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石井去美国之前，731部队的人好像都领到了“退职金”，原石井部队的嘱托[27]、（战后）在东京大学当教师的人也领取过。另外，在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工作的人都领到了，是在东京聚会时领取的。
如果石井只把自己当作战犯，其他人都不是，结果就漂亮了。名人志贺杰有个儿子在台湾热带科学研究所当教授，在母亲病故时回国的途中坠机身亡，他曾是石井部队的嘱托。我母亲同他很熟悉。同石井接洽后他得到了200万日元慰问金，我当时觉得石井真了不起，以为这不是国家的钱，而是他自己掏的腰包，至于这些钱从哪里来的就不知道了。
石井好像曾经说过带着石井部队的资料去华盛顿交给麦克阿瑟，资料相当多，从1933年开始。石井将731部队的业绩全部都带去了。
战争后期的言论弹压事件是众所周知的。因横滨事件[28]被捕入狱的木村亨，战后提出再审申诉，并创刊了《世界画报》。东京法庭判决东条英机等人有罪后，木村接到好友安田德太郎医生的电话。安田曾因佐格尔事件[29]遭受过牢狱之苦，他在电话中说：“木村君，我在京都大学医学部的同学石井四郎中将，在中国时搞了人体实验，听说他害怕作为战犯被追究，准备逃往美国，两三天内可能被带往美国，你立刻带摄像师去他家采访。”
放下电话后，我立刻率摄像师田村茂和助手渡边雄奔向石井的家。这是一座和式的二层小楼，我推开门问道：“石井先生在家吗？”随即里面出现了高高个子、穿着和服的石井的身影。于是我问：“听说石井先生要去美国？”听到这，石井很是敏感，嘴里嘟囔着“讨厌、讨厌”，然后匆匆跑进内室。就在这一刹那间，田村赶紧拍照，不知是因为身子摇晃，还是被石井高大的身躯、怪异的相貌所震慑，田村手拿着照相机一下子倒地。我和渡边立刻追在石井的身后，进了会客室和书房。相没有照成，只好从放在书房的相册里抽出一张石井的照片带了回来，事后我们总为这一次采访而懊恼。
田村君由于这次对石井拍照失败时的失态，竟成了我同渡边言谈的笑料。而且，我也为此次成为石井采访小组的负责人而有几分自豪。奇怪的是，为什么许多大报和通讯社的记者没有去采访石井呢？想到这里，我至今也不感到后悔。
九 《石井文档》中的最后一份文书及日本国内的美国细菌战中心
《石井文档》中的最后一份文书是1951年1月9日，一篇小报道的复印件，另有手写的“Japan News”的字样，以及“《真理报》报道，美国细菌战中心在日本成立”，“莫斯科发，《真理报》传来AP电，周日，美国在石井四郎的指导下，在日本成立了细菌战中心”。
1949年12月，苏联起诉12名日本陆军军官企图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石井四郎作为首谋也列入被告名单之中。苏联准备将石井作为战犯进行起诉，共产党机关报报道，石井的研究资料已经提供给马里兰州的美国细菌战研究中心，因此，《真理报》批判美国故意将战犯嫌疑人石井及其同伙庇护起来。
这里所说的在日本国内的细菌战中心，系指美军406部队。当时，406部队在日本订购了大批实验用的老鼠。战争期间，埼玉县春日部的农民为日军细菌战部队提供了大量老鼠，战后则向美军提供。
另外，美方还向原731部队队员创办的疫苗厂订购了发疹伤寒疫苗，所谓“朝鲜特需”也在这个时期。所以有推测认为，正像原作战参谋服部卓四郎、情报参谋有末精三受雇于GHQ、获取高薪报酬一样，支付给原731部队队员的“慰劳金”“闭口费”等巨资的来源，也可能是石井作为（美军）细菌战的顾问，从美军手里获得的。20世纪70年代，政府面对国会在野党的质疑，在答辩时称，曾支付石井四郎“恩给金”2000万日元。
《石井文档》里关于石井四郎的最后记载是在三年后（1951年），石井因喉头癌死去，葬在自家附近（新宿区若松町）河田町的月桂寺石井家墓地。1995年，原大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目黑正彦去石井的墓地拜祭，经月桂寺应允，我与其同行。在石井家的墓碑上，继石井四郎之后刻有次子、妻子（清子，1980年8月故）、长子（1992年故）的名字，石井的戒名是“忠诚院殿大医博学大居”。
目黑正彦头脑清晰，自称喜欢豪放、不拘羁绊的石井。当年优秀的年轻人无条件地推崇石井，对他似乎没有恶感。目黑是从大连卫生研究所租渔船回国，战后没有机会再同石井见面。他站在石井的墓前，泪水簌簌流下，连两肩都在微微地抖动。
（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731——被美国掩盖的日军战争犯罪》，第84～106页。）
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罪行资料
西里扶甬子
一 南京——细菌战实战基地
提起细菌战，许多人会想到设在哈尔滨平房的关东军731部队。的确，这里是细菌武器开发、实验、实战的最重要的据点。同化学武器一样，细菌武器的开发、研制和使用都属于日本的国家计划，可以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匹敌。731部队在日本完全控制下的满洲，沿苏联国境线部署了4个支部，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充实，又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几个与731部队平行的细菌部队，分别是：
