部倒入大量的水。由于土中含盐，水经土堆流出后就成了盐水。人们用管子把盐水导入不到四指深的大缸和大铁锅里煮干。这样做出的盐又纯又白又细。我向你保证，这种盐出口到周围许多国家，是当地财富和大汗岁入的一大来源。此地还产大桃，每个有两磅重。
此外没什么可讲的了。我们继续向南，到达契丹省的另一座城——将陵（今山东德州）。此地隶属大汗，人们奉拜偶像，使用纸钞。将陵距长芦五天路程，其间有许多城镇，商品繁多，给大汗带来大量岁入。一条大河流经将陵中心，大量丝织品、香料和贵重货物沿河运往上下游。
离开将陵，我们向南走六天，经过许多富庶繁盛的城镇。人们信奉偶像，死后火葬。他们臣服大汗，使用纸钞，经商做工，享有大量丰富的食材。到东平府（今山东泰安市东平县）前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东平府很大，以前是一个大国，但大汗用武力征服了这里。我向你们保证，这里仍是这地区最精致的城市。富商们在这里的生意兴盛。丝的产量大得惊人。城里有很多宜人的庭院，里面满是上好的水果。你们也必须知道，东平府下辖十一个官城，个个繁荣辉煌，都是赢利丰厚的贸易中心，产丝不计其数。
结论
中亚陆路的历史
如果通行货物的重量或者往来人数是考察一条道路重要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丝绸之路曾是人类历史上交通流量最少的道路之一，也许并不值得研究。
然而丝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路撒播。他们在丝路上落户并蓬勃发展，与当地人融合，也与后来者同化。这些绿洲城市有着持久的经济活动，像灯塔一样吸引着人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海而来。丝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条商业道路，却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个路线网络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
严格说来，丝绸之路指全部从中国向西经过中亚到达叙利亚甚至更远地区的陆上道路。这段路从空中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貌。山口、峡谷、沙漠中的甘泉这些划定路线轨迹的标志物并非出自人工而是完全源于自然。丝绸之路并非人为铺就的道路，到了20世纪才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勘查。在公元200年到1000年间，即丝路上汉人活动的高峰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从未说过“丝绸之路”这个词。不要忘了“丝绸之路”这一术语要到1877年李希霍芬男爵在地图上使用时才诞生（见彩图2）。
彩图2 最早的1877年丝路地图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发表这张地图时创造了“丝绸之路”一词。图中用加粗的橙线画出了丝绸之路。李希霍芬当时受命寻找中德两国间铁路的理想走向。他把古代的贸易路线想作一条直线。
来源 From Volume I of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sid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erlin: D. Reimer, 1877–1912), facing p. 500.
世界上最早的印刷书籍
敦煌藏经洞中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印刷书籍，这也可能是最有名的丝路文书。整件作品由七张纸粘为一卷。在开篇的佛陀讲法图与第二张纸的经文之间可以看到一条缝。据卷末题记，该书于868年制版，距离木版印刷在东亚第一次出现约一百五十年。累积功德是印刷术发展的一大动因。（大英图书馆供图）
来源 Courtesy of the Board of the British Library, Or. 8210/p. 2.
