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胡汉交融之所
吐鲁番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道，连接着汉文化圈与伊朗文化圈。直到今天，吐鲁番还保持着一些国际化都市的感觉。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卖馕的小贩。馕是西域和北印度的一种发酵饼。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在吐鲁番开会，一位研究伊朗语言的挪威教授早餐时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他早上又被驴叫吵醒了，上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在伊朗，那时伊朗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还没发生。在市区，总能看到很多汉族和维吾尔族的面孔。巴扎——甚至汉人也说“巴扎”而不说“市场”——的店主供应各式毯子、镶宝石的亮晶晶的小刀，并给所有的潜在顾客都端上一杯茶。
吐鲁番在历史上一直是一座多民族的城市。来自中原地区和撒马尔罕周边粟特地区的移民构成了最大的聚落。220年东汉灭亡之后，大量汉人迁入西北。高昌和龟兹是塔克拉玛干北道最大的两个绿洲。无论男女，高昌的汉人都会和着伊朗音乐跳胡旋舞。这是一种旋转非常剧烈的舞蹈（见彩图15）。对于粟特人来说，这里非常汉化，以至于他们把高昌径直称作“汉城”。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废纸制品
为节省考古报告的篇幅，斯坦因把同一遗址发现的类似物品摆在一起拍照并置于同一页中。图中照片即是他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发现的一些纸制品：花帽、卷起来的旗子、一串钱，还有最典型的鞋子。工匠把文书裁成鞋底和鞋面，将二者缝起来再把外面涂黑。顺箭头方向可以看到鞋子里的字。考古学家把这些物品拆开并重新拼回原始文书以了解丝路上人们的生活。
来源 From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plate XCIII detail.
彩图15 西安安伽墓中的丝路舞会
粟特胡旋舞男女均可表演，常见于丝路各处。据当时人记载，这种舞蹈激烈而扣人心弦。图中彩绘石板出土于西安，是一名579年去世的粟特头人墓中围屏石榻上的十二块石板之一。这些石板浅浮雕以金色为背景，施以红、黑、白三色，刻画了死者在世时的种种场面，为了解粟特人在中国的生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素材。（文物出版社）
来源 From Xian Bei Zhou An Jia Mu, plate 42.
粟特人和汉人让本地居民没那么出挑，其中一些本地居民本来讲龟兹语。高昌人在273年时就已经用汉字了，这是该绿洲出土的最古老文书的年代。吐鲁番出土的材料格外重要，因为当地人把有字的纸重复利用，做成鞋、腰带、帽子和衣服用来陪葬。如此这般被偶然保存下来的未经剪裁的记载，使我们得以一窥巅峰时期丝绸之路上人们的生活。
公元500年之后，丝路南道逐渐被弃用。很多旅行者选择经高昌走丝路北道，玄奘（602—664年）就是其中之一。629年，玄奘决定去印度研读佛经的梵文原版，因为这些佛经的汉文译本根本读不通。但他选择的出行时机实在差得不能再差了，当时唐朝刚建立，明令禁止出境。
玄奘回国以后，于649年向弟子慧立（615—约675年）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艰苦旅程。慧立把玄奘的口述记录了下来，这样我们才得以了解玄奘的印度之行。据慧立记载，玄奘生于河南洛阳附近，十几岁时出家，618年隋朝崩溃时离开了洛阳。玄奘先在长安，后在四川，共读了十一年佛经。为了准备上路，他学了梵语。这是佛教的经堂语言，也在寺院中使用。
高昌距敦煌550千米，今天坐一夜火车或者一天汽车就能到达。然而如今旅行的便捷会让我们看不清过去旅途中实实在在的危险。玄奘的第一站是凉州，即今甘肃武威。这里“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凉州是这一路上唐朝境内最后一个大城市，从这里可以加入西行的商队。
城中的最高长官凉州都督劝玄奘放弃出境的计划。但当地一位僧人帮他继续前行到了瓜州。这里的州吏撕掉了朝廷下达逮捕玄奘的命令，劝他尽快上路（见史料18）。（瓜州在敦煌附近，玄奘没有经过敦煌。）伊吾（今新疆哈密）是唐朝境外的第一站。在瓜州，玄奘听说了去伊吾路上的障碍：首先是瓠芦河的急流，之后是北方的五座烽燧，专抓擅自出境的人，最后是莫贺延碛（今哈顺戈壁）。1907年，斯坦因追随玄奘的脚步重走了这一段路。据他估算，玄奘走了351千米。他还发现慧立的记载非常精确，只有一点除外。慧立略去了第一和第四烽燧之间的两天路程，他也许是为了叙述简便才这样做的。
因为没有明确的路标，玄奘雇了一名向导带他去伊吾。向导名叫石盘陀。石姓表示此人来自石国（Chach，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盘陀一名是粟特语Vandak的汉语音译。这是一个常见的粟特名字，意思是某神的仆人。盘陀把年轻的唐僧介绍给一位胡人老翁，此人曾经去过伊吾十五次，他劝玄奘用自己的马换他的老马。玄奘想起从长安出发时，有位占卜师说他会乘一匹“老赤瘦马”出行，因此同意换马。
午夜之后，盘陀和玄奘上路了。他们沿着瓠芦河一路向北到了一处可以过河的浅滩。盘陀砍下旁边的胡椒树搭了一座简易的桥，两人过河之后下马休息。半夜，玄奘觉得他看到盘陀持刀向自己走来——这是噩梦吗？他诵经向观音菩萨求救，度过了危机。