1938年2月设立的北京甲字1855部队（又称华北防疫给水部）
1939年4月设立的南京荣字1644部队（又称华中防疫给水部）
1939年8月设立的广东波字8604部队（又称华南防疫给水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局向南方扩展，翌年3月，日本又在新加坡设立了冈字9402部队，又称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上述各细菌部队的控制中心是设在东京新宿陆军军医学校内的防疫研究室，顶尖人物就是专攻细菌学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此外，在日本陆军中还有以家畜传染病为武器的军马防疫厂，如长春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第100部队，伯力审判的12名被告中，有3人属于第100部队，他们供述了其实行残忍的人体实验等罪行。当时也公布了他们的自供和审判记录，但是，有关细菌部队整体的情况尚无从得知。
近年来，虽然有许多新的资料和证言被挖掘出来，但对比731部队，其他细菌部队的实况几乎没有查明，尤其是1940年以后日军细菌武器在中国投入了实战，南京1644部队是起着细菌战实战基地的作用的，这些情况也只是从731部队派遣队员的证言中提及。
该部队正式名称是华中派遣军南京防疫给水部，是与731部队同样的实施细菌战的特殊部队，1939年设立初称石井部队，翌年改称多摩部队，后又改为荣字1644部队。另外，也有队员回忆其为登字1644部队。
二 军画兵石田甚太郎与自杀的细菌学者
对1644部队，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水谷尚子有较深的研究，他的舅公石田甚太郎曾在1644部队服役。那时日本还没有彩色胶卷，记录病理现象、中毒反应、菌体变化以及跳蚤、虱子的解剖图等都通过绘图形式表现，部队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称作“军画兵”。石田从1942年开始，在1644部队做了3年的军画兵，战后成为在战前插画史上留有一笔的商业美术家。
据石田回忆，1644部队分三科，“一科承担生物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制作，是部队的心脏”；二科负责部队的武器材料管理和经营食堂；三科的任务是防疫，主要是制造疫苗。石田每天上午记录（部队活动）日报，下午给“马路大”身体部位画像、为摘出脏器素描以及制作研究论文的图表、插页之类，所以比较了解部队的全貌。水谷根据舅公的证言和日记，收集到100多名1644部队人员的名单，然后进行寻找、调查和访问。
还有，东京帝大传染病研究所副教授冈本启在战后不久自杀一事，也引起媒体的关注。东京帝大传染病研究所曾向各细菌部队提供了许多医学者，冈本其人又是被该所寄予厚望的细菌学者，他为什么要自杀？新潮社1982年出版了一部《细菌部队与自杀的两名医学者》（常石敬一、朝野富三著），书中称冈本是为了研究霍乱进入荣字1644部队的，书中还通过部分证言揭示了该部队的一些情况。作者之一朝野富三当时是每日新闻社社会部的一线记者，采访了许多人，仍难以揭开核心的机密，但总算查明了冈本自杀的背景。
冈本启与被称作石井四郎左膀右臂的内藤良一、增田知贞是至交。同许多优秀的细菌学者一样，冈本被石井相中，经增田引荐被任命为731部队的嘱托，在南京工作时参与了人体实验，杀害了被实验者。苦于这种行为，战败以后在追究战犯的社会声浪中，他只留给妻子一封遗书，内写道“吾知吾之罪”，然后在研究室里用瓦斯自杀。该书使用的是化名，当时已经是战后近40年之际，当事者还是不肯吐露实情，用真实姓名出场者屈指可数，由此可以想象到拨开历史谜团工作的难度。从那时起到现在又过了20年，在历史的真相永远消失之前，我们应该让它露出本来面目。
三 年轻的细菌学者山中太木的证言
山中太木毕业于大阪医专，1940年在恩师的极力推荐下进入1644部队，是鼠疫、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的专家。1998年，英国BBC电视台准备制作《战争的科学》三集节目，我负责其中的细菌武器的日本采访和节目制作，题为《人类之敌》。山中在战后曾任大阪医科大学的校长，从大阪医科大学步行几分钟就到了他退休后的住所。1997年9月的一天，我采访了他。山中时年90岁，生了一副鸟类般清癯的面庞，给人以精悍的感觉，不戴助听器，头脑清晰，一提起细菌学兴致盎然，可是话题一涉及核心问题就有意躲闪，王顾左右而言他。他称使用兔子做实验，以及利用“鞭毛染色法”进行细菌检索，利用高槻[30]产的培养液取代培养细菌的蛋白胨，研制出优质的W培养基等，谈到这些时他简直是侃侃而谈，兴趣勃勃。
山中以“山中式鞭毛染色法”方案获得博士学位。山中说，将鞭毛染上鲜艳颜色的细菌放到显微镜下看，也许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霍乱菌是单一的鞭毛，孤菌类有3根鞭毛，形态上按1号到8号分类命名，细菌因种类的不同形状也有差别。因为根据细菌的颜色很容易分辨，所以这种方法很难得，自然教给了我们许多东西等。最后山中又颇为自豪地说：“我在南京负责整个大东亚共荣圈的防疫。”