这些路线的年代可以追溯至人类起源的时期。人类只要能够行走就可以通过陆路穿行中亚。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人们沿此路迁徙。地区间货物往来最早的证据来自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黄河以北河南安阳的商代墓葬中就发现了和田玉。中国、印度、伊朗等中亚周边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公元前1千纪一直未曾中断。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他们原意是要结成一个联盟，以对抗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张骞在阿富汗北部注意到那里有汉朝的货物并在回朝后把这一发现汇报给了皇帝。很多书都把张骞之行看作丝路开通的标志。但我们要记住，汉武帝派出张骞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因为重视贸易。他之前并不知道贸易的存在，而且贸易的规模也很小。汉朝随即派军出征西北并在那里驻扎以防御北方的敌人。汉朝驻军与当地人的接触有限。他们首次与当地人的持久交往发生在尼雅和楼兰，当地人是来自印度的移民——这是第一章开头部分的内容。
在本书所讨论的每一处丝路遗址中，包括尼雅、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都有贸易存在，但规模有限。年代在三四世纪的尼雅佉卢文文书有近千件，但只有一件提到了“商人”，这些从汉地来的商人经过村子时可以给丝绢估价。往来的商人为数不多，且都被严密监视。地方官员给他们签发过所。过所上会列出商队中所有人畜，并按顺序规定他们能去的地方。并非只有汉地官员监控贸易，龟兹的官员也做类似的事情。官府是货物和服务的购买者，在丝路贸易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这些地方都有市场，其中本地货物大大多于外来的进口货。在743年西州的一个市场上，当地官员记录了三百五十多种物品的高中低三种价格，其中包括硇砂、香料、糖、黄铜矿等典型的丝路商品。店主可以买到各种当地的蔬菜、粮食和牲畜。有些牲畜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还有各种中原生产的织物被运到西北在市场上出售，这是因为中央政府把这些织物当作军饷发放给士兵，士兵们再用它们在市场上换其他东西。
海量财富从中原注入有大量驻军的西北地区，这是755年之前盛唐时期丝路贸易繁荣的原因。745年有两批丝绢运到敦煌的军营，总量达到一万五千匹。据《通典》记载，730年到750年，唐朝政府每年向西域投入多达九十万匹绢帛。这比任何有记载的个人贸易的交易额都要大得多。正是这种持续的投入支撑了地区的繁荣。755年安史之乱一爆发，唐朝就切断了对该地区的供应，丝路经济随之崩溃。
755年之后，这一地区退回到与之前非常相似的物物贸易。有一名商人在敦煌附近方圆约250千米的小范围内游走，只买卖本地生产的货物，其生意大多是用一种货物换另外一种货物。此人的活动证实了公元800年之后西北地区的货币短缺。这种低端贸易在丝路贸易高峰过后持续了很久。20世纪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遇到过这样的游商。这种交易对于在丝路沿线生活的人们影响很小。种地的人依旧种地，并不购买或生产丝绸之路上闻名遐迩的奢侈品。
本书的很多材料证明了丝路贸易常常限于当地且规模较小。即使是对丝路贸易数量大且频率高这一观点最热心的拥护者也应该承认，丝路贸易常因论据不足而被夸大。对本书所讨论的零星证据或许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但难以否认的是，并没有大量证据支持丝路上曾出现繁荣的大规模贸易。
因为每处遗址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且出土文献语言不同，大多数学者主要只研究一处丝路遗址。他们分别发现自己所研究的遗址中几乎没有有关丝路贸易的直接证据保存下来，并长篇大论地解释其原因。本书证明，这种对贸易的失语广泛存在于丝路遗址的出土文书中。