第二天一早盘陀说他决定回去：“弟子将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玄奘送给盘陀一匹马，之后便和他分道扬镳，只身一人走入沙漠。
慧立很生动地描绘了他师父独自旅行时的恐惧。玄奘在沙碛中前行，沿途的标识只有马粪和以前路人的白骨。他产生了幻觉，看到远处有不断变换形状的数百军队的幻象。当到达第一烽时，他在沙沟里躲到夜幕降临。当他在水源处喝水并用皮囊盛水时，忽然几支箭呼啸而过，差点射中他的膝盖。他站起身来喊道：“我是僧，从京师来，汝莫射我。”烽上的守卫开了门，校尉邀请他入内过夜。校尉说他的一个亲戚会在第四烽帮玄奘。在那里也有箭射向玄奘，他只得再次亮明身份，守卫便放行了。烽官让他直接去五十千米之外的野马泉，那里是最近的水源。
玄奘孤身一人徒步前行，走了很久也没找到野马泉。他停下喝水却没拿稳水囊，把水全洒了。他灰心失望开始东返，后又决定：“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玄奘在沙漠里走了五天四夜并再度向观音菩萨祷告，最后他的马终于把他带到了沙漠里的一处甘泉。玄奘喝水恢复体力之后，继续前行至伊吾。在那里，三名汉僧在一座寺庙中接待了他。他已成功越境。
慧立创作这部圣徒传的主要目的是记录玄奘经历的种种奇迹。其中玄奘从长安到高昌的旅程只占了不到一章的篇幅。和所有的圣徒传作者一样，慧立夸大了旅程的危险以显示法师的虔诚。但现代读者还是禁不住去琢磨一些细节。会有唐朝官员在他应该逮捕的人面前把逮捕令撕掉吗？玄奘为什么会送马给向导？此人之前拿刀威胁过他，之后又临阵脱逃，留下玄奘一人走最艰苦的一段路。无人随行的玄奘怎么可能走得完沙漠里的那段路？两个不同烽燧的长官都会对逃犯（即便逃犯是个僧人）放行吗？玄奘在沙漠里五天四夜没有水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赫定在1896年确实曾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沙漠里坚持了六天五夜。）
尽管玄奘肯定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直接去见唐朝在西域的最主要对手西突厥可汗，但在慧立的讲述中，玄奘变成了忠诚的唐朝子民，离开唐朝国土之后才决定去见可汗。
无论玄奘出境时的情况如何，他的经历跟北道上的普通旅人有着显著差别。从瓜州到高昌的那一段路，玄奘是一个人走的，但是其他所有人几乎都是跟商队一起走的。还没有出境禁令的时候，商队会在边境申请一个旅行许可，由向导带着走过沙漠里难找的路。如果他们躲过了路边白骨曾遭遇的种种灾难，就能走完全程。玄奘的路线凸显了高昌在丝路上的重要性。这里和龟兹一样，是当时西域最大的城市之一。
正如慧立所讲，玄奘一离开唐境，运势就变了。在丝路北道上，伊吾之后的绿洲便是高昌——当时高昌国的国都。高昌国王麴文泰（623—640年在位）派人去迎接玄奘。僧人和他的向导在晚上赶路，到达王宫时已经是午夜，国王及其随从打着火把出来迎接。国王和玄奘一直谈话，谈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玄奘还在睡觉，国王夫妇就在他门口等着，这样可以在早上第一时间问候玄奘以表示自己的虔诚。玄奘搬进了一座寺院，住了十多天，然后决定继续上路。
高昌王想劝他留下：
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
玄奘不同意，二人便开始争吵。高昌王威胁要把玄奘遣送回国。玄奘坚持要走，国王就把玄奘锁在宫里，并每天亲自给他送饭。玄奘开始绝食，连续三天水米不进。第四天，国王终于让步，二人达成了妥协：玄奘在高昌再待一个月，讲《仁王经》。国王则为玄奘之后的旅行准备礼物。
一个月之后，国王派了四名新度沙弥和二十五名随从与玄奘同行，并给他们提供面罩、手套和靴袜。他还给了玄奘很多绸缎和金钱，足以支持他游历二十年：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7世纪的丝路上，金银币和丝绸都是通货。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二十四封国书，一封给西突厥可汗，二十三封给沿路的其他国王，他们和高昌王一样，都是可汗的同盟。
玄奘的路线让他可以尽量处在西突厥及其同盟的控制区内。高昌王给可汗的礼物是五百匹绫绢和两车水果（可能是干果）。可汗的牙帐建于碎叶，位于伊塞克湖的西北角，即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阿克贝希姆遗址。虽然高昌王有冰屋让他可以在冬天享受水果，但不可能把新鲜水果一路送到可汗的大帐中。玄奘于冬季从高昌启程，其时很可能是629年12月。
高昌麴氏家族从502年开始掌权。虽然麴氏也许并非汉人，但他们完全汉化了。《后汉书》记载吐鲁番的原住民车师人“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车师王的墓葬证实了他们的游牧生活，其中有人殉的方形墓坑和葬马的圆形墓坑。公元前60年匈奴衰落时，有位车师王向汉朝称臣，汉朝随即在交河城驻军。之后的几个朝代基本一直控制着这里直到450年。交河城地处两河交汇之处，地势非常险要。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的投资整修，今天游客可以沿着石板路走在交河故城里，参观一座座有标识的古代建筑。
高昌故城遗址
吐鲁番附近的高昌故城夯土墙是中国境内为数不多的地上古迹之一。游客可以看到当地人在地下挖土造屋（这种屋子在夏天很凉爽），并用挖出的土垒起高墙。图中两座土塔高于高昌其他建筑，629年玄奘结束绝食抗议之后很可能登上过其中一座讲法。（作者摄）
来源 Author photo.