山中又向我讲述了他去南京、衡阳的经过。1943年，湖南省发生了严重的霍乱，连日本军中每天也有150多人死亡。在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请求下，山中去了南京、衡阳，在衡阳郊外的中国民居有一处隔离所，山中带着7名卫生兵乘卡车去现场。途中卡车滑下山道，留下两人看管现场，其他人背着显微镜、行装等在秋雨中步行前往目的地。途中为躲避美国飞机的扫射，在野外宿营了3日才到达现场。隔离所用铁丝网围着，里面住满了半死不活的中国患者，雇中国苦力每天向外拉死尸，每天埋葬150人左右。
山中接着介绍：“人的血液或淋巴液如果失去体液的10%就会死亡，先是失去意识，然后痉挛，霍乱患者便痢、失水，最后因脱水症死亡。我发现在隔离所周围的水田里有蝌蚪在游，并混有泥沙，我就让患者饮用这水。因为霍乱是通过口传染的，不像鼠疫等病菌经皮肤感染，原因应该出现在水里。结果认定隔离所附近的水里散布有霍乱菌，而且被吞食的霍乱菌的细菌数也在增加，患者往往一次感染后又连续感染。患者以为饮用什么样的水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针对脱水症进行治疗，3天后再没有出现死亡现象”。
（此次采访数周后，我同BBC同仁再次采访了山中。）山中说：“我喜欢解剖霍乱患者的尸体，因脱水症死的人腹部什么东西也没有，肠壁像纸一样薄，很干净。”一边说着，一边微笑。但一涉及核心问题，山中始终设防，他的头脑很是清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采访完全失败。又过了一周，接到大阪医科大学图书馆事务科长的传真，是山中的讣告，称我们采访山中的第二天，山中在入浴时死去。据水谷尚子调查，有多份证言证实，山中在1942年的浙赣作战和江西江山[31]撤退之际曾指挥部下向当地居民散发染有细菌的馒头。对于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尽管山中守口如瓶，但是他并不把细菌战部队的军医经历当成耻辱，甚至把细菌学当作天职，直到90岁去世。那个时代担当战争主体的科学家们，面对战前与战后生活准则的矛盾，他们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呢？这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山中下面的一段话，也许包括了这个内容：“南京（1644部队）制造疫苗和血清的能力是第一位的。战争结束时，盟军司令官委托我制造3000万人使用的疫苗，我1个月就完成了，将其存放在南京制冰会社的冷冻室里。我对司令官说存5～10年不会有问题。由于天皇命令停止了战争，为昨天的敌人效力，来个180度大转弯，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到吧！这是日本人的美德，我越想越充满了爱国心。为了祖国的再建我想回国，所以一年后，我乘美国的军舰回到日本。”
以天皇和国体作为价值标准，日本毫不犹豫地确定行动的指针，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成功地被洗脑，被动员后投入战争。日本战败后，曾投身国家战争计划的科学家和医学家们没有反省，今天发生的难以置信的连续医疗事故，难道不是反映了学问背后的问题吗！战后第三年，山中被GHQ召唤到东京，GHQ民间卫生局萨姆斯准将命令他提交在战争中的研究报告书，并讯问了有关石井四郎的情况。山中是这么回答的：“他的情况我很早就了解，他有粗鲁之处，在满洲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地方。他是个军人，想法单纯哩，单纯的想法不能救国。”
四 从1644部队逃跑的士兵——榛叶修
在1644部队里，有一位士兵榛叶修，忍受不了在1644部队里非人道的“作业”，逃到国民党军队，并写下了“自述状”。这份“自述状”是立教大学教授粟屋宪太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战后被列为负责调查日军细菌战、化学战的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起诉）文件，但是在东京审判时却没有拿出来，一直沉睡了40多年。“自述状”称：
该部队（1644部队）制造下列传染病细菌是确实的，在部队里对一般士兵保密，只有相关的军官才了解这个秘密。截至昭和17年（1942）6月，部队制造了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细菌。参加者是防疫科的全员。散布细菌是在昭和17年6～7月间，散布的次数、数量不详。散布区域是以浙江省金华为中心，为的是让中国军队迅速撤退。后来日本军队进至细菌散布地域，饮用、炊事时使用了附近的水，结果也出现了许多感染患者。
中国居民也有许多感染者和死亡者，关于发布制造细菌的命令系统的详情未知，但绝不是（细菌）部队的自发行为，我想肯定是根据军、师司令官的命令行事的。目的是把毒性猛烈的病原菌撒到敌军阵地的后方，人工造成传染病的猖獗，让敌人毙命，从而使其士气沮丧，同时也给一般居民带来严重后果，这是非人道的行径。