对贸易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也许认为还有更多证据藏于地下且尚未被发现。这种观点让人无从反驳。我们谁能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发现？与此同时，本书深入且细致地分析了现有证据，因为这是推进对于丝路贸易和丝路历史理解的唯一途径。出土证据因其真实性及一手性在本书中占主导地位。与商人的税单相比，对贸易的泛泛之谈就黯然失色了。诚然，证据并不总是充分的，而且经常缺乏关键信息，但这种证据在许多不同的地点均有发现，因而使得当地的小规模贸易图景显得更加合理。
虽然贸易有限，但因为各色人等沿着不同的路线在中亚穿行，东西方——中国与南亚，之后是西亚，特别是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普遍。难民、画师、工匠、传教士、劫匪和使节都走同一条路。他们有时做做生意，但这并不是他们在路上的主要目的。
往来于丝路上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人群是难民。一拨一拨的移民把技术从家乡带来，并在他们的新家运用这些技能。经常有人逃离家乡以躲避战争或者政治纷争，这意味着技术的流传有时向东有时向西。在造纸和纺织技术从中国向西传播的同时，制造玻璃的技术刚好进入中国。画师也在丝路上活动，其家乡的样式和花纹因此随之传播。
第一拨进入西域并在尼雅定居的移民来自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犍陀罗地区。这些来自印度的难民把佉卢文、书写技术和带沟槽的木板带给了当地人。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信仰——佛教。早期佛教戒律要求僧侣独身，但有些尼雅的僧侣结婚生子并在家生活，只参加寺院里重要的仪式。
中国西部最重要的移民是粟特人，其家乡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及其周边。几乎在每个中国城市里都有粟特人的聚落，由粟特头人萨宝监管当地事务。有些粟特移民是商人，总以一种固化的粟特富商形象出现在虚构文学中。
对丝路贸易最详细的描述之一来自八封粟特古信札。这些古信札被遗弃于敦煌之外的一个邮包中，年代为313年或314年，其中提到了羊毛、亚麻、麝香、铅白（化妆用）、胡椒、银子等具体商品，可能还有丝绸。商品量都不大，从1.5千克到40千克不等，是适合商队进行的小额贸易。
商队经常在陆路穿行。在3号信札中，一位名叫米乌奈的粟特女人因为丈夫行为不当而被困在敦煌。她说自己曾有五次机会离开敦煌，但为了生计最后不得不带着女儿一起放羊。粟特人定居中国之后的职业选择很灵活，有人种地，有人做手艺人，有人做兽医，也有人参军。
古都长安也因其丝路艺术而闻名。最集中的发现当数何家村遗宝，其中结合了中国和西方特点的金银器共有一百多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这些物品都是本地制造的，要么出自客居中国的粟特人之手，要么出自学会了粟特样式的中国工匠之手。只有珠宝肯定是进口的。这些珠宝很轻便，很容易通过陆路输送进来。
与其他难民一样，粟特人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带到了中国。他们放弃了曝露死者之后将其遗骨收殓至纳骨器中的习俗，接受了汉式葬俗，把死者埋入带斜坡墓道的地下墓室中。在西安和中国其他一些城市，考古学家们发掘了多座饰有祆教死后场景的墓葬，其中一座还有汉语-粟特语双语墓志铭。
西域的每个地方都有多个移民组成的聚落，很多都延续着母国的宗教习俗。与难民出于无奈背井离乡不同，宗教学习者为了学到更多东西而上路，导师们在能够吸引学生的城镇中定居。最详细的旅行记录出自经海路或陆路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之手。他们生动地描写了路上的危险。5世纪初，与法显同船的旅客差点把他扔下船去，只是由于另一名旅客说如果把法显扔下去就告发他们，他们才没有这样做。
两个多世纪后的玄奘在翻越山口时有很多同伴死于寒冷，他自己也被洗劫一空，甚至连衣服都不剩。玄奘还曾遇到因忙于分赃而无暇偷他的匪徒。他很罕见地讲了很多盗贼的事情。尼雅文书曾记载，携带珍珠、镜子、银饰、丝绸或羊毛料子的难民遇到了窃贼，但并未说明罪犯是谁。敦煌的一幅壁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商人被武装匪徒劫持的场面，后来观音菩萨解救了他们。
玄奘这样的僧人是最重要的翻译家。他们摸索出了一套把梵文术语音译为汉语的方法。汉语吸收了约三万五千个新词汇，一些是佛教专门用语，一些是日常用词。操不同语言的人常常在丝路上相遇。有些人，比如鸠摩罗什，从小就会说好几种语言。其他人则需要在长大以后学外语。考虑到当时语言学习材料之少，学习外语的过程肯定比在今天更痛苦。