在汉人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很多汉人迁移至此，很多当地人也学会了汉语。与尼雅和龟兹一样，三四世纪时，这里流通的货币很少，当地人以丝绢为通货。吐鲁番出土的最早汉文契约的年代为273年，契约上记载了一桩以二十匹练换一口棺材的交易。其中的练是指煮过的丝绢，这样可以去掉丝线最外面的一层物质，使之更易上色。几个世纪以来，吐鲁番人一直偏好练，同时也用毯子和定量的粮食作为交换媒介。
和很多汉人统治者一样，麹氏家族也扶持佛教。他们模仿中原的官僚体系，以汉语为行政语言，城门也都有标准的汉语名字。学生在学校里学习汉文经典、正史，但他们也将其翻译为本地语言，可能是龟兹语或粟特语。
640年唐朝军队灭掉高昌国之后，这里变得更加汉化了。曾经款待过玄奘的麴文泰是第十任也是最后一任高昌王。他在唐朝进攻时忧惧而亡，其子投降。唐朝在这里设西州，建立了直接统治，交河成为西州治所。唐朝还在此处设安西都护府，总管西域事务。
唐朝的三百多个州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因此西州的官员也要按照均田制的规定授田。授田的依据是籍帐，即户口簿。籍帐中会列出户主、所有家庭成员、其他同住的人，以及各人应纳的税。所有男丁都要纳三种税：租（粮食）、庸（劳役）、调（布匹）。籍帐中还包括老者、幼儿、残疾人和女性，这些人的税赋得到减免。按规定，籍帐每三年都要重新制作。
每个以男丁为户主的家庭都可以得到二十亩永业田（死后可以传给后代）和八十亩口分田（死后交还政府）。官方鼓励在永业田上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种桑以养蚕。每三年就重新分配的口分田则用来种庄稼。
640年，西州为每个家庭制作籍帐，共得8000户，37700口（见史料22-1）。（一百年后户数增加至11647。）因为西州耕地稀少，籍帐中列出了实授田（一般五亩左右）和未授田。尽管官方明白这里没有足够的耕地，永远也不可能把未授田授满，但纸面上的这种做法显示出对唐代律令的遵守。基层的灵活性使得唐朝法律很成功，官员可以因地制宜地实行各项规定。
我们之所以能知道唐朝西州官员记载了未授田，是因为西州人有用废纸给死者做衣服、鞋帽和腰带的葬俗。似乎其他地方的唐朝人也用纸给死者做冥衣，不过这些衣服没有保存下来。也许生者相信纸能让人在去世后升入死后世界。之所以说“升”，是因为佛教徒认为天国在人世上方某处。有一件吐鲁番出土的鞋样，其年代为5世纪早期，鞋底就用蓝墨水写着一个“升”字。
因为纸很贵，所以吐鲁番人用废纸做冥衣，其中有些是没用了的官方文书。据汉文正史记载，高昌国的官员处理完一件事务之后会把所有文书都处理掉，只有籍帐不会被扔掉。640年唐朝灭高昌后，所有高昌国的文书都作废了。此外，为了减少文书所占空间，唐朝规定所有文书只保留三年。人们有时也用民间材料做冥衣，包括信件、契约、诗、药方、学校作业等。吐鲁番文书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冥衣的内容包罗万象。
吐鲁番的干燥气候有助于保存纸张、织物等。吐鲁番绿洲是一处海拔极低的盆地，形成于几千万年前，那时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挤压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吐鲁番的最低点在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这是地球上海拔第二低的地方，仅次于死海。吐鲁番异常炎热且干燥，因此有时被称作“火州”。夏天的温度经常能达到40℃以上，没有空调的话，人会非常难受（当地的半地下房屋可以保持凉爽），但对于吐鲁番著名的甜瓜和葡萄来说，这个温度非常合适。除文书之外，吐鲁番干燥的气候还使超过一百具干尸和绢花（见彩图1）保存了下来。
彩图1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绢花
图中色彩鲜艳的绢花高32厘米，于1972年从墓中出土，从中可以看出新疆吐鲁番绿洲不寻常的保存条件。这里年降水量低于25毫米，保存了中国其他地方无法保存的很多物品，其自然环境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考古学家在绢花花茎上找到几缕头发，说明这束绢花本是头饰的一部分，由迎春的舞者佩戴，年代为7世纪到8世纪。
来源 From Xinjiang Museum, ed., Xinjiang chutu wenwu (Excavated Artifacts from Xinjiang) (Shanghai: Wenwu chubanshe, 1975), plate 183.