昭和18年（1943）9月中旬，我去杭州陆军医院，里面住满了患上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5人死亡。听说同年8月，该医院在院子里铺上席子，收容了数千患者。据1644部队卫生兵长立泽忠夫（东京人）讲，他们是用飞机向前线散布细菌的。我从昭和17年（1942）5月到18年（1943）3月在防疫给水部防疫科工作，了解到他们在“圣战”的美名下所从事的非人道行为，所以逃离了部队。
原荣字1644部队防疫科员榛叶修 民国35年（1946年4月17日）
以上仅是榛叶修“自述状”的一部分内容，从时间、场所推断当是“浙赣作战”时期。当时的日本士兵不允许有自由的思想，榛叶修难以忍受“非人道的作业”，才豁出命来逃跑。我为有这样的日本兵而感动。近年来，我和许多研究者都在寻找这个人，但没有音讯。山中太木讲的1943年秋湖南发生的霍乱，被认为是另一桩事件，但也在1644部队的活动范围内，或者是其他部队散布了细菌，让许多人失去生命。
另据美国军事情报部的文件《日军在中国使用的细菌（武器）》，内中收录有南京或九江防疫给水部卫生上等兵俘虏229号的供认资料（1944年12月3日），称229号俘虏属于南京登字1644部队，1943年7月至1944年2月，“培养的细菌主要有发疹伤寒、霍乱和赤痢菌”，“南京机场附近的四层建筑是部队的本部，戒备森严，只允许少数军官进入”，“日本的地面部队比预定提前进入了飞机投撒（细菌）的污染地区，所以，也有许多日本士兵患病”。229号俘虏还供认，1942年5月在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战3次。1943年11月在常德实施1次，地点是湖南常德附近，菌种是霍乱，时间在秋季，在许多点上与山中所述相符。从事细菌战的军医自导自演，并不介意友军的牺牲，有时还随意扒坟掘墓，解剖当地居民的尸体，然后书写显示自己制造的细菌的威力和疫苗的作用的论文、报告书之类。
五 1644部队少年兵松本博的证言
松本博出生在熊本县八代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18岁时入伍当上卫生兵，从博多乘船到釜山，然后经陆路到达南京，接受数周步兵训练后，又接受6个月的卫生兵教育，工作场所在南京城内中山门附近中央大学医院的7号楼，当时是华中防疫给水部的办公楼。四楼关押着作为“实验材料”的中国俘虏，松本的工作就是看管这些人。
7号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坚固建筑，四楼呈长方形，中间有走廊，房间按“松”“竹”“梅”等字样编号排列。四楼尽头有处置室，安装有焚烧炉，楼梯处设警卫室，是出入的必经之路。松本回忆说：
我负责“松”字室，长方形，大小如同我在（日本）农村小学的教室，房间内放有7个像鸟笼一样的的笼子，长、高、宽各1米，相互间用媒酚槽间隔。“马路大”以“根”计算，1个笼子关1根“马路大”。我负责的房间里关押7根“马路大”。他们都是南京宪兵队抓来的，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我想是为了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他们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一次。笼子底部是5寸方材，用螺栓固定，每当“马路大”伸手取陶制食罐时，螺栓就一点点松动。我们在入队时听说发生过“马路大”趁倒粪便时脱逃的事情，所以很是加强了警戒。后来，不再使用陶罐装食物，而是用纸和布粘成的器皿，里面放食物，筷子也不给，让他们用手抓着吃。“马路大”吃的东西和士兵差不多，只是菜饭混在一起，没有什么味道，想喝水的饭后供给。
这些人关入笼子两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生菌，由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马路大”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也有便痢者，如果出现了感染者更需要注意。因为不允许他们洗浴，味道很是难闻。
我见这些人年龄比我还年轻，如同孩子一样，他们对我没有攻击性的表现，我也表示一点小意思。我不吸烟，有时悄悄把配给自己的烟给他们吸，这如果被上司发现是要受严厉处罚的。他们很是理解，为了不让烟飘出去，一点点吸，然后吐到便器内。另外，不能大家一起吸，一个人吸完后轮下一个人。
我担心他们自缢或咬舌自杀，只要不大声喧哗，他们间低语只做不知。我们看守兵都穿白衣服，戴口罩，每天开始和结束都要用消毒水消毒。给“马路大”注射生菌后，每天要测体温，观察饮食，分别记录和报告。
当然，这些人总会一天天衰弱下去，根据菌种的不同，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马路大”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把他们最后的一滴血也吸干。