通过保存下来的常用语手册可以看出外语学习者的身份和目的。梵语因为于公元1千纪在寺院中通行，总能吸引到学生，但于阗语、汉语和藏语就不是这样了。755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佛教徒从于阗和藏地出发经敦煌去山西五台山朝圣。也有人向相反的方向走，前往一直以来的佛教最高学府——印度那烂陀寺。
丝路上除了朝圣者，还有统治者之间互派的使臣。这些使臣在文书中留下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晰的印记。他们带给其他统治者礼物和信件，并把自己国家的信息告诉对方，返回后再把路上得知的情报汇报给本国君主。其中有些人肯定是间谍。
从敦煌附近出土的悬泉汉简中可以看到，公元前后汉朝与西方统治者定期互派使节。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外交人员继续在丝路上穿行。在丝路的高峰时期，所有强国都互派使节。中国使节去往撒马尔罕，粟特使节前往中国。手中满是自己国家特产的使节在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755年之后，丝路经济大幅下滑，但使节依旧往来如常。于阗的七王子使团无法完成旅程，是因为敦煌的统治者怕路上危险不允许他们离开。使团成员开始随意地把丝绢、羊，甚至羚羊皮换成当地产的物品以维持生计，就连于阗王子们也不得不贩卖玉石换取盘缠。
记录七王子困境的文书只是四万多件敦煌藏经洞文书中的沧海一粟。藏经洞封闭于1002年之后不久，成了记录丝路多元文化的时间胶囊。收藏这些文书的僧人自然收集了自己宗教的文书，但他们也保存了所有大大小小的纸片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所收藏文书的语言包括梵语、于阗语、藏语、回鹘语、粟特语，所涉及的宗教包括摩尼教、祆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金刚经》是藏经洞中最有名的文献，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纪年的印刷品。但其他文献也许更不寻常，比如那件纸折的护身符，上面写着希伯来语《圣经·诗篇》的选段，还有那件摩尼教赞美诗文书。藏经洞代表了对不同宗教的宽容，而这正是丝绸之路这段近千年历史的突出特征。
封闭藏经洞的僧人并没有记下这样做的原因，但他们肯定听说了和敦煌结盟、信仰佛教的于阗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之间的战争。即使1006年于阗的灭亡没有直接导致藏经洞的关闭，但该事件将西域引入了新时代，整个地区逐渐伊斯兰化。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每个绿洲都变成了独立的伊斯兰小国。一小部分去麦加朝觐的人回来后享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在马可·波罗、鄂本笃（后文会讨论他）的描述中，西域的城市比之前的要小。
除了马可·波罗，前往蒙古的欧洲旅行者都没有走之前沿塔克拉玛干南缘或北缘的路线。本书的第一至第七章写了这些路线经过的大部分绿洲。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都去了蒙古但没去汉地。虽然都是宗教人士，但他们的旅行经验跟之前几个世纪的僧侣有很大不同。他们拿着可以让他们在路上使用驿站和驿马的通行证“牌子”。而且他们在蒙古办完事后就立刻返回了，不能自由地独自旅行。基督教东方教会的拉班·扫马在从北京去西欧的路上有更多自由，但他也只见了最高级别的统治者。虽然我们无法确定马可·波罗是否随阔阔真公主出海到了波斯，但他给后代留下了一面牌子，说明他曾作为大汗的代表出访。就连伊本·白图泰也是作为德里苏丹国的代表走访各处。这些旅行者留下的游记揭示了蒙古汗廷的方方面面，但对于日常生活的记载则不如出土的更早期史料丰富。
有一位晚期的欧洲旅行者是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出行的，他就是鄂本笃。他是一名生于亚速尔群岛(Azores)的耶稣会士。鄂本笃在1602年从印度启程，一直走到了中国。他蓄须留发，把自己打扮成波斯商人的模样。他在第一站喀布尔遇到了于阗王的母亲（同时也是叶尔羌王的妹妹），她被抢了，需要钱。于是他卖了点货，无息借了她600枚金币。她答应用和田玉偿还。翻过帕米尔前往叶尔羌的路上危险重重，他的五百人商队中雇有四百名保镖。