1915年1月18日，当斯坦因来到高昌故城外不远处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时，墓葬已经被彻底盗挖过一遍了（见史料19）。一位名叫买西克的当地盗墓者告诉斯坦因，自己和父亲已经亲自检查过遗址中的每一座墓。
我们的特别墓地助手买西克由于长期的实践，在给死人搜身方面已经毫无顾忌。他把骷髅的颌骨敲碎，从口腔中取出了一枚薄薄的金币。……买西克宣称他是第一批从经验中学会在死人嘴里找金币银币的人，但他的搜索很少得到回报。
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的墓葬中，斯坦因发现了许多物品，包括买西克从死人口中撬出来的钱币。但他和之后的其他发掘者都没有意识到这片墓葬群中到底有多少文书。
今天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向游客开放。游客可以顺楼梯进入两座墓葬观看墓中的壁画。只有考虑到以下两点，才能认识到这座遗址的可观之处。第一，遗址非常大，东西长2.4千米，最宽处可达1.2千米；第二，历史学家从墓里发现的文书中得到了海量的历史信息。
当地的考古学家认识到阿斯塔那古墓群虽然已经被严重盗挖，可还有很多文物。直到1958年，从没有人系统发掘过这里。这一年中国开始“大跃进”，所有农场、工厂和单位都要提高产量以达到指标。这些指标很多都非常高，不可能达到。
新疆的考古学家也有指标：上千件的文物。他们在几个不同的地方都挖了探坑，其中收获最大的都在阿斯塔那。考古学家没有经费雇人挖掘，当地政府同意让他们在修路和挖水渠的工作队旁边发掘，这样可以省去雇工的费用。考古学家发现了非常多的墓葬。今天，当吐鲁番当地的考古学家讲述当时一卡车一卡车的文物被运往乌鲁木齐的博物馆时，其语调就好像其他人讲述20世纪早期欧洲探险家用一队一队的骆驼运走文物时那样。考古学家完成了指标，对遗址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975年。这些年中国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发掘的重点总是在于文物的数量，因此考古报告的水平常常不高。有时不能通过这些匆忙发掘之后的考古报告确定某件文物来自哪座墓葬。
遗址中出土文书的待遇则要好得多。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唐长孺教授高瞻远瞩。在他的领导下，政府组织了一群学者在北京会面，分析遗址中的文书。有时一件文书被分成几块，分别用在不同的衣物上。学者把这些部分揭下来，拼出文书的本来面目。所有经修复的文书都发表了，每一件都有清楚的照片及录文。1959年以来，考古学家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共发掘墓葬465座，其中205座有文书出土。截至目前，发现了大概两千件文书，其中有超过三百件契约（见史料20-2）。
这些文书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一窥273年到778年之间丝路上普通人的生活。这两个年份分别为最早和最晚的汉文文书的年代。在高昌国建立之前，吐鲁番的统治者与尼雅和龟兹的统治者一样，也进行互派使者的活动。有一件477年的文书列出了招待来自如下几国的使节的花销：蒙古高原上的柔然、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子合国（位于今新疆叶城县）、南北朝时期定都于建康的南朝宋（420—479年）、北印度的乌苌国，以及很可能指的是南印度的“婆罗门国”。
从这一连串的使节可见高昌统治者当时与哪些国家维持着外交关系，但看不出高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谁。不过吐鲁番出土的其他钱币和文书明白无误地一致表明，伊朗世界，特别是撒马尔罕附近的东伊朗世界，而非罗马，才是高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640年唐朝征服这里之后也是如此。
早在公元300年，高昌人就开始使用伊朗西部萨珊王朝打造的银币。萨珊银币以其85％到90％的高纯度著称，且有着鲜明的特点。每枚银币的正面都是在位国王的侧面像。每位国王都有独特的王冠，可以以此来分辨不同的国王。此外还刻有中古伊朗文的王名。银币反面的图案是有两名护卫的火坛，表现萨珊王朝的国教祆教（见彩图4）。中国境内出土的最古老的萨珊钱币的年代为4世纪，发现于高昌故城的窖藏中。由于流通不广，很多这些早期钱币都没什么磨损。吐鲁番出土的4世纪文书记载当地用绢帛付账，与钱币流通不广的印象相符。
彩图4 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萨珊银币真品
从6世纪晚期起一直到7世纪初，西北人常常用伊朗萨珊王朝(224—651)打造的银币贷款、购物。图中银币直径3.1厘米，重4.28克，正面是萨珊皇帝库思老二世（Khusraw II, 590—628年在位），戴着他特有的带翼王冠，反面是祆教火坛，两边各有一名祭司。中国西北发现了超过一千枚类似钱币，证明这种钱币从萨珊首都泰西封（今巴格达附近）一直流通至中国首都长安。（大英博物馆供图）
来源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Stein IA.XII. cl AN0012869001.