采血的日子我们给“马路大”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让其躺在处置台上，手脚都用皮带固定，然后在头巾上滴几滴麻醉剂，让他数一、二、三，一会就发出鼾声睡过去。接着给大腿消毒，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最初，血汩汩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马路大”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地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马路大”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4～6杯。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筒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
松本在这里服役10个月，亲见有40～50人被全部采血。以人体作为细菌制造器，然后“收获”污染的血液，实在是恶魔的行径。
1945年8月16日，松本所属部队为了不暴露战争中的恶魔罪行，将官兵的肩章和私物一律没收。松本在南京北部的玄武湖一带，同其他部队混在一起逃回国内。回到老家的松本将在南京的“工作”一五一十告诉了母亲。母亲虽然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贫苦妇女，但在听说后骂道：“真是家门不幸，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简直不是人！”松本结婚前，未婚妻问起在南京的事情，松本觉得不该隐瞒妻子，也告诉了对方。婚后，松本在东京一家金属会社工作，还当上工会的委员长，谁知在长子落地时突然被解雇。松本安慰自己：“比起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压力，这算不了什么。”此后就做临时工维持生计，直到8年后才回到原单位。65岁退休后，松本继续在东京自家附近的一家残疾人共同作业所工作。
1995年，迎来战争结束50周年，松本开始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1997年夏，我在千鸟渊战殁者公墓采访了他。这也是松本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对我说：“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把中国人称作‘马路大’呢？为什么他们必须这样死呢？那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把同我们一样的人的血榨干，把他们杀掉，对这样的侵略行为（日本）至今没有明确的认罪、道歉。天皇却在歌碑中说‘想起为国献身人，百感添胸泪潮涌’，[32]这简直是麻木不仁！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就不会有这些人死去。把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合适吗？杀害了那么多本来可以参加祖国建设、为国家做贡献的有用人才。作为活着的人，至少有让大家都知道历史真相的义务。”
（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731——被美国掩盖的日本军战争犯罪》，第173～187页。）
《泽田日志》记载的日军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33]
松野诚也
今天，主要利用浙赣作战时的地面军指挥官、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的《阵中记录》，就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问题做一报告。关于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问题，已有许多研究，可以说已经从广泛的角度阐明了事实的真相。这里，仅限定以泽田中将的《阵中记录》作为材料进行分析。以下，为了方便理解，我们把泽田中将的《阵中记录》称为《泽田日志》。
一 关于泽田茂将军与《泽田日志》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泽田茂（1887～1980）将军的军中任职情况。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7月15日，泽田被任命为关东军下属的第四师团长。1939年10月2日，任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跃居参谋本部二把手的位置。1940年12月2日，又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担任浙赣作战的指挥官。1942年10月8日，任参谋本部附，同年11月16日转为预备役。