平安到达叶尔羌后，鄂本笃前往于阗，在那儿拿到了于阗王的母亲欠他的玉。接下来的一年，他在叶尔羌等待去北京的商队。商队很难组织。明朝规定一个商队只能有72名商人。叶尔羌王出售商队名额，出价最高者付了200袋麝香拿到了领队的位置，其他71个名额的价格则略低。商队满员之后于1604年秋出发，走的是塔克拉玛干北缘。鄂本笃和两名同伴脱队访问了吐鲁番、哈密和嘉峪关。他们得到入境许可后，于1605年圣诞节抵达甘肃肃州。在肃州，他给利玛窦写了好几封信。利玛窦也是耶稣会士，从1601年起一直待在北京。他派了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信徒来看鄂本笃。这位教友到肃州之后证实了鄂本笃一直以来的猜想——此前旅行者口中的“契丹”就是中国。十一天后，鄂本笃去世，当时是1607年。
鄂本笃的旅伴瓜分了他的财产，还撕了他的日记，只留下一小部分。这部分日记被其他耶稣会士抢救下来寄给了利玛窦，其中有现存最详细的关于朝贡贸易的记录。从西域来中原的商队不多，仅有的几支商队人马众多，号称是来给明朝皇帝进贡的。
17、18世纪很少有商队进入今新疆一带，也没什么人离开这片地区。一小队新疆和甘肃的穆斯林去过中东，一般是去跟苏菲派学者学习，有些人也完成了朝觐。17世纪，一位苏菲派学者从帕米尔进入南疆、甘肃传教，获得了巨大成功。他的儿子生于哈密，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变得极为有名，后来被人尊称为阿帕克和卓(Afaq Khoja)。18世纪，阿帕克和卓的后人去也门跟随纳格什班迪耶教团(Naqshbandiyya)学习，回国后影响力超群。他们说话很有权威，因为很少有穆斯林有机会去新疆以外的地方学习。后来，这些苏菲派的后代成了和田、叶尔羌的和卓。在其影响下，越来越多生活在新疆的人信仰伊斯兰教。
1759年，清军打败了最后的对手，控制了西域。清政府将这片土地称为“新疆”。清朝官员通过当地头人进行统治，把圣旨译为维吾尔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新疆的法律跟内地不同。满人要求所有汉人剃发易服，但新疆的穆斯林不用。只有当上高官的穆斯林才可以向政府提出留辫子的申请。
清朝控制时期经济有所好转。与唐朝时一样，由于军队获得了大量现金和织物的供给，贸易重新焕发出活力，商人们开始敢于尝试更长的贸易路线。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正式名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并从2015年开始实施。这项计划涉及对高速公路、港口、铁路的大量投资，可以让古老的丝路变成周边国家的一条金丝带。很多新设计的贸易走廊会穿过中国新疆，并经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其他斯坦共和国，包括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一路直到欧洲。
丝绸之路主要地名中英古今对照表
张湛
译后记
说起来，本书的翻译起源于一封豆邮。原著刚一出版，韩森教授就寄了一本给我。我第一时间读完之后在豆瓣上晒了一下，紧接着就收到编辑张鹏的豆邮邀我翻译此书。我当时没想太多就应了下来，没承想这翻译工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很多。
除了要克服自己的拖延症（这个最难！）以及把中文说顺溜，还有两处特别的难点。第一处难点是将原著中译为英语的汉语文献复原，这是翻译任何涉及中国古代的外文著作都绕不过的。查阅原文复原出来自然不在话下，不过这样会失掉原作者翻译时对汉语原文的解读，需要读者自己解读古文。第二处难点是地名的翻译。同一个英文地名常常依时代不同对应好几个不同的中文名字，比如高昌—西州—吐鲁番或者龟兹—库车。在翻译过程中，我尽量依据时代选取译名，但有时并不能完全做到，比如一般不把撒马尔罕称作康国。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读者知道文中讨论的地方在哪儿，而不是向读者炫耀我自己知道一个地方有多少个不同时代的译名。因此，我还制作了一个简要的“丝绸之路主要地名中英古今对照表”，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