最早提到银币的文书是一件衣物疏，即记载死者随葬物品名称和数量的文书，其年代为543年（见史料21-1）。其中列出了“金钱百枚……银钱百枚……攀天丝万万九千丈”。尽管衣物疏中没有说明银币来自哪里，但此时中原的钱币是铸造的铜钱，所以这些银币肯定来自萨珊。织物和钱币的数量表明，放在墓中的是替代品而不是实物。
最早提到实用银币的文书是一件584年的租约，其中记载用5枚银币租一亩地。类似的契约一直持续到677年。人们用银币租地、租树、租牛车、租房子、买地、雇人替自己去烽燧站岗、借债，以及交税。阿斯塔那的一件粟特语契约记载了639年一桩以120枚高纯度银币购买一名女奴的交易。这与汉文契约中银币使用的情况相符（见史料20-1）。
文书显示吐鲁番人在6世纪末到7世纪末使用银币。发现的钱币也证实了这一点。考古学家在高昌故城发现了130枚萨珊银币，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现了30枚，其中很多都是斯坦因的助手买西克从死人口中撬出来的。萨珊银币在640年唐朝征服高昌之后依然在流通。甚至在651年萨珊王朝灭于伊斯兰军队之后也是如此。阿拉伯征服者改用阿拉伯总督打造的阿拉伯-萨珊银币。与萨珊银币一样，这种银币重约4克，只不过银币正面的萨珊国王肖像换成了阿拉伯总督的肖像，还加了一段阿拉伯语铭文。
中国总共出土了大概1300枚萨珊钱币。其中大多数发现于新疆。在吐鲁番以西很远，喀什以西，今乌恰县（维吾尔语名称转写为Ulugart）深山中的一条小路旁，考古学家发现了中国境内最大的银币窖藏。1959年，一个修路队用炸药拓宽路面时在石缝中发现了13根金条和947枚银币，其中很多都锈在了一起。发现银币的这座山在高昌通往西突厥牙帐的大路旁。发现地点是高山底部的一个大石墩，非常偏僻。肯定是什么人（也许是商人？使节？强盗？）把钱藏在此处，之后没能回来取走。这947枚银币包括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阿拉伯-萨珊银币的出现可以把整个窖藏的年代推定为651年萨珊王朝亡于哈里发的军队之后。四分之一的银币是萨珊银币的中国仿制品，这说明银币对于西域人来说一直很有吸引力。
7世纪晚期时947枚银币的购买力如何？在吐鲁番发现的一组文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这组文书出土于一位死于673年的放贷人左氏的墓中（见史料21-2）。其中有一封折好的信，来自死者的一名仆人。他在信中说，自己对于六年前（即667年）500枚银币的失窃不负任何责任（见史料21-3）。和许多汉人一样，这名仆人也相信阴曹地府的判官既会向死人也会向活人施以惩罚。该信显示，当地富人手上随时都可能有多达500枚的银币。
放贷人左氏的墓中还埋有十五件完好的契约，记录了此人常放小额贷款，金额在10枚到40枚银币之间或3匹到30匹练之间。政府规定，大宗交易比如买卖奴隶或牲口要用丝绢结算，价低的物品用钱币交易，可能是因为钱币经常供应不足。左氏按规定在661年用6匹练买了一名女奴，668年用450枚银币买了九十束草。十五件契约中，八件为贷练契或贷银钱契，五件为租地契，其中至少一件是租给曾经向他借过钱的某人（见史料20-2）。和其他的吐鲁番文书不同，这些契约都被完好地放置在墓中，可能是因为左氏生前没有要回贷款，想死后继续追讨。
此人墓中的借贷契约中收取的利率基本一致，为每月10％到15％。这利率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高的。唐律规定月利率不能超过6％。出于各种原因，欠债的普通人会到放贷人那里借钱以渡过难关。我们有时并不知道借钱人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他们肯定没有还钱。因为如果他们还了，放贷人在结清最后一笔款时会按照习惯把他的那份借据撕掉。
在高昌人使用银币的同时，中原人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就一直在用五铢钱。高昌及高昌以西地区用银币、内地用铜钱这种通货上的差别，在640年唐朝征服高昌之后仍然存在。公元700年左右，西州人才慢慢改用铜钱。他们常把1000枚铜钱串起来，称为一贯。提到银币的阿斯塔那文书中，年代最晚的为692年的一件税单，里面特别提到铜钱和银币的汇率：2枚银币等价于64枚铜钱。