《泽田日志》记载了他任第十三军司令官期间，即1940年12月2日至1942年9月16日的作战情况。1999年4月，我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见到了复印件，确认是《泽田日志》，后又同中央大学的吉见义明先生一同阅览了此件。此后，藤本治先生在《浙赣作战与细菌战》论文（收录于“宪明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会”编《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中介绍了此资料的情况。藤本曾拜访过泽田茂将军的遗属，阅览了该日志。
拜读藤本治先生的《浙赣作战与细菌战》一文后，我感到其中可能有误解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分析的不够充分，所以今天在介绍《泽田日志》的同时，就藤本没有提及的内容予以论述，另有一部分讨论使用毒瓦斯的问题。
二 浙赣作战概要
1942年4月18日，美军首次轰炸日本本土，这是美军自日军发动攻势以来，发起反击的第一弹。美国的航空母舰开始向日本近海进发，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空袭日本本土，并越过大洋在中国大陆起落。这使日本参谋本部受到极大的冲击，为此策划了彻底破坏美军飞机起落中国大陆飞机场的作战。1942年4月30日，以天皇的名义下发了“大陆命”第621号，正式发动了这场战役。
大陆命第621号[34]
命令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尽可能地迅速展开作战，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根据地，封杀敌人利用其基地空袭帝国本土之企图。
二、具体事宜由参谋总长指示。
昭和17年4月30日
奉旨传宣
参谋总长 杉山元
天皇的“大命”下达，部队才可以行动。其中“具体事宜由参谋总长指示”指的是“大陆指”，即由参谋总长发出的指示，在“大陆命”下发之后发出。
下面简单介绍浙赣作战的经过。
担当主要战斗的是泽田率领的第十三军，该军司令部设在上海。5月15日战斗开始，军队从杭州沿浙赣线西侵。司令部设在汉口的第十二军也有两个师团参加，他们从南昌方面沿浙赣线东进，这样对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部队形成了东西夹击的态势。战斗中日军彻底破坏了中方的飞机场。8月18日，恢复到战前的态势。战斗的最终结束日期是9月30日。
三 《泽田日志》中记载的细菌战（ホ号作战）
在谈到日军的细菌战时，首先需要交代一些隐语。“ホ号作战”有时写作“ホ作”，或“ホ号”“保号”，也有在圆圈里标ホ，即细菌战的隐语。为什么用“ホ”来表示呢？
据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井本熊男的日志，1942年5月27日，参谋本部将石井四郎等人召到参谋本部，商议实施细菌战事宜。5月30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发出有关细菌战的《“大陆指”和注意传达》，这是参谋本部正式发出的实施细菌战的指示[35]。
那么，参谋本部是如何制定“大陆指”的呢？当时参谋本部的最高首长是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第二位是次长田边盛武中将，下面负责战斗的第一部长（作战部长）是田中新一少将。第一部长属下有个第二课，又称作战课，课长是服部卓四郎大佐，其下又有作战班长、战力班长和航空班长等，分别负责各班，筹划具体的战斗事宜。“大陆指”则是由作战课筹划方案，然后逐级呈报议定，最后由参谋总长发出“大陆指”。另外，按照惯例，“大陆指”须呈报给大元帅、昭和天皇。
当时，派到中国战场的日军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畑俊六大将。据他的日志记载，6月15日，参谋本部作战班长辻政信中佐来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讨论了进攻西安的作战事宜，当时也商议了细菌战事宜。[36]
第二天，即6月16日，《泽田日志》记载：“辻中佐称，大本营考虑要使用石井部队。（我）陈述了反对意见却被搁置，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而且不知利与害，给我方防疫上也带来麻烦，还将牺牲山区、田园百姓，何益之有？”这段文字说明，参谋本部已向战地部队传达了实施细菌战的意图。
6月25日，《泽田日志》又记载了相关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即中国派遣军的反对意见被参谋本部排斥，内容如下：
中国派遣军陈述了反对使用石井部队的意见，但大本营没有采纳，下发了“大陆命”（系“大陆指”之误）。因是命令，没有办法，但作战需要秘密（进行）。总长（指参谋总长杉山元）应该抑制年轻的作战课人员。这实在是遗憾。为了防疫鼠疫，部队下令焚烧一部分房屋。
这段记载说明，战地部队与陆军中央并非一致赞同细菌战，战地军队反对，而大本营下发了指示和命令，不能不遵从。另外，作为总长的杉山对幕僚的各种意见未能“抑制”，所以非常“遗憾”。这段文字引人注目。泽田也曾当过参谋次长，他应该了解“抑制”下属的重要性和难度。