六七世纪银币在吐鲁番的流通再一次说明，在丝路贸易的鼎盛期，即当唐朝在西北大量驻军时，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伊朗世界而非罗马。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从未发现过罗马共和国（前509—前27年）和之后的东西分治前的罗马帝国（前27—公元395年）发行的钱币。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在彻底调查之后得出结论，中国出土的拜占庭苏勒德斯币中，年代最早的（2枚）来自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408—450年在位）时期，埋藏于6世纪早期，而最晚的则来自8世纪中叶。
这些拜占庭钱币的时期与萨珊银币的时期有所重叠，二者常常同时被发现。中国出土的金币比银币少得多，新疆出土了11枚，中原出土了37枚，一共48枚。银币共出土了1300多枚。所有这些金币都是苏勒德斯币。这种金币由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首先发行，每枚含金量为1/72罗马磅，合4.55克。正面为拜占庭皇帝像，背面为十字架或耶稣像。穆斯林军队灭掉萨珊之后，又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一大块土地。与把祆教元素从银币上去掉一样，伊斯兰造币厂把苏勒德斯币上所有的基督教元素都去掉了。
仔细检查之后会发现很多拜占庭金币都是赝品。有时重量轻于真币的标准重量，或者皇帝肖像的细节不对，或者铭文的字母不对。很多上面还打了孔，显示金币曾被缝在衣服上，很可能是当护身符用（彩图3中即是一枚）。
彩图3 陪葬用罗马金币仿制品
人们常常以为汉朝与罗马通过丝路进行贸易。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罗马钱币年代为6世纪，大大晚于君士坦丁大帝从罗马迁都拜占庭的330年。截至目前，中国全境只发现了不到五十枚罗马金币，其中多数为仿制品。图中金币直径1.6厘米，重0.85克，用金箔打造而成，正面凸起反面凹陷，像啤酒瓶盖一样。真正的苏勒德斯金币(Solidus)比这重五倍还多。汉人把这种金币用作护身符而不是货币。（大英博物馆供图）
来源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Stein IA.XII. cl AN 00031987001.
中国境内单次发现的金币最多为5枚，更多时候发现的是单个金币。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任何跟乌恰或者吐鲁番银币窖藏类似的金币窖藏。这也说明，拜占庭的金币仅有仪式上的用途，在吐鲁番或者中原并没有作为真正的货币流通。阿斯塔那文书中没有一件交易是用金币完成的。从墓中发掘出的金币常常是护身符。乌恰窖藏的947枚银币和13根金条更证实了这条基本规律：白银以钱币的形式流通，黄金则被铸为金条使用。
银币的广泛使用说明吐鲁番处在伊朗文化圈与汉文化圈之间。丝路贸易期间，吐鲁番吸纳了很多外来移民，其中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人最多。在4世纪至6世纪，粟特人陆续来到吐鲁番定居，其迁移速度在651年萨珊灭亡和712年伊斯兰征服撒马尔罕之后明显加快。
尽管粟特人以经商闻名，但生活在吐鲁番的粟特人从事很多种职业，包括农民、佣兵、客栈老板、画师、皮匠、铁器商人等。高昌国或者唐朝地方官在制作籍帐时，并不标出谁是粟特人。因此，现代学者必须通过分析人名来判断谁是粟特人。虽然汉人一般把粟特人称为“昭武九姓”，但绝大多数粟特人都用以下七种汉姓：康（撒马尔罕）、安（布哈拉）、曹［劫布呾那(Kabudhan)，泽拉夫善河以北］、何［屈霜你迦(Kushaniyah)，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米［泽拉夫善河东南，一说在片治肯特(Panjikent)］、史［羯霜那(Kesh)，今沙赫里萨布兹］、石［赭时(Chach)，今塔什干］。
两位研究粟特语的日本学者吉田丰和影山悦子最近重构出四十五个粟特人使用的汉语名字的粟特语形式。很多来吐鲁番的第一代粟特移民都用这种名字，而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好几代的粟特人则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起传统的汉文名，这种情形类似于来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常常给自己的孩子起非常美国化的名字。
除了姓名，来到吐鲁番的粟特人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葬俗，按照汉人的习俗下葬。因为祆教徒相信尸体会污染土壤，按传统他们会把死者尸体曝露在外，让食腐动物把肉吃光，再把洗干净的骨头收殓在纳骨器中埋葬。吐鲁番出土了两件纳骨器。祆教徒会杀牲献祭，祭祀祆教主要神祇，包括树神、石神、山神、风神，以及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主持这些仪式的人很可能是粟特聚落中被称为萨宝的政治宗教领袖。
很多在吐鲁番生活的粟特人采用了汉式葬俗，比如陪葬品中有木简，代表在阴间服侍死者的仆人。最近在高昌故城东北的巴达木村发掘的一片墓葬群中发现了八十多座粟特墓葬。根据汉语墓志中记载的墓主姓氏可以看出墓主均为粟特人。粟特人名的规律可以让我们判断，在记载了每位家庭成员姓名的籍帐或其他文书中出现的人名里，哪些是粟特人。
公元600年左右，48位商人缴纳了一种名为“称价钱”的税，高昌国的官员记下了这些商人的名字，以及他们互相交易的货品。货品称重后，以银币为单位算出应缴税额。这组被深入研究的文书被发现的时候是十张鞋样，是从《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以下简称《称价钱帐》）的四个部分中裁出来的，其中记录了7世纪早期某年一整年的一系列交易。关于丝路商贸中所交易的商品，这组文书提供的信息最丰富。阿斯塔那墓出土文书给人带来的喜悦和遗憾在这组文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它们一方面提供了比其他任何材料都要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因为被剪成了鞋样，所以很不完整，缺失了很多部分。
即便如此，这些记载仍显示出粟特人在丝路贸易中所占的统治地位。买家和卖家加在一起共有48人，其中41人为粟特人。从称价钱的记录上看，交易并不频繁，每星期只有几件而已，还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收上来任何税款。
官员们记录每天的交易，每月两次清点收上来的银币。每二斤白银收2枚银币（8克），税率不到1％。学者们并不知道公元600年的1斤有多重，要么是旧制的200克，要么是新制的600克，前者的可能性更高。由于实际重量不能确定，下表使用原始的重量单位斤和两（16两为1斤）。
《称价钱帐》记录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的37次交易。鍮石（即黄铜）、药、铜、郁金根、石蜜只交易了一次，其他货物则多次出现：金、银、丝、香（香的范围很广，包括焚香、香料和药材），以及硇砂。账上唯一比较少见的物品是硇砂，这是一种染布、鞣革时使用的材料，也用作降低金属熔点的助熔剂。硇砂一共出现6次，重11斤至251斤不等。与此类似，香的交易额也大小不一，低至33斤，高可达800斤，这是账上所记最大单笔交易量。与预期一致，黄金的量都很小，从4两到半斤多不等。银的量最大为8斤1两。文书中没有提及绢，多少有点令人吃惊，其实这是因为绢按尺寸计价，不属于按重量交税的物品。
表3-1 高昌某地全年称价钱帐（600年前后）
资料来源：《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73 TAM514: 2/1～2/4，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卷1, 450—453页。
《称价钱帐》中并未列出某位商人的全部货品，只有单笔销售的记录。其中最大的交易额为800斤，只需几头牲口就可以运走。在本书开头提到的一位汉商与其贸易伙伴的弟弟打官司所留下的一系列双方辩词的记录中，我们能看到同样的小额贸易。原告名叫曹禄山，从名字看此人明显是粟特人。曹是昭武九姓之一，禄山是粟特语Rokhshan的音译，意为“光明”，与来自波斯语的英语人名Roxanne同源。
670年前后，曹禄山来到衙门状告一位汉商，要他偿清未还债务。他说，被告违反了唐朝的契约法，该法在640年唐朝灭高昌起开始生效。作为他哥哥的继承人，他理应得到275匹绢。曹禄山把官司打到西州，这里在670年到692年间也是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
与当时的很多商人一样，曹禄山的哥哥和被告的汉商都把家安在长安，做生意的时候远涉西域。曹禄山的哥哥在弓月城（位于今新疆伊宁县，接近哈萨克斯坦边境）遇到了那位汉商，并借给他275匹绢。几头牲口就驮得走这些绢。因为两人没有共通语言，他们通过一名传译交流。
这件案子表明，素绢，即未染色的平纹丝绸，在唐朝和铜钱一样被用作货币。相比铜钱，丝绢有很多优势。铜钱的价值波动很大，丝绢的价格相对稳定。在3世纪到10世纪的中国，一匹绢的尺寸也极为稳定，宽1尺8寸（56厘米），长4丈（12米）。绢也比铜钱轻很多，1000枚铜钱穿成的一贯钱重达9磅（约4千克）。