7月11日，《泽田日志》中又出现了有关细菌战的记载，是石井四郎来到第十三军司令部。
石井少将为联络事来，听其报告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效果不佳、弊害之多，为何还要强行此作战，碍难谅解。堂堂王者之战，为何实行如此手段，不可解也。但，既然接受命令，必须实施，特强调三点注意：一是绝对保守秘密；二是预防××；三是瞄准飞机场予以攻击。
虽然听了石井的报告，但泽田对细菌战效果的疑问以及弊害的认识仍没有改变，只因为是命令，虽然反感却不得不执行，泽田中将对参谋本部的不满在这段文字中充分表现出来，甚至写道：“为何实行如此手段，不可解也。”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以下几点：
一是参谋本部正式传达实行细菌战的意向时，当地的中国派遣军，以及隶属派遣军的第十三军是反对的，其理由不仅是效果不佳，会伤害自己的士兵；还考虑到对中国民众的伤害，这一点引人注目。相反，参谋本部却没有这样的考虑，即没有考虑到对民众的伤害。
二是因为大本营下达了命令和指示，当地军队不得不执行。每当我们听到“细菌战”几个字时，脑海里可能会立即浮现出石井四郎，不会想到实施细菌战的命令是由参谋本部正式下达的。《泽田日志》所记载的“年轻的作战课的人员”，是指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作战班长辻政信中佐等人为中心的参谋本部作战课的幕僚，是他们最先讨论细菌战的实施，然后把意见呈报，而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又未能有力地“抑制”。从各种回忆录记载的情况看，杉山参谋总长不像东条英机那样，对属下提交的意见仔细琢磨，而是基本上放任。泽田将军就任参谋次长时，当时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年龄大，所以他实质上承担着参谋总长的职责，体会到居高临下，管束部下是个很辛苦的事情。[37]所以，《泽田日志》中才有这样的记录。
三是参谋本部幕僚与当地军队的意见明显不同。据参谋本部作战课员井本熊男7月15日的业务日志，内有战地军反对细菌战的记载：“要点是，对ホ号不予信赖，视为麻烦，乃是现状，未能对将来予以充分地考虑。”参谋本部作战课的幕僚发现当地军队对细菌战缺乏信赖，将其视为麻烦，这是今后必须忧虑的事态。所以，参谋本部希望当地军队按照中央的意旨赞同实施细菌战。可见，参谋本部与当地军队的意见是相悖的。
再看《泽田日志》7月12日的记载，内中体现出“如果实施细菌战，到头来无论如何不能守住秘密”的观点：
石井部队的行动要领经幕僚研究，但到底能否保守住秘密，特命作战主任从保守机密的角度，对石井部队的行动不能任其独行，应从战术常识研究决定其如何行动。
第十三军司令部判断，如果实施细菌战，保守机密是不可能的，事实绝对会暴露。7月18日的《日志》载：“第十五师团长（山内正文中将）内部指示，石井部队伴随第四期作战之件。”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传达和提醒下属部队，此时已到了作战的最后阶段，对实施的细菌战务必注意。一个月后，8月19日，破坏中国各地飞机场的作战结束，在最前线的第十五、第二十三师团开始回防。8月20日的《泽田日志》记载：“早，据飞机侦察，敌30名侵入广信，此外没有其他敌之动态。我第一线兵团秩序井然，开始回撤，ホ号作战也在广信和广丰秘密结束。”这是接到实施细菌战的报告的记载。从这一天以后，《泽田日志》中再没有关于细菌战的记述。
四 细菌战是何时结束的
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是何时结束的，这里首先要提一下参谋本部下发的《大陆指》。这部《大陆指》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图书馆可以看到，是活字印刷的刊行件。普通的“大陆指”编有顺序号，但遗憾的是也有一些隐瞒了编号。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浙赣作战时的“大陆指”。正像井本熊男日志中记载的那样，田中作战部长于5月30日交代了关于细菌战的“大陆指”及其注意事项。我们来研究5月30日前后的“大陆指”，一份是5月30日的“大陆指”第1168号，是一份关于普通军事作战的指示。可是，下一份指示，即6月3日的“大陆指”第1173号，是关于军政的指示。这样可以推测，在此期间，应该还有一份或几份“大陆指”，指示开展细菌战。再进一步考察，有一份“大陆指”值得注意，这就是1942年11月7日的“大陆指”第1332号，请看这份“大陆指”的内容：
大陆指第1332号
指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根据大陆命第575号特指示如下：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依据大陆指第1170号指示结束战斗。
二、依据前项指示，关东军派遣之人员、器材迅速返回原建制。
三、详细情况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同关东军司令官协商。
昭和17年11月7日