放贷之后，曹禄山的哥哥带着两头骆驼、四头牛和一头驴前往龟兹。这七头牲口驮着他的货物，包括丝绢、弓箭、碗和马鞍。他没能走到龟兹。官司中有证人推测他可能被劫匪谋财害命了。尽管曹禄山没有原始借据，但他找到了两名借据签署时的见证人，都是粟特人。根据唐律，人证足以代替协议原件。唐朝官府做出了有利于曹禄山而不利于汉商的判决，要求汉商还债。
曹禄山的哥哥带了七头牲口拉货。从吐鲁番出土的十二件过所中我们可以得知，其他商队的规模也差不多。与尼雅和库车出土的类似文书一样，这些过所记录了商队的组成，包括人员和牲口，还记有出发地和目的地，以及一路上允许经过的所有地方。每位旅人都要在上路之前申请过所。此外，每入一州境，都要取得验明随行的人员和牲口的文件。
在每处关卡（有的在州中，有的在州与州之间），当地官员都要查验随行的所有人，分为亲戚、作人（即仆人）和奴隶，并要确认所有牲口都合法地属于过所持有人。唐律禁止把债务人充当奴隶还债，唯一合法的奴隶必须是父母都是奴隶的，或者是经由登记在册的卖身契购得的，且奴隶主必须持有相应的市券（见史料22-2）。唐律对于牲口也同样严格。对于买来的牲口，旅人必须持有市券才能把驴、马、骆驼或者牛带过关卡。与龟兹的官员一样，吐鲁番的官员并未记录商队带了什么货物。但是过所确实给出了商队的规模，一般有四五个人和十头左右的牲口。
在许多文书中都出现了一位名叫石染典（粟特语Zhemat-yan，意为“Zhemat神的宠儿”）的商人，因而我们可以得知此人在732年到733年间的种种活动，并了解政府监管的强度。石染典及其家人是正式在籍的西州百姓，他有一件从瓜州经敦煌至伊州再向西前往龟兹的过所，其路线与玄奘的类似。文书中保存了从瓜州到敦煌途中四名官员四次勘验商队的记录，三月十九日两次、二十日一次、二十一日一次。石染典来的时候带了两名作人、一名奴隶、十匹马，回去的时候又买了一匹马（十八匹绢）和一头骡子。因为他带着证明交易合法的市券，所以被允许通过。石染典做的是小额贸易，他用十匹马拉货，不时买卖个别牲口以增加收入。
官员会拦下文件不合要求的商队。733年，长安人王奉仙在安西（即今库车）服役后返京。有人欠了他3000文钱，他为追债偏离了既定路线，并为此申请了一件新过所。此人后来在一座不在既定路线上的城镇被当地官员拘捕。他解释说他之前因为患病无法赶路，且有人作证，最终得以放行。吐鲁番出土的过所与尼雅、库车出土的一样，都表明旅人处在官府的严密管控之下，没有官方许可不能偏离既定路线。
高昌城地图
考古学家仔细考察了高昌故城中的道路和建筑，发现唐代高昌城与内地城市一样分为各个坊，这些城坊一直沿用至回鹘统治时期。城西南的商业区中设有作坊，工匠在那里制作手工艺品并于当地市场贩卖。官府按贩卖货物不同将商贩分组，每组在市场中都有自己的一条商行。官员定期视察商行并记录价格。
来源 From Yan Wenru, “Tulufan de Gaochang gucheng,”Xinjiang kaogu sanshinian, p. 137.
每当商队经过关卡进入一个新城镇，就有旅店可以存货，有医生可以治病，还有妓女—与今天一样，极少有关于她们活动的文献材料。商队会去他们经过的每个城镇的市场。唐律要求管理市场的官员监市每十天检视一次市场，并记录下所有在售商品的高中低三种价格（见史料22-3）。由121件残片组成的《唐天宝二年（743年）交河郡市估案》（以下简称《交河郡市估案》）便是这样一份西州交河郡的市场物价表，其中一部分的日期为某月十四日，另外一部分为二十八日，这说明官员分两次收集了这些信息（见史料22-4）。唐朝的市场分行排列，同类商品在同一行贩卖。《交河郡市估案》列举了十多行中的三百五十多种商品。
这份物价表尽管内容丰富，但并不能反映出市场的所有情况。有些高中低三种价格显得太规律了，比如总是6/5/4文。表中的所有牲口无论牙口和健康状况如何，价格都一样。表中也没有某种在售商品的总量，或者共有多少家商铺出售某种商品。
和今天中国的市场一样，西州的市场出售各种面粉和粮食，以及洋葱、大葱等蔬菜，也出售锅碗瓢盆等日用品，还有马、骆驼、牛等牲口，甚至可以花25/22/20文钱买到一车粪肥。
市场中还出售很多来自伊朗世界的商品，其中很多也在《称价钱帐》中出现过：硇砂、香料、糖、鍮石。《交河郡市估案》中列出了七十多种药材。因为要经陆路运来，进口商品大多都很轻便。但也有个别较重的商品，比如鍮石挂耳镔铁横刀的价格为2500/2000/1800文，而本地生产的刀则要便宜得多，只有90/80/70文。来自西方的最大商品是牲口——突厥骟马和波斯骆驼。这些牲口可能是被赶着来到西州的。马价为20/18/16匹绢，骆驼价为33/30/27匹绢，应该很容易就能在驻扎于此的唐朝军官中找到买家。绢帛行中出售产自四川、河南和其他内地省份的丝绢，这些恰恰就是拨给士兵的税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