参谋总长杉山元
这里的“根据大陆命第575号”，应该是一份同细菌战无关的指示。“大陆命”第575号是1941年12月3日下发的，当时，日本即将同美、英、荷兰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命令各部队做好准备，并设定了中国占领区和作战区域的范围。重要的是“大陆指”第1332号，内中指示关东军派遣人员和器材遵照“大陆命”第575号返回指定区域。
还有，“依据大陆指第1170号结束作战”等字样，应该指隐瞒的、没有被发现的编号，即“大陆指”第1168号到“大陆指”第1170号之间的指示。5月30日，田中作战部长交代的“大陆指”为“第1170号”，那么，最后撤出细菌部队的指示，即细菌战最终结束的指示该是“大陆指”第1332号。
最近，我们发现了证实这一推测的资料。1994年6月，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整理的内部资料《大本营陆军部指示目次收录》中，有“大陆指”第1332号之件，标为“ホ之件”。这里的“ホ”即关于细菌战的指示，而且标明方案制作者为“井本”，当时参谋本部作战课的幕僚中，姓井本之人非井本熊男莫属。而且，1942年在华中地区，除浙赣作战外没有其他大规模的作战，因此可以断定，这是关于浙赣作战的指示。
综合上述考虑，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应是从5月30日“大陆指”第1170号开始的，最后指示撤回实施细菌战部队的应该是11月7日下发的“大陆指”第1332号。
五 第十三军的化学战
生物化学武器，即毒瓦斯武器也是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禁止使用的武器。那么，反对使用细菌武器的泽田将军对化学武器是什么态度呢？
首先，简单介绍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毒瓦斯战的经过。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谋本部下发了可以在华北使用催泪瓦斯，即绿弹的指示。到1938年4月，参谋本部进一步升级，指示可以使用“红弹”（剂）。
所谓的“红弹”（剂）即二苯氰胂毒气，是一种使人呕吐、打喷嚏的毒气。该毒气对人体的影响，据陆军科学研究所某研究者透露，“红弹一号是喷嚏剂，浓度极少时让人打喷嚏。经我们的实验，不打喷嚏，但刺激鼻、咽喉、胸部，使其站坐不宁，这种状态可持续20分钟。”[38]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大量使用了这种“红弹”（剂），因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防毒面具，中国士兵吸入以后，日本士兵就可以趁他们痛苦之时冲上去，刺杀他们。这种毒气可以同窒息性光气匹敌，浓度高时可以使人死亡。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的毒瓦斯研究者在书中记载过这一事实。另据日军的化学战报告，也有中国士兵因“红弹”吐血窒息而死的记录。所以，称“红弹”（剂）是“非致死性毒气”是不确切的。把毒瓦斯分成“致死性”和“非致死性”，影响着（对化学武器）准确的判断。
从1939年5月开始，化学武器的使用进一步升级，参谋本部允许日军使用被称为“黄弹”的糜烂性巨毒瓦斯，即芥子气、路易氏气等。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毒瓦斯可以分成三阶段。仅据我的调查，在浙赣作战中使用了“红弹”。第十三军司令部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态度，可以在《せ号（浙赣）第一期第二期作战经过概要》中一目了然，内中有：“在第二期作战中，鼓励采取特殊攻击方法，使用化学战器材，特别是第二十二师团在正面使用最为有力。”[39]
6月3日拂晓，第二十二师团在大洲镇附近展开机动战时，向正面两公里投掷了“中红筒”1000支，“山炮红弹”400发，“发射红筒”450支。据记载，“红筒及红弹效果甚大，第一线两翼部队一举突破敌阵，进入预定区域”。[40]
《泽田日志》中也记载了化学战情况，在6月30日这天记有：
隶属22D（二十二师团）的化学战指挥官□田中佐、国富大尉返回，据其报告，在大洲镇的攻击取得特别显著的效果。但是，师团对瓦斯直接接触皮肤所发挥的杀伤威力意识不强，加之22D携带的轻便投射器遭水浸，装药潮湿，多出现不能爆发之事故，此点需要改良。炮兵使用瓦斯弹还须加强同步兵的协调。另外，据该中佐个人所见，鉴于中国军瓦斯□□□，不仅使用类似红筒的□□剂，还应充分利用更有杀伤效果的（毒剂），中央应下定决心，即在整个战场掀起瓦斯战。还有，敌方在衢州会战中也可能使用了瓦斯（红剂），在大洲镇附近及衢州南侧（22D、15D正面）。
实施化学战的军官报告，日军在大洲附近取得了化学战效果，使用瓦斯后实施攻击，但杀害遭受毒气攻击的中国士兵的行动尚不够充分。炮兵发射瓦斯弹时须注意同步兵加强联系，炮击后步兵立即突袭。同时，化学战军官希望使用比“红剂”更具毒性的毒瓦斯。对此，泽田担心如果使用更强烈的毒瓦斯，一旦被英美查知，因正值世界大战，恐怕会在全世界引起化学战。所以，这需要中央下决心。
